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所谓倭寇者，就是日本浪人，勾结中国的流氓，寇扰于中国沿海一带，明人称之为倭寇，倭者日本人也。倭寇之由来已久，不过在嘉靖时最为猖獗，成为明朝的一桩大患。
  这些所谓倭寇的日本浪人，其成分也很复杂，有些是流氓，有些是该国内战逃亡于外的遗民，更有很多是商人，想在海外发财的。他们活动的范围是朝鲜的沿岸，和中国的沿岸，中国的海岸则以浙江为中心。
  早在明太祖的洪武初年（1368），便有倭寇出没沿海岛屿，侵略苏州、崇明及山东、浙江的沿海地方。方国珍之亡，有许多国珍的余孽流亡海隅，与倭寇相结。胡惟庸的谋反，据说也曾与倭寇通谋。于是明太祖一方面严申海禁，禁止海民私自出海，一方面沿海设置卫所。在洪武二十年（1387），特置两浙防倭卫所，筑海上十六城，增置巡检司四十五处，籍民为兵，以防倭寇。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日本国王（实乃封建诸侯）源道义遣使入贡，与中国建立邦交，但沿海的倭寇还是肆扰如故。永乐四年（1406），平江伯陈瑄监督海运至辽东，与倭寇相遇，将倭寇击退，焚其舟，杀溺死者甚众。永乐九年（1411），陈瑄又与丰城侯李彬率领舟师，剿捕沿海的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又大破倭寇于金州卫之望海埚，生擒数百，斩首千余，于是沿海的倭寇一度敛迹。到明英宗时，倭寇又复猖獗。在正统四年（1439）时，倭寇曾大扰浙东。所到焚烧劫掠，发掘冢墓，屠杀妇孺，地方积尸如山。于是朝廷下诏备倭，派遣重兵沿海防守，增城堡、谨斥候，倭寇乃再度敛迹。
  从明太祖以来，虽然沿海遭受倭寇的侵扰，但并未因之停罢海上的通商。在福建、浙江、广东三省仍设有市舶司。浙江的市舶司，则设于宁波。在正德末嘉靖初（1521-1522）的时候，有大批的日本商人，来宁波贸易。这些商人成分复杂，各有背景。往往贿赂市舶司的太监，通同作弊，其情形非常混乱。在嘉靖二年（1523），有两派倭商，因为争夺市场彼此发生斗殴，由斗殴扩大而变成了寇乱，竟杀死了中国的备倭都指挥使。遂有朝中大臣奏称倭患起于“市舶”，欲绝倭患，须罢“市舶”，明世宗未加深思，遂下诏悉罢“市舶司”。
  市舶司虽然罢废，事实上中倭的通商仍然存在。以前“市舶司”在时，是由公家主持，秉法办理，虽有黑幕，其弊尚小，后来私相贸易，无所遵循，其弊乃大。这些倭商来到浙江，先和当地沿海的那些专门经营进出口生意的奸商来往。这帮中国奸商欺弄倭人，常积欠倭商上千上万的金银不偿还。倭商失望，便改与当地官宦豪门往来。哪知这些官宦豪门也一样的不讲信义。弄得那些倭商钱尽粮绝，流落在中国海隅，不能归国。他们所做的又是违法走私的生意，得不到中国的法律保护。控拆无门，乃纠结中日莠民出没海上为寇。有许多中国豪贵，被倭人所仇杀，他们的家属便报告朝廷，朝廷便督促防倭指挥使发兵捕倭。倭人大愤，乃加强武装，扩大骚扰。尤其宁波台州一带，大遭蹂躏，官民廨舍被焚毁的达数百千区，遂酿成大规模的倭寇之患。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许多失业的流民，还有许多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加入倭寇，做他们的向导，甚至做他们的领袖，所以倭寇的声势才能扩大。其著者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等，至僭号称王。御史陈九德巡按到浙江，见倭寇猖獗，乃奏请朝廷，应置重臣用重典以彻剿倭患。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特派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闽。朱纨到了浙江，拿出铁腕作风，练甲兵、严纠察，下禁海之令，将双樯大船一起拆毁，有敢和倭通商者斩首，并调查出许多招致倭患的官臣豪门报告朝廷，说：“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
  朱纨命福建海道副使柯乔、都司卢镗，捕获了通番九十余人斩首。一时与倭寇通商的官宦豪门为之大哗，群起而攻击朱纨。御史和亮等也弹劾朱纨、柯乔与卢镗等，“举措乖方，专杀启衅”。世宗便下旨查办，将朱纨等下狱判罪，纨愤恚自杀。
  朱纨一死，海禁复弛。在浙江有四年不设巡抚，于是倭寇的声势复张。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掠象山、定海诸县，知事武伟战死。倭寇凶狠，冥不畏死，作战时往往赤身露体，挥刀而前，当者披靡。又有中国的亡命之徒做他们的谋主领袖，上述的汪五峰、毛海峰等人之外，又有汪直、徐海、陈东等，而以汪直为最狡悍。汪直原是徽州歙县人，亡命海上为盗，据海岛为巢穴，有家在日本，与日本浪人和许多海盗联合在一起，党羽既多，势力亦大，毛海峰便是汪直的养子。是年，朝廷鉴于倭寇的嚣张，又复设巡抚重臣，以佥都御史王忬为巡抚。王忬受命赴浙，特起用卢镗，又保举俞大猷、汤克宽等为参将，就在三十二年（1553）三月大破倭寇汪直、毛海峰等于普陀山。汪直、毛海峰等败溃出海，复联合倭人大举入寇，连船数百艘，四出窜扰，攻破昌国、乍浦、上海、吴淞、太仓、嘉定、常熟、崇明等地。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复自苏州松江渡江而北、大掠江北如皋、通州、海门诸县。部分倭寇且窜入山东。朝廷见王忬剿寇无功，乃改派李天宠为浙抚以代王忬，而以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闽军务，又命工部侍郎赵文华为督察官。张经曾为两广总督，为广西土蛮所畏服。朝廷任用张经的目的是打算征调广西的狼兵去协讨倭寇，敕令开府置幕，便宜从事。经奉命之日，亦慷慨自负，中外忻然，以为倭寇不足平。哪知张经到了浙江，倭寇猖獗如故。那时倭寇分成多股，流窜于长江南北与浙江东部。窜扰于浙江这股倭寇，直打到杭州城外。新任巡抚李天宠坐镇在杭州城中，竟束手无策。张经驻兵在嘉兴，亦无能为力。主要的原因，是倭寇皆亡命之徒，不怕死，又驱俘虏为前锋，刑戮惨酷，有进无退。官兵则几乎人人畏敌，有退无进。所以当时退休在杭州的御史张濂，为了拯救桑梓，曾上书陈三策：一策为“重军法以振积弱之气”，二策为“选民兵以收必胜之功”，三策为“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而国家不能用。
  士卒既不能效死，而统帅之间又不能协调。明世宗所派的督察官工部侍郎赵文华，是严嵩的私党，倚仗着严嵩的势力颐指气使。张经的位望在赵文华之上，轻视文华，两人遂成水火。文华见张经剿寇无功，便上书弹劾张经，说他是福建人，虽其才足以办贼，但恐与贼结仇，乃故意玩敌纵寇。世宗见章大怒，即命将张经等械京讯办。恰好那时张经所调的永顺、保靖地方的大批狼兵到达，经命总兵俞大猷率领官军与狼兵邀击倭寇，与倭寇大战于嘉兴之王江泾，斩首二千余级，将倭寇击溃，史称“王江泾之役”。这是嘉靖讨倭以来，第一次胜利。虽然获胜，可是逮办张经的圣旨已到，终将张经、李天宠与汤克宽，押解进京，以纵寇罪论死。
  张经死，朝廷派遣南京户部侍郎杨宜为总督，代替张经，巡抚御史胡宗宪为巡抚，代替李天宠，时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夏。
  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起，倭寇之乱，越发扩大。是年秋，浙江的一股倭寇自杭州西窜于潜、严州、歙县、宁国、太平、溧阳、宜兴、无锡，经行数千里，杀伤数千人。江苏柘林（华亭县）的一股倭寇，窜据陶家港（属奉贤县），击破胡宗宪所部浙兵数千人。苏东新场的一股倭寇，击败永顺保靖的狼兵，进攻上海昆山等处，副使任环将兵苦战积劳而死。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一股倭寇数千人自乍浦进犯杭州，游击将军宗礼率兵抵抗，先胜后败，陷阵而死。另一股倭寇，侵入慈豁，杀死百姓不计其数。又一股倭寇进犯海盐，杀死指挥使徐行健等。这些流窜的倭寇，大股数千人，小股数十人，此伐彼起，此征彼窜，所到之处，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其势如火如荼，而情况则非常混沌。当时受命讨倭的大臣，既有总兵、巡抚，又有总督及都察院督察。事权不统一，动辄彼此掣肘，遂坐令倭寇披猖，不能收清剿之功。自从三十五年（1556），朝廷明令划分诸臣职责之后，军事情势才逐渐好转。
  在这些倭寇之中，较大的一股倭寇是徐海、陈东、麻叶之所部。这股倭寇流窜于浙东地方，浙抚胡宗宪知道他们内部不和，乃遣使诱降，并暗纵离间之计。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秋，徐海果然缚陈东献降，接受招安，胡宗宪亲加慰勉。一面却乘其不备，集中军队，派总兵俞大猷率领，直攻其乍浦巢穴，歼其众一千六百人，徐海终于投水而死，陈东、麻叶则被俘至京师斩首。徐海、陈东等既死，其他几股流窜于海门、常熟、苏州、松江等地的倭寇，也被官兵消灭。还有一大股倭寇集合于舟山群岛中，三十五年（1556）冬，俞大猷督兵四面攻之，将其扑灭。事后论平倭之功，加赵文华少保，胡宗宪右都御史。
  徐海等死后，还剩下了悍倭汪直，聚众三千遁入宁波岑港。胡宗宪遣人以金帛厚赂，诱令投降，并迎其母子入杭州厚抚之，又遣千户夏正入贼营为质。汪直不疑，便诣军门投降。汪直到了杭州，便被收斩首。其部党闻说汪直被诱杀，群情愤激，复举兵反，时在三十六年（1557）冬。
  三十七年（1558）聚集在岑港的汪直余党，得到倭人的援助，自岑港移屯柯梅，列栅为守，与官兵对抗死战。胡宗宪督兵力剿，竟不能克。其他江浙方面的残倭，则纷纷由北而南，窜扰闽粤，闽粤的沿海又大遭蹂躏。于是福建人大噪，说胡宗宪剿寇无方，将倭寇赶到南海，嫁祸于闽。就有闽人御史李瑚上书弹劾宗宪三大罪，宗宪诿过于俞大猷之作战不力，诏将俞大猷革职，发往大同充军。这以后的几年间，倭寇的侵扰中心，乃移往闽粤、潮州、泉州一带受祸最烈。闽粤地方人士，对胡宗宪的攻讦不已，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终于将胡宗宪逮京讯办，宗宪至京，愤而自杀。
  浙江防倭参将戚继光以平汪直功，奉命扼守浙江的台金严三郡。继光特募浙西的壮丁三千人，加以严格的训练，配以精良的武器，攻战常胜，名闻天下，称为戚家军。在嘉靖四十年（1561），寇进犯台州，为戚继光所邀击，九战九胜，斩杀千人。四十二年（1563）寇流窜福建，连陷寿宁、政和、宁德、福清、龙岩、大田、莆田等地。继光奉命往援，大破倭寇，斩杀数千级，将倭寇击退。及继光还浙，又有大批新倭拥到，卷土重来，再围攻兴化府（即今福建莆田县）。地方告急，明世宗乃再委命俞大猷为福建总黄石镇江东村“抗倭胜迹飞燕府”
  兵，而以戚继光为副总兵，联兵去救援兴化。俞天猷前于三十七年（1558）被贬往大同，为大同巡抚李文进所爱重，用其谋划，破敌立功，就恢复了大猷的官职。于嘉靖四十年（1561）派往赣南剿匪，讨平粤贼张琏，肃清赣南群匪，遂以功复擢升为福建总兵。
  倭寇围攻兴化府，终于将兴化府攻陷，在城中杀掠了两个月，呼啸而去，转攻据平海卫。四十二年（1563）冬，戚继光率领浙兵赶到兴化，与俞大猷及都督刘显等，合师进攻平海，大破群寇，斩首二千余级，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戚继光以首功进都督同知，代俞大猷为总兵。明年（四十三年1564）寇万余进攻仙游，又被戚继光击破。倭寇亡命南走，继光跟踪追击，先败之于同安，再败之于漳浦。一路上倭寇坠崖落水而死者数千人，残余的倭寇扬帆浮海逃遁，于是闽寇悉平。部分的倭寇，又南窜到广东潮州，和当地的土匪吴平相勾结。这时俞大猷已调往广东，正驻镇在潮州，大猷便与戚继光再度合作努力痛剿，经四十三到四十四年（1564-1565），终于又将潮州南澳地方倭匪肃清。大体说来，到嘉靖的末年（1566），倭寇全平。
  综计倭寇之乱，起自嘉靖初年（1522），与世宗一朝相终始，历时四十余年，蹂躏遍于苏浙闽粤四省，沿海之地破城数十，杀人数十万，其公私人力物力的消耗尚无法计算，诚为明代中叶之一大灾患。为了剿寇，前后更换了好几个重臣疆吏，终赖俞大猷、戚继光两员大将的奋斗，才将倭寇讨平。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字志辅。少好读书，学《易经》于王宣，学兵法于赵本。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字元敬。自幼倜傥有奇气，博通经史。两人都是才兼文武。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者。俞大猷的作战，是老成持重，稳扎稳打。而戚继光的作战，则飙发电举，能出奇制胜。两人以征倭成名，后来都成为有明一代的名将。
  （摘自陈致平著《中华通史》第八卷·《明史》第二章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