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新中国的工商业政策源于建国前夕。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专题研究建国后的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会议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将实行一种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②可见，建国初期国家不但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而且还从法律上保护其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莆仙两县工商业经济得到了逐步恢复与发展。
  据《莆田市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私营商业采取安置、扶持的政策，鼓励商人合法经营，对他们进行登记管理、政策教育，私营工商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有所发展。1950年，莆仙两县私营商业共有4943户，其中莆田县2914户，仙游县2029户（包括饮食、服务业）”。③无论是工商户数量，还是商人队伍，都比民国末期有所增加。
  但就建国初期的全国经济形势而言，工商业经济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经济萧条、原料缺乏、市场萎缩，产品滞销，许多个体工商户面临着破产。据上海市1950年4月统计，上海市共倒闭私营企业1000多家，停业商店2000多家。全国14个较大的城市，在1950年14月间，共有2945家工厂倒闭。在16个较大城市中，属于半停业状态的工商企业多达9374家。建国初期，莆仙两县工商户的日子也不好过，不少商家停工歇业，如代理商因进口货源中断而全面歇业，海商因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封锁而导致航运停止，批发商因通货膨胀而入不敷出，私营工业企业因原料短缺而停工待料，个体商店因无利可图而纷纷关闭......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6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业政策，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调整公私关系。适当减轻私营企业的税收。国营商业在限制私营商业投机的前提下，在经营范围、市场管理和销售价格等方面，适当给私营工商业者让路，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定货，以维持私营工商企业的简单再生产。二是调整劳资关系。政府为了缓解劳资矛盾，在工商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劳资协商会，既保证了工人的民主权利，也给资方一定的经营权。
  三是调整产销关系。中央政府财经部门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专业性会议，由公私代表协商解决产销中的公私分配问题，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经过一系列的工商业政策调整，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个体工商业者从国营企业和国营商店的加工、定货、包销、收购中得到了一些利润，商人的情绪逐渐稳定，初步消除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恐惧心理，各工商户开始加大投资。据有关部门统计，1951年与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11％，私营商业户增加11.9％。
  个体工商业者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人的本质特征。在经济萧条和生存困难时期，政府的加工定货和统购包销政策对工商业者起到了援助作用，广大个体工商户心怀感激。但经济恢复之后，商人们马上意识到，这种援助杜绝了他们追求暴利的机会，甚至认为加工定货和统购包销是束缚个体工商户手脚的“套索”。于是，不少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开始以不同形式反对政府的加工定货，拒绝统购包销，使一度缓和的“官商关系”复趋紧张。但新政府出于现实考虑，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一度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以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而政府的妥协退让又进一步激发了商人追求暴利的欲望，一些私营工商业者趁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甚至勾结旧政权残渣余孽，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一些商人的不法行为，引起各级政府的强烈不满，私营工商业者的“不忠”终于激发了中共高层不满情绪的总爆发。1952年初，中央政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以打击“五毒”的名义，对私营工商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思想教育，但这场思想教育又迅速演变为“政治运动”，不少地方将资本家和大工商户作为批判对象，工人和店员可以任意批斗企业主，动不动就扣上剥削、偷税漏税和反政府的帽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资本家和私营企业主没有经历过如此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惊慌失措，一些资本家被工人批斗后颜面扫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吃安眠药或跳江自杀，一些地方发生了商人大规模关店歇业的现象，使刚刚恢复的国民经济又面临危机。据统计，“五反运动”期间，整个华东地区的私营商业出现了严重衰退，商品贸易额衰退了31.54％。
  鉴于工商业经济全面凋敝的局面，中央政府再次调整了工商业政策。1952年6月24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加工定货利润、私营工商业贷款、税收、劳资关系等问题，表达了中央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支持意见，初步纠正了“五反”运动的过激举动，确保个体工商业者获取适当的合法利润和人身权力。195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取消了部分商品流通限制、扩大私人工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减国营商业的专营品种、增加批零差价及私商利润等，进一步调整了私营工商业政策。从“1952年下半年起，对私人工商业者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政策，为社会生产消费和国家积累资金发挥积极作用”。①从1953年起，地方政府采取扶持、让利、促销等措施，帮助私营工商业者恢复生产，个体商户陆续开业。但仍有不少工商业者心有余悸，一些商人甚至“金盆洗手”，退出商海。
  据1954年统计，莆仙“境内只有私营商业4227户，其中莆田县2478户，仙游县1749户”，与1950年底相比少了700多户。②

①《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