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莆商队伍日益壮大，迅速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以不曾有的革命
  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地方经济建设、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
  出兴化商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特别是商会组织和行业公会等商人社团组织，在反
  对苛捐杂税、支援抗日战争、支持中国革命和反对内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商会组织建设
  莆仙两县商会组织分别于1908、1911年成立。民国初期，莆田县商会设在涵江集镇，由涵江
  “鼎和”商行老板黄纪年任会长，下设城埠分事务所，管辖24个同业公会。民国六年（1917年），
  莆田县商会改选后由黄维扬接任会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阀军东路军入闽后，要求各县商
  会进行重新登记，并改名为“商民协会”，莆田城里商人立即发起组织，建立了莆田县“商民协会
  筹备会”。随后改名为“城区商会”，而原涵江商会依然存在，从而出现了“一县两商会”现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凡同一行业有7家以上商家的可以组织同业公会，有
  7个以上同业公会的县可以成立商会。于是，莆田城里商人率先联合了11个同业公会，向省政府
  申请成立了“莆田县商会”。涵江商人得知消息后，也联合了10多个同业公会，向省政府申请成立
  “莆田县商会”。两个商会互相争执、互相指控，闹得不可开交，一直控告到南京工商部。南京工
  商部采取折衷办法，批准“莆田县商会”设在城里，又同意在涵江设立“涵江商会”，双方均为独
  立机构，不相隶属。涵江商会对外可以“福建省涵江商会”名誉，但只管辖涵江、江口的商人经
  营活动。至此，莆田商会和涵江商会之争才划上句号。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会活动比较活跃，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在稳定民心、维持社会
  秩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对沿海城市进行了轰炸，莆田城
  里居民人心惶惶。于是，由莆田商会牵头，将商人子女组织起来，担任义务警察，协助警察局维
  持地方秩序，起到了稳定人心、减少伤亡和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
  仙游县商会成立于清末，民国四年（1915年）改议董制为议员制，先后由林玉江、陈玉锡、
  林炳森、林升、萧平阶、李少舟等人担任会长。仙游县商会成立之后，举商人之力做了不少善事、
  好事，如林炳森任内曾经设立救生所，收容无家可归者。北洋军阀统治莆仙期间，常以商人为派
  差筹饷、敲诈勒索的对象，商会经常出面为会员排解。同时，商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也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据《仙游县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枫亭商人成立“枫亭商会”，“会址
  设在杨祠，下辖棉布、京果、陶瓷、山货、药业、百货、饮食、豆腐、屠宰、肥料、纸业、糕饼、
  海产等13个同业公会。该会于30年代曾协助创办枫江中学（现枫亭职业学校），筹资修建太平桥，
  鼓励巨商在霞桥港设栈，繁荣港口经济”。①
  民国十六年（1927年），仙游县商会改议员制为委员制，分设执委会与监委会，会长改称主
  席，最高权力为会员代表大会，隶属国民党县党部管辖，先后由李星秋、黄碧青、连璧、颜佑愍
  等人任主席。仙游县商会集资创办了商会小学（今城西小学）、商团小学（今红星小学），李星秋
  任内还资助蔡明良创办《商报》，连璧任内协助政府清理倒闭的商办票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仙游商会改“四大公帮”为同业公会，辖有糖业、京果、肥料、百货（布）、海产、粮食、酱
  油、食盐、国药、木材、菸丝、纸业、屠宰等13个同业公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仙游县商会配合民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商人捐钱捐物、查究奸商、
  销毁日货等，各项工作卓有成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沿海各县久旱不雨，引发大面积的粮
  荒，仙游县商会组织商人出资购进大米，平抑粮价，获得百姓好评。抗战期间，仙游县商会在城
  内设立了育婴堂收容弃婴，并与红十字医院共同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日机轰炸县城时，曾出动救
  护队救护伤员。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仙游县商会下辖糖业、京果、肥料、百货（布）、海产、粮食、酱
  油、食盐、国药、木材、菸丝、纸业、屠宰等13个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仙游县
  政府设立社会科，商会归其管辖，执行委员改称理事，监察委员改称监事，主席改称理事长，随
  后，相继发展了寄售、菜馆、青果、山货、糕饼、铁器、油坊、金银首饰、香烛箔品等9个同业公
  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榜头商人也联合成立了“榜头商会”。
  民国时期，莆田两县的商会经费来源主要由各同业公会按比例分摊，以捐资额确定投票份额，
  理事以同业公会为基本单位选举产生，糖业公会和桂圆公会选举的份额最多，在莆仙两县商会中
  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二）商人抗捐斗争
  商会是商人的社团组织，也是商人利益的维护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商会在组织商人联谊、经营管理、协调矛盾、协商捐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民国
  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各路军阀经常向商人敲诈勒索，引发多起商人抗捐抗税斗争事件，据《莆田
  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3月1日，福建改厘金为商捐。一起一验、从价3％税率征收。
  民国3年废商捐恢复厘金，其害商民的程度甚于清代。民国8年以后，正杂各款最高的达税率
  30％以上。民国10年，莆田县年征20万元。民国17年废厘改征特别消费税、统税等”。①“苛捐杂
  税猛如虎”，广大商家不堪重负，从而引发了多起商人抗捐抗税斗争。如民国十四（1925年），莆
  田商人和农民在“北高、平海、笏石、诸林、锦墩等地发生抗捐抗税事件”。③“民国十七年（1928
  年），中共莆田县委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反抗烟苗捐斗争，组织各乡民众向县政府请愿，县城学生、
  商人、店员纷纷罢课罢市示威游行声援”。③还有莆田的忠门、涵江、黄石、东沙、荔城和仙游的
  榜头、鲤城等地，都发生了学生、农民和商人的联合抗捐抗税斗争。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
  14年5月至民国15年1月，仅报载的莆田县抗捐抗税事件就达14起”，其中商人成为抗捐斗争的
  重要力量。④
  民国时期，仙游县商会领导了一起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抗捐抗税斗争。其起因是福建事变
  前夕，仙游境内驻军达万余人，军队频频向地方政府索要军饷，导致仙游财政人不敷出。于是，
  仙游县政府相继开征了土格捐、肥田粉捐、洋油捐、豆饼捐等新税种，商人们不堪重负，敢怒而
  不敢言。1933年10月中旬，仙游县政府决定向城区商家加税，增税幅度高达几倍之多，消息一传
  开，社会各界舆论哗然，商人们立即向商会反映，要求商会向县政府求情。仙游商会会长黄碧青
  立即召开商会理事会议，决定先由会长和商会代表出面向税局疏通关系，并提出两条建议：一是
  仙游商业不景气，商家经济困难，请求县政府不要增税；二是如县政府执意增税，则请求减轻增
  税幅度。但仙游税局局长朱紫朝一口回绝商会代表的请求，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第二天，朱紫朝
  带兵向各商家催捐勒税，但遭商人拒绝。朱紫朝怀疑商会从中作梗，便于10月21日早上带上4名
  税警，押着会长黄碧青到“成兴号”、“川记号”、“新业茂号”、“新九经号”等商店征税。由于商家
  事先得知消息，将现金转移，税警一无所获。朱紫朝便限期3天，要求各商家如数缴纳，否则将拘
  捕抗税商人。随后，朱紫朝又将商会会长黄碧青带到县衙，县长吴汉章责骂黄碧青督促不力，要
  求立即召集商会会员会议，传达县政府指令，推动商界按期纳税。
  仙游县商会代表与县政府交涉未果，便于1933年10月22日上午再次召开商会理事和商人代
  表会议，传达县长、税局局长的训令。商人们义愤填膺，认为县政府无视商家困难，一意孤行，
  强行加税，决定集体抗税。但商人抗税相对比较温和，仍然一方面派商会会长向税局沟通，希望
  减免征税幅度。另一方面，商会又派人到仙游榜头、枫亭和邻县了解情况，联络商人，准备发动
  乡下商人一起抗税。然而，商会请求减免税的请求仍遭官方拒绝，而经了解榜头、枫亭和莆田县
  均无加税之举。于是，仙游城区商人更加愤愤不平，立即行动起来，决定集体抗税。
  1933年10月23日早晨，仙游县城沿街出现了“打倒朱紫朝”、“城关苛税过重、不能负担”
  等大幅标语。朱紫朝见状大怒，立即派兵到商会追查贴标语的商人。县长吴汉章怕事情闹僵，于
  10月24日一大早亲临商会，坚请会长黄碧青到税局同朱紫朝局长商讨解决办法，并威胁商会代
  表，如大动干戈，将予以严惩。10月24日下午，仙游商会又召开会员代表会议，大家统一口径，
  坚决抗税。10月25日上午，会长黄碧青同2名商人代表再次前往仙游税局，希望协商解决加税幅
  度问题。但税局局长朱紫朝态度强硬，要求各商家务必按期纳税，不能减免，不得抗交，并追查
  贴标语的商人。商会代表据理力争，诉说商人之苦衷，朱紫朝局长恼羞成怒，翻脸拍桌，厉声大
  骂。商界代表见势不妙，遂回商会召集众商人拥到税局门口。而朱紫朝局长仍然有恃无恐，耀武
  扬威，命税警押送黄碧青会长前往县政府收监，从而激起众怒。商人们忍无可忍，立即冲进税局，
  砸毁了税局的办公用品，屋外的商人纷纷向税局屋顶抛掷石头，将税局屋顶瓦片打的粉碎，朱紫
  朝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
  1933年10月26日一大早，仙游县政府派兵抓捕了商会会长黄碧青，并将其房子查封。为了
  援救会长，仙游商会邀请各界代表集体向县政府请愿，请求保释黄碧青，但遭县长吴汉章拒绝，
  并趁机向黄碧青之父勒索大洋10000元。仙游县政府的暴行激起商界众怒，在商会鼓动下仙游城区
  实行全面罢市，商人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会长黄碧青，否则将活抓朱紫朝为人质。一
  时间，仙游城区局势十分紧张，县政府周围派兵戒严，岗哨林立，士兵荷枪实弹，日夜守卫，以
  防市民冲击政府机关。
  仙游各界代表的请愿、示威和抗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便于1933年10月27日集众前
  往十九路军驻仙部队反映情况，请求师长张君嵩出面调解。张君嵩担心事态扩大，即派副官同仙
  游县政府交涉，将黄碧青接到师部，然后交给商会代表带回。10月28日，仙游县长吴汉章又派朱
  紫朝向仙游商会施加压力，限期3天之内推动各商家如数交清税款，否则将再次拘捕会长。黄碧青
  再次召集商界代表开会，大家认为官兵苦苦相逼，又将会长作为人质，确是不好办。经会议讨论
  决定，将黄家父子安排到漳州避难，在家的商会理事继续发动抗税。
  正当仙游县政府加紧逼税之际，十九路军揭竿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
  政府”，史称“福建事变”。十九路军驻仙部队撤销了国民党仙游县党部，通缉了县党部委员，枪
  决了一批民愤较大的贪官污吏和土匪头子，改组了仙游县政府，派师官佐殷公武接管县政。由于
  福建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吴汉章和朱紫朝逃之夭夭，仙游商会领导的抗税斗争因而取得胜利。这
  次斗争是仙游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而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抗捐抗税斗争，显示了仙游商人的政治力
  量，成为莆商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
  （三）支援中国革命
  民国时期，莆商参政意识日益增强，许多商人鼓励子女参加中国革命。如莆田著名商人黄纪
  星有8个儿子，其中4个儿子参加了中共莆田地方组织或外围组织，两个儿子先后担任中共莆田县
  委委员，第四儿子黄典粦于1930年在江口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后被国民党处决。有些商家成为
  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联络点，如涵江的“文墨斋书店”，长期向闽中游击队传递秘密信件、运送武
  器弹药和提供文化用品等，并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左翼文艺在内的各种书刊，因而被国民党宪兵
  查封，老板被逮捕入狱。莆田城里的“人生商店”也是中共闽地方组织的秘密联络点，经常为闽
  游击队输送武器弹药、生活用品、传递信息和秘密文件等。
  民国时期，许多商人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支援闽中游击队。抗战胜利后，内战全面爆发，
  闽中游击队在莆仙永交界的山区活动，经济十分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涵江地下党组织发动
  涵江商家捐款捐物，支持闽中游击队。如涵江的“茂隆梅记”商行捐献了棉布30匹，解决了闽中
  游击队军服问题。还有一些莆商不定期地向闽中游击队提供经济援助，一些商人子女还踊跃参加
  革命。
  民国时期，海外莆商们支持中国革命事业非常踊跃，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据
  《莆田市志》记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不少华侨，慷慨解囊，捐资捐物支援国内革命
  斗争。民国26年，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们募捐一笔款项，寄回国内设法
  营救。民国37年，他们还筹集一笔钱支持闽中游击队的革命活动”。①
  抗战期间，不少华侨在侨居国踊跃参加抗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仙游籍华侨张元豹，
  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出任马共中央宣传部长，积极组织侨居国民众开展抗战，不幸被日军
  逮捕，以身殉职。
  内战爆发后，海外华侨反对内战的呼声十分高涨。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35年7月，国
  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陈嘉庚于9月7日以‘南侨总会’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劝告美
  国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发表后，9月27日，莆仙籍在新加坡
  的华侨工、商、学、政各界代表举行盛大集会，拥护陈嘉庚通电，并组织‘海外华侨促进祖国和
  平民主协会’。马来西亚的吡叻、雪兰莪和槟城等地莆仙华侨也组织拥护陈嘉庚通电的活动。不少
  旅居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的莆仙华侨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民国35～38年，从菲律宾先后回国
  参加解放战争的各进步华侨社团会员共200多人，其中也有不少莆仙籍的华侨。解放战争后期，涵
  江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华侨纷纷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民国36年，黄厝村印尼侨
  胞黄立回国参加革命，任中共云霄县乌山根据地地委机关支部书记、电台台长、《前哨报》编辑，
  民国37年2月被捕牺牲。是时，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等地莆仙华侨青年集中香港，
  决心奔赴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民国37年冬，福建特别支队张兆汉、黄明等人组织培训
  一批爱国青年，民国38年8月，在这批青年中选拔120多名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
  团’，由团长黄明率队分批进入福建、广东、江西等游击区。这支‘文化服务团’经厦门、漳州、
  泉州、莆田到福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福建的解放和家乡建设作出贡献”。②同时，海外华侨
  还从经济上支持中国革命。如1948年8月，南洋商业银行副总经理洪骏声和傅维丹、林降祥、吴
  为忠等商人，捐出20万元港币支援中国革命。新加坡商人昊钰荪也捐出4万元港币，用于支援中
  国革命，后受中共南方特委委派，担任香港宝生银行总经理。仙游商会也于1949年春接受中共仙
  游地方组织的请求，发动商人捐资捐物，支援仙德游击队。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7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版，第27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版，第2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0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