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一、明代莆仙人民抗倭事迹
  倭寇
  所谓倭寇者，就是日本浪人，勾结中国的流氓，寇扰于中国沿海一带，明人称之为倭寇，倭者日本人也。倭寇之由来已久，不过在嘉靖时最为猖獗，成为明朝的一桩大患。
  这些所谓倭寇的日本浪人，其成分也很复杂，有些是流氓，有些是该国内战逃亡于外的遗民，更有很多是商人，想在海外发财的。他们活动的范围是朝鲜的沿岸，和中国的沿岸，中国的海岸则以浙江为中心。
  早在明太祖的洪武初年（1368），便有倭寇出没沿海岛屿，侵略苏州、崇明及山东、浙江的沿海地方。方国珍之亡，有许多国珍的余孽流亡海隅，与倭寇相结。胡惟庸的谋反，据说也曾与倭寇通谋。于是明太祖一方面严申海禁，禁止海民私自出海，一方面沿海设置卫所。在洪武二十年（1387），特置两浙防倭卫所，筑海上十六城，增置巡检司四十五处，籍民为兵，以防倭寇。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日本国王（实乃封建诸侯）源道义遣使入贡，与中国建立邦交，但沿海的倭寇还是肆扰如故。永乐四年（1406），平江伯陈瑄监督海运至辽东，与倭寇相遇，将倭寇击退，焚其舟，杀溺死者甚众。永乐九年（1411），陈瑄又与丰城侯李彬率领舟师，剿捕沿海的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又大破倭寇于金州卫之望海埚，生擒数百，斩首千余，于是沿海的倭寇一度敛迹。到明英宗时，倭寇又复猖獗。在正统四年（1439）时，倭寇曾大扰浙东。所到焚烧劫掠，发掘冢墓，屠杀妇孺，地方积尸如山。于是朝廷下诏备倭，派遣重兵沿海防守，增城堡、谨斥候，倭寇乃再度敛迹。
  从明太祖以来，虽然沿海遭受倭寇的侵扰，但并未因之停罢海上的通商。在福建、浙江、广东三省仍设有市舶司。浙江的市舶司，则设于宁波。在正德末嘉靖初（1521-1522）的时候，有大批的日本商人，来宁波贸易。这些商人成分复杂，各有背景。往往贿赂市舶司的太监，通同作弊，其情形非常混乱。在嘉靖二年（1523），有两派倭商，因为争夺市场彼此发生斗殴，由斗殴扩大而变成了寇乱，竟杀死了中国的备倭都指挥使。遂有朝中大臣奏称倭患起于“市舶”，欲绝倭患，须罢“市舶”，明世宗未加深思，遂下诏悉罢“市舶司”。
  市舶司虽然罢废，事实上中倭的通商仍然存在。以前“市舶司”在时，是由公家主持，秉法办理，虽有黑幕，其弊尚小，后来私相贸易，无所遵循，其弊乃大。这些倭商来到浙江，先和当地沿海的那些专门经营进出口生意的奸商来往。这帮中国奸商欺弄倭人，常积欠倭商上千上万的金银不偿还。倭商失望，便改与当地官宦豪门往来。哪知这些官宦豪门也一样的不讲信义。弄得那些倭商钱尽粮绝，流落在中国海隅，不能归国。他们所做的又是违法走私的生意，得不到中国的法律保护。控拆无门，乃纠结中日莠民出没海上为寇。有许多中国豪贵，被倭人所仇杀，他们的家属便报告朝廷，朝廷便督促防倭指挥使发兵捕倭。倭人大愤，乃加强武装，扩大骚扰。尤其宁波台州一带，大遭蹂躏，官民廨舍被焚毁的达数百千区，遂酿成大规模的倭寇之患。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许多失业的流民，还有许多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加入倭寇，做他们的向导，甚至做他们的领袖，所以倭寇的声势才能扩大。其著者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等，至僭号称王。御史陈九德巡按到浙江，见倭寇猖獗，乃奏请朝廷，应置重臣用重典以彻剿倭患。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特派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闽。朱纨到了浙江，拿出铁腕作风，练甲兵、严纠察，下禁海之令，将双樯大船一起拆毁，有敢和倭通商者斩首，并调查出许多招致倭患的官臣豪门报告朝廷，说：“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
  朱纨命福建海道副使柯乔、都司卢镗，捕获了通番九十余人斩首。一时与倭寇通商的官宦豪门为之大哗，群起而攻击朱纨。御史和亮等也弹劾朱纨、柯乔与卢镗等，“举措乖方，专杀启衅”。世宗便下旨查办，将朱纨等下狱判罪，纨愤恚自杀。
  朱纨一死，海禁复弛。在浙江有四年不设巡抚，于是倭寇的声势复张。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掠象山、定海诸县，知事武伟战死。倭寇凶狠，冥不畏死，作战时往往赤身露体，挥刀而前，当者披靡。又有中国的亡命之徒做他们的谋主领袖，上述的汪五峰、毛海峰等人之外，又有汪直、徐海、陈东等，而以汪直为最狡悍。汪直原是徽州歙县人，亡命海上为盗，据海岛为巢穴，有家在日本，与日本浪人和许多海盗联合在一起，党羽既多，势力亦大，毛海峰便是汪直的养子。是年，朝廷鉴于倭寇的嚣张，又复设巡抚重臣，以佥都御史王忬为巡抚。王忬受命赴浙，特起用卢镗，又保举俞大猷、汤克宽等为参将，就在三十二年（1553）三月大破倭寇汪直、毛海峰等于普陀山。汪直、毛海峰等败溃出海，复联合倭人大举入寇，连船数百艘，四出窜扰，攻破昌国、乍浦、上海、吴淞、太仓、嘉定、常熟、崇明等地。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复自苏州松江渡江而北、大掠江北如皋、通州、海门诸县。部分倭寇且窜入山东。朝廷见王忬剿寇无功，乃改派李天宠为浙抚以代王忬，而以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闽军务，又命工部侍郎赵文华为督察官。张经曾为两广总督，为广西土蛮所畏服。朝廷任用张经的目的是打算征调广西的狼兵去协讨倭寇，敕令开府置幕，便宜从事。经奉命之日，亦慷慨自负，中外忻然，以为倭寇不足平。哪知张经到了浙江，倭寇猖獗如故。那时倭寇分成多股，流窜于长江南北与浙江东部。窜扰于浙江这股倭寇，直打到杭州城外。新任巡抚李天宠坐镇在杭州城中，竟束手无策。张经驻兵在嘉兴，亦无能为力。主要的原因，是倭寇皆亡命之徒，不怕死，又驱俘虏为前锋，刑戮惨酷，有进无退。官兵则几乎人人畏敌，有退无进。所以当时退休在杭州的御史张濂，为了拯救桑梓，曾上书陈三策：一策为“重军法以振积弱之气”，二策为“选民兵以收必胜之功”，三策为“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而国家不能用。
  士卒既不能效死，而统帅之间又不能协调。明世宗所派的督察官工部侍郎赵文华，是严嵩的私党，倚仗着严嵩的势力颐指气使。张经的位望在赵文华之上，轻视文华，两人遂成水火。文华见张经剿寇无功，便上书弹劾张经，说他是福建人，虽其才足以办贼，但恐与贼结仇，乃故意玩敌纵寇。世宗见章大怒，即命将张经等械京讯办。恰好那时张经所调的永顺、保靖地方的大批狼兵到达，经命总兵俞大猷率领官军与狼兵邀击倭寇，与倭寇大战于嘉兴之王江泾，斩首二千余级，将倭寇击溃，史称“王江泾之役”。这是嘉靖讨倭以来，第一次胜利。虽然获胜，可是逮办张经的圣旨已到，终将张经、李天宠与汤克宽，押解进京，以纵寇罪论死。
  张经死，朝廷派遣南京户部侍郎杨宜为总督，代替张经，巡抚御史胡宗宪为巡抚，代替李天宠，时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夏。
  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起，倭寇之乱，越发扩大。是年秋，浙江的一股倭寇自杭州西窜于潜、严州、歙县、宁国、太平、溧阳、宜兴、无锡，经行数千里，杀伤数千人。江苏柘林（华亭县）的一股倭寇，窜据陶家港（属奉贤县），击破胡宗宪所部浙兵数千人。苏东新场的一股倭寇，击败永顺保靖的狼兵，进攻上海昆山等处，副使任环将兵苦战积劳而死。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一股倭寇数千人自乍浦进犯杭州，游击将军宗礼率兵抵抗，先胜后败，陷阵而死。另一股倭寇，侵入慈豁，杀死百姓不计其数。又一股倭寇进犯海盐，杀死指挥使徐行健等。这些流窜的倭寇，大股数千人，小股数十人，此伐彼起，此征彼窜，所到之处，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其势如火如荼，而情况则非常混沌。当时受命讨倭的大臣，既有总兵、巡抚，又有总督及都察院督察。事权不统一，动辄彼此掣肘，遂坐令倭寇披猖，不能收清剿之功。自从三十五年（1556），朝廷明令划分诸臣职责之后，军事情势才逐渐好转。
  在这些倭寇之中，较大的一股倭寇是徐海、陈东、麻叶之所部。这股倭寇流窜于浙东地方，浙抚胡宗宪知道他们内部不和，乃遣使诱降，并暗纵离间之计。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秋，徐海果然缚陈东献降，接受招安，胡宗宪亲加慰勉。一面却乘其不备，集中军队，派总兵俞大猷率领，直攻其乍浦巢穴，歼其众一千六百人，徐海终于投水而死，陈东、麻叶则被俘至京师斩首。徐海、陈东等既死，其他几股流窜于海门、常熟、苏州、松江等地的倭寇，也被官兵消灭。还有一大股倭寇集合于舟山群岛中，三十五年（1556）冬，俞大猷督兵四面攻之，将其扑灭。事后论平倭之功，加赵文华少保，胡宗宪右都御史。
  徐海等死后，还剩下了悍倭汪直，聚众三千遁入宁波岑港。胡宗宪遣人以金帛厚赂，诱令投降，并迎其母子入杭州厚抚之，又遣千户夏正入贼营为质。汪直不疑，便诣军门投降。汪直到了杭州，便被收斩首。其部党闻说汪直被诱杀，群情愤激，复举兵反，时在三十六年（1557）冬。
  三十七年（1558）聚集在岑港的汪直余党，得到倭人的援助，自岑港移屯柯梅，列栅为守，与官兵对抗死战。胡宗宪督兵力剿，竟不能克。其他江浙方面的残倭，则纷纷由北而南，窜扰闽粤，闽粤的沿海又大遭蹂躏。于是福建人大噪，说胡宗宪剿寇无方，将倭寇赶到南海，嫁祸于闽。就有闽人御史李瑚上书弹劾宗宪三大罪，宗宪诿过于俞大猷之作战不力，诏将俞大猷革职，发往大同充军。这以后的几年间，倭寇的侵扰中心，乃移往闽粤、潮州、泉州一带受祸最烈。闽粤地方人士，对胡宗宪的攻讦不已，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终于将胡宗宪逮京讯办，宗宪至京，愤而自杀。
  浙江防倭参将戚继光以平汪直功，奉命扼守浙江的台金严三郡。继光特募浙西的壮丁三千人，加以严格的训练，配以精良的武器，攻战常胜，名闻天下，称为戚家军。在嘉靖四十年（1561），寇进犯台州，为戚继光所邀击，九战九胜，斩杀千人。四十二年（1563）寇流窜福建，连陷寿宁、政和、宁德、福清、龙岩、大田、莆田等地。继光奉命往援，大破倭寇，斩杀数千级，将倭寇击退。及继光还浙，又有大批新倭拥到，卷土重来，再围攻兴化府（即今福建莆田县）。地方告急，明世宗乃再委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而以戚继光为副总兵，联兵去救援兴化。俞天猷前于三十七年（1558）被贬往大同，为大同巡抚李文进所爱重，用其谋划，破敌立功，就恢复了大猷的官职。于嘉靖四十年（1561）派往赣南剿匪，讨平粤贼张琏，肃清赣南群匪，遂以功复擢升为福建总兵。
  倭寇围攻兴化府，终于将兴化府攻陷，在城中杀掠了两个月，呼啸而去，转攻据平海卫。四十二年（1563）冬，戚继光率领浙兵赶到兴化，与俞大猷及都督刘显等，合师进攻平海，大破群寇，斩首二千余级，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戚继光以首功进都督同知，代俞大猷为总兵。明年（四十三年1564）寇万余进攻仙游，又被戚继光击破。倭寇亡命南走，继光跟踪追击，先败之于同安，再败之于漳浦。一路上倭寇坠崖落水而死者数千人，残余的倭寇扬帆浮海逃遁，于是闽寇悉平。部分的倭寇，又南窜到广东潮州，和当地的土匪吴平相勾结。这时俞大猷已调往广东，正驻镇在潮州，大猷便与戚继光再度合作努力痛剿，经四十三到四十四年（1564-1565），终于又将潮州南澳地方倭匪肃清。大体说来，到嘉靖的末年（1566），倭寇全平。
  综计倭寇之乱，起自嘉靖初年（1522），与世宗一朝相终始，历时四十余年，蹂躏遍于苏浙闽粤四省，沿海之地破城数十，杀人数十万，其公私人力物力的消耗尚无法计算，诚为明代中叶之一大灾患。为了剿寇，前后更换了好几个重臣疆吏，终赖俞大猷、戚继光两员大将的奋斗，才将倭寇讨平。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字志辅。少好读书，学《易经》于王宣，学兵法于赵本。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字元敬。自幼倜傥有奇气，博通经史。两人都是才兼文武。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者。俞大猷的作战，是老成持重，稳扎稳打。而戚继光的作战，则飙发电举，能出奇制胜。两人以征倭成名，后来都成为有明一代的名将。
  （摘自陈致平著《中华通史》第八卷·《明史》第二章倭寇）
  明初莆田防倭建设及其遗迹
  倭寇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由来已久。明初，那些由日本南朝失败的政客、武士、浪人与走私商人结合形成的所谓“矮寇”，“时出剿掠，扰濒海之民”，愈显猖獗。从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1369-1398年）的30年中，就达23次之多。
  明太祖对倭寇的防范，除严厉执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外，还加强沿海要地的防御建设。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奉命经略福建时，“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他在莆田的防倭建设有：
  平海卫在县东90里，扼海上冲，北峙草屿、连盘，东控鹭鹚、乌丘，西挹湄洲，与琉球、日本相望。南有南哨沃，北风时可泊舟，莆藩篱喉舌也。洪武二十一年（1388）置卫筑城。城周860.7丈，高1.4丈，广1.8丈，群城门5个（东1、西2、南2），上各建楼。垛高0.6丈，计垛1310个，警铺30个。系周德兴拆镇海堤石移建的。城南俯北仰，三面环海，一面背山，筑台以了望海洋。驻官军5516名。
  当年巍峨壮观的平海卫城，现在尚能依稀可辨其古城垣轮廓。城内还保存不少文物古迹，古城古风犹在。
  莆禧千户所在县东90里的新安里（今忠门镇蒲禧村），东、南、北三面临海，与湄洲岛相望。两南有文甲沃，亦滨海要地，洪武二十一年置所（千户所）筑城。城周590丈，广1.2丈，高1.3丈，城门4个，上筑城楼，并筑有月楼，垛高0.6丈，计垛1249个。警铺20个。城外西面凿山为旱濠，长210丈，广2丈，深0.8丈，与三面临海相吻合。驻官军1220人。隶属平海卫。
  民国二十八年（1939），城被拆毁。现存有原城墙1335米，还有东、北2座城门及月城。城内有城隍庙及天妃宫等文物古迹。
  此外，洪武二十一年设置的巡检司有六处：
  迎仙巡检司。在县东北40里的待贤里，前临海后负江，为滨海要地。宋初置司于施水亭，洪武二十一年移置于此。
  冲沁巡检司。在县东40里的兴福里，三面阻海，与崎头、三江、沃港相接。旧置司于兴化县寻阳山下，洪武二十一年移置于此。
  嵌头巡检司。在县东80里的武盛里，界于山海之间，为登涉要地。洪武
  二十一年移莆禧巡检司于此。
  青山巡检司。在县东90里的奉国里，东、西、南三面阻海，夷舟多由此入，南日山峙其南，渡海不过50里，为郡之门户。洪武二十一年移南哨巡检司于此。
  吉了巡检司。在县东南80里的新安里。前控南日，右引小屿，左带湄洲，迫临大海。宋时建寨名吉蓼，亦名极了，以莆地至此而极也。洪武二十一年置巡检司，改为今名。
  小屿巡检司。在县南醴泉里小屿山下。洪武二十一年移仙游枫亭驿巡司于此。以上六处巡检司，各筑城，城周长150丈，广1.1丈，辟城门2个，建有城楼。警铺8个。设弓兵100名。如今，沧海桑田，这六处巡检司的所在地，已不复见其庐山真面目了。
  （文/康永福）
  海上赠言
  闽海邦也。元氏之末，倭人航海钞掠，国家设立水寨，分布卫所，以卫兆民。其在莆者：寨曰南日，卫曰平海，所曰莆禧。南日在莆东北，绝岛鲸波渺〓，徙民内地而水寨移置吉了。海寇出没，莫可谁何。议者欲移水寨复故地，相持未决。平海造士熊生堪，将家子，习边事，造予草堂共谈及此。予意祖宗防倭设险，置卫而守御，千户所参错其间，吴屿等五水寨相望，海上声息相闻，互为掎角，其制甚密。然吉了既迁，南日芜秽，今欲复仍旧址，必须募徙居民，建立城栅，创置营垒，事体匪轻。天下太平，武备废弛，舟船不具，军士在土，平海城郛，平步可越。今欲议此计应未易，乃以孤军委远海，点视弗及去留，靡常则其可患，当有甚于今日者。葢自辽东一据而倭寇绝迹久矣，附郡奸民倚海作过，诚使海滨诸镇舟舰整具，军士在营，戍将得人，奋励威武，日以舟师巡逻海上，一闻寇盗首尾邀击，自足以弹压弭服。南日之移，姑俟他日随机应变，计应未晚，熊生深以为然。乃父西墅君名昱，字一仰，世为平海千户，奉檄三戍莆禧，廉洁自守，严重有威，庶几可以乘一障者。今年夏海上有警，例易镇戍，得归禧人，自同列下至贩鬻缯夫，皆惜其去。曰：是不扰我军者，乃介梁千兵。〓求言于予，予因述与熊生谈者，以为侯赠，南日私议与侯商之。
  [按：朱淛，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福建莆田人，字必东，号损岩。正德丙子（1516），应福建乡试第一（解元）。嘉靖二年（1523）癸末科姚涞榜进士，为二甲四十八名，授湖广道监察御史。武宗死，无子嗣，立其弟朱厚熜为世宗。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生母蒋氏为皇太后，命群臣商议大礼，而群臣必欲帝母昭圣皇太后。涮亦上疏力争、帝怒，立捕淛至内廷，责以离间宫闱，下诏狱拷讯，涮独绻绻故君，可谓格君心之非者，尤显其一生大节，世宗必欲杀涮，多亏首辅蒋冕膝行顿首苦谏，免死，除名为民。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著有《天马山房遗稿》存世。]
  （摘自明朱涮撰《天马山房遗稿》卷二）
  明代驻军
  一、卫所军
  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兴化卫；洪武二年（1369），又设平海卫和莆禧千户所，专为防倭。
  兴化、平海两卫各设指挥1员（正三品），指挥同知2员（从三品），指挥佥事4员（正四品），卫镇抚2员（从五品），皆世袭，又设首领经历司经历1员（从七品）、知事1员（从九品）。此外，尚有文职吏员。文职铨注司吏1名，掌行文书。
  两卫各分左、右、中、前、后5千户所及守御千户所，每所设正千户1员（正五品）、副千户2员（从五品），所镇抚2员（从五品），皆世袭，又设首领官吏目1员（从九品）。
  每千户所下设百户10员，每百户下设总旗2名，每总旗下设小旗5名，每小旗下设旗军10名。兴化卫有操屯旗军5039名，出海军1150名。平海卫计有兵5516人，其中驻南日岛900人，守城镇4616人莆禧守御千户所隶属平海卫，镇抚，百户的编制与各所同，原额旗军1221名。
  兴化、平海2卫及莆禧千户所合计有兵员1.3万多名。明代中期，海防松弛，驻军兵员大多空额。
  明隆庆六年（1572年），戚继光针对倭患初平，驻军编制混乱，兵员严重缺额，对平海，莆禧所进行清选裁并，整编为一个营602名，在望仙门（莆城南门）外设营驻扎，每遇操练，入城校阅；春、秋2汛，移屯平海、莆禧、吉了等处。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增设兴泉营，屯莆城北门外。次年改称兴化新营。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又设右营，屯扎在北门外西庚。至此，改称兴化新营为左营，先前整编的一个营称前营，裁守备，设游击管辖。万历三十年（1602年），右营调守平海，前、左两营仍驻府城。汛期，每营拨一哨出守贤良、文甲，其余扼守滨海要地，其中以三江口汛为要，余者仅以二三十名哨探，收汛后全营操练。后因饷缺，每营定额为450名，三个营合计1350名。
  二、客兵
  明中期，卫所旗军陆续逃亡，倭患严重。嘉靖间（1522-1566年）开始设置参将、游击，率领各处客兵驻扎兴化防守。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专设中路守备1员，行使都指挥职责，管辖福州、兴化，平海、泉州，永宁，各卫所军及兴化、泉州2府陆路客兵，其衙门设在兴化府。
  三、水兵
  明初，福建沿海先后设五水寨以防倭。兴化府设南日山（今南日岛）水寨，因寨“在涨海中孤立无援”，于景泰间（1450-1456年）移入莆田县新安里吉了澳，但官府仍称之为南日山水寨。
  南日山水寨兵由兴化、平海、泉州3卫拨军充当：兴化卫拨指挥1员，千户以下官9员，甲兵405名，分驾官快哨船9艘；平海卫拨把总指挥1员，千户以下官10员，甲兵770名，分驾官快哨船9艘；泉州卫拨把总指挥1员，千户以下官10员，甲兵335名，由3卫各拨指挥1员管所部旗军，称卫总；又选各卫指挥才能出众者，任把总，总管3卫的水兵，并具有指挥的权限，卫总必须服从其节制。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福建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请复水寨旧制。南日山水寨迁回南日岛。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日本丰臣秀吉大举侵犯朝鲜。中国沿海戒严，福建又设湄洲等八游以增强五，水寨之防御力量，湄洲游设把总1员，官军528名，配备战船23艘，分驻湄洲山、大小岞，北与海坛会哨于西寨，南与浯铜会哨于围头。
  （摘自《莆田市志》卷十三军事第三章驻军）
  海寇志
  莆滨大海，鲸鲵出没，时时有之，调度官军，事体重大，闭门送客，视为故常。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岁，南土大荒，盗贼充斥海上，复有戮民黄世隆、世光、俞子宾等为之向导，劫掠大姓，驱虏细民，立限责偿，屠毒惨酷。其邓姓者，一县尤为桀黠。番酋二百余人，皆丑黑狞恶，舣舟寨门，时把总指挥丁桐，年少胆勇，驭舟师与之接战，气力不加，失陷哨船一只。千户白仁，一员军士三十六人，莆禧军民共扑贼船一只，贼徒十五六人，中有林希德者，系港东人氏，被虏从逆，职专斩杀。此人熟于附近大家径路，转相惊疑，搬移迁徙城中，廨舍增价数倍，至无所容，乡居之民，夜不贴席。于时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姚君凤翔，巡历海戍，常例不免。漳州解到，贼徒与祸家熟相识认，不能痛决，一快众心，令之随批带回，后未知其作何发落也。白千户者，寻以责赂送归，军士损失大半。至八月初飓风大作，南日、湄洲海屿搜获贼徒六七十人。夫朝廷堤防海道，至为严密，宪臣领勅，亲理其事，兵食足备，法令具存，能以戢盗安民为心审，固谋猷广设方略，则可以弹压暴客，宣扬国威。乌合之徒，何至于拒敌。管兵劻勷，连月鹰鹯海上，葅醢吾民哉。近年漳泉之人，复尔私通日本，坐获厚利，更相效尤，倾动江南，百货腾贵。夫中外大限，天地常经，按日本者，古倭奴也。国初时入寇中华，北极辽阳，南接交广，沿海州郡，悉被其殃。中国所以备御之方，无所不用其至，镇戍卫所，布列海堧，火墩烟台，矗立冈阜。福建则小埕、南日、吴屿三寨，与各军卫及守御千户所，错置其间，岁费钱粮，番更戍役，皆为防倭而设。今者无禁，纵令造舟具粮，如适淮泗，广赍金帛，大启戎心，兹岂朝廷柔远宁迩，用戒不虞之意哉！夫海寇倏来，急难捕捉，至于私通日本，舟容万斛，所受皆富商大贾，所载皆绫缎茧丝，积日旷时，乃能集事，此而不禁，何以法为？而南中士夫驾为私说，以为取彼之有，富我之国，有何不可，是见其利，而未见其害也。疆场之忧，谨记于此。
  （摘自明朱涮撰《天马山房遗稿》卷四）
  明代倭寇祸莆
  明代倭寇之骚扰，是莆田历史上最大兵祸之一。其对莆田的骚扰，开始于明初永乐八年（1410），而以明中叶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一年最严重。这二十年时间里被兵达十五次，其蹂躏地区，东自江口、涵江，南起南日岛、平海、笏石、黄石至莆郡城，沿这两线的各乡村以抵于滨海各地，概遭其劫掠。最后一次，莆田郡城被陷两个月，自十一月至第二年四月，寇还据莆不退，调浙、赣等地兵来，才平定之。二十年间倭寇十五次祸莆，烧杀劫掠，极其凶残，人民起来抵抗牺牲的，被掳被杀自杀的数以万计，财物被劫去，被破坏烧毁的更难胜记，给莆田人民以很大的灾难。特别最后一次陷城，城内外尸首枕藉，腥秽不堪，群众财物，官家库藏，被劫无遗，民房、官署、祠宇、寺观、典籍，焚毁殆尽。倭寇对福建的骚扰，北则福宁、福安、宁德，南则惠安、南安、同安，以及福州、福清、仙游、永春等地皆被兵，受害的不单是莆田，但莆田却是被祸最烈，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最为惨重。
  一、倭寇的来历
  考倭寇在唐代就有了。唐林披述刺史黄峰（按：应为黄岸）迁居云：“自桂州航海归，道颉洋，避倭兵，风浪飘荡，登延福山，爱山水之秀，因居焉。”又林藻行述云：“从南越海道归，见蒲田延福山山水之秀，因家焉。”南越就是现在的广东，延福山就是莆田县现在的囊山。可见唐时倭寇就出没沿海一带。但倭寇成为侵扰我国之外患，却还是在明代。盖自元至元到大德（1335-1368），三十余年持续对日本用兵后，日本同我国的关系就很紧张，禁其人民同我国通商，纵其边民侵扰我国沿海。元中叶后，其国分为南北朝，至明初，南并于北，遗臣流落海上，和海盗合伙，海盗之势更盛，屡次骚扰我国沿海各州县。明太祖即位的第二年，即颁谕日本，努力改善中日关系，并派使臣持诏责问日本寇侵沿海的问题，日本不答。于是明太祖就在沿海整饬海防，置兵防倭。洪武二十年（1387），派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当时江夏侯到莆田相度地形，增筑平海、莆禧城寨，加强海防工作。至永乐初日本受明朝封赐，辽东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埚后，于是寇掠才见稀少。莆田县也是从明永乐八年（1410）十月倭寇在平海舣岸，被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击溃后，一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一百三十年中就都没有倭警。
  至明中叶嘉靖二年（1523），中日通商决裂之后，倭祸才又开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记载：“世宗嘉靖二年（1523）五月，日本诸道争贡。……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宋本中国人，投奔日本而归附日本者，此次竟充日本贡使来中国），先后至宁波，争长不相下。故事，番货至市舶司、阅货及宴坐，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而素卿狡，贿市舶太监先阅佐货，而宴又坐设上。设不平，遂与佐相雠杀，太监又以素卿故，阴助佐，授之兵器。而设众强，拒杀不已，遂毁嘉宾堂，劫东库，逐瑞佐及余姚江。佐奔绍兴，设追之城下，令缚佐出，不许，乃去，沿途杀掠至西霍山洋，杀捕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进、百户刘恩，又自育王岭奔至小山浦，杀百户胡源，浙中大震。”就是因为这一段纠纷，嘉靖下令罢市舶司，禁止对日通商。但是市舶司罢去，对日通商却禁不绝，沿海豪势之家仍同日本商人交通，日本海贾仍然往来自如，由此又再挑起了倭寇对沿海的骚扰。
  《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又载：“自罢市舶后，凡番货至，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贵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没海上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迫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且复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偿取尔金宝以归。因盘踞岛中不去。”所以嘉靖二年（1523）后，倭寇的骚掠就频繁起来了。山东、江苏、浙江受扰较早，及浙江巡抚胡宗宪招降毛海峰，计杀陈东、麻叶，复杀毛海峰、王直，浙江及江南的倭祸才平定。而其余党就窜来福建，于是倭祸中心移来福建。所以莆田受蹂躏最厉害的，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二年（1545）以后，而在嘉靖三十年至四十二年（1551-1563）特别严重。
  所谓倭寇，日本人实际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很大部分是中国人和他们同伍，或入海同真倭一起为寇，或潜在大陆做奸细。祸莆倭寇中也有莆田人和漳泉人。莆田各地都潜有内奸。《明史》日本列传载：“大抵真倭十分之三，从倭者十分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惴怯，所至溃崩。”陈伦炯《海国见闻录》云：“倭寇者，萨峒马岛人也。其始市舶于永嘉，萨岛渔者十八人，被风吹入中国，奸人引以为乱，髡须矱额，什以旁近土语，递相攘掠，群称倭奴。”《皇清文献通考》说：“明代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之人居多。市舶所集，内奸勾引故也。”再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嘉靖中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日本倭劫海上，继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
  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偕倭入巢柘林、乍浦等处劫掠。内地亡命者附之，如萧显、池南山、叶明等实繁有徒，……是奸民不唯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为内地害矣。”（原注：郑晓传谓倭寇中国，奸民利倭贿，为之乡道，以故倭人所据营砦皆得要害，尽知官兵虚实，倭恃汉人为耳目，汉人以倭为爪牙）。可见真倭是不多，内奸参加勾引，并互为耳目、爪牙。
  《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记载：“番人……盘踞海岛中不去，并海民生计困迫者纠引之，失职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与通，为之向导，时时寇掠沿海诸郡县。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华人，僭称王号，而其宗族妻子田庐，皆在籍无恙，莫敢谁何。”日本史也载：“明太祖欲通聘日本，道阻不通，当时日本边民侵明之沿海，明称倭寇，甚畏之，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之后，遣使于明成祖，修邻交。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边陲诸侯亦各自通于明，得其勘合符，盛行贸易，明之奸商结连朝臣，给日本之商民，睹物不偿价，于是日本商民愤怒，剽掠其沿岸。当时足利氏威令不行，四方不逞之徒，皆集于明之海岸。明之臣不平者，亦来投，倭寇势益猖獗。嘉靖间最盛，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痛击之，破倭于平海卫，其难始止。”日本史的记载也与明史相同。可见所指倭寇，实际有日本人，也有我国人与之同伍。人数不但占大多数。而且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还称王。再从通倭的人来看，任何阶级都有，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凶徒、逸囚、流氓、无赖等都参与。
  《嘉靖东南平倭录》载（见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寇，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于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浙东大震。至是巡按御史陈九德请置大臣，兼制浙、福，乃以朱纨为御史，巡抚浙江兼领福、兴、泉、漳。……时浮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诸达官家为之强截良贾货物，驱令入舟。纨因上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衣冠之盗难”。国内有“衣冠之盗”说得很明显。莆田受倭祸，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康大和《重建郡治记》云：“倭寇内侵，土民向导。”《戚少保年谱》及莆旧志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寇由三江口入屯，……是时福清、莆田、惠安三县各大村皆散布寇党”“……船户请郡愿各奋身决死战，一鼓而前，歼贼百余级，侯熙兵阴遮道翼贼，船户反胜为败，多伤退。又虎匠数百人入杭头，以毒矢中贼，贼大溃，移白杜，虎匠潜先往待之，侯兵密报贼。贼伏林莽中，虎匠被伤百余人”“……不意我兵为向导所误，缘向导皆与贼通，特留黄石大道为贼生路，引我兵由西洪小路以入……”。侯熙就是当时莆田的参将，其所带之兵却通贼。倭寇中还有不少是漳、泉人。《戚少保年谱》载：“巡抚游震德遣总兵刘显率兵来援，刘屯江口不敢进。寇诈饰民求援于刘，刘以兵寡之故直示之，谓需募足始能进兵，寇遂知虚实。及召募令出，寇以漳泉变夷者什新募中，刘周不能察，反遣之入城助守，竟为内应”。从以上这些事实看，倭寇侵莆时，不但莆田有内奸，而所谓倭寇中也有不少是漳泉人，还有莆田人，很明显的，没有莆田人，倭寇如何能“饰良民求援于刘”。
  二、明代在莆设置兵备防倭的一般情况
  当明太祖整饬海防时，莆田也是确实设置了一些兵备的。洪武二十年（1387）令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整顿海防备倭。江夏侯还亲来莆田勘察地形，决定增筑城塞设置卫所，令兴化卫指挥佥事吕谦监筑平海、莆禧二城。平海城周围八百零六丈七尺，高二丈四尺，女墙一千三百一十，门四，东西各一，南二，曰大南门、小南门，形势北仰南俯，三面阻海不凿濠堑，以海为池，城北不置门，筑高台以资瞭望。莆禧城周围五百九十丈，高一丈九尺，女墙一千四十九，东南北三面阻海，西凿旱濠。又令吕谦督署本司事府吏张得清筑迎仙塞（现在的江口塞），本司巡检韩翱筑冲沁巡检司城，潘琏筑青山巡检司城，黄譛筑嵌头巡检司城，何拜帖木儿筑小屿巡检司城，胡启贤筑吉了巡检司城，这六处虽名叫城（塞），其周围只一百五十丈，但都驻兵巡察。城筑成后，又根据地理情况设墩台，发现敌人夜就举火，昼则举烟报警，计沿东南一路二十九处，正东路二十六处，东北路六处，共设墩台五十九处。并在南日设立水塞，巡哨南北海面。于是莆田就有了二卫、一所、六巡司、五十九墩台、一水塞。（当时全省只设十一卫、十三所、四十四巡司、三水塞）。卫设正三品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二员，指挥佥事四员，卫镇抚二员，皆世袭。二卫各分左右前后中五千户。守御千户所设正千户一员（五品），副千户二员，镇抚一员，皆世袭。千户所设百户十员，每百户总旗二人，每总旗小旗五名，每小旗军十名。于是莆田兴化和平海二卫（兴化卫洪武元年立）的卫军共一万两千三百七十八名，其中平海卫又分操屯旗军五千零三十九名，出海旗军一千一百五十名。每巡检司置巡检一员、兵一百名，各墩台委千百户一员置兵五名，以指挥一名提调之。
  既设卫所，又立水寨，初在南日岛设寨，正统间（1436-1449）移入吉了澳牛门。水寨拨兴化、平海两卫旗军充为舟师，由卫拨指挥一员，总管所部三军，谓之卫总，又由卫选指挥一员，谓之把总节制卫总。舟师组织，其船有四百料者，有三百料者，有五十料者，大者谓之快船，小者谓之哨船。
  兴化卫轮班把总指挥一员，千户以下官甲九员，军四百零五名，驾官快哨船九只。平海卫轮班把总指挥一员，千户以下官甲十员，军七百七十名，分驾快哨船十只。南北海洋哨捕百户六员，甲军二百六十六名，分驾快哨船六只守备双屿，又三江口设指挥一员，千户四员，百户三员，甲军二百一十八名，分驾官快船七只。是则有舟师一千六百六十二人，配备战船三十二只。陆上城堡墩台星罗棋布，海上驻有舟师巡哨南北海洋，可以说设防相当严密。但实际不是这种情况，卫所等虽设，守备却挂虚名，没有战斗力。明《弘治府志防御志》记：“国初诏民丁壮三令出防倭夫一，至是编成行伍，立平海卫五千户，又立莆禧守御一千户所隶平海卫，共军六千名。继而言事者讼本地军顾恋乡土，有误防守。二十五年乃以平海卫及莆禧守御千户所与镇海卫及铜山守御千户所对调。”就是说卫才设五年，就觉得本地兵有误防守，而换了客兵。客兵怎么样呢？至嘉靖倭祸起时客兵竟成了内奸，而且互相仇杀。
  御史林润曾上疏请惩处客兵说：“寇在仙游已遁，竟有客兵至枫亭，戮良民二百余，冒充敌级以请赏。”士兵挂名吃饭不打仗，更是相沿为例。《弘治府志》载：“景泰以来，柄兵者建议凡临敌失一军以上，皆坐以失机罪，自是每遇敌，皆驱民以战，是军食粮而民受死也。此令当思有以通其变矣。”赤裸裸指出了当时的沿海倭备是：军士每月领饷吃饭，有寇警却驱百姓去打仗。成化后兵备更松了，每年都在各巡司内抽去名额，一个巡检司由原设一百名至弘治后剩下十八名，并且军士继续逃跑，所以及戚继光破倭后，就因“卫所军士多老弱瘦罢，选余丁补缺，裁并置营”，墩台也竟至没人管而被人拆毁。《弘治志》载：“今升平日久，烟不昼举，火不夜发，渐有睥睨台石而墙垣之者矣。”嘉靖间（1522-1566）倭寇来犯时，平海卫千户邱珍只能“令数十卒乘夜缒城，从间道鸣金鼓大呼寇至，郡人始知”，是墩台也无人举烽火了，因此，城堡、墩台、旗军、水师至明中叶就完全有名无实了。嘉靖倭寇陷城，要是没有戚继光募浙军来，俞大猷提赣军来，莆田还要陷在倭寇手里多久是很难说的。盖当时不单莆田兵备只徒有虚名，福建全省也是一样的兵备废弛。
  三、倭寇扰莆及群众抗倭
  倭寇祸莆先后十五次，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无法制止寇掠，加以奸民勾引外匪，官兵通倭，士兵与客兵又互相仇杀，内外交煎，群众遭官役兵祸甚惨。群众看到统治者的无能，有不少自动组织出而抗倭，给倭寇以很大的打击，但却都没有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和配合，有的更被通倭的官兵暗算、出卖，因而失败。
  第一次，明永乐八年（1410）十月二十六日（农历，以下同）：寇驾船二十三艘，有二千余人，由平海舣岸，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率军开平海东门奋击，倭寇溃奔遁去。
  第二次，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倭寇突来，兴化卫中所千户白仁在分巡姚凤翔指挥下，带领水军捕追倭寇至连盘四沃，和指挥丁桐并力奋击，生俘倭寇14人。
  第三次，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一月中旬，倭寇登陆福清，聚集在海口。参将尹凤命令千户白仁率领所部兵先行，白仁直至柳尾列栅立阵，等待阻击。当时倭寇兵力要强得多，和白仁同时先行的其他所部都据险驻兵自保。白仁刺血立誓，表示抗倭的决心，士气大振，傍晚倭寇到，看到白仁士志激昂，阵容整齐，不敢前进。晚上派四人潜近白仁阵地窥探，被白仁巡获杀掉。倭寇就在当夜天色微明时潜从间道袭击白仁，当时白仁所部正在东岳庙口蓐食，见倭至立即接战，但因众寡悬殊，久战力困，其他所部又不敢前来支持，倭寇再潜兵一支从背后袭击，白仁遂被杀。
  第四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平海卫左所正千户叶巨卿带领水军守泥沪沃，在南日塞巡哨，刚巧倭船数十将来偷袭。叶巨卿率水军迎风鏖战，生俘倭寇百余人（县志作十四人）。与此同时，泉州卫右所百户张养正在青山巡守也发觉倭船潜靠岸，被养正连射中三人才退去，但第二天倭寇又再登陆，养正奋前抵御，却因后军奔逃，没有援兵而被杀。
  第五次，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半夜顺风偷袭泥沪沃，叶巨卿坚壁静守，于天微明带领所部迫倭力战牺牲。
  第六次，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倭寇驾舟百余，乘晚雾企图潜登吉了沃，为我瞭探知道，水塞参军黎鹏举一面令炮台发炮阻击，一方面率哨船并发动商船、渔船共百余条投入战斗。当时正值雾开、潮落、风顺，倭船处境不利，急逃遁，我遂获得大胜。计击沉倭船三只，斩倭百余人，生俘八十七人，战迫溺海死的很多。这是群众第一次参加抗倭获得了大捷。
  第七次，十一月倭寇又再来，数十条倭船沿我县海岸，焚掠劫杀滨海乡村，平海卫千户邱珍率领所部至冲要地游动阻击。倭寇无法靠岸，就潜至白湖，焚舟登陆。当时邱珍立即命数十卒乘夜缒城出来，从小路鸣金击鼓，大呼倭寇登陆，群众才知藏匿，郡城才知守御。倭寇知道莆城有备，偷袭不得，就退去，邱珍带轻骑数百人，追杀至海口，倭已破釜沉舟，就拼死战邱珍，邱珍却不幸坠马被倭槊死。这时是在严寒的冬夜，莆人林兆恩倡导劳军，送酒、粥、钱、米犒赏守兵。
  这一年倭寇不但焚杀劫掠，还决毁海堤，致使田地受淹不能播种，已种作物也绝收。
  第八次，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初十，倭寇千余人，由福清乘胜从三江口登陆，驻兵在新桥头。当时涵江、镇前、洋尾各乡被焚掠一空。十四日进迫莆田城，当时莆田已无兵可用。适时湖湘麻阳兵千人经过莆田，尚在城，林兆恩为保护城池，同各乡绅建议雇广兵御倭，就与广兵立字约，退倭后酬金二千两，广兵缒城奋击，斩真倭两人，倭寇退去。广兵于是向兆恩索酬金，乡绅弃约不肯出钱，兆恩自己拿一百两出，对广兵说无从再筹。广兵大怒，缚兆恩于演武场殴打，并迫其领至爽约的乡绅家中追索。兆恩说：“昔与汝等许盟千金，以图安此城也，今倭夷既退，汝等复肆掠，是仍乱此城也，乌乎可，吾宁死不为也”。乡绅知道后才受感动，就县先借官银二千两，即日交给广兵，广兵才去。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军”、“乡绅”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倭寇的祸民，“官”既知无力抵御倭寇，却不想办法，“军”抗倭却要用钱雇，“乡绅”虽有钱却不肯拔一毛。
  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又有倭寇千余人由莆田县往福清天宝陂屯宿溪前马山等处。
  第九次，嘉靖三十八年（1559）六月，倭寇又犯平海，官军迎击于峰头沃，倭遁走，一直追至野马外洋，再击溃之。
  当时因为倭寇猖獗，各乡村备受蹂躏，郡城虽然也屡有警，但终有城池及卫兵守御没有被陷过，因此城外居民纷纷进城避倭，散处城中以及各处寺观不计其数，人挤至无处居住而据地寝宿的。有倭寇侦探从漳泉潜来，化装为道士，造谣惑众，说马榴精出现，昏晚能眯蛊妇女，须鸣金击鼓，书符让避。城中有妇女受恐吓昏倒的，具金买符的很多，后府官以左道逐之，才逃去。但城中谣言惑众之说仍甚多，如有人说：正月初一夜，城门锁泣，流血如注。有人说梦天上坠一火轮，中出石碣云：“我是天兵，放火杀人，毁土纪，灭土城，重熙岁，见太平”。台风暴雨也认为是妖孽出现，人心惶惶，意识祸之将至。这时候的城乡情况是极为混乱的。
  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倭寇来侵三次，“官兵”已完全不能抵御，当时的参将侯熙，是漳州人，所带的兵都是自己家乡的无赖，不但对倭不抗，而且通倭。都司白震带徭兵来，却又同本地兵互相仇杀，甚至放火烧南关外，烟焰迷天，烧两日才熄，侯白二人却袖手不管。兵内哄，倭寇就更纵横各地寇掠而没有顾忌了。城涵一带各乡皆被掠而至残破不堪，避乱入城者越来越多，晚上露宿，白天行乞的不计其数。群众明白了抗倭不能指望腐败的“官府”和放火的“官兵”了，于是自己组织起来，抗倭自卫。如芦浦乡（现在的濠浦）自倡组织乡团，群众动手筑堡，保卫自己家乡。倭寇多次进攻芦浦，都被击退。最后倭寇集中兵力强攻，众寡悬殊，芦浦危急，派人至城求援，“官府”却不管，参将侯熙登北城谯楼，立视芦浦被攻破。倭寇破芦浦，恨群众屡击败其兵，对芦浦群众进行大屠杀，海水为赤。芦浦距莆城只四、五里，“官兵”却不支持，致使群众抗倭力量终因无援力孤而失败。
  第十三次，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倭寇由三江口登陆，聚集蔡坨、杭头等村。这时候莆田以及福清、惠安三县的各大村都潜伏倭寇间谍，莆田城被围不解，倭寇塞城濠上游水道，企图攻下城池，泊舟在城濠的的船户有千余人，以城濠被塞，水断交通也断。将影响其生计，于是自动向“官府”请愿，与倭寇决一死战，一鼓而歼灭倭寇百余人，倭寇已将败溃，可是通倭的侯熙兵却出而掩护倭兵，船民于是反胜为败被伤退走。群众的抗倭力量又被“官兵”出卖。又有华亭猎户（旧称虎匠）数百人，出而袭击驻杭头倭寇，还用毒弩射敌人，倭寇大败溃逃，移营在白杜。虎匠潜往埋伏，等待再歼倭寇，又被侯熙兵告密，倭寇转道潜在林莽中伏击猎户，被伤百余人，猎户回华亭，不再出来。这两支抗倭力量都被官兵出卖了。
  至九月戚继光奉命援闽，在福清牛田击破倭寇后，其残余又遁来莆与在莆倭寇合，拟去惠安南辋。福清来的残寇因新败，不同意再远行，认为戚继光客兵不会久留，于是转踞莆城东二十里的林墩。林墩四面环河，通接海港，倭寇在这个险要地形上列栅踞守，又派遣降倭奸民四出侦察，作为耳目，而留四千多黠倭踞守巢穴。戚继光于九月十二日从福清急行军七十里，宿营烽头江口。分遣把总张谏、叶大正、金科、曹南金等带兵一千六百人与中军王辅、百户张元勋配合，留在烽头，限令十三日到涵头，十四日早到宁海桥，闻鼓即刻进攻。戚继光则亲督把总吴唯忠、胡大受、陈子銮、陈大受、王如龙、童子明等兵，在十三日偃旗息鼓潜由囊山间道抵莆城。当时士兵行军辛苦，拟在城外宿营，戚继光认为倭寇侦探分布很广，驻城外容易泄密。分守翁时器也以客兵远道来支援，不敢催促出兵进攻，戚继光说道：“歼穷寇与方张者不同，方张者势众，能分袭，须正以临之，使其狡不得逞，伤弓之鸟，迟则飏矣，所谓拙速，所谓速雷也”。于是傍晚入城，假意从容宴谒，表示不马上进兵，却于半夜传铃吃饭后，立即在东市集合，乘月由阳城、青浦至西洪。月还未落，就命令等待月落后进迫倭巢。天亮倭寇才发觉，尽集黠倭，列大队据小桥抵抗。这时戚继光发觉，原来向导通倭，留黄石大道给倭寇逃生之路，却引戚兵由西洪小路以入。西洪一带沟渠四布，小桥品列，只能鱼贯越河津涉沟堑，兵力不能施展，攻取不易。因之前哨官
  周能战死，首队三十四人及次队之兵，损失及半，血战一点多钟，三次都冲不上，于是士兵游水夺渡，当时张谏等也在宁海桥击倭兵背后，倭寇才惊退入巢穴。可是戚兵的后援数百人也被倭寇袭击而溃退，戚继光斩临阵脱逃的哨长刘武等十四人，后队才拼死奋战，击败倭兵。倭塞列靠水岸，狭巷委曲，经过短刃巷战，倭寇落水的千余。残余的逃至黄石的窑兜，从倭的漫山四散奔逃，真倭逃入瓦窑。戚兵以火药烧瓦窑，乘势杀入，杀俘很多。这一役，计斩首九百六十人，焚溺两千多人，生俘男女二十六人，救出被俘男女两千一百二十人，戚兵阵亡周能等六十九人。这次出兵很密，至报捷大家才知道。中午，奏凯回莆城，群众扶老携幼郊迎十里，道路为之充塞。十月十五日，戚继光班师回浙江，这是比较大规模歼灭倭寇的一个战役。
  第十四次，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倭寇败遁入海，潜伏不动，但却极恨戚兵和不甘心失败。听到戚继光十月班师回浙江，大喜说：“戚老虎去矣，吾又何患”。就一支由上路陷福宁、政和，一支直逼莆田城。城被围困一个月，日夜盼望救兵不至。知府陈瑞龙亲自指挥守陴，命令无论乡绅士民，力能胜兵者，悉入兵籍。组织群众协力守城，日夜亲自巡游指挥，所以城虽久困却不陷。不幸瑞龙母卒，请求人来代理以便治丧，抚按留之。却因哀母和日夜指挥劳瘁卒。当陈瑞龙组织群众守城时，有不少群众来响应其号召，如陈延陛带其所组织的群众，进攻倭寇，一直至南沟牺牲；郡掾常白带群众缒西门出，伏击倭寇至牺牲。陈瑞龙死后，抚按令郡同知奚世亮摄府事。分守翁时器懦弱无谋，兼且城中粮食将尽，有饿死的，又瘟疫大起，有死不得棺葬的，种种原因的影响，守城就不如陈瑞龙时严密了，所以倭寇更嚣张。巡抚游震德遣总兵刘显率兵来救援，刘显却以兵寡为理由，屯江口桥不敢进。倭寇命降从的化装为群众，到江口假向刘显求援，刘显却实说兵少，俟再招募后进兵，于是虚实被倭探悉了。等到召募令一出，倭寇就派漳泉人能讲莆田话的，混入新募兵中，刘却一点也不知道，反派他们入莆城助守。入城助守的由把总率领，计两百人，背绣“天兵”二字，潜倭就混在中间，于是给倭寇送内应入城。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再派兵八人，穿天兵衣甲，送书给翁时器，被倭寇擒去，倭寇即穿其衣甲，持公牒骗得入城。知府奚世亮，通判李邦光有怀疑，翁时器不但不听，还令八人守北门，潜倭骗守城兵士说大兵约在晚上进攻倭寇，应该刁斗静俟。守城士兵信以为真，对守备表现松懈。当晚四鼓，守城士兵遂被杀，倭寇从城西北角四埔岭靠梯上城垛，一面从城下发铳炮。大家还认为大兵果然在城外交战，但一看沿城垛已经都是倭寇，抵抗已来不及了。倭寇一入城，便乘风放火，各处居民房屋和官廨都起火。翁分守、毕参将、李通判都越城逃跑，摄知府奚世亮、训导傅尧佐被杀死，莆田郡城就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天微明时陷入倭寇手中。莆田郡城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被烧杀劫掠一空。
  倭寇陷兴化城后，御史李邦珍上疏告急，诏令巡抚游震得待罪行间，又命谭纶抚闽，征召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提兵前来破倭。俞大猷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从江西昼夜兼程至。时郡城已陷二个月，各兵屡次被败，刘显、俞大猷各距倭五十里驻营，按兵不动，等待戚继光兵来。当时倭寇也以城中尸首枕藉，腥秽不堪，财物又焚掠已尽，听说戚继光兵将到，就弃郡城去，南下破崎头城，杀都指挥欧阳深，攻陷平海卫城，招北路各倭兵同据平海城。俞大猷移兵秀山，刘显移兵明山，划地列栅坚守，贼屡挑战，仍按兵不动，移缴催促戚继光兵。戚继光奉诏后，因兵少，就在义乌募兵，历时十六日募得兵万余人。派胡守仁等六支兵先行到闽。三月抵达建阳，游中丞促其进兵，守仁因未奉将令不听，将这问题驰报戚继光，戚继光也以孤兵不宜先入，写信给中丞请罢进兵议。戚继光于四月初八日抵闽，游中丞有责其太慢之意，戚说是因新兵随募随发，并于路上边行军边训练。十一月新中丞谭纶至，并委汪道昆监军。十三日戚兵抵达福清，倭寇得悉，半数以上驾船贿赂海上许朝光所领水师，许朝光纵其逃遁。当时还有真倭三千及附从移兵在渚林迤南许家村据险结巢，分兵赤崎山下联为犄角。戚继光一面向莆田进兵，一面请中丞谭纶亲自来莆，俾便对俞、戚、刘三军统一部署进兵。戚继光兵十七日趋烽头，十八日过黄石，十九日抵东亭，戚继光微服侦察倭营垒。二十日谭纶、汪道昆同到渚林会集三大营布置机宜。以戚继光当中哨，俞、刘所部分左右哨，为掎角之势，冲锋悬示赏二万两，定二十一日进攻。二十日夜四鼓，戚继光分三路衔枚进攻。至五党山侧岭，月光还很亮，就坐待月落，乘昧爽直迫倭巢，倭寇两千，前锋百余，乘马力拼冲突，鏖战一个多钟头，大败倭寇，追至许家大巢，四面合围血战，顺风纵火烧倭寇，倭巢尽扫。日午收兵，获得全胜，计擒斩倭寇两千四百五十一人。夺获器械三千九百六十一件，印信十五颗。在莆田平海等地被虏的男女三千多人全部得救还，戚兵只阵亡十六人。第二天中军总哨胡守仁等又分兵埋伏要道，追剿擒斩残寇一百七十一人，二十三日凯旋回莆城。
  第十五次、十六次，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残余倭寇又大举扰骚福建，我莆平海、南日再发生倭警，戚继光遣兵分路清剿，义总金科、叶大正破倭寇于平海后潘及福宁、同峡，把总顾乔破倭于南日。寇掠未遂。
  十一月初一，倭寇又驾舟十六艘登犯吾莆青山，复犯晋江、福宁、连江、惠安等海岸，戚继光分兵追击最终在仙游剿灭之。倭寇祸莆历二十余年，至此才平息。
  四、倭寇在莆的杀掠破坏
  倭寇骚扰之目的，主要是在于抢掠，因此，经受蹂躏地区，都被劫掠一空，其对各方面的破坏烧杀，都极残忍凶暴。莆田自嘉靖二十二年以后至三十四年（1543-1555），各乡村就已被蹂躏得残破不堪，到了四十二年（1563）莆城陷落，更是四野一空，惨不可言。
  御史林润请恤三府（兴化、泉州、漳州）奏疏中这样写道：“兴化所属二县，编户共二百二十有余里。……今遭寇患之际，历八年于兹，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其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徙于他郡者，又不计其数。迩又各府疫病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故孤城之外，千里为虚，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昔之一里十图，今所存者一、二图耳，昔之一图十甲，今所存者一二甲耳。”旧县志赋役志载：“莆在明朝划为四厢三十一里，二百九十四图，每图百一十户。至嘉靖时，图之存者一百七十四，户减八百九十，口减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一。”可见到资财大量被抢劫外，群众死于兵乱的数以万计，房屋被烧殆尽，农商之业也遭严重破坏。因此御史林润曾奏陈六事：“一建公廨门楼以定民心，二刈邻境县属以宽民力，三急筑修陂堰以预民食，四给农事种子以重民事，五请蠲免赋税以苏民困，六请发给官银以济民艰。”祸莆的具体惨况，大部分已湮灭无可考，但到现在还遗存的废墟以及局部的文字记载，已经可以使我们看到五百年前莆田人民所受的浩劫。
  惨遭倭乱死的群众，嘉靖二十二年至三十九年（1543-1560），无记载可考。根据《林子（林兆恩）本行实录》：“嘉靖四十年（1561）冬命黄仕钦、林兆居、吴三乐等七十余人，直日佣工于城之内外舁尸，别男女而礼瘗于太平山者两千有奇身。”“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币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圜、平海僧净圆等十余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火而瘗之，文以奠之，约有五千余身。又命僧云章等至城外各乡，凡八月，约收万有余身，郡守陈公瑞龙捐金给米以赞助，而复表揭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鬻田得金，命献策与僧法从等十八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瘗于南北河尾二山，约有四千余身，又瘗余骨百有余担。……三月后，以鬻田之金，命朱禹雍文命等九人往崎头收尸，积薪火化，文以奠之，凡瘗于城外之山者八百余身，而拾遗骨无论。”单林兆恩就瘗尸五次，收埋全尸者三千余身，火化而葬的两万余，还有遗骨百余担之数，虽然其中包括疫疠死的，但其所收埋的应当是无人收的尸首，要是加上死难亲属收埋和其他方面瘗尸，其数将更惊人了。现在的龙琯、东华一带横亘黄石附近有所谓“九十九墩”，据说都是林兆恩埋尸的地方。单最后陷城的一次，旧志有记载的有署知府奚世亮，县丞叶时兰，郡掾常白，县学训导卢尧佐，兴化卫指挥张远，鲁师亮，千户张应望，进士以上的十七人，举人数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群众被屠杀更不可胜计。城内外尸首枕藉，新郡守易道谭要来莆，途闻积尸盈野，停车福清，不敢莅任，及闻林兆恩收尸洒道，方入城。考志传和谱牒单就妇女被掳不从，自杀、被杀尚能找到记载的有五十一人，如下表：
  倭寇屠杀手段也极残酷，如郑肇妻被洞胸死，黄河妻被割乳死，黄大廉女被削去五指后再刺死，林观文妻被执不从，将其投火中烧死，林承芳妻郑氏遇贼骂不从，被砍掉左手，刈去右耳再刈下鼻子，甚至有断舌、肢解、钉壁等残忍之屠杀手段，刘氏二姐妹不从贼投火自杀后，贼还以枪槊其胸，并立杀被掳者五人以泄怒。林润在奏请恤三府疏中还说：“倭不但屠生民，而且发掘坟冢，悬棺待赎。”
  全县被焚毁房屋不可胜计，莆田独田尾安然里存，平海仅存圣庙。现在在莆田的田尾一带，靠北门的前埭一带，靠东门的书仓一带，黄石的水南一带，看到的颓垣废墟遗迹，都是在五百年前被倭焚毁的。我们就有记载下来的查出被烧的衙署祠院：在莆城有府县各署、县学府学、谯楼、瞻阙亭、莆阳驿、大有仓、督粮馆、岳公祠、二忠祠前堂、二烈祠、忠惠祠、林俊祠、彭韶祠、黄仲昭祠、林苇祠、凤山寺、东岩寺、光孝寺、广化寺；在平海的有平海衙署、平海仓；在涵江的有涵江书院、寿泽书院；自城至平海这一线，尚有厝柄朱柄书院、草鞋墩咸淳庵、黄石水南书院；自城至涵江这一线，还有澄渚林藻祠、紫宵山迎福院，以及涵江附近的囊山慈孝寺、上生寺等。从这个记载说明城、涵、黄石、平海之外，囊山、澄渚及紫霄地靠山区较偏僻地带，屋宇也被烧毁，可见不单是滨海平原的各乡被破坏，其蹂躏地区已接近山区。屋宇建筑物既被焚毁，典籍当然也不能免，被焚不知有多少，如郑岳著的《莆阳文献》，兵燹之后，只黄起龙家幸存一部。
  水利亦尽为倭寇破坏，林润陈六事疏：“……次则各地陂堰，亦尽为倭寇所决，溪涧悉涸，海水冲流，沃野尽变为斥卤”。特别东角堤被倭寇拆毁后，海堤溃决，海水泛溢至城外。水利既毁，农民又没种子可播种，农业生产的受破坏，可想而知。
  所以倭祸在莆田确是一个大灾难，在群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创痛。倭寇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陷城，至第二年（1563）正月二十九日才弃城去，这六十日亲朋戚友各顾逃生，彼此生死不明，几千年相沿一年一度的“团圆做岁”这年却被迫无家可归。因此，倭寇于正月廿九日退至平海后，群众陆续回来，并即于二月初二日至亲戚家中探视死亡情况，初五日补“做岁”。嘉靖四十三年（1564）开始，每年遂以正月初二日为探亡期，俗忌至亲戚人家探视，以正月初五日再过年，俗称“做大岁”，以示纪念沉痛的历史，至今不变。莆田倭祸，在全省全国来说也是倭寇扰华中较大事件之一，当莆城陷落时，八闽震动，调动浙江、江西、广西之兵，开支兵饷三十万两，首尾经六个月才在平海扫平倭寇。
  五、善后的一些情况
  莆倭祸平后，善后问题，虽有御史林润奏陈六事，但除城楼、衙署、儒学在易道谈任内就修建外，其他建筑至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始复旧观。农田水利从“嘉靖四十二年（1563）堤决水淹溢至城外”的记载看，是没有“急修筑陂堰以预民食”的（东角堤是第二年四月始修建）。至于“蠲赋税以纾民困，发官银以济民艰”也没有下文。裁并些里图实际却变成了一件害民的坏事。《莆风清籁集》存嘉靖中布衣游日益《未生曲》一首，其序说：
  “嘉靖乙卯（1555）倭入寇莆中，大肆荼毒，四郊之外，将无噍类。至壬戌（1562）城陷，惨不可道。御史林公润疏请蠲租发赈，遗黎稍拯残喘。通判陈永者督编户口，伪增民数以媚上官，至立梦生、望生、未生之虚名，登之版籍，遗民饮恨，无所控诉。予卧病山中，闻之孤愤，作此以纪时事。”其诗云：
  “烈火焚未熄，黄云愁极目，东市叹零丁，西村惨诛戮。崇墉卒不完，万马城中牧，白骨乱如麻，啾啾新鬼哭。梓泽尽圻墟，台史重颦蹙，三疏渎天朝，春风生槁木。别驾扬军威，里甲供兵粟，储赋以为常，任意乱增续。户丁唯寡妻，日日愁拘逐，有夫阵中亡，有子遗在腹，亡者名未除，胎者复上牍。胥魁诡我名，未生年十六，朝来实版图，暮来派钱谷。终岁饷官银，夫家遭鱼肉，从今誓不供，其奈多鞭搏，此身愿无生，宛转填沟壑。野夫闻叹息，对此泪盈掬，落日掩空扉，聊作未生曲”。
  于此可见，莆田在倭祸之后，统治者所做的善后工作的一般。
  （摘自莆田县县志编集委员会撰《莆田县志》草稿1963年11月）
  莆阳倭祸记
  日本号称倭人，见于东汉书，三国孙吴时，颇与中国交通。至刘宋元嘉时，始受中国册封。唐高宗时，以朝鲜事与刘仁轨战，败于白江口，自是以后，遣使通好，派留学生入中国，彼中文化，始斐然可观。元挟席卷欧亚之余威，讨之而不克，迄乎有明，肆扰东陲，祸始于永乐之世，而甚于嘉靖之间（1522-1566），江浙闽粤山东诸省皆受其扰，而莆田为尤甚。历阅《莆田县志》、《仙游县志》、《戚少保年谱》、《林龙江先生年谱》、《本行实录》诸书，及当时名公鉅卿往来书札，彰彰可证。永乐八年（1410）庚寅十月二十六日，倭贼二千余人，船二十三艘，侵略平海，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击退之。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冬，倭贼掠平海、南日等处，分巡道姚凤翔檄指挥丁桐，及兴化卫中所千户白仁、后所副千户叶巨卿夹击之，追至连盘四澳，捕十四人，贼遁。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倭贼夜袭平海，巨卿率部死战，身中十余枪死，贼亦退去。嘉靖二十四年（1545）乙巳，倭贼由福清海口登陆，参将尹凤檄白仁率部防堵江口，十一月望，仁与贼决战，重伤死，援兵至，贼遁去。仁赠秩立庙，今南关内会生宫是，然此只扰沿海一带尚未波及莆城也。
  自乙卯至癸亥（1555-1563）八年之间，贼迫城者计有八次。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十二月，倭贼焚掠沿岸，平海卫千户邱珍抗之，贼不得上岸，大怒，焚舟改从白湖港入，珍侦知之，遣人缒城大呼寇至，知府陆美中拒之。贼迫城时，严冬又多夜雨，守者不堪，布衣林龙江先生恒令人携酒粥钱米以给之，为有力者倡，贼既败退，珍率轻骑追之，贼殊死战，珍坠马死，赠秩立庙，照白仁例。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四月初十日，倭贼千余人，入三江住新桥头，焚掠涵江镇前、洋尾诸大村。十四日，进迫郡城，时湖湘麻阳兵千人过莆，龙江先生谋诸缙绅，约湘兵追贼，则酬千金立字为券。于是缒城而出，渡河喊击，斩真倭二级，贼遁。湘兵遂来索银，一时措置未备，先生先予百金，湘兵鼓噪街衢，执先生于演武场，榜而击之，追领诸爽约缙绅家索谢，先生神色不变曰：“昔与若约，为此城也，今肆遍掠，是乱之也，乌乎可，宁死不忍为也。”缙绅闻之感激，集议就县署先借官银，即日分给乃去。
  嘉靖三十八年（1559）巳未六月，倭贼复来寇，掠平海，官军击之于峰头，贼退，又追败之于野马外洋。嘉靖四十年（1561）辛酉，自夏徂冬，贼三来寇，时芦浦联乡团以固守，其他若涵江各乡皆残破，到城避难，昼间行乞，夜则踞地而寝，又加饥饿，多至致病。龙江先生每具钱米及草荐以施之，贫病咸德之焉。是年侯熙以参将至，熙漳州人，部卒半以里儿隶，为贼行间，又都司白震为广西人，所率猺兵与士兵相仇杀，烧毁南关，烟焰两日，侯、白束手无策，贼乘势合围芦浦。芦浦距城仅四五里，告急不应，遂被屠，海水为赤，熙立北城谯楼上，弗能救也。其时倭贼迫城，疫疠并臻，死者相枕，棺难遍施，龙江先生作收尸歌曰：“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木铎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命门人黄仕钦、林兆居、吴三乐等七十余人直日佣工于城之内外舁尸，别男女而礼瘗于太平山者二千二十余身。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正月，先生币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圜、平海僧净圆等十余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火而瘗之，约有五千余身。五月，因尸骸暴于南北洋者尚多，又命僧云章、道士何州等十余人收瘗约有四千余身，又另遣僧云章等四出收尸，凡八易月，约收尸万有余身。
  六月四日贼复来寇，屯聚蔡宅、杭头等村，寨城壕上流民以舟为生者，泊濠隍千数，无所得水，请郡愿奋身决一死战，许之，则一鼓而前，歼贼百余级，侯熙兵阴遮道翼贼，舟人伤退。郡守又募花亭虎匠数百人入杭头，以毒矢中贼，贼大溃，移白杜，虎匠潜往伺之。熙兵密报贼，贼伏林莾中，虎匠被伤百余人而遁。至九月十三日，参将戚继光率兵来援，贼屯宁海林墩，戚公入城之午夜传餐，衔枚驱卒，斩获九百七十余级，拂晓捷至，士民称庆。十月朔，戚公班师回浙，参将侯熙勘免，以毕高代。
  是年中秋夜，龙江先生偕门人黄州、刘献策等在东山露坐，时长天无云，月光如画，先生愀然叹曰：“此地景甚好，曾奈不久何。”州等问其故，先生曰：“城必破矣，民糜烂矣，将如之何？”州等闻之，无不凄然。先生尝著有《防倭管见》，胜划甚多，惜当时缙绅不从其议。至十一月，果有新倭四千余人来薄围，九日四更天微明，贼悉精锐六千人从西北城入，城陷，先是贼侦知戚公回浙，私庆曰：“戚虎已去，吾人何惧哉。”大为集兵，于月之初旬直迫郡城，知府陈瑞龙令绅士齐民力能胜兵者悉入籍，且令严为防堵，分更传箭，日坐篮舆或徒跣以巡城，夜令卒提灯微行。时瑞龙母卒于官，抚按留其任，墨绖从戎，以积劳卒。同知奚世亮署府事，分守翁时器巽懦无谋，城中食尽，兼之大疫，士民日夜翘望援至。适巡抚游震德遣总兵刘显来援，显以兵微屯江口不敢进。贼诈称为良民求援，显以兵寡之故示之，谓须再募兵始可。贼遂深知官军虚实，时器移文促之，乃遣包把总领二百人，背缀天兵二字，入城助守。贼伏要害扼之，比至仅六十人，包遁去。
  廿八日，显又遣天兵八人，赍文于翁，亦被贼擒杀，于是贼令十人衣天兵衣甲，持牒请登陴，同知奚世亮、通判李邦光疑其诈，请锢之，时器不听，即令十贼守北门，自是贼借以传递消息，城中情形毕露。十贼诡言天兵夜约砍营，宜急刁斗静俟之，守者误信为真，遂解严。四更，贼自西北角四铺岭靠梯上垛，寻发铳，众方喜援兵至，环顾则沿垛皆贼，乘风放火，庐舍尽焦。翁时器、毕高、李邦光皆弃城遁，奚世亮及训导卢尧佐死之，城陷，被屠杀者进士十七人，举人数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节妇烈女义不从贼而死者无数，民赀库藏搜刮无遗。古有谚云：莆城如舟，壶山如舵，人满市衢，其城必破。至是因林墩、芦浦之难，乡人争避入城，虽寺观僻巷无咫尺空隙，以故死者枕藉，为空前之劫运焉。
  莆城既陷，是日夜分，龙江先生从城北门出，主镇前畲立榕家，寻入广业凤冲。倭贼入城，有慕先生之名而愿见之者，而先生已为先入之贼义而出之矣，不得见者，遂托人引进至先生堂瞻拜其像，又有诣先生庐，树旗于其门令无火焉。盖贼来莆已经多次，能习莆语，稔知先生之高，是以有慕而愿见者，有护以出城者，有拜其像保其庐者，时掳戮无数，而先生家免难。随处皆煨，而先生之庐无恙，其感人深也。
  嘉靖四十二年（1563）癸亥正月廿九日，倭贼弃城去，盖因城中尸骸遍地，腥秽不堪，金银货贿俱已掠尽。自上年十一月廿九日陷城，至是年正月廿九日弃城去，共六十一日，贼从容退出，至二月初二日始尽，而城中之先时逃遁及临时侥免者，并有亲戚关系者，相率于初二日入城探视。贼已远飏，惊惶稍定，遂于初五日补行做岁。后来先民以自十一月廿九日起至正月廿九日六十一日中，皆可作为屠城纪念，故以正月初二日为探亡，忌不探问，而于正月初五日举行做大岁仪式，照元旦施行。（此段采关佛心先生《倭祸记》。）贼退时，龙江先生谓诸门人曰：“城果陷矣，尔等能不忘一体夙心而掩其遗骼乎”？于是鬻田得金，命刘献策、僧法从等十八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瘗于南北河尾二山，约有四千余身，又瘗余骨百有余担，作寇退收尸歌曰：“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贼既退，经崎头堡，陷之，又陷平海卫城，总兵刘显、俞大猷移屯五侯山，巡按御史李邦珍上疏，乃罢游震德巡抚职，回籍听勘，逮翁时器、毕高、李邦光等谪戍，特命戚继光为闽省总兵，督婺兵援兴化。戚公因兵少未克胜贼，如义乌募兵，三月初二日率师万人入闽，龙江先生复以鬻田之金，命朱瑀、雍文命等九人往崎头收尸，积薪火化，瘗于城外之山者八百余身，而拾余骨者无论矣。
  至四月初八日戚公抵福州，十三日抵福清，贼闻戚公至，强半下舟，赂水师许朝光求纵归路，留黠倭三千人移巢渚林迤南许家村，据险结巢，又分札赤崎为掎角，十七日大兵趋烽头，十八日过黄石，十九日抵东停，廿二日昧爽，进迫贼巢，我兵环山放炮，拥队熛铅，贼短刃接战逾时，愕然曰：“戚虎果来耶”。大败披靡，跪乞免死。追至许厝大巢，四面合围，因风放火，须臾尽扫，擒斩共二千四百五十一级，夺军器三千九百六十一件，印信十五颗，释放被俘男妇三千余人，名门妇女加隶护送，所获财物尽赏士卒。廿三日，命中军总哨胡守仁分剿残孽，斩获一百七十一级。廿四日，班师入城，扫除腥秽，招抚流移，莆田秩序于是复定。
  是年十一月初七日，倭贼万五千人复寇仙游，十二月廿六日全部为戚公所歼。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春，龙江先生命许梦莑、吴梦龙、僧明珪等十人，往仙游收尸，约有八百余身。自是之后，倭贼虽出没于沿岸者屡，尚无甚大害。有清之季，恃彼之强，县我琉球，割我台澎，灭我朝鲜，无有戚公其人以防拒之者。去年以来，浪子野心，欲夺我境土，幸有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先后抗之，使之破胆，是即戚公矣，苟四万万同胞，悉具此热忱，不唯东北可复，并且一出而可收回前清失地，再出而无难犁其庭扫其穴矣。
  （摘自《莆阳掌故丛书》张比吉撰《莆阳倭祸记》）
  明朝兴化的倭寇祸害
  莆田过新年有做“大岁”的风俗，大家都知道是倭祸造成的惨痛纪念节日，但倭寇是怎样形成而又如何祸害呢？现据各种志籍所载而简单的分述于后，俾使同乡进一步的了解这空前浩劫的渊源与大概的经过。
  明朝所称倭寇，系指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则持不同的意见，他们仅说是日本西南部滨海各地的乱民，若从历史有关记述，应该将倭寇的内涵，分为几个时期来分析比较符合实质。由于倭寇为患我国沿海，前后长达三百六十三年自南宋理宗朝始骚扰高丽海岸，至明朝神宗万历十六年（一二二五至一五八八年）即日本从后崛河天皇嘉禄二年至后阳成天皇天正十六年，倭祸平息止，其区，分是这样的。
  第一时期：初起时在高丽沿海一带，其组成分子为日本西南部九州岛及濑户内海之日本人。
  第二时期：元世祖策划第三次征日，日本镰仓幕府为侦察军情，经常派遣西南边民及军人，乔装商民潜入我国，展开谍报活动。
  第三时期：明太祖统一全国，日本正当南北朝时代，其国内兵争不息，战败武士因穷无所归而逃窜海上，散兵悍将结合在我国滨海趁虚偷袭。
  第四时期：明朝世宗嘉靖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由于第三时期日本倭寇偷袭有所获，日本西南部边民闻风继起，以出海抢劫，可得暴利，进而勾结我国海盗奸民以及被迫的良民，可谓中日匪类的大结合，为祸最烈。所以倭寇的组成分子，是与时代背景有关系的，但我国因其来自日本，而日本在汉代我国曾封其国王为倭奴国王，至唐咸亨初（约在六七〇年）改名日本，但我们仍一概名其为倭寇，到第四时期虽然有我国海贼在内，但日本是倭寇的主角，是罪魁祸首，则无法否认或自圆其说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年），下诏致仕居于凤阳的信国公汤和，令其在沿海各地查勘地形，置卫所五十九处，规定凡户民四丁者以一人为卫所戍卒以实军备，洪武廿年（一三八七年）江夏侯周德兴至闽遣兴化府指挥古咏监筑平海卫城及莆禧所城，皆拆东角遮浪之海堤石移建，并设迎仙、冲沁、嵌头、吉了四巡检司，永乐年间（一四〇三至一四二四年）复设南日水寨，正统初（一四三六年）徙并吉了城，其他乌坵、湄洲皆有官兵据险以守，并有蛎前、石城、三江、新浦等烽堠廿一处观望报讯。故终洪武之世，倭寇未能成大患？
  嘉靖初（一五二二年）徽州人汪直，号五峰，在浙江沥港为海贼，走私截劫，不数年成巨富，时称“五峰舡主”，勾结日本倭寇扰乱沿海各省，曾败俞大猷舟师，因此益加骄横，建巨舰，盘踞日本萨摩岛，自称“徽王”，日本卅六岛之夷人俱从指挥，出没海上，东南沿海人民悉无宁日，焚掠数十县皆满载以去，嘉靖卅五年（一五五六年）胡宗宪斩汪直于杭州，倭患更形猖獗。卅七年，（一五五八年，为日本正亲町天皇永禄元年）四月十日，倭贼聚众千余人犯莆田，自三江口入涵江，屯扎新桥头，无论涵江附近镇前、洋尾诸大村皆焚掠一空。十四日且逼莆城，林兆恩募人退之。四十年（一五六一年）自夏至冬又三掠莆田，黄石等诸乡镇皆残毁俱破，独芦浦一村自练乡团御之，寇合力围攻，官未之救，终屠芦浦，水为之赤。
  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六月，寇复来，屯聚蔡宅、杭头等村，时郡之溪舟人夫请愿死战，一鼓而前，歼寇百余，又募华亭虎匠数百，入杭头以毒矢射贼，贼溃移白杜，虎匠亦被伤百人。七月戚继光由浙来闽，先扫横屿倭寨，余寇溃逃莆田，欲与其伍会合。戚军追杀不舍，歼倭千余。九月十三日戚军到莆田，时倭扎宁海林墩一带，五鼓兵达，连克倭栅六十营，斩首九百七十余级，十月班师回浙。参将侯熙免官，以毕高任之。十一月倭又聚集四千余，猛攻莆田城，三旬未解，分守翁时器巽懦寡谋，城中粮尽，兼又大疫，人民翘望援兵，福建巡抚游震得遣总兵刘显救莆，但因兵卒寡弱，进至江口而不敢前。翁移文促之，刘乃派包把总领兵六十名先行，被寇伏杀，包仅身免。至廿八日刘又遣兵八名，衣甲俱缀“天兵”字样，欲送文与翁分守，但皆被寇杀，寇遂衣其盔甲，在廿九日佯装援兵自东岩山缘城以登，翁不察，命守北城，夜三更斩关破城，翁时器缒城走，参将毕高不战而逃，郡同知兼摄府事奚世亮（到任甫阅月即殉职，后建奚公祠祀之），县通判李邦光，县丞叶时、前指挥张远皆力战殉之，连训导卢尧佐亦以文职守城死之，尤可悯敬，倭将城门关起，刘显仍以军少壁城外不敢战，俞大猷虽自南赣驰援，亦不欲即攻城，侍大军会同以困城中倭寇。本来是贼攻城，现在变成军官围城，倭寇却在城中大肆淫威，莆田人民反为瓮中之鳖，任其宰割了。
  倭在莆田城内据府衙各处，尽发库藏，掠遍富豪世家，捕杀进士十七名，举人数十，秀才三百余，绅矜士庶兵勇，或忤倭被害，或巷战捐躯者不计其数，人民走避不及、躲藏无处者，随寇之喜怒，日加杀害，年轻妇女几被拘禁，毁容断发，甚至投湖跳井以及自缢焚身者，日皆数十起，据县志所载略举数条：
  （一）西门女子某匿涵窦中，被寇寻得，女据地坐不起，贼怒刺其喉，四五日颜色如生，但头微俯如支颐状。
  （二）贼住小西湖邱家，见红衣女色丽，寇强欲侵犯，女忿厉骂贼，刃之犹大骂不绝而死。
  （三）沟头地方，寇将杀一男子，妻抱救无效，同时遭难。
  （四）北门寇杀其姑，媳抱哭同死之。
  （五）水关边一女子被寇所执，骂贼断其舌，复寸寸斩之。
  （六）后村一妇，容盛，寇欲其从，妇愿受刃，寇未甘心，囚之房中，妇自垢其面请死，贼犹恋，乃以火自毁脸皮如癞。
  （七）倭居知府林公祠，拘禁妇女多人，黄昏时纵火照明，欲强所执女子，中有刘氏姐妹，投火中自焚死，同时死者四十七人。
  （八）梅峰寺前有一女子，手足被钉于壁而死。
  （九）郑氏陷贼手，骂不从，寇割其左右耳及鼻以死。
  （十）黄氏年十七，贼逼之，妇且指且骂，寇劈之五指俱落。
  倭据莆田城内六十余日，以搜刮财物，奸淫屠杀为乐事。以上所举不过千万件之一二而已！凡有人家住居的地方皆有死尸，水中街上更是死人堆积，真是人间地狱，男女死者数以万计，躯体腐烂，腥秽不堪，臭气充塞，倭亦不敢再在城中盘踞，乃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弃城徙屯崎头城。指挥欧阳深与之搏战，中伏死难，寇遂再破平海城据之。
  自明朝斩汪直后，倭寇逞乱东南沿海，数年来攻抢州县卫所几数百，而未尝攻破府城，兴化府是第一座被掠的城池，且凶杀两个月余，震动京师，于是撤福建巡抚游震得，起复丁忧守制之参政谭纶，（宜黄人）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这是四十二年一月的事。谭荐戚继光援闽，三月十七日兵入闽境，四月初八日至福州，时福清县之倭寇溃窜来莆，欲与平海之贼结合，被俞大猷及刘显合力击之于东角遮浪，把总许朝光尽焚倭船，断其归路，窜倭逐移营渚林与平海取得呼应。二十日谭巡抚与戚公率军同至渚林，掌中军，刘与俞两位总兵居左右翼，三路会攻平海卫，戚军先薄倭垒，右左继之，前后擒斩倭寇二千五百廿二级，堕海溺死者不计其数，救出被掳之壮丁妇女三千余人，兴化倭寇祸始告平定。捷报京师，世宗皇帝特为告谢郊庙，加谭纶右副都御史衔，戚继光进都督同知，刘、俞及平倭将士俱有封赏。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至四十二年（1563）四月间，短短六个月内，莆田人民真是惨遭空前大难，杀人盈城，杀人盈野，财物粮食被扫一空，官廨民屋几无一幢是完整的。朝廷派新任知府易道谈来接任，走到福清县，闻兴化遇难尸身尚未清理而停车不敢莅任，已后到莆田城内，连府署都经焚毁，扫腥秽，整遗墟，抚流众，安民社，刻勤自厉，诸凡烦苛，悉皆蠲去，三年苦节，百姓始有生机。并重建兴化府署，俱如旧制，所以莆田人对倭祸后四位最有功的命官在江口地方建惠德祠来崇敬感谢，一为福建巡抚谭纶，二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三为兴化知府易道谈，四为莆田县知县莫天赋，祠由邑人御史林润于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所建。
  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二月，莆田倭祸劫后未半载，新倭又哗聚四千余人，乘破莆余焰，直薄仙游城下，邑西叛民且附之，舒肘围城可三匝，气势凶悍，城内百姓惶恐思遁。时仙游县知县陈大有，果敢有谋，谕众曰：“吾誓与此城共存亡，敢缒垣出城者斩”。乃明赏罚，严部伍，自携二仆从宿南城楼，昼则传餐，夜不帖席，寇使用弓矢，曾射死其仆人，陈知县豪勇不慑，益发库帑励众，能杀贼者重赏，为倭害者重赙之，士卒民心竞奋，重修土城，外设木栅，调精锐为游兵，巡逻城下，寇来则坚扎土城内，以游兵左右协击，城上则用矢石助战，乘间缒死士出城，于贼怠时斫其营，又用长绳，造流星飞钩，寇用云梯竹牌攻城，多为所绌。前后相持五十余日，百姓救死扶伤，终无离志，谭纶及戚继光援兵至，败倭寇于城下，仙游城幸得以全，陈知县殊有功勋。
  在仙游围城时有可歌可泣事件特予标出，以记忠魂而激乡亲者：
  施大铨，邑之诸生，因仙城西北低而附山，倭以布梯鱼贯而上，大铨率族人挥戈击坠之，因中炮而死，陈知县抚尸哭殡，戚继光亦亲自用祭，同时殉难者有刘启开、陈宣三、吴尾诸人，后并祀报恩堂。
  刘君芳者因倭寇困城匝月，民力已敝，贼矢石横发，御者伤亡，而谭戚之师未至，城岌岌以危，一寇酋已登城堞，呼贼众抢攻，刘奋力斫之坠，如此连杀数贼，身被流矢所中，死犹挺立，适戚之援军至，城赖以全。后祠祀之。
  戚继光在兴化平倭，极著功绩，民甚德之，戚公治军练兵有法，为求行动快捷，发明一种圆形小饼，中间穿洞，贯之以线，行军时分发士伍随身携带供为食用，既省炊事之烦，又便作战时之补给，兴化民间麦食店仿制供市，称为光饼，以示对一代抗日英雄救民的追念与崇拜，迄今仍是，但现在一般之光饼，已将其体质稍微扩大且软了，此时此地，连吃一光饼也无处可得，怎不令人怀念英雄而倍感思乡耶！
  莆田黄石水南龙塘地方另建戚公祠以纪念追谢平倭救民之功，锲柱联曰：
  元戎两度扫妖氛，不爱发肤殊死战。
  父老千秋严伏腊，犹思离乱得生还。
  在涵江亦有功德祠祀戚公，另平倭阵亡之忠勇祠有三：一在南门，内祀兴化卫千户白仁；一在驿前，祀千户鲁师亮；一在平海，祀平海卫千户丘珍、叶巨卿。
  （摘自《福建兴化文献》第十一辑浩劫与抗暴，李嘉谟撰）
  兴化倭祸记
  考日本史：日本南北朝时，天下争乱，边海不逞之徒，乘舟侵掠高丽沿岸，占为寇穴，是为倭寇之由起。高丽遣使日本，请其主后村上禁倭寇，修旧好，许之，是岁元亡明起，倭寇渐侵入中国，郡志：洪武初，为避倭计，于兴化海上之南匿、湄洲、上黄竿、下黄竿数处，勒民弃之矣，此兴化之避倭也。通鉴：洪武七年（1374），遣总兵官吴祯巡海备倭，倭人频入寇掠，帝遣使往谕其主良怀，良怀遣僧奉表入贡。未几，寇掠如故，乃以祯总江阴四卫军，出海至琉球大洋，获其兵船献俘京师，此江阴之驱倭也。洪武二十年（1387）冬十一月，命汤和筑濒海城防倭。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诸城，既又命江夏侯周德兴于福建滨海之福、漳、泉、兴化四郡，筑城兵练以备之，德兴往四郡相视形势，筑城十有六，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此兴化之防倭也。至是和已请老，会倭寇上海，帝召和谓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帝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砦垒错置其间，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传岸，其兵则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浙东西置卫所，并筑城五十有九，选壮丁五万八千余人戍之，此浙东西之防倭也。
  永乐十七年（1419）夏六月，倭寇辽东，总兵官刘江击破之，倭被江夹击尽覆，自是不敢复入辽东，此辽东之破倭也。日本史：日本幕府义满遣使于明通聘，欲与贸易，成祖大喜，亦遣使聘之，封义满为日本国王。义满死后，幕府威令不行，四方不逞之徒，皆到明之沿岸，明之臣民亦来投，倭寇势益猖獗，嘉靖间（1522-1566）为甚。倭陷莆疆，则自嘉靖癸卯（1543）始，为时十一年，皆在我兴化寇掠，溯而上之，在洪武间（1368-1398），我兴化时已弃地避倭，筑城防倭矣。兴化郡人始以抗倭著名武烈传者，白仁、邱珍、叶巨卿其人也。
  白仁，字道显，世兴化卫中所千户，少喜奇功，遇事敢任，先时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海寇猝至，仁以分巡姚凤翔檄领水军捕追，至连盘四湾与指挥丁桐并力奋击，生捕倭寇一十四人。又再岁寇登福清，屯海口，仁以参将尹凤檄远帅所部兵先尝贼锋，仁持槊跃马，列栅于柳尾为阵以待，而贼势锐甚，时与仁军同遣者各顿兵依险自保，仁刺血矢众，薄暮风起，贼见仁阵整，未敢侵轶。是夜仁出巡檄，斩伏听者四人，迟明复阵于东岳庙口，方蓐食而贼忽从间道至，仁持短兵接战，杀伤相当，久之兵寡力困，援者不至，而贼突出于背，以鏦什之，仁犹空龈麾腕，作死战状，顷绝，时十一月望日也。抚按具实以闻，诏赠明威将军加秩二级，子孙世袭指挥佥事，仍命有司庙祀，今南城东有忠勇祠云。时舍人檀文贲，亦从行间力战死，分巡参将交旌其门，曰孝义，以其代父役也。
  邱珍，字若宝，世平海卫千户，少具方略，以奇节自许，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倭贼入寇，知府陆美中御之，寇数十艘循海涯焚劫，时珍有督补之役，即帅所部卒为游兵，扼其要害，使不得傍岸，贼怒焚舟，潜往白湖江登，珍即令数卒乘夜缒城，从间道鸣金鼓，大呼曰：“寇至寇至！”于是人始知其窜匿。平明以轻骑数百追至海口，与之殊死战，坠马被槊死，明廷嘉其忠，赠秩立庙如白仁云。
  叶巨卿，字弼甫，世平海卫后所副千户，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持檄领水军守泥沪澳，巡檄南日塞，会倭舰数十截海至，巨卿驾航率组练迎风鏖战，生捕一十四人。次年贼飘风夜半入，即登劫，巨卿坚壁令塞中无夜惊，迟明遂勒所部卒，与之力战，身中十余创死，抚院上其功，增秩立庙如前。
  三十七年（1558）戊午四月初十日，倭寇聚党千余，入三江，住新桥头，而涵江镇前、洋尾诸大村，焚掠一空。十四日进迫郡城，时湖湘麻阳兵千人过莆，布衣林子兆恩，倡议谋诸缙尾，约广兵追贼，酬金二千两，立字为券，于是缒城喊击，斩真倭二级，贼稍却。广兵遂来，迫取前银，一时措置未备，林子先予百金，别无偿者，广兵大怒，鼓噪街衢，执林子于演武场，榜而击之，林子神色不变，从容谓之曰：“昔许汝等金，以图安此城也，今倭贼退，汝等复肆遍掠，乌乎可，吾宁死不忍为也”。缙绅闻言感激，就县先借官银二千两，即日分给乃去。林子释归，身悉痛踵，在床褥间咏歌如常，督学胡公庭兰躬访之，闻林子歌声若出金石，益加叹服曰：“此真道人也，非勘破生死关头者，能如是耶。”事定，里人归功，共设彩帐，揭曰“一券全城”，按院樊公献科，扁林子曰“尚义”。
  三十九年（1560）庚申，时倭寇猖獗，城外避寇者散处城中及寺观，不知其数，率踞地而寝，又加饥饿，林子每具钱米及草荐以施之，贫病咸德焉，林子兄主政兆金，弟兆居，累捐金佐之。四十年（1561）辛酉，自夏徂冬，贼三寇，是年侯熙以参将至，熙漳州人，部卒半以里儿隶，为贼行间。又都司白震广西人，徭兵与士兵相仇杀，放火烧南关，烟焰两日，侯白束手无策，是时村镇残破，独芦浦一村，人自团练扜御，贼并力合围。去郡城仅五里，告急城下，侯熙上北谯楼立视其败，贼遂屠芦浦，水为赤。冬倭贼逼城，疫疠并臻，死者相枕，棺难遍施，命兆居、黄仕钦等七十余人，直日佣工，于城内外畀尸，别男女而礼瘗于太平山者二千二百二十有奇身。四十一年（1562）壬戌正月，币请北京僧无闻等十余人，在莆内外收尸火而瘗之，约有五千余身，又命僧云章等凡八月约收一万余身，五月尸骸暴于南北洋者尚多，又命僧云章等十余人收瘗约有四千余身。中秋夜，林子在东山露坐，忽愀然叹曰：“此地景虽好，曾奈不久何。”黄州等问其故，林子曰：“城必破矣，民縻烂矣，世数如此，将如之何”。著有《防倭管见》，胜画甚多，缙绅不从，故是书弗传。
  是年六月，贼复来寇，时屯聚蔡宅、杭头等村塞，城濠上流民以舟为生者，泊濠隍千数，无所得水，请郡愿各奋勇决死战，一鼓而前，歼贼百余级，侯熙兵阴遮道翼贼，舟人伤退。又募花亭虎匠数百人，入杭头以毒矢中贼，贼大溃，移白杜，虎匠潜先往待之，侯兵密报贼，贼伏林莽中，虎匠被伤百余人，遂归山不应召。至九月十三日，参将戚继光统兵入援，时贼屯宁海林墩，戚入城之夕，午夜传餐，衔枚驱卒，斩获九百七十余级，迟明捷至。是冬十月，戚班师还浙，侯参将勘免，以毕高代，比时倭之南遁者私庆曰：“戚老虎去，吾又何惧。”乃以一支由上路陷福宁、政和两县，山贼乘之，跳梁延建间，又以一支悉精锐六千，由中路直薄兵兴化城（参考戚谱），十一月新倭四千余口来薄围，二十九日四更城陷。时分守翁时器巽懦寡谋，城中食尽，兼之大疫，士民日翘望救兵，巡抚游震德遣总兵刘显来援，刘持寡弱兵，屯江口，不敢进。翁移文促之，乃遣包把总领兵二百来，衣甲俱缀“天兵”字，贼伏要害扼之，比至，仅六十人，包把总遁去。廿八日，刘又遣兵八人，衣“天兵”之衣，赍文于翁，竟为贼执，杀之，于是贼衣其甲，向城持公牒要纳，翁勾视之，缘十贼登城，署郡同知奚世亮、署县通判李邦光皆疑非真，请锢之，翁士不听，即令十贼守北门下，人坚衔枚，闭击柝，好消息凭半夜锐声，递贼语也。更深静寂，靠梯北城，寻至垛，从下举铳，众喜兵至，回环一顾，沿垛光头放火杀人，死者相藉，翁分守、毕参将、李通判俱遁去，而奚同知与卢训导尧佐皆死城中，杀孝廉数十，甲第十有七人，庠士三百五十有六，妇女义不辱而骂贼以死者不胜纪，民赀库藏，搜刮无遗，历六十余日，贼以城中腥秽不堪，乃趋平海，复破平海城，巡按李邦珍上疏乃罢游巡抚回籍听勘，逮翁、毕、李俱谪戍，特命戚继光为闽统兵。
  四十二年（1563）正月，戚公继光再奉诏援闽，二月如义乌募兵，凡十六日而得壮士万余人。三月十七日兵入闽境，至浦城，二十二日抵建阳之陈埠，徇乡民之请，尽灭山贼千余人，日夜更程，四月初八日大兵抵省。十三日抵福清，贼闻戚公至，强半下舟，赂许朝光纵路归国，止留精点三千，移巢渚林迤南许家厝，据险结巢，又公札赤崎山下联络为掎角之势。十七日大兵趋烽头，十八日过黄石，十九日抵东停，二十日丁卯，新中丞谭公纶、副使汪公道昆同诣渚林，会集三大营，部署机宜，戚公以刘显、俞大猷拒贼数月，今功赏不敢颛，愿请身当中哨，刘俞掎角，谭公从之。以戚部为中哨冲锋，悬示赏银二万两，分刘俞二部为左右哨，为掎角之势，定以二十一日进剿，甫及四鼓，以胡守仁前倡，戚公督后，兵分三路衔枚而进，及五党山侧岭，月犹明，令坐待月落，乃乘昧爽直薄贼所，随有贼二千，前锋百余，悉乘马并力冲突，我兵环山飞炬，拥队熛铅，马惊贼溃，步倭短刃相接，鏖战踰时，群丑股栗，愕然拊心曰：“戚虎今果来耶”。大败披靡，有跪伏乞死者，径追至许家村大巢，四面合围血战，乃因风纵火，须臾巢穴尽扫，积尸充溜，难以数计，计擒斩共二千四百五十一级，夺获夷器三千九百六十一件，印信一十五颗，尽还兴平之俘，释男妇三千余人，凡妇女之裸体跣足者，俱给衣布而遣之，其属名门者，更加隶护送，所获财物尽赏士卒，丝毫不取。比时冲锋者娄子和等，阵亡者金渔等一十六人。其亡命余孽，次日发中军总哨胡守仁等兵分伏要路追剿，擒斩一百七十一级，当事欣然劳功，戚公独愀然有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之感。次日凯旋入郡，扫腥秽，饬廨宇，招抚流遗。安厝民社，莆阳之民乃得见天日矣。
  十三日事定后积骸成邱，林子鬻田得金，命门人刘献策、僧法从等十八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葬于南北河尾二山约有四千余身，又葬余骨百有余担。作寇退收尸歌曰：“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二十七日班师入福清，路经林墩之墟，屋宇复清，田园如故，尽老幼捧茶果拥献马前，且拜且歌曰：“生我兮父母，长我兮疆土，生我不辰兮疆土多故，奠我再生兮维戚元辅，于皇元辅兮允文允武，系我今日兮汉仪复睹”。三月林子复以鬻田之金，命朱瑀、雍文命等九人，往崎头收尸积薪火化，凡葬于城外之山者八百余身，而拾余骨者无论已。
  仙城之被倭所犯者，在于倭陷郡城之次年，按《忠国志》《戚少保年谱》，明嘉靖癸亥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七日，倭犯仙邑，巡抚福建都御史谭公纶、都督戚公继光帅师来救，谭军俞潭，戚军沙园，谓贼势张，我兵未集，不可进战，宜缓师以懈之。先遣兵助守，又分兵诸路遏其冲，遣守备胡守仁、把总蒋伯清等屯本里之铁山，即鸡子城，据险为垒，盖恐此地被贼所陷，则邑难为守，故遣兵防堵，与贼相持以分其势，破倭之机，即定于是。戚公部置就绪，后顾无忧，乃轻骑移扎石马，贼见援兵不至，遂大肆攻击，十二月六日拥冲车至，势益迫，戚公遂于廿五日进兵野屯山，是夜霖雨如注，及旦，大兵自新岭间道发，大雾凝迷，咫尺不辨，辰时将抵城，倭始觉。时贼制吕公车八座，高逾城堞丈许，三面蔽以竹木绵毡，绸缪数匝，内作层梯布阶，匿贼百余徒，下用辗轮推进城堞，车顶别驾飞桥，度越女墙，城中人危在顷刻，贼望见东南二路大师如云，皆呼曰戚虎至矣。戚公早已遣将破其南东三巢，又亲破其北巢，贼悉趋西北门，遁九龙潭诸山，坠于崖谷，乃尽歼焉，取敌首级，除焚烧外，取四九八级，生擒通事一人，释救俘系男妇三千余人。时败寇尚有万余，见大兵入城，渐退数里，三十日南遁泉惠等处，大兵退次俞潭，县尹陈大有督兵雕剿五十四级，戚公又遣众搜山，雕剿五十一级。四十三年（1564）正月，亲追遁倭，二月，一捷于王仓坪，再捷于蔡坡岭，旧倭尽灭，新倭之遁于泉惠等处，后皆扫平。先是倭薄仙邑，为戚公所剿，积尸满野，至是林子命门人许梦笔、僧明珪等十人往仙邑收尸，约有八百余身，既又徇人之请，为莆仙等处荐拔幽魂，洒清衢道，新郡守易公道谈未莅任之先，闻兴郡积尸盈城野，停车福清不敢莅任，及闻林子收尸洒道，方敢入城，即于林子造门请教，扁曰清修，此兴化倭祸之始末也。
  （摘自《福建兴化文献》第十一辑浩劫与抗暴，张寄民撰文）
  何谓“嘉靖大倭寇”
  长期以来，关于明代的倭寇，尤其是“嘉靖大倭寇”（或曰“后期倭寇”），在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关键在于概念与史实的混淆。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也留下明显的痕迹。该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个说法过于笼统，缺少分析，显得似是而非。应该说，不同时期的倭寇，其内涵是不同的，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后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如何界定，似乎是一个问题。
  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倭寇（主要指“嘉靖大倭寇”）重新加以检讨，从考证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独特见解：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嘉靖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原因是复杂的，不外乎这样几点：其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人，即所谓“真倭”，正如《明史·日本传》所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其二，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保护自己。曾经参与胡宗宪平倭的幕僚茅坤指出：海寇每船约二百人，首领大都为福建及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人，也有徽州人，“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由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王直等人每攻掠一地，必放出风声，诡称为“岛夷”所为，以致明朝官方不明真相，误以为日本海盗入侵。其三，明朝的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海盗当作”真倭”上报。因为官方规定，擒斩”真倭贼首”一名，可以连升三级获赏银一百五十两；擒斩”真倭从贼”一名，可以升一级或赏银五十两。无怪乎当时人要说：”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以上新论或许有待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更加接近历史真实，是毫无疑问的。陈文石1965年发表的论文《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明代的海禁政策贡舶贸易制度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二、国人私贩贸易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三、嘉靖前期的私贩活动；四、私贩转为海盗与朱纨禁海失败；五、嘉靖后期的私贩与寇乱。他在文末指出：嘉靖年间的大祸（即所谓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凡违禁私贩出入海上者，官府皆以海盗视之，严予剿除。彼等既不能存身立足，自新复业，则只有往来行剿，或奔命他邦，开辟生路”。另一位台湾学者林丽月对于嘉靖年间闽南士绅卷入海上走私贸易，给予正面的评价：“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贸易，无非以追逐私利为动机，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府之讥，但就促进闽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
  读者不难发现，上述新论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过多掺杂民族情绪的“倭寇”论相比，是大异其趣的，显示了史学家追求客观认知的真诚态度。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日本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令人不解的是，以往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努力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
  明史专家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时，强调以下两点：一、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一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一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曾经写过《倭寇与勘合贸易》的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为《日本史大事典》撰写的“倭寇”条，释义既客观又精细，大大有助于廓清倭寇的概念，很值得细细品读：
  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它本来带有“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的意味，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它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是不可能的。
  “倭寇”二字初见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陵碑》，此后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以至20世纪的中日战争等事件中，都有倭寇的文字表述，由于时期、地域、构成人员等规模的不同，对倭寇的称呼是各式各样的：“高丽时代的倭寇”“朝鲜初期的倭寇”“丽末鲜初的倭寇”“元代的倭寇”“明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万历的倭寇”“二十世纪的倭寇”“朝鲜半岛的倭寇”“山东的倭寇”“中国大陆沿岸的倭寇”“浙江的倭寇”“杭州湾的倭寇”“双屿的倭寇”“沥港的倭寇”“台湾的倭寇”“吕宋岛的倭寇”“南洋的倭寇”“支那人的倭寇”“朝鲜人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王直一党的倭寇”“徐海一党的倭寇”“林凤一党的倭寇”等等。
  在以上这些倭寇中，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是14-15世纪的倭寇和16世纪的倭寇。
  关于14—15世纪的倭寇，田中健夫认为这时期的倭寇以朝鲜半岛为主舞台，也在中国大陆沿岸行动，高丽、朝鲜（李氏朝鲜）、元、明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害。《高丽史》于1223年首次出现记录倭寇的文字。日本方面《吾妻镜》记载，贞永元年（1232）肥前镜社的人在高丽当海盗的事。但是，在高丽的倭寇行动成为大问题的是1350年以后，这年以后每年都有倭寇的船队骚扰朝鲜半岛沿岸，全罗道和杨广道（现忠清道）受害特别大。倭寇的构成人员是以对马、壹岐、松浦地方的名主、庄官、地头等为中心的海盗群、海上流浪者群、武装商人等，还有朝鲜称为禾尺、才人的贱民。日本人在倭寇集团中所占比率约为10％到20％的程度，大部分的倭寇集团是日本人和高丽人、朝鲜人的联合体。袭击朝鲜半岛的倭寇，他们的行动地域延伸到中国大陆，攻击了元、明。明朝在加固沿岸警备的同时，明太祖取缔和日本的西征将军怀良亲王有交涉的倭寇，没有取得成果。明成祖时，和足利义满之间达成交通关系，倭寇势头趋于和缓。
  关于16世纪的倭寇（亦即后期倭寇）田中健夫这样写道：
  因为依托于勘合船的日明间的交通中途，断绝，中国大陆沿岸发生了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中心，持续至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的约四十年时间，因而称为“嘉靖大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这时在东亚海域初现身姿的葡萄牙人被当做倭寇的同类对待。自从明太祖以来称为“海禁”的一种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在海上活动。随着经济的发达，维持这种政策是困难的，于是产生了大量走私贸易者。他们和地方富豪阶层（乡绅、官僚）勾结，形成强大的势力，推进走私贸易。葡萄牙人因为得不到明政府正式贸易的许可，也不得不加入走私贸易，日本的商船则以国内丰富的银生产为背景，与之合流。中国官府把这些人一概当作倭寇。浙江省的双屿港和沥港作为走私贸易基地，遭到中国官军的攻击而毁灭殆尽，走私贸易者一变而为海盗群。萨摩、肥后、长门、大隅、筑前、筑后、日向、摄津、播磨、纪伊、种子岛、丰前、丰后、和泉等地的日本人投靠了倭寇。作为倭寇的首领，有名的是王直、徐海。王直以日本的平户、五岛地方为根据地，率大船队攻击中国的沿海。明朝方面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负责海防，取得了各种功绩。不久与海禁令解除的同时，日本方面丰臣秀吉国内统一地进行，倭寇次第平息。
  如果平心静气地把《日本历史大事典》的“倭寇”条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加以比较，那么其间的高下，是不难辨明的，把倭寇简单地断定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看来颇有商榷之余地。
  徽州商人（日本学者称为新安商人）研究的奠基入—藤井宏，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的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注意到徽商在浙闽沿海的进出口贸易。他追述了藤田丰八博士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前的诸问题》一文中，揭示了《日本一鉴》和其他相关资料关于徽州海商活动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展开分析。
  藤井宏指出，嘉靖十九年（1540），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勾引葡萄牙人络绎于浙海，并在双屿、大茅等地开港互市。《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云：“嘉靖十九年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州）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商始多事矣。”此时的王直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日本一鉴》海市条云：“嘉靖二十二年（1543）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盗寇并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二等通番，致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竞泊双屿，伙伴王直于乙巳（1545）岁往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纨派遣都指挥卢镗等突袭双屿港，一举覆灭所谓海贼老巢，生擒李光头、许栋，王直等收集余党，重整势力，把老巢移到金塘山（定海县西八十里海中）的烈港（即沥港），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被胡宗宪擒捕以前，东南海上全是王直的独占舞台。
  藤井宏还指出，王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人当经纪人，是货物贸易的中介者，在双屿、烈港开辟走私市场。他借助闽广海商的实力称雄浙海，遭官军打击后，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部署官属，控制要害，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王直以后，日本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
  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不解的是，藤井宏的研究成果很少被研究倭寇问题的中国学者所关注，迟至三十年后才激起反响。
  在这方面最有力度的当推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他的《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竟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著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海商集团、王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唐力行的另一大贡献是考证了《明史》改王直为汪直很有必要。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有汪直传，以前均以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姓汪。汪为徽州大姓，“为贾于杭绍间者尤多”。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王直（汪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唐文的主旨是阐明这样一个观点：正是徽州海商和其他海商的走私贸易冲破了明王朝的海禁，把江南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了，从而造成了江南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相隔二十年之后，唐力行在《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中回顾这篇文章时，还颇为激动。他说：
  自明末直至20世纪70年代，史家众口一词地指责嘉、隆年间的海商为“倭寇海盗”。这就涉及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戴裔煊先生以耄耋之年推出他的开创之作《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倭寇”正名，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勇气是可钦的。
  他还说，1990年文章发表后，居然引来了麻烦—“被列入有组织的批判对象之一”。时过境迁之后，唐力行感慨地说：“此事并未了结，恐怕也难了结。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势下，2005年网络和舆论对亦寇亦商的王直的功过是非发生激烈争论，浙江丽水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趁着夜色，带着斧头和榔头来到安徽歙县，热血沸腾地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上海《新民晚报》也接连刊出整版的文章为之推波助澜”。
  这确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人们应当反思，对历史的无知是多么的可怕。
  关于倭寇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思路。中国台湾学者吴大昕的论文《猝闻倭至—明朝对江南倭寇的知识（1552-1554）》，为探究历史而别开生面。他的结论之一是：“嘉靖大倭寇的形象，是由各式各样不同性质与目的之记载所构成的：有记载一地倭寇的著作，士绅文集中偶见的书信与奏议，《实录》上的记载，以及为数不多的兵部奏议，与几部由胡宗宪挂名主编的作品。留下的倭寇文字记录虽多，但可用来说明‘真实’的却很少，这是由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倭寇发生时江南普遍笼罩在‘猝闻倭至’的恐慌心理中；二是北京与地方讯息传播的不确实。”结论之二是：“当时各式出版品的出版风潮下，助长了嘉靖大倭寇形象的再建立，倭寇全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无知、愚昧而残忍好杀的，靠着中国人王直的领导，才能成功地劫掠东南沿海。此时的倭寇出版品充满了目的性，述说着倭寇不难平定，对日本应采取严厉的打击而非合作；而这个目的性，便完全掩盖了嘉靖大倭寇的真实面貌。”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事：江南人对于嘉靖大倭寇的记忆，居然来自一个叫做萧显的中国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明朝官军进攻烈港，把王直驱逐出浙江的据点，使得王直的海上势力一时瓦解，由于缺乏补给，一部分人冒险登陆松江府的柘林，其中一个叫做萧显的人尤为桀骜狡猾，当时人这样描述他：“率劲倭四百余人，攻吴淞、南汇所，俱破之，屠掠极惨。分兵掠江阴，围嘉定、太仓”。吴大昕说：“萧显的这次冒险，开始了嘉靖大倭寇的时代，也烙印了江南人对大倭寇的记忆。”他还说：“许多学者就根据记录中‘言如鸟语，莫能辨也’来判断是否是真倭。实际上，在那个没有‘国语’的时代，即使是同为中国人，是否真能相互沟通都是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对江南而言，倭寇几乎等同于‘外地人’。无形中‘倭’也就变得更多了。”这种基于史料实证的严谨考辨，揭示了当时人对倭寇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
  （摘自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第一章第四节）
  莆禧城墙。坐落于莆田市湄洲湾北岸开发区山亭镇莆禧村。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倭而建千户所，筑此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莆禧军民在兴化卫中所千户白仁、分巡姚凤翔率领下于此击败倭寇，俘敌14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围城50余日终被戚家军围歼嘉靖年间倭寇猖獗的原因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大举侵扰东南沿海，迄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入闽前夕，倭寇在福建等地活动已达十年，福建沿海的几大城市都受到围攻，如福州、莆田、泉州，被攻克的县城有：宁德、福安、永福、福清、永春、安溪、南安、南靖等县，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什么倭寇的活动如此猖獗？这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倭寇的战斗力及其弱点。明代的倭寇以其凶悍闻名，“倭贼勇而戆，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王世贞的这段话影响很大，被许多著作所引用。若是如此，倭寇的战斗力主要来自勇气。其实，倭寇的装备也相当好，林希元曾指出：倭寇的长技有三：铳、箭、刀。铳，即最早的火绳枪，由葡萄牙人输入日本，因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各个大名都很重视武器的引进，火绳枪很快装备了日本的武士。而在明朝，对铳的控制很严，最初与倭寇作战的部队大多没有火铳，所以，倭寇在火力上压倒福建的卫所部队。其次，日本的弓箭制作有其特点，射程要比中国的弓箭更远，在双方交战时，倭寇以火绳枪与弓箭射乱卫所军，而后挥舞着倭刀冲锋，福建的民兵很难抵挡。日本的倭刀是一种兼有中国剑与刀二者特点的武器，它的宽度与剑差不多，但比剑要长，其使用方法类似中国的刀，但其刀身比中国刀窄，使用时比中国的刀更为灵动。武术家认为，这是一种冷兵器格斗时代最好的武器。武器上的优势，加上傻里傻气的日本人不怕死，所以，由他们组成的倭寇使中国的民兵很难抵挡。“三四倭奴，挺刃而至，官兵数百相顾披靡。”不过，倭寇能在中国横行也与他们没有遇到有战斗力的部队有关，若是朱元璋时代的明军，不是倭寇所能抵挡的。即使是戚继光的部队，也只是将一批农民训练几个月，便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问题在于，戚继光入闽之前，福建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倭寇主要的弱点在于水上。当时日本的造船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倭寇所乘的船只，多以海草塞缝，船员在船上，要不停地舀水，否则，船只就会因为进水太多而下沉。因此，明朝水师遇到倭船，并不与其直接交战，而是将大船朝倭船冲去，便可将其击沉。明人说：“御倭之船当高大，高大则我能冲压彼，彼舟小不能当我也。”这在明代是军事常识。所以，当时人比较中日军队各自的特点，都认为明军的水师胜于日本，而日本的陆军胜于明军。林希元论平倭：“其扑灭之处，皆得之于水。盖彼舟小于我，自来捕贼者，皆捕于海，则无不粉碎。故倭贼所至，则焚舟登陆，而不待舟。杀掠既饱，然后寻舟以去。既登陆，则无如之何。故将兵者皆伺之于海。以大船冲之，则无不破碎。……安海之倭，仅二百四十，参将黎鹏举领兵四百，顿四十里之外，不敢助泉兵而击。……今乃能擒倭于福宁州，则不能得于陆而得之于海，可见也。戊午十月真假倭仅八十，参将合巡海漳浦、福宁三千之兵，四路把截，竟不能得，使从容由南靖以去，则不能得贼于陆，又可见也。”不过，由于当时福建水师的船太少，而且海疆辽阔，处处可以透越，所以倭寇入侵，多不愿与明朝水师作战，而是想办法登陆，只要他们一登上陆地，明军便很难消灭他们了。
  第二，明代卫所军的腐朽。在抗倭期间，明代的卫所军最让人失望，除了在海战中，明朝水师靠自己的大船多次重挫倭寇外，在陆地上的战斗几乎是屡战屡败。例如，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进攻宁德，宁德县北有卫所军4000人。可是，他们听到倭寇要来进攻，参将王梦麟便带其部下退到宁德城中，另一参将冯镇干脆带2000卫所军退回福州。结果，要隘之地，轻易地被倭寇占领。倭寇开始攻城后，福州卫所军有一半人乘机爬城逃走。剩下的民兵挡不住倭寇的进攻，宁德城被倭寇攻占，百姓被倭寇屠杀。
  由于沿海卫所军不可靠，每逢战事，官府情愿临时募兵，但限于经费与官吏从中贪污，募来的军兵多不能打战。林希元亲见：“前年浙江募兵漳泉，每兵与银三两，器械在内，听其自备。斩木为竿，末置尺铁。青红白布裹首，行装不办，盔甲俱无。此如执朝茵以御萧艾，有不碎乎？”即使是这么低的募兵费亦不能保证，官吏从中贪污越来越多，“迩者浙江募兵五澳，每兵与安家银三两，募兵官及捕盗扣克，每兵只得银二两，或一两八钱”。由此看来，明代沿海的募兵制极为腐败，官员从中贪污，士兵既没有粮饷保证，也没有最基本的装备，几乎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乞丐。要靠他们打胜仗，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不用说抗击倭寇，就连国内的强盗，他们也无法对付。“嘉靖二年（1523），流寇九十三人流劫兴、泉、漳三郡，莆田乡士夫子女多被掳掠。”官府调集三府官兵围剿，竟无可奈何。明代前期闽北的“矿贼”，一股不过数十人，或上百人纵横福建，竟无人抗衡。所以，在抗倭战争中，往往出现几百名倭寇集群便能横行福建，其实是不奇怪的。一旦倭寇人数达到数千人，在福建就可以任意进攻城市，官军根本无力阻挡。
  朝廷为了剿平福建的倭寇，也从外省调来了一些军队，被称为“客兵”，但是，这些客军骄悍跋扈，一如卫所军。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逼近兴化府，城中恰有从湖广省调来的麻阳兵千人，“莆布衣林兆恩倡议约湖广兵追贼，酬金二千两，立字为券”，于是，麻阳兵缒城出战。可是，麻阳兵仅杀死两名倭寇，便退回城中，纠众向林兆恩要钱，将林兆恩绑在树上殴打。莆田乡绅怕士兵进一步闹事，只好借官银2000两分给他们，这些士兵的表现使人无法容忍，然而，和其他军队相比，他们又算是好的。胡宗宪派总兵张四维的兵防守闽浙边界，四维的兵公然抢劫福宁州南镇，“惨毒甚于倭”。比他们更胜一筹的是粤兵，一位福建官员说：“父老辄为余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盗也。夫当事者走千里，召外兵击贼，岂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发一矢，徒攫金而归也。岁费帑金数万，即道涂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忧嗟怨叹，若觌贼焉”。嘉靖三十九年（1560）八月，驻在福州的广东兵300人公开叛乱，他们流劫尤溪、大田、沙县、归化、将乐、泰宁、建阳，进入江西境内，杀死军民不可计数。总的来说，抗倭十年，福建没有一支可以依靠的正规军，个别抗倭战役的胜利，靠的是民兵，但民兵缺乏训练，他们凭城作战尚可，野战便不是倭寇的对手，所以，福建境内的倭寇愈演愈烈，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第三，倭寇骚扰得到了福建境内许多反政府武装的配合。福建与江西，广东交界处，历来是反政府武装的潜伏之地，“是时闽中苦倭，山寇亦乘势而起，上杭之三堡，连城之郎村，武平之岩前、象洞，皆盗窟也。四出剽掠，官吏莫能制”。建宁知县吴金说：“访得各贼系程乡林朝曦、梁统，上杭肖刘二姓等为之首，而潮汀二府乱民群起为从。”嘉靖四十年（1561）二月，福建永定县，连城县地饥民攻克；三月，永春民吕尚四叛乱，拥众万人，攻陷永春；十二月，龙岩贼苏阿普等进犯顺昌、将乐诸县，杀死延平卫千户王堂，这些“山寇”的活动，直接配合了沿海的倭寇，使明朝的官军无法全力对付倭寇。在这一背景下，一向是朝廷统治基石的福建沿海区域，也出现了割据，如漳州月港的张维“二十四将”海盗，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反后，在漳州沿海一带割据。《漳州府志》记载：“（海盗）张维据九都城，吴川据八都草坂城，隆据港口城，旬月之间，附近效尤各立营垒，九都有草尾城、征头寨，八都有谢仓城，六七都有槐九寨，四、五都有方田、溪头，浮宫、霞郭四寨，互相掎角，各有头目，号二十八宿，三十六猛，官府为倭扰乱，故屡召之，竟不服。”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廷龙奏：“七月至九月，广东之程乡贼、三饶贼、塘下南安之倭贼，及各路之流贼出没，诸郡无日不报警。其福、兴、泉三府则苦海贼，汀漳二府则苦山贼与流贼迭出为患。而内地奸民佐之。今崇安、南靖二城相继告陷矣。延宁二府近亦苦兵矣。”
  （摘自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明清第二章第二节）
  兴化倭祸及戚继光平倭概述
  稽诸史乘，倭寇倡乱于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平定于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一三六九～一五八八年），在这二百二十年间，中国沿海区域人民所受的苦难罄竹难书。莆田处在东南濒海之区，自然首当其冲。加以有宋明之世，兴化文风特盛，高官显爵及缙绅之家驰名于全国，更为倭寇所垂涎和劫掠之目标。所以膺受长期的磨难也更为深刻，使民生疲惫不堪，创巨痛深，因此倭祸不特是明朝的一桩心腹大患，也是我兴化地区的一部血泪史篇。
  倭寇乃是日本浪人，他们勾结中国沿海一带的莠民奸吏，其分子异常复杂，有流氓，有因战争而逃亡的遗民，也有不少是想在海外发财的商人。他们往往做倭寇的向导，甚至担任领袖，大大助长了倭寇的凶焰。不过，倭患最猖獗，沿海受祸最惨烈的时候，则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公元一五二二～—五六六年）。
  当倭患初起时，福建、浙江、山东沿海诸郡均被侵掠。明洪武初年，曾派遣使者赵轶去宣谕，派僧祖阐克勤去劝诱，但都不曾有什么结果。洪武十三年（公元一三八〇年），派周德兴到福建观察形势，增加了许多卫所，民户三丁抽一，以充戍卒，筑城十六座，增戍卒一万五千人。莆田县境沿海，北自迎仙（江口），南抵小屿（醴泉），建置了六个小寨（即迎仙、冲沁、嵌头、青山、吉了、小屿）中间杂以墩台，总共五十九所，使民丁看守瞭望，传递声息。若遇有寇警，，夜间燃起烽火，白天则举发狼烟，在环海二百余里之间，互相策应。这个抵抗计划，看来相当得宜；浙江、山东沿海也同样采取这一套的备倭措施，但到了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七年），这个联防方案，还未能发挥多大作用。
  当时汉奸胡惟庸派宁波卫指挥林贤到日本去勾结，倭寇就在舟山群岛一带，得了根据地，以后倭寇的活动，就非常厉害了。浙闽大姓，多替倭寇做“东道主”，勾结官府，甚至官府也替倭寇做后台老板。到了嘉靖二十五年（公元一五四六年）以朱纨巡抚浙江，他力谋消弭倭患，并且认为“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他拿出铁腕作风，训练甲兵，严密纠察，捕获通番者九十余人，立即斩首，引起与倭商相通之豪户高官的恐惧，他们就勾结了御史周亮排挤了他，世宗失察，下朱纨于狱。纨愤而自杀。到了后来，真倭只有十分之三，假倭倒有十分之七，官军看见倭寇多望风而溃，于是浙闽沿海诸郡，完全在倭寇势力之下，所到之处，焚烧，奸淫，掳劫，民众也就惨遭蹂躏了。
  莆仙两县所受倭祸的实际情况，按照两县县志的记载，都很简略，且缺乏有系统的记述。年远代湮，无从稽考。民国十六年间（公元一九二七年），笔者主编莆田鸣报时，关陈谟先生（前清进士）曾面交手稿《莆田倭祸记》一件，嘱连续发表，以“佛心”为笔名。据说全文约八万字。不料仅刊五期（约一万字）而关师因斡旋民军收编事，遭北洋小军阀董胜标旅长一场大屠杀之祸，右臂被流弹击中锯断，此后即无法续撰。这是第一手的珍贵史料，不幸未能完稿，深堪惋惜！更令人遗憾的，连已刊出约一万字的遗稿现佚散失无存。
  时间距今虽然约有四百年了，但莆田人对于倭祸的惨痛遭遇，并未健忘！莆田民间过年，有两种特别的风俗：一是每年要过两个新年。他们称农历大年夜为“小岁”，正月初四夜为“大岁”，“过大岁”比过“小岁”还要隆重，二是在正月初一，大家见面，照例互祝“恭喜发财”，并造访亲戚长辈之家拜年，讨个新春吉利。但到了正月初二，无论多要紧的事，都不能到别人家里去，除非别人家中有丧亡之事。这两种风俗，就是明代倭寇乱后才有的，相沿迄今，仍然牢不可破。莆田倭祸的史实有如下述：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倭寇死灰复燃，又大举侵扰福建，戚继光率部驰援，一连击破了横屿，福清、牛田等地的寇巢，倭寇窜莆田，沿途大肆奸淫掳掠，幸赖戚家军尾追不舍，连六十营，才把倭寇驱入海中。戚继光为了纪念这次剿倭的功绩，还勒石平远，作为永久纪念。
  不料这年年底，倭寇探知戚家军已回师浙江，抱着复仇雪恨的愤怒心情，又大举会合，连陷莆田、仙游、寿宁、政和等地。这时倭寇已失去人性，疯狂如野兽，逢人便杀。故老相传：当倭寇陷莆田时，挨户杀人，鸡犬不留。他们杀光了一家人，就在门口倒一碗为记号，不使一家漏网，一人生存。当时民众除了逃入深山者幸免于难外，几乎全被杀绝。城内大阴沟中，血流有声。到现在莆田东门外的平原中，尚有许多土墩，如草鞋墩、磨谷墩等，据说就是事后收埋尸体堆积而成的。
  因为倭势如火燎原，巡抚谭纶急檄戚继光回师援救；并命戚家军任中路，刘显居左，俞大猷居右，合力进剿。这时正值天寒岁暮，倭寇计程预测官军至少要十几天后才能赶到，所以，他们就啸聚在莆田的平海城，放心大庆年节，想不到戚继光有急行车的计划，以一天一百二十里的飞速进程，正好在大年夜赶到平海。
  这时平海城内的倭寇，经过了半夜狂欢痛饮，个个酩酊大醉，东倒西歪。戚家军奇兵突至，破城而入，一时杀声震天，将士用命，加以左右两翼及时赶到，突击冲杀，倭寇措手不及，被杀二千余人。第二天是元旦，再经过一番扫荡，莆田的倭寇，便完全被消灭了。
  到了新正初二，住在远地的或是逃难的人，听见了这个喜讯，才扶老携幼，陆续返乡去探视家人或亲朋戚友，但经过一场大屠杀之后，那当然是尸骸遍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了。
  从此以后，莆田人认为新正初二是到人家去看死人（遭倭寇杀害的）的日子。所以凡逢正月初二，只能待在自己家里，不能到别人家去，以免触人霉头。又因这年大家忙于逃难没法在家过年，特地在正月初四夜补过年节，同时也庆祝平倭返乡。所以把正月初四定为“大岁”，反而把大年夜看“小”了。
  至于仙游方面，据该县旧志：“嘉靖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十一月，倭乘破府余焰，万众围攻，知县陈大有、典史陈贤与民死守五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倭造吕公车迫城，危在旦夕。军门谭纶、总兵戚继光提浙兵来援，歼倭殆尽，城赖以全。”虽然孤城以苦战获得保全，但县境各乡村所遭蹂躏的浩劫，不难想象而知。
  兹摘录朱九德著《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的片段，以供参证：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公元一五五三年）有倭舟失风，飘至兴化府南日旧寨，登岸洗劫，杀千户叶巨卿。把总指挥张栋督舟师击倭，走据山。知府董士弘纠民兵猎户与栋等合势围贼，歼之。是时海洋并岸诸岛，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风泛不获归者；有沿海奸民抢江南望族，俟来岁倭至者。未几，南日寨复有三舟登岸，董士弘击之，引去。擒贼数人皆真倭。比泉州舟兵巡海攻贼于石圳澳，深泥湾等处，凡再战，擒贼四十余人，则皆临海漳浦、揭阳等县人，皆中国之叛逆。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倭寇犯兴化涵头铺等处，平海卫千户丘珍、杨一茂与战，死之。嗣复犯清海口，泉州卫指挥童乾震直奔其垒，斩贼十余，亦被害。事闻，诏各立祠其地，有司春秋祭享，袭升其子二级。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登岸诸贼，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县，自广东南屿来者，合福清、长乐登岸海贼，蔓延及于龙岩、松溪、大田、古田之境，无非贼者。
  初，浙参将戚继光等既连破贼于林墩港等处，闽之宿寇尽平。继光引兵还浙，遇倭自福清东营屿登岸，麾兵击之，斩首一百八十有奇，遂行。而倭寇至者日众，始犯邵武，杀指挥齐天祥，转掠连江、罗源等县，杀游击倪禄，遂攻玄钟所城及宁德县，陷之，乘胜直抵兴化府。攻城不克，乃合兵迫城下围之，且匝月。巡抚游震得以状闻。兵部覆示：贼以旬日内连破数城，如入无人之境，帅府而下，职守谓何！顾事急之际，姑俱令戴罪立功。请调新募义乌兵一枝，以戚继光统之，仍起丁优参政谭纶与都督刘显、总兵俞大猷等，同心共济，以收奇功。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都督刘显率兵应援兴化。因显大兵留江西剿海寇，所提入闽卒不及七百人，且因屡战疲惫。倭新至，势众且锐，显知不敌，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进，至是欲掩逗留之罪，始派遣五卒潜入兴化府，约率兵赴城击敌。遭倭贼擒杀，用其职衔，伪造显之文书，约于某日夜深时分，率兵潜入城中应援，勿举火作声，恐贼惊觉。择奸细五人，冒充刘卒入城，参将毕高、翁时器守城中，竟误信之。至期，贼冒刘兵入城，官兵莫之疑，贼既大入，忽而杀人，城中惊乱，毕高、翁时器及卫掌印指挥徐将等皆仓皇以绳索缒而出走，城遂陷。同知奚世亮为贼所杀，贼遂据城中三阅月。（按：误，应为二个月）杀掳劫掠焚毁，惨毒备极。”
  原记载中对于莆田城陷时尚有一段小插曲：当刘显乘纷乱撤退时，竟然无法无天，浑水摸鱼，任意绑架城中逃出的妇女。当时有退休林下之参政王凤灵之继妻，年轻貌美，被刘显看中掳去，据为己有。这真是不可饶恕的荒唐行为。
  在这里，关于“两度扫妖氛”的元戎——戚继光的事迹，应该特别加以介绍。
  戚继光是有明一代的名将，平倭的功臣。莆田民众所受倭祸既深，为了缅怀他的恩德，故纷纷立祠以纪念之。在东关外黄石镇的水南龙塘（按：该地盛产龙眼，品质特佳，冠于全县），建有庙貌巍峨的戚公祠一座，国史黄东崖在祠内楹柱题句云：
  元戎两度扫妖氛，不爱发肤殊死战；
  父老千秋严伏腊，犹思离乱得生还。
  此外，尚有建于江口镇的惠德祠和建于涵江镇的功德祠，均系专为崇祀戚公，历年香火称盛。上述三个地方，都是莆田滨海区域，也是属于倭寇登陆进侵，首当其冲受祸较为惨重的地带。后人立祠以表扬戚公之平倭勋迹，理所当然。据故老相传，戚继光的用兵，纪律极为严肃。号令发出，一往无前，凡是稍有犹豫不进者，格杀无赦。其长子因临阵返顾，继光竟不念父子骨肉之情，毅然决然予以斩首示众。这是何等残酷的手段，但他为了维护三千“戚家军”的森严军纪，唯有挥泪忍痛牺牲而已。又传：戚公因鉴于当时倭寇之中，假倭多于真倭，且多渗透于部队里面，良莠不齐，内奸难辨，为了严防倭谍之刺探情报，制敌机先，故其行车以绝对守密及迅速快捷为两大原则。在保密方面，严禁以文字、书面传递消息，训练特殊任务人员，一切均采用手势、隐语、诗句为接头暗号，以防泄露军机；在迅速方面，办法有二。其一是行军时以随带干粮为主，尽量减少在战地生火炊饭，以节省时间，避免引起目标，并防敌人之偷袭。同时，戚公又发明了一种干粮（后人称为“光饼”），以面粉调制烘焙，甜淡不一，其大小直径约二寸半，四周圆形，中心稀薄而有小孔，便于贯穿用绳索一个一个串连起来，套带在身上，随时可以供吃。（按：莆田市面现有制售此类产品，风味绝佳，如配夹新炸之油条，或焙干之海苔，更为香脆可口，故极受消费者之欢迎。）其二是构想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飞速行军计划，因为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军旅的行动，仅靠步行。戚公命令每一士兵，下腿各裹以特制沙布，里面夹缝套进细沙，重量约四市斤，因此士兵们走路时相当迟缓、呆笨，蹒跚而行。但到了迫近敌人阵地时，则一声令下，包裹全部脱掉，士兵们顿时感觉轻松，行走迅疾如飞。同时，并发明配制了新武器—鸟铳，以加强攻击力量，这样一来，往往使敌人无法估计，预料对方之行程，且疑为天上神兵突然飞降，猝不及防，难以抗御而招致了遭受降歼的结果。戚公用兵的诡奇如此，故能克奏肤功。
  兹摘录张廷玉（清，桐城人，官保和殿大学士）《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列传中有关戚继光平倭之记载扼要如次：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元钟，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贼结大营其中，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其新至者，营于牛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闽中告急，宗宪复檄继光剿之。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濠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平明入城，兴化人始知，牛酒劳不绝。继光乃旋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二百人。而刘显亦屡破贼，闽宿寇几尽，于是继光至福州，勒石平远台。及继光返浙后，新倭至者日益众，围兴化城匝月。会显遣卒八人赍书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贼杀而衣其衣，绐守将，得入，夜斩关延贼，副使翁时器、参将毕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摄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两月，破平海卫，据之。初兴化告急时，帝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继光副之。及城陷，刘显军少，避之，绕城下不敢击，大猷亦不欲攻，需大军合以困之。嘉靖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四月继光将浙兵至，于是巡抚谭纶令将中军，显左，大猷右，合攻贼于平海城。继光先登，左右军继之，斩首二千二百，还被掠者三千人。四十三年（公元一五六四年）二月，倭余党复纠新党万余，围仙游三日，继光击败之于城下，又追败之王仓坪，斩首数百级，余多坠厓谷死，存者数千，奔据漳浦蔡丕岭，继光分五哨，缘厓上，俘斩数百人，余贼掠渔舟出海去。”
  最后，摘录陈士希先生《三一教主林龙江传略》中的一段记载，可知莆仙两县所受倭祸惨烈的一斑：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一五六〇年）冬，倭迫郡城，人民死者枕藉。龙江先生雇工在城内抬尸，葬于太平山的二千二百二十多具。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正月，在莆城内外收尸火葬，约有五千余具，又命僧云章等在八个月约收尸一万多具。在南北洋收葬的四千多具，计收埋尸体二万多具。……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城破……寇放火杀人，城中腥秽不堪，寇平定后，莆城内外，积骸成丘，先生命门人收尸火化，葬在南北河尾二山的四千余具，又死残骨万余担……嘉靖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十一月七日，倭犯仙游，积尸遍野，先生又命门人十人携巨资前往收埋……”
  我们看了上述的统计数字，实感怵目惊心！又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记载寇窜犯浙东的一段：“……所到之处，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驱掠少壮，发掘冢墓，又将婴孩束之竿上，浇以沸汤，视其啼号，则拍手为乐；得孕妇，则预卜男女而后剖腹检视，以决定胜负，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因此到处积尸如山。”浙东受祸情形如斯，莆仙又何能例外！这种创巨痛深的血泪史实，数百年来民间记忆犹新。
  （摘自《福建兴化文献》第十一辑浩劫与抗暴，子亭撰文）
  戚家军入闽与倭寇的平定
  在福建倭患日益炽烈的形势下，福建巡抚游震得请调浙军入闽，此时，浙江方面的倭寇活动已处于低潮，总督胡宗宪终于允许参将戚继光率新练浙军6000人入闽作战，从而敲响了闽中倭寇的丧钟。
  一、戚家军第一次入闽
  威继光，山东东牟人，世袭登州卫指挥，在抗倭战争中，他调任浙江，屡立战功。他鉴于明代卫所军的腐朽，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赴浙江处州义乌县招募矿徒当兵，从而组成了一支强劲的军队。
  戚继光对新招来的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他以明太祖军法治军，以身作则，不讲情面，他的部下，没有人敢以身试法。戚继光说：“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雠。”最重要的一点是，戚继光爱护士兵，不克扣军饷，士兵乐于听他的命令。因此，戚继光的部队上下同心，团结如同一人，作战时发挥出很大的威力。戚家军另一个优点是军纪极严，“民之耕牛蓄聚，秋毫无犯”，“各境争作轴幢彩旗，出郊迎之”。因此，戚家军在福建极得民心。
  在作战方面，戚继光在与倭寇的长期作战中，已摸索出一套针对性很强的战术。他将士兵组成12人一组的“鸳鸯阵”，前面二人手执鸟铳，以图在较远的距离内杀伤对手；位列第二排的二人是狼筅兵，他们各执一条巨大毛竹制成的狼筅，专门对付倭寇的倭刀。徐献忠说：“倭刀犀利，质本刚脆，所畏者，大片毛竹，击之即折。以狼筅、竹篙应之，亦所宜也。”在戚继光部队中，执掌狼筅的是身强力壮的老兵，每逢近身搏斗，狼筅兵以狼筅横扫，倭寇的倭刀根本无法施展。为了保卫打前锋狼筅兵，戚继光规定：狼筅兵战死，全队皆斩！这样，只要狼筅兵冲锋，其他士兵就得跟上，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了。这种军法在后人看来似乎很残酷，但在以肉搏为主的古代战场上，没有这种军法，即无法逼使士兵参与血肉横飞的战斗。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戚继光军律，正是深通兵法之作。事实上，戚继光这一规定，也不是他的发明。在明太祖的军队中，早已实行这一规定—将领战死，其部下全部斩首！明太祖将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百战百胜的军队，正是与其严厉的军
  法有关。
  戚家军入闽之时，正是倭寇极为猖獗之时，“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据宁德县横屿，结营海中。自广东南澳来者，据福清峰头，连营数澳，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戚家军从北往南，横扫倭寇。
  横屿之战。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戚继光大破倭寇于横屿。横屿是宁德县附近的一个小岛，被倭寇盘据已有三年之久。倭寇在岛上“建巨屋，围以重城”，工事相当完备。横屿的周围全是淤泥浅滩，潮来一片海，潮去一片泥，虽有战船，无法从海上靠近，若是从陆上进攻，要跋涉十里路的海滩，倭寇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除此之外，横屿附近几个村庄不少民众在倭寇的淫威下充当倭寇的耳目，为倭寇通风报信。戚继光来到宁德后，捕获了几个探子，但戚继光不杀他们，而是通过他们转告这几个村庄的从倭人员，只要他们立功赎罪，官府决不追究他们的以往，争取他们倒向明军。次日退潮时候，戚继光的大军人挟一束稻草，填泥而进，每百步一憩，渐渐逼近横屿。此时倭寇早已在岸边列阵而待。戚家军兵分三路，主力正面攻打倭寇，另外两路兵抄袭倭寇后路并焚烧倭寇巢穴。三路大军接战后，倭寇凭险据守，戚家军进展缓慢。鏖战多时，戚家军的后卫部队在王如龙的率领下增援前线，明军士气大振，倭寇阵容顷刻之间崩溃，戚家军四面围捕。此时，原来是倭寇据以防守的天险，反而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天堑，有600多名倭寇在淤泥中淹没，被斩杀340多人，被俘29人，倭寇基本被歼灭。这是福建抗倭历史上空前的大捷。
  牛田之战。福清县的牛田是倭寇盘踞的又一个据点。倭寇听说“戚老虎”来了，纠合分散各地的武装，共有两万余人，屯驻于牛田附近的村寨，连营30里，声势颇壮。戚继光来到牛田附近，先派出1000名士兵攻占石塘，吸引倭寇的注意力。他自己亲领三路明军，乘夜奔袭杞店倭寇，将睡梦中惊醒的倭寇一举歼灭。战后，戚家军退至锦屏山休息，夜晚，有倭寇700余人前来偷袭，被戚家军伏兵发现，戚继光迅速整合部队迎战，倭寇不支退去，戚家军乘胜追击，直捣牛田大寨，连续攻克倭寇多个营垒。倭寇为了挽回败局，以骑兵冲阵，而富有经验的戚家军伏地以鸟铳还击，倭寇的骑兵被打得七零八落。这一仗，共杀死倭寇668名，迫使倭寇胁从部队2000余人反正，并解救了被俘百姓954人。
  林墩之战。从牛田逃出的倭寇尚有数千人，他们盘踞兴化府城南面20里的林墩。戚家军追踪而来，他们进入兴化府城后，为了不惊动倭寇，全军休整，戚继光本人还穿便装拜会客人，十分悠闲从容。下半夜，城里的百姓只听一遍铃过后，分居民家的戚家军士兵纷纷起身吃饭集合，第二遍铃响了以后，戚家军便出发了。但是，给戚家军带路的人是一个奸细，他带着戚家军专走小路，进抵林墩时，东方破晓，倭寇阻水为阵，两军之间的通道只有一条小桥，桥道只容一人行进。面对这种阵式，大多数军队都要望而却步，但戚家军在这时真正显示了打硬战的能力。戚继光派出的第一哨士兵冲过河之后，36人全部血战而死，第二哨再冲，战死一半。戚继光毫不气馁，发动第三波攻击，血战一个时辰，倭寇终于支持不住了，他们让出道路，退回老巢。戚家军乘胜追击，击败倭寇多次反扑，攻克倭寇老巢。这一仗，戚家军歼灭倭寇3000余人，其中斩首2023级，被逼入河中淹死的倭寇不计其数。
  经过横屿、牛田、林墩三次血战，戚家军歼灭倭寇7000余人，但自己的部队也死伤1000余人，更由于盛暑远征，士兵不服水土，有2000余人染病，能作战的仅剩3000余人，在这一背景下，戚继光撤兵回浙江休整。他的计划让士兵回乡招兵，每人只要扩兵一人，部队重新集中时，就有一万余人的部队，但是，戚家军一退，福建的形势马上发生变化。
  戚家军退出时，正是初冬小阳春天气，沿海刮起东北风。日本的倭寇大举入闽，到处都有倭寇登陆的消息。戚家军退至福清的牛田，便与增援的倭寇打了一场遭遇战。经过一番苦战，戚家军消灭了这一股倭寇，斩首180级，但是，这股倭寇的实力不同往常，他们盔甲鲜明，刀枪精良，作战技术精巧。如果说以前的倭寇中有许多中国的海盗，这股新来的倭寇则是真正的日本军人，如果不能绐予重挫，日本武士还会接踵而来，不幸的是，福建境内只有一支戚家军真正有战斗力，嘉靖四十一年（1562）末，戚家军退出福建后，倭寇又横行八闽了。
  二、戚家军第二次入闽
  嘉靖四十二年（1562）末来到福建的倭寇可分为南北二路，北路从福宁州登陆，仅数百人，他们从闽东深入闽北，攻克寿宁、政和两县，大肆屠城。十二月，倭寇进围松溪县。然而，松溪人民震惊于倭寇的屠杀，自动组织起来作战。松溪猎户用强弩射击倭冠，杀伤多人，大大打击了倭寇的气焰，相持三昼夜，倭寇不得已退走。二旬后，盘踞边远村庄的倭寇突然返回城下，以吕公车与云梯猛攻县城，早有防备的松溪县民猛烈反击，双方相持一个多月，一无所得的倭寇在付出重大的代价之后不得不狼狈逃窜。而松溪县民兵追蹑倭寇后队，乘其不备，偷袭成功，获得很大的战绩。戚继光第二次入闽时，在连江马鼻等地将这股倭寇歼灭。斩首2400有奇。
  倭寇的主力是在南路。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倭寇4000余人突然围攻兴化府城。兴化战役就此展开。兴化府城是闽中名城，当地人以读书做官出名，每次科举都有许多人中举，因此，兴化城中官宦人家多、财富多。如何乔远所说：“时兴化衣冠旧族，繁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钱寸帛皆在城中，食玉薪桂。”倭寇垂涎而来，兴化府城中的民众竭力抵抗，经过26天苦战，倭寇并未占到便宜。兴化城被围后，刘显从福州赶来支援，但他的士兵仅有八九百人。他分兵300入城，但半路遭到倭寇狙击，大部伤亡，仅有60余人进入城内。又有一次，刘显派出8名士兵穿越倭寇防线入城，但在半路被倭寇截杀，联络印信落入倭寇手中。倭寇派出20人冒充刘显的部下入城，由于他们身穿刘显部的号衣，又有印信为据，主持守城的翁时器对他们信任有加，将他们派至最为重要的北门防守。夜半，这20人乘风放火呐喊，倭寇乘机潜入城内，翁时器等官军闻知消息，纷纷坠城逃跑，于是，一座名城就被倭寇攻克了。此时正为十一月二十九日。倭寇在兴化城中驻兵两个月左右，杀人如麻，城中尸积如山，最后，连倭寇也无法承受城内尸体散发出的恶臭，退出兴化府城，转至平海卫。当时平海卫的欧阳深曾带兵袭击倭寇，中伏而亡，倭寇乘机攻克兴化海边的平海卫，以此为据点。
  兴化府城失陷，震动了明朝廷。倭寇侵扰中国十余年，县城、卫城、所城被克无数，但府城被克，还是第一次，它说明倭寇的活动已不是疥癣之患，而是有可能根本动摇明朝廷基石。为了早日平息倭寇，福建巡抚游震得被撤职，著名的抗倭统帅谭纶接任巡抚。抗倭名将俞大猷任福建总兵，戚继光任副总兵.当时福建明军不少，但是，其中多数只能守城，可用于野战的仅是刘显部八九百人，俞大猷部6000余人。俞大猷部刚刚从漳泉一带召来，都是未经很好训练的新兵，而俞大猷所面对的“平海倭寇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从实力上看，俞刘两部都不是倭寇对手。因此，俞大猷等部将领都盼望戚继光部早日入闽。
  戚家军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再次入闽。四月初八日，以戚家军为主力的明军猛攻平海卫倭寇，俞家军与刘显部从两翼夹攻，倭寇大败，斩杀2200余级，“火焚、刃伤及堕崖溺水死者无算，纵所掠男妇三千余人，复得卫所印十五颗”，这是一场迟到的胜利，因为倭寇在兴化府城获胜后，驻扎平海卫数月，有许多倭寇已返航回国，戚继光与俞大猷等人所歼灭的，仅是一部分倭寇。
  平海之战后，闽人纷纷歌颂戚家军的威力，明朝相应地做出人事调动，将俞大猷部调至广东，刘显部也调出福建，任命戚继光为福建总兵，主持福建军事。这一人事变动，对福建有利也有弊。从有利的一面来说，戚继光任福建总兵，负责福建抗倭军事，是最佳人选。从不利的一面来说，俞大猷部、刘显部的外调，都使福建抗倭力量减弱，此外，由于戚继光要承担起全省的防务，便将其部下分到福建各地，他自己控制的军队太少，福建官军的野战力量大大减弱了。
  嘉靖四十二年（1563）冬，倭寇再次大举入侵福建，原来，自平海卫得利航海归国的倭寇，“宝货充溢，诸倭歆动，遂纠党二万七千余，大举入寇，议以冬汛劫仙游，来春图省会”。于是，当东北风再起的十月，倭寇在福建沿海四处登陆，形成大规模的入侵浪潮，身负重任的戚继光说：“查闽中倭寇，于上年攻破兴（化）、平（海）府，卫之徒，仅五六千之数。今年入犯，则二万有余，设使倭再获利而归，必空国入寇”。按照戚继光的战略，本年度一定要狠狠地打击倭寇，让他们知道入侵中国是一场赔本的买卖；若让其得利而归，倭寇的入侵必定会一浪高过一浪，后果不堪设想。
  新一轮的决斗展开后，戚继光部明军连连获胜。“把总朱机三破倭于烽火门，又破倭于旧水澳；把总傅应嘉两破倭于小埕，守备罗章佐破倭于池屿；守备胡守仁破倭于石邱，守备耿宗元破倭于圳上。义总金科、叶大正破倭于平海后潘及福宁闾峡。把总顾乔破倭于南日。”又有一支倭寇2000余人自福清登陆，戚继光设伏上迳桥，将其歼灭。以上12仗，杀倭数千，但是，倭寇的船只仍在福建各地口岸登陆，戚继光统计有倭船68艘，倭寇2万余人。登陆的倭寇陆续向仙游县靠拢，戚继光识破倭寇的意图，派出200名战士协助仙游人守城，自己率一部分戚家军屯驻兴化府，使倭寇不敢尽力攻仙游。
  仙游围城战开始以后，倭寇的攻势十分凶猛，在仙游城头多次发生肉搏战。由于倭寇在兴化府的屠杀，仙游民众深知倭寇进城市，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下场。因此，仙游人同仇敌忾，誓与倭寇血战到底。他们再也不是见倭寇便望风而逃的普通百姓，而是勇猛无畏的战士，在多次肉搏战中，将倭冠击败于城下。戚继光在城外只有数百人的队伍，每逢倭寇展开攻城，他便摆出出战的架势，使倭寇不敢全力攻城。这样，双方相持了50余日，戚继光盼望己久的浙江换防部队由谭纶率领赶到仙游附近了。
  仙游会战。十二月廿五日晨，大雾笼罩仙游的城郊，戚家军兵分多路，向倭寇进攻。倭寇制成吕公车多辆，每辆车都高过仙游城墙，正准备向仙游城发起最后的冲击。戚家军从雾中袭来，攻破倭寇一个大寨，其他的倭寇仓促结阵对抗，戚继光亲自率领的戚家军主力突破倭寇的防线，两翼包抄也获得成功，明军擒斩倭寇1000余级，解救被掳百姓3000多人，残倭一万余人向南逃去。
  王沧坪之战。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二月，戚家军在同安县王沧坪追上倭寇，此时的倭寇尚有很强的战斗力，约有5000倭寇凭山结阵，与戚家军对抗。虽然地势对戚家军不利，但戚家军再次显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他们前仆后继，向倭寇进攻，终于击破倭寇的阵容，斩首数百级，被戚家军逼落悬崖的倭寇不计其数，残余的倭寇向南逃至漳州境内。
  蔡丕岭之战。倭寇入漳州，尚有数千之众，企图袭占漳浦县，而戚继光也追踪而来，在漳浦蔡丕岭，戚家军再次追上倭寇，倭寇在甘蔗林中设伏，戚家军前锋受挫，但是，在戚继光的鼓舞下，戚家军再次发动反击，大破倭寇。一仗下来，戚家军战死80余人，斩杀了倭寇300余级。这样，戚家军将倭寇从北赶到南，逼入了广东境内。
  嘉靖四十三年（1564）六月，戚家军追踪倭寇进入广东潮汕地区，与刘显部、俞大猷部再次会师，重创倭寇。剩下的倭寇逃到海边夺船下海，不料遇上台风，许多倭船倾覆，残存的2000余倭寇重又回到岸上，在俞大猷等部明军的围歼下，全军覆没。
  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四月，又有一批倭寇在福建沙堤、南镇、小埕、阊峡、曲鼻等处登陆，遭到戚家军驻守部队的迎头痛击，残倭遁入山区，在戚家军的围剿下，大都饿死于山林。
  嘉靖四十二年（1563）冬进入福建的2.8万名倭寇和次年增援的倭寇，在戚继光、俞大猷部明军的围剿下，大部被消灭。这对倭寇来说，是一次极为惨重的教训。谢肇涮说：“嘉靖之际，倭之掠闽甚惨，而及官军破贼之日，倭何尝得一人只马生归其国耶？”从此以后，福建境内虽然还有零星的倭寇登陆的事件，但都不再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摘自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明清第二章第三节）
  抗击倭寇
  明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派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来闽勘察地形，修筑卫城抗倭。周德兴选莆田沿海的平海，莆禧两处为城址，命指挥吕谦筑城驻兵防守。
  永乐八年（1410）十月二十六日，倭寇2000多人驾船23艘，从平海登陆，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率军奋力抗击，倭寇溃逃。
  嘉靖二十三年（1544），倭寇突袭莆田沿海，兴化卫中所千户白仁在分巡姚凤翔的指挥下，领水师追击倭寇至连盘四澳，会同指挥丁桐俘倭寇14人。翌年十一月，倭寇从福清海口袭击莆田东北部沿海，参将尹凤命令千户白仁等部先行，白仁率部在柳尾列栅立阵阻击。傍晚，倭至，见明军严阵以待，不敢妄动。翌日晨，倭寇采取突然袭击，明军浴血奋战，因腹背受敌援军未到，白仁战死，士兵大部阵亡。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平海卫左所千户叶巨卿率水师与驾驶数十艘船来犯的倭寇鏖战，俘倭百余人。同时，泉州卫右所百户张养正也在莆田青山寨巡守时击退入侵倭船。翌日，倭又登陆，张部奋力抗击，因孤军无援，张养正战死。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倭船百余艘乘夜雾妄图潜登吉了澳，水寨参将黎鹏举令炮台发炮阻击，并率水寨哨船3艘，斩倭百余人，俘87人，坠海淹死者甚多。十一月，倭船数十艘袭击莆田沿海，平海卫千户邱珍率部阻击，倭船无法靠岸，转潜白湖港登陆，进犯涵江，邱珍率轻骑数百迎敌，追至福清东岳山，不幸坠马被杀。兴化卫指挥佥事丁桐率部在海上杀倭5人，俘获倭寇362人，缴获敌船，衣甲，武器无数。
  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初十日，倭寇千余人，从三江口登陆焚掠涵江。十四日，进迫兴化府城，时府城兵力不足，适逢湖南麻阳兵千人路经莆田，邑人林兆思等筹银2000两请“客兵”击退倭寇，保住府城。
  嘉靖四十年（1561）夏至冬，倭寇三犯兴化府城周围地区，守城参将侯熙通倭，都司白震带瑶兵来莆，却与本地兵互相厮杀，官兵内讧，倭寇围攻府城东郊的荔浦村，荔浦村群众奋起自卫，官兵竟坐视不救，倭寇屠杀群众，“血染沟水为赤”。各乡群众皆奋起抗倭自卫。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倭寇从三江口登陆直趋府城，屯扎蔡垞。
  杭头诸村的千余户船民奋起抗倭，歼敌100余人，后被迫撤回华亭。
  同年七月，参将戚继光奉命率6000精兵从浙江入闽剿倭。戚家军先后捣毁宁德横屿和福清牛田的倭巢，由于扼守上原岭的福建南路参将杨缙麻痹大意，致使牛田4000余名残倭逃至莆田林墩，与盘踞林墩的倭寇会合。戚继光于九月二十日从囊山间道抵兴化府城。当日晚，地方官吏宴请戚家军将领，戚继光从容赴宴，以示不进兵。半夜，戚家军在东市（今东大路）集合，乘月色出城，经阳城，青浦，拂晓前抵林墩附近的西洪。天明，倭方发觉，立即集合大队列阵踞小桥抵抗。因向导通倭引戚家军由小路前进，路狭桥窄，戚家军只能鱼贯而进，纵队攻击，与倭血战2个多小时，三进三退，前哨官周能等90多人牺牲，戚军士兵游水夺渡，才将桥上倭寇击退。偏师张谏所部也从宁海桥击倭之背，两面夹攻，倭败，退踞林墩，但另一股倭寇抄袭戚家军阵后，戚家军后阵数百人乱了阵脚，继光斩退缩的哨长刘武等14人。于是戚家军拼死奋战，击破倭巢，倭寇落水淹死千余人。由于向导所误，林墩通往黄石的大路未作防堵，致使残倭向黄石南窜，逃入窑兜乡（今瑶台村）戚家军乘胜追击，倭寇满山四散，有的躲进砖瓦窑，戚家军火攻瓦窑，将其，全歼。林墩之战共斩倭2023人，救出被掳男女2144人。戚家军凯旋回兴化府城，群众扶老携幼迎接。十月二十五日，戚家军班师回浙。
  十月底，倭寇趁戚家军回浙之机，再次分两路进犯福建。从福清沿海登陆的一路直迫兴化府城。倭围城多日，知府陈瑞龙指挥所部与居民各界据城固守，不少群众自动出击杀敌。后因知府猝亡，抚按令同知奚世亮摄府事。十一月，广东总兵刘显奉命从江西来援，暂屯江口。十一月二十八日，刘显派健卒8人往府城联系，途中被倭寇擒杀，倭冒充健卒混进府城。时至四更，潜倭杀死北门守兵，大开城门，倭寇蜂拥而入，奚世亮和训导卢尧，傅光佐等战死。倭寇烧杀掠夺，府城军民死亡3万多人。兴化府城失陷后，御史李邦珍上疏告急，朝廷命谭纶抚闽，总督福建军务，命俞大猷、戚继光为福建正、副总兵与刘显协同剿倭。次年一月二十九日，盘踞府城的倭寇因城中断粮，尸骸遍地，腥秽不堪，财物已焚掠殆尽，便弃城进踞崎头为巢。都指挥欧阳深率兵进城，抚慰难民，移营东萧。二月初，由于轻敌，被倭伏击，欧阳深及所部数百人皆阵亡，倭乘机攻陷平海卫城。此时，俞、刘移师秀山，明山，距倭营五里左右列栅坚守，并催促戚家军南下。二月十一日，新巡抚谭纶到任，委汪道昆为监军。四月十三日，戚家军抵达福清宏路。倭获悉，买通明水师把总许朝光，载财物逃脱出海，剩下3000名黠倭移兵渚林以南许厝村踞险结巢。十九日，戚继光率军抵东亭。二十日，参加谭纶、汪
  道昆召集的军事会议，决定以戚继光军为中路，正面攻击，刘显率部为左路军，从侧翼迂回夹击。俞大猷率部为右路军，断海上退路。二十一日凌晨，三路官兵同时发起攻击，激战二小时，倭败退许厝大巢，官兵旋即包围，戚军顺风火攻，化倭营为焦土。此战共歼倭2300余人，缴获器械3900余件，救出被掳群众3000余人。次日，总哨胡守仁追剿残倭，擒斩171人。明军于二十三日凯旋回兴化府城。
  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一支倭寇在莆仙交界的东沙登陆，汇集漏网的残倭共万余人，围攻仙游县城，知县陈大有、典史陈贤等率兵民坚守，谭纶和戚继光率师增援仙游，因轮换的浙兵未到，兵力单薄，戚继光带部分兵力携火器，赶夜入城，以防城陷：另一部兵力驻扎距城20里的俞潭浦和沙园，以阻倭寇剽掠。戚继光率一支精兵驻扎石马，以稳定民心，倭寇连夜攻城不下，于十二月初“强运机梯环倚城四壁”登城，守军奋力杀敌，倭再次溃退。随后倭“构火木为冲车，中藏兵器，架危梯于上”，昼夜攻城。仙游县城被围50余天，正当危急之际轮换浙兵赶到，谭、戚遂于二十六日晨，利用浓雾，兵分东西两路直捣倭巢。倭寇见戚军神速而惊呼“戚虎至矣！”，丢掉8辆吕公车，纷纷向西、北方向逃窜，明军乘胜追杀，擒斩倭寇千余人，烧毁吕公车，捣平倭巢，救出被掳群众3000余人。残倭向惠安、晋江地方逃窜，仙游之战结束，兴化地区倭患基本消除。
  （摘自《莆田市志》卷十三军事第七章战事纪略）
  戚继光将军第一次援闽
  一、兴化府城的危急
  倭寇初期的巢穴，远在舟山岛上。嘉靖卅七年（1558），移巢浯屿，已撤毁福建的藩篱。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1562），宁德陷两次，福清陷一次，兴化府城危在旦夕。敌在宁德的横屿、福清的牛田、兴化的林墩，狡兔营三窟，四出焚掠。
  《读史方舆纪要》卷95《福建方舆纪要序》略云：
  倭夷之志，在子女玉帛而已。然其倡乱者，非皆倭也。……犹忆少时，闽人宋氏珏过家先生，谓家先生曰：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某日，倭贼攻兴化府时，贼首为洪泽珍，故闽人。以海商导倭入寇。有某生者，落魄不羁……少与洪习，往谒之。曰：兴化不足攻也。……漳泉大艘旧通番市者，不下千余。皆君所习。……分百艘泊京口（镇江），百艘泊淮阴；而我以大〓直指登莱抵天津。天下之势，隔而为三，江淮资运，势不能达。人情汹汹，必且内变。……“吾不俟有攻坚击锐之劳，而天下之势，且归于我矣”。
  时贼以莆城富饶，亟欲城陷。闻生之言，谓生为莆城游说也。瞪目叱之，左右顾，欲杀之。生匐伏请命，乃得已。……事平后，颇自疑，不敢出。然闽人亦喜生之止贼攻城，而不深咎其言之祸及国家也！
  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三次寇兴化。先是中路参将侯熙，与都司白震，皆以兵至。熙，漳州人，部曲有一半为同乡，多为贼作间谍。震，广西人，所带瑶兵，与本地人民相仇杀，放火烧南关，烟焰延两日。倭屠戮村镇几尽，独芦浦（俗呼荔浦）一村，民众自行团练以御贼。贼并力合围，芦浦离郡城仅五里。村民在城下告急，侯熙上北门楼，袖手旁观，贼遂屠芦浦，沟水都变红了。
  倭于四十一年（1562）三月攻城，十三日复来。寇把城濠的上流（俗呼南门河）堵塞。民以舟为业者，舟泊城濠以千数，无所得食，请于府署，愿与寇决死战，果歼敌百余级，侯熙兵竟阻其前进。
  当局又募花亭虎匠数百人入杭头（地近北陂口），以毒弩射贼。贼大溃，移白杜。虎匠先往以待。侯兵密报贼，贼伏于林莽，虎匠被伤百余人，
  遂归不应召。
  与倭寇同时的朱厚熜（明世宗），是本国史上有数的昏君。所任用的严嵩，明代权奸第一。当国20年，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指使“恶子”严世蕃，卖官鬻爵。“自中外百司，以及九边文武，大小将吏，岁时致馈，名曰问安。凡勘报功罪，以及修筑城墉，必先科克银两；多则巨万，少亦不下数千，纳世蕃所，名曰买命。每遇大选急选，推升行取等项，辄遍索重货，择地拣官，巨细不遗，名曰讲缺。及已升官履任，即搜索库藏，剥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谢礼。……以致……帑庄空虚，闾阎凋瘁……迄今数岁未复。”
  陈建对此愤然揭露：
  “诸将冒功饰败，贼满载而归者，则指为逐循。阻风而旋者，指为遮击。攻陷城寨，从容引去，兵备官以克复呈报，上下相蒙，遂成故事。”
  当时沿海的兴、泉、漳三郡户口，由于倭祸，有很大的减少。莆人御史林润《请恤三府疏》云：
  兴化所属二县，编户共二百三十有余里；泉州所属七县，编户共二百二十有余里；漳州所属七县，编户共三百九十有余里。
  今遭寇乱之际，历八年于兹矣。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其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转徙于他乡者，又不计其数。近又各府疫疠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死者十七八，甚至有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野。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莱，市镇生荆棘。昔之一里十图者，今存者一二图耳。昔之一图十甲者，今存者一二甲耳。民力愈困，赋役愈重。林润疏上又说：
  倭祸未销，民力愈困。里图已减，田野乡荒。而有司犹据旧册以誊造，循册亩以征派，按册丁为差役。逃亡死绝者，鞭笞不可及；而喘息犹存者，系械之不已。故往年该输米一石者，今增至二三石；该纳银一两者，今增至四五两。盖以旧额不可改派，惟增派于现存入户。加以军需之杂出，冗费之不经，皆取于人民之膏血以供之。
  按疏中有“今遭寇乱之际，历八年于兹矣”的一句话，倭祸严重，自嘉靖卅四年起，至四十一年（1555-1562），前后恰好八年，足见此疏上于四十一年，疏上摘由有安民弭盗一语，足见此疏上于四十一年，兴化府城还未失陷，而里图户口，仅十存一二了！
  又翌年，福建形势危急，巡抚游震得疏请迅速援闽。当时惟浙直拥有最
  多的精锐，朝议令浙江就近出兵。胡宗宪就派南塘率所部6000人援闽，督府中军都司戴冲霄率所部1600人，协助戚军南下。
  二、…………
  三、横屿、牛田、林墩三大捷
  （一）横屿之捷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两支部队，由浙江平阳县间道，八月初一日，开入福宁州（今霞浦县）城里，休息三天，置酒高会；第三夜五更，秘密出发。
  宁德（县）一路，上下三百里，三年以来，沦为荒烟蔓草。援闽军披荆斩棘，才得前进，于初七日开到县城废址。
  县城东北十里，有地名漳湾。漳湾之东，海中有横屿，与大陆一衣带水，亦有十里之遥。嘉靖四十年（1561）冬，倭贼陷县城，第二年春，便在屿上筑木城，作为四出劫掠的基地；和福清牛田、莆田林墩两倭巢，互结声援。
  倭寇以为横屿漳湾间，潮退时，十里泥泞。明方军队，岂能徒涉而来？即使用海船载兵，乘潮渡海，然而港道不深，会有搁浅的危险。倭寇恃横屿为天险，便据此地不去了。
  漳湾与横屿隔海相对，民居稠密，约有几千人。其中一部分勾结倭寇，引入内地劫掠。要收复横屿，必须由漳湾进兵，也就必须解散倭寇在漳湾的党羽。南塘将军找到了这些人，开诚布公地晓谕他们，只要他们和倭寇斩断葛藤，既往不咎。南塘指天发誓，把降旗交给他们，于是全体投诚。南塘便立即把全军开到漳湾驻扎。
  八月初九日早晨，全军在海边集合。南塘激昂慷慨地誓师：“兄弟们，横屿就在面前啊！海潮退了，我军要赶紧过海。登岸后，海潮就会再涨了，必须迅速地消灭敌人，才可以在屿上站得住。到了下一次退潮，我军才有归路。万一不能胜利，那就不堪设想了！兄弟们，自己考虑吧，有没有决心？有没有胆气？没有的话，就不必冒险呢！
  像晴天霹雳一样，全军呐喊起来！‘我们千里远来，所为何事？怕什么倭寇’！
  好！大家有此决心，就立刻前进吧！我为你们擂鼓。”
  每个将士背一束稻草，从岸上走下去，把稻草铺在泥泞上面。走了一会儿，鼓声暂停；稍为休息，又听着鼓声前进。第三次休息后，再往前不远，在横屿登岸了！
  寇在山前摆成阵势，我军背水作战，有进无退。陈子銮、童子明奋勇直前。陈大成从山顶拐一大弯，钻到倭贼后方。前后夹攻，鏖战很猛烈。忽然烟火冲霄，倭贼木城，已经被吴惟忠部攻破了！放起火来，我军勇气百倍，只用了三个时辰（六小时），就把多年积寇，全部解决了！
  生擒了九十余寇！斩首二千六百余级！夺回被倭寇掳去的我国人民—三千七百余人，都带回漳湾。沦陷半年的横屿，当天就被吴惟忠部攻破了！第二天就凯旋到宁德！
  （二）牛田之捷
  南塘所接受的任务，把宁德倭寇肃清后，就可以班师回浙。横屿克复后，戚、戴（冲霄）两部将士，看见闽中地势崎岖复杂，山岚烟瘴，都想遵照制府原示，卷甲北归。经过了多方激励，才向福清南下。
  寇在福清，分布于烽头、海口、东澳、大澳等处。听见了戚军南下，山倭二寇，约有数万人，赶紧于八月廿六日，到牛田集合。分守杞店、上薛、西林、木岭、葛塘、新塘、闻读各地，络绎三十余里。路径错杂，声息相通，随处都可以抄袭明军的后路。
  八月廿九日辛巳，援闽军开到福清，第二天黄昏，即分兵三路而进。
  叶向高（福清人）《苍霞草》称誉说，戚公驭兵有律，民大悦。家具箪饭饷兵，父老问师期。
  公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缓图之。于是贼侦者归告，不为备。（戚公）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斩首千余级，邑人尚未知兵出也。
  据《戚少保年谱·耆编》，到福清后，第二天九月朔壬午，即三路进兵。本夜二更，人人衔枚，跑步到杞店七里堘，擒杀倭谍十余人。到了杞店匪巢，王如龙用肩头托着金科和朱珏，两人爬过墙，打开匪巢门户。我军鼓噪而入，倭寇从梦里惊醒，顷刻之间，焚戮殆尽。
  我军进驻锦屏，到了五更，有一股悍贼来劫营，共有七百余人，骑兵在前，步兵后继。戚公早就布置了一支伏兵，包抄他们的后路，铳声不绝。戚公亲自上阵督战，打死了领队的敌酋，余贼纷纷逃窜。我军乘胜尾追，连破牛田、上薛、闻读诸巢，一直追到新塘等处。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3有这样的记载：倭大巢既破，残孽亡命上径桥。当时扼守上原岭上径的参将杨公（漳州南路参将杨缙，已升为副总兵），方披襟露足，在公馆中逍遥自在，不意戚公之必胜也！忽而贼浪澎湃，部伍惊逃，杨缙仅以身免，其军资文檄，悉为贼有。残寇四千余人，才得夺路逃脱，流窜到惠安、晋江去了。这次大捷，斩首688，救出被俘男妇954人。
  在牛田作战时，我军竖起一面白旗。所有胁从，能弃械投伏旗下的免死。任其散去的，也有数千人。
  谢杰《虔台倭纂》卷下《倭绩二》描述牛田战况云：戚将军肃队而行，直抵其巢穴……次晨，贼聚众攻戚军。老百姓有逃于山中者，凭高窥之.见贼乘马鼓刀从东来，日初出闪闪，照刀光皑如霜雪……老百姓私相谓曰：“吾固知贼武也！”
  相去数十步，军中忽敲鼓边，兵皆仆地。老百姓失声曰：“吾固知兵脆也！”
  语未毕，鼓鸣铳发，弹中马鼻，马掉首走。仆地者争起斫马足，贼纷纷落马……骑疾驱，脱者不能五之一……贼且走且大啼曰：“不意唐山（中国）乃有此兵！”从此心折于戚虎矣。蚩蚩之氓，漫不省兵为何物，至所言皆古兵法，信乎《实录》出于史官者，不如出于匹夫匹妇之言也！
  （三）林墩之捷
  林墩为倭寇在闽的三大巢之一，在莆田城东南十余里。其村极小，然而沟海相接，四面水环。漏网的倭寇，以为客兵不会久留，相率到林墩集合，多至四千余，都是善战的老贼。
  牛田大捷以后，军中有两种主张。监军王春泽，系闽人，渴望戚军继续南进。协助援闽的戴冲霄，当横屿收复时，就要率队北归。被王春泽等极力挽留，勉强到福清，现在留不住了。戴是胡总督的爱将，南塘亦只好让他回浙，独自统率义乌的劲旅入莆。
  九月十二日离福清，在烽头、江口两地暂停。当天下午，就擒了1600人，交给把总张谏，限于十三夜五更，防堵宁海桥，一听到鼓声，就要赶紧过桥，进攻林墩的东北面。
  戚公统率主力军，于十三日早晨出发，走囊山寺前旧大路，开入兴化府城，已经是时近黄昏。当地官宪，设宴洒尘。戚公开怀畅饮，没有半句话谈及出兵。
  宴罢归队，到了夜半，军中第一次摇铃，将士们赶紧吃饭。第二次铃响，都悄悄地到东市集合（东市俗呼市头下，今莆城东大路），乘着月色出城，由阳城、清浦到西洪，暂停前进。等到落月衔山，再走五里路，就到了林墩，恰好东方破晓。倭寇才发觉军队入境，仓皇应战，死守着一座小桥。路径逼窄，军队无回旋余地，只好鱼贯而进。血战了一个多时辰（两小时多），三却三进。
  南塘《祭游击将军陈大成文》云：
  夷据桥恃险，君部中陷阵死者九十余人，无一回视，劲敌遂弃桥走。
  这个时候，张谏的偏师，已经从宁海桥南进。倭寇前后受敌，败退入巢。但还有一部分，绕道袭击我军的阵后。我军后队数百人，阵脚动摇，戚公站在路口，把退缩的哨长刘武等14人，亲手杀掉。于是全军再接再厉，冲破贼巢，短兵巷战。贼落水淹死的就有一千多人。
  戚公为向导所误，从林墩通黄石的大路，没有预先防堵。残寇向黄石南窜，入窑兜乡。徒贼漫山四散，真倭都躲入空窑里头，我军用火攻，扫数歼灭。
  这就是林墩之捷！斩敌2023级，救出被掳禁的人民2114口。
  戚公以半日的时间，就歼灭了巨股倭寇。全莆人民，喜出望外。中午凯旋入城，城中士大夫已在熙宁桥上迎候。彩旗采币，纷呈于街衢两侧，作为犒师礼物，以表示全莆的钦敬和感激。路上行人纷纷，扶老携幼，要瞻仰戚将军的英姿和劲旅的军容。所过之处，家家户户，家里陈设肴馔，以招待劳苦功高的全体战士。总之，戚南塘将军由台州出师入闽，路程千里，在福宁州城里稍停，不到三天，到宁德县。
  谁告诉戚将军，漳湾有人通敌？谁为居间人，保证通敌者的安全，使他们敢于和戚将军见面，经过晓谕后，便立刻和敌人斩断葛藤，戚军才可以在第二天，就进攻横屿？
  到福清后的第二夜，就三路进兵。须用三名向导，既可靠而又熟悉路径，究由何处觅来？
  戚将军到莆城后，夜阑筵散，就立刻动员；走出东门，取道阳城、清浦，再由西洪入林墩，尽是乡间小路，沟洫纵横，作者家乡，离林墩仅八里，犹觉人地生疏，而况深夜行军，何以能安全到达？
  戚公号为常胜将军，一举一动，决不会鲁莽从事。我们知道，平倭之后，移镇蓟门。入幕之宾，确有闽中人士，如连江陈第和福清郭遇卿，皆以文人知兵，投笔从戎，受戚公荐拔，官至游击。
  戚公礼贤下士，至于受人谗谤，说在幕府之内，蓄养闲杂人太多。作者以为，戚公于入闽之前，早已收罗闽中人士，备为他日之用，不必临渴掘井。在任宁绍台参将时[嘉靖三十五年（1556）]，关于闽浙倭寇行动的情报，已有多年搜集。而况才兼文武，饱学多闻，对于闽中的山川形势，早已了如指掌。所以在入闽之前，如何对付各处倭巢，亦早已胸有成竹了。
  四、回浙募兵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初一日，戚公部队从兴化班师，重过福清，又在牛田打了一次胜仗，老寇煽动新倭，组织了一万多人，企图占福州。第一批贼兵，由倭酋双剑潭统率，驾驶两只大船先来，盔甲鲜明，刀枪锋利，是从前所未有。登岸之后，又来争牛田，全部被戚军歼灭了。
  经过了多次鏖战，戚军只剩下五千，疮痍未复。加以水土不服，很多的战士，染疫抱病，能作战的只剩下一半了。
  戚公和汪道昆，登楼远眺，烽火连天，相顾太息。以少数孤军，怎么能挡住新来强寇？戚公力劝汪道昆赴杭州，以乡谊动胡宗宪，允许戚公拓充部队。
  即以现有的义乌兵，递升为大小头目，让他们回家乡，招募年壮力强的亲友；合新旧两部，凑成两万人数，再一次援闽。必不得已，若有一万人，也还可荡平强寇。
  戚公离闽时，兴化人士，依依不舍。福清老百娃，遮道泣留。戚公亦怆然告别。
  十月十七日，由南台入省会。士子迎于郊（今天的台江路）乡大夫迎于郭（南门口），三司（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迎于馆。乃，登平远台（在于山上），脩饮至礼（举行庆功大会）。文词绣轴，筐篚壶浆，纷呈道左。省会人士，一致挽留戚将军，情辞恳挚而迫切。并不敢再烦将军冲锋陷阵！只消坐镇海疆就可以了！
  将军很谦逊委婉地答词：离闽出于不得已；必须赴浙请兵请饷，才可以再来！
  浙军去后，仅有一个多月，闽局就起了极严重的变化了！
  戚继光将军第二次援闽
  一、兴化府城的陷落
  南塘将军离闽，正是倭寇卷土重来的机会了。倭酋这样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
  《明世宗实录》说：
  倭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初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来者，则合福宁、连江登岸海贼，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县。自广之南澳来者，则合福清、长乐登岸海贼，攻陷玄钟所，蔓延及于龙岩、松溪、大田、古田之境”。
  十月廿二日，玄钟所城被海寇吴平引倭攻陷。
  政和于十月被攻，知县周尚文坚守四旬，城陷死之。贼入城，屠戮一空。
  寿宁于十一月十七日城陷，伤害男妇，不可胜记。
  兴化府城于十一月廿九日沦陷。嘉靖时期，沿海县城或卫所城沦陷的，实在说不完，数不尽。然而府城沦陷，这是第一次。
  莆在明代，比户业儒，簪缨相望。然而莆田的一些士大夫懦弱无用。倭祸发生，有的人赶紧避难异乡，并没有为桑梓着想，应该如何保卫。
  杜陵未知归何日，夜夜登台望将星！
  这是陈言在榕垣避难诗。
  燕子不知旧垒破，呢喃犹向故园归！
  这是康大和在嘉兴避难诗。
  莆中并无起兵抗倭的欧阳深，昼夜登陴的李恺。
  莆田为倭寇所最垂涎之地。
  《名山藏》说：“兴化衣冠巨族，繁侈相望。”
  《虔台倭纂》说：“兴化故瘠壤，善俭，久而厚积致富。”
  自从倭盘踞林墩以后，四乡人民，避难迁城的更多，“虽僻巷无咫尺之隙”。村落的“一钱寸帛，都在城中”。贼更加垂涎。所以府城沦陷，就等于全莆的金钱布帛，尽被贼搜括无遗。
  南塘已去，倭已无所忌惮。除分兵北陷寿、政外，便集中六千精锐，进逼兴化府城，围困三旬。（以上系据《戚少保年谱》的记载）
  《莆田县志》说：“新倭四千余，日来薄围。”
  福建巡抚游震得调总兵刘显由江西入闽。显在当时称为猛将，而所部不及七百名，驻扎迎仙寨（江口桥附近），逗留不敢进。
  十一月廿八日，刘显派健卒八人，由间道赴莆城，以公文照会分守翁时器，健卒穿号衣，背绣“天兵”两字，在路上都被倭贼杀害了。第二天贼伙八人，穿着天兵号衣，拿着假公文到城下。
  翁时器阅了公文，就让他们缒城而上。署知府奚世亮、署通判李邦光，都觉得形迹可疑，请把他们禁闭起来。翁时器反而大发脾气，偏要派他们把守北门。
  贼谍这样撒谎：刘总兵约定，要乘夜来劫贼营，城中应该静候，不必擂鼓打更。守城人信以为真，因而解严。
  关于贼谍里应外合的行动，有三种不同的记载。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3说：“夜四鼓，贼伪名天兵者，杀守陴卒，贼众自西门四铺（俗呼四路岭）布梯登城，乘风纵火，庐室尽焚。”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时众久惫，是夕相与寐熟……八黠贼乃放火举号，贼皆掩至，长梯蚁附而上。”
  《倭志》说：“甫三鼓，八人者斩关延敌，贼千余从旧西门拥入。”
  翁分守、李通判、毕参将（高）等，皆仓皇缒城逃命，署知府奚世亮力战死。贼分守城门，吏民无得脱者。杀进士19人，举人53人，庠士356。
  唱三教合一的林龙江（即林兆恩）于贼退以后，分遣门徒，收埋骸骨，火葬于南北河尾二山。骸骨完整的，约，有四千余具，还有不完整的遗骨百余担，估计城破时被害人数，当有五千左右。
  以上仅就龙江门人所收埋者论。我们以为：当时城中人民，至少在两万以上。加以四乡避难人城者，或会多至三万。而城破时，“贼分守城门，吏民无得脱者”；“全城焚毁殆尽”，不死于寇，则死于火。我们若说死者当在一万以上或将近两万，这样估计，应该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不远啊！
  贼是多么贱忍！妇女反抗暴行的，被洞胸断胫，或把舌头乳头割掉，或生焚、钉死。
  名为倭寇，其中也有漳人。莆中有名的士大夫、世家殷户，尽被探悉，绑到一座大寺中（可能是梅峰寺），指名勒赎，按其家中情况，各令付出定额的金银绸缎，缴不如数的，就会被腰斩或锯成两片了。
  倭陷城时，民赀库藏，搜劫无遗。加以纵火，公署民居，祠宇寺观，焚毁殆尽……火经旬不灭。莆人御史林润在《条陈六事疏》上说：
  “近倭奴入寇，大肆凶残。官民房屋，并府县公廨、儒学，与夫四门、城楼，各衙分署，尽一举而焚之，环列数万余家，盖荡然一平野矣！”
  不但城中这样，甚至城东20里的黄石，市衢巨室，尽化为煨烬沙砾。
  远在海隅的平海卫城，也是公私屋宇悉焚，仅存孔庙。
  不但市镇化为焦土，甚至纪念李长者（创立木兰陂者李宏）逝世的庙宇，建于偏僻的大孤屿村，亦化为灰烬。
  莆在当时，或惟有常泰、广业二里，深藏在山谷里头，为倭寇足迹所不及。
  繁荣的莆城，荡然一平野。莆中文物，同归于尽。彭汝楠序重刻《黄忠裕（黄巩）文集》云：“哲匠伟人，玄文秘籍，其销埋于寒烟荒草者，何可胜计？”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莆多缙绅，有四五世科第相承者。古今典籍，比屋连巷，至是俱罹锋燹。
  倭贼甚至于破坏水利，则为本省历次兵灾所未有。
  莆人黄廷用《贺涂藩伯任斋老先生（布政使涂泽民）督修堤事竣序》云：
  自乙卯（1555）（嘉靖卅四年）倭奴入寇决堤（即东角镇海堤），田不可以耕，耕不得以偿种。师旅饥馑并臻，而嗷嗷待哺者越八年。
  莆人林润《条陈六事疏》云：
  近倭奴入寇，陂堰尽为所决。是以溪涧悉涸，海水冲流。昔之沃野，今为卤区矣。
  如疏上所陈，倭贼所破坏的水利建设，又不止东角一堤了！
  破坏水利，就是破坏农业生产力，使劫后遗黎，不死于兵，也难免死于饥馑了！
  兴化府城沦陷的消息传出，震动了全国。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6《为乞赐大举扑灭袭陷郡城大伙倭寇疏》称：
  “今者兴化府城为倭贼袭陷，可谓异常之变也！……若使此寇无所挫衄，将兴化宝物子女，尽载而归，则倭寇必以我沿海府城，亦尔易图。设或空岛而来，则浙直福广沿海之府，讵能保乎？”
  这个时候，福建巡抚游震得无法支撑，只好称病乞休。此公庸碌无能，但还有可取之处。于兴化沦陷前，即保荐俞大猷为福建总兵。于兴化沦陷后，请升戚继光为副总兵，移守温处福宁；以欧阳深升署都指挥佥事，守月港，听俞大猷节制。明政府采纳了这些建议。
  当时俞、戚两将军，一在赣，一在浙。游震得不该催促欧阳深先行出兵，作孤注一掷。欧阳深所部主力，就是以黄元爵、谢爱夫为首的泉州农民军。入莆以后，驻扎濑溪。倭寇屡次乘夜劫营，屡次失利，因而不得南下。
  倭据兴化府城60天，城中粮食已尽，城外景况萧条，无可劫掠。又听到明方增援部队快到福建，才于十二月廿九日，弃城东去。想夺取船只出海，就把崎头据为巢穴。
  欧阳深入城，巡视府库，抚慰难民。所部仅有一千余人，第二天就移营东萧，距离贼巢未及十五里，此举大错特错。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欧阳深轻敌，直前挑战。伏发，深与其下数百人皆战死，贼乘胜攻陷平海卫。
  黄任《泉州府志·忠义周冕传》云：
  倭遁去东萧……冕白深，乘营守，毋与战。会催进兵急，命其子岳镇随深冲锋，俱战死。
  欧阳都司全军覆没，实为游震得所误。
  李杜的《俞公功行纪》云：
  “兴化城陷，事闻，上怒。督府诸司责战益急。都司欧阳深与战于崎头，死焉。”
  汪道昆《欧阳将军诔辞》云：
  “贼愤，则悉以精锐集将军。客谓将军，请避其锐。将军噎暗部士，义不避绥。勉之，吾党得将死所矣！遂帅新兵殊死战。贼且却且前。比日入，将军中矛，犹刃二贼以死！诸新兵翼将军出入，悉死之！”
  黄元爵奉将军尸，乃得归敛。
  （一）筹饷。……
  （二）扩充义乌部队。……
  （三）明廷部署福建抗倭人选
  这个时期，兵部尚书杨博，用私函催促戚将军援闽云：所需要钱粮，暂由浙江巡抚垫给，兵部已发银30万两汇往福建。
  将军由义乌出发，派胡守仁等六支兵先发入闽。糊涂的游震得不以欧阳深的覆辙为戒，又一次催促进兵。胡守仁等以未奉将令，按兵不动。戚将军听到这个消息，连忙寄信给游（震得）巡抚：
  即今旧寇在平海者万余，新寇在连江、福清者，亦不下数千。而在闽兵将，虽有俞总戎新收漳“贼”六千，以无节制而不能交刃。刘总戎所部，屡战屡挫。所恃为一方性命以扦御巨寇者，惟此新募南兵。……乃欲以二千兵而御新寇，众寡之不敌也明矣。
  南塘《闽海纪事》云：“时已有欧阳将军之失。予乃上书，请乞集兵持满而发。……言甚切直……闻之中丞，中丞（游巡抚）滋不悦。”
  明政府不得不另换一个巡抚了！（嘉靖四十二年）二月，“罢巡抚都御史游震得，回籍听勘”。
  这个时期，俞大猷自江西赶到平海，驻军秀山，刘显驻军明山，距贼营各三四里。
  俞总兵力主持重。作《兴化灭倭议》略云：
  “今倭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平海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半去矣。我列营以困之，彼欲攻栅遁走，则彼虚我实，彼劳我逸，彼饥我饱。纵有突遁，则秀山、明山二营之兵又截于前，故曰可使无孑遗也。……窃意天于此贼，似有欲尽灭之意；离兴化城不他遁而往崎头，胜欧阳兵不他遁而入平海，皆自投死地，进无所之矣。”
  俞总兵与戚将军书云：“猷与贼对垒，不肯轻战；专候公至，并力收功，世人皆以猷为怯为迂。”
  连江陈第，是大猷的门生，其后投笔从戎，随南塘守蓟门，官至游击将军，陈第在此时为老师辩护云：
  “凡论兵者多惑于拙速之言，与以寡破众之说，比比败事。师之言曰：速而果拙，何贵于速.迟而果巧，何嫌于迟？于是作拙速解。”
  俞总兵说：拙速不如迟巧，和南塘请持满而发，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总兵笑贼胜欧阳兵后不他遁而入平海，是自投死地，并不完全和事实相符。《濑户内海河野氏家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永禄六年（1563）（即嘉靖四十二年），我方七股，合计一千三百余人。当进攻大明平海卫时，船舶大小一百三十八艘，其他战士及大明的浪人加入在内，号称总战士上下一三五二人，另有渔夫六百人，亦参加我方作战。
  平海附近有赤崎乡，乡中有朱姓。从前有一个宗人告诉我：
  赤崎山有石洞，有一次，十八人持炬而入，每人拿一条棕索，互相牵引，索已尽而还不能到达洞内最深处。”
  故老相传，倭寇曾由海上入乡，乡人都预先藏在洞里。倭寇见乡中无人，仍旧下船。有一个好事的，登山向海上大骂倭贼。贼又登岸，则其人已隐身洞里。最后一次，匆忙下山，跌倒了，脚上血流，贼循血迹到洞口，也不敢入，搬了很多柴草和毒品混着，把火点起来，甩入洞里去，躲在里头的人都被熏死了。
  这一则逸事，与《和野家传》合起来，说明了倭据平海不去，实恃有海上增援。这一点，是俞总兵所不知道的。
  嘉靖四十二年，徐阶为首辅（严嵩于四十年罢去），杨博为兵部尚书。关于福建巡抚的人选问题，共同决定。三月中，以参政谭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谭纶在台州知府和浙江巡海分道任内，练兵御倭，是一位知兵的文臣，和俞、戚意气相投。谭抚闽，俞、戚将兵，总算把当时的战略家，都调到福建，和衷共济，这是多年以来闽中所仅见的事了。
  “四月庚申，福建新倭从长乐登岸，流劫福清等处”，又自福清渡江（当是莆田三江口）谋趋平海合营，被俞、刘两总戎合兵，在遮浪村截击。丁卯，大破倭贼于，平海卫，将入侵其他之倭全部歼灭了。
  （四）戚家军连战连捷结束倭祸
  戚军第二次援闽，有大捷二、小捷三。
  （1）许厝之捷
  四月初八日，戚将军统率义乌新军由闽北到福州，十三日到福清，倭寇听到这个消息，过半数上了海船。把总许朝光（海盗出身）得贿，纵放他们出海回国。留下的只有三千黠倭，由平海移到许家村（俗呼苦厝，莆语许作苦音，在渚林南边），据险结巢，分一支在赤崎山下结营，互相掎角。
  海隅之地，驻有三总兵，南塘在福清路上，即有公文寄与谭纶，说部队复杂，须有统一指挥，非巡抚亲临不可。
  谭纶于四月二十日到渚林，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戚军当中哨，俞、刘为犄角。廿一日，乘夜进兵，黎明逼贼巢。倭寇二千，骑兵一百多人，当先冲锋，被我军的火器打垮了，就和倭寇的步兵决战。经过了一个时辰，贼军惨败，两股都退入许厝大巢。我军乘风纵火，全部贼巢，化为焦土。尸骸满地。统计擒斩二千二百余级，火焚刃伤及坠崖溺水死者无算（《明世宗实录》卷520）。第二天追剿，又擒斩171级。
  起出被俘男妇三千余人。
  戚军阵亡的，不过16人，南塘把所获财物，全部犒赏给部队。
  第二天凯旋入城，莆田的九年倭祸，才从此结束了！
  全县人民对戚将军万分感激，将军才36岁，两度援莆，出莆人于水火，莆人为他建生祠，当时确有艺人影堂中画像，不施彩色，英姿飒爽，令人想见将军在林墩夜战时。厅前有楹联：
  元戎两度扫妖氛，不惜髪肤殊死战；父老千秋严伏腊，犹思离乱得生还！
  （2）马鼻之捷
  马鼻是一个孤屿，离连江县城60里。
  从前陷寿宁、政和的倭寇，支党四百余，由北岭逾罗源，要和平海寇合股，听到了平海寇全军覆没，又退到马鼻。
  《陈一斋年谱》云：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端阳节（五月初五日），戚公在连江，宴将吏于南门敌楼上，观竞渡。席半托疾入内，明日未暮，捷音至。
  《戚少保年谱》云：
  五月初三日，戚公水陆公剿马鼻之寇，擒斩一部。残寇退到泥滩上，尽被海潮冲去。
  关于马鼻之捷，两种年谱所载，时日不同（相差两天），一斋为连江人，南塘以国士相待，端阳之宴，必列席无疑。《一斋年谱》所谓南塘席半托疾入内，明日即有捷音至，是出于亲切的见闻，或比《戚少保年谱》所记载者更为可信。
  （3）小石岭之捷
  林爱民《功德祠记》云：癸亥春，倭数千从福宁沿江陷寿宁、政和，复屯宁德之东阳（今周宁县）徙漳湾，返城（宁德县城）茅居者，复烬为墟；掳而获放者，复绁为俘。，民悬喘待毙，日夜跂公至。
  寇在漳湾，听见戚军快来了，移屯龟山寺。
  戚将军于月末，选精锐三千，从山僻前进。又布疑兵使贼不敢北去，南移到小石岭。五月廿五日，我军三路登山，擒斩一百有八级，有四十余贼，投火自尽。
  宁德城乡沦为废墟，将近十年。小石岭告捷，避乱人民，才扶老携幼，回城居住。
  马鼻和小石岭两捷所歼灭的，虽然是小股残寇，闽东倭祸，基本上肃清了。
  （4）仙游县城解围
  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戚将军升为总兵，镇守全闽及浙之金华、温州二府，兼守金华者，以南塘一军万八千人，悉为金华子弟。不久，又兼领惠、潮二府。
  张居正《答闽中开府汪南溟（汪道昆）书》云：去冬闻海堧有警。……岛孽未尽，顷闻广中之议，欲委责于闽……故以戚帅兼领惠潮。
  南塘以一身系闽、浙、粤安危，亦可谓身当重任了。
  当南塘接任总戎伊始，岛夷又纷纷登岸。有一部倭寇，从平海回国，船上宝货充溢，引起岛夷歆羡。又集合二万七千余人，乘本年小汛，先发一万五千人，劫掠仙游；等到明春，再来夺取福建省会。
  所以继续开来的双桅倭船，就有大小68艘，人数二万余。这是南塘在十月之内，从福清、兴、宁（福宁）、泉、漳等处所收集的情报。戚军各处应战，水战六捷，陆战六捷，擒斩并焚溺的倭寇，就有三千余徒。
  然而漏网的倭寇，还有万余，来自下列各处：福清县辖的有石蚯、连盘、上迳；莆田县辖的有南哨、西港、圳上、后潘、吉了、石城；惠安县辖的有小岞；晋江县辖的有乌浔；福宁州辖的有田澳。
  十一月初七日，都在莆仙交界的东沙登岸，进逼仙游县城，建立东南西三巢，把县城围住。在救援仙游之前，南塘十分谨慎，作全面防御的部署：防倭寇或会从福宁南窥省会，则令耿宗元拨兵守北岭；防倭寇或会从仙游窥泉漳，则发鸟枪手二哨，带火器入惠安城协守；防倭寇或会由闽东深入闽北，则令都司郭成美，从建宁府东进，搜捕宁德残寇；防倭寇或会在莆田各处陆续登岸，则留兵守兴化府城。
  据莆人黄廷用致亲戚的私函，南塘并驻兵何岭。
  南塘在援仙之前，驻兵何岭，又令耿宗元守北岭。这样的军事部署，姑举往后历史上出现的两次战役，以资比较：
  1922年，许崇智的粤军，从邵武、延平东下，先占北岭，盘踞福建的北洋军阀李厚基，就不得不马上滚蛋。
  1926年，北伐军由何岭北上，入永泰县梧塘尾，东下到峡兜，就把北洋军张毅部缴械，把北洋军阀周荫人赶出福建。
  如上所说，和南塘抗倭的军事部署，如出一辙。我们不能不钦佩这位常胜将军，他的胸中，实有一部军事地理学！
  在筹备援仙军事上仍遇到很大困难。当时浙兵在闽，仅有六千余人，防地辽阔，不能倾全力以援仙。浙军每年分两班戍闽，每班九千人；目前驻闽的浙兵，已到了放班瓜代日期。上班的浙兵，逾期未到。仙游受围已久，戚将军怕民心动摇，乃亲带一支精兵，到石码驻扎。
  仙游被围50天；义乌班兵，才于十二月廿三日到省。
  戚将军就于十二月廿五日，五路进兵，第二天早晨，夜雨新霁，满天浓雾，咫尺不辨，大军由新岭前进。
  倭寇正在把新造的八辆吕公车，推到护城河边，以为久困的县城，一鼓可下。城里人人自危。忽然望见大师如云，从东南两路而来，风驰电掣，当天就把三座贼巢毁平，吕公车烧掉。擒斩一千余人，起出被俘男女三千余人。
  败寇还有万余人，于年关（十二月卅日）流窜往惠安、晋江等处。
  （5）王仓坪之捷
  贼退到同安县，四十三年（1564）二月初五日，戚军追到王仓坪，斩首数百级，倭寇坠崖谷死者无算，起出被掳男女三千余人。
  （6）蔡丕岭之捷
  又追到漳浦县，倭据蔡丕岭（一作蔡坡岭）为巢。地如锅底，四面悬崖。贼在蔗林里设伏，戚军四面包围。四十三年（1564）二月十六日，放火焚蔗林，农民秋后砍蔗，才发现白骨成堆，烧死的不下千余贼。
  蔡丕岭负伤残寇，昼伏夜行，想和潮州的山倭二寇合股。潮州的农民军，以花腰蜂为首，业已和俞大猷合作。倭望见花腰蜂军旗，往往立刻脱逃。
  真倭在潮州神水沟，在海丰县金锡都，被俞大猷部擒斩殆尽。
  （摘自朱维斡著《福建史稿》下）
  两下福建剿倭
  倭寇劫掠浙江的同时，也在严重地残害福建各地。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后，倭寇在浙江受到沉重打击，便向南发展，因此福建、广东的倭势更加猖獗起来。北自福宁，南至漳、泉，沿海千里，几乎无地无倭船，无地无倭窟。福建形势日益危急，巡抚游震得向朝廷上疏，请求派剿倭有方的浙兵入闽击倭。明政府接受了这一请求。于是，胡宗宪派戚继光领本部兵6000人及都司戴冲霄部1600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入闽剿倭。
  福建境内倭寇巢穴极多。最集中的，一是宁德境内的横屿，这是倭寇在福建经营多年的老巢；一是福清境内的烽头。戚继光到福建后，研究了敌情，决定先克横屿，而后乘胜下福清。
  横屿是宁德县城东北海上的一座小岛。离岸约10里，和大陆之间隔着浅滩。潮来时，一片汪洋；潮退后，尽是泥洼。用陆兵攻打则难以涉渡，用水师攻打则船将搁浅。倭寇依据这一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在岛上结有大营，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企图长期盘踞，作为四出掳掠的基地。离海岸十多里有一个章湾村，村中居民都为倭寇裹胁，被迫作倭寇的向导和哨探。明军稍有动静，倭寇顷刻便知。倭寇因此更是气焰嚣张，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
  戚继光首先进军章湾，下招抚令，免胁从之罪。结果章湾及附近黄坑、南埕的1000多名胁从分子纷纷投诚。分化敌人的策略取得了成功，横屿的倭寇失去了耳目，立即被孤立起来。接着，戚继光就决定攻拔横屿。八月初八这天，潮水早落午涨。戚继光一大早就集合士兵，发出进攻横屿的命令。他对将士们说：“前面就是横屿。我们乘潮落时打过去，到了对岸，潮就要涨上来。所以必须把敌人全部消灭，在那里站住脚，等候潮退了之后，我们才有归路。”他让士兵们每人背上干草一束，行到海滩时，将草铺在泥滩上，匍匐前进。经过艰难的行军，终于抵近横屿岛。
  倭寇在横屿经营了三年，营垒坚固。岛上的守敌约有1000多人。这些倭寇见戚家军来攻，立即沿山麓摆成阵势，企图阻击。还有大批倭寇据守着作为巢穴的木城。戚继光命吴惟忠率部攻木城，陈子銮、童子明率部冲敌阵，陈大成沿山脚包抄敌营背后，伺机前后夹击。戚家军后无退路，只有奋力死战，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倭寇也知无处可逃，因而拼死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鏖战，一时相持不下。
  这时，留在海岸准备截击溃逃之倭的虎将王如龙遥看对岸形势危急，也大吼一声，挥兵渡过海滩，投入战斗。王如龙所部一到，明军士气大增，兵威更盛。吴惟忠乘机四处放火，顿时倭巢中四处火起，硝烟弥漫。戚家军其他将领见吴惟忠得手，便向各个目标发动总攻，不久便控制了所有要害地区。倭寇见大势已去，到处逃窜。这场战斗历时三个时辰，戚家军斩敌首级340余人，生擒29人，残寇向海上逃命，被淹死的有600多人。戚家军同时将被掳男女800多人解救出来。这样，被倭寇盘踞三年之久的横屿岛，被戚家军一举克复。戚家军入闽伊始，就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既壮了军威，也使饱受倭寇残害的福建沿海人民欢欣鼓舞。
  第二天，戚家军凯旋回宁德，暂作休整。当时，福建地方后勤供应不上，戚家军虽然打了胜仗，但士兵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士兵在野外扎营，竟一连八天不知盐味。不几天，八月十五中秋节到了，为了庆贺横屿之捷，也为了激励将士，克服物质贫乏的困难，戚继光与将士们共度佳节，并作歌一首，让军士们唱和：
  万众一心兮，泰山可撼；
  唯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中秋节一过，戚继光就率军向南挺进。八月二十九日，戚家军抵达福清县城。这时，原先屯据烽头的倭寇，正在海口、东澳、大澳等处连营驻扎。听说戚家军到来，便联络通倭山寇共数万人，全部集中到福清县东南的牛田一带。牛田顿时成为福建境内最大的倭巢。牛田附近的杞店、上薛、西林、木岭、葛塘、新塘、闻读等处也都有倭寇据点。它们势如长蛇，联成一气，络绎30余里，可以互相策应。
  戚继光到福建后，立即从多方面了解敌情。掌握了敌情后，他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战斗准备。他一面召集戚家军将领及驻防福建的其他部队的将领开会，并与他们歃血盟誓，要求大家搞好团结，同仇敌忾，一不要争功、争财，二不要观望不前、妒忌他人立功；另一方面，他表面上说士兵远劳疲惫，需要休整，剿平福清之倭，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以麻痹隐藏在城中的倭寇奸细，而暗中却部署诸将，准备立即进剿。
  这次进军的目标是牛田。牛田在福清县城东南30里，离海很近，便于进守。九月初一，戚继光兵分三路：一路由戴冲霄统率，由仓下进剿；一路为伏兵，由施明赐、童子明率领两支军队，埋伏在林木岭，以防倭寇抄袭，又命福建将领率领所部士兵扼守田原岭、上迳等处，断倭归路；戚继光则亲率大军，从锦屏山下进剿。
  当夜二更天，戚家军悄悄袭奔杞店。倭寇以为戚家军正在休整，不加防备。戚家军到达时，他们正在蒙头大睡。戚继光指挥将士迅速将倭巢团团围住。勇士朱珏、金科两人踩着王如龙的肩头，翻墙进入倭巢，打开大门。兵士们一齐冲入，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组织抵抗，只得四处乱窜。戚家军士兵又纵火焚烧倭营，倭寇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戚家军擒杀，杞店之敌全部毙命。
  战斗结束后，戚继光回师离福清县城10里的锦屏山。正在安营歇息，忽听哨探来报说，发现一股几百人的倭寇正向锦屏山悄悄袭来，意在袭营。戚继光当即部署应敌事宜，他将队伍撤出营地，命哨官赵记、孙廷贤及朱珏等带数百弓箭手、鸟铳手，埋伏在营中待敌。五更时分，700多倭寇来到锦屏山。他们见戚家军营内一片安静，以为得手，迅速冲入营中。就在这时，戚家军箭、铳齐发，伏兵四出，倭寇心知上当，但仍拼死抵抗。这时，戚继光亲率大军围攻上来。倭寇大败，700多人，非死即降，全部被歼灭。
  戚家军顾不上休息，乘胜直捣牛田。牛田倭寇匆忙列阵迎战。戚家军士气正高，把总王如龙居中猛攻，吴惟忠、胡大受、张谏等率部分兵两翼，包抄过去。牛田之倭很快溃败，四处逃窜。戚继光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又督师进击，攻破上薛、闻读等处倭巢。这时，戴冲霄率领的从仓下进攻的一路兵马也正好赶到，与戚继光的部队形成犄角之势，两路夹攻溃逃的倭寇。倭寇更加胆寒，披靡四散。明军一直追到新塘等处。这一仗，戚家军又是接连获胜，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了争取数千名胁从分子投诚外，还斩敌首688名，生擒倭寇10名，其余被烧死者无数。被倭寇掳掠的男女954人被解救出来。
  屯据西林、木岭的倭寇，见牛田大营倭寇溃败，心胆俱颤，不敢迎战，便会合残寇向上迳桥逃去。阻守上迳桥的福建兵，由一名参将率领。他们认为戚继光不一定会获胜，更没料到戚家军如此之快就将倭寇击败，因而没有认真备敌，结果被疯狂退来的数千败倭冲得四散。这股残余倭寇因而得以逃脱。
  这股倭寇败逃到泉州惠安县的南辋。这里十分荒凉，地势又平坦，无险可守。倭寇在此无法立足，便转移到莆田县南20里的林墩，在那里结巢据守。
  牛田之役后，福清境内的倭寇基本肃清。戚继光率领部队凯旋回到福清县城。福建巡抚游震得亲自带领百姓出城欢迎。福建人民对戚家军充满了感激之情，纷纷赞扬戚家军的的功绩；一些文士也热情洋溢地撰文歌颂戚家军。戚家军的威名，从此在福建广泛地传扬开来。倭寇中间，一提到戚继光，个个心惊胆跳，他们惊恐地称戚继光为“戚老虎”。
  在福建经过短暂休整后，戚继光决定袭取林墩，全歼这里的倭寇。
  林墩四面阻河，直通海港。既易守，又便逃。这里有4000多名凶顽倭寇，此外，还有不少胁从。如不及早排除，危害将更大。九月十二日，戚家军从福清急行军70里，夜宿烽头、江口。此处离林墩很近，为防倭寇逃遁，戚继光命把总张谏、叶大正、金科、曹南金率1600人，急驰至宁海桥设伏堵敌。战斗打响时，如果敌人尚未逃跑，则一听战鼓响，即配合大军夹攻。第二天，戚继光率军开赴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县）。士兵入城后，散在民家歇息。为麻痹敌人，戚继光故意宴会、拜客，装作要休息数日的样子，暗地里却迅速备齐了军资粮草。当天半夜，居民们尚在熟睡，街上传来一阵铃声。训练有素的戚家军将士立即起身吃饭，准备出发。一会儿，第二遍铃声又响起，这时，将士们已在武场集合完毕，当即趁着月色，悄悄向林墩袭去。行军15里，队伍来到西洪，这时明月当空。戚继光命士兵坐等月落，好乘黎明前的黑暗，再奔5里，直捣倭巢。
  不料引路的向导是通敌的奸细，他故意留黄石大路让倭寇逃跑，却将明军带上西洪小路。这条小路泥泞狭窄，溪水纵横，十分难行。东方发白时，戚家军赶到林墩。敌人已有察觉，将巢穴外的小桥砍断，而后集中精锐固守桥头。由于地形狭窄，戚家军无法展开布阵，因而初攻不利，哨官周能等牺牲。一部分倭寇又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绕到戚家军背后，两面夹攻。戚家军处境异常不利，后队几百士兵纷纷后退。戚继光一见形势危急，亲自堵住路口，手刃退缩的部下14人。士兵们不敢再退，重又振作起来，与敌人展开肉搏。这时，预先埋伏在宁海桥的张谏、叶大正、金科、曹南金部1600人，听到战鼓声，赶来会战，从倭寇营后杀来。敌人两面受攻，招架不住，立即溃败。戚家军乘胜冲杀，倭寇四散逃窜，被杀960余人，1000多人落水淹死，倭酋13人被活捉，被敌掳去的百姓2100多人得到解救。
  这一仗，戚家军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顽强血战，终于大获全胜。中午，戚家军凯旋回兴化府。兴化百姓得知林墩倭寇已被剿灭，人人欢欣鼓舞，纷纷杀牛载酒，出城10余里相迎，准备隆重犒赏剿倭将士。但戚继光却拒绝了，他说：士卒伤亡，我何忍受贺！“随即身穿素服，哭祭阵亡将士，并慰问伤兵及阵亡将士的家属。将士们无不为主帅这种爱兵如子的将风所感
  动。
  戚家军入闽两个月，先后进行了横屿、牛田、林墩三个战役，给倭寇以沉重打击。但戚家军连续作战，也颇有伤亡，加上水土不服，士兵中有不少人染病，能作战的士兵只有3000人，仅为原来的一半。再者天气寒冷，士兵寒衣未备。为此，戚继光请福建官兵坚壁清野，固守数月，自己回浙江休整、补充部队，等明年再战。十一月初，戚家军回师浙江。
  戚继光回浙不久，严嵩被劾罢职去位，胡宗宪也由于党附严嵩被罢职。戚继光则因军功被提升为副总兵，分守温、台、福（州）、兴、福（宁）等处，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福建的倭寇得知戚继光率军回浙江的消息后，弹冠相庆，都说：“戚老虎走了，我们还怕什么”！纷纷重新集结起来，分四路进犯宁德、兴化、同安、南安、诏安等地。福建沿海又一次遭到倭寇的荼毒。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倭寇6000多人攻占了兴化府城，在这里盘踞两个月，杀掠奸淫，无恶不作。自从倭寇大规模侵扰闽浙以来，府治大城被攻破，这还是第一次。明政府对此深为不安，立即重新组织福建御倭事宜：提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罢免福建巡抚游震得，起用因父丧回家守孝的谭纶为福建巡抚，统一领导福建御倭军事；急调戚继光率兵再度入闽作战。
  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一月接到援闽诏书，二月，即赴义乌再次募兵，共得新兵一万余人，边训练，边向福建进发。攻陷兴化的倭寇听说戚家军又要入闽剿倭，不敢久驻城中，遂于一月底放弃兴化，屯驻在兴化东南的崎头。平海卫都指挥欧阳深率兵追剿，结果中伏牺牲。倭寇乘势攻下平海卫（今莆田县东90里）。
  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先于戚继光到达兴化。他招抚了漳州农民武装6000人，赶到平海卫，与广东总兵刘显会合。由于倭寇势盛，俞、刘两人决定扼守险要，等待戚继光大军到来后，再合力进剿。于是俞大猷驻军秀山，刘显驻军明山，与倭营隔三四里相对。
  四月十三日，戚家军达到福建。盘踞平海卫的倭寇，见戚继光亲率大军压境而来，十分恐慌，于十六日夜驾船出海，欲逃往海岛。遭到俞大猷新招收的农民武装许朝光部的抄袭，一部分倭寇逃脱。剩下的3000多名倭寇移屯渚林南面的许家村，结寨据守。十九日，戚继光率军来到兴化府东南的东亭，和俞大猷、刘显取得了联系。次日，谭纶赶到渚林，和戚、俞、刘三人共同商议作战方案。经研究决定第二天即发兵进攻，由戚家军担任中路军，负责正面突击；刘显军为左翼；俞大猷军为右翼，分头进击。
  二十一日，深夜四鼓，明军左、中、右三路一齐进发，悄悄向敌营袭去。中路的戚家军以哨总胡守仁部为前锋，戚继光督率后队。士兵们在月光下衔枚疾进至五党山侧岭。戚继光命令士兵坐等月落，随即趁黎明前天色昏黑摸近敌营。敌人尚未察觉。战斗打响后，戚家军奋勇直前，猛攻贼营。倭寇急忙应战，以100余骑兵为前锋，2000步兵为后队，分成数路，向外冲杀出来。戚继光见状，下令士兵发射火器，倭寇战马受惊，狂奔乱跳。接着，戚家军摆开鸳鸯阵式，与冲上来的倭寇步兵展开厮杀。倭寇不敌，退守老巢。此时，俞大猷、刘显又率右翼、左翼军兵包抄过来。三路明军将倭巢围住，因风放火。倭巢内一片鬼哭狼嚎，众多倭寇被烧死，狼狈逃出的或被杀死，或坠崖、蹈海而死。明军这一仗到二十二日上午九时结束，共计斩敌2451名，缴获器械3961件，释放被掳百姓3000多人，一举收复平海卫。次日，明军凯旋回到兴化府城。平海卫大捷，是继横屿、牛田、林墩三大战役之后的又一次巨大胜利。
  平海卫之战，倭寇虽然深受打击，但并不死心。他们仍不断集合新、旧倭，浮海而来，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犯。
  戚继光在平海卫大捷后不久，升任都督同知，进驻福宁州，常驻福建，担负起保卫福建沿海的抗倭责任。由于福建生活条件较差，士兵思乡心切，戚继光便将一万多人的戚家军分成两班轮换，一班回浙江休息，一班驻防福建。当班士兵为6400人。戚继光将这6400人分成8营，命义总金科、叶大正率2营，驻福宁州，防守北路；署守备胡守仁统2营，驻福清县，防守中路；署守备耿宗元等统兵2营，驻漳、泉，防守南路，戚继光亲率二营，来回巡视接应。另命百户陈其可率军门标兵驻连江，保护省会福州。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四月，从平海卫侥幸逃回日本的倭寇，都携带大量抢夺来的金银财宝。其中余倭贼闻听后，十分眼红，纷纷纠合起来，共达27000余人，拟于冬天先出发15000人，剩下的来春跟踪而来。要在福建沿海掀起一次全面的、更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其进犯重点是仙游，并最终夺占福州。
  十月，倭寇的新攻势开始了，北从福宁州的烽火门，南到泉州府的福全千户所，处处闻警。防守各地的戚家军和倭寇展开了激战。一个月之内，戚家军水陆奏捷12次，擒、斩敌人3000余。
  十一月上旬，倭寇约20000人，围攻仙游。仙游知县陈大有、典史陈贤等人率领阖城居民，昼夜登城死守，以待援兵。但戚家军现班兵力才6400人，且防线长达1000里，力量分散；加上长期作战，不得休息，士卒十分疲劳；军中又有疾疫流行，部队减员严重。以这样的军事力量，是无法肃清这次大举来犯的倭寇的。
  戚继光希望邻近的浙江、江西、广东三省速派援军，前来助战。可是三省的督抚大员地方主义严重，不肯轻易发兵来援。更令戚继光恼火的是，胡宗宪离任后，新任浙江督抚竟然阻挠回浙江休息的戚家军重新赴闽作战。戚继光深感这些关系不理顺，便不能全力拒倭。为此，他上疏朝廷，请求明政府授予自己“统一浙、福之责”，将“节制调度之权”交付于他。谭纶也和戚继光想到了一起，上疏推荐戚继光为总兵官，让他更好地施展才华。谭纶的奏疏为政府批准。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明政府调俞大猷镇守赣南，升戚继光为福建总兵官，镇守福建七府一州兼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诸戎务。
  此时，仙游已是十分危急。戚继光一面派人催促浙江之兵速下福建会战；一面与谭纶一起，率兵赶往仙游救援。戚继光到仙游后，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派胡守仁、蒋伯清等率兵抢占县城附近的铁山，据险筑垒，与敌相持，牵制敌人兵力；又从各营挑选敢死勇士500人，暗地接近倭巢，不时袭扰敌人，使敌人不能全力攻城；为增强仙游的防御力量，派亲兵200人入城协助防守，又不断向城内运送火药矢石，戚继光的大营则不时鸣炮鼓噪，或故意调动军队，以迷惑敌人。
  接着，戚继光又分兵加强福州的守备，防止自福宁登陆的倭寇偷袭省会。同时派兵堵塞仙游通往外地的通道，切断仙游倭寇与外地倭寇的联系，并随时歼灭前来会合的小股倭寇，使仙游的倭寇陷入孤立。
  十二月二十三日，王如龙等下班官兵从浙江赶来。明军士气大振。谭纶当即委托戚继光全权指挥仙游之战。第二天，戚继光即召集诸将，布置作战任务。当时围攻仙游的2万倭寇结为4巢，分别盘踞在仙游的东、西、南、北4门外。戚继光针对明军在人数上不及倭寇多的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并力进攻南巢，然后再乘胜扫荡其他3巢之敌。他命守备王如龙率部为中左路，署守备胡守仁率部为中右路，两军共攻南巢，把总陈濠率部为右翼，攻敌东巢；游击李超率部为左翼，攻贼西巢；把总金科等率部为大营正兵，专备策应；指挥吕崇舟、副总兵金文秀领标兵一支同都司郭成部下苗兵400张疑兵于铁山，以牵制北巢之倭。
  十二月二十五日，各路军队分道进入指定地点。倭寇只顾攻城，竟没有发现。第二天一早，各路军马乘天降大雾之机，向敌营摸进。
  这天，倭寇正结队用8座吕公车攻城。吕公车高出城墙1丈多，车身三面围上厚厚的竹木棉毡，不怕炮火。每车上可容百余人，车上有飞桥，可从飞桥上直下城墙。就在倭寇将吕公车推至城下，准备攻城的危急时刻，王如龙率中左路军飞步赶到，直向敌人南巢杀来。倭寇急忙暂停攻城，结阵迎战。
  这时中右路军也迅速杀到。敌人大败，戚家军拔栅冲入敌巢，放火焚巢。敌人胆战心惊，顷刻间已有数百被杀。南巢被迅速攻克。接着，戚家军又先后攻下敌东、西巢及北巢。敌人全线溃败，被围50多天的仙游全部解围。城中人民欢呼雀跃不止。
  从仙游败逃而走的倭寇，尚有1万多人。戚继光率军穷追不止，在同安县的王仓坪将敌人追上，截住厮杀。倭寇再次大败，死者数千人。剩余7000多人继续南逃至漳浦，二月十六日，戚继光在漳浦蔡坡岭将这股敌人击溃。倭寇被烧死1000多人，余者带伤逃往广东，后被广东总兵俞大猷追剿，只得寻船急急逃回日本。这样，经过以戚家军为主力的明军将士的浴血奋战，福建境内的倭患，暂告平息。
  这以后，戚继光又会同俞大猷、汤克宽等将领，剿灭了勾引倭寇的山寇吴平。
  吴平是福建漳州诏安县梅岭人，早年跟随倭寇在广东潮州一带劫掠。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猷剿灭侵扰潮州一带的两万倭寇，吴平深知自己陷于孤立，于是就接受了俞大猷的招降。俞大猷将他安置在梅岭。可吴平劣性不改，不多久，便又招纳海盗、流氓，聚众万余，修造战船100多艘，继续劫掠滨海州县。杀死明把总朱曰玑、王豪。
  梅岭属戚继光的防地。戚继光闻知吴平重新作乱，便于同年十二月南下漳州巡师。次年二月，戚继光去函广东，约俞大猷共同出兵讨伐吴平。在戚继光和俞大猷的共同进剿下，吴平一败再败，先从梅岭逃至闽、广交界处的南澳岛，又从南澳岛溃逃至广东潮州、饶平一带。最后，穷途末路的吴平逃到雷州（今广东海康县）、廉州（今广西合浦县）一带。嘉靖四十五年（1566），吴平走投无路，投海自杀。
  在会倭吴平前后，仍不时有小股倭寇前来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袭扰，但很快被歼灭。倭寇们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大举猖狂入侵了。从此，东南沿海各地的倭患，经过沿海军民十几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基本平息了。
  戚继光以其出众的军事才能，在御倭战场上屡建奇功。他和他所建立的戚家军经过顽强奋战，终于平定了倭患，保卫了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摘自《中外名人小传·第2辑·戚继光小传》）
  平定福建倭患
  倭寇在浙江屡屡受挫后，遂把侵略重心南移至福建地区，导致福建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间，倭寇攻陷了兴化府（治今福建莆田）占据平海卫。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在此危急关头，朝廷提升因父丧去官的谭，纶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统一指挥全省御倭军事。谭论指挥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先是取得了平海卫大捷，继之又以少击众，大破倭寇于仙游城下，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大体上平息了福建全省的倭患。这一系列抗倭作战的胜利，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史上，谱写了一曲辉煌灿烂的壮丽篇章。
  第一节 平海卫之战
  在倭患初起之时，倭寇的侵略重心主要在长江下游沿岸地区，稍后，其侵略矛头又直指浙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一时期倭寇入侵福建的次数不是很多，规模也相对较小，只有一些与大势倭寇失去联系和在海上为风所阻的散倭，顺风漂流至福建沿海，不时登岸流劫。所以这一时期的福建倭患并不十分严重。当然，对于有海无防、国门洞开的福建省来说，这些零星倭寇仍然在一定范围造成了重大损失。
  嘉靖三十二年（1553）四月，有一股倭寇从福宁州（治今福建霞浦）北部登岸，攻陷秦屿所，大掠而去。同年十月，“有倭舟失风飘至兴化府南日旧寨，登岸流劫，杀千户叶巨卿。把总指挥张栋督舟师击倭，走据山。知府董士弘纠民兵猎户与栋等合势围贼，歼之”。是时，福建沿海及其岛屿多有倭船停泊和倭寇活动的踪迹，其中既有真倭为风所阻不能东归者，又有部分沿海奸民混杂其间，“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寇犯兴化涵头铺等处，平海卫千户丘珍、杨一茂与战，死之。已，复犯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童乾震直奔其垒，斩贼十余，亦被害”。在此数年间，虽然倭寇窜扰沿海府县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总的来看，福建倭患仍然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然而，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后，福建倭患日益严重，沿海各地百姓受害之惨烈，并不亚于浙江。这年二月，倭犯福州，“巡抚阮鹗不能御，取库银数万两贿之，以造新舟六艘，俾载而去”。一个月以后，阮鹗因通倭罪被罢官。四月，大批倭寇从浙江的台州、温州等地进入福建境内，攻破福清县城，杀掠男妇1000余人，知县叶宗文被俘；又转攻惠安，知县林咸率丁壮登城坚守，将其击退。五月，林咸率兵击倭于县境之鸭山，亦遇伏战死。六月，倭寇分兵四掠，犯同安、长乐及漳州、泉州各地。
  嘉靖三十八年（1559）夏天，新倭又大批拥到，且带有大量攻城器械，先攻福宁、连江、罗源等处，流劫各乡。遂又进攻福州府城，未得手，乃转攻福安，破之。另外，广东境内的倭寇时常越境劫掠，流窜于诏安、漳浦之间。嘉靖三十七年（1558）从浙江舟山柯梅南下的倭寇，盘踞在福建浯屿年余，祸害远近地方。此后数年间，福建巡抚王询和参将黎鹏举、尹凤等人多次与倭寇血战，当地百姓也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抵抗侵略，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胜利。然而，由于先后任福建巡抚的阮鄂、刘焘、游震得等人缺乏军事指挥能力，在倭寇的凌厉攻势面前，进退失据，战守无方，福建倭患不仅未能平息，反而迅速蔓延，愈演愈烈。
  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由于在浙江遭受沉重打击，纷纷南下福建，流劫沿海各州县；沿海奸民乘机起事，或与倭寇合流，或拥众结伙占山为王。福建巡抚刘焘应接不暇，无力自保，致使整个福建形势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倭寇攻破宁德县，杀参将王梦麒、知县李尧卿等。嘉靖四十一年（1562）二月，又攻占永宁卫城（在今福建晋江东南），指挥王国瑞、钟埙等人向倭寇投降。其时，“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迫于形势，福建巡抚游震得，不得不向明政府告急，请求支持；明政府同意了这个请求。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天，浙江参将戚继光奉命率领6000戚家军入闽剿倭。
  当时，福建一省共有大大小小数十股倭寇活动，其中尤以宁德县之横屿和福清县之牛田两地的倭寇最为猖獗。戚家军进入福建后，先攻横屿（在宁德县城东北20里海中），收复了被倭寇占据近三年的横屿，歼敌1000余人；接着又赶至福清，直捣牛田（在福清县城东南30里）贼巢，歼灭倭寇680余人，并争取了胁从者数千人投降。余倭逃向兴化，戚家军乘胜追击，在莆田县的林墩（在莆田县城东20里）将倭寇全部歼灭。这年十月，大获全胜的戚家军便悉数撤回浙江。
  就在戚家军班师回浙江后不久，倭寇又卷土重来。不仅各地旧倭蠢蠢欲动，而且又有新到倭船数十艘载着近万名倭寇登岸。史载，倭寇自这年十月初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来者，则合福宁、连江登岸，海贼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县；自广之南澳来者，则合福清、长乐登岸，海贼攻陷玄钟所，蔓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之境，无非贼者”。是时，福建倭寇大体上可分为南北两路：北路倭寇从浙江温州而来，会合福宁、连江等地登岸的新倭，骚扰闽北地区；南路倭寇从广东南澳岛入境，与福清、长乐等地区登陆的新倭合伙，荼毒闽南、闽西地区。与此同时，大批新倭还在源源不断地登陆。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底，倭寇又攻陷兴化府。一时间，福建沿海形势骤然紧张。
  兴化府位于福建东部沿海，辖莆田、兴化两县，是当时福建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初，倭寇6000余人（一说4000余人）包围兴化府城.连续围攻近一个月。
  广东总兵官刘显提兵来援，因其主力仍逗留江西，现有兵力仅700人，势单力薄。刘显估量不能取胜，只好暂时在离府城30里的江口桥迎仙寨扎营，同时又招募新兵充实力量。可惜，在募兵过程中，不少倭寇奸细混入新兵队伍，军中虚实尽为倭寇探得。
  不久，刘显想与兴化城里取得联系，派了5名士兵进城送信，不料全被倭寇所杀。倭寇派人穿上绣有“天兵”字样的明军服装，带着伪造的移文，混入兴化城中，诈称某日夜间刘显将会率兵进攻御敌，请勿举火作声，恐贼惊觉。城中守将毕高、参政翁时器等深信不疑，自行解除戒备。到了约定时间，那几个冒充明军的倭寇杀掉守城士卒，打开城门，倭寇大队人马便从西门蜂拥而入，乘风放火，杀戮百姓，“毕高、翁时器及卫掌印指挥徐将等皆仓皇缒城走，城遂陷。同知奚世亮为贼所杀”。
  倭寇盘踞兴化府城近三个月（按：实为两个月）杀掠居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无恶不作。到第二年二月，城中倭寇才自，动退出，窜至平海卫（在莆田县东90里）附近，结巢崎头城，企图掠舟入海。
  自倭寇大规模侵扰浙闽沿海以来，州县卫所被攻破者数以百计，然而府城被攻陷则是首次。明政府对兴化失守事件极为重视，严令督抚诸司加紧剿倭。时任福建巡抚的游震得心急如焚，督剿益急。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泉州卫都指挥欧阳深率兵进剿，中伏阵亡。倭寇遂乘胜占据平海卫。三月间，又有新倭400余人从长乐登岸，流劫福清等处，窥伺省城，阻断沿海交通。朝廷见形势危急，乃起用因父丧去官的谭纶以原官兼按察司副使，统领所部浙兵赴闽剿倭。谭纶未及上任，又被提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原任福建巡抚游震得则被罢官。宿将俞大猷同时被提升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
  正在原籍补制的谭纶再次夺情起用，官复原职，仍任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副使，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间事。此前，他于上年六月疏请终制，十月得到朝廷的批准，回乡补制。谭纶虽然身在家乡，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福建倭情。这年冬天，他曾在给福建巡抚游震得的复信中建议：“彼众我寡，宜乘其分而击之，乃可得志。又当收藏之期，若坚壁清野，亦可使困。”提出了“分而击之”与“坚壁清野”二策。又言：“闽事虽亟，台下当之，当次第报平。”谭纶未曾料到，在短短数月之间，福建形势竟然会如此恶化，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更未料到自己才回乡四个月，又要重新到福建上任了。
  谭纶在接到吏部令其夺情复出的咨文后，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初起程前往浙江，拟督发浙兵援闽。福建副总兵戚继光与福州兵备按察司副使汪道昆，也在当月召集戚家军万余人，准备分道入闽；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早些时候已从南赣伸威营赶至福建，与刘显在平海卫附近会合。俞军驻秀山，刘军驻明山，离倭寇巢穴约三四里，严密防守，以待浙江援兵到来。
  三月十八日，谭纶率军进抵江西铅山，得知自己升任福建巡抚的消息。因考虑到前线形势瞬息万变，军情紧急，如果等到朝廷的正式咨文下来再入闽指挥战事，则恐怕错失战机，甚至于酿成倭寇窜犯内陆地区的重大事变。于是，谭纶在正式入闽视事前，即打破常规，对福建作战事宜进行了预先调度，作出了周密部署。他考虑到，福建南北二股倭寇人数达万余之众，与福建的军队人数大体相等；而俞大猷、刘显二将，长时间在平海卫附近与倭寇对峙，业已精疲力竭。因此，单凭现有兵力，不可能同时消灭南北二股倭寇；如果贸然与倭寇进行决战，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根据这一判断，谭纶提出了福建抗倭作战总的设想：“南北二倭，计我兵力，止可了一而后及一”。具体而言，就是先剿除长乐、福清等地新倭，而后集中兵力聚歼平海倭寇，最后回师北上，歼灭攻陷寿宁、政和的北路倭寇。在入闽途中，他致书原任巡抚游震得、监察御史李邦珍及俞大猷、刘显诸人，要他们先合力击破福清等处倭寇，尽可能打通沿海运粮通道；同时，又反复告诫俞大献、刘显二将，对于平海卫之倭寇，“未可轻战，只宜严防”，不能仓促与敌决战，以免重蹈欧阳深败亡之覆辙。
  这年三月中下旬，谭纶率领其所属的浙兵1200人，从浦城进入福建。三月二十八日行至建阳，他才正式接到朝廷任命其为福建巡抚的诏书。这时，福建监察御史李邦珍特地从省会赶来，催促谭纶速速前往督战；两人一同南下福州。四月十一日，谭纶与原任福建巡抚游震得办理交接，算是正式接过了福建全省的抗倭军事指挥权。
  此前不久，游震得、刘显、俞大猷等已会同先期入闽的戚家军前锋部队，击败三月间从长乐、福清等地登陆的新倭，斩首数以百计，余倭从海上逃遁。这既解除了明军的后顾之忧，又打通了沿海的运粮通道。四月初八日，戚家军主力1万余人全部抵达福建，与俞大猷、刘显在平海卫附近会师。这时，福建周边各省的明军主力全都会聚福建，总兵力近3万人，超过
  了倭寇人数的一倍以上。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等当世名将，均齐聚闽中，谭纶麾下猛将如云，兵威大振，从而为聚歼平海卫倭寇创造了条件。
  盘踞在平海卫的数千倭寇见明军大兵压境，急欲入海逃窜，却遭到把总许朝光部的拦截，被击沉五艘大船。倭寇知海上去路已被堵死，逃脱不易，乃尽焚其舟，移巢渚林南面的许家村，据险固守，作困兽之斗，以抗拒明朝大军。
  四月十五日，谭纶会同整饬福州兵备按察副使汪道昆，前往平海卫前线视师。四月二十日，两人抵达平海卫附近的渚林。放眼望去，只见平海卫一带的秀山、明山、东停等地营寨相连、旌旗猎猎，隐约闻得战鼓声声。各路明军已进入了紧张的临战状态。数万明军，一面严密监视着许家村巢穴中的敌人，一面忙于操练。从上到下士气都极为高涨，充满必胜信心。
  当日，谭纶在俞大猷的营帐中，召集汪道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等将官，讨论作战计划，部署机宜。在广泛听取各位将领意见后，谭纶觉得歼灭平海卫倭寇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次日发起总攻。他对此役作了如下部署：由福建副总兵戚继光率领把总胡守仁等部官兵为“中哨”，负责向敌人展开正面攻击；由广东总兵刘显率领把总郭成等部官兵为“左哨”，以江西援兵把总乐埙与福建标兵把总陈仓等部协助之，负责左翼突击；由福建总兵俞大猷率领指挥魏宗瀚、把总朱相等部官兵为“右哨”，在浙江援兵把总杨文与谭纶辖下的标兵把总陈其可、蒋伯清、傅应嘉等部协助下，共同完成右翼突击任务。同时，又在军中悬赏冲锋银2万两，以鼓舞士气。
  当日夜间，明军三大营官兵全部整装待发。深夜四鼓，中路军以胡守仁为前锋，戚继光为后队，在月光下先期出发。大军行至敌巢不远处，坐待月落，准备在第二天黎明接战，稍后，左、右两路大军也按照谭纶的原定计划，衔枚而进，赶到了敌巢附近。二十一日黎明时分，只见祥云东起，大雾漫山，各路明军已趁势将敌人盘踞的许家村团团围住，倭寇尚未觉察。就在这时，亲自指挥中路军的谭纶下达了总攻命令。
  霎时，数万明军发出了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呐喊，直扑敌营。负责正面突击的戚家军前锋胡守仁一马当先，率军朝倭寇寨门猛攻。倭寇遭此突如其来的攻击，便以100余名骑兵作先锋，2000余名步卒为后队，仓促应战。这时，只见明军的火铳手一字排开，向倭寇骑兵猛烈射击，敌人战马受惊，乱作一团。接着，倭寇步卒分道拥出，与明军厮杀在一起，双方展开激战。不多时，明军左、右两路大军也加入了战斗。三路明军奋勇冲击，合力攻敌，倭寇渐渐不支，纷纷逃窜回营。明军士气大振，攻势愈猛，倭寇大败，一齐奔逃到许家大巢死守。最后，明军“四面合围，因风纵火，血战破巢。贼众败匿房中，或焚死，或刃伤，自相枕藉，积尸充霤，难以数计；间以遁避山海，我兵随处奋击，堕崖蹈海死者，数亦难计。至此，平海卫大战宣告结束。此役共歼敌2200余人，缴获大量粮草器械，夺回被掳百姓3000余名，并缴获被倭寇夺去的卫所印信15颗。
  明军克复平海卫后，福建各地仍有小股倭寇活动，亟待剿除。四月二十四日，谭纶接到福清县报告，称有新倭200余人从该县神前澳登陆。他随即派把总蒋伯清、杨文统领所属浙兵赶至福清县蒜驿岭（在福清县西南50里）埋伏。次日，敌人果然进入埋伏圈；伏兵四起，前后夹击，斩获真倭78级，救回被掳百姓。数日后，又有倭寇500余名突至怀安县的北岭，逼近省城。谭纶令布政使曾于拱、按察使万衣等率浙兵500前去截杀，获首级20颗；余倭连夜逃至连江，与该县旧倭合伙。
  盘踞在连江一带的倭寇，原是数月之前攻陷寿宁、政和的北路倭寇一部分。这股倭寇在寿宁、政和、宁德、罗源等地大肆抢掠数月之后，一部分泛海东去，另一部分取道连江，欲与平海倭寇会合，闻平海倭寇全军覆没，乃退守连江之马鼻。五月初，谭纶派遣汪道昆、戚继光率军北上连江。戚继光先令王如龙直趋罗源，防止倭寇北逃；自己亲率戚家军主力，兵分两路，直捣倭寇在马鼻山的巢穴，擒斩倭寇157名。与此同时，各地乡兵、民兵乃至普通百姓也纷纷自发地行动起来，在福建沿海的广大地区及附近海上搜剿残倭，追杀零星倭寇，不断取得战果，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在抗倭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上述战斗结束后，“福清之神前澳、怀安之北岭、连江之马鼻，与东涌、草屿、后营等洋，莆田、灵川里等各新旧倭贼，不旬日间次第报平，水陆擒斩通共三百七十余级，远近欢腾，地方宁谧”。至五月中下旬，这一时期的抗倭作战初步告一段落，福建各地的倭寇基本被肃清。
  平海卫之战，是谭纶入闽以后所指挥的首次重大战事。这次战役，不仅事关福建全省抗倭大局，而且关系到他个人的兴衰荣辱。在他之前，历任福建巡抚阮鹗、王询、刘焘、游震得等人，或因倭寇肆虐无力回天，或因倭寇与“山寇”相互勾结经久不能平息，先后都落得个革职问罪的下场。这些封疆大吏在福建为官，无一不是如坐针毡、如临深渊，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试想，如果谭纶指挥平海卫之战失利，恐怕也是自身难保，朝中政敌自然不会让他安坐福建巡抚这一高位。谭纶后来曾谈及当时的情况，说他刚入福建时，“人心危惧，以为八闽且不能保，宦游兹土者，皆以一日得脱去为幸”。平海卫之战胜利后，福建军民个个扬眉吐气，信心倍增，明军士气也大为振作，“各该官兵……勇气百倍，至于舟师最为废弛，亦各感奋，共兴敌忾之心”。可以说，平海卫之战的胜利，标志着福建全省的抗倭形势有了重大转机。
  平海卫大捷（又称渚林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一向对东南倭患忧心忡忡的明世宗大感欣慰，特地为此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告谢郊庙典礼，并大肆封赏作战中的有功之臣。谭纶因功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获赏银币；戚继光则提升为都督同知。
  明军在福建所取得的这一重大胜利，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倭寇此次大举入侵福建，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百姓受害之惨烈，均前所未有。尤其是倭寇攻陷兴化府城，盘踞其中两月有余。明军因兵力不足，无所作为；欧阳深被迫出战，损兵折将，中伏阵亡。此后，倭寇占据平海，结巢崎头，凭借险要地势，劫掠沿海，深入腹地，往复流窜，给福建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谭纶的正确指挥下，明军在平海卫一战成功，收复兴化和平海卫等地，救出了数以千计的被掳百姓，狠狠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扭转了军事上的颓势，挽回了明政府的威信，从而为最后肃清福建全省倭患奠定了基础。明政府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节 智解仙游之围
  谭纶在福建巡抚任上指挥的首次战役——平海卫之战，以明军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此后，明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各地追剿穷寇，扫荡残倭，地方为之肃清。然而，福建的抗倭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不容盲目乐观。因为倭寇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未受到致命创伤；倭寇把福建视为侵略重点的状况仍未有丝毫改变；倭寇来自海上，借助季风泛海而至，时分时合，飘忽不定，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防范不易。若是在“春汛”“秋讯”之时疏于防范，仍有可能酿成大患，再一次导致局面失控。对于这一点，作为福建抗倭主帅的谭纶，自然是心中有数的。
  其时，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南赣兵、刘显的广东兵以及浙江、江西等省的其他数支援兵均应调至福建，显示出明军在福建的军力十分强大。然而这种状况是不可能持久的。按照惯例，在平海卫之战结束后，各地援兵应当班师回营，返回原来各自防地，统兵将领也必须交还调兵令符散归本营。一旦各地入援之兵撤走后，福建一省的抗倭实力势必将又大为削弱，甚至有可能在倭寇下一次来犯时，既无可用之将，又无可用之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度发生，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前任巡抚的覆辙，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让福建全省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谭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多方权衡，向朝廷提出了调整福建明军部署、加强沿海防卫力量的初步建议，力求做到水陆并重，分道设防，有备无患。
  在陆路方面，他提议留下戚家军长驻福建，作为福建抗倭主力。因为来自浙江的戚家军长于陆战，能攻善守，且多次在谭纶的指挥下作战，将领比较熟悉，便于指挥。具体做法是，把戚家军“分为上下二班，每班务足九千名。上班自今七月初一日为始，分布教训以防小汛，至十月无警放班；下班亦自七月初一日为始，差官押送回籍，汛毕仍于六月中放还。又以前班兵夫限七月初旬上班以防秋汛。年年如此，岁岁更番”。
  同时他还建议：提升原副总兵戚继光为福建总兵，镇守福、兴、漳、泉、延、建、邵武、福宁、金、温九郡一州，“以展其千里之才而慰八闽之望”；提升福州兵备副使汪道昆为福建按察司协堂，给予关防敕书，监督全省水陆军务，“与戚继光同心一德，共济时艰”；保留福建境内原先划分的南、北、中三路，但将原设参将改为守备，选择通晓军事、屡立战功的胡守仁、王如龙、耿宗元分任三路守备，各带所部兵马前往驻扎防守。
  在水路方面，谭纶提出了“议复寨以扼外洋”的建议。他了解到，明初曾在福建沿海设置烽火门（在今霞浦县东）、南日山（在平海卫东南）、浯屿三座水寨，以防敌人从海上入侵。景泰年间（1450-1456），福建沿海的水寨增加到五个，其时战舰如云、旌旗相望，防守极为严密。只是后来历时既久，武备渐弛，原有水寨多遭废弃，倭寇登岸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有海无防的状况，亟待改变。他认为：
  为今之计，亟宜查复五水寨之旧，每寨设兵船四十只，兵万三千名，五寨通计用船二百只，用兵六万五千名，以五把总领之，定为五大〓。内以旧设烽火门、南日山、浯屿三为正兵，增设铜山、小埕二〓为游兵，而又为之分信地，明斥堠，严会哨，贼寡则各自为战，贼众则合力并攻，以扼外洋击来贼为功第一，击去贼次之，失贼弗击与致贼登岸者，查照信地论罪。
  谭纶上述复五水寨之旧的建议，就是要恢复景泰年间（1450-1456）福建沿海五水寨的海上防御部署，除烽火门、南日山、浯屿三寨为现有水寨外，应当新设小埕（在定海所附近）、铜山（在今东山岛上）二水寨。五水寨兵船，与陆上的南、北、中三路官兵一样，均由福建总兵官统督，监军道监督。在汛期未至时，五水寨的全部兵船必须一齐集中到南日山水寨，操练水战；汛期到来时，分散到各地防守，往来巡哨；汛期结束，仍齐聚南日山水寨，根据作战表现分别赏罚，并进行严格训练，以待下一次汛期的到来。
  不久，朝廷批准了谭纶提出的调戚家军久驻浙江、兴复沿海五水寨等项建议。福建沿海的兵力部署大都按照他原先的预定计划，进行了必要调整。一批有勇有谋、屡立战功的将领得到提拔任用。南、北、中三路防之于陆，精兵近万人，严阵以待；沿海五水寨防之于海，兵船200艘，巡视海上，有备无患。真正做到了水陆并重，严密防守。从此，福建沿海的防卫力量大为增强，在此后的抗倭作战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天，倭寇在攻陷兴化府、占据平海卫后，趁着明军尚未集中的间隙，部分倭寇泛海东遁，曾将劫掠到的大批金银财宝运回日本，从而吸引了大批新倭窜犯福建。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新旧倭合计2万余人，分乘大小船只数百艘，陆续在福宁州、兴化、漳州、泉州等地登陆。福建沿海烽烟再起。此时距平海卫大战结束仅仅过去五个多月。
  当时，福建明军以戚家军为主，戚家军存留班兵6400人，分为8营，每营800人。此外尚有谭纶辖下的军门标兵及福建原有兵马数千人。其中，金科、叶大正兵二营驻扎福宁州，防守北路；胡守仁统领朱珏、陈应朝、方其兵二营驻扎福清，防守中路；耿宗元统领暴以平、胡仲膏、俞廷秀、陈仓兵二营驻扎漳州、泉州，防守南路；总兵官戚继光统领赵记、陈良琮兵二营，往来福清等处，作为陆路防守的机动兵力。另有陈其可统领巡抚标兵一营驻扎连江，翼护省城。至于谭纶原先所议兴复五水寨，添造兵船，则因时间紧迫，银两不足，在秋汛到来时未能全部完成，仅有烽火门、小埕二水寨的40艘兵船全部备齐，分别归把总朱玑、傅应嘉指挥。其他三水寨兵船不多，如南日山水寨只有兵船12艘，须待来年陆续添造、补充。但从总体上来看，当时福建明军的部署是较为周密的，也是合理的。
  面对倭寇的猖狂进攻，以戚家军为主力的福建明军，与来犯之敌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起，五水寨官兵驾船往来巡视，拦截敌船，尽可能地歼敌于海上；陆路官兵则各据防守信地，严防死守，阻击登岸之敌，防止倭寇深入内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水陆两路明军与倭寇作战数十次，击沉大小倭船30余艘，歼敌3000余人，取得了重大战果。然而，满载倭寇的船只依旧源源不断地到来，福建沿海的形势仍然在不断恶化之中。
  此时此刻，作为福建抗倭主帅的谭纶，为福建全省的兵力不足而深感忧虑。戚家军存留班兵仅有6000余人，加上自己辖下的军门标兵，总共也不过1万余人。这些部队分驻各地，力量分散，加之长期作战，未能及时休整，将士水土不服，疟疾、痢疾流行，导致部队非战斗减员甚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击退数倍于己的倭寇，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本来，谭纶希望浙江、江西、广东三省速派援兵，以解福建之危急。可是这三地的督抚大员都心存地域之见，不肯轻易发兵；甚至准备从浙江调来轮班的戚家军，也受到重重阻挠，迟迟不能入闽。
  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底，谭纶派遣有关官员带着士兵的安家费，前往浙江，催促轮班的戚家军兼程赴闽。不久，他又带领标兵把总陈其可、蒋伯清等人前往福清，与戚继光共同商讨御敌之策。在福清，谭纶与戚继光仔细分析了近一个月来的战况，对福建全省遍地的倭情形成了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倭寇在海上，遇到明军的水师战船，一般不与正面交锋，而是不顾一切地向南逃窜；登陆后的倭寇也是如此，往往成群结伙地向南部的兴化一带集中。这表明，此次倭寇袭扰福建，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其进攻的重点依旧是福建南部地区。如此众多的倭寇齐聚福建南部，很有可能觊觎某座城池，企图攻破城池，实施大规模抢掠，让兴化事件再度重演。根据这一判断，谭纶预先调遣镇抚叶应春、千总揭宇，带兵200人，进入仙游县协助守城，并授之守城方略；同时传令泉州府的惠安、南安等县与沿海卫所“各张兵威，加谨防守”。十一月初四日，他又会同戚继光共同带领数千精兵南下，赶到兴化一线，寻机歼敌。
  十一月初七日，倭寇2万余人果然大举围攻仙游县城。仙游知县陈大有、典史陈贤、白岭巡检司巡检殷恭，率领全城军民昼夜登城防守。谭纶和戚继光统兵来救，将军队驻扎在离敌营20里的俞潭铺和沙园一带。此时，倭寇已在仙游城外分建了东、西、南、北四大巢穴，相互声援，彼此联络，不时出动人马环攻仙游四门。因谭纶所辖的巡抚标兵只有3000余人，戚家军也仅有6000余人，二者合计约为倭寇在仙游城下兵力的一半，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在此种情况下，显然不宜立即与敌决战。谭纶与戚继光都认为：必须先以现有兵力想方设法牵制住敌人，千方百计迟滞敌人的进攻，以确保仙游不失；待从浙江调来换防的另一部分戚家军到达后，再相机与倭寇决战。
  谭纶果断决定：调派守备胡守仁、把总蒋伯清等领兵抢占仙游县城附近的铁山，“据险为垒，与贼相持”，以牵制敌人的兵力；令各营选派勇士500人，暗中逼近倭巢，以便在敌人大举攻城时，相机突袭，尽可能地迟滞敌人的进攻；传令小埕水寨把总傅应嘉，将3000水兵改充陆兵，火速增援。此外，他还调兵数支，分别防守省城福州以及闽江、兴化等地；又起用原参将侯熙，令其募兵2500名，在泉州等处布防。这样，福建各处要害基本可以确保无虞。
  期间，倭寇不分昼夜拼命攻打仙游县城。因城中兵力有限，且多为临时募集的乡兵，作战能力并不强，加之火药缺乏，无法给攻城的敌人以重大杀伤，故仙游形势十分危急。戚继光得知消息后，急令自己的亲兵180人，趁着倭寇攻城的间隙，向城内运进了一批火药、火箭，并全部留在城内协助守城。稍后，戚继光亲率一支精兵，进至倭巢附近的石马扎营。每逢倭寇攻城时，戚继光便在倭巢四面布置疑兵，并在大营内不时鸣炮鼓噪，或故意调动军队，以迷惑敌人，使倭寇既不敢全力攻城，又不敢四出剽掠。
  十二月初六日，倭寇对仙游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城上军民坚决抵抗，铳炮齐发，矢石并下。倭寇见城上防守严密，便集中精锐部队全力攻打城西北的水关。他们砍倒木栅，撞开土城，用鸟铳向城内猛烈射击；守城勇士陈二、施大铨、林志宽等人，不幸被倭铳打死。倭寇随即竖起云梯蜂拥登城，转瞬之间，不少倭寇已经登上城墙，后面的倭寇也在源源不断地往上爬。壮士刘君芳、吴育、丘世修等奋不顾身与敌血战，接二连三砍死了数名倭寇。倭寇终于被守军的勇猛气势所慑服，不得不从城墙上败退下来。但是，刘君芳却因负伤过重，最后壮烈牺牲在仙游城头。这时，城外的游兵李以仁部乘机攻到城下，放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梯、竹牌；倭寇惊慌失措，阵脚大乱。四周的明军一齐发炮放铳，摇旗呐喊。敌人以为明军的援兵到了，便撤围而去。仙游暂时转危为安。
  十二月十六日，从浙江赶来轮班的戚家军，在守备王如龙、把总陈濠等人的率领下，终于到达仙游附近战场。援兵到后，明军士气大振。谭纶认为，虽然倭寇兵力稍占优势，但倭寇围攻仙游已达1月有余，久未攻下，屡遭挫败，已成强弩之末，凭明军的现有兵力打败倭寇主力，解仙游之围，还是有相当程度把握的。
  他与戚继光共同决定，先以优势兵力合力攻取倭寇作战能力较弱的南巢，得手后再乘胜扫荡其他三巢之敌。他们对整个仙游战场的明军兵力，作了如下部署：
  以王如龙统扬世潮、丁茂、朱九龙为中左路，胡守仁统方其、陈应朝、朱洪、娄国华为中右路，取贼南巢；陈濠督陈禄、陈文澄、童子明、张元勋为左翼，取贼东巢；游击陈其可、蒋伯清、杨文为右翼，取贼西巢；金科督陈良琮、叶大正为大营正兵，专备策应；指挥李崇舟、副总金文秀领都司郭成下苗兵，及军门标兵一支，张疑铁山，以牵北巢之贼；傅应嘉取道西岭，以附西贼之背。
  转瞬之间，时已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头天夜里，大雨如注，经久不息；黎明时分，却又大雾弥漫，数步之外看不见人影。真是一个决战破敌的好日子。谭纶命令各营兵马，在大雾掩护下朝仙游方向隐蔽开进。大军从天亮起行，辰时（上午7时至9时）抵达仙游城下。
  此时，数千倭寇正推着八座新造的“吕公车”，分别来到仙游南、北二门，再度发起猛攻。倭寇打造的“吕公车”，比城墙雉堞还高丈余。车身三面围着好几层竹木棉毡，以抵御弓箭、火器；内部有许多层，每层布有多部梯子，用于架桥攻城；下部装有轮子，以便前后推动。每部车内可容纳百余人。施用时，先将“吕公车”推近城墙，从车顶架飞桥靠上城头，藏于车内的倭寇便能跨越飞桥直接攻到城墙上。由于倭寇使用了吕公车攻城，仙游已是危在旦夕，眼看就要陷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各路明军有如神兵天降，从东、南两路及时赶到了仙游城下。
  倭寇见明军杀来，因浓雾中看不清多少人，只得暂停攻城，摆开阵势，与明军对垒。交锋不久，倭寇败绩，退入南巢死守。明军中左路王如龙部和中右路胡守仁部相互配合，奋勇冲杀，直逼倭寇南巢。他们砍开木城，拔栅而入，举火焚巢，杀死、烧死南巢之敌400余人。明军遵照不取死倭首级之约定，继续猛攻；残敌不支，逃向东巢。
  与此同时，明军左翼陈濠、童子明等部开始向东巢之倭寇发起攻击。东巢正当仙游大路，倭寇在这一带处处设伏。童子明部在途中击退了多股伏兵；攻至虎啸潭时，因寡不敌众，他本人与部属300余人全部殉国。童子明之死，使进攻东巢的左翼部队受到一定损失。然而，在攻下南巢后赶来支持的胡守仁部的配合下，倭寇东巢最终被攻破。陈其可、蒋伯清等部奉命进攻西巢。战斗开始后不久，已经完成攻占南巢的王如龙部，赶来与右翼部队一同夹攻西巢之敌。两军协同猛攻，西巢之敌旋遭覆灭。从东、西两巢逃出的倭寇，突围北走，与北巢之敌会合，企图负隅顽抗。谭纶、戚继光亲督大营正兵金科、陈良琮、叶大正等部，以锐不可当之势，勇猛进击，大破倭寇北巢。倭寇全线败退，溃不成军。战场上，到处都是倭寇遗弃的尸体，东、南、西、北四大倭巢全部笼罩在熊熊烈焰之中，八座吕公车也全被焚毁。至此，被倭寇围攻了50余日的仙游，最终得以解围。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正月，谭纶获悉，从仙游败遁南下的万余名倭寇正集结于同安县境内。他一面行文福建南部的各府县卫所官军固守城池，防敌偷袭；一面又派遣把总傅应嘉率兵船巡逻海上，以防敌人抢船下海。二月初二日，谭纶、戚继光亲统大军前往追剿残倭。二月初四日，明军进至同安，探知倭寇逃往王仓坪等地，便兵分四路，向王仓坪进发。兵至王仓坪时，已是正午时分。这时，倭寇正埋锅造饭，见明军杀到，顾不上午炊，拥众四五千人仓皇列阵，以待明军。明军前锋王如龙等抱着必死之心，率先领兵冲入敌阵。经过数回合的反复冲杀，倭寇精锐的前锋死伤殆尽，后队倭寇不战自溃，望风披靡。这时，一股倭寇又从山上直冲陈濠营地，陈濠、陈禄、张元勋等率兵冲上前去与敌厮杀。在其他明军配合下，将这股倭寇击败。倭寇四散逃命，或逃到山顶，或逃向密林深处。明军在后穷追不舍，日落时分战斗方结束。此役“共斩获倭级一百七十七颗，收回被掳男妇三千余名”；明军无一伤亡。
  从王仓坪败退下来的数千倭寇，一味地向南逃窜。二月十二日，七八千倭寇逃至漳浦县境内，在蔡丕岭据险结巢，并与城中奸细勾结，约定在数日后夺取漳浦。同日，福建巡抚谭纶亲至明军大营，召集各营将官会议，部署追歼残倭行动。十五日，谭纶、戚继光统兵进抵漳浦，当日夜间即行分布哨道，并定在十六日发起进攻。这一次的兵力部署是：
  以坐营把总陈濠领陈禄、陈文澄、张元勋各部兵为中哨冲锋，而吴景督之；以北路守备王如龙领杨世潮、丁茂、朱九龙各部兵为左哨正兵，而以金文通督之；以百户方伯、楼大有并游击李超领蒋伯清、胡世、耿宗元、暴以平、胡仲皋（膏）各部兵为右哨奇兵，而以王辅督之。合后则以陈远、娄子和、施观定，南路陈仓、扬世、滕易、俞一和各兵扎营山上，以备策应。
  十六日晨，明军各路人马开始行动。明军一部先登上倭巢后面的高山。俯瞰山下倭巢，如在锅底。山中峭壁如削、林木茂盛，山下蕉林遍地、荆棘丛生，到处布满了倭寇伏兵，极不利于作战。见此情形，明军主力只得对谷底倭巢进行强攻。就在明军通过蕉田时，倭寇伏兵四起，明军奋起格杀，血战良久，未有丝毫进展。戚继光手刃退缩之兵数人，各兵返身再战。张元勋一马当先冲入敌阵，部下一齐跟进，才将这股倭寇击败。另一股倭寇则对明军设在山上的老营发起攻击，企图威胁明军后方。明将陈远、娄子和等针锋相对，拥众下山，对来袭之敌发起反击，倭寇又遭败绩。此时，明军各部占据山岭，对山谷中的倭寇形成了合围之势，敌人败局已定。尽管处在明军包围中的数千倭寇多次四散突围，但一次又一次被严阵以待的明军挡了回去。不久，倭寇便气消胆夺，丢盔卸甲，逃入林莽深处；明军则各持短刀，入山搜剿，歼敌无数。蔡丕岭之战结束。数日后，残倭逃向广东，福建倭患终告平息。
  仙游之战，以及后来的王仓坪、蔡丕岭战斗，是谭纶在继平海卫大捷后所指挥的又一次重大战役，也可以说是福建平倭的最后一役。在仙游，明军以寡敌众，连克四大倭巢，大破倭寇于仙游城下；稍后乘胜追击，围剿残寇，终于在王仓坪、蔡丕岭两地将倭寇彻底击溃。连战皆捷，战果赫赫。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明军水陆官军先斩获倭寇首级2017颗；而被烧死、被鸟铳打死、堕崖而死及溺死无法获取首级者，尚有3000余人；救回被掳去的百姓5000余人。作为福建明军主帅的谭纶，其战斗计划之周密，部署之完备，节制之分明，在文臣出身的武将当中确实非常少有。这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精湛的指挥艺术。当然，福建明军三战三捷，和戚继光的英勇善战、善于临敌布阵也是分不开的。
  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广东总兵俞大猷、参将汤克宽消灭侵扰惠州、潮州一带的倭寇2万人。稍后，戚继光也率军进抵广东，与俞大猷共同抗倭。这年十月，戚、俞两军在福建、广东交界的南澳岛，一举攻破倭首吴平的老巢，消灭了倭寇主力，焚毁倭船近百艘；吴平投海自杀。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明朝中叶持续了数十年的抗倭战争，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
  大规模的抗倭战争结束后，福建全省已是满目疮痍，民生凋敝，黎民百姓步履维艰。这时迫切需要解决好战争善后问题，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治愈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作为福建巡抚的谭纶，不仅在军事上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而且能下察民情、妥善处理因长期战乱而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在善后问题上，他有自己的通盘考虑。
  早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谭纶便向朝廷呈上《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提出了自己关于处理福建善后问题的十二条建议，其内容涵盖了军事、吏治、赋税等方面。在军事方面：力主恢复景泰年间（1450-1456）设置但久已荒废的五水寨，以控制外洋，加强海上防御力量；把久经战阵、长于陆战的戚家军分为上下两班，使其作为“客兵”镇守福建；推荐戚继光充任福建总兵，并选调有勇有谋、战功卓著的将领出任南、北、中三路守备，以及五水寨把总；责成各府县团练本地乡兵，务使“人人善战，县县皆精”，最终达到议罢客兵的目的等。在吏治方面：认为“为政在于得人，见贤乃可授任”，主张选用有德有才、熟悉闽省情况的官员充任地方官，对于才力不济、贪污不职的官员予以罢斥；明确各级文武官吏的职守，如规定失陷城池者应按律论罪等。同时，他对闽省的财政、赋役也给予相当程度的关注。由于福建各地长期受到倭寇侵袭，战乱频仍，因而大批百姓流离失所，村落变为废墟，大量土地荒芜，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力缴纳各种赋税，无力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谭纶在奏疏中就此提出了乞钱粮、缓征课、蠲租税、复额粮四条建议：一是建议朝廷调拨两淮盐课银、两浙盐课银、两广椒木银等项共银20万两，用于弥补福建军费之不足；二是缓征课税；三是蠲免田赋，为期三年；四是恢复军粮旧额，以足军需。这些建议都为朝廷所采纳，并依议施行。
  （摘自胡长春著《谭纶评传》第三章平定福建倭患）
  崇勋祠记
  赐进士第、中顺大夫、太仆寺少卿、前吏科都给事中莆人张秉壶撰，赐进士第、奉议大夫、广东按察司佥事莆人傅卿书丹并篆额。
  明兴百八十年，生聚蕃庶，文恬武熙，士守其业，农狎于野，若不知有兵革事，因循玩愒，莫能先为事备。顷者，倭夷犯我内地且十余年，始于浙东，复移于闽。闽人弱而莆尤甚，授织无宁岁。当事者曰：“食少兵不足，吾独若何？”夫非无兵也，无治兵之将；亦非无将，无择将之人。惟总督默林胡公知南塘戚将军智勇可大任，遂专南征。师行粮从，自挈〓器，所至不犯秋毫。一月三捷，倭亦殆尽。既而，兵士怀归，度食亦乏，不可留。别有数千倭，悉其犀锐，直捣于兴，环攻一月。士民度不可支，咸吁号曰：“使戚将军在，岂有今日！”俄而，贼乃谋夺官文书，衣兵之衣，求登埤，众执不可，官司登之。贼复诡言大兵夜约斫营，宜息刁斗无哗，静以俟之，以怠守者。于是，内外应合，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遂夺郡城。据之两月，出移平海卫城，又夺之。巡按御史同川李公以状闻，力请于上，大破议格，执政司马赞议，出户、兵二部金，擢将军为闽副总兵，必雪此愤，且无令滋蔓。时兵备副使南溟汪公入浙，招致劲卒，实同殚劳。朝议，抚臣非二华谭公不可，故特拜简命焉。公方持制，遂兼道来督戎务。公与将军意气，夙昔未至闽，先为坐困之说，闻者似觖所望。及入境，即疾趋，贼不虞大兵且至，犹约日移攻仙游。是时，人心危疑，真何啻云霓于公与将军也。贼移营许塘，大兵以四月二十一日子夜环守其营，贼弗知也。甫明突之，火箭四发，雷电交驰，贼呼曰：“戚虎至矣！”悉股栗奔命，投网授首，不崇朝血杵无噍类，莆之冤愤于是纾。仙之民聚谈欢舞，曰：“岌岌乎，微此时雨，吾其釜鱼乎”！公文武全才，海内系望，故夺情从戎，为国矢力。乃与将军何，呼吸之间，遂成大功。将军虽武臣，学古道而说诗书，每见其凯旋，恂〓冲雅，略不施劳，无不啧啧服其有养。是举也，公得将军益宏韬略，将军恃有公而益殚布。是惟无战，百战必克。天生贤哲，以昌平治之期，夫岂偶然哉！仙之人感慕不已，相与议曰：“必焦头烂额上客乎！公与将军徙吾薪矣。室得不毁，吾生可更，谁之力乎”？于是，乡士夫林君鸿猷、徐君纯谋、通学生员陈瑀、吴颙等，暨耆民苏士昭、吴于谐等，请于邑侯文君济武，度通衢地，建崇勋生祠，绘二公像于中。士民老幼日罗拜焉，慰此颂思。秉壶适归省故园，属笔勒石，以识不忘。谭公名纶，江西宜黄人；戚公名继光，山东登人。公侯将相，铭于太常图、于麟阁，皆未可量也。记而颂之曰：“天佑我明，胡运斯更。干羽阶舞，民不知兵。我皇继统，敬天勤民。四十余年，熙皞来宾。有虏来侵，岁聿底静。蠢兹倭夷，复南炽盛。蛟鳄陆驱，旄头司命。闽人苦之，久罗毒横。帝不宁居，拊髀名将。有戚将军，推毂虎帐。至即扫平，俘馘胥望。人争图容，以遂瞻仰。兵既遄还，识者蹙颜。羽旄渐远，莫可追攀。倭乃伺隙，登镜如山。久博吾郡，指掌之间。困逼三旬，救援不至。民命草芥，穴窜无地。贼伪我兵，夜间入试。守者堕谋，城遂不利。御史闻之，愤激思备。状上于朝，一怒九霄。杨大司马，破格除妖。大发部贮，兵食乃饶。由命戚氏，不数嫖姚。宰相主之，天子许之。必敌所忾，然后振旅。帝谘重臣，谁兼文武？佥曰谭哉，周之吉甫。特起中丞，秉钺兹土。不敢言私，衣墨临伍。遇贼诸涂，一鼓而歼。悲来之脱，云霓所瞻。倭先据莆，两月不发。一移海滨，卫城斯夺。偏徇口堡，人尽怵怛。贼饱其欲，粟米亦穷。卜日趋仙，就食山中。人曰觖悬，实惟二公。缓议疾驰，掩耳非意。大兵突围，无所用智。谓戚兵来，如雀见鸷。倭数千人，雉无遗类。民喧口口，口肃部次。灭此朝食，果有是事。仙人闻之，曰生存之。溪后我苏，再砥乾坤。大哉此勋，实难具论。归之将军，曰何功有？归之军门，军门不受。司马指麾，曰将天威。天子恭默，上玄是归。凡此邑人，怀慕靡觖。立为公祠，朝夕颂拜。愿我二公，寿朋南岳。永绥士女，口义礼乐。农易其耕，士传其学。何以拟之？韩、范、曹、岳。”
  嘉靖四十二年（1536）岁次癸亥秋八月吉旦阖邑士民同立石。
  按：此碑尚存枫亭北门街戚公祠旧址。
  [按：张秉壶，生于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字国镇，号八峰，莆田人。嘉靖四年（1525）福建乡试中式。嘉靖十七年（1538）擢戊戌科茅瓒榜进士，授上海知县，旋升户科右给事中，上备边要务十事。嘉靖三十年（1551）六月升南京尚宝司卿，再擢太仆寺少卿，以忤奸相严嵩，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致仕，为仙游文庙文昌阁《崇勋生祠碑记》撰文。]
  （摘自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崇勋祠记
  仙负山阻海，隶兴郡，于闽为岩邑也。戊午（1498）以来，连遭倭掠，兼之四方穷氓啸聚不逞，四境骚然，仅存者孤城耳。至壬戌（1562），兴郡陷，则仙益危。癸亥（1563）冬，农获未毕，复有新倭百余艘乘汛登岸，直趋邑城外，蜂聚四门，营垒众以万计，势将拉拔之，盖十一月七日也。于是，巡抚中丞谭公、都督戚公出师来救。度寇众，且方坚锐，曰：“是未可轻战也”。先遣哨官揭宇叶应春领兵百余人以助守御，二公遂军于俞潭铺，又军沙园，去贼营二十里许。分兵诸路遏其冲，俾无得肆剽。寇连日攻城不克，十四日仍编竹为牌，负者数百，突入于城木栅内。城内矢石交下，殪寇甚众。军中迭遣哨官高太平、武生王如麒、龚腾霄辈，各领劲卒火器，将间道至夜缒入城。十有二月六日，寇强运机梯，环倚城四壁，诸黠酋奋力先登，直至城口。兵民争死力击之，又殪百余寇。寇且不已，乃构大木为冲车，中藏兵械，架危梯于上，门各列二，昼夜悉力并攻，势益迫。二十六日日初出，车已临河，去城咫尺，人心恐憟不可支。忽焉望见大师如云，从东南二路至，雷轰霆发，直捣寇垒。寇呼曰：“戚虎至矣！”仓皇奔窜，悉趋西北门。师从之，不移晷斩获殆尽，收还掳掠妇女三千余。戚公入城，城老稚咸举手加额，欢呼曰：“不图此日建生也！非王师至，吾侪宁有孑遗乎”？率更持箪壶迎师饮犒焉。翼日，谭公抚慰民众，遂偕戚公下泉南，追诸逸寇，歼之。甲子（1564）春二月，乃班师。先是，寇之破郡城也，据之两阅月；既又破岐头、破平海，势且长驱席卷。仙最比迩，岌岌乎朝夕。时巡按御史李公邦彦上疏曰：“臣观闽祸至惨以亟，非徒乏兵，实无有善将兵者。抑督抚者非其才耳。请敕文臣谭纶、武臣戚继光来赴闽急，庶几保有遗民。”盖二公尝讨平全涮，涮人赖焉，非尔闽事去矣。上可其奏，特命夺制起谭公巡抚闽中，而陟戚公为总戎，遂率所练兵二万南下，一鼓尽灭诸寇。仙由是息柝相庆，颂阴庇功，崇建生祠，为二公寿。二公闻之，且戒曰：“夷情叵测，风汛伊夕，是未可即安也”。乃修战舰，简士卒，饬械储粮，令诸郡县惟谨，以待不虞。至是，果如所戒，寇未泊师，逆击之海上，擒尔溺算，冒而登者犹且盈满，迨将趋仙。则军门所遣守御哨兵先一日入城矣。是二公于仙，盖非但保之于寇至之时、倒悬之急也，再造厚功世世永赖焉。会庠士吴颙、刘辉、张文镆、吴应蜚、林还珠等，诣方子万有属记功德，方子怵然曰：“嗟休！兹岂惟仙？夫当郡城既堕，疮痍未收烬，至今为烈也。万一兹邑不保，莆辅车奚依？抑岂惟莆？俄日入寇，未有万众并登者，兹盖空国而来矣。倘与一城，则其势益横以逞，诸他郡县恐皆不免。由斯以谈，
  保一邑即以保全闽也。二公功德不益宏且远哉”！是役也，监军按察使汪公道昆往来招募调度，相力居多；参政刘公佃、分巡佥事李公儒烈胥赞机谋，郡太守易公道谈图倡，率日夜躬劳瘁；节推周公希旦实佐焉内；而饷助兵民，坚守靡懈，则邑长令陈君大有与教谕濮君淮、典史陈贤、巡检殷恭、乡士夫郡守徐君纯、司训林君鸿猷暨庠生、耆老咸协心力；所宜并书者也。
  天眷圣皇，于赫中兴。蠢尔丑孽，嚣曷云乘。侵吴及越，至于闽疆。凭陵十载，益恣以狂。封狐长趋，鲸鲵昼吼。磔邑躏城，城多弗守。仙敝蕞尔，惟莆焉依？莆既堕矣，寇且来图。凶渠千万，蜂屯械攻。守再阅月，食竭矢穷。众心惶惶，朝靡及夕。于铄王师，解兹缚阨。寇之将来，兵先以待。翼我守御，遏彼方锐。分军设伏，誓正画奇。大师既集，并疾而驰。如电如霆，如雷必雳。直捣贼营，万寇辟易。鼠窜狼奔，车茨悉焚。曾不崇朝，迅扫妖氛。群黎跃舞，四门洞开。释我宵柝，归我系累。我命如缕，孰更与之？我室如毁，孰帡怙之？曰惟谭公，乃周吉甫；蹻蹻戚侯，允如召虎。惟公惟侯，既定口越。帝命聿申，再清溟渤。仙邑时保，闽宇底宁。功贻百世，垂鼎勒铭。民心永慕，俎豆斯存。愿公侯寿，并耀乾坤。长佐我皇，正域四方。来假来享，文德洋洋。
  [按：此祠在仙游南街，碑存仙游县博物馆碑廊。方万有，莆田人。嘉靖十二年（1533）进士，累官礼部主事，为撰本文。）
  方万有，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二十六日，字如初，号奎山，又号颐庵，行四，莆田城关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福建乡试中式。嘉靖三十二年（1553）擢癸丑科陈谨榜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改工科给事中，以揭发赵文华狎客不法伏，忤奸相严嵩，谪惠州府休宁县丞，稍迁清曹。寻以计典中之，历礼部主事致仕。著有《颐庵藏稿》存世，为撰枫亭《崇勋祠记》及《世忠祠重建记》]
  （摘自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枫亭戚公平倭纪功碑
  平倭纪功碑位于仙游县枫亭镇霞溪，碑名为“大总戎戚公永功之碑”，系境内民众为纪念戚公仙游平倭功绩而立。为县文物保护单位。碑高约
  3.5米，宽1.1米，碑文字迹因年久已漫漶不清。
  枫溪永功碑成，庠彦郑生扬、林生应春、薛生公宠相率诣余门，属叙焉。余曰：“子，仙人也。戚公有口功于仙，仙之人口祠之尸而祝之矣！……愚等诚仙人，然枫吾产也，枫之乡感其恩尤大，祠者，一邑之公；碑者，一乡之私。况邑在僻地，枫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乎，枫……无立乎。”余曰：“枫之南二十里，北二十里，皆称通衢，不碑于他，而必于枫，何也？”生曰：“愚等产于枫……焉，皆生且长于枫，世远则迹微，迹微则心懈，吾为是碑，岂惟使行路人知之，亦使枫之子孙其碑则思其功，口其功则所以……于无穷焉。鸣呼！是可以观人心矣！今夫数口之家，事有所咨议，犹此矛而彼盾，况合一邑一乡之人……之人以……异词无几微不可见于颜面，此岂约之而然哉？夫难莫切于父儿，危莫甚于水火，义莫重于（仲）口，善莫大于生矣。自倭寇之……莆城既陷，益横无所惩，乃大举而图仙，弥月不解，仙之城岌岌乎殆矣！四郊之口，兵燹相仍，城（悬）人士，食尽力口，口口戮力……纶，前监军、今巡抚，汪公道昆一乃心力，分兵夹进，一鼓而溃其围，磔渠魁，俘余党，岂惟城（枫）以完，而人士之得以生……之难，亦藉是以伸其地下之冤，此其功，岂活一人，救一家止哉？公自膺前巡按李公邦珍之荐，入闽以来，扬威……可纪，然安之于濒危，生之于垂死，而解之于倒悬之急，则未有如是之奇且烈者，宜乎感之者，不……祠之……于燕然封山刊石，古今以为美谈，然彼自叙其功耳，而犹有矜诩夸大之议。公屡建大功，退若无所有，轻裘……文饰武，岂宁宪所能及哉？予，莆人也。林墩、平海之捷，感公之恩与仙同，方图建祠立碑，而未即就绪，顾为仙人……念之私，先托以自见，若大书特书，不一书，与是碑同垂于不朽，则俟于莆之名笔君子云。辞曰：
  我明御极，四夷屏息。丑彼东倭，独扰中国。
  先皇奋武，向化来宾。世平法弛，复侵吴闽。
  既破莆城，旋攻仙邑。环布城阙，蜂屯蚁集。
  口掠口口，口水遍红。坚梯薄城，矢石相继。
  城内计穷，束手待毙。于惟戚公，熊罴数千。
  闻变亟趋，身为士先。进兵助守，复登口城。
  誓死口口，人感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前。
  歼凶解围，城赖以全。乃开四门，乃安百姓。
  死者冤伸，生者胥庆。衔恩莫答，爰立生祠。
  千秋百撰，俎豆于斯。枫故莆仙、闽南孔道。
  戚公平寇，历岁晏然。士歌于庠，农嬉于田。
  伐石为碑，以告行路。惟尔子孙，覩令思故。
  呜呼！汉有诸葛，唐有子仪，垂口勒鼎，公其口。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刑部右侍郎致仕，前两京大理寺卿吏科都给事中、翰林院庶吉士莆阳于野散人郑大同谨撰
  嘉靖乙丑（1565）岁仲冬望日
  枫溪寿官薛师复、生员郑扬、郑梁树、刘至德、林应春、郑策、薛公宠、耆民薛师班、林士善、林希羽等同口口立
  英烈庙记
  元帅以年少名家子，与伯兄邑学生阳山先生、今大宾文学次山先生，夺倭寇而搤其喉，老稚就系者纷拜迎于道左。嗣而合掌世尊，又能威佛力而布之金。青鸳互峙，白马盛传，国殇降寇，庙貌巍峨，允武允文，赫矣英灵！天壤同存，敬效崧高之颂云。颂曰：“君不闻嘉隆之季霾大荒，南倭饮马躏莆阳。空余四壁连烽火，不见三农筑圃场。贼势猖狂咆如虎，横毡栏道迫仙乡。可怜骨肉同俘苦，窜者荆蓁身被创。材官跃武谁超距？柯家兄弟势莫当。文材饶有河汾博，武备兼于夹谷长。元帅英雄好身手，力挽三石神飞扬。登台独受将军钺，负弩先驱太守装。刁斗声闻关外月，土周戈色夺滹沱霜。九游开道催寒影，八阵从天蹴日光。饮金不数骠骑铦，勒石能空漠北囊。气吞横丑三千血，手夺健儿八万枪。无数老羸迎道左，殷天动地踘称觞。三箭天山传露布，单骑河朔駾酋王。禳斗岂延诸葛算，归真还在世尊傍。先时人听风鹤声，至今说法蟾蜍石。绕场曾降方平箕，卓锡仍兴舍利宅。旌旗蔽野闪电光，鼓角从空如雷击。护法常现宰官身，驱魔直射辕门戟。沉魂啸魄俱皈依，开辟以来殊显迹。元勋果拜封侯尊，徽号荣承玉旨敕。二将能弯猿臂弧，阿元坐运熊帷策。阿元风度美如英，十载鸡坛惭同席。晒腹堪当百面城，泣璞自罹阳九厄。素业雅修白髓经，芳名顶挂丹台籍。呜呼！男儿生不封侯当庙食，英灵长閟竟何益？我闻汉有寿亭侯，奔袁千里独依刘；功成鼎足真无敌，法镇沙门莫与俦。何物英烈垂不朽？一片丹心天壤留。英烈宇宙亦有数，公与寿亭同千秋。”
  [按：李灿箕，字士垣，仙游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乡试举人，累官工部监督六科廊主事、其撰《英烈庙记》，此碑今存榜头资福院东。
  李灿箕，生卒年不详，字士垣，号九漈山人，玉阳子，仙游香田里人，御史李梁之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福建乡试中式。崇祯五年（1632）任温州瑞安知县，居官八载，以清廉仁德称，擢北城指挥使，升工部监督六科廊主事，以老疏归，卒年七十。著有《仙岩志》十卷。撰有《英烈庙记》。]
  （摘自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同赴国难，舍我其谁
  ——基于戚继光援闽剿倭及与林龙江散财纾难的比较
  摘要：在福建历史上，戚继光与林龙江都是具有重要贡献的人物，一个是两次援闽剿倭，痛斩数万倭寇，拯救福建，一个是为平倭患毁家纾难，积极善后，两人因为剿倭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同赴国难，勇于担当的精神，为后代树立了以国为家、伟大人格的典范。
  关键词：戚继光；林龙江；剿倭
  戚继光，伟大的民族英雄、军事家、诗人，在平定浙江倭患之后，挥师福建，两次痛剿猖獗的倭寇，保卫了福建；林龙江，著名学者、三一教创始人、慈善家。两人因为平倭在福州结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本文将针对倭寇祸害福建、戚继光疾驰赴闽剿倭、林龙江积极参与平倭、主动开展善后保一方平安、两人的交往与比较四个方面做简单的梳理与回顾，提示两人救民于水火的事业相通，都对福建具有再造之功，树立了勇于担当、泽被后世的高标。
  一、福建的倭患
  自从嘉靖一朝，福建倭患严重，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第一次遭受倭患是明永乐八年（1410），被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击溃后，直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一百三十三年间，福建都很平静。但是从嘉靖二十二年起，倭寇开始了频繁的入侵、凶残的烧杀抢掠，福建遭受严重的灾祸，其中莆田则是重灾区，其标志就是嘉靖41年兴化府城的沦陷。
  倭寇对福建大规模侵害自从嘉靖二十二年开始，直到嘉靖四十三年结束。倭寇先是到处侵扰，还有就是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特别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攻陷福清，三十九年（1560）攻福宁（今霞浦）陷福安，四十年破宁德，而在四十一年又攻破了永宁，此时，整个福建，“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其中有这么几次侵犯：
  嘉靖三十二年，有倭舟失风，飘至兴化府南日旧寨，登岸流劫。杀千户叶巨卿，把总指挥张栋督舟师击，倭走掳山。知府董士弘纠民兵，猎户，与栋等合势围贼，歼之。是时，海洋并岸诸岛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风汛不获归者，有沿海奸民抢江南族候来岁。倭至者未几，南日寨复有三舟登岸，栋、士弘击之，引去，擒贼数人，皆真倭。比泉州舟兵巡海攻贼于石圳澳深泥湾等处，凡舟战擒贼四十余人，则皆临海、漳浦，揭阳等县人，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嘉靖三十七年，倭攻福清，破之。执知县叶宗文，劫库狱，杀虏男妇千余，纵火焚官兵廨舍。举人陈见率家童御贼，不克，与训导邬中涵同被执，骂贼而死。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新倭大至，且多赍攻，具先攻福宁、连江、罗源等处，流劫各乡，遂攻福州府城，经旬不克。乃移攻福安，破之。参将黎鹏举，以舟师击倭于海中七星山、屏风屿，斩首六十七级，生擒六十八人。时沿海若长乐，福清等境，悉有倭舟。广东流倭往来诏安、漳浦间。浙江前岁舟山倭移舟南来者，尚屯浯屿，加之新寇遍福、漳、泉，无地非倭矣。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倭陷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三月复攻永宁城，陷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房屋几尽。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登岸海贼，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县，自广之南屿来者，合福清，长乐登岸海贼，攻陷玄钟，所蔓延及于龙岩，松溪，大田，古田之境，无非贼者。
  十一月，兴化府城陷落，城中死难者1万多人。
  另据《莆田县志》《明代倭寇祸莆》记录，倭寇来犯，主要是抢掠、烧杀，莆田所经蹂躏地区，基本上被抢掠一空，房屋与各类建筑被焚毁，百姓被杀死伤惨重。统计二十年中，倭寇十八次烧杀抢掠莆田地区，无辜死者超过三万人。至于兴化府城破之后，唐宋以来的珍宝文物，都被洗劫一空，不能带走的就付之一炬。倭寇在兴化府城盘踞两个多月才撤走，仅仅抢掠的财物就运了十六只大船，通过在平海卫贿赂把总许朝光（一时归降明朝的山贼）而回日本。由于大批财物被运回，巨大财富的抢掠得手极大刺激了倭寇的胃口，于是再次大规模来犯。这就给戚继光福建剿倭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成为最终平定倭患的历史契机。
  二、戚继光福建痛剿倭寇
  戚继光是在福建倭患严重、受到浙直总督胡宗宪军令驰援福建剿灭倭寇的。此前，浙江倭患最为严重，当胡宗宪设计诱降并且除掉了徐海、王直等一伙海盗之后，倭寇又大举入侵，被以戚继光、俞大猷为代表的杰出将领接连痛击剿灭之后，漏网的倭寇逃到了福建，造成福建倭患格外严峻的局势。一批是从浙江台州、温州流窜到了福宁、宁德一带，与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合伙，四处抢掠；另一群从广东潮州入侵的倭寇，流窜漳州，泉州，盘踞于福清牛田，兴化的林墩一带。他们遥相呼应，到处烧杀，福建千里多为贼窟，百姓生活在暗无天日之中。
  戚继光在台州取得九战九捷之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又受命奔赴江西剿除山寇，任务完成之际接到援闽军令，就率领6000多戚家军从温州出发，八月赶到了宁德的张湾，出其不意，利用稻草铺地，跋涉淤泥，一举攻破倭寇盘踞三年多的横屿，斩杀倭寇1000多，解救百姓近千人；接着又乘胜追击，连破牛田、林墩等处巨寇老巢，斩杀倭寇3000多人，烧死、溺死无算。
  随后戚继光在莆田地区进行了三场大战役，这就是林墩之战、平海卫大捷，仙游之战。
  嘉靖四十一年（1562）九月十二日，戚家军取得牛田大捷之后，离开福清，乘胜前进，日夜兼程，入莆剿倭。在峰头、江口两个战役，又剿灭了1600余名倭寇；而后分兵两路，直捣黄石林墩倭贼巢穴。一路军兵驻在桥兜宁海桥，以便从东北面进攻林墩；戚继光亲率主力部队，于十三日清晨经囊山进入兴化府城，当晚举行宴会，并且故意喝醉，透露“军机”说，戚家军远道而来，十分疲乏，暂且休息几天，但就在当晚悄悄取道洋埕、青浦、西洪，天亮时赶到林墩，同桥兜驻军两面夹攻，包围了贼巢林墩。倭贼被包围之后负隅顽抗。戚家军奋力冲杀，沿着黄石大道勇追残敌，在十五里外的窑兜，杀死大批倭寇，取得“林墩大捷”，此役一共斩杀倭寇2600多，救出被掳民众2100多人。戚家军受到百姓的爱戴，他们以酒食表达感激之情：“士民迎贺，曰：数年盘结之寇一朝尽扫，微将军，几无闽，何啻白骨而重肉之？”
  嘉靖四十二年的平海卫大捷则是戚继光二次入闽，会同俞大猷、刘显，以戚家军为主力取得的。戚继光因为八月以来士兵连续作战，伤病较多，需要回浙江修整和补充兵员，而且在面临倭寇数量远远超过自己兵力、难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不得不回浙江再行募兵。倭寇通过奸细打听到戚继光班师回浙，就纠集了数千人疯狂进攻兴化府城。由于刘显的失误，导致城内混人奸细，里应外合，十一月府城陷落，倭寇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死亡1万多人；直到二月，城内腥秽不堪，倭寇才运送财物撤走。俞大猷与刘显尾追不放，但不敢贸然进攻，只等戚继光带兵到来。戚继光得信立即在义乌招募了一批新兵，边行军边训练，来到了莆田。一五六三年四月十八日，戚继光到达黄石，第二天就亲往北高东亭侦察敌情。此间戚继光会同俞大猷、刘显、福建巡抚谭纶共同商讨作战事宜。二十日，谭纶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以戚继光部队为中哨主力，俞大猷，刘显所部为左右哨，配合作战，次日向倭寇发起正面攻击。三路军兵趁夜急行军，天亮时逼近敌巢。倭寇发觉时惊慌万状，一仗被戚家军杀死2000多人，紧接着戚家军穷追猛打，又消灭倭贼骑兵100多人；随即迅速包围了许厝贼巢。戚继光亲临指挥，火攻贼寇，一时贼巢就化为灰烬，倭寇死伤累累。第二天，戚继光挥师乘胜追击，直奔平海卫，一举斩敌300余名，收复了平海，救出被捕百姓3000多人。
  仙游之战则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谭纶和戚继光根据福建的地理形势，在平海卫大捷之后，部署了五处水寨，以防止倭寇入侵，但是到了8月下旬，又有一万多倭寇进犯。此时，戚继光的士兵由于伤病轮休，有一半回了浙江，手下还有6400多人，大多数分布于福建的南路、中路和北路8个营，每营800人。但是，自从10月份以来，先后有倭寇侵犯福宁、晋江、长乐、兴化平海卫、万安、漳浦等地，在谭纶指挥、戚继光打击下，“水战六捷，陆战六捷，剿倭万余”。兴化、福宁倭寇南窜，围困仙游城，真倭达到了万余人，而戚继光兵力只有其一半。为了获得浙江援军，并拖住倭寇保住仙游城，戚继光采取了以下几个计策，一是派兵占据仙游的北山，牵制倭寇，二是派出500名勇士，不时偷袭敌营，使其不能专意攻城，三是进驻仙游东的沙园，摆出随时进攻的姿态，四是派出100多人进城，轮流运送火药、火箭等物资，协助守城，五是假意与倭寇和谈，拖延时间，六是选精兵600，进驻距离倭巢较近的石马，四面设置疑兵，防止其外出劫掠，七是制造了一批后膛很薄的火炮，运送途中，遇倭寇故意丢弃，倭寇使用后，后膛炸开，死伤数百人。就这样，倭寇被拖住近两个月，最后在气急败坏中加紧攻城，恰好戚家军援兵赶到，戚继光安排依次攻打四个贼巢，先打南巢，再攻打东西二巢，最后是北巢。结果事态按照戚继光的部署方向发展，先是焚毁南巢，接着是东西二巢，战败的倭寇逃进北巢，又被打败。此役，杀死倭寇1000多，解救百姓3000余人。此后，戚继光帅兵继续追击残倭，在同安王仓平、漳浦蔡丕岭斩杀了2000多倭寇，漏网的纷纷逃到了广东，福建倭患彻底平定。综合《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的戚继光两次援闽斩杀倭寇记录，粗略整理表格如下：
  第一次援闽剿倭（1562.8—1562.10）：
  第二次援闽剿倭（1563.2—1565.4）：
  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戚继光荡平了为害福建多年的倭患，对福建具有再造之功。而经过戚继光的连续痛击，倭寇不敢再犯福建，“自后倭寇脱归者，始知犯华之不利状，于是乎倭寇不敢复窥八闽矣”。而在戚继光赴闽剿灭倭寇前后，莆田出现了一位毁家纾难、仗义疏财的英雄，这就是林龙江，三一教的创始人、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慈善家。
  三、林龙江毁家纾难
  林龙江家境富裕，少小聪明异常，努力于功名，但是18岁到30岁一连多次科举不得志，郁郁寡欢。然而随着见识增长视野开阔，对于儒释道三家有了浓厚兴趣，林龙江就绝意科举，走著书立说、行医治病和开馆授徒之路。但是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在他对穷苦，受难百姓慷慨解囊、仗义疏财之际，倭患发作，自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起，倭寇不断地侵入莆田地区，当地百姓饱受荼毒。基于义愤，林龙江拿出家产帮助官兵消灭倭寇，积极出谋划策。最典型的一次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进攻兴化府城，而城中兵少形势危急，适逢广东兵路过，林龙江恳求他们协助，并且与乡绅一起承诺击退倭寇付费1000两银子。等到击退倭寇之后，那些乡绅却不愿意拿钱了，林龙江自己拿出100多两，此时广东兵看到林龙江只是拿出100多两银子，就殴打他，开始抢掠，并且举刀射箭欲杀人，但是林龙江不为所动，斥责他们犯上作乱。当他被押着去乡绅家里要钱的时候，很多人看到林龙江不为恐吓所屈服，就在愧疚之下凑够了银子，林龙江才被释放。
  遭此一番凌辱，林龙江则不以为意，继续他的仗义疏财，赈民救灾。当兴化府城被倭寇攻破之后，他则不顾威胁，毁家纾难，救助地方百姓。倭寇在兴化城中大肆烧杀抢掠，到了2月份倭寇装着抢掠财物撤走之后，整个兴化府城因为到处尸骸堆积，腥秽不堪，却无人负责。林龙江挺身而出，安排门徒、僧人收尸、装殓、洒扫、埋葬。
  嘉清四十年（1561）冬，疫气大行，加以避寇之人饿死，积尸无数，先生命黄士钦、林兆居，吴三乐等七十余人值日督诸人在莆城内外舁尸，别男女而礼葬于太平山者，五千又五十四身。
  嘉靖41年，林龙江币请漳州僧净环，北京僧无闻，及平海僧净圆等十余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积薪焚化，文以奠之。而瘗于南北河尾二山者，约有50身。僧云章等亦办真心，凡八易月，火而瘗之，概有万余身。
  五月，先生命僧云章，道士何佐等十余人在南北诸洋收尸，积薪焚化，便宜分瘗于附近之山者，约有四千身。
  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倭薄仙游县，戚公剿灭之。积尸漫山弥野，是年春，先生命许梦笔、吴梦龙、僧明珪等十人往收瘗，概八百余身。既而，复为莆仙等处荐拔游鬼，洒清街道，以故，生者不病于疫，死者得安其灵，而大军之后，转为太平者二十余载。
  郡守易公道谭（谈）新除，闻积尸盈城野，遂停车福清县，弗敢莅任。及闻先生收尸洒道，倾心悦服。入城，遂造门领教。后，复奖先生以“清修”匾。
  仙游之战后，林龙江又一次出资，组织60多人收尸和掩埋，前后收集尸体近2万具，花费了大量心血。
  和莆田数十万百姓与八闽大地民众感激于戚继光再造福建之功一样，林龙江号召当地人在戚继光平定倭患之后，为之建立生祠，可是又一次面临着一些有钱人家的缩手缩脚。还是他率先捐出30亩田地，作为首笔建祠堂的费用，得到积极响应。
  在倭患造成严重危机之际，林龙江积极出手，救苦救难。请看下边一段文字记述：
  诸乡村贫病者率散处各衙门及寺观，而饿殍累然载道。先生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据地而寝者，或与之草荐；死而不能敛者，或与之棺木，殆无虚日。所费之资，先生三之，其弟懋协一之。诸凡建义田与收尸赈给，咸与有力焉。于时，人咸自庆得生，然多声言欲群叩诸有力者，先生因遍历语之曰：“吾往者不腆，殊不足以少延旦夕，特庶几以倡高义者耳。愿更俟之”。众咸曰：“诺！敢不如命！”幸翼日而倭亦暂退，城中积谷之家复高其价，众咸喁喁失望。及先生减值与之，而规利者遏籴益甚，意以俟先生之谷之穷也，方出籴之，以博厚利，于是，众始哗然，群起，强必籴之。郡守陈公不能禁，不得已，遂下批籴之令。
  不仅敢于组织主动担当，而且林龙江还很富有谋略，尝著《防倭管见》令随分出金以协助官司，共守城池，保此身家，大要谓：“不宜清野，不，宜闭城，不宜遏籴，不宜惜财，各乡须各自练兵，各自防御，或贼至一乡，则号头一吹而旁乡响应。至滨海以全城邑，无不设兵备御。如此则无地非城池，无地非官兵矣！此其大较也”。其中，胜划尚多，特以缙绅弗从其议，故是书弗传于世。后，莆人每以倭人虽甚猖獗。府城未闻有先亡者，徒糜我等之财无益也。先生曰：“此府城之所以必先亡也，古人儆戒无虞，今人肆毒至此，犹不知惧，而爱财甚于爱命，可慨也夫！”是时，人咸谓先生为迂阔。此城亡后，始服其先见云。可见，林龙江对于如何消除倭患是很有一套明智的谋略的。
  四、两人的交往及其比较
  戚继光与林龙江有过彼此倾心的交往。“秋，先生在榕城，参将戚南塘公慕先生道德，折节下之，早夜谈心，足称知己，先生亦再称南塘有古名将风，感念终身不忘。”“总戎戚公继光力疾拜谒教主。一闻指示，豁然解颐，叹曰：‘吾炙先生，不觉病之去体矣。’于是，戎事稍暇，辄来访道，必竟日而去。”
  时势造英雄。由于国难当头，倭患加剧，两人都为平息倭患、拯救百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观两个人的事业，出身和经历有所不同，也有共同之处。
  首先看不同之处，基于出身和选择的道路不同，两人所从事的平倭事业具有差异。戚继光出身将门世家，承袭祖父辈的武职，而且自小就在老父亲戚景通的严格教导下，学文习武，立下报国之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时时为剿灭倭寇做准备，在山东积极备战数年；一五五五年，在倭寇肆虐时候走上了战争前线，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特别是勇于负责，开动脑筋，勤苦练兵，得以大展手脚，报效祖国。以经过严格训练的戚家军痛打来犯之敌，在浙江、福建对倭寇展开了一连串的围剿战争，成为一位所向无敌、百战百胜的战神，斩杀倭寇近10万，最终在福建彻底平定了危害多年的倭患，使得福建百姓得以安身立命。
  林龙江，则是出身诗书之家，家境富裕，继承父辈的事业，走科举之路，在十几年不能成功之后，才愤然转向，走另外一条学者、医生、教主相结合的既出世、又入世的人生道路。本来他以岐黄治病救人，同时吸收门徒，推广三一教，劝人积极向善，积善行德，有益于社会，是拯救世道人心的良方，也是从现实与心灵两方面的治病救人，应该说是具有极大的学术超越性的。但是肆虐的倭患，打破了他的正常生活与传道授业道路，他不得不做那些更加实际的入世事业。由于他和戚继光作为武将直接通过围剿消灭倭寇的军事手段不同，林龙江作为文人、学者，则是以自己的努力，多方面拯教百姓，挽救莆田社会。在早年三十岁（1546）之前他执着于科举，科举制路不通，他毅然转向，开始悟道进而传教，三一教由他而传播开来。但是，倭寇的频繁入侵打断了他的正常学术道路，他在治病传教的同时，也为平倭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实实在在为普通百姓安危努力。在平倭之后，林龙江就安心授徒传道，并且行医，利用自己一技之长造福莆田百姓，作为受到阳明心学深刻影响的三一教教主，他对时人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大，从生理到心理这两方面来疗救世人，远远超越了一般学者的贡献。这样看来，比较两人的贡献，应该是各有千秋。戚继光主要是从军事上剿灭祸害福建的倭寇，特别是把莆田百姓从生命不保中拯救出来，具有再造之功，然后就北上守卫京师，继续一个将领的军事职责；而林龙江作为一介文人，毁家纾难，竭尽全力去帮助官府平倭，千方百计救助百姓，且主动开展社会治理，恢复地方正常生活；又在此基础上传教医人度人，著书立说，可谓多方面的贡献。
  其次看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深明大义，以国事为家事，勇于担当。戚继光为了剿灭倭寇而体现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军事家的价值，少年时期就以身许国，刻苦训练和积极备战，走上浙江剿倭前线就投身复杂险恶的对敌斗争中。但是他超越于一般的军事将领的地方在于，一是勇于任事，很多人只是把倭寇赶走完事，他则是坚持“非大创尽歼，不能杜其再至”。所以，他就做到了每一战都尽最大努力把倭寇斩尽杀绝；二是多谋善断，积极想办法想计策，他打的是“算定战”，要么不打，要么打胜，充分考虑到战争的各种影响因素，这一点是当时将领难以做到的；三是心系苍生，淡泊名利。戚继光在福建的每一场战斗，都区分了倭寇与胁从百姓，做到了保护裹挟的百姓安全，而坚决杀死无恶不作的倭寇。这样心存善念解救百姓的做法贯彻始终，而在别的将领那里倒是很少看到记录；还有，对于士兵是恩威并施，关心多于苛责。每一战之后，必然要抚恤伤亡，特别是亲自祭奠哭悼战死者，让士兵非常感动，这又是很多将领没有做到的；他宁愿自己不要封赏名号，也要为士兵和立功将士讨要报酬如赏银；即使到了蓟镇守边，他还继续关心戚家军的普通士兵，为他们的抚恤落实而请求呼吁。很多努力表明他真心保护百姓，爱护部下，对自己的名利看得很淡。
  林龙江有一颗赤子之心。乐善好施是他最大的特点，少年时期就早早醒悟，随时帮助穷人，连他的母亲都看不下去，不让他随意救济别人，结果被他反过来教育了一番，明白了散财求义的道理。大财主乐善好施一般很少，而且都是到了老年，可是林龙江少年时期就极其大方慷慨，在家人亲戚看来是败家子，可是对于急需救助的人他是雪中送炭。不仅如此，他面临倭寇残暴抢掠的现实，又主动参与平倭事务，协助官府打击敌寇；甚至在兴化府城危急时刻主动站出来，邀请路过的广东兵打击倭寇，之后击退倭寇又因为一些乡绅爽约遭受殴打甚至要丢命，虽然遭此劫难和委屈，但是他没有熄灭救苦救难的热情，兴化府城被倭寇杀害多人，他主动组织门徒清理掩埋；仙游之战后又有2万多具尸骸，还是他出面清理安葬。连官员听说都不敢前来就任的地方，经过他的组织善后，消除了大瘟疫，恢复了地方生活秩序，这是官府都没有做到的，林龙江做到了。为戚继光建生祠，以表达莆田人民的感激之情，还是他率先捐出30亩田，带动乡绅共同做好了生祠建立之事。至于以后的行医、传道等，也是很多学者做不到的。这样看来，林龙江一人做了多方面的贡献，这主要源于他的赤子之心，爱国爱民，终其一生，奉献太多。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人各自对后世影响深远。戚继光不仅在当时被称为“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军事思想传之久远。《练兵实纪》《纪效新书》这两部兵书影响后世几百年，至今仍然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而戚继光也是对日本人威慑最大的民族英雄；林龙江的影响除了当时救助无数百姓，安定社会秩序、医治百姓的痛苦，教育开导了众多弟子之外，其“三一教”则在阳明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获得更多的认同和吸收，其学说逐渐走出莆田和福建，辐射到全国，造福于后世，这确实是林龙江的一大贡献。
  当然，两人有过短暂的交集，英雄所见，惺惺相惜。戚继光剿灭倭寇，挽救了福建，恢复了兴化府城，百姓过上安定生活，这是一个杰出的将领的职责，也是他竭尽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疾病却是他不能打败的，恰有林龙江嘱以“艮背法”，很快让戚继光病体痊愈，使得他极为敬佩林龙江的妙手回春与高深道学，此后多次拜访求教，而林龙江也看到了戚继光一身的英风豪气，慨叹说戚继光有“古名将之风”。这样看来，两人都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都是在以身许国，敢于任事中获得一种默契。
  结语：论文回顾了福建倭患、戚继光剿倭、林龙江毁家纾难，以及两人的简单比较总结。可以看出，作为时代激发的结果，也即时势造英雄，戚继光和林龙江都是扶助江山、保国爱民之杰出英雄。戚继光的高度非常人可以达到，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古往今来绝无仅有，而林龙江以一介儒生，却从实际入手，救助穷人，乐善好施，积极参与平倭，组织善后，是一些人可以做到的，但需要主动担当，勇于任事，善始善终。两人都能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多方面的历史贡献留下了值得继续挖掘和吸收的宝贵文化财富。
  （作者简介：贾广惠，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新闻学博士。）
  一代将星光耀中华
  ——记为国靖海卫士戚继光
  一、将门虎子少年立志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世宗嘉靖七年（1528）闰十月初一日生于鲁桥镇（今山东济南东南）名将家庭，山东登州府蓬莱人。戚以邑名为氏，春秋时，卫国大夫孙林父受封于戚邑，子孙以戚为氏。其郡望为“东海郡”，族联如“名扬坚素，惠及困穷。”“奕叶七侯，簪组临辕之盛；雄风百胜，韬钤定远之精。”“练兵纪效，妙舞折腰。”继光始祖戚详、戚珪兄弟，因避元末战乱，迁居安徽定远。戚详刚果敏达，魁伟足智，有文武才。其弟戚珪，骁勇精技击，“倜傥有侠节，能文章，诗赋骈丽有唐风”。兄弟俩在定远，颇有贤名。
  元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字国瑞）众揽英才，征得丈人郭子兴应允，带着徐达（字天德）、汤和（字鼎臣）等一班英雄豪杰南下定远，开辟新天地。戚详、戚珪随朱元璋起兵征战。洪武十五年（1382），戚详制胜伐谋，屡立战功，遂至大用。后随徐达、常遇春（字伯仁）挥兵四进，征讨平定四川，但在平定云南之战斗中，戚详先身士卒，激战殉难。太祖为表彰其开国功勋，荫授戚详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戚氏自斌始，遂徙居登州府，戚府大门联云：“天下太平文不爱钱武不惜死，乾坤正气下为河岳上为星辰。”大门横匾书“昊天无涯”。斌传珪，珪传继光曾祖谏，自幼膂力过人，弱冠之年尝独搏一虎，为里人所称道，惜乎英年早逝。谏传子二：长曰宣，无子嗣，过继其弟宁之子景通为嗣，承袭世职。
  戚宁，以子景通贵，赠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宁妻阎氏，早岁孀居，抚孤守节，“躬纺织，事姑训子，艰苦万状，毫无怨色”。继光生父景通，字世显，曾任江南漕运把总，山东总督备倭，以大宁都司掌印，入坐神机营，有操行，归养母，人称“孝廉将军”。景通原配张氏不育，且又娶王氏。孝廉将军未子，鲁桥故有异人，下帐通宾客，及孝廉将军至，褰（撩起）帷与入曰：“端人也，吾无隐尔”。鲁桥异人衣褐衣，据桥木，自言：“八百岁矣，尝为将军一省母病，言无恙也”。景通问之几何子，异人曰：“犹未之知，明年某日朝会茅山，为公察早晚”。景通牢记其言，至期往见，异人贺曰：“将军有子也。后十三年戊子（1528）岁十月闰朔，其时矣。此为三朝虎臣，兄卫、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为第子，名之曰长寿。后五年，当复举其功名，亦差亚”。其言果然应验，戚继光后历世宗、穆宗、神宗三朝虎臣，堪称卫青、霍去病之弟也。
  自正德十年（1515）起，时隔十三年，到了嘉靖七年（1528），果生继光。及期，夫人王氏梦神人衣绛衣降于庭，虎变耀梱内。是日，日华五色，孝廉将军令之曰继光。继光幼倜傥，极慧悟，性朴行端，好弄捭阖，多权奇。景通从方士受大还，锢鼎烹汞，偶退火出丹室，命继光主扃（关闭）。继光进武火大烹，扃户自茗，既排户入，景通大惊：“孺子冒不测而攖九龙，败矣”！覆鼎出汞，皆成金。覆试之，百端不死。景通贮硝楼中，戒毋上也，继光私举火为戏，火焰熏天，父厉诘之，不应，迹之，则燃且烬。圜而熸（烧毁）入版者三寸，景通洒然异之：“孺子得天侈矣”！
  嘉靖十八年（1539），继光年十二，隆隼方颐，英气勃勃。稍长，折节为儒，以经术著。其时，乡某员外素来宠爱继光，赠之丝鞋，继光喜不自胜，景通见之，斥曰：“汝小小年纪，尚喜此物，长大且爱金衣玉食，贪图享乐，若官将尉，势必贪污军饷，中饱私囊，污吾清白，吾岂容尔贪得无厌”。继光亲聆父训，羞愧万分，脱鞋撕裂而弃，自此清苦自励。景通手书
  “忠孝廉节”四字，悬之厅堂，令儿子晨夕省览。继光幼年受到父母影响，从小立志疆场，而且目睹“焦土遍江村，满道豺狼迹，谁家鸡犬存”的惨状。景通居官清廉，克己奉公，政声颇佳。晚岁致仕，埋头著书尤勤，家中经济窘困，适友人来访，语景通曰：“将军恃何物遗之子孙”？景通即召继光至庭，指着堆积案头厚叠书稿，语曰：“莫以汝父无遗汝物，遗汝书稿，其值岂可估量？待汝长大，可将遗产献之国家，贮于朝廷”。继光亲聆父训：“父亲嘱托遗产，如此崇高博大，足够孩儿一生消受。”俗云：“宠儿未有不骄，骄子未有不败。”景通教子，爱而不溺。继光年仅十岁，生母王夫人已殁。张夫人对其“慈爱甚于己出”，含辛茹苦抚育继光。景通夫妻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张氏对继光人格品格的熏陶影响极大，继光由是终成大器。
  二、初荫武职 受挫不馁
  嘉靖二十三年（1544），继光年仅十七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可谓乱世出英雄，自此金戈铁马一生。嘉靖二十五年（1546），分管屯田。嘉靖二十七年（1548），率卫所士卒戍守薊门（今北京昌平西北）。其撰《部兵戍蓟》诗云：“叱马过幽州，横行北海头。朔风喧露鼓，飞电激蛇矛。奋臂千山振，英声百战留。天威扬万里，不必侈封侯。”翌年十月，继光中武举。嘉靖二十九年（1550），继光待试武闱，其撰《客馆》诗云：“酒散寒江月，空斋夜弈时。风如万马斗，人似一鸡栖。生事甘吾拙，流年任物移。所忧在俯仰，何以慰离思。”其时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威迫都城，继光上陈守御方略，临时任总旗牌，督防京城九门。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掠象山，定海诸县。嘉靖三十二年（1553），继光实授都指挥佥事，领山东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四卫所兵马，操练水军，整顿军备，辑和众心，抗击入侵山东沿海之倭寇。一军皆服。其撰《过文登营》诗云：“冉冉双幡渡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天风送短笳。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此诗表达了青年继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报国之心。其时参将俞大猷（字志辅）亦率军大破倭寇汪直、毛海峰等于普陀山。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复自苏州松江渡江而北，大掠江北如皋、通州、海门诸县。以战功升总兵的俞大猷率军与狼兵共击倭寇，大战于嘉兴之王江泾，斩首二千余级，将倭击败，史称“王江泾之役”。继光时年二十七，其撰《望阙台》诗云：“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嘉靖三十四年（1555），继光升总督备倭都司。七月，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司理屯田。嘉靖三十五年（1556），其以足智干练补浙东都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龙山、缙云、桐岭与倭三战三捷。继光在实战中察知明军战斗能力低下，难以抗倭拒敌。浙中苦倭，遂多次上书朝廷乞请训练新军。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犯乐清、瑞安、临海，继光因为道路险阻，援救不及，朝廷并无降罪于他。寻会俞大猷部，合围汪直余党于岑港，倭负隅顽抗，久不克，继光受到免除官职之处分，戴罪讨倭，已而倭遁入海。另一支倭寇又焚掠台州，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劾继光无功，且通番（倭寇）。方欲问罪，旋以平汪直功，官复原职。人言其善用寡已，又曰善用众已，又曰善用败已，则曰善用胜。
  三、选兵择将 严格治军
  继光改守宁海、绍兴、台州三郡。至浙，见卫所官军不习战，而金华、义乌民俗称剽悍，特募浙西壮丁三千人，严格训练，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曰戚家新兵。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曰鸳鸯阵，审步伐便利，其主张“水战火第一”思想，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继光因鉴于当时倭寇之中，假倭多於真倭，且多渗透於部队里面，良莠不齐，内奸难辨，为了严防倭谍之刺探情报，制敌机先，故其行车以绝对守密及迅速快捷为两大原则。在保密方面，严禁以文字，书面传递消息，训练特殊任务人员，一切均采用手势、隐语，诗句为接头暗号，以防泄露军机；在迅速方面，办法有二：其一是行军时以随带干粮为主，尽量减少在战地生火炊饭，以节约时间，避免暴露目标，并防止敌人之偷袭。同时，继光又发明了一种干粮（后人称为“光饼”）以面粉调制烘焙，甜淡不一，其大小直径约二寸半，四周圆形，中心稀薄而有小孔，便于贯穿用绳索一个一个串连起来，套带在身上，随时可以供吃。其二是构想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飞速行军计划，因为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军旅的行动，仅靠步行。继光命令每一士兵，下腿各裹以特制沙布，里面夹缝套进细沙，重量约四市斤，因此士兵们走路时相当迟缓，呆笨，蹒跚而行。但到了追近敌人阵地时，则一声令下，包裹全部脱掉，士兵们顿时感觉轻松，行走迅疾如飞。同时并发明配制了新武器——鸟铳，以加强攻击力量，这样一来往往使敌人无法估计，预料对方之行程，且疑为天上神兵突然飞降，猝不及防，难以抗御而招致聚歼的结果。继光用兵的诡奇如此，故所至破竹，攻战常胜，令倭寇望尘莫及，“戚家军”名闻天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初十，倭寇千余人在莆田三江口登陆，焚掠新桥头，涵江、镇前、洋尾等地，此为倭寇莆第五次。十四日直逼郡城，“三一教”创立者林兆恩（字懋勋）告诸缙绅，以酬金二千两邀过境麻阳兵御倭。嘉靖三十八年（1559），继光任台州、金华、严州三郡参将，屯驻海门卫。其撰《铁马》诗云：“一簇敲风百炼成，中宵惊起玉关情。总然用尽檐前力，应是无心为利名。”当继光离开海门之后，邑人为纪念这位为国靖海卫士的抗倭功绩，特地于城隍庙驻兵处建成一座戚公祠，奉祀戚公。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倭寇千余人由兴化往天马山陂屯宿溪前、马山等地，为倭寇莆第六次。六月，倭扰平海，平海卫官军击之于峰头澳，又败倭于野马外洋。
  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在浙江按察司副使谭纶（字子理）节制下，继光统兵驰援台州。五月，继光一举歼灭入侵桃渚倭寇。继光撰《马上作》诗云：“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此诗将其一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志向表达得淋漓尽致。嘉靖四十年（1561），倭犯桃渚、头，继光急趋宁海，扼桃渚，败倭于龙山，追至雁门岭。倭遁去，乘虚袭台州。继光手歼其魁，将倭之残余逼进瓜陵江，全溺死。而圻头倭复趋台州，继光邀击之仙居，道无脱者。先后九战皆捷，俘倭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数。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倭宁波、温州。浙东平，继光加俸禄三级。
  其时，闽、广倭寇流入江西，总督胡宗宪（字汝贞）调继光增援。九月二十八日，继光自浙统义乌兵万余到，投入平定福建倭患的战斗。夜未晓，即发兵行，号令严肃，以身先一，兵皆齐一，无敢缓者。甫至五指岭下，遇倭先锋，败之，直抵牛田，大破倭营，县奉牛酒犒之，余倭并走兴化。（见《福清县志》卷二十《遗篇》按《莆志》则云：“戚公于四十一年（1562）来”。）戚继光首先整顿，纪律，刚一开始整顿，就碰上一件棘手的事，有个军官，论辈分算是继光舅舅，竟然依仗自己是长辈，不听命令，继光想处分他，别人会说晚辈处罚长辈，无情无义；不处分吧，这整顿纪律怎么进行呢？号令不行怎么带兵呢？继光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当众给舅舅应有的处分，然后在当天晚上，以外甥的身份，把舅舅请来向他赔礼。舅舅被继光坦荡的胸怀和诚挚的态度感动了，当众给继光下跪，激动地说：“外甥，你执法如山，我以后再也不敢违抗命令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继光大公无私、不徇私情的行动，赢得了部下衷心的尊敬，一些不法军官再也不敢恣意妄为了。继光还浙江。自夏至冬，凡三寇，参将侯熙率漳南兵，都司白震率瑶兵来莆增援。漳兵多为倭间谍，谣兵与之相仇杀，放火烧南关，烟焰两日，是时莆田村镇残破，独芦浦乡勇能团结御倭，倭并力围之，村民告急城下，侯熙竟作壁上观，倭遂屠芦浦，水为赤。此为倭寇莆第七至九次。（见《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十四《异祥志》）
  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又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宁德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倭结大营其中，官兵不敢击，相守逾年。其新至者营牛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巡抚左都御史游震得莫之谁何。言官言倭毒闽且十岁，动众聚徒且十万，财力竭矣，当事凛凛莫谁何，闽中故属胡宗宪督抚请亟发督府兵，不然且不保。世宗如言官议，下令宗宪征剿。继光奉宗宪檄入闽，将新兵八千出浙，帑万金予之，使副使王春泽监其军，继光引其军从间道入福建。八月，破倭横屿绝岛中。横屿大捷，继光喜撰《凯歌》云：“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唯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戚家军以《凯歌》颂唱，更加激励自己的无穷斗志！九月，至福清，知县及父老请师期，继光曰：“吾兵疲，且休”。倭闻之不为备，继光督兵行三十里，黎明被倭巢，福清人尚未知师出也。倭退牛田，泥涂数里，以为官军不能至，继光下令人负一束，以草填地，大破之，倭赴江死者无计。余倭殊死去兴化，继光率军急追之。倭转据莆田县城南二十里林墩，四面阻水，通接海港。中惟古桥可渡。继光驰至江口，去倭三十里而壁，分遣张谏等率兵千六百人堵守宁海桥。甲子，继光观吴惟忠等潜由囊山寺间道抵兴化府，比入城，日已暮。夜半传铃蓐食，由东浦（当时曰清浦）、阳城至西洪村，月犹在天；令诸军坐待月落，乘暗逼巢。夜四鼓抵其栅，连破其六十余营，斩倭千数百级，余倭多溺死。有余倭绕阵后，后队数百人皆却，继光刃退缩哨兵刘武等以殉……平明，兴化人始知戚家军至，拥迎熙宁桥。继光领兵入城，市民争迎官军，如大宾贵客。林墩决战，为倭寇莆第十次。其时，继光年甫三十五，威震闽海，泽被莆阳。郡中士民具旗嶂行酒劳谢。
  继光乃旋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二百人，闽宿倭几尽。其时，汪道昆（字伯玉）以兵备副使部福清，操壶浆迎谓曰：“将军至此，不世之伐也，顾何不即此大创倭”？继光语道昆：“某此来非奉朝旨者，且饷则不足，公欲终完闽，可入浙见胡公（宗宪），公与游公（震得），虽与胡公同为乡旧，乃胡公重公重于游公，必得兵若饷。予眇然一夫，从公殉国矣。”继光至福州，饮至，勒石平远台，遂班师还浙江。《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六》云：“继光领金华兵来援兴化，次宏路驿，一夜巢之。兵无所犒赏，寻还浙江。”游震得如其计，遣道昆赴浙谒胡公，新倭继至。
  先是春正月，莆田城中大疫疠。三月八日至十三日，倭来犯。六月，倭复来，时屯蔡宅、杭头等村，塞城濠上流水。十一月，新倭四千余口来围郡城，兴化衣冠巨族，繁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钱寸帛皆在城中，食玉薪桂兼之，士民昼夜乘郡望救兵。兵备副使翁时器居城中，巽懦寡谋，游震得遣总兵刘显赴援，以兵少屯江口，不敢进。翁时器移文促之，刘显遣兵八人衣“天兵”之衣，持牒与时器，倭尽杀之，则衣“天兵”衣，诈为显遣，缒登城上。署守时器不辨，竟令守北门。外倭自四度岭梯北城，二十九日四更，莆田县城陷落，分守翁时器，参将毕高、通判李邦光俱遁去，而奚同知与卢训导被杀城中，民资库藏，搜劫无遗；公署、民居、祠宇、寺观，焚毁殆尽，邑人著名诗人陈昂（字云仲，自号白云先生）撰《城破领老妻逃入仙游胡岭》诗二首，其一诗云：“丧乱余生在，饥寒何所投。昼逃闻鬼哭，夜窜望仙游。有径风先惨，无山鸟肯留。老妻向天问，盗贼几时休？”其二诗云：“触目惊犹故，蓬茅伏自遮。扶行衣尽莿，衰削面如瓜，桥断深宜厉，途昏曲恐差。斜风飘细雨，啼杀未栖鸦。”
  倭据莆田城中，亲兵向导与之流连欢饮，城中士民死者枕藉，尸体腥秽不堪，疫疠并臻。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所到之处，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驱掠少壮，发掘塜墓，又将婴孩束之竿上，浇以沸汤，视其啼号，则拍手为乐。得孕妇，则预卜男女而后剖腹检视，以决定胜负，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因此到处积尸如山。”妇女宁死不辱，或自经、或投水、或阖户自焚、或洞胸折胫、或断舌割乳、或生焚钉壁、或吸毒吞金……邑人南京户部主事、史学家柯维骐（字奇纯）《壬戌秋读林侍御润安闽疏》云：“海疆昔无虞，击壤自怡悦。老来事多违，岛寇岁侵轶。兹春历夏秋，愈觉势撇烈。邑中鸡犬村，尽化豺虎穴。杀人积如山，沟渠日流血。逃者屋庐焚，赎者膏髓竭。耕夫与红女，生生望已绝。万口纷哀鸣，半菽不得啜。怨咨干天和，只恐无遗孑。柱史贾生俦，感时倍呜咽。力振此邦人，一疏陈曲折。宽逋兼简兵，当宁叹剀切。人谓今司徒，如古稷与卨。将无善调停，征需罢骚屑。司马文且武，两省曾授钺。部曲协壮猷，百战靖全浙。旦夕闽父老，壶浆候旌节。竚望阳春回，枯木再萌蘖。河汉天上来，洗却氛祲灭。无劳握粟卜，解我心郁结。”维骐所述，亦在倭入莆屠城之前所为，读者可知城遭倭陷之惨烈。
  邑人工部侍郎黄廷用（字汝行）家居，年已六十四，被俘至平海岐头，其撰《岐头楼上》诗云：“海角岐头城已破，夜行十里寄山楼，伤心滚滚东流上，无数新尸水乱浮。”其《简赵大洲书》云：“居第被焚，家无长物。”（按：即黄廷用府第“冬卿旧第”）又《赠月潭山人叙》：“室庐煨烬，道路蓬蒿。”又《与某》云：“今家中被倭难，延热一空，文稿无存。”倭在城中留两月，破平海卫，以其为据点。《戚少保年谱》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癸亥，正月二十九，倭以城内腥秽不堪，货贿已竭，弃城南去，陷崎头堡与平海城。盖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陷城，至是始去，据城足两月。”
  四、为国靖海 功昭日月
  初，兴化告急，世宗已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继光副之。及莆城陷，刘显军少，壁城下不敢击，大猷不欲攻，需大军合以困之。而今兴化事闻，世宗十分震怒，罢游震得，并逮捕翁时器、毕高、李邦光，俱谪戍，乃用谭纶为巡抚都御史，而以继光为副总兵，镇守福建。其时总督胡宗宪受闽粤地方人士攻讦不已，被罢官，逮京讯办。继其任者巡抚赵炳然（字子晦）见汪道昆自闽至，慨然资遣，命令继光携万兵兼程入闽。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新倭日增，据平海卫，继光率中路军昼夜兼程。四月十八日，宿江口峰头墩，直趋平海，与右路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左路广东总兵刘显协力作战，昧爽薄倭巢。继光先登，左右军继之，遇倭骑二千，明军飞炬标铅，马惊倭退；复以短兵相接，逾时倭大溃，明军追至许厝，倭尽陷巢中，擒杀二千四百五十一级，释倭所俘男女三千余人；所获财物悉以赏冲锋，恤阵亡。越二日，凯旋。事定后积倭骸成丘，谭纶向朝廷报功，继光居榜首，刘显、俞大猷次之。
  工部侍郎黄廷用获释，其撰《颂戚南塘平寇》诗云：“六月兴师下八闽，功收三载捷如神。威严令甲从来旧，血染征袍到处新。武略一朝成雨露，勋名千古挂麒麟。知君不愿封侯事，自许丹衷报国真。”其《奉南塘戚公》云：“十三日，贼闻公兵将至，即起营放舟。幸而残躯得归。某命蹇，五阅月被执营中，惊恐万状，无复生全之望。非仗公之庇，安得再晤？往岁大捷，倭贼继至，阖郡诸公以书请，再屈一行，而节钺面北矣！使公来，岂使赤子涂炭至此哉！虚张之人，可与共事，公文武全才，成拨乱反正之大功，麒麟挂名，古所稀奇。某与公为同志之交，自附知已，别后话言不敢忘，承委大笔，尚未塞白拙轴，并余天池手卷，俱付煨烬。家中无余物，此惟可与公道之。”
  邑人南京刑部、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林云同（字汝雨）《赠戚少保》诗云：“铜柱天南将略奇，凉风肃肃动牙旗，边疆列阵驱云鸟，海国长城集虎貔。绾玉官高功更懋，图形庙在众何私。巨鲸微蜮遙争遁，已说威名绝岛知。”邑人官南京户部郎中徐观澜（字道本）《寄怀戚元敬将军》诗云：“天北雁书久不传，遥怜虎帐坐筹边。别来转甚步兵瘦，梦里时时到酒泉。”邑人陈昂撰《闻戚将军至领老妻从万山中往镡州赋》二首：“未必妖星坠，应怜瘴岭迷。支撑寻鸟道，曲折步渔溪。时事多无据，音书少有题。十年群盗剧，窜伏泪长啼。”“元帅闻将至，七闽徯后秋。欲回上帝怒，先复匹夫仇。献馘鲸波上，招魂剑水头。残生留眼看，平复旧神州。”邑人工部尚书康大和（字原中）刚致仕，时避乱江苏太仑。闻戚将军入莆平倭，遂撰《倭平返乡》诗云：“白发多情催我志，青山无地是吾家。庭堆白骨人踪少，鬼哭荒村日色昏。燕子不知旧垒破，呢喃犹向故园归。”世宗诏令戚继光、刘显、俞大猷入京，在郊庙行告谢大礼，大张旗鼓地犒赏功臣。继光以平定横屿倭寇之功，进署都督佥事，及是进都督同知，世荫千户，遂代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
  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七日，倭寇二万多人，驭船六十八艘，从莆田东沙登岸进犯仙邑，围攻县城，知县陈大有、典史陈贤、巡检段功率县城内士卒守城待援。继光偕巡抚谭纶来救，谭纶军俞潭，继光军沙园，谓倭张势，宜缓师以懈之。先遣守备胡守仁等屯本里之铁山（即鸡子城），据险与倭相峙，以分其势。继光乃轻骑移扎石马，倭见援兵未至，遂大肆攻击。十二月初六日，倭用竹梯环倚城墙，发起猛攻，游兵李以仁等殊死冲出城外，焚倭云梯，逼倭暂撤。当夜，继光遣哨官高太平等领几百名精锐，从北门间道缒入城内协防。十二月二十五日，戍闽义乌兵近万人迅速南下，经永泰梧塘尾及仙游游洋，直达新岭，与戚继光会师。继光能将数万人若一人，而胆肝之，而无论用众已，所遣将，或不幸以败告，其治兵益自如，自利瑕衅，误敌使懈，而阴鼓我气骤闘之，故其胜也，又为常端。继光“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收全捷。”倭弃吕公车，被戮千余，释被俘男女三千余人。其题《登塔斗山》诗云：“幽径层层草树遮，山亭高望隔烟霞，攀跻到处同回首，万户千村总一家。”（按：此诗为仙游围解，继光离仙邑前夕，登塔斗山所作。）
  嘉靖四十三年（1564），继光又追败倭之王仓坪，斩倭数百级，余多坠崖谷死。存者数千弃据漳浦蔡丕岭。继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缘崖上，又俘斩数百人，余倭遂掠渔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宁，继光督参将李超等击败之，乘胜追击永宁倭，斩首三百有奇。嘉靖四十四年（1565）二月，降贼吴平复叛，继光寻与俞大猷合击吴平于南澳，斩俘万五千人，平余孽之未下者。靖海抗倭，继光战功最著，其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立见除扫矣，英名更出大猷之上。朝廷为表彰戚继光的抗倭功绩，特诏令登州府立“母子节孝坊”和“父子总督坊”，分别褒扬阎氏及子戚景通，戚景通及子戚继光。“父子总督坊”牌坊上额书“诰赠骠骑将军护国都指挥使前总督山东备倭戚景通。”下额书“镇守浙福江郴桂总兵都督同知前总督备倭戚继光。”赐建戚家府第，坐北朝南，五间九架。府第由前院、正院、寝院、孟诸书屋、偏院、望云楼、后花园等部分组成，极显明代砖木结构建筑风格。
  隆庆元年（1567），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为神机营副将。会谭纶督师辽、蓟、乃集步兵三万，征浙兵三千，请专属继光训练，穆宗可之。十二月，继光离开福建，其游武夷山之九曲溪口，《题万年宫壁》诗云：“一剑横空星斗寒，甫随平虏复征蛮。他年觅取封侯印，愿向君王换此山”。
  隆庆二年（1568）五月，朝廷命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至镇，继光上疏曰：“蓟门之兵，虽多亦少。其原有七。营军不习戎事，而好未技，壮者役门将，老弱仅充伍，一也。边塞逶迤，绝鲜邮置，使客络绎，日事将迎，参将为驿使，营垒皆传舍，二也。寇至，则调遣无法，远道赴期，卒毙马僵，三也。守塞之卒约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临阵马军不用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军心离，六也。乘障卒不择冲缓，备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边备曷修”？又以“有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继光提出自己练兵的独到见解：“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继光又精辟分析蓟州地理形势，如其撰《蓟门雨霁》诗云：“阳光隐现塞天昏，一半山谷带雨痕。新水乱浸黄草岸，残烟淡衬绿杨村。胡收野马休南牧，汉有雄师在北门。筹国莫矜无战伐，闻看游骑猎秋屯。”得出“寇入平原，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愿更予臣浙东杀手、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壮士，足马军五支，步军十支，专听臣训练，军中所需，随宜取给，臣不胜至愿。”
  其时，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字叔大）入阁参与机要政务，他大胆地任用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信而任之”，因此“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如居正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等人都大显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军事才华。此时继光年四十，风华正茂，其撰《辛末除夕》诗云：“四指回杓犹障塞，颠毛如许怯簪冠。惊心岁月愁仍在，回首风尘梦已阑。百战劳销千口集，万金散尽几人欢。燕然北望空弹剑，马革寻常片石难。”继光上疏深得穆宗与居正的高度赏识。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后，内阁首辅张居正大力支持，继光上任后强烈要求改革蓟州军制的想法，得到实施。短短几年里，继光整编防区，训练新军，一切均按其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使他的军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在整顿边防的过程中，张居正与戚继光私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而诚挚的友谊。
  朝廷章下兵部，言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散，诸将多观望，宜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乃命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而浙兵止弗调。隆庆三年（1569），录破盗贼吴平有功者，继光进右都督。其督军巡视边防，撰《登盘山绝顶》诗云：“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按：盘山坐落于天津市蓟县之西北，又名盘龙山。）
  隆庆四年（1570），继光请设武学，于帅府止止堂向所部将校讲授韬略、将艺和治军用兵之道。隆庆五年（1571），写成《练兵实纪》，主张练兵之要在先练将，强调将官必须进行德、才、识、艺修养，倡办武庠，从实践中锻炼、造就精通韬略的良将。其撰《韬钤深处》诗云：“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呼尊来揖客，挥尘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二百座。然边卒未强，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会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下大雨，自朝至日昃，树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继光“图上方略，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守。”督抚上其议，居正许之。隆庆五年（1571）秋，筑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穆宗诏予继光世荫，赉（赏赐）银币。隆庆六年（1572），继光建辎重营三座，又创车战营六座，造战车一一零九辆，分布密云、建昌。冬十月，集车步骑军约十万人于长城边进行实兵对抗演习七天，又校阅多日，为古代练兵史上颇具规模之壮举。
  当时，蒙古俺答往来朝贡，宣府、大同以西烽火寂然。惟小王子后裔土蛮拥兵十万，与颜狐独及长昂勾结，时叛时服。神宗万历元年（1573）春，二寇来犯，索赏不得，大肆杀掠，到边境打猎，以引诱挑衅明军。继光掩击，斩获颇多。万历二年（1574），狐独逼其弟长秃进犯，继光逐得之，二寇率部长族亲三百人叩关请罪，乞继光赦长秃免死，继光及总督刘应节（字子和）议受其降，释长秃，许通贡如故。继光在蓟镇守，寇莫敢再犯。
  万历三年（1575），继光以守边功，进左都督。其撰《万历乙亥秋九月同诸将再登太平南山有作》：“把酒重登塞上台，匡时君等亦雄哉！云连雉堞秋逾静，月照机丝夜可哀。何日信眉容我去，百年开口几人来？还为国步推豪俊，誓向祁连勒马回。”继光增建敌台，分所部十二区为三协，协置副将一人，分练士马。炒蛮入犯，总兵汤克宽战死，继光被劾，不罪。土蛮犯辽东，继光领兵急赴，偕辽军拒退之。其撰《出塞》诗云：“郁葱千里绿阴肥，涧水萦纡一径微。鱼未惊钩闻鼓出，鸟因幽谷傍人飞。江南塞北何相似，并郡桑乾总未归。惆怅十年成底事，独将羸马立斜晖。”其以征辽有功，加太子太保，录功再加太子少保，且在以后的考核中，屡受嘉奖。继光乃名将也，起裨校，屡迁到大都督，佩两印，跨制三道，大小数十百战，所杀倭虏万计，威震四方，光耀中华。
  其时，南北名将马芳（字德馨）镇宣府、大同、进总兵官、为帅十余年，身历大小百十战，受数十创，屡败俺答，战功为一时将帅之冠，以疾卒。左都督俞大猷亦于万历八年（1580）病故。独继光与镇守辽东之太傅李成梁（字汝契）健在，成梁镇辽东二十二年，被人们誉为“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位尊权重，声望威震中外。然继光所镇蓟门固守，敌无由入，尽转而攻辽东，但成梁擅战功，仍保持辽左之平静。继光常备不懈，励精图治，在蓟十六年间，边防守备井井有条，蓟州太平安定。其撰《行边述》诗云：“花事蹉跎候雁催，江南三月送春回。蓟门桃李应何限，岁岁不知春去来。”这之前，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始，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都以获罪去职，只有继光例外。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叙之至此，应当着重指出的是，继光能安心镇守蓟州，亦赖当国大臣徐玠（字子升）、高拱（字肃卿）、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尤其是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在其主持下，殚精竭虑，不懈努力，才扭转了明朝长期以来边防败坏的局面，战守力量日益增强，蒙古犯边逐年减少。居正通过重用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将帅戚继光、李成梁，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为难的人，辄徙去之。如督抚谭纶、刑部尚书刘应节，兵部尚书梁梦龙（字乾吉）辈，咸与继光友善，动无制肘，故继光无后顾之忧，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五、将星陨落 举国同悲
  万历十年（1582）六月，宰辅居正自知行将不起，疏乞致仕归江陵故土，神宗不允。六月二十日晨，居正病危，神崇亲临张府探望居正，曰：
  “先生功大，朕无可酬，只是今后多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居正卒，年五十八，赠上柱国，谥文忠。时隔半年，居正尸骨未寒，神宗诏夺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查抄了张府，张家十余口活活饿死，仅留空宅一间供居正八旬老母居住。此举可谓神宗对身兼严师和首辅的张居正“威柄震主”的最大报复，对于“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的一代将星戚继光来说，受到株连，大遭其殃也是难免的。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继光悒悒不得志，勉强一赴。“自隆庆戊辰（1568）南塘戚公实来蓟，时总督者二华谭公也，至万历壬午（1582）一十五年，胡尘不耸，民享生全极矣。乃论戚者，谓不宜于北，竟徙岭南。嗟夫！宜与不宜，岂难辨哉！……江陵枋国，谭、戚在边，边防修举，北虏帖服，此何时也。江陵殁，谭、戚败，边防隤废，日甚一日，而国势亦从之鱼烂瓦解，驯致今日，继江陵而为政者，岂能不任其责乎？”（见陈第《塞外烧荒行》）
  万历十一年（1583），继光谢病，其撰《督兵过潮州渡》诗云：“汗血炎方七见春，又随残月渡江津，行藏莫遣沙鸥识，一片浮云是此身。”少保部将连江陈第有诗云：“谭今已死戚复南，边境危疑虑叵测，论者不引今昔观，纷纷搜摘臣滋惑。”给事中张希皋等劾继光，罢职归。继光过吴门，角巾布袍，偕二三文士，携手徒步，人莫知为故将军也。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傅光宅（字伯俊）疏荐戚继光，反夺俸，坐事改行人司正。万历十五年（1587），少保病，至不能庀医药。十二月八日，继光顑頷（食不饱而面黄肌瘦）而卒，终年六十岁。一代将星陨落，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举国同悲，“泻此长江流，终难罄吾泪”。八闽大地，謠颂曰：“戚我爷，戚我爷，爷未来兮咨嗟，爷既来兮，凶妖荡尽，草木生芽，欲报之德，昊天无涯。愿爷孙子绳绳兮，为公为侯，永定国家”。（见《戚少保年谱耆编》）
  继光逝世，诤友兵部左侍郎汪道昆为撰《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为撰《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兵部尚书谭纶生前其尝疏云：“戚继光鞠躬尽瘁，用兵如神，驭众而分数愈明，取胜而机事益密。批亢捣虚，彼丑畏之如虎；除凶雪耻，斯民望之如云。全师奏凯，兵不留行；一战成功，贼无噍类。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李邦珍上疏云：戚继光“智兼万敌，勇冠三军……挥戈四出，收捷万全。诚为旷世之奇勋，无忝明时之良将。”朝廷颁布祭文曰：“皇帝遣官致祭于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戚某曰：惟尔夙谙韬钤，载扬斧钺，崎岖经乎百战，名重三朝；智略迈于万人，勋垂奕世。南海歼倭，筑鲸鲵于京观；北门防虏，壮虎豹于燕关。报主怀裹革之忠，驭下多挟纩之惠，予方推毂，尔适乞体，胡遽沦亡，可胜痛悼，特优宠恤，爰报武功，灵爽若存，洪休攸服。”
  全国百姓感恩悲怀，纷纷以各种方法方式来悼念缅怀戚大元戎，凡是戚公在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北京、广东等地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祀祠、塑像、碑刻、亭楼、馆舍等难以数计。如福州于山戚公祠、莆阳城内的建生祠、黄石林墩南塘湖畔戚公祠（今林墩戚继光纪念馆）国史黄东崖在祠内楹柱题句云：“元戎两度扫妖氛，不惜发肤殊死战；父老，千秋严伏腊，犹思离乱得生还。”黄石水南塔山北辰宫戚公祠、戚公井、江口镇的惠得祠、涵江功德祠、涵东村埔尾四元祠、莆禧城戚继光塑像、仙游崇勋祠之称师族焉！亦无敢抵齿于我禳苴孙子者也！然两家区区在二国时，独以解燕罢晋破楚耳！若非今之疆倭转寇东南，数省殆遍。唯公（继光）建大旗鼓，扫清海上大小百战，无不奇捷，遂壮大皇朝之气而遥制江广，使诸偏裨得贾余勇填荡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实为伟之，想见其为人也！辱示新刻，观公行事，所设施者闳廓深远。不佞虽未能意其义，恐即司马法十三篇不能过也！足下起闾伍之中，而弱冠登坛，海上之役，筹策明矣！是书也，政自论其行事所既施设者，尤非悬度，此何以让穰苴孙子哉！窃闻绥履，盖在吉甫宴喜之秋，与汪中丞（道昆）雅歌相和，而王元美（世贞）雄才篇章交映，是为质有其文武焉”！攀龙谓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为“百代谈兵之祖”，在世界军事科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而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遂使其堪与孙武相媲美！攀龙其撰《与戚元戎》书云：“然则天下注意于我公，而圣天子倚重之者，当奈何元已，则所谓宁置其身于铄金销骨之乡，不枉其道以求悦，以求事立云，尔斯大忠之定谊矣！我公既在久之，将习服则自求练卒，卒习善则自求利器，况志乎报主者多其人之为可恃也！防秋别议，闻已有成命，是又我公之扬韬敷略之时也！边陲幸甚，里闬宠光在此举矣！”（见《沧溟集》卷二十八《书》）
  继光在镇守蓟州间，修城筑堡，分路设防，有力地抵御俺答蒙古兵的入侵，并在实战中认真总结血的教训，撰成《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成为受人推崇的军事名著，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百世者也。《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中的两部，它泽被后昆。如袁崇焕（字元素）、史可法（字宪之）、郑成功（字明俨）、施琅（字琢公）、林则徐（字元抚），左宗棠（字季高）、毛泽东（字润之）、蒋中正（字瑞元、号介石）这些军事家都曾经反复研读过戚氏两大兵书，受其影响很大。少保生平方，略，欲自见于西北者，十未展其一二，故其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君子读而悲其志焉。少保诗文有《止止堂集》五卷存世。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九子部十·兵家类存目载：“《纪效新书》十八卷，明戚继光撰……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其官浙江参将时前后分防宁波、绍兴、台州、金华、严州诸处练兵备倭时作。首为《申请训练公移》三篇，……其下十八篇：曰《束伍》、曰《职令》、曰《谕兵》、曰《法禁》、曰《比较》、曰《行营》、曰《操练》、曰《出征》、曰《长兵》、曰《牌筅》、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经》、曰《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图而为之说，皆阅历有验之言，故曰《纪效》。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盖宣谕军众，非如是则不晓耳。……第四篇中一条云：‘若犯军令，便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厥后意以临阵回顾，斩其子。可谓不愧所言矣，宜其所向有功也。”（按：戚继光斩子，数百年来在闽浙流传甚广。如莆仙戏《戚继光斩子》考继光正房王夫人，仅生一女，早夭，后无子嗣，并无长子戚印其人。继光，在军中所纳小妾陈氏、沈氏、杨氏三人所育五个儿子，继光抗倭之时，尚在襁褓之中，未然长大。故继光斩子，实无其事，仍后人欲突出其军令如山而演绎出子虚乌有之事。）
  又载：“《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明戚继光撰。考隆庆二年（1568），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至镇，上疏请浙东杀手，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士马军五支，步军十支，专听训练。此书乃载其练兵实效。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其附载《杂集》，一储练通论，二将官到任。三登坛口援，四军器制解，五车步骑解。盖继光为将，精于训练，临阵则飚发电举，当世称为‘戚家军’。今以此书考其守边事迹，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继光初到镇疏云：‘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此书曰《实纪》，证实用也。……是书成于隆庆五年（1571）辛末矣。……此本题曰《练兵实纪》与史不同。或史偶误一字欤？”（按：《明史》载《练兵纪实》，仅一字之差。）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子部十·兵家类存目载：“《武备新书》十四卷，旧本题明戚继光撰。与继光《纪效新书》大同小异，仍冠以继光《纪效新书序》。其《手足篇》中火器诸图下，题曰‘崇祯庚午（1630）仲秋，羽南彭翔谨录秘藏。’考继光卒于万历丁亥（1587），则必非继光手著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八集部三十一·别集类存目五载：“《止止堂集》五卷，明戚继光撰。继光有《练兵实纪》已著录。《千顷堂书目》载继光《止止堂集》，无卷数。又《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一卷。今此本《横槊稿》三卷，《愚愚稿》则多一卷，篇首总题《止止堂集》。前有万历二年（1574）工部尚书郭朝宾序，而集中有万历庚辰（1580）纪年，在朝宾作序之后，盖又尝续有增益。……继光以平倭功，当时推为良将。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最难破解“密电码”由戚继光发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密码的国家。而最难破解的“密电码”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反切注音方法出现于东汉末年（220），是用两个字为另一个字注音，碑记、枫亭戚继光平倭记功碑等。邑人明广东按察副使余飏（字赓之）《拜戚少保祠》诗云：“当年一族下闽疆，歼绝倭酋罢战场。父老今犹谈闘伐，春秋时复奠蒸尝。铜龙鳞甲苍苔落，画壁虫蛇碧草荒。几度啼鸦飞绕树，岩嶤古庙焕山阳。”清代翰林检讨尤侗（字同人）谒戚继光祠，其撰《吊南塘》诗云：“副将军，在南塘，杀倭全用鸳鸯阵。大将军，在蓟门，阅兵争跳龙虎屯。结发从戎无不可，筹边更重北门锁。万里长城背朔方，伏波只看飞鸢堕。江陵已没二华亡，依剑悲歌古战场。白袷角巾归第日，路人谁识戚南塘。惟有白头旧部曲，西风落日叹烧荒。”可以断言，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著名的军事家发挥过像戚继光这样的历史作用，一代将星戚继光的出现，他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无比自豪和骄傲！
  戚氏望族传至戚景通，生三子：长子继光，次子继美，三子继明。继美中武科，任狼山总兵，升贵州总兵，遂居黔中。继明为庠生，以子金贵，赠总兵官，左都督。继光年十八，娶“万户南溪王将军栋女”王氏，王夫人悍而无子。继光年三十六，娶妾沈氏，逾年，又娶妾陈氏。继光年四十八，再娶妾杨氏。其晚年尝撰《孝思祠祝文》云：“今有五子一侄，率承烝（冬祭）尝。”长子祚国，次子安国、三子昌国，为陈氏所生。祚国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升济南掌印都司；安国荫锦衣卫指挥；昌国中乙未武举，荫锦衣卫指挥，都督府都督同知，赠骠骑将军。四子报国，为沈氏所生，禀生，荫锦衣卫百户，赠骠骑将军。五子兴国，为杨氏所生，庠生，荫锦衣卫指挥佥事，赠昭勇将军。戚家兄弟身上，闪烁着其父传统士大夫为民效命，不避嚆矢的优秀品格，融注着中华民族抵抗外侮，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万历未，朝廷赐谥“武毅”。
  六、兵书传世 泽被后昆
  戚继光结发从戎，弱冠登坛，戎马一生，关间百战，绥靖闽浙，功在东南，掌京营日，建议更制练兵，长驱出塞，踵文皇三犁之绩，收百世挞伐之利。少保少折节为儒，通晓经术，军中篝火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山临海，缓带赋诗。少保注重练兵，尤善育将，严明纪律，赏罚分明，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戚家军，创立攻守兼备之鸳鸯阵，灵活巧妙地打击倭寇。少保一生致力于治理边防，所以对练兵、治械、阵图、辎重给养、医护等都有前所未有的独到创见，其在浙江，则著有《纪效新书》十八卷，《武备新书》十四卷。
  山东历城之李攀龙（字于鳞），官河南按察使，其撰《报戚都督》云：“维齐在昔，盖多名将云，士之谈境土之盛者，至我尼父莫敢抵齿固矣！犹取上字的声母和下字的韵母，“切”出另外一个字的读音。“反切码”就是在这种反切拼音基础上发明的，发明人是著名的抗倭将领、军事家戚继光。戚继光还专门编了两首诗歌，作为“密码本”：一首是：“柳边求气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另一首是：“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
  这两首诗歌是反切码全部秘密所在。取前一首中的前15个字的声母，依次分别编号1到15；取后一首36字韵母，顺序编号1到36，再将当时字音的八种声调，也按顺序编上号码1到8，形成完整的“反切码”体系。使用方法是：如送回的情报上的密码有一串是5-25-2，对照声母编号5是“低”，韵母歌编号25是“西”，两字的声母和韵母合到一起了是di，对照声调是2，就可以切出“敌”字。戚继光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八音字义便览》，作为训练情报人员、通信兵的教材。（据《山西晚报》）
  “开卷神游千载上，垂篇心在万山中。”此为山东蓬莱戚继光纪念馆厅堂所书楹联，其生平事迹可见《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列传第一百、《太函集》《沧溟集》卷二十八、《止止堂集》《戚少保奏议》《戚少保年谱耆编》《筹海图编》《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新书》《嘉靖东南平倭录》《谭襄敏奏议》《正气堂集》《韬钤续篇》《戚氏族谱》《戚少保年谱》《登州府志》《蓬莱县志》《献征录》卷一零六、《闽书》卷三、卷五、《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少村漫稿》《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九、卷一百、卷一百七十八、《莆风清簌集》卷二十五、卷二十六、《续莆阳比事》卷八、《全闽诗》卷十二、《列朝诗集》丁集第十一、《福建通志》卷六十三、《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十二、《闽中纪胜》《莆田县简志》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中国通史·明史》第八卷第二章、《中国皇帝全传》《中国宰相全传》《中国将帅全传》《泉州府志》海防、《福清县志》卷十八、卷二十、《莆田市志》卷四十四、《仙游县志》第二十六篇、《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明朝十讲》《中国名人百传》《戚继光志》、长篇传记文学《戚继光》《兴化文献选辑》《戚继光小传》《谭纶评传》《福建通史·明清》。
  （摘自黄祖绪著《壶山门第》第二集）
  《止止堂集》总序
  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在东南沿海抗倭十余年，扫平了为虐沿海多年的倭寇，保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保卫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汉蒙民族的和平发展；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报朝廷的奏疏和条议，从而丰富了祖国的兵学宝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促进了我国冷兵器向火器的过渡；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陆装备优于敌人；他富有创造性地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我国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至今仍具有极强的研究和观赏价值。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军事家中，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又有杰出的军事著作流传后世，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戚继光。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传统，明以前的民族英雄是国内各民族自己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是反对海外异族入侵的民族英雄。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小刻苦读书，积极上进，立志报效国家。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袭祖职，任登州卫佥事，管理登州卫的屯田事务，他大刀阔斧地革除积弊，深受士兵拥护。嘉靖二十五年（1546），他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著名爱国诗句，表达了他卫国保民的决心。初出茅庐的戚继光，小小年纪就显现出强烈的报国信念和军事天才。
  嘉靖三十一年（1552），日本诸侯（大名）支持的海盗商人、武士、浪人利用汉奸，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南沿海地区。他们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掳三光政策，沿海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进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备倭。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二十八岁的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书。第二年，担任宁绍台参将，负责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广大地区的御倭重任。在其初期，并不顺利。原因是当时明军将帅腐败无能，兵无斗志。戚继光虽然多次击败入侵的倭寇，但卫所的军队并不能打硬仗。在岑港战役时，因久攻不下，戚继光被撤职。他接受教训，决心亲自招募新兵，进行训练。
  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到义乌招募矿工和农民四千多人，以鸳鸯阵为基本战斗队形编组成军，配备能攻能守的兵器。他对这支军队进行了耳、目、手、足、心以及营阵的全面训练。练耳目，是使士兵绝对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练手足，是使士兵体格健壮，武艺精强；练心，是使士兵亲附将领，士气高昂，勇敢作战；练营阵，是使士兵熟悉阵法，密切协同，共同对敌。经过一年多的训练，这支军队成了一支技术精，战术强，有纪律，听指挥，万众一心，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他把训练士兵的条款，汇集成册，这就是《纪效新书》。因擒获王直有功，戚继光恢复原职，并调任台金严参将，负责台州、金华、严州三府的防倭重任。从此开始，“戚家军”在抗倭中战无不胜。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十二年，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广东，大小近百战，均获大胜，干净、彻底扫平倭寇，为人民、为国家立下不朽功勋。本丛书《戚继光大传》将详细地叙述各次战役的过程，这里只摘其要者，略加介绍。
  嘉靖四十年（1561）春，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率领亲自训练的“戚家军”，先后经过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俘斩倭寇一千余人，烧死和淹死的倭寇无数，救出被掳的中国百姓一万多人，彻底消灭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史称台州大捷。这一仗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
  浙江倭寇被消灭后，福建的倭患更加严重。整个福建，“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而宁德的横屿和福清的峰头则是倭寇的老巢。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半年，戚继光率本部兵六千人往援福建，取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大捷，歼敌五千多人，救出百姓四千多人。“戚家军”的威名又在福建传颂开来，而倭寇更畏“戚家军”如虎。
  戚继光离开福建后，倭寇再次猖狂起来，占领了兴化、寿宁、政和等地。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二月，戚继光升任副总兵，第二年三月重返福建，先后进行了平海卫战役、仙游战役、同安县的王仓坪战役和漳浦县的蔡丕岭战役。从此，盘据福建的倭寇被歼灭殆尽。侵扰福建沿海多年的倭患，经过戚继光统领的“戚家军”不到两年的英勇战斗就被平息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戚继光升任总兵官，镇守福建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地方。
  倭寇在福建难以立足，又转向广东。嘉靖四十四年（1565），戚继光率部进入广东南澳等地，与俞大猷部配合，歼灭了勾结倭寇的吴平，广东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了。
  戚继光从嘉靖三十四年到四十五年（1555-1566），在东南沿海战斗了十二个年头。他在战斗中大展才华，在战斗中成长，从署都指挥佥事、参将升到署都督同知、总兵官；他练就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戚家军”，著名于当时，流芳于后世；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日渐成熟，策无遗算，战无不胜，消灭了多年来横行无忌的倭寇，解救了千千万万被掳去的百姓，保卫了东南沿海的锦绣河山，为保卫国家，保卫民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戚继光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将，抗倭的民族英雄。
  戚继光之所以能成为名将、民族英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有了这个根基，他的聪明才智才能尽情发挥出来，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奇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月，戚继光兼管惠州、潮州二府和伸威营军务，辖区扩大到广东和江西的部分地区，他上疏提出了十条措施，表明他要为这大半东南沿海的安宁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高扬文、陶琦主编《止止堂集》）
  抗敌歌
  中华立国五千年，黄帝子孙好名声。
  汉唐宋以来都体面，四夷朝贡尽虔诚。
  不想有一冤家头，讲哪一起目滓（眼泪）流。
  冤家就是日本狗，“骨”（被）害一国乱糟糟。
  倭奴蛮横无道理，扰“捺”（咱）中国明朝起。
  凶顽海贼爬上坡，山东直到莆田止。
  倭寇入城就行凶，杀人放火满城冲。
  戚继光带兵“一卧到（一且到），倭贼给惊无处跑。
  “弄总”（总计）杀有大数千，死贼有如许（那）死狗。
  林龙江好心去收尸，埋落土墩无延迟。
  大家渐渐搬回城，果然重见太平时。
  无期明朝变满清，也就无人想报仇。
  “容狗”（纵容）一定“容”上灶，此贼不除祸不休。
  我国有一叫琉球，大“涨”贼仔伊“目周”。（他眼睛）
  明治手头给抢去，清朝一概“密立洲”。（不讲话）……
  翁同和主战是无错，李鸿章议和给人骂。
  渤海舰队散完完，“会灾”（那知）海军无一国（意即无用）
  李鸿章议和届天津，割去旅顺兼赔钱。
  这回国耻“那赵记”（咱该记），正是光绪甲午年。
  光绪三十甲辰春，日俄相打乱纷纷。
  两组水牛对老虎，“那”（只）亏东三省遭了瘟。
  输赢实在无“该再”（实现），日本会赢俄会败。
  容许贼仔“黄成心”（藏祸心），“不”（要）想吞并许（哪）世界。
  朝鲜实在也该败，亲华亲日分两派。
  日本乘机派兵去，驱逐“那厝”（我国）袁世凯。
  朝鲜王不通又不通，宣布独立喜苍苍。
  给（被）骗独立无“非”（不太久）久，宣统二年朝鲜亡。
  “倭古”大夫“倭古”毒，假意设立满洲国。
  溥仪（矮子）给（被）骗做傀儡，空名皇帝办无“卧”（无能）。
  民族英雄蔡将军，军队名叫十九军。
  上海抗战那么久，英雄无比天下闻。
  一黄土格一黄浆，无四无五来“起桥”。
  今年（行）七月初七夜，战事发生卢沟桥。
  此贼胆大想吞天，北平“拿”了“拿”天津。
  收拾汉奸做走狗，假借自治好名声。
  第一不买日本货，第二汉奸“黄贪”（不要）做。
  第三捐钱捐背心，安慰前方许战士。
  注：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激起全国军民的愤怒，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作者同仇敌慨，以莆田方言创作《抗敌歌》。这首歌长达数百句，基本上每句七字，通篇押韵，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不胫而走，连瞎子也敲梆鼓沿街演唱。这首歌先叙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抗倭历史，后重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侵占我大片国土，杀害我同胞，肆意掠夺，蹂躏我大好河山的滔天罪行，结尾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此歌曾在闽中广为流传，但因年月经久，原稿散佚、今仅据几位古稀老人回忆、记录一小部分于此。
  （摘自《宋仁陶遗集》）
  郁达夫谒戚公祠，其撰《满江红》词：“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至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
  经纬撰《游戚继光镇府旧址》诗云：“良将从来镇边陲，雄师傲立有余威。金戈铁马传佳话，犹见长城鸿鹄飞。”
  （摘自《戚继光志》）
  启功撰《题黄崖关长城遗迹》诗云：“黄崖关口势峥嵘，名胜昭垂史册青。不朽元戎威元敬，千秋硕画仰干城。”
  （摘自《戚继光志》）
  柳倩撰《戚继光水城》诗云：“志在防倭建水城，依山傍海练新军。门通战舰连千浪，船泊辽东锁万程。鱼寨宋兴边外患，炮台明立梦无痕。将军立马丹崖看，海市蜃楼属旧闻。”
  （摘自《戚继光志》）
  刘征撰《吊戚祠》诗云：“高贤祠庙没荒云，仙境丹崖彩饰新。千古蓬莱劳远梦，买丝应绣戚将军。”
  （摘自《戚继光志》）
  林墩抗倭古战场赋 并序
  戊子孟秋，应邀偕友人往黄石林墩村瞻仰戚公祠，复寻踪凭吊抗倭古战场。惜乎所获甚微。盖往事已越四五百载，沧海桑田，风物多所湮灭故也。尤憾龙江先生当年掩埋罹难百姓尸骨之九十九墩义家竟无遗乎蛛丝马迹矣！
  循传奇之余绪兮，寻故事之旧踪。随里巷之曲折兮，顺阡陌其去从。捋芳草之纷披兮，抚颓墙之龙钟。避腴豚之懒散，让瘠犬之从容。
  而秋气欲动，村风迟疑。日暧暖其犹眩，云郁郁而若垂。桃符白额斑驳，柳渡青萍迷离。蚁书已绝隐约，雁字未见逶迤。九十九墩，有情义冢安在；三十千具，无辜尸骨何之？且拈香遥问先生在天之灵：君其骑鹤西去，心病谁医？
  唯幸戚祠有像，威仪可仰。儒将风骚，丈夫俊朗。民其父老乡亲，寇实魑魅魍魉。心在玉壶，愿轻七尺之躯；国乃金瓯，不让一寸之壤。因忆风卷旌旗，霜凝毂辙。沙袋常携，光饼时啮。千里兮袭倭，百战兮惨烈。杂沓然马躐行，剑削铁。前驱赶，后堵截。燎蜂房，浇蚁穴。“戚虎”兮威扬，倭患兮遂绝。壮哉，青史至今犹沸戚家军之热血！
  （施清泉撰韵据王力《诗韵举要》）
  林龙江赋
  林公兆恩，幼出宦门，得家学渊源启智，从小聪俊颖悟，过目成诵；受文献名邦熏陶，长成博览群书、万象胸罗。常感世道不公，毅然弃文学道、潜心三教；每悯人间疾苦，决计精研医理、救民水火。圣手渡苍生于漳，泉、福、厦，善心救百姓在江、浙、苏、杭。北域群府颂公伟绩，南疆列郡树公丰碑。一生业绩灿林氏列祖列宗之光辉于身后，满身正气显莆仙士农工商之荣耀在当时。
  少年入世，卓狂林颠游戏于一中堂茫茫人际；中年传教，天南地北布道在乌石岩赫赫仙祠；晚景辉煌，四大弟子出莆仙而弘师业于昭昭世界；驾鹤登仙，圣躬息影入紫云则遗伟迹在朗朗乾坤。
  嘉靖世乱，倭寇横行在南地，一时间凶焰燎天、生灵涂炭；皇明岁暮，瘟疫肆虐于兴化，满世界饿殍塞路，哀鸿遍野。先生萌爱心在胸臆，施善德于家山，决然发徒众收万尸在海会，散财帛治百病于莆仙。救时弊则奋笔疾书《防倭管见》，拯生灵而舍身求救义军麻阳。
  前贤启智，中和子倡三教于春秋；圣哲发蒙，张三丰续合一在皇明。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惜列代前贤功亏一篑，惟我龙江，成大功于天下，拯万民在水火。正是：儒道释显，忆往昔一德成教；三教合一，看今朝万法归宗。
  蒙卓晚春仙长提携，修来九序神功至今遗泽普天下；承张三丰祖师启示，囊括三教精髓从此一统诸群伦。“六部桥再建，兴化重兴”，五百年前先生谶语而今兑现；“二十五代之后，家邦再出圣人”，五百年后我辈后来自当奋勉。
  呜呼！伟哉林公，厚德挽狂澜于既倒；壮哉先生，大恩遗福泽在人间。三十四省中华林兆恩圣迹昭昭赫赫，四十三国世界三一教教义浩浩隆隆。与日月同光，先生大名永标青史，和天地共存，林子道义德润华天。
  （许元松撰，丁酉年春月吉日）
  莆田春节—过大年、“做大岁”
  莆田人正月“做大岁”的习俗分布于莆田市内全境和与莆田比邻的福清新厝、惠安涂岭等流行莆仙方言的乡村。唯有仙游县游洋镇吴宅村人在正月不做“大岁”，这是因为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初五日，吴宅人吴廷珠（当时任兴化府监军）在抗倭中壮烈牺牲，乡里人为了纪念他，把正月初五定为悼亡日，年年举行祭奠英灵的仪式。
  莆田人过春节之所以与众不同，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据《莆田县志》和《仙溪志）记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当莆仙人民沉浸在准备过春节的欢乐时，倭寇突然侵袭而来，莆田城池被倭寇攻陷，平民在反抗中被杀害数万人，一时尸横遍地，万家哀恸。好端端的春节大庆之日，变成了兵血灾难之时，百姓们纷纷逃难山中。直至两个月后戚继光大军击溃倭寇，百姓才回来收殓蒙难亲人的尸骨，重建被焚毁殆尽的家园。此后，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莆田人民以特有的民俗形式，永远牢记国恨家仇，选在戚家军收复城池的日子重过春节，俗称“做大岁”，以区别于“过大年”。
  因莆仙百姓“做大岁”的习俗，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和深刻内涵，所以在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起莆仙各地几乎无一例外地代代传承，至今已有四百四十五年了。这种特有的民俗文化现象表现了莆仙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对外来侵略者恨之入骨的民族情怀，这种民俗活动，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受到莆田百姓的一致认同，才能传承不断到如今。
  “除夕”，莆田民间统称为“过年”“做岁”“三十暝（夜）”“围炉”等，即使是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亦称“三十暝”，除夕前一天为“小年夜”。
  莆仙人“过年”，大致在腊月二十到小年夜之间的某个晚上，一般为二十八、二十九为多。过年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使年过得热闹、旺意，莆仙民间，尤其是农村，各家各户都要备办“红团”“番薯起”（用煮熟地瓜捣碎后和米粉、红糖、发面做成）、薄糕、油炸豆腐、红柑、茶酒等，并要杀鸡鸭、宰猪羊，台鱼等，称为“三牲”，以备祭天地、神灵、祖先等“辞年”之用。这天中午，家家都吃“杂粉”（地瓜粉、长寿面、油炸豆腐、猪肉丝等合煮而成）。
  除夕晚上，家家户户开始“辞年”了，乡村中响起爆竹声，院前摆着一
  张系着金线绣花桌裙的供桌，桌上摆着“五果”“六斋”“三牲”和贴着“福、禄、寿”红纸花的干线面，全家人由年长的领头，依次拈香跪拜天地、祖先，祈祝全家平安，来年幸福。然后，在供桌前烧起了“贡银”“银纸”，并再次燃放爆竹，宣示“辞年”结束。
  除夕晚上“围炉”，是我国最普遍的民俗。然而，莆仙人的“围炉”，还有许多独特的习俗。
  除夕夜“围炉”开始，莆仙各家各户的厅室灯火通明，全家男女老少同桌同食同饮，大家欢聚一堂，笑语声喧，同享天伦之乐。在莆仙的一些乡村中，比较讲究古例的，会把木炭烧红放在烘炉里，置于餐桌下面，表示一家亲热团圆，兴旺发达，这就是“围炉”的来历吧。
  莆仙民间“围炉”时，餐桌上的菜，大多都有吉利的寓意，而且十分丰盛，盘菜中，鲫鱼（俗名“鲫母”，谐音“积宝”）、蟹（要“十脚全”的，寓十全十美之意），虾（谐音“和”，一家和和气气，和气生财），甜丸子（莆仙方音称“软褓”，意即日子过得甜甜美美的），上述这四道菜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菜，要视各家的经济状况而定，一般还有猪肉，鸡（鸭）肉，羊肉，焖豆腐，炖油炸豆腐、炒米粉等。在厨房里的水缸内还要水养几条活鲫鱼，表示“年年有余”。莆仙人很是看重亲情，平日大家在外奔忙，但到过年时，一家要千方百计地赶回家团聚。除夕夜“围炉”正是亲人欢聚一堂的时候，因此，“围炉”时如果有人确实无法赶回家中，那么也要在餐桌上为他备上一副碗筷，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
  “围炉”后，上辈人给16岁以下的未婚男女分压岁钱；也有子女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压岁钱的；还有丈夫给没职业的妻子压岁钱的。过年分压岁钱的原意：一、对小孩子是已增一岁了；二、对上辈人是孝敬；三、对妻子是夫妻恩爱；四、压岁，其谐意是”压祟”，即禳灾驱邪之意；五、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补助。除夕之夜，莆仙还有“守岁”的习俗。旧时，有的穷人为避债，除夕夜到城隍庙去看戏，这样，债主就不敢在城隍爷面前讨债了，此俗叫“看鲁戏”，莆仙民谚有“三十晚看鲁戏”。但现在多数的人家，利用三十晚上，全家人欢坐一起，一边嗑瓜子，一边专注地观看精彩的“春节联欢晚会”，直至深夜。
  莆仙地区“习俗好尚，有东周齐鲁遗风”。在历史上，莆仙地区是“衣冠南渡，如闽者八族”的聚集地和扩散地之一。所以，在莆仙民间蔚成了几千年来多姿多彩的传统习俗，至今在莆仙民间仍遗存着十分独特的习俗，如大年三十晚上不动刀，担心招来杀气；正月初一早晨不能扫地，担心扫走财神；正月初二亲朋好友相互不串门，担心不吉利，并约定成为“忌俗”.
  莆仙还有一项特别的习俗，就是“正月初四或初五做大岁”，每年正月初四或初五那一天，莆田民间相传家家户户“重做一次年”，俗称“做大岁”。这个习俗在莆田维系着一段悲惨的历史，据《莆田县志》记载，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犯福建，占领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等地，建立踞点，四出烧杀掠抢。莆田城池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半夜四更时分被倭寇攻陷，占据达两个月之久。莆田城内被焚毁殆尽，死伤万余人。当时，莆田男女老少因反抗暴行，而被倭寇割舌断胫，或火焚、钉死，惨绝人寰，震惊海内外。这年十二月中旬，由于城内死尸无人收拾，臭气冲天，倭寇只得暂退平海，直到抗倭英雄戚继光兵到，莆田城得以光复。这时，逃亡山区的百姓，才纷纷于二月初二返回家里。大家一方面收埋亲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收拾破碎的家园。这时，年节已过，人们只得在二月初二那天互相探望之后，于二月初四日“重新做岁”。第二年，为纪念莆田这一段悲惨的日子，莆田民间和以往一样，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做岁”（围炉）。因农历二月农事正忙，若在二月初四才“做岁”，时间拖得太长，于是，莆田民间就约定将农历二月初四“做岁”，改为正月初四“做岁”，并将年三十晚上称为“做小岁”，正月初四晚上称为“做大岁”。由于二月初二日（后改为正月初二）是探望亲友伤亡的不祥日子，所以莆田人每年这一天，都互不串门拜年或走亲访友。并约定正月初二日为“探亡日”。正因为有这段历史的缘故，莆仙境内也流行着贴白额春联的习俗。原先，莆仙初二探亡日，每家都贴上白联，但在初四（仙游则在初五）“做大岁”时，又要按惯例贴上大红春联，在哀思亲人与吉庆佳节的矛盾中，人们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在刚贴过的白联上方，覆盖大红的春联，但将白联露出一截（约3寸左右）以示心有余哀。从此以后，莆仙地区在春节时，便流行贴上白额春联的习，俗。同是莆田市的仙游县岁时习俗，与莆田市区（原莆田县）略有不相同。莆田是正月初四“做大岁”，而仙游县却是正月初五“做大岁”。这是因为那年倭寇攻陷莆田城后，分兵南下，大举进犯仙游县境，到处杀掠，仙游城内百姓四处逃生，流离失所，无法团聚过年，直到二月初五日，倭寇溃逃，百姓才得以重聚团圆，后来便约定正月初五“做大岁”，与莆田县相差一天。在仙游县境内唯游洋吴宅村，正月不做“大岁”。这是因为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吴宅人吴廷珠（兴化府监军）在抗倭中战死，乡里人为纪念他，定在正月初五为悼亡日，所以吴宅人有正月初五不做大岁的习俗。莆仙地区正月初四和初五日“做大岁”的习俗一直沿袭迄今。
  除“做大岁”外，在仙游大部地方、莆田华亭一带，每年农历正月初三为祝寿日，这个习俗也是源于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之乱时，莆仙人为避乱离家，正月初二回家掩埋受害的亲人，初三为幸存的老者祝贺，后演变为俗定的祝寿日。有的乡村把每年农历正月初十作为祝寿日；也有的选双月双日作为祝寿日，还有的一年到头，只要选个吉利的日子都可以祝寿。
  莆仙“做大岁”在四百五十多年间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习俗，而“做大岁”是一个神圣节日，家家户户看得比过大年还重要。“做大岁”时，村里往往由具有威望的长者组织莆仙戏演出、十音八乐等文娱活动。以前在仙游县度尾还流行模仿当年抗倭时的藤牌舞。许多地方在“做大岁”时，都要组织村民到戚公祠举行隆重的拜祭仪式，缅怀戚继光大军收复失地的功绩。
  莆仙“做大岁”是一个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凡在外地工作或在外国工作生活的莆仙人，也会千里迢迢地赶回家乡“做大岁”。近年来，因交通便捷，不少台、港、澳同胞和莆仙籍华侨也纷纷赶在正月初四回故乡参加“做大岁”。
  莆仙“做大岁”的习俗具体鲜明的地方特色，历史意义和深刻内涵。这一民俗文化现象体现了可贵的民族精神、抗争精神、和谐精神和教育精神。从其内容分析，“初二不登门”，“初三祝寿日”，“初四或初五做大岁”，年年重温历史，教育子孙后代要珍惜幸福，热爱和平，不忘保家卫国。该项目具有以下特征：
  一、具有独特性，“做大岁”习俗为全国所仅有。
  二、具有教化性，对后代的启示寓教于节。
  三、具有和谐性，倡导团结一致，内睦亲和，共御外敌。
  四、具有传承性，在莆仙地区普遍流行，代代传承不断。
  五、具有历史性，“做大岁”的习俗，蕴含着一部惨痛的地方史和民族史。六、具有认同性，这一节俗活动为莆仙人民所认同，其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也得到历史学、民俗学专家的高度认同。
  （林成彬撰文）
  东岩山上的明倭难义冢
  1995年12月，莆田市城厢区东岩山西北开发区，在平整场地时，发现了一处遗骸堆，有“金斗”5000多罐。经考察鉴定，骨骸罐确系明朝产的瓷罐，证实是明朝倭患时林龙江先生及门徒所做的功德，与林子著的《三教正宗统论》上记载的相符合。东山祠，就是现在的东山祖祠。后有关部门在东岩山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明倭难义冢。
  从元朝末年开始，日本的封建诸侯纠集一些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为害时达200多年，历史上称为“倭寇之患”。明洪武二年（1369），倭寇开始骚扰莆田沿海。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政治腐败，海防失制，武备废弛，再加上沿海一些豪族、官家、奸商等与倭寇互相勾结，使倭寇更加猖獗。他们在福建沿海杀人越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至四十二年（1563），倭寇先后17次进犯莆田、仙游。其中有几次深入莆、仙内地。莆仙人民深受其害，民众称倭寇为“倭贼”。
  洪武十三年（1380），朝廷派军事家、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观察形势，增加了许多卫所，民户三丁抽一，以充戍卒；筑城16座，增加戍卒15000人。莆田县境沿海，北自迎仙（江口），南抵小屿（醴泉），建置了六个小寨，即迎仙、冲沁、嵌头、青山、吉了、小屿。中间杂以墩台，总共59所，使民丁看守嘹望，传递声息。若遇倭寇来犯，白天举发狼烟，夜间燃起烽火。在闽浙环海200余里，互为策应。
  由于莆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自然首当其冲。再加上宋、明之世，兴化文风特盛，高官显爵和缙绅之家驰名全国，更为倭寇所垂涎和劫掠的目标，所以，遭受长期的磨难也更为深重。倭寇所到之处，除了洗劫财物、掳掠少壮、发掘家墓外，还用灭绝人性的残暴手段屠杀无辜的百姓。他们有的用沸水烫婴儿，“视其啼哭，拍手笑乐”；有的把大肚子孕妇剖腹，“赌猜男女”；有的把青年妇女轮奸后，挖胸破肚；有的把誓不从者削去五指，害掉乳房；有的把坚强不屈的男子断舌、肢解、钉壁；有的把敢于反抗者砍掉双臂、割去耳朵鼻子；有的……以上这些都是史志记载的，有据可查的。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倭寇攻陷兴化府城，进行大屠杀。城中被杀害的进士19人，举人53人，庠士（秀才）356人。他们不但抢劫杀人，而且还放火烧毁楼舍。府县公厅儒学堂、四门城楼、各衙分署及许多官舍民房等，都被放火烧毁。许多少女、少妇被蹂躏，义不辱者被刺死、杀死。城中死于刀锋、火烧者将近2万人。布衣林龙江目睹家乡的惨状，挺身而出，变卖家产，赈民救灾，收尸瘗骸。据《林子本行实录》《林子年谱》等记载，林龙江先生组织门徒70多人，先后6次在莆田、仙游城乡收尸倭瘗骸，总共有23800具，其中收埋全尸3000具，火化2000余具，埋葬遗骨百余担。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五四三至一五六三年的倭患期间，死在倭寇屠刀下的数以万计，总数不下3万人。再加上疫病流行，缺医少药，死者不计其数。致使“一坊数十家，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兴化府志》）。
  在莆、仙人民惨遭倭寇杀害的时候，朝廷派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二度挥师援莆。在莆、仙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终于把倭寇驱逐出境。莆仙军民抗倭斗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莆仙人民永怀为抗倭斗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戚继光、林龙江等英雄人物，建立戚公祠、三教祠、纪念馆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明倭难义冢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用爱国主义精神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任何力量都征服不了的。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爱国者、慈善家、宗教改革家林龙江先生爱国爱民、抗倭救难的大无畏精神，以史为鉴，勿忘国耻；缅怀先烈，振兴中华；牢记过去，开拓未来！
  （注：1996年4月，倭难义冢新发现仅逾一月，《澳门日报》进行报道，未至半载，中央电视台军事摄播。以旧址改为东山休闲公园，倭难义冢现已迁往凤凰山仙厝混元山真人祠辟地安置）
  （文/柳滨）
  混元山真人祠《重建倭难义冢碑记》
  据《兴化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莆田的倭患达九年之久，莆田人民惨遭杀災。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季，日本倭寇多次进犯莆田，沿海到平原，屠戮村镇，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本倭寇从南门、西门围攻城里，兴化府城破，官民房屋，县府衙门、儒学、城楼，一律放火烧毁，牵连数万余户，被杀被烧死的将近二万余人。其中被杀进士十九人，举人五十三人，府学县学生员三百五十六人。战死的官员有知府奚世亮，都指挥佥事欧阳深等人。林龙江先生（字懋勛，号子谷子）在倭寇退城之后，派门人收埋完整的尸骨四千余具，不完整的尸骨百余担，全部火化葬于南北河尾山。至今，城区一带还保留有元月初二不登门拜年，初四补做大岁的民间习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96年，东岩山北麓开发小区时发现了数千罐堆在地下的无主的死难者遗骨，部分罐底，罐盖标有“东山祠”记号，经文史人士研究推断，这些遗骨是嘉靖倭患中遇难的乡亲同胞，这此埋藏在地下四百多年的累累白骨，至今仍可向世人倾诉倭寇入侵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四百多年前的倭寇侵犯，逝去久矣。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历史事实，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国耻，不忘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好我们强盛的祖国。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夏教门人，决定在东山择地重新安葬倭难同胞遗骨，并建立东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教育子孙后代。基地的建设通过市、区二级政府有关领导的重视，由忠门镇夏教施济协会捐资四十多万元及广大善男信女捐资，如期建设完成。广大群众称赞，这是一件实事、好事、善事。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东岩山被莆田市人民政府规划列入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项目，建东山公园，要为莆田人民开辟一个旅游及休闲的好去处，为此这个藏有倭难遗骨的爱国主义基地也必须迁移。在市、区有关领导的重视、结合夏教门人的意愿，为了纪念爱国、爱民的林龙江先生，在倭患期间拨田六十亩，捐资白金千余两，收尸安葬倭难者骨骸。所以再次迁建之事应由混元山真人祠接收，并择地重建于此处。
  混元山真人祠管委会
  二〇〇四年八月八日
  教育深恩终身感戴，浩然正气万古长存。先生的功德无量，激励了后人，更多的善男信女解了腰缠的贯银，助兴了重建。今特勒碑铭刻芳名，流传千古。
  单位：下营边卓午祠
  后江蓬山祠
  五马境云南祠
  石厝淮南祠
  石头清兴祠
  大象扬名祠
  前黄青山祠
  白山沿山祠
  苏厝行山祠
  上营边新兴祠
  圹边重兴祠
  石马玉石祠
  武陵孝义祠
  湖下明玉祠
  西温江东祠
  其兰东祠
  埔尾南祠
  石厝文正祠
  前运云南祠
  石尾孝民祠
  宫兜镇山祠
  前云文山祠
  肖林朝应祠
  筱塘老人会
  东庄陆美祠
  后江仔江山祠
  柄梧现山祠
  石马玉湖祠
  东埔西序祠
  埕后玉瑶祠
  红厝美山祠
  伍万元
  混元山真人祠管委会
  甲申年（2004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