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中国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商人地位不断提高，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在经济、文化领域，还是在政治、社会层面，中国商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贸繁荣，经济交流不断扩大，莆商人数日益增多，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支持公益事业
  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长期负面宣传下，商人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与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和谋取暴利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实施抑商、贬商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尽管如此，历代商人都能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虽然一些商家在商场上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显得很小气，但在重大天灾人祸面前，或在支援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经常有慷慨之举，甚至一掷千金。如修桥铺路、兴办教育、建设祠堂寺庙和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大多数商人都能慷慨大方，无私援助。特别是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商人们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不少商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非常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许多兴化商人挺身而出，保家卫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莆田商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莆商同全国商人一样，事业有成或富裕之后，都能够积极回报社会，无私救助弱势群体。特别是在赈灾救济、扶贫帮困和救助孤寡老人等活动中，莆商们总是走在社会各界前列。每当年终岁末，莆仙境内有不少贫民饥寒交迫，流落街头，为了救助这些孤寡老人和贫困百姓，通常由当地城隍庙（宫头）牵头，动员商人捐献大米和衣物。特别是涵江城隍庙每年底都要举行一次赈济活动，由保尾善德堂的“宫头”黄有志主持，每次能收到商人捐献的大米几万斤和众多的衣物，有的商家还亲自参加大米和衣物的发放工作。兴化府城隍庙也有一年一度的义赈惯例，一到年底商人们就主动向城庙董事会申报捐赈粮食数量。董事会将商人捐赠的大米寄放在“瑞源”碾米厂，发放时由董事会开单，贫困民众自己到碾米厂领取。
  民国时期，许多商家都有固定帮扶特困户的惯例。如涵江永记京果行长期资助10多户贫困农民，每月定期向贫困户发放生活补助，每年向特困户每人提供两套衣服。有一年，涵江发生流行性疟疾，“四知堂”商号派人到上海购买了一批“四日两头丸”，免费供应给贫困户。又如涵江霞徐的“黄家门”，每到年底都向贫困乡亲发放赈济款，帮助孤寡老人渡过年关。还有仙游县城和枫亭的一些商家，每遇到饥荒灾年，都会设站施粥，救助饥民。
  在公益事业建设方面，商人们也是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如涵江商人林海秋，1929年在上海创办“永隆申庄”，经营桂圆干、蔗糖、棉布、日用百货和代理进出口业务等。事业有成之后，关心家乡慈善事业，筹集资金在江边盖了一座新宫，让乡亲们有个歇脚休息的乘凉之处。同时，还捐资修建了度下至涵江的道路，将泥土路改成石板路，以方便百姓通行。1930年，涵江发生重大火灾时，林海秋带头捐献一部消防车。抗战胜利后，林海秋同宁波莆籍商人戴品贤等人捐资兴建了塔斯江小学。还有涵江的“通美行”，先后在前林捐建了两座桥梁，大大方便了百姓通行。
  在支援家乡教育事业方面，莆商们更是慷慨解囊，无私援助。如民国九年（1920年），梧塘西庄商人陈奕新、卢光辉等人，发动在外西庄商人捐资1.35万元（银元），创建了私立博文小学（即今梧塘第一中学）。又如梧塘海外华侨苏志萱、蔡南祥2人各捐2万元大洋，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小学。还有涵江“永记京果行”，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出资在涵江保尾太师庙创办了一所洋学堂——沙坂小学（今保尾小学、涵三中前身），培养有文化、会讲普通话的经商人才。抗战期间，梧塘旅沪商人朱维丰、吴文辉等人，积极联络在外莆商，集资了10万元创建了莆田私立博文初级职业中学，深受民众赞扬。
  据《涵江文史资料》第3辑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涵江公立中学筹建时，涵江商人自觉承担了学校建设资金，并将捐资任务分解到各商家。据档案资料记载：当时“涵江集市各商家共捐大洋7500元，分为50份，每份大洋150元。其中豆饼商应摊17份，计大洋2250元；桂圆商应摊12份，计大洋1800元；纱布商应摊8份，计大洋1200元；京果商应摊5份，计大洋750元；苏广商应摊1份，计大洋150元”。①其中捐赠最多的是陈树霖和曾振生2人，各捐资500元，还有陈杰人捐资300元；陈镜鸿捐资200元；江祖筵、刘奋扬、林柏清、林启荣、陈光第等各捐资100元。
  莆田商人还长期救助孤儿，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莆商吴台和莆田县商民协会会长黄辑生各出资200银元，续办“莆田惠儿院”，招收孤贫学龄儿童读书，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学制六年，培养孤儿其自食其力的技能。惠儿院平时的经费开支也由商人们义赈，莆田商会专门设立了“月捐义赈”，先由商会和学校出面联系，然后派惠儿院学生到各商家领取，每月收到义赈款约100多元（银元）。1935年，惠儿院校长何进元前往南洋各国募捐惠儿院基建资金，海外莆商踊跃捐款，大力支持，捐资建设了4间新教室，修缮了多间旧教舍。惠儿院学生每年需要1万多斤口粮，也是由城隍庙董事会从商人义赈的粮食中拨给。同时，莆田商会还发动各商家赞助衣服、毛巾、纱布和学习用品等，以保证惠儿院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正常运行。
  民国时期，莆仙商人热心公益事业，事迹非常感人。如涵江“享利”商行老板陈杰人，在担任涵江商会会长期间，自觉承担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抗战期间，“法币”大幅贬值，大米价格暴涨，涵江境内人心惶惶，陈杰人与“南通商行”老板郭松岩商议，共同出资从外地调进了大批大米，然后在涵江市场上抛售，抑制米价，缓解粮荒。抛售地点设在保尾“善德堂”，每人可购买12斤平价大米，深受百姓好评。同时，陈杰人还在“善德堂”设立棺材施舍处，对死亡无钱安葬的贫民免费提供棺材。民国时期，涵江陡门水闸年久失修渗漏，造成水源大量流失，著名莆商陈杰人带头捐资，筹集资金3000元进行重修，提高了灌溉效益。陈杰人一生“啬已乐奉公”，晚年将全部心血倾注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据《涵江文史》记载：早在清末，他就捐资创办莆田兴郡崇实中学堂。1928年，他参与捐建紫璜中学，并先后捐资创办了“莆田国医专科学校”、重修了民众教育馆等。1947年，“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迁往涵江时，缺乏重建资金，他又带头捐资。1948年，陈杰人80寿辰时，亲朋好友送来了许多贺礼。他从俭做寿，将贺礼全部捐献出来，为紫3璜中学建设了8间新教室。莆商支援公益事业的感人事迹很多，不胜枚举，其慷慨善举，体现了莆田商人的拳拳爱心。
  （二）海外莆商爱国爱乡的桑梓之心
  海外莆商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生意发达之后，非常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动人事迹。根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7年（1918年），莆田籍侨胞余珊捐资创办了江口东源初级小学。民国16年，新加坡华侨陈耀如捐款1万元兴建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校舍一栋。民国33年，印尼巴城的莆籍华侨集资创办了江口锦江华侨中学。抗日战争期间，莆田、涵江中小学被破坏严重，学校无法开课，莆田华侨积极汇款修复校舍。民国36年，新加坡华侨陈耀如与其父陈训彝捐建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训彝堂’教学楼。香港同胞程文铸独资在涵中中学创设高级普通商业职业学校，培养一批财经人才。江口旅居印尼侨胞林文实、陈庆嘉、何天水等164名福清、莆田、仙游侨胞募集荷币5.16万盾，兴建锦江中学礼堂、教室和师生宿舍楼”。①民国时期，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莆仙两县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海外华侨慷慨解囊，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如民国十五年（1925年），侨居印尼邦加滨港经营脚车生意的江口华侨林文祥，回国探亲时发现家乡侨胞子女上学困难，回印尼后立即与雅加达莆田县私立锦江中学海外董事部主席姚焕德、总务陈庆嘉等人商议，请求兴安会馆出面动员海外商人支持，一次性集资5万多盾印币，用于捐建锦江中学校舍。还有莆田侨领程文铸，热心家乡教育事业，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利用自己的宅院创办了浦江小学，帮助家乡孩子就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又捐资在涵江中学附设高级普通商业职业教育科，每年招生一个班，并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海外华侨对家乡卫生事业也给予全力支持。如民国28年，仙游县华侨协会理事长刘钟年前往新加坡、印尼泗水等地，向华侨募捐创办仙游国立医院。“理事王铭熏医师也往泗水募捐扩建‘红十字医院’，华侨热心赞助，慷慨解囊，集资3000元（法币）为红十字医院建病房1座”。“民国37年（1948年），江口华侨捐资筹建平民医院，时值国民党统治末期，物价暴涨，货币贬值，侨胞所筹建院资金严重贬值，建院工作遂告暂停。1950年，江口旅居印尼华侨林文祥受海外侨胞委托，回乡联系创办医院事宜，得到热心家乡卫生事业的侨胞和地方人士的支持，成立‘平民医院董事会’，使停建的医院工程重新上马。1951年6月医院正式落成开业”。①民国时期，一些海外商人事业有成，陆续返回家乡创办实业。如“民国18年（1929年），仙游城东三山桥华侨肖前与另外3位华侨合股在田岑底开办‘成记布庄’，以批零兼营纱布百货为主，并代办侨汇业务。民国22年，仙游赖店华侨杨明建与城关商人林维南、林继山合股，在枫亭下桥开办‘建瑞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莆田涵江设立分公司，经营化肥、豆饼、油类、大豆、花生、面粉等，从大连、营口、天津等地采购商品销往福清、惠安、永春等地”。②民国中后期，有不少莆籍侨商回乡投资创办实业，不但为家乡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而且将海外先进经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带回了家乡，促进了家乡经济发展。
  二、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莆仙侨民同全国华人华侨一样，在侨居国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当局的剥削与欺凌，他们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联，祖国强大才是海外侨胞的坚强后盾。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人华侨支援抗战的热情十分高涨，各种华侨抗日团体纷纷成立，积极领导海外侨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地支援祖国抗战，事迹十分感人。
  一是动员年轻一代华侨返回祖国参加抗战。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27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救亡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联络南洋各属国华侨，开展筹款工作，各地华侨纷起响应，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的莆仙华侨代表，参加这次成立大会，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运动，男女老幼积极捐款，献金、义卖、公债及集资捐赠飞机、药品等等，支持抗战。从民国28年2月起，该会先后动员并组织一批机修工及汽车修理驾驶员回国在滇缅公路服务，支援抗战。莆田江口陈亚清等，参加机工班返国在西南运输队当汽车司机。而今健在的涵江华侨王亚六，于民国26年回国在云南昆明当南侨汽车司机，几次冒着生命危险驾车，避过日机轰炸。莆田梧塘华侨连文瀛，是第四批回国参加抗日的南侨机工，任滇缅公路华侨先锋大队副大队长”。③1939年春，华侨首领陈嘉庚发起组织3200人机工回国抗战，其中有不少莆籍华侨。第一批回国人员中就有徐元镗、余番仔、郑文珍等人。第二批也有许志光、张球、陈家万、关玉麟、关曾三等莆田人，许志光还担任副领队。第三批有陈亚钟、黄玉坤、方九十、郑流芳、吴狗治、薛亚尊、王亚六、郭玉蕊等莆田人。同时，还有不少莆籍华侨子弟报名参加“抗日奋勇队”和“东北义勇军”，奔赴各抗日战场。如第四批参加祖国抗战的总领队连文瀛也是莆田人，有不少莆籍华侨跟随他回国抗战。这些热血青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民族抗战长城，为中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海外返回祖国参加抗战的莆仙华侨约有上百人之多，其中有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南侨技工牺牲的抗日英雄中，有莆田华侨20多人”。①二是积极筹款捐资支援祖国抗战。战争是以军事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竞争，没有雄厚的经济作后盾，战争是很难取得最终胜利。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南洋各国华人华侨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掀起了一场支援祖国抗战的捐赠热潮。莆仙华侨不甘落后，通过海外各同乡会、天后宫、行业公会等华侨社团组织，积极开展筹款赈济活动，出现了“风起云涌，山呼海啸，热烈情形，得未曾有”的动人场面。他们通过特别捐、常月捐、年捐、货物捐、节日捐、娱乐捐和义卖、义演、购机、购公债等多种形式，捐资筹款，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国。如莆籍侨胞“各商店于每年之中，例必宴会数次，以劳店员。抗战爆发之后，即将延席费用改为赈款”，侨胞以往每逢婚礼、丧礼、诞辰、及有弄瓦之喜，都要铺张一番，“现一律节省，移赈国难”。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仙溪华侨基金会募款95000元，寄往仙游县华侨协会，作为难民救济费用。②同时，莆籍华侨还积极参加新马华侨发起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援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捐献活动。华侨张元豹在马来亚期间，自身收入微薄，“对他老家的父亲和二妹一弟的贫困生活，完全不能汇款救济，而对于募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却非常积极”。③还有“涵江侨胞陈鹤，在马来西亚柔佛麻坡中华中学任教时，题诗作画，开展抗日宣传，并将书画义卖所得之款，汇回祖国，支援抗日”。④在抗日战争期间，莆仙两县的侨属们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致信海外，鼓励亲人支援抗战。为了更广泛地向广大华侨宣传祖国抗战和介绍家乡的抗战情况，仙游社会各界推举知名人士刘钟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抗日宣传，筹集了大批资金，用于支援祖国抗战。
  三是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华侨抗战事迹。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华侨身体力行，致力于抗战事业。据《莆田市志》记载：“在北婆罗洲保佛中华学校任校长的莆田城内人涂耐冰，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宣传抗日，激发海外侨胞爱国热忱。侨胞有的筹款寄回国支援抗日，有的自愿回国从军，涂自任沙捞越华侨抗日筹赈总会秘书长，负责拟定章程，起草抗日宣言，并被选为代表出席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抗日筹赈大会，任大会秘书。日军侵占沙捞越时，他被日军宪兵部拘捕，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日军妄图软化他，暂将他释放。他趁机逃脱，长期匿于深山密林中，逃过日本宪兵的追捕，直至日军投降后才重见天日”。又如“莆田西天尾华侨陈国桢（原名陈翰候）从南洋返国，在厦门参加革命斗争。民国26年，沪战开始，他又去南洋，参加当地抗日活动，并在马来西亚主编《白虹月刊》，宣传革命，鼓动抗日，还积极参加陈嘉庚组织的‘筹赈总会’、‘闽侨总会’，并被推任为两会的秘书、主任，兼《闽侨月刊》编辑，他在菲律宾、缅甸、越南及印度的安达群岛等地开展筹赈工作，民国34年被英当局遣送回国”。①在“八年抗战时期，许多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有的华侨投身战场，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如陈阿清、一阿六等华侨，毅然回国参加西南抗日运输队，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将抗战物资运送到前线。还有连文瀛率领华侨先锋队，在硝烟弥漫的缅甸战场抢修滇缅公路，为打通国际救援通道而努力”。②抗日战争期间，广大莆籍侨商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事迹十分感人，体现了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桑梓之心。
  四是广大莆籍侨商在侨居国积极参加反日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旅居东南亚各国的莆仙华侨积极投入当地的抗日斗争。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时，马来西亚兴安小学校长傅盘仰（仙游赖店人）不顾个人安危，一直坚持参加抗击日军的斗争，受到当地人民的表扬。仙游籍知识分子张兆汉、许彧青等人，在南洋团结文艺界进步人士，经常在《星洲日报》、《南洋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当地民众坚持抗日。在东南亚各国，莆仙籍侨胞团结侨居国人民群众，鼓励当地民众团结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大力支持从事抗日活动的地下工作者，帮助抗日义士解决生活困难。莆商王丰太、严宗聘等一批进步人士，弃商从戎，将自己的宝贵生命贡献给抗日事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强烈的民族精神感召下，海外莆仙华侨和广大莆商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全力支援祖国抗战，谱写了一曲曲激动人心的时代乐章，体现了海外兴化儿女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积极参加政治斗争
  民国时期，莆商队伍日益壮大，迅速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以不曾有的革命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地方经济建设、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出兴化商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特别是商会组织和行业公会等商人社团组织，在反对苛捐杂税、支援抗日战争、支持中国革命和反对内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商会组织建设
  莆仙两县商会组织分别于1908、1911年成立。民国初期，莆田县商会设在涵江集镇，由涵江“鼎和”商行老板黄纪年任会长，下设城埠分事务所，管辖24个同业公会。民国六年（1917年），莆田县商会改选后由黄维扬接任会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阀军东路军入闽后，要求各县商会进行重新登记，并改名为“商民协会”，莆田城里商人立即发起组织，建立了莆田县“商民协会筹备会”。随后改名为“城区商会”，而原涵江商会依然存在，从而出现了“一县两商会”现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凡同一行业有7家以上商家的可以组织同业公会，有7个以上同业公会的县可以成立商会。于是，莆田城里商人率先联合了11个同业公会，向省政府申请成立了“莆田县商会”。涵江商人得知消息后，也联合了10多个同业公会，向省政府申请成立“莆田县商会”。两个商会互相争执、互相指控，闹得不可开交，一直控告到南京工商部。南京工商部采取折衷办法，批准“莆田县商会”设在城里，又同意在涵江设立“涵江商会”，双方均为独立机构，不相隶属。涵江商会对外可以“福建省涵江商会”名誉，但只管辖涵江、江口的商人经营活动。至此，莆田商会和涵江商会之争才划上句号。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会活动比较活跃，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在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对沿海城市进行了轰炸，莆田城里居民人心惶惶。于是，由莆田商会牵头，将商人子女组织起来，担任义务警察，协助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起到了稳定人心、减少伤亡和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
  仙游县商会成立于清末，民国四年（1915年）改议董制为议员制，先后由林玉江、陈玉锡、林炳森、林升、萧平阶、李少舟等人担任会长。仙游县商会成立之后，举商人之力做了不少善事、好事，如林炳森任内曾经设立救生所，收容无家可归者。北洋军阀统治莆仙期间，常以商人为派差筹饷、敲诈勒索的对象，商会经常出面为会员排解。同时，商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仙游县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枫亭商人成立“枫亭商会”，“会址设在杨祠，下辖棉布、京果、陶瓷、山货、药业、百货、饮食、豆腐、屠宰、肥料、纸业、糕饼、海产等13个同业公会。该会于30年代曾协助创办枫江中学（现枫亭职业学校），筹资修建太平桥，鼓励巨商在霞桥港设栈，繁荣港口经济”。①民国十六年（1927年），仙游县商会改议员制为委员制，分设执委会与监委会，会长改称主席，最高权力为会员代表大会，隶属国民党县党部管辖，先后由李星秋、黄碧青、连璧、颜佑愍等人任主席。仙游县商会集资创办了商会小学（今城西小学）、商团小学（今红星小学），李星秋任内还资助蔡明良创办《商报》，连璧任内协助政府清理倒闭的商办票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仙游商会改“四大公帮”为同业公会，辖有糖业、京果、肥料、百货（布）、海产、粮食、酱油、食盐、国药、木材、菸丝、纸业、屠宰等13个同业公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仙游县商会配合民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商人捐钱捐物、查究奸商、销毁日货等，各项工作卓有成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沿海各县久旱不雨，引发大面积的粮荒，仙游县商会组织商人出资购进大米，平抑粮价，获得百姓好评。抗战期间，仙游县商会在城内设立了育婴堂收容弃婴，并与红十字医院共同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日机轰炸县城时，曾出动救护队救护伤员。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仙游县商会下辖糖业、京果、肥料、百货（布）、海产、粮食、酱油、食盐、国药、木材、菸丝、纸业、屠宰等13个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仙游县政府设立社会科，商会归其管辖，执行委员改称理事，监察委员改称监事，主席改称理事长，随后，相继发展了寄售、菜馆、青果、山货、糕饼、铁器、油坊、金银首饰、香烛箔品等9个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榜头商人也联合成立了“榜头商会”。
  民国时期，莆田两县的商会经费来源主要由各同业公会按比例分摊，以捐资额确定投票份额，理事以同业公会为基本单位选举产生，糖业公会和桂圆公会选举的份额最多，在莆仙两县商会中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二）商人抗捐斗争
  商会是商人的社团组织，也是商人利益的维护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商会在组织商人联谊、经营管理、协调矛盾、协商捐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民国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各路军阀经常向商人敲诈勒索，引发多起商人抗捐抗税斗争事件，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3月1日，福建改厘金为商捐。一起一验、从价3％税率征收。
  民国3年废商捐恢复厘金，其害商民的程度甚于清代。民国8年以后，正杂各款最高的达税率30％以上。民国10年，莆田县年征20万元。民国17年废厘改征特别消费税、统税等”。①“苛捐杂税猛如虎”，广大商家不堪重负，从而引发了多起商人抗捐抗税斗争。如民国十四（1925年），莆田商人和农民在“北高、平海、笏石、诸林、锦墩等地发生抗捐抗税事件”。③“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共莆田县委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反抗烟苗捐斗争，组织各乡民众向县政府请愿，县城学生、商人、店员纷纷罢课罢市示威游行声援”。③还有莆田的忠门、涵江、黄石、东沙、荔城和仙游的榜头、鲤城等地，都发生了学生、农民和商人的联合抗捐抗税斗争。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14年5月至民国15年1月，仅报载的莆田县抗捐抗税事件就达14起”，其中商人成为抗捐斗争的重要力量。④民国时期，仙游县商会领导了一起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抗捐抗税斗争。其起因是福建事变前夕，仙游境内驻军达万余人，军队频频向地方政府索要军饷，导致仙游财政人不敷出。于是，仙游县政府相继开征了土格捐、肥田粉捐、洋油捐、豆饼捐等新税种，商人们不堪重负，敢怒而不敢言。1933年10月中旬，仙游县政府决定向城区商家加税，增税幅度高达几倍之多，消息一传开，社会各界舆论哗然，商人们立即向商会反映，要求商会向县政府求情。仙游商会会长黄碧青立即召开商会理事会议，决定先由会长和商会代表出面向税局疏通关系，并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仙游商业不景气，商家经济困难，请求县政府不要增税；二是如县政府执意增税，则请求减轻增税幅度。但仙游税局局长朱紫朝一口回绝商会代表的请求，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第二天，朱紫朝带兵向各商家催捐勒税，但遭商人拒绝。朱紫朝怀疑商会从中作梗，便于10月21日早上带上4名税警，押着会长黄碧青到“成兴号”、“川记号”、“新业茂号”、“新九经号”等商店征税。由于商家事先得知消息，将现金转移，税警一无所获。朱紫朝便限期3天，要求各商家如数缴纳，否则将拘捕抗税商人。随后，朱紫朝又将商会会长黄碧青带到县衙，县长吴汉章责骂黄碧青督促不力，要求立即召集商会会员会议，传达县政府指令，推动商界按期纳税。
  仙游县商会代表与县政府交涉未果，便于1933年10月22日上午再次召开商会理事和商人代表会议，传达县长、税局局长的训令。商人们义愤填膺，认为县政府无视商家困难，一意孤行，强行加税，决定集体抗税。但商人抗税相对比较温和，仍然一方面派商会会长向税局沟通，希望减免征税幅度。另一方面，商会又派人到仙游榜头、枫亭和邻县了解情况，联络商人，准备发动乡下商人一起抗税。然而，商会请求减免税的请求仍遭官方拒绝，而经了解榜头、枫亭和莆田县均无加税之举。于是，仙游城区商人更加愤愤不平，立即行动起来，决定集体抗税。
  1933年10月23日早晨，仙游县城沿街出现了“打倒朱紫朝”、“城关苛税过重、不能负担”等大幅标语。朱紫朝见状大怒，立即派兵到商会追查贴标语的商人。县长吴汉章怕事情闹僵，于10月24日一大早亲临商会，坚请会长黄碧青到税局同朱紫朝局长商讨解决办法，并威胁商会代表，如大动干戈，将予以严惩。10月24日下午，仙游商会又召开会员代表会议，大家统一口径，坚决抗税。10月25日上午，会长黄碧青同2名商人代表再次前往仙游税局，希望协商解决加税幅度问题。但税局局长朱紫朝态度强硬，要求各商家务必按期纳税，不能减免，不得抗交，并追查贴标语的商人。商会代表据理力争，诉说商人之苦衷，朱紫朝局长恼羞成怒，翻脸拍桌，厉声大骂。商界代表见势不妙，遂回商会召集众商人拥到税局门口。而朱紫朝局长仍然有恃无恐，耀武扬威，命税警押送黄碧青会长前往县政府收监，从而激起众怒。商人们忍无可忍，立即冲进税局，砸毁了税局的办公用品，屋外的商人纷纷向税局屋顶抛掷石头，将税局屋顶瓦片打的粉碎，朱紫朝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
  1933年10月26日一大早，仙游县政府派兵抓捕了商会会长黄碧青，并将其房子查封。为了援救会长，仙游商会邀请各界代表集体向县政府请愿，请求保释黄碧青，但遭县长吴汉章拒绝，并趁机向黄碧青之父勒索大洋10000元。仙游县政府的暴行激起商界众怒，在商会鼓动下仙游城区实行全面罢市，商人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会长黄碧青，否则将活抓朱紫朝为人质。一时间，仙游城区局势十分紧张，县政府周围派兵戒严，岗哨林立，士兵荷枪实弹，日夜守卫，以防市民冲击政府机关。
  仙游各界代表的请愿、示威和抗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便于1933年10月27日集众前往十九路军驻仙部队反映情况，请求师长张君嵩出面调解。张君嵩担心事态扩大，即派副官同仙游县政府交涉，将黄碧青接到师部，然后交给商会代表带回。10月28日，仙游县长吴汉章又派朱紫朝向仙游商会施加压力，限期3天之内推动各商家如数交清税款，否则将再次拘捕会长。黄碧青再次召集商界代表开会，大家认为官兵苦苦相逼，又将会长作为人质，确是不好办。经会议讨论决定，将黄家父子安排到漳州避难，在家的商会理事继续发动抗税。
  正当仙游县政府加紧逼税之际，十九路军揭竿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十九路军驻仙部队撤销了国民党仙游县党部，通缉了县党部委员，枪决了一批民愤较大的贪官污吏和土匪头子，改组了仙游县政府，派师官佐殷公武接管县政。由于福建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吴汉章和朱紫朝逃之夭夭，仙游商会领导的抗税斗争因而取得胜利。这次斗争是仙游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而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抗捐抗税斗争，显示了仙游商人的政治力量，成为莆商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
  （三）支援中国革命
  民国时期，莆商参政意识日益增强，许多商人鼓励子女参加中国革命。如莆田著名商人黄纪星有8个儿子，其中4个儿子参加了中共莆田地方组织或外围组织，两个儿子先后担任中共莆田县委委员，第四儿子黄典粦于1930年在江口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后被国民党处决。有些商家成为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联络点，如涵江的“文墨斋书店”，长期向闽中游击队传递秘密信件、运送武器弹药和提供文化用品等，并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左翼文艺在内的各种书刊，因而被国民党宪兵查封，老板被逮捕入狱。莆田城里的“人生商店”也是中共闽地方组织的秘密联络点，经常为闽游击队输送武器弹药、生活用品、传递信息和秘密文件等。
  民国时期，许多商人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支援闽中游击队。抗战胜利后，内战全面爆发，闽中游击队在莆仙永交界的山区活动，经济十分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涵江地下党组织发动涵江商家捐款捐物，支持闽中游击队。如涵江的“茂隆梅记”商行捐献了棉布30匹，解决了闽中游击队军服问题。还有一些莆商不定期地向闽中游击队提供经济援助，一些商人子女还踊跃参加革命。
  民国时期，海外莆商们支持中国革命事业非常踊跃，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据《莆田市志》记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不少华侨，慷慨解囊，捐资捐物支援国内革命斗争。民国26年，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们募捐一笔款项，寄回国内设法营救。民国37年，他们还筹集一笔钱支持闽中游击队的革命活动”。①抗战期间，不少华侨在侨居国踊跃参加抗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仙游籍华侨张元豹，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出任马共中央宣传部长，积极组织侨居国民众开展抗战，不幸被日军逮捕，以身殉职。
  内战爆发后，海外华侨反对内战的呼声十分高涨。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陈嘉庚于9月7日以‘南侨总会’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劝告美国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发表后，9月27日，莆仙籍在新加坡的华侨工、商、学、政各界代表举行盛大集会，拥护陈嘉庚通电，并组织‘海外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协会’。马来西亚的吡叻、雪兰莪和槟城等地莆仙华侨也组织拥护陈嘉庚通电的活动。不少旅居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的莆仙华侨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民国35～38年，从菲律宾先后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各进步华侨社团会员共200多人，其中也有不少莆仙籍的华侨。解放战争后期，涵江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华侨纷纷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民国36年，黄厝村印尼侨胞黄立回国参加革命，任中共云霄县乌山根据地地委机关支部书记、电台台长、《前哨报》编辑，民国37年2月被捕牺牲。是时，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等地莆仙华侨青年集中香港，决心奔赴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民国37年冬，福建特别支队张兆汉、黄明等人组织培训一批爱国青年，民国38年8月，在这批青年中选拔120多名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由团长黄明率队分批进入福建、广东、江西等游击区。这支‘文化服务团’经厦门、漳州、泉州、莆田到福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福建的解放和家乡建设作出贡献”。②同时，海外华侨还从经济上支持中国革命。如1948年8月，南洋商业银行副总经理洪骏声和傅维丹、林降祥、吴为忠等商人，捐出20万元港币支援中国革命。新加坡商人昊钰荪也捐出4万元港币，用于支援中国革命，后受中共南方特委委派，担任香港宝生银行总经理。仙游商会也于1949年春接受中共仙游地方组织的请求，发动商人捐资捐物，支援仙德游击队。

①涵江区政协编辑：《涵江文史资料》合订本，第22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3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②蔡天新著：《百年莆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171页。 ③蔡天新著：《百年莆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②《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7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版，第27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版，第2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0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