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明代中叶，在中国南方的福建莆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民间宗教—三一教。三一教与罗教、黄天教、江南斋教等教派有很大不同，后者多为佛教、道教的流衍或异端形式的教团，教主多为下层文化水准较低的宗教家。三一教则不然，它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团社演化而成的宗教组织，其开创时期教团的领导或骨干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三一教主林兆恩更出身于闽中世代为官的大族，本人是一个贯通儒、释、道的大学问家，一生著述极富。只是到了林兆恩的晚年，由于庞大的势力所拥戴，走上了宗教教主的宝座，被世人顶礼膜拜。
  三一教的前身—以倡三教合一为宗旨的学术团社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已经倡立，三一教则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形成，迄今已历四个多世纪，兴盛不衰。其教势遍布闽中，曾蔓传江、浙、皖、楚、直，乃至北京，后又传至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各国。今天的日本、欧美诸国亦有少量信仰者。
  一、林兆恩与三一教的倡立
  林兆恩是明代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是隋唐以来三教合一思潮的集大成者，也是对数以万计的三一教徒起着支配作用的宗教家。直到现代，这种影响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三一教团中发挥作用。而要研究林兆恩，就不能不涉及其家世、生平、著述，及三一教的倡立。
  从林兆恩逝世的第二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的五十六年间，他的门徒不断地为他编写年谱、行实、纪略，其种类之多，同时代的学者罕与其匹。据《林子本行实录·书后》记载：当日及门高弟举其师之动作，悉能特别注意耳有所闻，目有所见，无不各自记录，编订成书。由其弟孟鸣先生所成者为《林子年谱》（书存）。由翁曜先生所成者亦为《林子年谱》（书亡）。由慧虚朱先生所成者为《三教先生年谱》（书存）。由贞明先生所成者为《丁戊本纪》（书存）。由洪都张先生所成者为《林子本行纪略》（书亡）。由泉南黄大本所成者为《林子纪闻》（书亡）。由宁化黄夔轩所成者为《豫章真师纪》（书亡）。其间所见异事，所闻异词，记载各殊，详略不一。
  仅《林子本行实录·书后》记载的关于林兆恩的各类年谱、行实等就多达七种，加上《林子本行实录》一书，共计八种。其中佚亡者四种。上面引文中，张洪都之《林子本行纪略》也被认为亡失，是不确实的。其文载于明崇祯四年（1631）本《林子全集》中，本名《林子行实》。
  我们掌握的史料共计三部：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张洪都撰写的《林子行实》。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林兆珂撰写的《林子年谱》。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卢文辉撰写，清顺治十二年（1655）董史修改的《林子本行实录》。
  此外，黄宗羲之《南雷文定》载有《林三教传》，谢肇涮《五杂俎》、管志道《觉迷蠡测》、何乔远《名山藏》《闽书》、谈迁《枣林杂俎》、郑王臣《莆风清籁集》，以及《国朝献征录》《全闽明诗传》《明名人传》《明史》《福建通志》《兴化府志》《兴化府莆田县志》等，都载有关于林兆恩家世、生平的零星记载。
  从明末清初的诸类史料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林兆恩的评价很不一致。他的弟子们是怀着宗教徒崇拜的心在为他作传的，负有一种使命感，因而推崇备至，甚至把他抬到高于孔老释迦的地位。在《林子行实》中，他的弟子张洪都说：“洪都尝闻儒教则有孔子家语，道教则有老君显化，释教则有释氏源流。是皆所以纪圣人之行状也。今吾师三教先生以一人之身，荷三家之重，任上下八十二年间，……躬行实践，一动一静，莫非至理；一语一默，悉皆神机”。
  在进士出身的林兆珂编的《林子年谱》序中，林兆恩的弟子郭乔泰说：“昔司马氏作《史记》，仿春秋为编年纪事，而世家十七，即列孔子于齐鲁晋卫吴越魏韩之后。彼以其爵。此以吾道，则素王，固万古之大事也。……吾师独窥无始畼玄风，汇儒道释为三房子孙，联古今一家命脉，以正纲常，禀于中一”。无论《林子行实》还是《林子年谱》都是把林兆恩当作神来看待的。
  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怎样评价林兆恩的呢？著名学术领袖邹元标（字南皋）认为林兆恩的学术很正，“是有体有用之学，在世出世之津梁也”。被明末东南数省读书人称为宗师的耿定向在给皇帝的《广贤路端士趋以弘圣治疏》中举荐林兆恩、管志道等九人，认为他们“或具邃学纯履，或负奇气疏才，是皆羽翩之类，固非徒腹背之毛也”。十分器重林兆恩等人。林兆恩晚年，学者袁崇道、肖云举、王图、吴应宾、吴用先、汪可受等多人都师视之，推崇备至。一时间“江以南，方内外之士群然北面而师之”。与此同时，指斥林兆恩的学者也为数不少。福建文人谢肇涮在《五杂俎》中说：
  今天下有一种吃素事魔及白莲教等人，皆五斗米贼之遗法也，处处有之，惑众不已。遂成祸乱。如宋方腊，元红巾等贼，皆起于此。近时如唐赛儿、王臣、许道师，皆其遗孽。而吾闽中又有三教之术，盖起于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疗病，因稍有验，其徒从者云集，转相传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众。兆恩死后，所在设讲堂香火，朔望聚会，其后又加以符箓醮章，祛邪捉鬼，盖亦黄巾、白莲之属矣。
  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气，能文章，博极群书。倭奴陷莆后，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无主尸以万计，名遂大噪。其后著三教会编，授徒讲学，颇流入邪说而不自知。……余十三四时，见三教书，心甚不然，著论以辟之，今亦不复记忆。及既长，入闽，观其行事，益自负前言之不妄也。
  谢肇涮的这段议论有两个内容，一是指林兆恩三教合一说为邪说，二是指三一教为“邪教”。
  清康熙八年（1669），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所作《林三教传》中说：林兆恩“从二氏游，得其大旨，遂倡为合一之说。挽二氏以归儒而婚娶之，率吾儒以宗孔而性命之。以坐禅之病释也，运气之病道也，支离之病儒也，为非说之”。“兆恩之教，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然观其所得，结丹出神，则于道家之旁门为庶几焉。”黄宗羲认为，林兆恩是个行事并不苟且的人，但他想在周敦颐和二程之后，立一门新的学说，必然导致非驴非马的局面。
  至于朱彝尊则从封建正统观念的角度完全否定了林兆恩。他在《静志居诗话》中收录了林七绝一首，在旁注云：“林谷子，李卓吾，闽中二异端也。”
  明末清初是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各类思想家风起云涌，从不同角度探索着封建社会的出路，用各种哲学思想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主张开道。因此自然会对林兆恩作出如此分歧的评价。上述评价是否确当姑勿论，至少说明林兆恩受到那一时代思想界的重视。清代雍、乾而后，专制统治更加酷烈，在康熙时代就被定为官学的程朱理学成为知识分子的统一思想。林兆恩的影响从思想界的舞台上消失了。只有在民间，还有人继续把他作为偶像崇拜着。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他的存在。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间野潜龙、酒井忠夫，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西德学者沃尔夫冈·傅吾康，以及美国、苏联学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探讨过他的思想和三一教。
  （一）闽中大族
  林兆恩，字茂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心隐子。晚年又号混虚氏、无始氏。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诞生在福建莆田县城，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享年八十二岁。一生历经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
  由于家学渊源，特别是其祖父林富的影响，林兆恩的父辈和弟兄中不少人出仕。林富有子三人：林万仞、林万潮、林万言。林万仞为兆恩父，以林富功，“荫恩”太学生。林万潮，兆恩二叔，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为宁波推官（掌宁波府勘问刑狱的最高长官）。后又为江西赣州推官。以诗文卓著和对王学的推崇，被王阳明私淑弟子罗洪先引为至友，称赞他是“质美而力足以任重者。”
  林兆恩三十岁时，万潮死于赣州任上。兆恩去江西舁尸归土，并谒见罗洪先，请其为林万潮作墓志铭。可见兆恩与其二叔及罗洪先关系密切。
  林兆恩兄弟三人，大哥兆金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在族兄弟中举业者也为数不少，后来为他作年谱的林兆珂是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大司寇。
  考诸史料，仅有明一朝，林兆恩远近族亲以各种手段登上仕途者不下百人。其中所谓名臣如林润、林俊都是“唐九牧”之后。
  上述史料说明，林氏家族是一个以读书干禄位的千年望族。在这样的家族中，林兆恩耳濡目染，深受封建文化熏陶。这种影响既为他创立学派打下基础，也为他一生思想发展定下了基调。
  （二）林兆恩其人及三一教的形成
  林兆恩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三十岁以前。他走着士人读书做官的老路。但三次应举失败后，弃去举业。第二阶段：三十岁至六十余岁。出入儒、释、道三教，创立三教合一说，组织了学术团社。第三阶段：六十余岁至八十二岁。从学术领袖逐渐演化成宗教教主，三一教形成了。
  下面分阶段，逐次介绍。
  第一阶段：
  林兆恩六岁读书。到十三岁时“每出必袖金给贫子”。母不知其意，他回答说：“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十六岁时撰博士家言，“下笔有神”。到了十八岁成为莆田县庠生，“有声黉序”，当时的督学很欣赏他的文章，所作八股文以《林生文略》名目“传于坊间”。然而这个很有才气的青年的仕途却是坎坷的，从十八岁至二十八岁，三次乡试都名落孙山。连续的落第对这个雄心勃勃，希望做天地间一等人物的青年打击极大。因为在宋、明两朝，福建莆田是科甲极盛之乡，登上仕途的人数几为全国之冠。谈迁在《枣林杂俎》中有所记录：莆田自洪武庚戌（1370）至嘉靖戊子（1552），凡五十二科，乡举千百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状元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时进士九百七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余人，大魁五人，宰辅六人。
  这个偏于东南一隅之地的小县城，竟如此盛产官僚，人称为“闽之邹鲁”。足见儒学的发达和读书作官气氛的浓厚。林兆恩已到而立之年，考场三次败北，使他失望、愤懑。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毅然放弃科举，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科举的失利，促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性转折。
  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着自身的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隋唐以后，不得志的士人又多有出入佛老，逃避世事者。林兆恩在开始时走着这条许多人都走过的道路。
  嘉靖二十五年（1546），他在《答司教陈先生》一信中描绘了他当时的情状：“春季失利，自足历搜霞谷，放情云水。兴之所到，百里非遥。物我两忘，天地为细。触景兴咏，忘怀浩歌，俯仰之间，惟化是适”。表面看来是在颇为闲适地放情山水，实际是以避世来掩盖失败的苦闷。仕途的失意使林兆恩清醒了一些，他不但拒绝了许多师友、亲族的规劝，甚至在感情上也厌恶了科举生涯。
  到三十四岁那年，林兆恩已“隐处”四年，其兄林兆金进士及第。莆田邑博士劝兆恩“复事举业”，被林拒绝。到林兆恩三十六岁那年（嘉靖三十一年1552），督学朱镇山，因爱惜其才，命他恢复举业。林兆恩“于督学道前，望门四拜以谢。遂焚青衿，野服而归，以明其志不可夺也”。他甚至把自己比作甘死于嗟来之食的黔娄，身怀瑰宝而不遇的卞和，以及宁可弃于东市也不愿与灸手可热者合流的嵇康。在他刚刚创立学术团社时，对门生的要求之一是不得出仕作官。如果有人违背，他“必峻其词以斥之”，如若不改，“必正其罪以绝之”。由于对科举的愤懑而引起了“道术”“学业”两相妨碍的看法。以为要明道便不能出仕，要出仕则不能明道。对这种有碍于封建政权巩固的“幼稚”观点，他后来颇有翻悔：余少时寡识，漫以道术、学业两相妨碍，遂弃去举子业，以从事于道。殊不知御制明经之科，明经明道也。幼而学之，壮以行之，道术学业岂有二邪！
  由此可见，尽管林兆恩对科举曾做出过过激行动，却不是科举制度的叛逆。他没有也不可能深刻认识它的本质，并以此为起点走上反抗封建专制的道路。相反，由于他因袭着过重的历史负担，又走上了另外一条“入世”的道路——为统治者研究一种最好的治理人心的道术——三教合一思想。
  第二阶段：
  林兆恩落举之后，曾一度放情山水，使内心的痛苦逐渐平复。这之后，被不甘寂寞的心理所驱使，开始了对世间学问的再认识。这是一个曲折的历程，即出入儒、释、道，改造儒、释、道，融汇儒、释、道的历程。这种改造，融汇三教的事业使林兆恩从一个学术领袖转变成了宗教家。这种转化整整用了三十年。
  在这个阶段，林兆恩干了三件事。
  第一，逐渐建立并完善三教合一学说，形成了以林兆恩为首的学术团社。
  第二，以艮背法为人治病，以吸引各阶层人氏的广泛信仰。
  第三，在倭寇侵扰时，收尸葬骨，广行救济，使他为领袖的学术团社兼成一种社会慈善机构。
  这三件事使林兆恩成为独具一格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尔后又是宗教家。
  下面对这三件事分别加以叙述。
  第一，创立三教合一的学派，是林兆恩活动的核心。
  据《林子行实》记载：林兆恩在弃去举业以后，开始遍叩儒、释、道三门。“凡略有道者，辄拜访之，厚币之。或邂逅儒服玄装，虽甚庸流，亦长跪请教，如醉如颠者，十数年如此求道。”据林兆恩自己讲，他曾“栖息于南山寺”，“日诵贝叶之经，凡所谓着相着空之义，不生不灭之意，明心了性之大，颇能达其微，而究其奥。”林兆恩日诵佛经，只是想“窃其清净之旨，为吾炼心之一助”。
  福建莆田是佛教极盛之区。林兆恩栖居的南山寺包括广化寺等十数个寺庵。而其中广化寺为六朝间建筑，规模宏大，为福建佛教五大圣址之一。然而林兆恩在这里也仅仅见到一些默然趺坐或乱打禅机的俗僧。这更促成了他对佛学奥义的探求。
  和佛教相比，林兆恩对道教更有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曾走访“玄门之师”。而玄门之师所言，无非是认识何为铅汞龙虎、卦爻斤两、进退抽添，以求长生、飞升、拨宅之术。使他大失所望。三十四岁时，林兆恩还向泉州“仙者”学习辟谷，以减少体胖气浊的毛病。学了几个月，他向“仙者”说：“是不过炼形使清耳，若大道则原不在是。吾今不为之也”。唯一使林兆恩愿意与之交往的是云游道士卓晚春。据何乔远《名山藏》记载：卓晚春，莆田人，生嘉靖间（1522-1566），自号无仙子，亦曰上阳子，人呼小仙。幼孤行气，八岁善算筹，指掌上虽千万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识字，十四能诗，十六善草书。当道召之则与抗礼，有所得以施人。……虽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曰走浴溪涘，饮水十数瓯，曰：漂我紫金丹也。……甲寅（1554）岁，托言北征，……后脱化杭州净慈寺。
  卓小仙的才华，他的落拓不羁的性格都与因仕途失意而愤懑抗世的林兆恩相合，两人一见，遂成契友。两年间，他们或放浪山水，或搜秘讨奇，或纵谈天命之道的宗教哲学，或议论致世之方，甚至在“通衢大都”也旁若无人，嘻笑自若，以至莆田把他们目为“卓狂林颠”。
  卓晚春对林兆恩最大的影响是道家思想和内丹术，林兆恩则用儒家思想来框正卓晚春不冠不履不婚的“世外之风”。但是由于两个人在出身、经历上的巨大差异，使他们没能在同一条道路上走到底。嘉靖三十三年（1554）卓晚春离开莆田，后客死杭州。因为卓晚春是福建名声卓著的道士，并和林兆恩有这段交往，结果在后来成为三一教崇奉的人物，与道教传奇人物张三丰共同成为陪祀于林兆恩左右的偶像，他们的木主或泥塑被安放在数以百计的三一教堂的正殿中，这种崇拜一直延续至今。
  林兆恩多年出入佛、道，虽然给他很大影响，但没有改变他对儒家的信仰。与儒家学说打了三十年交道的林兆恩，深知以儒立本的重要。然而，当世的儒、释、道，或则“荒唐枯槁，掊析支离”，或则“搬精闭气”，“枯坐顽空”，都无法改变世道浇漓的状况。使他深深失望。在一段时间里，他“忧愁愤闷，殆若穷人之无所归焉”。终于在不断的探求中，得到了“明师”的指点。林兆恩后来回忆说：“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岂意天不爱道，而鉴我一点不退真心。不十年间，幸遇明师，怜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圣，而所以与兆恩言者，一皆四书五经。‘曰：由孔孟以来，而此书乃为疏释所晦，而不明至于今矣’。”
  显然，他的老师指点的关键是要他抛开程朱疏释，到圣人原著中寻求“圣人之心”。这种看法在当时不能不算一大解放。从此，林兆恩就开始了对程朱学说的否定。当然林兆恩并没有解放到否定整个宋明理学的地步，仅仅是由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否定了程朱，转向了王阳明。又由王阳明的心学，走向一种新型的宗教——三一教。可以说，林兆恩三教合一的本质是王阳明的心学与佛、道两教教义的混合物。
  关于林兆恩的老师是谁，他从未明指。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罗洪先。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是王阳明私淑弟子。他出入儒、佛，认为王学所云“良知”需要在静中修持，在一种无欲的境界中才能发挥作用。罗洪先的思想可能对林兆恩有所启迪，但说他是林的老师则没有任何根据。在《林子全集》中载有林兆恩《寄罗念庵公》的信。信的内容是探讨学问，口气上是平等的，不象弟子对老师的称谓。下面姑录一段：……世之所谓三教之异者，三教之支派也；兆恩之所谓三教之同者，三教之原始也。……道无终穷而学安有止法邪！伏惟留意以相期此天地间作第一人等人物也。幸甚！
  其实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对历史上这种思潮的继承和发展，不可能师承某个人的思想，儒、释、道三教都赋予了林兆恩以丰富的思想资料。不过他的“明师”给他指明了一条径直的道路罢了。此外，这位老师还教给了他一种为人治病的方法——艮背法，让他用这种方法吸引信徒，进而再宣传自己的主张。
  林兆恩在开始时，并没有自称教主，他是把融汇三教，使之归儒尊孔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嘉靖三十年（1551），他接受了第一个弟子，他的朋友黄州。此后不久，“黄大本、肖应麟、黄崶、林亹、朱廷柱、郑咏、黄阳、弟兆居、兆诰、兆琼、兆豸等相继受业”。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闽士从先生游者数十人”。一种学术团社初步建立起来。其活动中心在莆田赤柱巷林的家中。他给学生们讲的内容“不过明三教之同，俗学之病”，“言释则曰坐禅之非也；言道则曰运气之弊也；言儒则曰支离之陋也。与子言以孝，与弟言与悌，与臣言以忠。”或直接探讨四书五经，时而登高野游，以畅其怀。颇似当年孔子情怀。
  学术团社建立以后，为了表示严肃性，林兆恩始终坚持“以礼自重”，与当道显贵分庭抗礼，“求无愧于孔孟家风”。这种做法得罪了一些地方官，却也赢得了社会人士的尊重。
  为了巩固这种学术团社，林兆恩建立了三教堂，并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把团社分成天、地、人三会。此外还制定了射礼、祭礼及三加礼等各类礼仪，“时时课诸生肆习其间”。经过七八年的努力，“远近望风求拜者，益蒸蒸然云集”。
  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又以三纲先生自号，“制巾名三纲巾，履名五常履，衣则前三幅后五幅，名三纲五常衣”。到万历六年（1578），他把讲学地点“复改三亭四轩，作三纲五常堂，中为合一堂。合一者，合道释者流而三
  纲之，五常之，士之，农之，工之，商之。以与儒者为一也”。这个讲学地点又叫宗孔堂，讲授“孔门心法”。
  从三十五岁到六十岁左右的二十几年间，他的学说日臻成熟。他一生著述百余万言，大部分完成于此段时间，因此名气日盛。福建督学耿定向“疏荐先生山林隐逸于朝”，“念堂林公润亦时有荐拔之意，先生竟力辞之”。戚继光是时在闽省剿倭，“慕先生道德，折节下之，早夜谈心，足称知己”。林兆恩与戚继光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友谊。
  应该说，在这一阶段林兆恩的学术团社已经具备了宗教因素，指导这个团社的核心思想是三教合一说，这种思想体系的本质是宗教哲学。但它还没有完全转化成宗教，它的外壳还在逐渐地构筑中。
  第二，使林兆恩名声大振的是他的艮背法。所谓艮背法，本质是一种气功疗法。林兆恩曾对这种疗疾去病的方法有过一段解释：“易日，艮其背。背字从北、从肉。北方水也，而心属火。若能以南方之火而养于北方之水焉，易谓之所谓‘洗心退藏于密’者是也。其日以念而止念者，盖以内念之正而止外念之邪也。”
  上面这段话说得很玄，其实无非是使人心念专于背部。怎样才能心专于背部呢？林兆恩说：“初学之士，先须念三教先生四个字。孔老释迦，三教先生也。”无数遍地念“三教先生”四个字，慢慢地由口念至于背部，“则久念念只在于背。念念只在于背，则心常在背矣。”这样久而久之，就能：“耳之所听，听于无声，殆有如孔老释迦之法言之在吾耳也；目之所视，视于无形，殆有如孔老释迦之法容之在吾目也；心之所存，存而无体，殆有如孔老释迦之真心而无异于吾心也。夫如是，则诸凡不正之耳，不正之目，不正之心，有不即时而消铄乎？以此摄心，而耳之听，目之视，自能中乎礼而不违矣。”
  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兆恩为什么要实行艮背法。他并不是为治病而治病，而是为了让人们把心静下来，使目之所视，耳之所听，心之所存，完全纳入孔老释迦的宗教范畴，不逾矩，中乎礼。这一点林兆恩的老师在传授方法时已经告诉过他：你是一个布衣，如果不用艮背行庭这种方法给人治好病，谁会相信你的学说而跟从你呢？林兆恩也多次向弟子讲过，艮背法不过是小技，而非大道，是引人入门的方法罢了。
  林兆恩为了把人们引入他三教合一思想的轨道，曾亲自或命弟子用艮背法为人治疗疾病。
  在各种林兆恩行实、年谱、实录中都把艮背法描绘得神乎其神，已经近乎宗教家在行神迹。但我们认为艮背法应属心理疗法的一种，有其合理性。谢肇涮也承认“以艮背法，教人疗病，因稍有验，其徒从者云集”。黄宗羲则认为：“兆恩以艮背法为人祛病，行之多验。”
  如果说林兆恩创三教合一说主要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各阶层官吏，那么他和门徒们实行的艮背法则主要吸引了下层的各种群众。林兆恩曾多次离开家乡到福建各地、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传教，“诸凡有贫且病，甚而至于不能行者，翼以杖而来。又甚至于孤独不能人者，则皆匍匐而至”。对这些人林兆恩兼收并容，皆施以“心法绪余”，“诸凡贫且病者，无不欢欣稽首，自庆得生”。就这样，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以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群众为外围的为数众多的信仰者出现在林兆恩的面前。这些人在后来则成为三一教的虔诚信徒。
  应该指出的是，艮背法仅是林兆恩所谓九序功的第一步。二至九序的排列是：
  第二步：《周天》。
  第三步：《通关》。
  第四步：《安土敦仁，以结阴丹》。
  第五步：《采取天地，以收药物》。
  第六步：《凝神气穴，以媾阳丹》。
  第七步：《脱离生命，以身天地》。
  第八步：《超出天地，以身太虚》。
  第九步：《虚穴粉碎，以证极则》。
  上面这二至九步同样是道家的内丹的步骤及其深化，林兆恩撷取改造作为后来的三一教重要的修行内容了。黄宗羲在《林三教传》中曾说：除了艮背法之外，“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故从者愈众”。这种“别有奇术”，大概即指“九序功”吧。林兆恩晚年好炼内丹，确有其事。但像许多炼丹者一样，结局并不美妙。黄宗羲又说：“观其所得，结丹出神，则于道家之旁门为庶几焉。闽人谢肇涮谓其发狂而死，其弟子亦言晚年胸中有物隔碍，不措一词。即朝夕随侍之人，不能识其姓名，则又金丹之为祸也。”今录黄宗羲的评论，以备一说。
  第三，使林兆恩名声大振的另一原因是他在莆田一带抗倭斗争中的杰出表现。
  倭寇是明代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数省的海盗集团。十六世纪中叶（嘉靖年间）最为猖獗。（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贼入寇……。三十七年
  （1558）四月初二日倭贼聚党千人入三江……。十四日进逼郡城……。三十八年（1559）贼复来寇……。四十一年（1562）……六月贼复来寇。……九月十三日参将戚继光统兵入援。”莆田、仙游、福清一带深受其害，倭寇所过杀掠无算，死人成千累万。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倭寇入莆境，“突至城下”，当时两广兵换防路过莆田，林兆恩“乃告诸缙绅，与广兵契约千金，不论首级，以退虏。全城为功，合郡壮之，至寇退”。倭寇退兵后，一些缙绅以千金过多，欲失约。以至激怒广兵，以至兵乱。林兆恩被执于校场，受殴打而致伤。这件事使当地人为之叹服。
  在抗倭斗争中，林兆恩的另外一个行动是收尸礼葬。嘉靖四十年（1561）冬，“疫气大行”，“加以避寇之人，饿死积尸无数。先生命黄士钦、林兆居、吴三乐等七十余人，直日督诸人在莆城内外舁尸，别男女而礼葬于太平山者五千又五十四身”。嘉靖四十二年（1563）春，林兆恩鬻田得金又埋藏了四千多具尸体。前前后后他和门徒雇人埋尸达一万多人。倭寇前后入侵莆田八年，“诸乡村贫病者率散处各衙门及寺观，而饿殍垒然载道，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据地而寝者，与之草荐。死而不能殓者或与之棺木，殆无虚日。……时人咸自庆得生。”
  对林兆恩的这种行动，《五杂俎》和《林三教传》都有记载：“倭奴陷莆后，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无主尸以万计，名遂大噪。”
  “嘉靖末，流倭入闽，兆恩著《防倭管见》，谓不宜清野，不宜闭城，不宜遏籴，不宜惜费。滨海以至城邑，乡人各自团练，首尾救应，则无地无非城池，无人非官兵矣。不然，聚处孤城，适以自团耳。当时不能用其言，以至兵败。兵后积尸盈野，兆恩出家财，收瘗至于数万。”
  应该说林兆恩在倭寇侵扰时起到了积极作用，表现了封建社会部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凛然气节。但这仅是事物的一面，在这一过程中林兆恩还币请漳州、平海、榕城乃至北京的僧道十几人在莆田城外作功德，超拔亡魂。而他本人则在“疫气尤盛、鬼众出没”之际“歌咏登东山”以驱“鬼气”。他还多次撰写《寇退告神文》、《瘗枯骨文》等等，告慰所谓，神鬼。所有这些又表现他身上具备的宗教精神。
  总之，在倭寇杀掠之后，林兆恩派自己的团社的成员屡次参与救济与收尸工作，确实使一种单纯的学术团社面向了社会，为自己，也为以后的三一教赢得了声誉，奠定了群众基础。
  为了说明“三教先生”林兆恩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姑举例。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1562-1564），著名学者何心隐（即梁汝元）游福建，曾访于林兆恩，“而相与讲学于林宅五十四日”。何心隐曾对林兆恩说：“世间有四件大事都被人做了。……，儒、道、释大事也已为孔、老、释迦做了。此后只三教合一是一件大事，又被吾子作了。”
  何心隐的学术观点与林兆恩多有不同，但认为三教合一是世间大事，却反映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一般底层群众，林兆恩已经具有某种神的色彩，受到万人空巷的瞻礼。
  在这一阶段，林兆恩还没有成为宗教家，还是一位学术团社的领袖兼社会活动家，但是，在一种强大的思潮——三教合一思潮的推动下，已经逐渐走向人神之间的临界点，不可避免地将被推上宗教教主的宝座。这时所缺少的主要是外在形式——神的外衣。
  第三阶段：
  在林兆恩的晚年，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社加速了向宗教的演化过程，最终三一教形成了。三一教形成的标志是：各地三一教堂的建立、三一教入教仪式的形成、林兆恩著述中佛、道成份的增加、林兆恩成为宗教偶像，“三教先生”变成三一教主。
  据《林子行实》记载：万历四年（1576），林兆恩就曾命弟子“传教于金陵”。万历十二年（1584），“黄芳倡建三教祠于马峰。”第一座三一教堂建立了。嗣后，各地教堂纷纷拔地而起。
  乙酉（1585），苏簧、林自明等建于涵江。戊子（1588），林亹、林梦熊等建于瑶台。己丑（1589），林红等建于美澜。庚寅（1590），林至敬等建于岳秀。陈芹、陈一鲤等建于塘下。壬辰（1592），张叔吉等建于中心。朱逢时等建于水南。癸巳（1593），张子升、张洪都等建于玉溪。甲午（1594），周启明等建于岐山。乙未（1595），林鸣梧等建于林宅。戊戌（1598），廖德馨、王克方、林速等建于枫亭。己亥（1599），李盛、李坤等建于昆头，陈奇莘、陈应孙等建于南坂。
  从万历十二年到万历二十七年（1584-1599），在林兆恩的家乡莆田、仙游一带建立了十四座三一教堂。它标志着三一教的形成。
  据《林子行实》记载，这一阶段林兆恩还屡派弟子到外地倡教：王兴精于却病，后多出倡教新安，拜者几千人，建三教会所。
  （辛未）秋，命陈标倡教于榕城（福州），复命李章助之。二人协力，教甚大行，拜者几千人焉。……复建三教会馆、义冢。
  （乙酉）冬，命游思忠、张洪都倡教于金陵，远近拜者几数百人。
  （己丑）朱有开以先生命倡教于建安，及门者甚众。
  （癸巳）命张生子升倡教于临江府，恩及贫病，化行远迩，院道以下拜者几千人焉。……其教大行。
  此外，早在万历十三年（1585）时，湖北官僚金某投林兆恩门下。后金某命其弟子“为先生受倡教之责于荆楚”。这支三一教当为清代两湖三一教之先河。
  又据卢文辉等人编纂的《林子本行实录》记载；从万历十二年（1584）黄芳在马峰建立第一个教堂始至崇祯十年（1637）止，五十年间在福建莆田、仙游、福清、福州等地，浙江杭州、衢州、江山、新安等地，江苏南京、松江等地、安徽徽州下属各县，江西九江、庐山一带共四十余地建立了数十个三一教堂。据记载，上述数字仅是一部分，“其余诸祠尚多，不能悉录”。
  上述史料说明，至少在明代三一教教堂已经出现在江南五省。其实在林兆恩死后不久，三一教甚至传到北京，在北京也建立了三一教堂。
  最初的三一教堂称为三一教祠。明人为在世声名显赫者建立生祠已成风习，一般生祠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毕竟不是宗教庙宇，受供奉者也不是教主或神仙。三一教祠则不同了，它们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林兆恩是怎样登上教主宝座的呢？据《林子行实》记载：林兆恩弟子朱有开于万历十五年（1587）在杭州倡教，偶遇一江湖术士扶鸾，“画三教合一图”。这个江湖术士编造神话说：“近日诸神升天，朝玉皇天尊，见所事者乃三教合一像，即今之三教先生也，世间可传祀之。”这显然是有意安排，耸动视听之举，是宗教借助迷信力量的一种把戏。然而这种举动竟被林兆恩认可。“至是门下始称三教先生为三一教主。”终于在七十一岁的时候，林兆恩从一个学问家转化成宗教家。最初的三一教堂供奉四个偶像：孔子，即三一教所谓的儒仲尼氏，圣教宗师；老子，道清尼氏，玄教宗师；如来，释牟尼氏，禅教宗师；林兆恩，夏午尼氏，三一教主。从此，一种学术团社变成了宗教。
  三一教又名夏教。此名由来，众说纷纭。据《林子行实》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林兆恩著书尚无名目，梦人在书上题签“夏语”二字。由是书名为《夏语注释》。后来被大加神话：夏也者，大也，而太极在其中矣。太极而阴阳也，阴阳统于夏。阴阳而五行也，五行统于夏。
  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而黄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释亦夏也，而释迦之道在我矣。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神鬼合其凶吉者，吾身正气，天道流行。
  结果，夏成了统太极、阴阳、五行的世界本体，夏教则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时、神鬼的大神通。这神通则是林兆恩身上的所谓“正气”。夏教名词的出现，也确实说明林兆恩已经是一个宗教家了。
  我们说三一教，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团社，还由于它有入教誓词。誓词分三部分：《儒门介启》《道门介启》《释门介启》。后来作为誓词又加上了《又启》、《附启通用》等。姑录《儒门介启》如下：“门下生某汉筮日斋沐介贽启受三教先生心教，于是始知吾性之善，即孔子敢不战兢惕厉，夙夜奉行。誓发一念之诚，学不至于孔子不已也。又敢不遵守明训，以三纲五常为日用，入孝出悌为实履，修之于家，行之于天下，以为明体适用之学也。至于义利之辨不可不明也，沉湎之恼不可不戒也，方刚之气不可不创也，嗣续纲常，固于人为最重，而淫邪之僻亦不可不惩也。如或败纲乱常、不忠不孝，义利之辨有所未明，沉湎之恼有所未戒，方刚之气有所未创，淫邪之僻有所未惩，即是孔子罪人。将何以立于天地之间也。为此肃启，不胜悚栗之至。”
  然后将誓词向天焚烧，以达天听。用天的威力来控制信徒，使之念念不忘三纲五常。
  至于《道门介启》《释门介启》，则除了让弟子发“一念之诚”，学习老子、释迦之道外，特别强调“忠孝为主”，“倘得闻道，以了此心，尚冀归儒，以遵嗣续名教”。即用告天誓词的方式约束释、道二教的信奉者归儒宗孔，续血嗣，奉纲常。在《道释二门附益启》的焚天誓言中更突出了如下内容：
  1.自愿即日归家，干办生理，以顾养父母，俯累妻儿，更不敢仍前违亲远游，以自取不孝之罪。
  2.自愿更不复附和无有男女高下，乾道轮回等说，以渎礼夷之分，荒诞不经，以败坏释氏之家风也。
  3.自愿以心斋为上。不饮酒，不茹荤者，斋口也，而其心则未必洁焉。故斋心上矣，斋口末也。
  上述内容充分说明，林兆恩把宗教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放到了三一教的宗教戒律的首位，反映了这个封建大家族出身的人深受以宗法血缘关系所产生的伦理观念的影响。
  但矛盾的是：尽管林兆恩不厌其烦地用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排斥释、道二教出家避世之义，融化、融合这两教的信仰者，但在修持上却日益沉醉在道教的内丹术上。
  万历十一年（1583），林兆恩六十八岁，与弟子同游五当山，到延平障湖坂地方，忽然雷声大作，风浪撼舟，《林子行实》记载说：“先生胸中凝结一颗真阳，红烁如日，出而沐浴重渊，掀天复地，盖有不容言之妙者。……古语有小丹浴于渊，大丹浴于海之论，先生深许之。比至闽清王兴家，饮食稍涉烟火气，率不能入口，居室重闭，犹云日色侵烁，热不可容。……恍惚有人教之饮水，遂一饮数十瓯，神气爽然”。这段话，造作的成分很多，但林兆恩修炼内丹已无疑义。
  万历十五年（1587），林兆恩七十二岁。再据《林子行实》记载：二月“先生心中得消息甚异，入而敛之，觉紫气陶陶，澄然一片。而已出而散之，则六虚无碍，亦不知身之所以为身，神之所以为神矣。”
  林兆恩修炼内丹，即所谓九序功，无疑增加了三一教的神秘色彩。不但吸引着一般底层群众，也引起了许多热衷于出入释、道的学者的仰慕和信仰。当时颇有名气的袁宗道、汪可受、王图、吴应宾、肖云举等人纷纷拜师求教。这些人除寻问三教合一“大旨”外，更主要是求“九序妙道”的。
  在给林兆恩的信中袁宗道说：“宗道二十有九，辛巳之冬，一病几殒。……遂搜内典，遍叩方外，荏苒至今，益增迷闷，若堕大海。……幸友人汪君（可受）见怜示诸弟子曰，吾师林先生，总统三教，普渡众生，尔曷皈心焉！……后得先生所著书，……获见日月。……，又师之九序之训，弟子侧闻其五于汪君矣。”
  袁宗道是因病几至殒命，“遍求方外”无效之后，拜到林兆恩门墙之下的，目的是求九序功的内丹术。
  陕西进士王图信札云：“图堕落世纲三十余年，对境逐尘，牵缠莫断，丛瞋染爱，烦恼无边，望彼岸以何遥，……岂期解脱之有因。恭惟老师，入圣超凡，明心见性，理融真缔，双林早证菩提，幻灭空华，三教独传正印。摄七趣，总归如来密藏。……期以数年之久，渐登九序之阶。……伏望老师，愿力慈悲，俯垂收录，……远加护持，俾弟子正念精专，直趋妙明之路；妄心消歇，早窥清净之门。”
  王图虽然不理解三一教宗旨，把三一教等同佛教，希望林兆恩给他指出解脱尘世的“妙明之路”，但他把林作为宗教家而不是学术领袖，这一点却是正确的。
  和王图一样，肖云举也希望林兆恩给他指示脱离“苦海沉沦”之路。他给林的信中说：“恭闻先生超玄证圣，出有入无，阐三教之真诠，标九序之宗旨。……伏愿先生悯苦海之沉沦，授登岸之要旨，直指入室，无旁落蹊，大示真宗，不迷岐路。”
  林兆恩在要离世的时候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困惑：一方面，他成功地融汇了儒、释、道三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型宗教一三一教；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缝合三者间的罅漏，特别是儒教与佛、道二教间的裂痕。他把儒教作为立本之道，道教作为入门的向导，佛教作为极则。仿佛这三者是一座大楼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无形中又把三一教一分为三。他毕生追求用儒教合并释、道的理想，但由于释、道二教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完备的宗教，更具备宗教的一般特征，所以作为新宗教的三一教就很难避免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在三一教中，儒教在很大程度上融汇了释、道，释道也相应地影响着儒教，削弱了儒教的力量。这是林兆恩无法理解的。在林兆恩八十岁时，知弃世不远，曾希望用佛教葬礼，但又怕对儒教不利，故不实行。他对门徒王录说：佛教“四大返空，神气飘荡，无复阻碍，亦为有见。但不利于儒者之道，想尔曹不忍为我行之，我亦不敢为尔曹训。”可见他思想深受佛、道影响，但至死还把守着儒教的阵地。
  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十一月，林兆恩开始受祸于金丹术，感到“胸中有物，大如鸡子塞之，即把笔不复能措词矣。自此以后，复归婴儿，不复著作”。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时，“虽最亲近者，或不知其何姓何名，逢人则喜，问则酬而已”。实则已经胡涂了。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春（1598）正月，“拱手而逝”了。林兆恩的一生是一条奇特但又必须的道路，他被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推到了顶端，成为影响当世和后世的人物。林兆恩虽然弃世而去了，但他给世间留下了一个新的宗教，这种宗教至今已存在了整整四百年；他给三一教的教权接续者留下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几十万个信徒，也给他的后续者留下可以供选择的道路。三一教在他死后发生了演变和分化。
  （摘自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