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大举侵扰东南沿海，迄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入闽前夕，倭寇在福建等地活动已达十年，福建沿海的几大城市都受到围攻，如福州、莆田、泉州，被攻克的县城有：宁德、福安、永福、福清、永春、安溪、南安、南靖等县，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什么倭寇的活动如此猖獗？这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倭寇的战斗力及其弱点。明代的倭寇以其凶悍闻名，“倭贼勇而戆，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王世贞的这段话影响很大，被许多著作所引用。若是如此，倭寇的战斗力主要来自勇气。其实，倭寇的装备也相当好，林希元曾指出：倭寇的长技有三：铳、箭、刀。铳，即最早的火绳枪，由葡萄牙人输入日本，因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各个大名都很重视武器的引进，火绳枪很快装备了日本的武士。而在明朝，对铳的控制很严，最初与倭寇作战的部队大多没有火铳，所以，倭寇在火力上压倒福建的卫所部队。其次，日本的弓箭制作有其特点，射程要比中国的弓箭更远，在双方交战时，倭寇以火绳枪与弓箭射乱卫所军，而后挥舞着倭刀冲锋，福建的民兵很难抵挡。日本的倭刀是一种兼有中国剑与刀二者特点的武器，它的宽度与剑差不多，但比剑要长，其使用方法类似中国的刀，但其刀身比中国刀窄，使用时比中国的刀更为灵动。武术家认为，这是一种冷兵器格斗时代最好的武器。武器上的优势，加上傻里傻气的日本人不怕死，所以，由他们组成的倭寇使中国的民兵很难抵挡。“三四倭奴，挺刃而至，官兵数百相顾披靡。”不过，倭寇能在中国横行也与他们没有遇到有战斗力的部队有关，若是朱元璋时代的明军，不是倭寇所能抵挡的。即使是戚继光的部队，也只是将一批农民训练几个月，便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问题在于，戚继光入闽之前，福建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倭寇主要的弱点在于水上。当时日本的造船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倭寇所乘的船只，多以海草塞缝，船员在船上，要不停地舀水，否则，船只就会因为进水太多而下沉。因此，明朝水师遇到倭船，并不与其直接交战，而是将大船朝倭船冲去，便可将其击沉。明人说：“御倭之船当高大，高大则我能冲压彼，彼舟小不能当我也。”这在明代是军事常识。所以，当时人比较中日军队各自的特点，都认为明军的水师胜于日本，而日本的陆军胜于明军。林希元论平倭：“其扑灭之处，皆得之于水。盖彼舟小于我，自来捕贼者，皆捕于海，则无不粉碎。故倭贼所至，则焚舟登陆，而不待舟。杀掠既饱，然后寻舟以去。既登陆，则无如之何。故将兵者皆伺之于海。以大船冲之，则无不破碎。……安海之倭，仅二百四十，参将黎鹏举领兵四百，顿四十里之外，不敢助泉兵而击。……今乃能擒倭于福宁州，则不能得于陆而得之于海，可见也。戊午十月真假倭仅八十，参将合巡海漳浦、福宁三千之兵，四路把截，竟不能得，使从容由南靖以去，则不能得贼于陆，又可见也。”不过，由于当时福建水师的船太少，而且海疆辽阔，处处可以透越，所以倭寇入侵，多不愿与明朝水师作战，而是想办法登陆，只要他们一登上陆地，明军便很难消灭他们了。
  第二，明代卫所军的腐朽。在抗倭期间，明代的卫所军最让人失望，除了在海战中，明朝水师靠自己的大船多次重挫倭寇外，在陆地上的战斗几乎是屡战屡败。例如，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进攻宁德，宁德县北有卫所军4000人。可是，他们听到倭寇要来进攻，参将王梦麟便带其部下退到宁德城中，另一参将冯镇干脆带2000卫所军退回福州。结果，要隘之地，轻易地被倭寇占领。倭寇开始攻城后，福州卫所军有一半人乘机爬城逃走。剩下的民兵挡不住倭寇的进攻，宁德城被倭寇攻占，百姓被倭寇屠杀。
  由于沿海卫所军不可靠，每逢战事，官府情愿临时募兵，但限于经费与官吏从中贪污，募来的军兵多不能打战。林希元亲见：“前年浙江募兵漳泉，每兵与银三两，器械在内，听其自备。斩木为竿，末置尺铁。青红白布裹首，行装不办，盔甲俱无。此如执朝茵以御萧艾，有不碎乎？”即使是这么低的募兵费亦不能保证，官吏从中贪污越来越多，“迩者浙江募兵五澳，每兵与安家银三两，募兵官及捕盗扣克，每兵只得银二两，或一两八钱”。由此看来，明代沿海的募兵制极为腐败，官员从中贪污，士兵既没有粮饷保证，也没有最基本的装备，几乎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乞丐。要靠他们打胜仗，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不用说抗击倭寇，就连国内的强盗，他们也无法对付。“嘉靖二年（1523），流寇九十三人流劫兴、泉、漳三郡，莆田乡士夫子女多被掳掠。”官府调集三府官兵围剿，竟无可奈何。明代前期闽北的“矿贼”，一股不过数十人，或上百人纵横福建，竟无人抗衡。所以，在抗倭战争中，往往出现几百名倭寇集群便能横行福建，其实是不奇怪的。一旦倭寇人数达到数千人，在福建就可以任意进攻城市，官军根本无力阻挡。
  朝廷为了剿平福建的倭寇，也从外省调来了一些军队，被称为“客兵”，但是，这些客军骄悍跋扈，一如卫所军。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逼近兴化府，城中恰有从湖广省调来的麻阳兵千人，“莆布衣林兆恩倡议约湖广兵追贼，酬金二千两，立字为券”，于是，麻阳兵缒城出战。可是，
  麻阳兵仅杀死两名倭寇，便退回城中，纠众向林兆恩要钱，将林兆恩绑在树上殴打。莆田乡绅怕士兵进一步闹事，只好借官银2000两分给他们，这些士兵的表现使人无法容忍，然而，和其他军队相比，他们又算是好的。胡宗宪派总兵张四维的兵防守闽浙边界，四维的兵公然抢劫福宁州南镇，“惨毒甚于倭”。比他们更胜一筹的是粤兵，一位福建官员说：“父老辄为余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盗也。夫当事者走千里，召外兵击贼，岂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发一矢，徒攫金而归也。岁费帑金数万，即道涂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忧嗟怨叹，若觌贼焉”。嘉靖三十九年（1560）八月，驻在福州的广东兵300人公开叛乱，他们流劫尤溪、大田、沙县、归化、将乐、泰宁、建阳，进入江西境内，杀死军民不可计数。总的来说，抗倭十年，福建没有一支可以依靠的正规军，个别抗倭战役的胜利，靠的是民兵，但民兵缺乏训练，他们凭城作战尚可，野战便不是倭寇的对手，所以，福建境内的倭寇愈演愈烈，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第三，倭寇骚扰得到了福建境内许多反政府武装的配合。福建与江西，广东交界处，历来是反政府武装的潜伏之地，“是时闽中苦倭，山寇亦乘势而起，上杭之三堡，连城之郎村，武平之岩前、象洞，皆盗窟也。四出剽掠，官吏莫能制”。建宁知县吴金说：“访得各贼系程乡林朝曦、梁统，上杭肖刘二姓等为之首，而潮汀二府乱民群起为从。”嘉靖四十年（1561）二月，福建永定县，连城县地饥民攻克；三月，永春民吕尚四叛乱，拥众万人，攻陷永春；十二月，龙岩贼苏阿普等进犯顺昌、将乐诸县，杀死延平卫千户王堂，这些“山寇”的活动，直接配合了沿海的倭寇，使明朝的官军无法全力对付倭寇。在这一背景下，一向是朝廷统治基石的福建沿海区域，也出现了割据，如漳州月港的张维“二十四将”海盗，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反后，在漳州沿海一带割据。《漳州府志》记载：“（海盗）张维据九都城，吴川据八都草坂城，隆据港口城，旬月之间，附近效尤各立营垒，九都有草尾城、征头寨，八都有谢仓城，六七都有槐九寨，四、五都有方田、溪头，浮宫、霞郭四寨，互相掎角，各有头目，号二十八宿，三十六猛，官府为倭扰乱，故屡召之，竟不服。”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廷龙奏：“七月至九月，广东之程乡贼、三饶贼、塘下南安之倭贼，及各路之流贼出没，诸郡无日不报警。其福、兴、泉三府则苦海贼，汀漳二府则苦山贼与流贼迭出为患。而内地奸民佐之。今崇安、南靖二城相继告陷矣。延宁二府近亦苦兵矣。”
  （摘自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明清第二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