莆田市图书馆

莆仙戏旧名“兴化戏”。1952年10月间，莆田县典型剧团代表兴化戏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第一届地方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不久，经莆田、仙游两县有关方面洽谈商议，经报福建省文化局批准，将兴化戏改名为莆仙戏。
  厥后，随着全国学术界对南戏历史的深入探究，莆仙戏这一剧种被中外方家公认为现存最古老的一个南戏支派，或谓“南戏遗响”，抑或誉称“宋元南戏活化石”。笔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退休之龄，从事莆仙戏编剧与学术研究工作近40年，以下就回忆所及，对新中国诞生后莆仙戏的改革与发掘、收集传统艺术遗产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改革更新服务新时代
  解放前夕，由于多种原因，莆仙城乡戏景日趋衰落，两县民间旧戏班陆续解散，班数暴减，最后总共只剩二十几个班；就是这些剩下的戏班，亦多行当不全，设备简陋，戏景不佳，难以维持。因此当时两县各界人士都在慨叹：兴化戏曲几濒绝境！
  50年代初期，时代虽经翻天覆地之变，然因中央关于戏曲改革的方针政策尚未公布，发展方向不明，故当时晋江专区辖下的莆仙两县的原有戏班多在观望、等待，不敢擅自恢复演出。1951年4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人、改制、改戏的具体目标和政策，从此，流传数百年而濒于灭绝的兴化戏曲，才似枯木逢春，获得了新的生机。当时莆仙两县文化主管部门，在省、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引导下，首先组织流散在民间的旧戏班的编导、音乐工作者和知名艺人，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进而各自以县为单位，分别成立“戏曲改进会”，全面主持本县戏曲团体的恢复和戏曲改革工作。不久，两县陆续恢复50多个戏班。其中莆田县有“新共和”“益华风”“赛凤凰”“新汉宫”“新传奇”“新移风”“赛天然”“新民风”“新华英”“世歌舞”“新梅英”“庆长春”等40多个班；仙游县有“新雅音”“新仙和”“建新”“新泉春”“新玉和”“庆升平”等10多个班（这些戏班，建国前大多在民间知名度较高）。各戏班恢复演出之后，在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引导和两县戏曲改进会推动下，积极移植、改编上演一大批来自老解放区的新剧目，如《林冲》《闯王进京》《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红娘子》《赤叶河》《九件衣》《血泪仇》等，给古老的兴化戏的舞合演出开拓了新路，注入了新鲜血液。本地编剧亦在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启发下，更新观念，努力学习并依据新的创作精神从古典小说中选取素材，编写新戏，供戏班日常演出（如莆田作者萧壮予从《水浒传》中取材，编写出大型故事剧《闹江州》《宋江杀惜》《皇帝与妓女》等），并在编写中刻意赋予各剧目以新的时代精神。这些戏演出后普遍受到观众欢迎和好评。
  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政策，是实行戏曲改革的总方针。“三改”首先是“改人”，亦即改造人的思想，清除戏曲艺人中尚存的封建腐朽恶习，改变和更新头脑中陈旧的传统戏曲意识与思想观念，改变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革命作风。“改人”工作做好了，才能使传统戏曲为新时代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初期，莆仙两县文化主管部门及党政有关部门在戏改中始终抓住“改人”不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广大旧艺人逐渐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取得了显著成绩。
  “改制”是改革戏曲团体组织管理机制和艺术生产制度。两县在贯彻执行“三改”政策之初，就着手大抓戏曲团体的改制工作。莆田县一马当先，于“三改”政策公布后不久，便举办第一期戏曲艺人学习班，抽选旧戏班的知名编导、演员和乐师等40多人，集中学习中央文艺方针和“三改”政策，并于1951年7月25日成立莆田县典型剧团（系集体所有制性质，1953年改称莆田县实验剧团），作为全县戏改试点。这是莆仙戏有史以来，第一个推翻封建旧班主制，实行艺人民主管理制度的新型艺术团体。翌年，仙游县亦组建了同样体制和性质的实验剧团，为全县戏曲团体全面改制的发轫。1952年8月间，晋江专区文化局举办全区戏曲艺术工作者学习班，莆仙两县各自选送部分艺人参加学习。至翌年秋季，莆仙戏演出团体沿行了几百年的封建班主制被全面废除，两县并先后组建了8个新型剧团。包括上述两个剧团在内，此时两县计有10个县级专业剧团，其中莆田县有实验、大众、前进（1961年改名“跃进”）、劳动、荔声、和平、人民7个剧团；仙游县有实验、鲤声、青年3个剧团。当时莆田县艺术力量较强的是上列的前4个剧团（后均一度改属地方国营性质），其前后台主要艺员均从全县各个旧戏班中遴选而来。仙游县的主要艺术人才则荟萃于鲤声剧团，该团自组建肇始，便是该县戏曲艺术的中心团体。这10个专业剧团，都由全团成员民主选举正、副团长，各团并都有党政组织部门的“派团干部”协助团长主持工作。随着“改制”的深入进行，各剧团都非常重视艺术生产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精选本团各个艺术门类的主要骨干人才，成立管理委员会（团委会），下设编导组、演员组、音乐组和舞美职员组等，集体管理，分工负责，并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按劳取酬原则。后来两县民间业余剧团亦普遍仿效专业剧团，建立了类似的新的组织管理机制。实行“改制”后，莆仙戏舞台原先凋零的景象一去不返，出现了新的繁荣。
  “改人”“改戏”“改制”是相辅相成、同步进行的。“三改”中，“改戏”（其中心主题是“推陈出新”）任务最为艰巨，工作量亦最大，其成绩之大小是“改人”“改制”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因为，“改人”“改制”最终都是为着在“改戏”上能够取得成绩，亦即为着加快剧种自身综合艺术的建设步伐，促进艺术生产取得丰硕成果。
  50年代初期改戏的开端，是大力净化舞台面貌与表演内涵，全面清除旧兴化戏中种种野蛮、恐怖、猥亵、迷信、下流等舞台丑恶现象，清除丑化、歪曲、侮辱劳动人民和与爱国主义不相容的舞台表演形式或内容，极力改造不合新时代的戏曲传统意识和习惯，将戏曲引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
  上述两县新型剧团肇建之时，正值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兴起之际，两县专业剧团编导和演职员，以高度的革命创作热情投入艺术生产，编演了一批时代感较强的现代剧，如《铲除北霸天》《彩虹万里》《保家卫国》《美国少爷兵》等，演出颇受观众欢迎，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50年代初，在改戏的同时，亦开始注意发掘、继承剧种的传统艺术，保存其作为“南戏遗响”的地方特色。1952年10月，莆田县典型剧团代表兴化戏剧种赴榕参加福建省第一届地方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关羽之死》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于在表演上生搬硬套京剧、闽剧的手法，受到大会与方家们的严肃批评。于是，著名表导演黄文狄、黄宝珍等人，赶排出兴化戏传统剧目《千里送京娘》，在大会作内部观摩演出，古朴典雅而又颇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得到与会方家的赞扬。兴化戏在此次会演中的“转败为胜”使后来莆仙戏挖掘继承剧种传统艺术和推陈出新有了明确的方向，同时也成为本剧种逐渐为全国戏曲界所广泛瞩目的一个起点。
  回顾亲身参与的“三改”经历，笔者深感：虽然，改人、改制因时代的不同需求而有所变异，但作为“三改”成果标志的改戏工程，不仅建国至今几乎从未因时势的变迁而告停，而且在传统艺术家底极其雄厚的莆仙戏剧种中，可能亦将永远没有止境。
  二、古为今用 剧目建设谱新篇
  新中国诞生后的很长时期里，发掘、抢救莆仙戏传统艺术遗产，也是莆仙两县改戏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莆仙戏具有宋元南戏遗响的古老性质，而且传统遗产极为丰厚，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省、地文化局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两县文化主管部门把专业剧团改戏工作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掘、抢救、收集传统戏曲艺术遗产；二是开放传统剧本，大力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以供剧团上演，从中择优加工提高，参加各级会演、评奖。为了做好这两项工作，莆田县于1954年11月成立与专业剧团平级的县编剧小组，先后挑选郑秀川、朱国福和笔者等12人（老、中、青均有）为专业编剧。翌年初夏，仙游县亦成立同样性质的编剧小组，编剧人员有陈仁鉴、柯如宽等5人。两县编剧人员的职责是：共同负责征集传统剧目和剧本，分别承担本县各专业剧团上演和参加会演剧本的编写任务。
  （一）发掘、抢救、收集传统遗产
  传统遗产包括传统剧目、剧本和表演、音乐、舞美等各门类艺术的遗产。
  先说传统剧目与剧本。据统计，以两县先后肇建编剧小组为始，截至1961年底，共计发掘、征集、记录传统剧目5200多个，1962年经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刘念兹研究员为首，由省、地、县各级专业人员组成的“莆仙戏传统遗产调查组”查对，这些剧目中，与今知古南戏名目相同或剧情类似的有81个，如《赵贞女》《小孙屠》《王子高》《王仙客》《刘文龙》等。同时期内，还收集有两县历代旧戏班的手抄演出剧本8000多本，经调查组逐一查对，这些剧本中，仍存有宋至明初南戏古本主要情节的55本，如《王魁》《张协状元》《陈光蕊》《郭华》《王祥行孝》及“五大传奇”等。1962年初冬，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来闽视察工作，笔者奉命陪侍郭老参观莆田县传统剧本储藏室，郭老非常高兴而又激动地说：“哟，这么多的古旧剧本，简直可以称为一座传统戏曲艺术库藏，恐怕全国再没有一个剧种有这么多的传统遗产！”郭老的话没有过奖，后来中外学者甚而公认：莆仙戏保存南戏和古旧传统剧目、剧本之多，不仅居中国戏曲剧种之冠，同时也是全世界戏剧之最。
  在收集传统剧目和剧本的同时，还收集到大量的传统唱腔曲牌。莆仙戏传统曲牌之多，历代有“大题三百六，小题七百二”之俗称。所谓“大题”，是腔多字少的多乐段抒情曲牌，“小题”则是字多腔少的叙事曲牌。然而当时收集到的莆仙戏大小传统曲牌（包括正体、变体）计1100余支，超过俗称大小题数目之和。经当年调查组查对，其中与唐宋大曲名目相同或相关的曲牌（如【梁州序】【降黄龙】【八声甘州】等）有20多支。收集到手的，还有保存着宋词、唱赚的古南戏稀有曲牌，以及源于佛、道等的地方民间宗教音乐曲牌与源于“里巷歌谣”的曲牌。此外，犹有一部分曲牌，其曲文体式、曲趣与旋律节奏都较为独特，却不知其所出之源。这些各有所源或不详其源的曲牌中，有相当一部分久已不用，濒于失传，至50年代才被挖掘抢救出来，重新记谱，恢复唱用。
  1952年莆仙戏剧种定名之后，两县即各自召集名老艺人，着手挖掘传统表演艺术。1954年秋，两县抽调部分著名艺人就此问题集中研讨，艺人们认为（亦为方家公认）：莆仙戏表演艺术古朴、细腻、优美，蕴含着浓厚的传统审美意识，其地方色彩、剧种性格非常鲜明，在中国戏曲艺术长廊中，堪称独具一格。演员的基本功集中在脚、手、肩三个部分，并要求身、腰、头相应配合，身段、台步、手势等都有特殊程式；既有统一的表演科范，又按脚色细分，所有动作均有严格规范。为继承优秀的传统表演艺术，两县文化主管部门都非常重视培养莆仙戏接班人，各自办起戏曲艺术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艺人。1959年，著名的莆仙戏艺术教育家黄文狄先生，为了适应艺术教育的需要，组织莆田县艺校教师及社会上部分名老艺人，从莆仙戏各行当千姿百态的表演艺术动作中，遴选出最基本和最精华的部分加以记述，选出的每一个表演动作，都由该行当的名艺人为“模特儿”，并请本地两位画家依样写生绘图，绘下其各自独特优美的姿态，图旁并附有文字说明。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领导重视和支持下，黄文狄等人历时3年，终于1961年编著成《莆仙戏传统科介》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全书约18万字，附图813帧，文前有京剧大师梅兰芳阅读初稿后给黄文狄的一封信，赞扬该书“记述精详，附有各种图解，尤能说明传统技术特点”，并题诗一首云：“莆仙科介，传统芬芳。有图有解，新见发扬。斯编荟萃，生旦净丑。形态不同，风神富有。后生苦学，高峰能到。党培养下，勿忘创造。”该书为莆仙戏表演教学的一部系统教材。出版发行之时，正值福建省文化局在莆田县召开全省发掘整理传统戏曲艺术现场会议，黄文狄在会上就该书作了介绍。《莆仙戏传统科介》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莆仙戏剧种发掘、征集传统戏曲艺术遗产的工作，已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
  （二）坚持剧目建设，大力整理改编传统剧目
  在戏改中，两县长期将剧目建设列为改戏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整理改编传统戏，又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创作演出现代剧。这里主要记述传统戏整理改编的概况。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文革”前，各级文化主管部门领导一直号召两县剧作者，从收集和开放演出的传统剧本中，精选思想主题和人物、剧情均较可取的剧目，进行整理改编，提供各专业剧团平时上演，进而从上演的剧目中选取优秀剧作，经修改加工，使其成为精品，参加自下而上的各级会演，争取获奖及至晋京献演。但在这项工作上，两县的有关同志曾走过一段弯路。
  戏曲改革广泛开展起来后不久，大江南北不少剧种在改戏方面就已取得很多成果，全国性的及地方所办的各种戏剧刊物不时发表各地新作。在此情况下，莆仙戏剧作者与各个演出团体，一度好赶时髦，争先恐后地移植演出其他剧种改编的新作或其流传民间的传统原本，相反，对本剧种洋洋大观的传统古本漠然视之，将其束之高阁。对此，时任省文化局局长的陈虹同志，曾多次提出严厉批评。在一次于莆田县召开的莆仙两县文艺工作者大会上，他严肃而诙谐地说：“就传统戏曲剧目的数量说，莆仙戏是地球上所有剧种的第一富翁，你们不积极整理改编自己的传统剧目上演，以便优选加工提高参加会演，而去移植翻编外剧种的戏，这岂不是捧着金碗去当乞丐？”陈局长的话，促使戏剧工作者及时纠正在改戏上的偏差，而且对莆仙戏传统优秀剧目的挖掘与推陈出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56年，著名戏曲作家陈仁鉴先生将莆仙戏传统剧《施天文》（又名《三天媳妇害婆婆》）改编成《团圆之后》，由仙游县鲤声剧团首演，引起全省文艺界的重视。与此同时，莆田县老剧作家祁宗灯先生将传统剧目《刘唐卖江山》改编成《三打王英》，由莆田县大众剧团演出，受到观众好评。厥后此两剧的剧本几经修改，并于排练中精心提高、完善表演艺术，1959年由福建省文化局确定为国庆十周年晋京献礼剧目，开莆仙戏有史以来晋京献演之先河。1960年，《团》剧还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艺术片。必须特别提及的是，《团》剧改编与演出的成功，不但在当时全国戏剧界和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受到文学、史学和哲学界人士的重视，被誉为“不可多得的伟大悲剧”。该剧的编演成功，标志着莆仙戏的推陈出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成功经验说明：剧作家在改编传统戏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诚然重要，但首先应把传统剧目当成是古代人民生活的记录来看待，必须予古人以重新发现和再认识，由此出发，大胆地改革主题，改变人物关系，深入剖析人物内心世界和揭示其内在的性格冲突，并重新构思情节，在批判、继承与创新中达到“化腐朽为神奇，变砂砾为黄金”的目的。
  继《团》剧之后，陈仁鉴又与柯如宽、江幼宋合作，把传统剧目《邹雷霆》改编为《春草闯堂》1962年，《春》剧到省演出，“文革”后重新排演，1979年赴京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除上述剧目，1956年祁宗灯将传统剧目《丁花春》改编为《状元与乞丐》，由莆田县大众剧团首演，“文革”后经姚清水参与修改，1982年应邀赴京汇报演出。至此，莆仙戏先后五次晋京献演，前三次所演为改编最成功的优秀传统剧目，后两次乃新编历史剧。据统计，50年代以来，莆田、仙游两县编剧人员先后整理改编传统戏1000多本供各剧团上演，除上述各剧外，改编比较成功的还有《嵩口司》《朱弁回朝》《靖边记》《敬德画像》《假元宝》《阿遛过臼杵关》《雨亭记》等10多个剧目，它们或在各级会演中得奖，或在刊物上发表，被方家赞为珍品。
  笔者以数十年从事编剧与戏史研究工作之亲历，深感莆仙戏为古南戏遗存这一历史渊源之被发现，传统遗产之全面挖掘、继承与发扬光大，优秀传统剧目之不断被改编成为珍品，这一切都得益于、归功于“三改”政策和长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以上所述即为历史的明证。
  [选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春华秋实录——福建文化史料（1949—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