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海外莆商经营概况与华侨社团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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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莆商发展史》 图书
唯一号: 130620020210000212
颗粒名称: 第十四章 海外莆商经营概况与华侨社团联谊活动
分类号: F752.857
页数: 28
页码: 419-446
摘要: 本章记述了莆田市海外莆商经营概况与华侨社团联谊活动,内容包含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及其从业情况,海外侨商对家乡公益事业建设的重大贡献,海外莆籍华侨社团组织的创建及其联谊活动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海外;莆商;经营 华侨;社团联谊

内容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莆仙两县移居海外的华侨日益增多,商贸活动更加频繁,海外兴化商帮迅速壮大,各侨居国的莆商企业风风火火、蒸蒸日上,涌现出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和商界名流,为侨居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广大海外侨商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积极支援家乡公益事业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府鼓励侨商回国投资创业,莆籍侨商陆续回乡投资创办实业,莆田市与各侨居国的经济交流日益扩大。而随着海外莆商队伍的发展壮大,海外华人华侨的联谊活动也日渐增多,海外各国莆籍华侨社团组织应运而生,在各侨居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维护华人华侨利益、兴办公益事业、支持家乡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章着重就海外莆商队伍的发展壮大、华侨社团活动及其侨商对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的重大贡献等作简单的叙述,以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海外莆商的发展概况。
  第一节 海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及其从业情况
  民国政府执政之后,采取时紧时松的出境政策,为莆仙两县百姓移民海外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民国执政37年间,莆仙两县有近20万人迁徙海外谋生,形成了颇有影响力的海外兴化商帮。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封锁,加上建国初期中国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莆仙两县出境人员大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外经济交流的迅速扩大,莆田与海外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境内百姓通过各种渠道前往海外经商或定居,促进了海外莆商队伍的不断壮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生代华人的茁壮成长,为海外莆商队伍注入了新生力量。
  一、海外莆商队伍的发展壮大
  建国初期,国家允许侨眷侨属出国投亲,莆仙境内有少量侨属出国与亲人团聚。据莆田县志统计:“1949年后,劳务出口多为有华侨关系的侨眷子女。其中莆田县(含城、涵二地)1951959年出国打工5822人,1970~1979年出国打工2661人”。①但“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业门路不断拓宽,人民安居乐业,生活逐步改善,基本上消除了劳动人民出国谋生的因素,加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先后限制华人入境,出国的人便越来越少,此时出国的主要是同亲人团聚或去继承财产”。①20世纪50—60年代期间,莆仙两县出国定居的人数大幅减少。一方面,由于国家出境政策十分严格,符合条件和核准出境的人员极少。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当局限制华人入境,出国的主要对象是侨亲,但有相当一部分人未能入境而滞居香港”。②以仙游县为例:1952年7月至1965年12月,出国总人数只有216人(见附表)。
  1952年7月至1965年12月仙游县出国人数分布表中国改革开放后,莆田市出境人数逐年增多。一方面,国家放宽人员进出境的政策限制,允许侨眷、侨属出境与海外家人团聚,促进了海外华侨人数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人员往来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出境渠道众多,形式多样,有劳务出境,有经商出境,有技术移民出境,还有投资移民出境等,客观上也使海外莆商数量迅速增长。加上“各个时期出国的莆仙人多数在侨居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华侨多数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不少莆仙籍华侨、华人子女往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留学,学成后多数在欧美等国定居”,海外莆籍华人华侨分布越来越广,数量越来越多。③据《莆田县志》记载:“莆田县海外华侨旅居地,从马来亚西(包括今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开始,逐步扩展到暹罗、荷印(今印度尼西亚)、沙捞越、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以及美国、日本、英国、比利时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7年10月,县侨务部门统计,全县旅外人口近30万人,其中:马来西亚9万人,印度尼西亚8万人,新加坡7万人,泰国、美国各0.5万人,另有4万多人分别旅居在文莱、澳大利亚、加拿大、缅甸、菲律宾、日本、英国、德国、荷兰、越南等国。1989年12月,全县华侨、莆籍华人共306959人,相当于莆田全县总人口的22.53%”,“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等人数为多”。④仙游县约有华人华侨65000多人,其中印度尼西亚人数最多,共有28209人,马来西亚23662人,美国3373人,菲律宾1209人。同时,在德国、意大利、荷兰、巴西、泰国、日本等国家的莆籍华人华侨数量也在增加。至1990年,世界各国莆籍华人华侨已达628840人,其中华侨56571,华人572258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外移民成为时尚,莆田百姓通过移民、商务、联姻、投亲等多种方式,前往世界各国经商或创办企业,使海外莆籍华人华侨数量迅猛增长。据2006年侨情普查,莆田市共有海外华人华侨77.96万人。其中新生代华人约占90%,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老一代华人华侨相比,新生代华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经营模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华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知识,职业构成也更加多元化;二是新生代华人拓展中国市场的愿望更加强烈,投资潜力更大;三是新生代华人融入侨居国主流社会的意识更浓,不少新生代华人具有商人与政客的双重身份。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外经济交流更加频繁,莆田百姓大批前往海外经商或定居,海外莆籍华人华侨队伍迅速壮大,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形成一支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海外莆商队伍。据莆田市侨务办公室2012年3月公布的数据:“莆田海外华人华侨人数持续增加,总人数已超过100万,莆籍海外社团有60多个。目前,莆田市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2000家,累计批准合同总投资超80亿美元,其中实际利用侨资约占莆田全部利用外资的75%以上,为莆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①
  二、海外莆商的职业构成与实业发展
  莆籍华人华侨历来以吃苦耐劳而著称,出国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赚钱,不管脏累活,不管什么职业,只要能赚到钱,他们都愿意干。出国伊始,大多数莆仙人从事体力劳动,如挖煤开矿、垦荒种植、海洋捕捞、修桥铺路、拉人力车、挑银土、石泥匠、木工、理发、铁匠和小商小贩等。稍有积累之后,他们就会投资开店,经营点心店、塑料店、电器店、食品店、服装店、理发店等。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莆商们就会投资办厂,发展实业,如创办家具行、建材行、自行车行、汽车修理厂、塑料皮鞋厂等。据《莆田市志》记载:“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的莆仙人,多是贫苦劳动者,他们初到侨居地,从事垦荒、种植、捕鱼、采石、挖矿及肩挑、拉人力车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后逐步从事小贩,小商和各类服务业,有洗衣店多、餐馆多、杂货铺多和菜刀、剪衣刀、理发刀的‘三多三刀’之称。随着对行业的熟悉和经验的积累,以后又发展到经营大中型商企业,如自行车业、橡胶园、鱼行、酒馆、木材加工、电器和汽车业等。侨居地华人商店鳞次栉比,当地有‘无兴(兴化)不成镇’的俗谚”。②但由于各国经济状况不一样,莆仙移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所从事的行业也不尽相同。初到马来西亚的莆籍华侨大多数到橡胶园务工,或到矿山当矿工,也有的人选择垦荒、筑路、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等职业。而赴新加坡谋生的莆仙人,一般先从事剪发、黄包车、捕鱼等行业,逐渐积累资本,为以后创办实业做准备。而在马来西亚谋生的莆仙人,数量多,行业分布广,且大多数从事商业。因为马来西亚莆籍华侨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惯例,即老侨亲对初到“新客”给予经济资助,先由老侨亲凑一笔钱,称“月会”或“会资”,首月会资交给“新客”作为谋生本钱,一时找不到合适职业的新侨也可以将“会资”贷给当地的小商贩,以收取利息,待“新客”积累一定资金后,便自己创办企业或开店,然后又资助后来的“新客”,循环往复,一批帮一批,这种资助办法为新来移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使大多数莆仙侨民走上了经商之路。
  海外莆仙侨民还有两大特点,一是同族同乡集中居住;二是一个地区通常有一个主导产业。
  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早年移民多是由乡亲友互相提携,因此他们去东南亚的路线,不但依赖同行者的经验,到达砂捞越后也往往与亲友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往往同一方言群居一地,甚而集族而居”。如马来西亚“古晋的兴化人,可分为两个小社群,即民达华村与新渔村”。“古晋地区的兴化人,他们有八十巴仙(80%)来自江口镇江下村和后墩村,大多居住在民达华村,一部分则从事商业的发展”。“新渔村的渔民则是来自莆田的上店村、象城、记户、港尾、顶眼等小村镇。在家乡时,他们几乎都是操捕渔业,南来后也操此旧业,而形成华族渔民中有九十多巴仙(90%以上)来自这一方言群”。而“诗巫兴化人的移民情况与古晋不同。一九一二年,在西教士蒲鲁士的带领下,有一百多人的兴化同乡抵达诗巫。一九一二年第二批四十名再抵达诗巫,他们在诗巫后浦港开辟垦场,从事农耕”。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砂捞越的兴化人是城市居民。古晋大部分兴化人以捕鱼为业,但居住在古晋市内。诗巫的后浦港是这一属人早期的农场......但移往市区从事商业的也不少。至于其他县份的兴化人,则大多在市镇上从事商业”,“古晋市区的脚车店及汽车零件商。几乎为兴化人所操纵,此外巴士及的士司机,也大部分为兴化人。诗巫的兴化人大部分在后浦一带从事农耕,一部分则移往市区经营交通行业生意。美里的兴化人几乎是城市居民,他们一样经营汽车零件与脚车店,有许多人则是的士与巴士驾驶员”。①海外莆籍华侨在选择职业时往往会近亲繁殖,亲朋好友相互提携、介绍、推荐,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甚至一个乡镇的同乡,通常集中在一个地区,经营一、二个行业。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海外“兴化人职业形式的特色与社会结构中的帮派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南来时多由乡亲互相带来,依靠先移殖者的照顾,这一方面是因为彼此间语言与生活习惯相同,易于相处。早期华人所经营的商店,属于家庭式的小型生意,他们所雇用的人大多是亲人或同乡,很少会雇用他籍人士,兴化人经营的脚车店,学徒多为同乡或亲人,当这些学徒在技术上稍有进步,而且略有积累时,便会自己开一间脚车店,这样的发展下去,有些则迁至较小的市镇经营,这一行业便多为同一属人所操纵。其它与交通有关的行业,情形也是如此。兴化人在交通行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古晋与美里两地的车胎复制与电池翻新,全部由兴化人经营,脚车与汽车零件的经销,在古晋达九十巴仙(90%)以上,而在美里则达一百巴仙(100%)②在新加坡境内,早期移居的莆仙侨民大多聚居在新加坡惹兰勿刹地区,后来陆续转移到跑马埔路和吉真那路一带,并逐渐形成了新加坡“莆田街”,主要经营小旅馆、工艺品、首饰和兴化面食、米粉等地方小吃。由于同乡介绍和侨亲互相提携等缘故,后来的莆仙移民往往参与先来华侨所经营的行业,学到经商经验之后,便自立门户,滚动发展,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局面。
  从20世纪50年代起,海外莆籍华侨的经营行业开始扩散,分布日益广泛。据《莆田市志》记载:“50年代初期,在印度尼西亚的莆田侨胞中,从事出租三轮车的占10%,经营汽车、自行车零件的占25%,当雇佣工人的占18%,务农的占10%,从事文教事业的占3%,其他的为各类服务人员。在越南,三轮车工人占20%,经营自行车零件和修补车胎的占25%,塑胶制造的占4%,垦荒、捕鱼、理发等的占10%,还有从事粮食加工、知识服务等行业。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吉隆坡、新加坡等地仍有少数侨胞拉人力车,当锡矿工、橡胶园工以及从事垦荒、烧窑、采石、打铁、捕鱼、裁缝等,因地缘和亲缘因素,在印度尼西亚的仙游籍侨胞,从业情况与莆田籍侨胞大体相同”。①随着海外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海外莆籍华侨的行业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行业分布越来越广泛,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大。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海外莆商大多数转行经营工商业。据《莆田市志》记载:“20世纪中叶,一些善于开拓进取的莆仙华侨,除继续经营有地缘特色的行业外,开始从早期的商贸活动及小手工业转向工业制造,从传统的小服务行业拓展到经营金融、保险、酒楼、木材及超市。有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发展生产经营;有的与侨居地的厂商合作,投资创办工商企业,运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②其中经营比较成功的“有祖籍莆田的方德源、方成和创办的‘德源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包括五金、机器零件、地产开发、运输、水产、油棕、可可与化肥等等”。③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从20世纪60年代起,“福、莆、仙人经营的车业更为飞跃的发展。种类增多了:银行业、金融业、地产建筑、面粉厂、水泥厂、钢铁厂、棉织厂、旅店业、汽水厂、汽车公司、摩哆公司、公共巴士公司、罗厘运输公司、汽车零件制造厂、复新汽车轮胎公司等,与车业有关的各种行业应有尽有。范围也扩大了除原有的各个国家、地区更普遍外,又增添了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单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而论,据不完全统计,‘车商公会’之类的组织就达30个以上。在南洋一带,各种车商的家数,小的不算,规模较大的早已超过5000家”。④到了20世纪70年代,不少海外莆商事业有成,家资巨富。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有不少莆籍华人华侨脱颖而出,成为侨居国颇具影响力的著名商人。“如新加坡兴化人有黄廷芳、黄日昌、林和义、林生珠、黄亚兴、黄金宣、方秀仁。印度尼西亚兴化人有李文正、林德祥、陈江和、李文明、李思义、黄文华、黄文兰。还有文莱的刘鸿池、陈振荣、刘鸿攀。沙巴拿督方德源、拿督郑志雄、郑金山;砂捞越古晋的李宗林、拿督郑正金、郭德霖;美里的李光木、刘文贤、刘旭同;诗巫的刘元珍、郑宗钦。吉隆坡劳工部长林亚礼、兴总会长董玉锦局绅、拿督张德麟、拿督许元连、拿督叶林生、黄玉田、拿督林金树、庄玉霖局绅、林光第、杨梅水、王嘉良、卢文华、拿督刘文华、刘永龙、黄升福、陈兰、陈金发、王祖武、黄文兰、黄文渊、黄克鸿、黄贤泉、林德民、姚玉池、黄亚盾、林锦瑞、林清霖。新加坡的刘新楼、林锦源、姚国英、王如聪、王荣銮、王荣凰、俞进财。香港有景泰蓝大王陈玉书、陈和景、拿督郭成隆、黄清仪”等,都是海外著名莆商。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经济突飞猛进。在全球经济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海外莆商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许多侨商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商界巨子。如金融寡头李文正,成为名震印尼的银行巨擘;房地产大亨黄志祥,成为香港十大富豪之一;还有新加坡胶轮业巨商苏明发、马来西亚著名建筑商林生、文莱著名实业家刘鸿池和刘鸿攀兄弟、马来西亚兴安总会署理事长姚文贵、新加坡音响系统电器厂董事长黄文兰等,都是颇具知名度的海外莆商。据1987年10月统计,仅“莆田县旅居东盟五国的华侨、华人中,多数经营汽车业,其次为从事电器、建筑、地产、石油、金融、船务以及种植业和冶金制造业。有60%以上的侨胞经济居于中、上层,其中资产亿元以上的有10家,千万元以上的有100家。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莆仙籍侨胞,在文化科技领域中充分发挥才干,开拓莆仙侨胞的从业范围,涌现出一批专家、学者、教师、医师、工程师、会计师和高级技师等,莆田籍的美国数学博士、纽约福德姆大学数学系主任陈玉清教授,美国医学博士、国际著名心胸外科专家黄令南,美国电脑专家王宝硕,香港民爱医院院长、美籍华人余文荣,以及在高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仙游籍科学家王祖鉴、王武荣、王世障、王保垒博士等都是莆仙华人中的佼佼者”。①同时,一些卓有远见的海外莆商事业有成之后,积极跻身侨居国政界,将商界影响力扩展到政界,在维护华人华侨利益、扩大华人政治影响和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印尼境内就有5名莆仙籍侨商当选国会议员,有6位莆商当选州议会议员。林亚礼、方德源等14人荣获拿督勋衔。林荣膺旦斯里勋衔,李达荣获高级拿督勋衔,许元连、许金宝、郑金象、黄国森、陈仁华等人膺皇家拿督勋衔,在侨居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期间,海外莆商企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他们在巩固传统行业的基础上,开始向新兴行业进军,特别是金融证券、电子IT、房地产业、服装饰品、塑料玩具、新农开发、餐饮业、工艺品、超市、纺织、轮胎、造纸、钢铁、航运、石油等行业,成为海外莆商投资的新方向。如印尼著名莆商李文正及其家族企业,以金融业为基础,拓展了基金、证券、财务和投资咨询等领域。新生代华人黄志达,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主,兼营酒店、物业管理和娱乐业等。同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如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世家李文光和李文明、“钢铁大王”陈财基、“轮胎大王”林德祥和姚子兴、新加坡交通业巨擘林荣、石油大亨林恩强和餐饮业领军人物黄日昌、周颖南等。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莆籍侨商,异军突起,迅速发展成为侨居国的商界名人。如香港地区有房地产巨商黄志祥、电子行业领军人物黄赛峰、林平基、“西装大王”吴良好,还有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的许奇峰,以及在阿根廷经商的郭加迪和陈荣华、南非的郭顺元、巴西的郑金云等,都是海外莆商的后起新秀。
  进入21世纪之后,新生代海外莆商紧跟时代潮流,积极开拓新的行业,在电子科技、纳米技术、IT行业、金融保险、租赁、财务、通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海外各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三、海外莆商对侨居国经济社会的主要贡献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有不少人历尽艰险,远途跋涉,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经商。从20世纪中叶起,海外莆商企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大多数侨商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开始创办大中型企业,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兴化商帮,并对侨居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出国的莆田江口华侨姚为祺,在吉隆坡创办了“福隆兴”自行车修理铺,先后带领众多家乡亲友前往海外共同创业,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形成了著名的“兴化车帮”。至20世纪80年代,“兴化车帮”已经垄断东南亚各国的汽车市场,为侨居国的交通运输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还有“民国初期,莆仙侨胞卢锦枝等带领200多人先后到沙捞越、诗巫、古晋等地垦荒种植。随后,开发天然资源与矿藏,把不毛之地建成富庶之区。他们还在那里办学校、建工厂、办医院,工、农、商、学齐兴,形成繁荣的‘兴化帮’。20世纪初、中叶,莆田沿海渔民方阿满、方振荣父子先后到沙巴洲和山打根从事捕鱼,经过艰辛劳作,后来设立鱼寮,开办鱼行,为发展当地渔业作出贡献”。据《莆田市志》记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住海外的莆仙人,广泛从事交通运输业、工业、矿业、建筑业、纺织业、养殖业、农林业以及金融、汇兑、保险、地产、股票等各种行业,其中有的成为有世界影响的企业家,如仙游县枫亭镇枕头山人黄元享,在菲律宾开发房地产业,为当地城乡建筑事业作出贡献。70年代末,莆田人黄文华在雅加达、棉兰等地设厂,引进日本生产线,用日本零件组装家用电器,职工总数达3000人。李文正与内弟李文光、李文明兄弟于1972年创办泛印印度尼西亚银行,是印度尼西亚最早参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华资银行,与世界十大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主持该行业务的总经理李文正,被香港《亚洲金融》杂志社选为1983年度最杰出的银行家。黄廷芳在新加坡经营远东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远东工程投资有限公司、远东发展工程有限公司、远东金融机构等,80年代初,在香港设立信和置业有限公司,为新加坡的工程、地产、金融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慈善家李文涛创办快捷银行,任董事长,还在雅加达经营旅馆业,为当地居民创造方便。企业家张清泉创办纸厂(印度尼西亚四大厂之一)和海藻加工厂,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经营皇冠系列旅馆,独树一帜。周颖南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新加坡创办‘湘园酒家’,以中国特色的名菜享誉五洲四海。还有在泰国的林文龙兄弟、马来西亚的张德麟、印度尼西亚的陈财基等,都为侨居地的金融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①海外莆商保持莆田人勤劳俭朴、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努力拼搏,积累财富,为侨居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海外莆籍华人华侨继承并发扬莆田人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华侨子女的教育与培养,依靠自己的力量兴办华语学校,集资办学成为各国华人华侨的重要公益事业。如民国20年(1931年),旅居印度尼西亚的仙游籍华侨集资创办了仙侨学校,随后东南亚各国的同乡会和海外莆商慷慨解囊,捐资办学,掀起高潮。从民国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莆籍华侨先后捐资创办了10多所华文学校,基本上解决了海外莆籍华人华侨的子女教育问题。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36年,印度尼西亚侨胞创办侨光中小学校。1957年,扩建校舍,建成一座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全中小学校,校内设备齐全,师生保持在4000人左右。并创办中华医院,为当地华人和百姓服务。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诗巫的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共同努力,先后兴办2所中学、5所小学、3所幼儿园、1所诊疗所、5所礼拜堂。1955年,仙游枫亭华侨蔡贵和侨领陈嘉庚合资在马来西亚创办南洋大学,并任该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为发展侨居地高等教育作出卓越的贡献。1969年,马来西亚的培元中小学发展至有高、初中计37个班,学生1500多人,校内设有科学馆、图书馆和天文台等,成为一所设备先进的新兴中学。在马来西亚的莆仙侨胞,不忘‘家贫子读书’的古训,继承‘文献名邦’的遗风,各地兴安会馆发动华侨、华人捐募资金,实行奖学金基金制度和发放贷学金和大学单项无偿奖助学金等办法,扶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就读,促进侨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②这些海外华文学校的创建经费和日常开支,主要依靠海外莆商捐资支持,广大华人华侨捐钱捐物,持之以恒,支持侨居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华人华侨公益事业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海外莆商虽然长期居住在异国他乡,但始终保持了莆田人的传统习俗,努力把莆田地方传统文化传承下来。据《莆田市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经常组织‘莆仙戏’剧团,在侨居地演出《木兰从军》、《三娘教子》、《张协状元》、《阿忽布田》、《赌博误》等剧目,进行传统的文化思想教育。旅居东南亚的仙游华侨、华人常举办中国画展览,展出画家李霞、李耕、黄羲和陈熏等人的作品,有的还将家乡名人、名画在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印制成挂历,广为发行,深受侨居地人民的欢迎”。①这些莆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对海外华侨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了海外莆商文化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海外侨商对家乡公益事业建设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华侨和鼓励侨汇的政策,激发了海外华侨踊跃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从20世纪50年代起,广大海外华侨掀起了一股爱国爱乡热潮,捐钱捐物,慷慨解囊,积极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建设。如“1957年,仙游县共收侨汇382.7万元人民币”,为国家增加了外汇储备。②20世纪60—70年代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侨商支持家乡公益事业的活动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国家落实侨务政策,返回华侨财产,恢复华侨捐资公益事业的冠名权,海外莆商支持家乡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的热潮再度兴起,广大侨胞积极回家乡投资兴业,创办各种经济实体,支持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积极为莆田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一、支持家乡教育事业
  莆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盛誉,人才辈出,文化积淀丰厚,尊师重教之风盛行。
  但鸦片战争后,外敌频频入侵,国家积贫积弱,教育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影响了莆田教育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国家经济困难,莆仙两县教育经费十分缺乏,海外莆商踊跃捐资捐物,慷慨解囊,支援家乡建设学校。如“1950年,程文铸捐资5.8万元,委托莆田县文教科代管,作为私立蒲江小学经费。1952年后,涵江籍华侨捐资相继兴建私立涵中中学‘和平楼’、‘民主楼’两座校舍”。“1953年,程文铸和香港同胞吴钰孙、郭征甫、王开耀、吴春荣、叶桂龄、周文谊集资3.5万元人民币再建涵中中学‘民主楼’,建筑面积1322平方米。1954年,江口石庭华侨集资16万元,筹建石庭小学”。③此后,海外华侨捐资办学之风渐起,据《莆田市志》记载:“1953年,侨胞陈先生等人筹资兴建后郭小学侨光楼,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1956年,华侨姚先生、黄先生、吴先生等人在海外广为筹资,兴建塘头学校印星楼,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④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缺乏华侨捐资的相关保护政策,侨商捐资办学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调动。
  1956年,福建省侨委、省教育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大力鼓励华侨办学的联合指示》,莆仙两县教育科和侨委多次召开华侨、侨眷代表座谈会,鼓励归国华侨、侨眷积极动员海外亲属捐款兴学,此后海外华侨捐资办学之风渐盛。如1957年,石庭侨胞黄文松、黄文达等人集资创建石庭中级文化学校,马来西亚仙游华侨也捐资3500元,建设榜头昆头小学教学楼。“仙游县侨联会捐资兴办了仙游华侨子女补习学校,枫亭籍华侨捐资兴建仙游县第六中学教室6间,莆田县后卓、园头、石庭等村侨眷集资创办华侨子女中级文化补习学校等”。①但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的华侨捐资办学,主要集中在各侨乡,捐资数量不大,捐助人数也不多。
  1957年8月,国务院颁发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海外华侨捐资办学开始踊跃。1958年,在海外华人华侨大力支持下,莆田县私立锦江中学改办为莆田县侨办锦江中学。石庭、园头村的华侨子女中级文化补习学校,也相继升级为侨办石庭中学和侨办园头中学。同年,莆籍侨商杨明建、李文涛、王攀等人,将仙游华侨子女补习学校扩建为仙游县华侨中学,共扩建了8间教室、28间宿舍。同时,印尼仙溪福利基金会也捐建了仙游华侨中学教学楼和办公楼。这一时期海外侨商捐资办学热潮日益高涨,侨资学校不断增多,捐资数额增大。据《莆田市志》记载:“1959年,境内有侨办学校62所,华侨捐资288万元,侨建校舍30261平方米”。②20世纪60年代初,海外华人华侨捐资办学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一次高潮。如1960年,旅居印尼的华侨昊吓土,捐款5万元创建江口五星小学,成为莆田县第一家侨胞独资兴办的华侨小学。
  1962年,侨商程文铸捐资扩建私立蒲江小学为侨办蒲江中学。1963年,仙游县华侨集资2000元人民币、5000元港币,为仙游华侨中学扩建校舍,增添设备。莆田县霞皋村海外华侨也集资兴办了莆田县侨办霞皋中学。这一时期华侨捐资数额增加,独资创办的华侨学校开始增多。截止“1963年,境内有侨办学校18所、104班,在校学生4690人,教职工192人,其中:侨办中学6所、50班、学生2489人、教职工122人;侨办小学12所、54班、学生2201人、教职工70人。是时侨办学校多成立学校董事会,由华侨代表、侨眷代表及学校代表组成,董事长由华侨代表担任,侨办学校主要教育经费由董事会向海外华侨和华侨团体募集。董事会或设立教育基金,或购置校产,以维持侨办学校的日常经费开支”。③“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各侨办学校和董事会多被解散,华侨学校大多被改为公办学校,侨校财产被侵占,甚至出现了侵吞、挪用华侨捐款的现象,“一些热心捐资办学的华侨、归侨、侨眷还被诬为‘破坏自力更生’、‘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受到斗争,挫伤了侨胞的办学热情”。④海外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情锐减,各侨办学校的经费来源转为由政府拨补。
  中国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贯彻落实侨务政策,陆续退回了华侨财产,恢复了华侨捐资兴建公益事业的冠名权,鼓励和支持华侨捐资办学,海外莆商掀起了第二次捐资办学热潮。如“江口镇侨胞李王老太,在旧社会生活贫苦,无法上学,连自己名字也没有,深感没文化之苦。1978年,李王老太独自捐款14万元为家乡新墩村兴建小学1座。1979年,她和儿子李文光又捐巨资120万美元建设莆田华侨中学。在三年多时间里,她先后6次派人回乡勘察校址,审查设计图纸,检查基建工程质量。华侨中学建成后,总占地112亩,建筑面积12660平方米,总造价270万美元。校内建有1座5层高、42间教室的教学大楼,还有办公楼、科学楼、师生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同时建有400米跑道田径场等体育设施。学校落成时,年逾古稀的李老太不辞劳苦,专程从海外赶回家乡参加竣工庆典,并为学校捐赠《辞海》3部、《新华字典》和《英汉词典》等图书2000册。
  1985~1986年,李文光又捐资13万元港币,为该校设立奖学金及添置教学设备”。①莆田华侨中学落成后,海外侨胞一如既往地资助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经常捐赠教学仪器设备,使学校教学设施不断完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成为莆田市规模最大的一所华侨中学,被列入福建省重点中学。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鼓励华侨捐资办学,福建省政府颁发了《关于华侨捐资办学奖励的实施办法》,对华侨权益、侨校管理体制、资金管理使用和师资、招生、教学等问题进行了规范,华侨捐资办学有章可循,侨资办学之风再度兴盛。如江口华侨先后捐资扩建了锦江华侨中学的6座教学楼,即“1980年侨胞黄文华、关亚标等兴建‘九华楼’;1982年,侨胞林友德、何青原、林学质、何天水等捐建‘广华楼’;1986年,侨胞何青原等捐建‘富玛楼’;侨胞林振华夫妇捐建‘凤腾楼’;1987年、1988年旅港同胞李承光及其夫人先后捐款建‘承光楼’和‘春梅阁’”。②在海外莆商长期资助下,莆田锦江华侨中学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成为一座教育质量上乘的完全中学。
  涵江石庭华侨职业学校(原为石庭中级文化学校)创办之初就得到海外莆商的大力支持。
  1965年,新加坡兴安会馆获悉该校办学经费紧张,便联络了10位海外侨商,捐资兴建了一座教学楼。1978年,黄文兰、黄文理、黄文华等海外侨商又将修建石庭宫剩下的资金捐给学校扩建教室。
  1984年,石庭华侨职业学校搬迁扩建时,学校领导又向海外侨商求援,得到新加坡侨商黄文理、黄金华、黄金生、黄日昌、黄克祥等人的大力支持,筹集建校资金60万元,使石庭华侨职业学校新校楼顺利落成。随后,新加坡兴安会馆也联络新加坡和印尼的江口籍侨商,为学校建设筹集了大批资金。如“1985年,江口石庭华侨中学董事会成立后,侨胞黄文兰捐建礼堂1座;侨胞黄清云捐建教室12间;侨胞黄文理、黄日昌合资捐建科学楼1座;侨胞黄金华、黄锦隆合资捐建校大门、传达室1座,截至1989年8月,石庭华侨中学侨胞捐资累计145万元”。③从20世纪90年代起,海外华侨积极支持石庭职业中学的建设,先后捐资逾千万元,学校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学校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同时,从2003年起,海外华侨为了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先后在石庭职业中学设立了“日昌奖”、“文兰奖”、“玉旗奖”、“富信奖”等7个“奖教奖学基金会”,以促进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20世纪80—90年代期间,莆田海外华侨捐资办学热潮持续高涨,全市增办了不少侨办中小学校。但新建学校不断增多,师资力量日渐短缺,甚至出现了青黄不接。1983年,印度尼西亚侨胞郑先生、关先生、方先生、陈先生、林先生等捐资220万元,支援莆田中等师范学校建设。1984年,省政府批准将莆田中等师范学校改名为“莆田华侨师范”。此后,海外华侨以发展莆田华侨师范为已任,一如既往地支持莆田华侨师范学校的建设与发展。1985年,印尼莆籍华侨捐资300万元,扩建莆田华侨师范的校园,并联络海外其他各国侨商,积极向华侨师范捐献教学设备,完善学校的基础设施。
  莆田第六中学的建设与发展也倾注了海外侨商的大量心血。莆田六中前身是“私立涵中中学”,创建于1924年,是莆田境内最早由海内外商人捐建的学校。该校初创时,由新加坡侨商陈训彝和涵江商人陈澍霖、曾振光等人捐建,第一期捐资1万银元,建筑砖木结构双层教室6间,建筑面积737.5平方米,由华侨陈训彝承担三分之二的建设经费。1927年,宁波桂元行的同乡和南洋侨胞又共同募资1.42万银元,扩建了6大间教室和4小间办公室,建筑面积796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改为公立学校,即莆田第六中学,但海外侨商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该校的建设与发展。如1950年初,侨胞程文铸独资兴建了该校的“和平楼”。1953年,程文铸又与吴钰孙、郭征甫、王开耀、吴春荣、叶桂龄、周文谊等6位侨商共同出资捐建了“民主楼”。改革开放后,海外侨商对莆田六中的捐资数额不断增大。据《莆田市志》记载:“1985~1990年,华侨捐资兴建莆田六中九华楼,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侨胞郑金钊、蔡文焕、陈琴棋、林澄清、黄锦祥等人在海外通过社团组织,发起捐资,得到林金表等10多人的响应,捐资续建莆田第六中学涵华楼,建筑面积3334平方米。林荣捐助兴建该校‘林荣楼’,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①在海外侨商长期不懈的支持下,莆田六中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办学条件日臻完善。2001年,莆田六中被确认为省一级达标中学。
  在海外广大侨商的大力资助下,莆田市境内中小学校数量大增,基本上解决了适龄儿童上学难问题。据《莆田市志》记载:“1985~1986年,涵江哆后和哆中村旅外侨胞在李光木、李旭同的带动下,发动了50多位侨胞捐资办学,共同兴建哆头小学两座教学楼,建筑总面积2100平方米。
  侨胞郑金钊、蔡文焕、林澄清带头捐建涵江实验幼儿园教学楼”。涵江塘头的海外侨胞,在1985~1990年期间,“热心家乡教育事业,慷慨解囊,共捐资350万元帮助塘头学校改建扩建。其中吴开模先生捐103万元,杨先生捐63万元,塘头学校盖起5幢4~5层教学楼,1幢教师宿舍楼,还有1幢幼儿教学楼,建筑总面积1万多平方米”。②涵江区“梧塘侨胞在办教育、铺道路、建设桥梁、拉接自来水、架设路灯等方面的捐赠资金达5000万元之巨......其中有突出贡献者当推已故港台胞程文铸先生;新加坡侨胞林金体先生、王文顺先生、刘亚楼先生、印度尼西亚侨僧海涵、侨胞邓文耀先生等”。先后“独资创建或集资兴建、改建、修建了蒲江小学、蒲江侨中、梧塘一中(今七中)、沁后中学、沁后小学、霞楼小学、松东小学、松西小学、枫林小学、南阳小学、梧梓小学、新丰小学、东坡小学等13所中小学教学楼、办公楼、综合楼宿舍楼、校门、操场、运动场、厨房、厕所、围墙等建筑以及添置相应教学设备,并设立5个奖学基金”。③还有“涵江塘头侨胞姚爱珠和姚娜妹捐资兴建沁园小学校舍。侨胞黄文峰、昊开模、吴开书带头捐资,并发动塘头旅外乡亲共襄塘头学校建设事业,杨金清、黄明宪等捐建侨龙办公楼、侨谊实验楼、文藻幼儿园楼及操场等,建筑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侨胞李光木、李旭同再次捐资兴建哆前小学教学楼,建筑面积1062平方米。此外,刘鸿池父子捐建幼儿园,占地4亩多,建筑面积1502平方米。吴开书还出资捐建后洋小学教学楼。侨胞黄俊发捐资兴建涵江楼下中心小学教学楼和设立奖学金等。涵江旅外侨胞除捐资办学外,还捐资设立9个教育基金会,基金总额120多万元,其中主要有塘头旅外侨胞黄文峰组织的塘头学校华侨教育基金会、后郭教育基金会、莆田第六中学林荣和林亚礼奖学基金会、蔡文耀和蔡祖棠勤优奖学基金会、江宗琬奖教基金会、埭里村奖学基金会、哆前小学奖学金等。至1991年,莆田县重点侨乡江口镇32所小学的校舍,全为侨胞捐建”。④秀屿区的“界外底”,过去是莆田最穷的地方之一。清末民初,“界外底”有大批百姓飘洋过海谋生,这些贫苦出身的老华侨大多数没有文化,亲身体会缺少文化的艰难,事业有成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支持家乡教育事业。据《莆田市志》记载:“1985年,忠门镇梯吴村爱国侨胞吴文亮、吴文华先生与海外的兄弟叔侄发起成立‘梯吴侨台学校筹备委员会’,吴先生先后6次赴台湾等地集资,海外侨胞166人共捐资150万元,其中吴先生兄弟叔侄捐资70万元。1988年11月,梯吴侨台学校建成,占地20亩,总建筑面积5700平方米。随后,吴先生又与海外乡亲共同筹资13.8万元,设立梯吴侨台学校教育基金会。吴先生还将母亲百岁寿庆与大哥八旬寿庆的礼金1万元,全部捐给学校设置教育基金会”。①莆田城厢区的华侨人数虽不多,但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的事迹却很感人。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城厢区华亭镇海外侨胞只有3万多人,捐资办学却十分踊跃,全镇60%以上学校有侨商捐资办学,全镇中小学的教学楼、办公室、教师宿舍、学校大门等,大多为海外华侨捐建。如“1990年,城厢区城郊乡西洙村旅居海外几十位侨胞联合捐款30余万元,为家乡建1座3层小学教学楼,取名为‘西华楼’。旅居新加坡侨胞吴宗海父子捐款30万元为家乡设立教育基金,该校被定为省农村示范小学”。②进入21世纪之后,城厢区侨商捐资办学更加踊跃。据不完全统计,城厢区共有22所中小学得到了海外侨商的资助,捐款总额逾千万元。
  仙游县是福建著名侨乡之一,海外华人华侨众多,侨商捐资办学活动起步早、力度大。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仙游老一辈华侨就经常组团回乡考察,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如“1980年,仙溪福利基金会捐资28.2万元,为仙游华侨中学扩建校舍。1981年,仙游籍旅外华侨团体捐资101.5万元,委托县政府为18所中小学兴建校舍楼”。③1985年,印度尼西亚侨商李文涛捐资32万元,兴建仙游实验小学和城西小学教学楼。1988年,仙游籍旅台著名莆商张承璜数度回乡捐资50万元,为钟山乡3所小学创建校舍,还创办了雪吟幼儿园。1988年,印尼华人李文涛又捐资80万元,兴建仙游华侨中学科学实验楼。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实现“两基达标”和“九年义务教育”,仙游县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海外华人华侨捐资兴学,众多海外侨商慷慨解囊,大力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仅“1990~1991年,仙游爱国华侨李文涛、张清泉、王贤宝、陈金菊、傅清池、傅志明、傅庆荣、朱开基及印度尼西亚仙溪福利基金会等先后捐资1554.8万元人民币,用于建设赖店华侨技术职业学校、华侨第二中学、华侨第三中学、鲤城镇道德中学、赖店乡中学小学教学楼、县一中图书馆等教学设施。其中第一道德中学建筑面积2.48万平方米,教职工100多人,学生1000多人,多次被市政府评为文明学校、文明单位”。④尤其是李文涛、李清泉、王贤宝等老一辈侨商,摒弃狭隘的地域观念,将捐赠资金用于全县统筹安排,哪个学校需要就将资金捐给哪个学校,迅速改善了仙游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据《莆田市志》记载:“1980~1990年,仙游县爱国华侨共捐资461.8万元建设华侨中学、一中、二中、枫亭中学、大济中学、龙华中学、东宅初级中学、锦田初级中学、赖店小学、坂头小学、建华小学、城西小学、竹庄小学、下桥小学、岑山小学、冒山小学、白湖小学、玉塔小学、实验小学、县图书馆、县托儿所等,使全县教学基础设施得到改善”。①20世纪80年代期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客观上影响了莆田教育经费的追加,发动海外华人华侨捐资办学是解决地方教育经费不足的一个重要举措,广大海外侨商慷慨解囊,无私奉献,对于莆田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1980~1991年,全市接受侨资捐款的学校124所,设立学校董事会39个,教育教学基金会12个”,海外华侨捐资办学的金额达3000多万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海外华侨捐资办学热潮持续高涨,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化。如仙游县侨商傅庆荣、张清泉、李文涛、傅志民、陈金菊、朱开基、戴清池、杨金技等人,共同捐资526万港元创办仙游第二华侨中学。仙游老侨商李文涛、张清泉、王贤宝等人,多次捐巨资建设中小学校,累计捐款数额高达3000多万元。还有侨胞傅庆荣、陈开标、邵逸夫、陈张桂椿、戴清池、朱金柏、傅金珠、傅荣添、陈丹治、杨春霖、林开标、江开标、江硕卿、吴良好、傅玉英、林庆哥、朱展东、郑庆升、朱国辉、杨金章等,也多次慷慨解囊,捐资办学。特别是印尼华侨“张清泉捐资731.1865万元,独立创办了仙游华侨职业技术学校;捐资100多万元用于湖宅中学(九桥)建设;捐资158多万元用于云峰中学(七侨)建设”。②仙游赖店镇罗峰村的爱国侨胞傅庆荣,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多次返回家乡捐资办学。1991年,他捐助港币100万元,兴建仙游第二华侨中学和赖店中心小学教工宿舍。以后每隔一段时问,他就回乡捐资办学,深得家乡百姓好评。仙游华侨捐资办学事迹事十分感人,不胜枚举,可以说在仙游教育“两基达标”建设中,海外侨商立下了汗马功劳。据2005年统计,仙游县侨商共捐资建设“完全中学12所,职业中专(中学)6所,初级中学有41所,小学322所,幼儿园遍布城乡各地”。③在整个海外华侨捐资办学过程中,捐建莆田学院的数额最大,事迹最为感人。莆田学院前身是兴化职业大学,一开始创办就得到海外侨商的大力支持。如1989年,港商许国雄回乡省亲时,看到兴化职大教学设施简陋,当即捐资51万元,用于兴建图书馆一期工程,冠名为“许楼光图书馆”。此后,许氏家族几代人接力捐款兴学,倍受社会各界赞赏。如1992年,许奇锋、许奇才、许奇有、许红丹四兄妹捐资215万元,兴建“雄馨教学楼”。1995年,许家四兄妹又捐资300万元扩建图书馆。许国雄之弟许国华也慷慨解囊,捐资420万元建设“光琼科学楼”。随后,又捐资96万元设立“许理胜教育基金会”。还有印度尼西亚著名侨商李文正,对莆田学院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95年,他赠送学校RH600计算机设备100万元、外语系语音教学设备50万元。从1998年起,李文正每年捐资72万元,用于莆田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2001年,为了提高莆田学院的教学质量,李文正每年捐资100万,协办了外语、计算机和会计3个专业。莆田学院申办本科时,因基础设施简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海外莆商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印尼福莆仙总义祠、新加坡兴安会馆、南洋莆田会馆、马来西亚兴安总会、香港莆仙同乡会、澳门莆仙同乡会、台北莆仙同乡会等,纷纷致函表示将给予资金支持。据不完全统计:社会各界向莆田学院捐赠金额达1亿多元人民币,其中80%以上为海外侨商捐赠。如印度尼西亚银行家李文正捐赠总额达3000万元;印度尼西亚侨商陈江和捐资1000万元建设“金荣楼”;香港侨商王文荣夫妇捐资550万元建设“文荣体育馆”;新加坡侨领黄日昌捐赠200万元用于开发高科技项目;侨商黄俊发捐资120万元建设“中印楼”和幼儿园;侨商林和义及其子女捐资120万元建设“和义楼”;香港侨商郭文雨捐资100万元建设“大学生活动中心”;印度尼西亚侨商李文涛捐资100多万元建设“道德教授楼”;侨商何青原捐资100万元兴建“富玛高楼”。还有关文龙、黄文兰、郑金钊、蔡文焕、林澄清、黄锦祥、陈琴棋、郑嘉忠、陈文桂、郑国贤等侨商捐建了“电脑楼”;九鲤洞侨团捐建了“九华楼”和“九鲤楼”;侨商方秀仁捐建了“戴林方楼”;侨商关启成捐建了“祖荣楼”;侨商郑金钊捐建“景樵堂”......海外侨商捐资兴学义举,不但极大地改善了莆田学院的办学条件,而且这种爱国爱乡的桑梓之情成为学校师生的精神财富,孕育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校园文化,莆田学院因而被中国侨联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海外侨商积极捐款捐物,支持莆田教育事业发展,事迹十分感人。据莆田市教育局统计,截止2012年7月,全市各学校共接受莆商捐赠26069.36万元,其中80%为海外侨商所捐赠,广大海外侨商为莆田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支持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莆田侨商素有爱国爱乡之美德,始终以陈嘉庚“支持祖国、排除人民痛苦、建设新中国”的口号为旗帜,心怀桑梓,节衣节食,慷慨解囊,积极支援家乡各种公益事业。在莆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也倾注了海外莆商的大量心血,莆田境内大多数医院都有侨商捐建(赠)的病房、门诊大楼和医疗设备等。
  莆田海外侨商援助家乡医疗卫生事业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1939年,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家乡医疗条件差,百姓看病难,新加坡莆商慷慨解囊,捐建了“仙游国立医院”,拉开了海外侨商创办医院之始。1946年,印尼籍江口侨商捐资创办了“江口福田医院”,以缓解家乡同胞的就医困难。1948年,印尼兴安会馆着手集资创办“江口平民医院”,但因内战爆发,通货膨胀,医院中途停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鼓励海外华侨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莆籍海外侨商捐资创办医院的热情日益高涨。如“1950年,江口旅居印度尼西亚华侨林文祥受侨胞委托,回乡联系创办医院事宜,得到热心家乡卫生事业的侨胞和地方人士的支持,成立了‘平民医院董事会’,使停建的医院工程重新上马,1951年6月医院正式落成开业”,成为建国后侨资捐建的第一座医院。①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鼓励侨资捐办公益事业,莆田境内掀起了一股华侨捐建医院的热潮。如“1963年,马来西亚华侨集资1万元港币,扩建仙游医院门诊房和药房各一座。1966年,华侨回仙游参观,认为县医院设备欠佳,又集资5000元港币,添置X光检查仪器1台及其它医疗机械多件,赠送救护车2辆”,改善了医院的医疗条件。②中国改革开放后,各级地方政府全面落实侨务新政策,鼓励海外华侨回乡捐建公益事业,莆籍华人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莆田市许多医院的门诊大楼、病房大楼、医疗设备和救护车等,大多由海外侨商捐建。如“1981年,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侨胞黄文华、黄日昌、黄春元、黄文兰、黄文衡、黄玉秋、黄文金、黄金生、黄沧海等组织120户集体捐资172万元,创建莆田石庭华侨医院(1988年改名莆田华侨医院),建有门诊住院联合大楼等11个项目,有的从国外进口先进医疗设备。1988年,侨胞黄清和捐赠胃电图机1部。福建省人民政府指定该医院办成以神经科为主的综合医院,任命省立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黄克清(石庭村人)为名誉院长”。①特别是江口籍的海外侨商,长期关心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创办平民医院后,40多年来不断集资捐资,逐步扩大医院规模和充实医疗设备;还创建‘莆田平民医院扶贫奖医基金会’,基金近50万元人民币,1985~1990年,又集侨资近400万元,新建12幢医疗门诊和住院大楼,占地20多亩,建筑面积8600平方米,现有医务人员150多人。平民医院设备比较先进,为莆田四大医院之一”。②涵江医院的建设与发展也倾注了海外侨商的大量心血。据《莆田市志》记载:“8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华侨给涵江医院捐赠一批医疗设备,促进该院进一步发展。1991年,由印度尼西亚侨胞医生发起,印度尼西亚椰城福莆仙广化禅寺总义祠和李先生等20多位侨胞积极响应,集体捐建涵江医院病房大楼广华楼,建筑面积4110平方米”,成为莆田市重点医院之一。③仙游侨商对于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分热心,全县各医院的病房大楼、门诊大楼、救护车等大多数为海外侨商所捐建和捐赠。如1986年,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文涛捐资40万美元,兴建了仙游县医院的慈爱门诊大楼,面积达7007平方米。1987年,仙游著名侨商王贤宝也捐资80万元,建设仙游县医院嘉藻病房大楼。据《莆田市志》记载:仙游“华侨李文涛、张清泉、王贤宝等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91年,共捐款322.8万元人民币、15万美元、67万元港币,兴建仙游医院慈爱门诊大楼、嘉藻病房大楼、仙游中医院综合大楼、中医院病房大楼、仙游妇幼保健站、仙游精神病医院、枫亭镇华侨医院等”。④不少华侨捐赠了国外先进医疗设备,如救护车、X光、CT、B超等,以改善家乡医院的医疗条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外侨商捐资兴办医院的热潮再度掀起,捐资数额越来越大,捐建范围不断扩大,从城镇医院到农村卫生院、卫生所等,到处都有侨商捐建的项目。如新加坡著名华人陈江和捐资688万元,建设莆田市医院惠妹楼和门诊大楼;江口籍侨商林振华积极联络海外华侨,捐资建设了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的病房大楼,并捐赠了一批医疗设备。此外,各乡镇卫生院也得到海外侨商的大力支持,如梧塘侨商先后捐资近千万元,建设梧塘保健院、沁后保健院和涵江医院等。城厢区的华亭侨商先后捐资300多万元,将设备简陋的华亭保健院改造成华亭医院。据2005年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莆籍海外华人华侨捐资建设的医院病房、门诊大楼、赠送医疗设备等,累计总额超亿元。其中“接受捐助千万元以上的医院有涵江平民医院、华侨医院;伍百万元以上的有市第一医院、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涵江医院;百万元以上的有仙游县医院、中医院、枫亭卫生院、城厢区华亭医院、秀屿区医院、埭头卫生院、梧塘卫生院、湄洲岛红十字医院;十万元以上的有城厢区医院、涵江江口医院、梧塘卫生院、秀屿区东庄卫生院、平海卫生院、南日卫生院、仙游赖店卫生院、钟山卫生院”。⑤海外侨商对莆田医疗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体现了海外华人华侨爱国爱乡的桑梓之心。
  三、海外莆商对家乡其它公益事业的无私援助
  莆田旅外侨胞虽然长期身处异国他乡,但始终心怀桑梓、爱国爱乡,对祖国和家乡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海外莆籍华侨除了捐资办学和支援医疗事业外,对其它各项公益事业建设也给予大力支持,如铺路筑桥、扶贫帮困、水电工程、修建祠堂寺庙和侨联大厦等,都能慷慨解囊、鼎力相助,出现了许多感人事迹。
  据史书记载:莆田境内华侨捐建公益事业的活动,始于明、清,发展于民国时期,鼎盛于建国之后。清末民初,中国局势动荡不安,许多百姓飘洋过海,在外谋生。他们在海外努力赚钱,省吃俭用,将大部分钱寄回家乡接济亲人。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社会稳定,莆籍华侨企业蓬勃发展,海外侨商对家乡公益事业的捐赠逐渐增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外汇积累,实行外汇奖励政策,鼓励华侨回乡投资创业和建设公益事业。如“1956年,莆田县人民政府取得海外侨胞支持,在涵江塘北征地120亩,投资1400多万元人民币,建设华侨新村住房42幢,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①既体现了政府对广大侨属的关心,又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物资紧缺,海外侨商积极捐钱捐物,帮助家乡百姓渡过难关。如“1959~1961年,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华侨陈耀如、郑金钊、蔡文焕、陈琴棋等,在南洋带头并发动华侨运寄化肥回国,为家乡缓解农业用肥困难。马来西亚华侨林荣汇款资助家乡修建水利电灌站,增加农田灌溉面积。70年代,华侨黄文峰、黄文赞、黄德来、黄锦宗等还捐资兴办水磨石地板砖厂,建成后即把厂房与设备全部捐献给家乡使用”。②中国改革开放后,海外侨胞支援家乡公益事业更加踊跃。如“1980年,侨胞蔡文焕、郑金钊倡议并经李文正、陈子兴、郑嘉忠、黄锦祥等50多人附议,集资100多万元港币,兴建涵江侨联大厦”。③“1984年,侨僧释圆禅捐款150万元修建莆田古刹广化寺;侨僧寂晃法师集资800余万元,重建梅峰寺、囊山寺、云门寺。许先生捐资60万元修建家乡萩芦溪大桥”。“1985年,侨胞李庆传和香港信嘉有限公司共同创立了涵华开发有限公司,在涵江铺尾征地37亩,投资人民币1400多万元,建成华侨住宅房18幢,分为新加坡式、印度尼西亚式和香港式3种,造型独特,大方美观,成为涵江第二华侨新村”。④据《莆田市志》记载:“1985~1990年,江口镇由侨胞、归侨、侨眷和群众集资修建村路33条,全长56.25公里,造价717.95万元。还有捐建影剧院、文化宫、少年宫、敬老院、体育馆、水电灌溉站;有的捐赠汽车、旅行车、救护车、救火车、拖拉机、发电机、抽水机、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电脑、医疗器械、体育器材等”。⑤从20世纪90年代起,海外侨商对家乡公益事业建设的捐资数额不断增大,捐赠项目日益增多。如“1991年底,马来西亚侨胞与涵江区侨胞姚先生和杨先生等先后捐资200多万元,为家乡修桥铺路。印度尼西亚侨胞陈先生等新加坡侨胞捐资100多万元,为家乡修桥铺路。印度尼西亚侨胞、新加坡侨胞捐资100多万元,建设涵江区文化馆、区青少年宫、区妇幼中心、区老年人活动中心及国欢寺、鲤江庙等文物建筑”。①江口镇“西刘村侨胞集资200多万元,为家乡建1座小学,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又捐款建村水泥路1条,自来水塔1座,戏台1个”。②还有“地处湄洲湾畔的梯吴村,侨胞在家乡不建私房,却集资数百万元兴建面积达20多亩的侨办学校1座,为家乡修古塔、建公墓各1座,还设立学校奖学金。梧塘镇是莆田著名侨乡,该镇沁后村广大侨胞为家乡建1所初级中学,捐款修3条水泥路,2个卫生厕所,1所全县规模最大的幼儿园”。另外,“地处福厦路两旁的涵江区是莆田市有名侨乡,广大侨胞捐出巨款,添置涵江医院设备,建老年中心、华侨新村、侨联大厦、青少年活动中心、旅游景点等,涵江已成为商业繁荣的侨乡。城厢区侨胞虽然不多,但仍以各种方式支持家乡建设。莆仙两县的广大侨胞多次捐款创办兴化大学、华侨师范学校、市医院,还捐建凤凰山公园,扩建荔城卫生院,为家乡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③甚至出嫁他乡的莆籍华侨也关心家乡公益事业,如“东阳村旅居海外的陈女士,虽已出嫁福清40余年,不忘故乡情,1990年捐人民币50万元,为家乡修1条长达2公里村道。1990年,七步村1位华侨捐款1万元,为家乡修1条2公里村道”。④仙游侨商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建设十分热心。据《莆田市志》记载:1979~1991年,“仙游县爱国华侨捐资90.35万元人民币、77万元港币,为家乡大坂、锦田、坂头、帽山、玉塔、下楼、建华、土山、罗峰等村庄兴修农田水利,安装自来水和电灯等”。仙游“赖店镇罗峰村爱国侨胞傅庆荣先生,年近古稀。但他身居海外,心系桑梓。傅先生捐款29万元,为本村建一座自来水厂,解决全村4000余人村民用水难的问题。1990年老人节,他向本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慰问款50元,并向邻村孤寡老人,每人敬送慰问款100元。深受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赞扬”。⑤特别是仙游侨胞傅金珠女士,支持家乡公益事业的事迹十分感人。傅金珠于1956年旅居马来西亚,1963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开设医务所,悬壶济世,行医成名之后热心慈善事业,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等地兴办敬老院和福利院等,累计捐资500多万元。从1979年开始,她先后捐资支持家乡的自来水、村道、学校等10多个公益事业项目,累计捐资人民币700万元。同时,她还经常利用返乡省亲的机会,免费为乡亲们送医送药,赢得了家乡百姓的好评。2010年,傅金珠女士变卖了自己在厦门的房产,将卖房款全部用于家乡慈善事业建设,两次为仙游德安医院230名精神病患者送去爱心食品,并捐献20万元支持新德安医院病房大楼建设。2011年,她又发起募捐创办仙游县首家民办非盈利性福利型养老院——仙游县爱心养老院。当她听说仙游大济镇溪口村养老院有100多位老人生活困难时,先后三次赶往养老院探望,捐赠了40只价值5000元的床头柜和20万元现金,帮助养老院改善老人的生活条件。
  莆仙两县的老一辈华人华侨大多数因生活所逼而漂泊海外,他们历尽坎坷,艰苦拼搏,累奠基业,虽身在异国他乡,却心系故国家园,魂牵梦绕着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荣辱兴衰,始终怀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故乡情愫,这也是海外华人华侨无私捐赠家乡公益事业的深层次动机。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以来,海外侨商向莆田市各县区捐资公益事业的款项累计逾10亿元人民币,为家乡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和各项公益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节 海外莆籍华侨社团组织的创建及其联谊活动
  莆籍海外华人华侨大多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出国,具有一地一业、集中居住和区域性明显等特点。二战之后,随着海外华侨人数的日渐增多,以及华人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侨民的联谊活动也日益频繁。他们“为了相互沟通,共谋福利,一般都建有社团组织。初期依地缘、亲缘关系成立小团体,机构简单,活动范围较小。随着商贸活动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较大的联合性会馆,有的会馆还开办实业,开展对外联络活动”。①特别是现代以来,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中国政府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海外华侨联谊活动更加广泛,华侨社团组织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各地共有61个莆籍华侨社团组织和众多的华人行业公会。
  莆籍华人华侨创建的海外社团与国内商人会馆基本相似,通常以“兴安会馆”或“莆仙同乡会”为名,且大多数与天后宫合二为一,以妈祖信仰为纽带联络同乡,开展联谊活动。海外华侨“社团活动一般是调解纠纷,解决困难,协调理顺关系;帮助亲朋好友谋职业;或是举办公益慈善事业,资助贫困华侨;加强各侨团之间的协作联系;保障华侨的各项权益等。各社团组织拥有一定的职能和职权,以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实施”。②本节着重介绍几个海外兴安会馆、同乡会和行业公会,以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海外莆籍华人社团组织的基本概况和联谊活动。
  一、马来西亚境内主要华侨社团
  马来西亚是莆仙移民最早的国家之一,境内莆籍华人华侨众多,华侨社团活动历史悠久。马来西亚境内最早的华侨社团是“福莆仙会馆”,创办于清朝末期,其次是“兴安会馆总会”。从民国中后期起,马来西亚境内陆续成立了20多个兴安会馆,现马来西亚境内共有33个兴安分会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太平兴安会馆、麻坡兴安会馆、巴生滨海兴安会馆、登加楼福莆仙会馆、山打根兴安会馆、柔南兴安会馆、淡乌鲁兴安会馆、吡叻兴安会馆、关丹兴安会馆、古晋兴安会馆、槟城兴安会馆、雪隆兴安会馆、马六甲兴安会馆、霹雳兴安会馆、吉兰丹兴安会馆、关丹兴安会馆、森美兰兴安会馆、金马兴安会馆、天定兴化会馆、美里兴安会馆、亚庇兴安会馆、丁加奴兴安会馆、雪兰莪兴安会馆、淡属兴安会馆、乌鲁冷岳兴安会馆等。同时,马来西亚境内还创办了众多的莆仙同乡会,如吉隆坡福莆仙同乡会、诗巫兴化同乡会、株巴连福莆仙同乡会和吉玻福莆仙同乡会等。另外,海外莆商还以行业为纽带建立了一些行业公会,如马来西亚诗巫兴化莆仙公会、昔属福莆仙公会、沙捞越兴安公会、瓜拉庇捞福莆仙工会、苍林已辖福莆仙公会、吉坡福莆仙公会、居銮福莆仙公会和乌鲁冷岳兴化公会等,这些公会既具有商人会馆的性质,又具有行业公会的功能。由于马来西亚境内华侨社团众多,不能一一叙述,本节着重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华侨社团进行介绍。
  (一)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
  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是一个全国性的莆籍侨民社团,成立于1970年,下属33个分会,历任会长有林金树、童玉锦、陈仁华、陈兰、郑天祥等,名誉会长(顾问)有童玉锦、陈仁华、陈兰、郑天祥等人。现任会长卢金峰,理事会总会长关启宗,副总会长杨炳珊、黄瑞豹、余朝铭、王金发、郑瑞金等。
  兴安会馆总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3次常务理事会,以检讨和策划总会当年度工作。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由各地分会轮流承办,旨在增进兴化侨民友谊、促进乡亲团结、推动莆商企业发展和商议侨民各项公益事业建设等。
  兴安会馆总会非常重视侨居地华人子女教育问题,始终把发展侨民教育事业作为会馆宗旨之一。1973年,在原会长林金树、总务徐福隆和财务童玉锦等侨商的大力支持下,众理事慷慨解囊,发起筹募大专贷学基金活动,第一期筹集大专贷学基金100万元,用于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弟入学深造。随后3年,众侨商积极捐助,基金总额增加到600万马币,有600多华侨子弟受惠。同时,会馆还创办了多所夜校,帮助老一代侨民脱盲,提高侨民的文化水平。
  兴安会馆总会注重华侨社团组织的接班人培养工作。1982年,总会成立了兴安总会青年团组织,领导各分属会的青年团,积极策划开展有益于侨民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成为推动侨民社团组织发展的生力军。1989年,兴安总会又成立了妇女总委员会(简称妇总),在马来西亚各地成功举办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妇女素质的活动,促进总会与各分属会之间的联系。兴安总会的妇女委员会和青年团组织,成为推动兴安总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得力助手。
  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成立后,一直借用马六甲兴安会馆和雪隆兴安会馆的办公地点,解决会所问题成为各届侨领的重要任务。1999年,会馆理事会发起募捐会址建设基金的活动,拿督郑天祥、卢金峰走遍了马来西亚各地33个分会馆,发动在马莆商慷慨解囊、鼎力相助,集资在吉隆坡怡保路购买了一座四层楼房,解决了兴安总会的会所问题。同时,兴安总会为了发扬莆田人守望相助的传统,各下属分会有较大建设项目都会互相帮助,如各分会修建房屋、创办学校或购买新会址等,总会都会拨款赞助,并致函各分会给予支持,促进各地华侨社团事业的共同发展。
  兴安总会除了本身开展各种联谊活动外,还与大马福州总会、大马永联会、大马南联会、大马安溪总会、大马晋联会、大马惠安联会及大马龙岩联会进行联谊,每年轮流主办“福建乡亲新春大团拜”,以促进福建同乡的团结与友谊,扩大莆仙侨民的联谊范围。
  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成立30多年来,虽然社团领导几番更新,但历任侨领都能主动担负起敦睦乡谊、促进侨民文化、教育和工商业发展,以及谋求社会福利的重任。历届理事会积极发动各地乡长和侨民,群策群力、任劳任怨、苦心经营、精心策划、造福乡亲,为侨民公益事业建设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马来西亚太平兴安会馆
  马来西亚太平兴安会馆原为福莆仙会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是海外莆仙华侨最早成立的社团组织。19世纪中叶,大批莆仙百姓因生活所迫前往马来西亚太平地区当矿工,人数近5000人,且大多为单身男子,遇到生病住院,没有家属照顾,其情形非常可怜。如遇工伤事故或不幸死亡,没人掩埋,抛尸野外,极其凄惨。“同时,同乡人数众多,没有会馆,同乡之间的团结,联络感情、互相帮助等方面也无所谈起,鉴于此,先辈郑美、颜绍、黄峰、李立、陈厝等5位乡贤,发起组织同乡会”。①召集福州、莆田、仙游三地同乡,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成立了“福莆仙会馆”,并集资创建崇圣宫,奉祀观音、妈祖和“三一教”创始人林龙江的塑像。
  福莆仙会馆以莆仙同乡为主体,吸收了福州华侨参加,故取名“福莆仙会馆”。“馆内设有善后部,备有棺材,为不幸丧生他乡的同乡料理后事,并设有医疗部和互助部,为同乡延医施药和开展其它互助项目”。②1941年底,日军入侵东南亚各国,福莆仙会馆被迫停顿,馆内所有文件、物品等荡然无存。
  1947年5月,马来西亚光复后,莆仙侨民复办会馆,改名为太平兴安会馆,并在侨民联谊活动、解决纠纷、协调事务、帮扶难侨、促进莆商企业发展和支援家乡公益事业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时,太平会馆还筹集了一笔教育基金,每年向优秀华侨子女颁发奖学金,鼓励华侨后裔努力学习,多出人才。
  1979年,太平会馆筹资建设了新会所,推举黄安世、黄国安为会馆建委会主席,由叶焕武、徐德辽、阮荣丰等人进行策划,获得了马来西亚兴安总会会长林金树、马来西亚各分会馆和全马工商界同乡的鼎力相助。1984年11月,太平会馆新会址竣工落成,并举行第十五届马来西亚兴安总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全马30多个会馆侨领前来祝贺。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开采,太平地区的锡矿资源已经枯竭,莆仙矿工和矿主大多数移居别处,一些有经济实力的莆籍侨商陆续迁往外地,太平地区的莆仙侨民人数大减,换届时只剩下150多名会员,太平会馆失去了原来大社团的地位。
  (三)马来西亚古晋兴安会馆
  马来西亚古晋地处沿海,移居该地区的老一辈莆籍华侨以涵江区江口镇港下村和后墩村的农民居多,主要从事捕捞业和商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古晋地区渔业发达,莆籍鱼船达300多艘,但经常出现同业纠纷。于是,莆仙同乡便成立了渔业公所,推选郭天和为主席,何顺良、方亚坤、李永华、林立夫为副主席。渔业公所职责是协调侨民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侨民之间的矛盾,兼顾办理家乡赴沙劳越人员的入境手续等。同时,渔业公所还集资创办了民强学校,解决了莆田同乡子弟的读书问题。
  二战结束后,古晋地区的莆籍华侨逐渐增多,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侨民们开始酝酿创建兴安会馆。1945年底,莆籍华侨酝酿成立了“古晋兴安会馆”筹备会,由涂耐冰起草章程,推举德高望重的老华侨牵头联络,动员莆仙同乡入会。1946年春,500多名莆仙同乡欢聚一堂,宣告成立古晋兴安会馆,章程规定:凡操兴化方言者均可入会。由于会员众多,加上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侨领牵头,古晋兴安会馆很快成为马来西亚境内颇有影响力的华侨社团。
  古晋兴安会馆成立后,坚持兴学育才,推行慈善,历届执委慷慨解囊,出钱出力,不辞劳苦,为同乡排难解纷,谋求利益,建树颇多,厥功殊伟,深受莆仙同乡好评。
  二、印度尼西亚境内主要华侨社团
  印度尼西亚是莆籍华人华侨较多的国家之一,境内华侨社团众多,各种联谊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早在民国时期,莆仙华侨就在印尼境内成立了多个兴安会馆、同乡会和行业公会等。新中国成立后,印尼境内莆仙华侨社团组织迅速发展,相继成立了雅加达九鲤洞、福莆仙总义祠基金会、巨港兴安会馆、锡江兴安会馆、泗水兴安会馆、坤甸兴安会馆、棉兰兴安会馆、三宝兴安会馆、占碑福莆仙同乡会、梭罗莆仙乡会、泗水福莆仙联谊社、兴安大众福利会、泗水仙溪福利基金会等。本节介绍印度尼西亚境内几个有影响力的华侨社团,以帮助读者了解印尼境内莆籍华侨的联谊活动。
  (一)印尼雅加达兴安会馆
  雅加达兴安会馆成立于1940年7月,由宋士镛、林廷登、林泰等人发起组织。时值日军占领印尼大部地区,殖民政府严禁民众集会,无法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只好召开筹备委员会,决议成立了雅加达兴安会馆,确定了第一届执监委委员名单,聘任林廷登为名誉主席,宋士镛为副主席,郑凤翔、林景辂、戴来发等人为顾问。第一届执监委委员就职后,参加福建侨团赈灾会,发动会员捐款捐物,积极支援祖国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1942年—1945年,日军大举侵犯爪哇群岛,雅加达兴安会馆被迫停止活动。
  抗战胜利后,雅加达兴安会馆恢复,先由著名莆商宋士镛驻会处理日常事务。后由陈庆嘉、林文祥、林朝廷等三位侨商义务代办会馆的联络事宜。1947年8月31日,雅加达兴安会馆举行复馆后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共有会员395名,会议筹募资金设立基金会,广大会员热烈响应,慷慨解囊。时逢福州和莆仙地区发生水灾,会馆将募捐款交赠给福建侨团转送家乡施赈。
  雅加达兴安会馆第二届至第四届理事会,由姚焕德蝉联理事长,第六届由王章培担任理事长。
  1952年,雅加达兴安会馆正式加入中华侨团总会。1953年,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会员增加到600名,原理事会、监事会改为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由林文祥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姚子亮、郑金钊任副主席,林凤城任监察委员会主席,黄治任副主席,并开始筹建会所。第七届至第十届理事会,即1953年—1958年4月,由林文祥蝉联主席,郑金钊、郑金炉、林焰治、畲锦睦为副主席;黄治为监委会主席,蔡亚畴、林文祥、郑金钊、郭友谊、畲锦睦等为副主席。2005年2月,雅加达兴安会馆换届选举后由关文龙担任会长,魏文芳任监事长,林秀礼任理事长。
  雅加达兴安会馆历来重视侨民福利事业。1956年6月,会馆筹建了兴安小学,解决了侨民子女就学问题。兴安小学在校董部和莆商林文祥、郑金钊、蔡文焕、陈琴棋、郭友谊、陈锦瑞、陈庆嘉、林朝庭、周颖南等人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1957年,又扩办了初中校,增设了夜校,学生由200多人至发展到1966年的1000人。1967年,印尼发生排华运动,学校被逼停办。
  雅加达兴安会馆还经常开展各种赈济救灾活动,平时会员家里的红白喜事,会馆亦派员协助,并从经济上给予支持,经常给困难同乡及其子女发放生活补助、津助和助学金等。同时,兴安会馆还经常与当地政府沟通联络,帮助侨商做好各种呈报手续、申请减免赋税等事宜。特别是在促进侨民商务发展和帮助侨商企业解决困难方面,会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印尼雅加达兴安会馆组织建全,联谊广泛,会务活跃,影响广泛,在印度尼300多个华侨团体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成为印尼四大侨团之一。
  (二)印尼泗水福莆同乡会
  印尼泗水福莆同乡会成立于1951年,其宗旨是团结同乡、促进乡谊、推展福利互助精神、襄理喜丧事务。福莆同乡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主席分别由翁文英、黄文峰、郭兴祥担任。
  1955年,印尼莆商踊跃捐资,建设了福莆同乡会新会所,此后华侨联谊活动更加频繁。同时,泗水福莆同乡会还发扬莆仙传统文化,积极开展各种文娱活动,经常组织演出莆仙戏、十音八乐演奏等,使莆田传统文化在海外得到了传承。1960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运动,当局禁止华人在县级乡镇进行商务活动,小商小贩大量失业,大批莆商毁家荡产,流落街头。福莆同乡会大力开展救助难侨活动,将会所辟为临时收容所,接待同乡膳宿,分期分批地将难民遣返祖国。
  经历这场浩劫之后,印尼莆籍华人更加团结,海外莆商更加努力拼搏,陆续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商务日渐兴盛。但好景不长,1966年印尼排华之风再起,且势头更猛,印尼当局封闭了各地华人学校,解散侨民社团,禁止华文、华语交流。1968年,泗水福莆同乡会会馆被当局查封,会馆活动被逼停止。
  1983年,印尼反华风波逐渐平息,莆商郭兴祥、许明登等人发起重建基金会,并在公证处立案登记了第四届印尼泗水福利基金会,由李文献、许明登任正副主席。1991年,第五届印尼泗水福利基金改选后由李振亮任主席,许振祥、李文献、陈光荣等任副主席。从1997年起,泗水福利基金起用年青人,由王振祥任主席,李志良、关永遵等任副主席。2002年,选举产生了第七届泗水福利基金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仍由王振祥任主席,陈金福、陈子忠、杨金清、郭亚毛、陈玉泉任副主席,并购置了新会所。
  印尼泗水福利基金积极开展各种华侨联谊活动,不少著名侨商融入印尼主流社会,参政议政,争取多元族群的合法地位,敦促印尼当局铲除民族歧视政策,为争取华人华侨权益做出积极贡献。
  (三)印尼福莆仙基金会
  印尼福莆仙基金会的前身系印尼福莆仙总义祠·广化禅寺,由莆田南山广化禅寺赴印度尼西亚的本清和尚与莆田侨民共同创建的宗教机构。“九卅”事件后,印尼政局动荡,莆仙侨民借莆仙总义祠代替兴安会馆职责,凝聚同乡,开展联谊活动。1976年,由莆商卢善美、黄文琛、黄文麟等人发起创办福莆仙基金会。2000年,福莆仙总义祠改为福莆仙基金会,广化寺·总义祠为其下属机构。2003年,福莆仙基金会换届改选,由关文龙任会长,黄春元、姚道瑞任副会长,李振亮、郭说栋分别任监事长和理事长。
  印尼福莆仙基金会秉承兴安会馆的宗旨,热心服务同乡,救济难民,在侨居地扶贫帮困,集资创办了兴安学校,并积极支援家乡公益事业建设,先后捐建了莆田市医院、莆田医院、涵江医院、平民医院等病房大楼,还通过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捐助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希望工程”,深受社会各界好评,被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兴安利民”金质奖章。
  三、新加坡境内莆籍华人社团
  新加坡是莆籍华侨社团较多的国家,仅次于马来西亚和印尼,新加坡境内最早的莆籍华侨社团创办于1920年,即新加坡兴安会馆。随后,新加坡各主要城市陆续创办了一些莆仙会馆、行业公会和同乡会,其中比较著名的华侨社团有莆中高平公会、福莆仙乡侨联谊会、南洋莆田会馆、荔城俱乐部、福莆仙公会等。同时,在新加坡境内还有不少莆籍华侨创办的行业公会,如新加坡车商会、汽车胶轮商会、载客三轮车公会、交通特示公会和雪兰莪自行车商会和车商会、霹雳车商会和自行车工业公会、马六甲商公会、吉兰丹车商会等。
  (一)新加坡兴安会馆
  新加坡兴安会馆创建于1920年,由陈耀如等10多位著名莆商发起组织。兴安会馆成立后发动会员捐资创建了宏文学校,解决了侨民子女就学问题。兴安会馆初建时租赁了新加坡桂因街133号为会址,以后两度搬迁,最后由会员集资在三龙路购置了新会址。历届主席有林金源、刘新楼、李庆传、李竹庵、陈耀如、陈慎余、唐文理、林生珠、苏仪福、苏志红、何文霖等。
  新加坡兴安会馆历经英国殖民地、日治、自治以至建国等阶段,各届理事会积极开展联谊活动,敦睦乡谊,促进莆商事业共同发展,秉承“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遗风,发扬文化教育等使命,深受海外侨民赞扬。
  1970年,新加坡兴安会馆召开50周年金禧纪念大会,参加会员众多,场面热烈壮观,并出版了单行本纪念特刊。20世纪80年代初,新一届理事会发起扩建宏文学校,新加坡莆商慷慨解囊。
  1982年,宏文学校新校舍落成典礼,莆仙同乡欢聚一堂,共同庆祝。
  2000年,新加坡兴安会馆举行80周年庆典,广邀莆田市政府代表团、香港、澳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各国莆仙侨领出席。莆田市各有关部门和世界各地莆籍华侨社团发来贺词、题词、贺信和贺电。
  新加坡兴安会馆现有会员500多人,绝大多数会员系莆籍华人,会员中先后有11人获得莆田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二)新加坡莆中高平公会
  莆中高平公会创立于1947年10月,由侨商唐文理、郑文高、林天建、林九三、林德美、陈鸿硕等人发起组织。会员主要由忠门、北高、平海、埭头四个乡镇的同乡组成,早期的会员大多以海为田,捕鱼为生。
  莆中高平公会成立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后,一些因战乱而逃难的莆籍华侨陆续返回新加坡,重操旧业,从事渔业生产。当时由于国内爆发战乱,大批莆田人为了逃避抓壮丁而迁居新加坡,莆籍华侨剧增。当时新加坡各方言地区百姓思想守旧,乡土观念重,聚族而居,形成帮派,经常因争夺谋生地盘或语言不通而引起纠纷,甚至群体斗殴。为了团结同乡,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发挥互助合作精神,莆田同乡于1946年12月20日成立了筹委会,筹备成立华人社团组织。1947年2月13日晚,唐文理主持召开捐资大会,审议通过了莆中高平公会章程,推举刘亚赞、刘亚汉、林亚望、宋开国、黄生土等5名委员,指定林天建、刘芳草为印度尼西亚廖属毛地区的联络人;林德美、许文祝为巴来地区的联络人;丘全钟、刘文粦为马六甲、麻坡地区的联络人;林九三为砂劳越盼甲地区的联络人,积极发展会员,筹集资金。1947年10月10日,莆中高平公会正式成立,其中“莆”指莆田,“中”指忠门,“高”指北高,“平”指平海,由黄金宣、林恩强、陈福林等人先后担任理事会主席。
  1953年,侨领陈六使号召新加坡侨民筹办南洋大学,莆中高平公会积极发动会员捐资办学,先后开展了“司机义驾”、“理发师义剪”、“三轮车义踏”、“小商小贩义卖”等募捐活动。1954年,莆中高公会捐巨款建设南洋大学,成为南洋大学的会员。
  新加坡独立后,经济逐渐繁荣,莆中高平公会会员大多数加入侨居国国籍,不少莆商事业有成,成为侨居国的著名商人,在新加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1975年,莆中高平公会着手筹办宏文学校,成立了五人小组(林和义、黄金宣、林源泉、蔡文高),专门负责筹集建校资金,并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华侨子女努力学习。
  莆中高平公会成立后,积极开展联谊活动,得到会员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会员侨领们热心为同乡服务,济困扶贫,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得到莆田同乡的称赞。同时,公会还积极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建设,如20世纪90年代初,公会主席黄金宣捐资50万元人民币,建设黄瓜岛淇沪小学教学楼,铺筑了东林淇沪公路2.8千米。1991年,公会赞助6万元新币作为《莆田乡讯》办刊基金。1993年,公会捐资100多万元,支援笏石、埭头卫生院建设资。1995年,莆中高平公会发动会员赞助600多万元,用于家乡公路建设......据不完全统计,莆中高平公会及其新加坡侨领共向家乡捐资总额1000多万元。
  (三)新加坡三大莆籍侨民社团
  新加坡境内三大莆籍侨民社团是指南洋莆田会馆、兴安天后宫和荔城俱乐部。新加坡三大莆籍侨民社团,“三位一体”,长期紧密合作,共同开展各种联谊活动,取得良好的成效。
  新加坡兴安天后宫成立于1920年,是新加坡莆仙三大社团中最早成立的同乡组织,侨民们通过妈祖信仰这一纽带,将莆仙同乡紧密联系起来。
  1950年,新加坡境内莆田同乡发起成立了荔城俱乐部,积极开展各种联谊活动,成为新加坡境内又一莆籍华侨社团。
  1957年,莆田同乡成立了南洋莆田会馆,共有会员228名,成为新加坡境内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华侨社团。新加坡南洋莆田会馆成立之后,肩负促进乡亲情谊、发扬传统文化的重任,经常为乡亲们举办民族传统节目庆典。
  新加坡境内三大莆籍华侨社团经常联办“新春团拜”、“头牙”(农历正月十六日)、“端午节”、“莆田公建普渡”(七月)、“中秋节”和“尾牙”(农历十二月十六日)等传统节日庆典活动,积极开展国庆节和社区性纪念庆典,经常组团参加各地恳亲大会和庆典会议,接待来新加坡访问的中国文化团体和经贸代表团。
  1980年,天后宫得到当地政府获准成立了理事会。随后因城市重建,南洋莆田会馆和天后宫搬迁到马德拉街,在芽笼33号购置馆所。2004年3月,南洋莆田会馆改名为新加坡莆田会馆,由林雍高任理事会主席;黄天铜任副主席;江启逢、刘庆瑞、王文顺、张金木、李添福、陈金水等人任名誉主席。
  四、港澳台地区主要莆商社团组织
  港澳台是莆仙百姓最早移民的地区之一,也是海外莆商最集中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台湾境内约有近10万莆仙人,在香港、澳门地区也有10多万莆仙同乡。20世纪中叶以来,港澳台地区莆商队伍日益壮大,为商人社团组织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港澳台地区最早的华侨社团是台北莆仙同乡会和台湾花莲、彰化、基隆、高雄等莆仙同乡会等。而香港、澳门地区的莆商社团组织成立时间相对较晚,大多数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建立的。
  (一)台湾地区莆仙同乡会
  民国时期,移居台湾岛内的莆仙同乡日渐增多,不少人事业有成。1946年,由莆商黄祖汉、张振汉、罗翰坡、蔡挺起和原台湾“国防部动员大会局局长”林秀栾等人倡议,在台北成立了岛内第一个莆仙同乡社团组织——台北莆仙同乡会,由黄绳武担任首届台北莆仙同乡会理事长。以后历届理事长有林秀栾、吴异修、蔡金清、龚以敏等人。
  台北莆仙同乡会以“团结在台乡亲,传承爱乡精神,关注家乡人发展,积极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热衷公益事业”为宗旨,积极为赴台莆仙乡亲提供帮助。
  台北莆仙同乡会每年举办一次同乡会联谊会,莆仙同乡共聚一堂,畅谈乡情,联络感情。同乡会还成立了“老人益寿会”,组织年长乡亲不定期地进行养生、敬老、聚餐等各项休闲活动。同乡会还设立教育奖学金,经常为同乡优秀子女颁发奖学金,鼓励莆籍乡亲后裔努力学习。
  台北莆仙同乡会创办有《莆仙会刊》,报道乡讯、传达乡声、联谊乡情、弘扬桑梓文化。同时,还编印了兴化文献、复印莆仙县志及天后经等,积极传承莆田地方传统文化。
  1972年,台北莆仙同乡会在台北市筹建会馆天后宫,得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同乡会的经费支持。会馆天后宫建设历时6年,于民国六十七年(1978年)九月落成,东南亚各国乡亲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
  台北莆仙同乡会积极支援家乡公益事业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台北莆仙同乡会先后为家乡公益事业捐款累计达3000多万元,涉及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
  台北莆仙同乡会还积极联络岛内同乡,凝聚乡亲力量,发展莆商事业。在台北莆仙同乡会的帮助下,台湾岛内先后成立了高雄莆仙同乡会、基隆莆仙同乡会、花莲莆仙同乡会和彰化莆仙同乡会,将岛内莆仙乡亲紧密团结起来。
  (二)香港地区莆商社团和同乡会组织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莆仙百姓通过各种渠道前往香港经商或定居。据不完全统计,旅港莆仙乡亲已逾10万人。在港莆仙同乡继承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勤劳致富,艰苦创业,不少莆商脱颖而出,成为香港商界的精英,涌现出一大批知名企业家。香港莆商勤俭创业,诚信立业,多有建树。在港莆商企业众多,综合效益俱佳,特别是信和集团、力宝集团、金威集团、新威集团等,都是颇有知名度的莆商企业,现有13家莆商经营的上市公司,在港澳台地区和国内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1.香港仙游同乡会香港地区最早成立的莆籍同胞社团是仙游同乡会,创办于1985年,由印尼侨领张清泉、王伟奇等人捐资在香港九龙荃湾杨屋道购置一套楼房作为同乡会会所。历届会长有谢义泰、杨宗能、林明盾、朱展东、傅珍耀等人。
  香港仙游同乡会成立后,积极联谊乡亲,兴办公益事业,协调在港同乡的纠纷与矛盾,促进在港侨商事业的共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2.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莆仙人前往香港经商兴业,莆商队伍不断壮大。1993年,在莆仙同乡倡议下,成立了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由王文荣担任首届会长,陈子煌、李承龙任名誉会长,许国华任监事长。
  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每五年进行换届选举,第二届理事会由吴良好担任会长,郭文雨任理事长,许国华任监事长。第三届理事会由黄肖青担任会长,林平基任理事长,蔡宜生任监事长。
  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秉承和弘扬莆仙乡亲爱国、爱港、爱乡的光荣传统,沟通乡情民意,维护乡亲权益,凝聚侨民力量,积极参政议政,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做了积极贡献。
  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现有100多位莆商当选全国、省、市、县政协委员和海联会理事及各级侨联会委员,不少侨胞受到各级政府的嘉奖和表彰。
  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成立后,积极为祖国经济建设贡献力量,经常动员在港莆商回乡投资创业,促进家乡和祖国的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会员在全国各地总投资额已达300多亿人民币,为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及其旅港乡亲积极支持家乡公益事业,经常捐款捐物,支持灾区,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如1999年,莆田发生特大水灾,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发动会员捐款100多万元,帮助家乡灾民重建家园。在抗击非典、汶川地震、华东冰雪等自然灾害捐赠活动中,香港莆仙联合会也积极发动会员捐款救灾。据不完全统计,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及其会员赞助祖国各地公益事业和救灾款的总额已逾2亿人民币。
  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联谊活动,会员队伍不断壮大,会员人数已逾千人,是海外莆籍华人社团中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特别是在发动会员参与本港事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3.香港莆田商会香港莆田商会是一个莆商社团组织,现有会员企业100多家。香港莆田商会成立于1995年9月,由莆商郭祖基、黄清和、曾建恩、刘金枝等人发起倡议。首任会长由港商郭祖基担任,第二届会长由林国华担任。2003年换届以来由翁国亮蝉联香港莆田商会会长。
  香港莆田商会成立后,恰逢香港回归祖国。在香港莆田商会组织下,广大莆商积极参与香港特区的经济建设,为香港特区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21世纪,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交流日益扩大,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在港莆商积极与家乡开展经贸交流,纷纷返回祖国投资创业,涉及鞋革、玩具、化工等多个领域。特别是电子企业陆续迁往莆田境内落户,使莆田市迅速发展成为计算器、电子表等电子产品生产基地。
  香港莆田商会在促进家乡经济发展和莆港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莆田市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三)澳门莆仙同乡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莆田百姓陆续迁徙澳门经商或定居,目前在澳莆籍同乡约3万人,且大多数为商人。澳门莆仙同乡会原名为澳门莆田同乡会,创建于1995年,由莆商关荣丰、吴文央、黄宗辉、关永道、谢文高等人发起。首届会长由关荣丰担任,常务副会长有林立人、关水道、吴伟峰等人,黄宗辉任理事长,萧长荣任监事长。下设秘书处、财务部、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联络部、康乐部、福利部、协调部等工作机构。2004年,澳门莆田同乡会更名为澳门莆仙同乡会。
  澳门莆仙同乡会关心澳门地区的公益事业建设,积极参与澳门地区各项社会活动,先后捐赠多批款项给澳门慈善机构,得到澳门各界的好评。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澳门公益金百万行”活动,澳门莆仙同乡会号召会员积极捐资,组织乡亲踊跃参加游行活动。
  澳门莆仙同乡会对家乡公益事业建设非常热心。在同乡会筹备期间,恰逢中国华南地区发生重大水灾,同乡会立即捐款5万多元给灾区人民。1999年,莆田发生特大水灾,同乡会又捐资21万元支援家乡减灾赈灾。还有莆田市侨联大厦装修、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等,澳门同乡会都给予经济支持。
  澳门莆仙同乡会积极为侨民排优解难,凡同乡、会员及其亲属或家乡在澳劳务人员,发生意外伤亡、交通事故、恶疾病逝等,同乡会都不遗余力地发动乡亲给予支持,帮助解决后事。澳门莆仙同乡会还设立了奖学金,每年为成绩前三名的莆籍学生颁发奖学金,鼓励同乡子女努力学习。
  五、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莆籍侨商社团组织
  莆仙移民习俗历史悠久,移居范围广泛,除了东南亚各国外,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朝鲜;欧洲的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北美州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美州的阿根廷、巴西,以及非州的南非、纳米比亚、利比亚等国,都有大量的莆藉侨民,不少国家成立了莆籍侨民社团。在此着重介绍阿根廷、西班牙和纳米比亚等国家的兴化(莆仙)同乡会。
  (一)阿根廷罗萨里奥华人商会及兴化同乡会
  改革开放后,莆田人陆续向南美州各国移民,并在当地形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莆田商帮。据不完全统计,在阿根廷创业的莆商约有7000多人,在阿根廷首都罗萨里奥经商的莆籍华侨就有1000多人,且大多数为江口人,主要从事超市和餐饮业,现有30多家超市,多家豪华餐馆和众多的商店,还有不少莆田人创办的贸易公司。
  2001年,中国华侨在罗萨里奥成立华人商会,其中莆籍会员有100多人,会长关国武系莆田人,兼任阿根廷福建省同乡会副会长和兴化同乡会副会长。
  阿根廷兴化同乡会创建于1999年,第一届、第二届会长由莆商王庆苍担任;第三届会长由林国兴担任,黄敏任常务副会长;郑飞艇任秘书长,吴国荣任监事长;吴雄鹰任理事长。
  阿根廷兴化同乡会成立后,积极维护旅阿莆仙同乡的团结与友谊,引导会员遵纪守法、文明经商、公平竞争、协商合作,促进华人经济和其他事业发展。兴化同乡会积极发挥“侨胞之家”的凝聚作用,凡侨民家庭纠纷、子女婚姻、经济纠纷等,不管大事小事,份内份外,理事们都尽心尽责、关心帮助、无私奉献。如2001年阿根廷发生动乱,莆籍企业和侨民经济惨遭损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兴化同乡会全力救助侨民,安置同乡生活,提供资金帮助,支持侨民生产自救。
  兴化同乡会还经常对阿根廷贫民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如赈灾救助、帮助难民和支持公益事业建设等,得到当地民众的好评。
  阿根廷兴化同乡会关心家乡公益事业建设,每当祖国和家乡遭受洪涝灾害时,同乡会都会开展赈灾捐助活动,向家乡人民献爱心。
  阿根廷兴化同乡会始终与祖国和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满腔热情地接待来阿根廷访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政府访问团和经贸代表团等,经常应邀组团回国参观访问,成为中阿友谊的桥梁与纽带。
  (二)西班牙福莆仙同乡会
  西班牙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改革开放后有不少莆仙人移居西班牙境内,分布在各大城市经商兴办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西班牙境内现有莆仙乡亲1500多人,大部分来自涵江区江口镇,在首都马德里和大西洋加那利亚岛的莆籍侨民,主要从事餐饮、百货等经营业务,现有200多家莆商创办的公司、企业和商店。
  西班牙福莆仙同乡会成立于2003年5月,总部设在大西洋加那利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特内里费,首届会长蔡俊凡,第一副会长李凡;常务副会长陈铭泉、李森、王建国、黄文荣、蔡进瑞、蔡光华、李金水、李子平;副会长有陈国宝、何金木、张振辉等12人;秘书长李志成。
  西班牙福莆仙同乡会积极开展侨民联谊活动,协调解决侨民具体问题,扶贫帮困,救助难侨,支持公益事业,取得较大成效。
  (三)纳米比亚中华工商联合会
  纳米比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创建于1999年11月,会长林金淡,常务副会长陈庆平。商会创办有《商会会刊》,作为中国侨民联络和联谊的载体。会长林金淡系莆籍商人,主要从事洗涤用品、床垫等批发生意。
  纳米比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的会员主体为赴纳经商的港澳台同胞和中资公司及其工作机构的人员,莆商会员约有100多人,主要从事超市、餐馆等服务业。
  纳米比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宗旨是团结广大侨胞,促进华人各项事业发展,维护华人华侨的正当权益,鼓励会员融入当地社会,努力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积极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作贡献。
  纳米比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爱国爱乡,为促进中纳两国友谊和经贸交流进行不懈的努力。

附注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8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2000年版,第2430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2000年版,第2430页。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3—894页。 ①陈盛钟、陈瑜瑜:《莆田海外华人华侨超百万》,福建侨网:http://www.fjqw.gov.cn/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①《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 ②《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③林忠强等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④《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页。 ⑤《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6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6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1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④《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5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4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5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③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帮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4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②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帮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③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帮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6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6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6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7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7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7页。 ⑤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7页。 ②《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页。 ③《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7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7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7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1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8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7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7页。 ①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②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知识出处

莆商发展史

《莆商发展史》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论述了福建莆田发展的历史,论述了早期莆商的形成、发展变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莆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对民营产业、医药产业、木业发展的贡献对市场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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