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政府执政之后，采取时紧时松的出境政策，为莆仙两县百姓移民海外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民国执政37年间，莆仙两县有近20万人迁徙海外谋生，形成了颇有影响力的海外兴化商帮。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封锁，加上建国初期中国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莆仙两县出境人员大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外经济交流的迅速扩大，莆田与海外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境内百姓通过各种渠道前往海外经商或定居，促进了海外莆商队伍的不断壮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生代华人的茁壮成长，为海外莆商队伍注入了新生力量。
  一、海外莆商队伍的发展壮大
  建国初期，国家允许侨眷侨属出国投亲，莆仙境内有少量侨属出国与亲人团聚。据莆田县志统计：“1949年后，劳务出口多为有华侨关系的侨眷子女。其中莆田县（含城、涵二地）1951959年出国打工5822人，1970～1979年出国打工2661人”。①但“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业门路不断拓宽，人民安居乐业，生活逐步改善，基本上消除了劳动人民出国谋生的因素，加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先后限制华人入境，出国的人便越来越少，此时出国的主要是同亲人团聚或去继承财产”。①20世纪50—60年代期间，莆仙两县出国定居的人数大幅减少。一方面，由于国家出境政策十分严格，符合条件和核准出境的人员极少。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当局限制华人入境，出国的主要对象是侨亲，但有相当一部分人未能入境而滞居香港”。②以仙游县为例：1952年7月至1965年12月，出国总人数只有216人（见附表）。
  1952年7月至1965年12月仙游县出国人数分布表中国改革开放后，莆田市出境人数逐年增多。一方面，国家放宽人员进出境的政策限制，允许侨眷、侨属出境与海外家人团聚，促进了海外华侨人数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人员往来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出境渠道众多，形式多样，有劳务出境，有经商出境，有技术移民出境，还有投资移民出境等，客观上也使海外莆商数量迅速增长。加上“各个时期出国的莆仙人多数在侨居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华侨多数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不少莆仙籍华侨、华人子女往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留学，学成后多数在欧美等国定居”，海外莆籍华人华侨分布越来越广，数量越来越多。③据《莆田县志》记载：“莆田县海外华侨旅居地，从马来亚西（包括今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开始，逐步扩展到暹罗、荷印（今印度尼西亚）、沙捞越、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以及美国、日本、英国、比利时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7年10月，县侨务部门统计，全县旅外人口近30万人，其中：马来西亚9万人，印度尼西亚8万人，新加坡7万人，泰国、美国各0.5万人，另有4万多人分别旅居在文莱、澳大利亚、加拿大、缅甸、菲律宾、日本、英国、德国、荷兰、越南等国。1989年12月，全县华侨、莆籍华人共306959人，相当于莆田全县总人口的22.53％”，“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等人数为多”。④仙游县约有华人华侨65000多人，其中印度尼西亚人数最多，共有28209人，马来西亚23662人，美国3373人，菲律宾1209人。同时，在德国、意大利、荷兰、巴西、泰国、日本等国家的莆籍华人华侨数量也在增加。至1990年，世界各国莆籍华人华侨已达628840人，其中华侨56571，华人572258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外移民成为时尚，莆田百姓通过移民、商务、联姻、投亲等多种方式，前往世界各国经商或创办企业，使海外莆籍华人华侨数量迅猛增长。据2006年侨情普查，莆田市共有海外华人华侨77.96万人。其中新生代华人约占90％，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老一代华人华侨相比，新生代华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经营模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华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知识，职业构成也更加多元化；二是新生代华人拓展中国市场的愿望更加强烈，投资潜力更大；三是新生代华人融入侨居国主流社会的意识更浓，不少新生代华人具有商人与政客的双重身份。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外经济交流更加频繁，莆田百姓大批前往海外经商或定居，海外莆籍华人华侨队伍迅速壮大，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形成一支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海外莆商队伍。据莆田市侨务办公室2012年3月公布的数据：“莆田海外华人华侨人数持续增加，总人数已超过100万，莆籍海外社团有60多个。目前，莆田市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2000家，累计批准合同总投资超80亿美元，其中实际利用侨资约占莆田全部利用外资的75％以上，为莆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①
  二、海外莆商的职业构成与实业发展
  莆籍华人华侨历来以吃苦耐劳而著称，出国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赚钱，不管脏累活，不管什么职业，只要能赚到钱，他们都愿意干。出国伊始，大多数莆仙人从事体力劳动，如挖煤开矿、垦荒种植、海洋捕捞、修桥铺路、拉人力车、挑银土、石泥匠、木工、理发、铁匠和小商小贩等。稍有积累之后，他们就会投资开店，经营点心店、塑料店、电器店、食品店、服装店、理发店等。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莆商们就会投资办厂，发展实业，如创办家具行、建材行、自行车行、汽车修理厂、塑料皮鞋厂等。据《莆田市志》记载：“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的莆仙人，多是贫苦劳动者，他们初到侨居地，从事垦荒、种植、捕鱼、采石、挖矿及肩挑、拉人力车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后逐步从事小贩，小商和各类服务业，有洗衣店多、餐馆多、杂货铺多和菜刀、剪衣刀、理发刀的‘三多三刀’之称。随着对行业的熟悉和经验的积累，以后又发展到经营大中型商企业，如自行车业、橡胶园、鱼行、酒馆、木材加工、电器和汽车业等。侨居地华人商店鳞次栉比，当地有‘无兴（兴化）不成镇’的俗谚”。②但由于各国经济状况不一样，莆仙移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所从事的行业也不尽相同。初到马来西亚的莆籍华侨大多数到橡胶园务工，或到矿山当矿工，也有的人选择垦荒、筑路、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等职业。而赴新加坡谋生的莆仙人，一般先从事剪发、黄包车、捕鱼等行业，逐渐积累资本，为以后创办实业做准备。而在马来西亚谋生的莆仙人，数量多，行业分布广，且大多数从事商业。因为马来西亚莆籍华侨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惯例，即老侨亲对初到“新客”给予经济资助，先由老侨亲凑一笔钱，称“月会”或“会资”，首月会资交给“新客”作为谋生本钱，一时找不到合适职业的新侨也可以将“会资”贷给当地的小商贩，以收取利息，待“新客”积累一定资金后，便自己创办企业或开店，然后又资助后来的“新客”，循环往复，一批帮一批，这种资助办法为新来移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使大多数莆仙侨民走上了经商之路。
  海外莆仙侨民还有两大特点，一是同族同乡集中居住；二是一个地区通常有一个主导产业。
  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早年移民多是由乡亲友互相提携，因此他们去东南亚的路线，不但依赖同行者的经验，到达砂捞越后也往往与亲友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往往同一方言群居一地，甚而集族而居”。如马来西亚“古晋的兴化人，可分为两个小社群，即民达华村与新渔村”。“古晋地区的兴化人，他们有八十巴仙（80％）来自江口镇江下村和后墩村，大多居住在民达华村，一部分则从事商业的发展”。“新渔村的渔民则是来自莆田的上店村、象城、记户、港尾、顶眼等小村镇。在家乡时，他们几乎都是操捕渔业，南来后也操此旧业，而形成华族渔民中有九十多巴仙（90％以上）来自这一方言群”。而“诗巫兴化人的移民情况与古晋不同。一九一二年，在西教士蒲鲁士的带领下，有一百多人的兴化同乡抵达诗巫。一九一二年第二批四十名再抵达诗巫，他们在诗巫后浦港开辟垦场，从事农耕”。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砂捞越的兴化人是城市居民。古晋大部分兴化人以捕鱼为业，但居住在古晋市内。诗巫的后浦港是这一属人早期的农场......但移往市区从事商业的也不少。至于其他县份的兴化人，则大多在市镇上从事商业”，“古晋市区的脚车店及汽车零件商。几乎为兴化人所操纵，此外巴士及的士司机，也大部分为兴化人。诗巫的兴化人大部分在后浦一带从事农耕，一部分则移往市区经营交通行业生意。美里的兴化人几乎是城市居民，他们一样经营汽车零件与脚车店，有许多人则是的士与巴士驾驶员”。①海外莆籍华侨在选择职业时往往会近亲繁殖，亲朋好友相互提携、介绍、推荐，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甚至一个乡镇的同乡，通常集中在一个地区，经营一、二个行业。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海外“兴化人职业形式的特色与社会结构中的帮派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南来时多由乡亲互相带来，依靠先移殖者的照顾，这一方面是因为彼此间语言与生活习惯相同，易于相处。早期华人所经营的商店，属于家庭式的小型生意，他们所雇用的人大多是亲人或同乡，很少会雇用他籍人士，兴化人经营的脚车店，学徒多为同乡或亲人，当这些学徒在技术上稍有进步，而且略有积累时，便会自己开一间脚车店，这样的发展下去，有些则迁至较小的市镇经营，这一行业便多为同一属人所操纵。其它与交通有关的行业，情形也是如此。兴化人在交通行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古晋与美里两地的车胎复制与电池翻新，全部由兴化人经营，脚车与汽车零件的经销，在古晋达九十巴仙（90％）以上，而在美里则达一百巴仙（100％）②在新加坡境内，早期移居的莆仙侨民大多聚居在新加坡惹兰勿刹地区，后来陆续转移到跑马埔路和吉真那路一带，并逐渐形成了新加坡“莆田街”，主要经营小旅馆、工艺品、首饰和兴化面食、米粉等地方小吃。由于同乡介绍和侨亲互相提携等缘故，后来的莆仙移民往往参与先来华侨所经营的行业，学到经商经验之后，便自立门户，滚动发展，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局面。
  从20世纪50年代起，海外莆籍华侨的经营行业开始扩散，分布日益广泛。据《莆田市志》记载：“50年代初期，在印度尼西亚的莆田侨胞中，从事出租三轮车的占10％，经营汽车、自行车零件的占25％，当雇佣工人的占18％，务农的占10％，从事文教事业的占3％，其他的为各类服务人员。在越南，三轮车工人占20％，经营自行车零件和修补车胎的占25％，塑胶制造的占4％，垦荒、捕鱼、理发等的占10％，还有从事粮食加工、知识服务等行业。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吉隆坡、新加坡等地仍有少数侨胞拉人力车，当锡矿工、橡胶园工以及从事垦荒、烧窑、采石、打铁、捕鱼、裁缝等，因地缘和亲缘因素，在印度尼西亚的仙游籍侨胞，从业情况与莆田籍侨胞大体相同”。①随着海外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海外莆籍华侨的行业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行业分布越来越广泛，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大。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海外莆商大多数转行经营工商业。据《莆田市志》记载：“20世纪中叶，一些善于开拓进取的莆仙华侨，除继续经营有地缘特色的行业外，开始从早期的商贸活动及小手工业转向工业制造，从传统的小服务行业拓展到经营金融、保险、酒楼、木材及超市。有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发展生产经营；有的与侨居地的厂商合作，投资创办工商企业，运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②其中经营比较成功的“有祖籍莆田的方德源、方成和创办的‘德源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包括五金、机器零件、地产开发、运输、水产、油棕、可可与化肥等等”。③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从20世纪60年代起，“福、莆、仙人经营的车业更为飞跃的发展。种类增多了：银行业、金融业、地产建筑、面粉厂、水泥厂、钢铁厂、棉织厂、旅店业、汽水厂、汽车公司、摩哆公司、公共巴士公司、罗厘运输公司、汽车零件制造厂、复新汽车轮胎公司等，与车业有关的各种行业应有尽有。范围也扩大了除原有的各个国家、地区更普遍外，又增添了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单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而论，据不完全统计，‘车商公会’之类的组织就达30个以上。在南洋一带，各种车商的家数，小的不算，规模较大的早已超过5000家”。④到了20世纪70年代，不少海外莆商事业有成，家资巨富。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有不少莆籍华人华侨脱颖而出，成为侨居国颇具影响力的著名商人。“如新加坡兴化人有黄廷芳、黄日昌、林和义、林生珠、黄亚兴、黄金宣、方秀仁。印度尼西亚兴化人有李文正、林德祥、陈江和、李文明、李思义、黄文华、黄文兰。还有文莱的刘鸿池、陈振荣、刘鸿攀。沙巴拿督方德源、拿督郑志雄、郑金山；砂捞越古晋的李宗林、拿督郑正金、郭德霖；美里的李光木、刘文贤、刘旭同；诗巫的刘元珍、郑宗钦。吉隆坡劳工部长林亚礼、兴总会长董玉锦局绅、拿督张德麟、拿督许元连、拿督叶林生、黄玉田、拿督林金树、庄玉霖局绅、林光第、杨梅水、王嘉良、卢文华、拿督刘文华、刘永龙、黄升福、陈兰、陈金发、王祖武、黄文兰、黄文渊、黄克鸿、黄贤泉、林德民、姚玉池、黄亚盾、林锦瑞、林清霖。新加坡的刘新楼、林锦源、姚国英、王如聪、王荣銮、王荣凰、俞进财。香港有景泰蓝大王陈玉书、陈和景、拿督郭成隆、黄清仪”等，都是海外著名莆商。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经济突飞猛进。在全球经济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海外莆商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许多侨商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商界巨子。如金融寡头李文正，成为名震印尼的银行巨擘；房地产大亨黄志祥，成为香港十大富豪之一；还有新加坡胶轮业巨商苏明发、马来西亚著名建筑商林生、文莱著名实业家刘鸿池和刘鸿攀兄弟、马来西亚兴安总会署理事长姚文贵、新加坡音响系统电器厂董事长黄文兰等，都是颇具知名度的海外莆商。据1987年10月统计，仅“莆田县旅居东盟五国的华侨、华人中，多数经营汽车业，其次为从事电器、建筑、地产、石油、金融、船务以及种植业和冶金制造业。有60％以上的侨胞经济居于中、上层，其中资产亿元以上的有10家，千万元以上的有100家。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莆仙籍侨胞，在文化科技领域中充分发挥才干，开拓莆仙侨胞的从业范围，涌现出一批专家、学者、教师、医师、工程师、会计师和高级技师等，莆田籍的美国数学博士、纽约福德姆大学数学系主任陈玉清教授，美国医学博士、国际著名心胸外科专家黄令南，美国电脑专家王宝硕，香港民爱医院院长、美籍华人余文荣，以及在高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仙游籍科学家王祖鉴、王武荣、王世障、王保垒博士等都是莆仙华人中的佼佼者”。①同时，一些卓有远见的海外莆商事业有成之后，积极跻身侨居国政界，将商界影响力扩展到政界，在维护华人华侨利益、扩大华人政治影响和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印尼境内就有5名莆仙籍侨商当选国会议员，有6位莆商当选州议会议员。林亚礼、方德源等14人荣获拿督勋衔。林荣膺旦斯里勋衔，李达荣获高级拿督勋衔，许元连、许金宝、郑金象、黄国森、陈仁华等人膺皇家拿督勋衔，在侨居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期间，海外莆商企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他们在巩固传统行业的基础上，开始向新兴行业进军，特别是金融证券、电子IT、房地产业、服装饰品、塑料玩具、新农开发、餐饮业、工艺品、超市、纺织、轮胎、造纸、钢铁、航运、石油等行业，成为海外莆商投资的新方向。如印尼著名莆商李文正及其家族企业，以金融业为基础，拓展了基金、证券、财务和投资咨询等领域。新生代华人黄志达，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主，兼营酒店、物业管理和娱乐业等。同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如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世家李文光和李文明、“钢铁大王”陈财基、“轮胎大王”林德祥和姚子兴、新加坡交通业巨擘林荣、石油大亨林恩强和餐饮业领军人物黄日昌、周颖南等。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莆籍侨商，异军突起，迅速发展成为侨居国的商界名人。如香港地区有房地产巨商黄志祥、电子行业领军人物黄赛峰、林平基、“西装大王”吴良好，还有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的许奇峰，以及在阿根廷经商的郭加迪和陈荣华、南非的郭顺元、巴西的郑金云等，都是海外莆商的后起新秀。
  进入21世纪之后，新生代海外莆商紧跟时代潮流，积极开拓新的行业，在电子科技、纳米技术、IT行业、金融保险、租赁、财务、通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海外各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三、海外莆商对侨居国经济社会的主要贡献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有不少人历尽艰险，远途跋涉，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经商。从20世纪中叶起，海外莆商企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大多数侨商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开始创办大中型企业，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兴化商帮，并对侨居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出国的莆田江口华侨姚为祺，在吉隆坡创办了“福隆兴”自行车修理铺，先后带领众多家乡亲友前往海外共同创业，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形成了著名的“兴化车帮”。至20世纪80年代，“兴化车帮”已经垄断东南亚各国的汽车市场，为侨居国的交通运输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还有“民国初期，莆仙侨胞卢锦枝等带领200多人先后到沙捞越、诗巫、古晋等地垦荒种植。随后，开发天然资源与矿藏，把不毛之地建成富庶之区。他们还在那里办学校、建工厂、办医院，工、农、商、学齐兴，形成繁荣的‘兴化帮’。20世纪初、中叶，莆田沿海渔民方阿满、方振荣父子先后到沙巴洲和山打根从事捕鱼，经过艰辛劳作，后来设立鱼寮，开办鱼行，为发展当地渔业作出贡献”。据《莆田市志》记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住海外的莆仙人，广泛从事交通运输业、工业、矿业、建筑业、纺织业、养殖业、农林业以及金融、汇兑、保险、地产、股票等各种行业，其中有的成为有世界影响的企业家，如仙游县枫亭镇枕头山人黄元享，在菲律宾开发房地产业，为当地城乡建筑事业作出贡献。70年代末，莆田人黄文华在雅加达、棉兰等地设厂，引进日本生产线，用日本零件组装家用电器，职工总数达3000人。李文正与内弟李文光、李文明兄弟于1972年创办泛印印度尼西亚银行，是印度尼西亚最早参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华资银行，与世界十大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主持该行业务的总经理李文正，被香港《亚洲金融》杂志社选为1983年度最杰出的银行家。黄廷芳在新加坡经营远东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远东工程投资有限公司、远东发展工程有限公司、远东金融机构等，80年代初，在香港设立信和置业有限公司，为新加坡的工程、地产、金融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慈善家李文涛创办快捷银行，任董事长，还在雅加达经营旅馆业，为当地居民创造方便。企业家张清泉创办纸厂（印度尼西亚四大厂之一）和海藻加工厂，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经营皇冠系列旅馆，独树一帜。周颖南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新加坡创办‘湘园酒家’，以中国特色的名菜享誉五洲四海。还有在泰国的林文龙兄弟、马来西亚的张德麟、印度尼西亚的陈财基等，都为侨居地的金融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①海外莆商保持莆田人勤劳俭朴、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努力拼搏，积累财富，为侨居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海外莆籍华人华侨继承并发扬莆田人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华侨子女的教育与培养，依靠自己的力量兴办华语学校，集资办学成为各国华人华侨的重要公益事业。如民国20年（1931年），旅居印度尼西亚的仙游籍华侨集资创办了仙侨学校，随后东南亚各国的同乡会和海外莆商慷慨解囊，捐资办学，掀起高潮。从民国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莆籍华侨先后捐资创办了10多所华文学校，基本上解决了海外莆籍华人华侨的子女教育问题。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36年，印度尼西亚侨胞创办侨光中小学校。1957年，扩建校舍，建成一座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全中小学校，校内设备齐全，师生保持在4000人左右。并创办中华医院，为当地华人和百姓服务。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诗巫的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共同努力，先后兴办2所中学、5所小学、3所幼儿园、1所诊疗所、5所礼拜堂。1955年，仙游枫亭华侨蔡贵和侨领陈嘉庚合资在马来西亚创办南洋大学，并任该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为发展侨居地高等教育作出卓越的贡献。1969年，马来西亚的培元中小学发展至有高、初中计37个班，学生1500多人，校内设有科学馆、图书馆和天文台等，成为一所设备先进的新兴中学。在马来西亚的莆仙侨胞，不忘‘家贫子读书’的古训，继承‘文献名邦’的遗风，各地兴安会馆发动华侨、华人捐募资金，实行奖学金基金制度和发放贷学金和大学单项无偿奖助学金等办法，扶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就读，促进侨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②这些海外华文学校的创建经费和日常开支，主要依靠海外莆商捐资支持，广大华人华侨捐钱捐物，持之以恒，支持侨居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华人华侨公益事业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海外莆商虽然长期居住在异国他乡，但始终保持了莆田人的传统习俗，努力把莆田地方传统文化传承下来。据《莆田市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经常组织‘莆仙戏’剧团，在侨居地演出《木兰从军》、《三娘教子》、《张协状元》、《阿忽布田》、《赌博误》等剧目，进行传统的文化思想教育。旅居东南亚的仙游华侨、华人常举办中国画展览，展出画家李霞、李耕、黄羲和陈熏等人的作品，有的还将家乡名人、名画在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印制成挂历，广为发行，深受侨居地人民的欢迎”。①这些莆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对海外华侨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了海外莆商文化的重要内容。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8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2000年版，第2430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2000年版，第2430页。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3—894页。 ①陈盛钟、陈瑜瑜：《莆田海外华人华侨超百万》，福建侨网：http://www.fjqw.gov.cn/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①《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 ②《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③林忠强等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④《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页。 ⑤《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6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