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从《天妃显圣录》看中华传统价值观
内容
《天妃显圣录》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成为史学界研究妈祖文化的重要资料。该书不但选辑了自妈祖传说产生以后共五十七则涉及各个方面的灵验故事，而且先后有七名地位显赫、才学卓著的名人林尧俞、林兰友、黄起有、林嵋、林麟焻、丘人龙、林有胜为之作序。康熙二十年（1681）重刊时，丘人龙作的序言中说： “乃自天妃降世，海若为之效灵，河伯为之助顺。异香一闻，则怒涛不能灾；宝光一现，则狂飙不能害。且不特此也，水旱不时，祷之则风雨和调；萑符窃发，祷之则井里敉宁；疠疫为殃，祷之则俗跻仁寿；邪魔为祟，祷之则人迪吉康；国有师旅，助战而王师奏凯；郡有凶荒，拯饥而民困咸苏。天妃之有功于国、有德于民如此，可以使四海有安澜之庆，可以使万世有清晏之休，可以辅帝王之所不及，可以补天地之所不足。天妃之功用不更大哉！ ”品读丘人龙这篇发自内心、感人肺腑的序文，再领悟书中记述的天妃灵异故事，笔者不由觉得，从流传久远的妈祖灵验传奇故事中，可窥视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道德价值观。
一、奋勇杀敌守土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之魂。在浩瀚的典籍史料中，处处闪耀着先圣先贤先哲的爱国情怀。这方面，《天妃显圣录》的记载同样十分突出。《紫金山助战》记述了南宋时北方割据政权金人兵犯八叠滩，宋将毕再遇领兵御敌时，妈祖“现灵云端”，初战花旗黡，再战紫金山，三战合肥，接连大败金兵，捷报上达朝廷，宁宗皇帝为之“加封显卫，以答神庥”。《助战破蛮》记载了妈祖在明永乐年间显灵助战钦差都指挥张翥打败倭寇侵犯浙江定海的事迹。康熙二十一年十月，靖海侯施琅受命出师平定台湾，驻军平海，因缺乏饮用水，妈祖显圣让一海边小井清泉涌流不息，解了部队的水荒之苦。施琅军队出海攻台经过乌丘海面遇大风，妈祖又显圣引导船队进入湄洲澳避风。当施琅兵临澎湖之时，妈祖托梦给左营千总刘春告其此役必胜，最终按时攻克澎湖，平定台湾。这几个涉及军事行动的故事，紫金山助战属抗击外族入侵，助战破蛮是抗倭保境安民，助施琅平定台湾乃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辑录者通过妈祖显灵助战形式，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
二、不畏艰险、科学探索的人定胜天精神《天妃显圣录》中有大量充满科学幻想的传奇故事，以妈祖显灵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在生产力发展进步过程中，了解自然，掌握自然规律，驾驭和改造自然的愿望。《菜甲天成》是一个海岛上种植油菜的故事，事虽小，却表达了人类希望改变环境、造福民生的创造能力。《机上救亲》说的是妈祖父兄出海打鱼，妈祖在家里织布就知道海上有风暴，于是“神游”而出，到事发地点相救，这分明是大胆的科学幻想，当时的织布机就妙现在连接卫星的电脑，可全程监控台风。至于人们耳熟能详的《挂席泛槎》《铁马渡江》《奉旨锁龙》《梦示阵指挥》《祷神起碇》等，则突出我国在海洋文化发展过程中，从早期束手无策、被动无为的状态，到努力观察和熟悉海洋，逐步解开大海神秘面纱，从而不断掌握和丰富海洋知识，发展航海技术，海洋气象以及掌握海洋经济、海上交通、海上救援等科学知识的巨大进步。
人定胜天，是关于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古老哲学命题，《逸周书·文传》： “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的“人务胜乎天”，都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利用和掌握自然规律，用以改造自然，改变人类自身命运。伍子胥的“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则侧重于人与天相互作用。在正确掌握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辩证关系的前提下，人定胜天是个积极的命题，特别在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人类通过艰苦努力和顽强拼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当然，如果把人定胜天的作用无限夸大，走向违背客观规律，逆“天”而行，肆意妄为，破坏自然环境，掠夺自然资源，那就要受到“天”即自然的惩罚了。
三、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的以人为本精神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是以皇帝为绝对权威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无戏言”，“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皇权是不容挑战的游戏规则。但在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中关于民本民生的观念也是十分突出的，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更深刻认识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种以帝王为国之标志，以臣民为国之根基的思想，对于延续国脉、稳定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这方面，经过多位饱学之士选编的《天妃显圣录》有诸多的记述。《祷雨济民》《瓯闽救潦》讲的是一方遭受水旱灾害之时，妈祖出手相助化解灾情；《钱塘助堤》《怒涛济溺》《神助漕运》分别记载了宋代修筑钱塘江堤坝、元代经海道南粮北调等国计民生行为受到妈祖神助的生动事例；而《拯兴泉饥》是从另一个角度，写在莆田、泉州一带因旱出现粮荒束手无策的关头，妈祖从海上调集广东客商往浙江售米的粮船靠岸卖粮，既解决了当地群众饥饿之苦，又帮了外地粮船获利之便，是一个典型的互利共赢的海上贸易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显灵事件，在民间流传久远，首先表达了妈祖爱民庇民的神迹，也表达了文人雅士的亲民情怀。在这些显灵事件之后，几乎都有相关官员奏报朝廷，也都能得到朝廷各种形式的褒封赏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开明帝王同样把民生民本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
四、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扶危济困，扶弱济贫”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侠义行为，历来是社会极力提倡和讴歌的壮举，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种正能量的理念，在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妈祖生前，她故乡附近的“门夹”（即现在的文甲），有商船“渡此遭风，舟冲礁侵水，舟人哀号求救”，“妃乃掷草数根，化成大杉，排驾至前。舟因大木相附，得不沉”。这种眼见舟船遇险，在恶浪滔天之际，作为一个少女，能够挺身而出，援手相救，其精神是何等伟大。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疾病是威胁人民群众的一大祸害，每当流行病发生，经常是整村整户抛尸荒郊。妈祖治病防疫造福民众的事迹，在书中记载得尤为突出。《灵符回生》说的是莆田县尹合家病笃，妈祖念其“素称仁慈”，就用中药菖蒲及符咒，使之病体痊愈。特别是莆田郊区的白湖发生瘟病，来势凶猛，妈祖便托梦于乡亲，指点在“去湖丈许”挖井，获得清泉，解了大疫之患，群众称之为“圣泉”，为此，宋孝宗诏封妈祖为“灵慧夫人”。
书中记述妈祖见义勇为是无私无畏的，如在高里乡一带有阴怪小木精作祟，“含沙侵染百病”，群众不堪其害，妈祖不但以符咒化解病疫，还以法力镇压使妖鬼现出原形。同样，宋宁宗庆元年间，有大奚寇作乱祸害百姓，朝廷派福建舟师前往征讨，但寇焰嚣张，难以取胜。此时，妈祖应祷而来，“神光赫濯显现”，使“渠首就擒，余凶或溺或溃，扫荡无遗”，打了一个漂亮仗，保一方平安。
五、抑恶扬善、赏罚严明的公正执法精神善恶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基本概念，“心存善念，广结善缘”是提倡为善的价值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是树立是非分明的价值观，“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是从正面教化百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从因果报应角度劝导人们积德行善。人们的善恶观念，引申到社会管理层面，就是德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
妈祖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又是宗教文化的精华，编纂《天妃显圣录》的先贤对此自然心有灵犀，在该书中收录了大量以德教化以法惩治的生动例子。以德教化的突出例子是《降伏二神》，即西北方金水之精“顺风耳”和“千里眼”为祸一方，妈祖与其多次斗法，最终将其感化收为帐下守护神，现在所有妈祖宫庙门口或廊下均有此二将站立听候妈祖指令。类似例子还有收服晏公、嘉应和嘉佑。以法严惩的例子为《火烧陈长五》，在宋理宗时，海盗陈长五兄弟“去来于兴、泉、漳之间，杀掠逞凶，家无安堵，三郡大困”，“越八月，贼三舟入湄岛，将屠掠蓼、禧”，海盗猖狂劫掠湄洲岛和对岸的吉了、莆禧，妈祖毫不手软地加以严惩，助宪使王镕“挥兵急击，贼奔溃，先擒长五。郭敬叔等率兵追至莆禧，擒长六。长七乘潮退遁，复追至福清，并俘之，磔于市”。三个恶棍兄弟悉数被歼灭。类似的例子还有助擒周六四。
妈祖不仅对为害百姓的山贼海盗妖魔视其情节和认罪程度分别给予严惩和改造，还对在朝为官的奸佞之流决不放过。在《托梦除奸》中，说到明嘉靖年间，奸宦严嵩当权，残害忠良，有一批正义之士准备上本弹劾，莆田籍御史林润想附本又怕参不倒反受其害，正在犹豫间，妈祖托梦说： “权奸蠹国，公报主忠诚，必俞所奏，当不负厥耿直。”最后果然告倒了严嵩。为此，林润特意在涵江东卓地面盖了一座妈祖庙。
六、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精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发展史，又是一部和平外交史。我国当前倡导的和平发展主题，是与长期奉行的传统政策一脉相承的。妈祖能成为和平女神，是因为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推行和平外交理念，与邻为友，以邻为善，坚持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相处。这方面，《天妃显圣录》提供了大量有力的证据。在妈祖诞生以来的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妈祖在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海上保护神作用。最早的例子是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给事中路允迪奉命出使高丽，途中遭遇风暴，船队八条船沉没七条，只剩路钦差舟船尚在危急之中，突然“见一神女现桅杆，朱衣端坐。公叩头求庇。仓皇间风波骤息，舟籍以安”。路允迪感动不已，从内心发出感慨： “神姑呼吸可通，此日是再生之赐也。”他回朝复命，奉旨赐“顺济”庙额。这是妈祖获得的第一个朝廷封号。
明代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开启了我国和平外交的鼎盛时代，妈祖海上保护神的作用，更加突出而广为传播。除郑和外，永乐十九年（1421）钦差内使张源出使葛刺国，洪熙元年（1425）钦差内官柴山出使琉球，一批又一批出洋的外交使臣都得到妈祖的庇护。宣德五年（1430）钦差太监杨洪统领大小船只三十艘装载钱币赏赐阿丹、暹罗、爪哇、满刺加、苏门达腊、木骨都束、卜刺哇、竹步八国，途中一巨鳌浮现如大屿，众人欲上去休息，幸得妈祖显灵指点迷津，方得无虞。
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4），有汪、林二位官员奉旨前往琉球册封，返回途中遇台风袭击，船只倾斜，绳断桅裂，险些散了架，最终获妈祖救护而化险为夷。为此，朝廷特赐妈祖春秋谕祭。
《天妃显圣录》于明万历末完稿，天启年间林尧俞作序交湄洲祖庙僧照乘保存，清初林兰友、林湄、黄起有续序，至康熙二十年（1681）丘人龙重编付梓，再到雍正三年（1725） 由三山会馆重刊，附序七篇，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书以显圣面目出现于世，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既为妈祖树碑立传，也为社会教化引导，用心之良苦，笔法之巧妙，文德之高尚，使人仿佛看到中国古代知识精英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传播正能量的精神，真值得当今文人们深思和仿效。
（发表于《中华妈祖》2015年12月总第63期）
一、奋勇杀敌守土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之魂。在浩瀚的典籍史料中，处处闪耀着先圣先贤先哲的爱国情怀。这方面，《天妃显圣录》的记载同样十分突出。《紫金山助战》记述了南宋时北方割据政权金人兵犯八叠滩，宋将毕再遇领兵御敌时，妈祖“现灵云端”，初战花旗黡，再战紫金山，三战合肥，接连大败金兵，捷报上达朝廷，宁宗皇帝为之“加封显卫，以答神庥”。《助战破蛮》记载了妈祖在明永乐年间显灵助战钦差都指挥张翥打败倭寇侵犯浙江定海的事迹。康熙二十一年十月，靖海侯施琅受命出师平定台湾，驻军平海，因缺乏饮用水，妈祖显圣让一海边小井清泉涌流不息，解了部队的水荒之苦。施琅军队出海攻台经过乌丘海面遇大风，妈祖又显圣引导船队进入湄洲澳避风。当施琅兵临澎湖之时，妈祖托梦给左营千总刘春告其此役必胜，最终按时攻克澎湖，平定台湾。这几个涉及军事行动的故事，紫金山助战属抗击外族入侵，助战破蛮是抗倭保境安民，助施琅平定台湾乃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辑录者通过妈祖显灵助战形式，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
二、不畏艰险、科学探索的人定胜天精神《天妃显圣录》中有大量充满科学幻想的传奇故事，以妈祖显灵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在生产力发展进步过程中，了解自然，掌握自然规律，驾驭和改造自然的愿望。《菜甲天成》是一个海岛上种植油菜的故事，事虽小，却表达了人类希望改变环境、造福民生的创造能力。《机上救亲》说的是妈祖父兄出海打鱼，妈祖在家里织布就知道海上有风暴，于是“神游”而出，到事发地点相救，这分明是大胆的科学幻想，当时的织布机就妙现在连接卫星的电脑，可全程监控台风。至于人们耳熟能详的《挂席泛槎》《铁马渡江》《奉旨锁龙》《梦示阵指挥》《祷神起碇》等，则突出我国在海洋文化发展过程中，从早期束手无策、被动无为的状态，到努力观察和熟悉海洋，逐步解开大海神秘面纱，从而不断掌握和丰富海洋知识，发展航海技术，海洋气象以及掌握海洋经济、海上交通、海上救援等科学知识的巨大进步。
人定胜天，是关于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古老哲学命题，《逸周书·文传》： “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的“人务胜乎天”，都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利用和掌握自然规律，用以改造自然，改变人类自身命运。伍子胥的“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则侧重于人与天相互作用。在正确掌握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辩证关系的前提下，人定胜天是个积极的命题，特别在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人类通过艰苦努力和顽强拼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当然，如果把人定胜天的作用无限夸大，走向违背客观规律，逆“天”而行，肆意妄为，破坏自然环境，掠夺自然资源，那就要受到“天”即自然的惩罚了。
三、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的以人为本精神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是以皇帝为绝对权威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无戏言”，“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皇权是不容挑战的游戏规则。但在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中关于民本民生的观念也是十分突出的，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更深刻认识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种以帝王为国之标志，以臣民为国之根基的思想，对于延续国脉、稳定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这方面，经过多位饱学之士选编的《天妃显圣录》有诸多的记述。《祷雨济民》《瓯闽救潦》讲的是一方遭受水旱灾害之时，妈祖出手相助化解灾情；《钱塘助堤》《怒涛济溺》《神助漕运》分别记载了宋代修筑钱塘江堤坝、元代经海道南粮北调等国计民生行为受到妈祖神助的生动事例；而《拯兴泉饥》是从另一个角度，写在莆田、泉州一带因旱出现粮荒束手无策的关头，妈祖从海上调集广东客商往浙江售米的粮船靠岸卖粮，既解决了当地群众饥饿之苦，又帮了外地粮船获利之便，是一个典型的互利共赢的海上贸易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显灵事件，在民间流传久远，首先表达了妈祖爱民庇民的神迹，也表达了文人雅士的亲民情怀。在这些显灵事件之后，几乎都有相关官员奏报朝廷，也都能得到朝廷各种形式的褒封赏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开明帝王同样把民生民本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
四、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扶危济困，扶弱济贫”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侠义行为，历来是社会极力提倡和讴歌的壮举，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种正能量的理念，在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妈祖生前，她故乡附近的“门夹”（即现在的文甲），有商船“渡此遭风，舟冲礁侵水，舟人哀号求救”，“妃乃掷草数根，化成大杉，排驾至前。舟因大木相附，得不沉”。这种眼见舟船遇险，在恶浪滔天之际，作为一个少女，能够挺身而出，援手相救，其精神是何等伟大。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疾病是威胁人民群众的一大祸害，每当流行病发生，经常是整村整户抛尸荒郊。妈祖治病防疫造福民众的事迹，在书中记载得尤为突出。《灵符回生》说的是莆田县尹合家病笃，妈祖念其“素称仁慈”，就用中药菖蒲及符咒，使之病体痊愈。特别是莆田郊区的白湖发生瘟病，来势凶猛，妈祖便托梦于乡亲，指点在“去湖丈许”挖井，获得清泉，解了大疫之患，群众称之为“圣泉”，为此，宋孝宗诏封妈祖为“灵慧夫人”。
书中记述妈祖见义勇为是无私无畏的，如在高里乡一带有阴怪小木精作祟，“含沙侵染百病”，群众不堪其害，妈祖不但以符咒化解病疫，还以法力镇压使妖鬼现出原形。同样，宋宁宗庆元年间，有大奚寇作乱祸害百姓，朝廷派福建舟师前往征讨，但寇焰嚣张，难以取胜。此时，妈祖应祷而来，“神光赫濯显现”，使“渠首就擒，余凶或溺或溃，扫荡无遗”，打了一个漂亮仗，保一方平安。
五、抑恶扬善、赏罚严明的公正执法精神善恶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基本概念，“心存善念，广结善缘”是提倡为善的价值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是树立是非分明的价值观，“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是从正面教化百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从因果报应角度劝导人们积德行善。人们的善恶观念，引申到社会管理层面，就是德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
妈祖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又是宗教文化的精华，编纂《天妃显圣录》的先贤对此自然心有灵犀，在该书中收录了大量以德教化以法惩治的生动例子。以德教化的突出例子是《降伏二神》，即西北方金水之精“顺风耳”和“千里眼”为祸一方，妈祖与其多次斗法，最终将其感化收为帐下守护神，现在所有妈祖宫庙门口或廊下均有此二将站立听候妈祖指令。类似例子还有收服晏公、嘉应和嘉佑。以法严惩的例子为《火烧陈长五》，在宋理宗时，海盗陈长五兄弟“去来于兴、泉、漳之间，杀掠逞凶，家无安堵，三郡大困”，“越八月，贼三舟入湄岛，将屠掠蓼、禧”，海盗猖狂劫掠湄洲岛和对岸的吉了、莆禧，妈祖毫不手软地加以严惩，助宪使王镕“挥兵急击，贼奔溃，先擒长五。郭敬叔等率兵追至莆禧，擒长六。长七乘潮退遁，复追至福清，并俘之，磔于市”。三个恶棍兄弟悉数被歼灭。类似的例子还有助擒周六四。
妈祖不仅对为害百姓的山贼海盗妖魔视其情节和认罪程度分别给予严惩和改造，还对在朝为官的奸佞之流决不放过。在《托梦除奸》中，说到明嘉靖年间，奸宦严嵩当权，残害忠良，有一批正义之士准备上本弹劾，莆田籍御史林润想附本又怕参不倒反受其害，正在犹豫间，妈祖托梦说： “权奸蠹国，公报主忠诚，必俞所奏，当不负厥耿直。”最后果然告倒了严嵩。为此，林润特意在涵江东卓地面盖了一座妈祖庙。
六、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精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发展史，又是一部和平外交史。我国当前倡导的和平发展主题，是与长期奉行的传统政策一脉相承的。妈祖能成为和平女神，是因为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推行和平外交理念，与邻为友，以邻为善，坚持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相处。这方面，《天妃显圣录》提供了大量有力的证据。在妈祖诞生以来的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妈祖在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海上保护神作用。最早的例子是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给事中路允迪奉命出使高丽，途中遭遇风暴，船队八条船沉没七条，只剩路钦差舟船尚在危急之中，突然“见一神女现桅杆，朱衣端坐。公叩头求庇。仓皇间风波骤息，舟籍以安”。路允迪感动不已，从内心发出感慨： “神姑呼吸可通，此日是再生之赐也。”他回朝复命，奉旨赐“顺济”庙额。这是妈祖获得的第一个朝廷封号。
明代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开启了我国和平外交的鼎盛时代，妈祖海上保护神的作用，更加突出而广为传播。除郑和外，永乐十九年（1421）钦差内使张源出使葛刺国，洪熙元年（1425）钦差内官柴山出使琉球，一批又一批出洋的外交使臣都得到妈祖的庇护。宣德五年（1430）钦差太监杨洪统领大小船只三十艘装载钱币赏赐阿丹、暹罗、爪哇、满刺加、苏门达腊、木骨都束、卜刺哇、竹步八国，途中一巨鳌浮现如大屿，众人欲上去休息，幸得妈祖显灵指点迷津，方得无虞。
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4），有汪、林二位官员奉旨前往琉球册封，返回途中遇台风袭击，船只倾斜，绳断桅裂，险些散了架，最终获妈祖救护而化险为夷。为此，朝廷特赐妈祖春秋谕祭。
《天妃显圣录》于明万历末完稿，天启年间林尧俞作序交湄洲祖庙僧照乘保存，清初林兰友、林湄、黄起有续序，至康熙二十年（1681）丘人龙重编付梓，再到雍正三年（1725） 由三山会馆重刊，附序七篇，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书以显圣面目出现于世，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既为妈祖树碑立传，也为社会教化引导，用心之良苦，笔法之巧妙，文德之高尚，使人仿佛看到中国古代知识精英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传播正能量的精神，真值得当今文人们深思和仿效。
（发表于《中华妈祖》2015年12月总第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