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交通运输业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行业。交通运输业既是商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商贸扩大的重要条件，没有交通运输业的支撑，商业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莆仙两县靠山临海，水陆交通方便，具有天然的交通资源优势，不但陆路运输历史悠久，而且水上运输也历来发达。进入民国之后，莆田境内传统造船业继续发展，并对境内交通运输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莆田县志》记载：“民国时期，涵江新浦、岱埕，黄石东角，南日岛三墩、西皋、沙洋及湄洲岛均有造船作坊，生产海船和小型渔船。还有黄石井埔、西天尾溪安修造沟船业，黄石东华修造溪船业，多为家庭作坊，造船技术皆世代相传”。②近代机器轮船问世之后，莆仙两县的交通运输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
  （一）内河运输持续兴旺
  莆田境内溪流众多，水系发达，水上运输历史悠久。从宋代起，木兰溪中、下游和莆田南北洋的九十九沟，已经成为莆田水上运输的重要航道。到明中叶，兴化溪船水运发达，形成一个重要行业。清康熙年间，兴化境内形成了梧塘、涵江、黄石、赖溪和仙游的南门、西关、会仙、榜头、盖尾等内河码头，溪运非常繁荣。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府河泊所管辖地方：芦浦、塘东、溪东、东门、新度、园头、下浦业户分作六千，海船千、溪船千、沟船千、网船千、橹船千、挑贩千，‘各色业户计365户’。清代至民国时期，沟船成为南北洋水乡间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并分为商营和民营运输”。①进入民国之后，莆仙两县溪船运输继续发展。仅涵江至仙游航线就有近200艘溪船从事水上运输业务，在莆田南北洋也有50多艘沟船，每艘溪船的载重量在3～5吨之间。从涵江、黄石、城里运往仙游的货物有肥田粉、豆饼、粮食、棉布、百货、煤油、盐、鱼产品等，而从仙游运出的货物有桂圆干、糖、棕、麻、芋头、烟叶、陶瓷、土纸、山货等。南北洋平原的航运业务主要有大米、林木、肥料、砖瓦等生产资料。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9年（1920年）至民国34年间溪运鼎盛，抗日战争期间公路被破坏、海运被封锁，两县之间物资交往全靠木兰溪溪运。民国29年省驿运处涵江办事处在仙游南门设立溪船驿运站，组织溪船驿运。莆田县黄石镇的东华（今华东、华中、华堤三村）、井后、东角、西洪村；华亭镇的顶宅、石山、湖头、湖里村和仙游县的杉尾、昌山、仙溪、坝下、龙腾、昆头、义店、石马等村，均置有溪船，两县合计有300多艘。莆田县东华村多时有113艘，从业人员500多人，有‘溪船之乡’之称”。②莆田的梧塘镇也有沟船、溪船60多艘，其中客货船31艘，农用“海鸥”29艘，每天清晨，梧塘桥头两岸，载满柴草、山货和行人的沟船、溪船，往来如梭，十分繁忙。
  民国初期，莆田境内出现了机械动力溪船。境内最早的汽船公司——“兴善汽船公司”，由外国传教士投资创办。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二年，莆田县圣路加医院华实（英国人）投资购买1台立式单缸12匹柴油机，安装为‘捷兴号’小汽船，20个座位，航行于莆田城关至涵江一线。民国4年，在莆美国人蒲鲁士购置1艘15匹马力的汽船。民国5年又添置1艘，于莆田至涵江之间对开。民国6年，汽船归善育堂管理。民国9年，莆田人余景陀、阮天来向善育堂购船接办汽船业。涵江李可信等人也相继建造汽船。至民国16年，涵江汽船已发展到15艘，职工250多人；联营成立莆田汽船站，自负盈亏；以后几年中开辟涵江至梧塘、涵江至西天尾、岳公至笏石3条新航线。民国18～26年，公路建成通车，汽船业受到影响，涵江至西天尾、岳公至笏石2条航线停航。民国26年全站只有旧汽船6艘，航行于城关一涵江和涵江一梧塘之间。抗日战争期间公路破坏，汽船业再度兴起，原有城涵汽船部门与莆涵汽船行合并组成闽莆汽艇公司，后改称涵江汽船站。民国37年，莆田至涵江段公路修复通车，汽船减为8艘（城涵线6艘、城梧线2艘），职工30人，汽船改烧木炭，分散经营，自行收付，一直保持到民国38年8月下旬莆田县解放”。③
  （二）陆路运输发展速度加快
  莆仙两县陆路运输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汉代。由于古代莆田境内多为山间羊肠小道，内陆交通十分不便，货运以肩挑为主。到了南北朝时期，莆田境内出现了畜力运输，即骡马驮运货物。古代人力挑运工具主要有扁担、木棒、竹杠等，客运工具有兜轿、马车等。陆路运输方式有三种：即“差役”、“生产”和“雇佣”。“差役”由官府派活，主要是挑运官用物资和军需品，劳工可以充抵劳役；“生产”是指百姓的生产资料运输，如柴薪、肥料和粮食等运送；“雇佣”则是商业性运输，指专门以挑运为职业，单独或结伙受雇于人的人工肩挑和畜力驮运。古代雇佣运输的从业人数最多，没地或少地的农民，长年累月受雇于人，从事挑运，从而形成了一个传统行业。
  民国时期，随着近代机器的发展，莆仙境内形成了人力、畜力和机动车运输三者并存的局面。
  民国初期，境内运输工具日渐多样化，如黄包车、自行车、三轮车和汽车等新型交通运输工具陆续引进，为莆田物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仙游盖尾聚仙村人张维从新加坡带回1辆（黄包车），最早是在鲤城街道运载旅客，随后又有人从台湾又购回20辆（黄包车）。公路兴建后，黄包车逐步增加，成为莆仙城乡客运的重要工具。黄包车出租店及修理行业应运而生，仙游有黄包车出租店8家、94辆，每天租金2角，‘车夫’多是贫苦农民。抗战期间公路被破坏，黄包车客运面临困境，1945年后又得到恢复。此后为二、三轮车逐渐代替”。①继黄包车之后，莆籍华侨又从海外引进了自行车。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年）公路初建时，仙游县华侨从南洋带回自行车在鲤城骑坐。因自行车要从国外进口，只有极少数富家人有，在较大的集镇才有自行车修理店兼营出租；出租每小时收费1角或每天收费1元”。②自行车具有轻便、灵活、快捷等特点，既可载客，又能载货，很快就成为百姓喜爱的新交通工具。
  所以，许多华侨、商人陆续从国外带回自行车，广泛运用于客运、货物和商业经营之中。
  民国时期，最具有革命性意义是汽车运输业的兴起。莆田境内最早引进汽车是英国传教士华实，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民国2年（1913年），英国人华实购进德国产立式单汽缸12匹马力柴油机1台，装配成小汽车”。③随后，海外华侨开始引进汽车，如民国十四年（1925年），莆田县华亭云峰村的陈铁生“以1650银元向美孚洋行购回‘雪佛兰’汽车零件，装配成一辆小汽车，以载客为主，运行于莆田县城至濑溪一带公路。同年，仙游县榜头芹山陈友也从马来西亚带回一辆‘福特’牌小汽车（5人座），行驶于仙游县城至上梧之间”。④但由于当时公路基础设施薄弱，通车里程少，汽车数量不多，没能形成一个行业。
  20世纪20年代末，莆仙两县开始大规模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为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十七年（1928年），海军陆战队旅长林寿国（仙游人）统治莆仙之后，设立了“莆仙公路工程处”，从鸦片捐中增加项目，用于修筑公路和桥梁，极大地改善了莆仙两县的公路交通条件，促进了莆仙两县汽车客货运行业的迅速发展。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年）仙游利民汽车公司（民办）创立，是莆仙两县最早的汽车公司”。⑤民国十八年（1929年），仙游县又创办了“仙南汽车公司”，由刘政任总经理，该公司拥有八部旧汽车，最大的汽车可乘座10多人，行驶于仙游至枫亭、仙游至莆田之间。随后，又成立了“仙西汽车公司”，由郑朴任总经理，拥有美国原装的“捷不捷”、“博介”两个型号的小汽车4部，每辆车有5个座位，主要经营仙游县城至度尾的客运业务。
  民国中期（1924—1937年），莆仙两县公路基础建设速度加快，促进了汽车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不少商人投资购买载重汽车，搞起汽车运输，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行业。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莆仙两县已有小汽车20余辆，民办汽车运输组织相继成立，向省建设厅承租路权；商业私营汽车运输业开始兴起。民国18～24年间，莆仙两县开办商营、私营汽车公司12家”。①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莆仙两县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多，汽车修理与汽车配件需求日渐扩大。
  民国二十年（1931年），仙游商人薛天恩与陈阿四等人集资5000元（银元），创办了仙游交通公司，从事进口汽车配件销售和汽车修理业务，获利颇丰，后来因股东发生矛盾而停业。随后，马来西亚侨商吴琨又在仙游县城开设“裕和公司”，销售汽车配件和开展汽车修理业务。此后，莆田城里、涵江等地也相继创办了多家汽车修理和配件销售商店，为莆田汽车运输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20世纪30年代期间，福建省实行公路路权分段承租，各公司划地为界，福泉干线自江口至郊尾仅45千米路程就分成了4个行车区域，旅客在途中必须多次下车步行到下一路段换乘，多有不便。民国23年（1935年）7月，福建省建设厅收回福州至洛阳（惠安）段的路权，由江口籍莆商蔡友兰承包福兴泉路权。蔡友兰于1935年联合莆田、仙游两县的汽车商户，创办了“福兴泉货运公司”，自任董事长，聘请王步溪任经理，蔡友梅、江子豪任副经理。公司总部设在涵江，并在福州、仙游、泉州等处设立汽车站和修车场。当时，莆仙两县共有汽车商户30多家，每户有载重汽车1～2两部，载重量3～4吨，但有一半汽车运输户对福兴泉货运公司不感兴趣，仙游县只有10辆汽车入股，莆田县仅有6辆汽车入股。由于蔡友兰在福州商界颇有威望，加上有建设厅做后台，福兴泉货运公司成立后生意很好。随后，蔡友兰又贷款购置了5部日产新车，赢利后又购置了美国雪佛兰新车6部，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运输车辆，加上货源充足，经营有方，福兴泉货运公司利润十分丰厚，一度垄断了福建省的货运业务。
  20世纪30年代末，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南进，下令破坏沿海公路，以延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沿海公路被挖得坑坑洼洼，汽车无法行驶，“福兴泉货运公司”被迫停业。此后，莆仙两县的私营汽车公司也相继歇业，大部分运输商和民营汽车驶往闽北及赣、湘等地经营，境内货物运输恢复传统的肩挑驮运。据《莆田市志》记载；“福建省政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成立了驿运管理处，专门管理公路运输”，并“在莆田设涵江办事处，下设运站点。莆仙驿运路线有4条：仙游—盖尾—濑溪—莆田—涵江；仙游—榜头—何岭—古邑—永泰梧桐尾或永泰七锡；仙游—福清渔溪—宏路；仙游—山顶彭—炉边—南安洪濑。货物按站传递，水陆可通，各站配有临时仓库，便于转运和保管”。②驿运队“一般以20人为一组，设1名领工管理；驿站以10～25公里为一站；短途挑运以鱼盐、杂货为主；长途挑运以大米、土特产、百货为主；日行百里，来往于福州、泉州、永春、永泰等地，运工工资以营收的80％支付，以挑运里程计算，到站凭证验收后领取工资。民国30年下半年，共驿运货物27.33万担，营收88.12万元”。③抗战胜利后，福建省政府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以外合内分的形式组建了“福兴泉汽车公司”，拥有10部改装客车，后又并入“福州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但因沿海公路遭严重破坏，修复十分困难，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后，福厦公路的客、货运业务才全部恢复。然而，当时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运输业务锐减。至1949年，莆仙两县的私营汽车仅剩下14辆（其中莆田县2辆，仙游县12辆）。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交通运输业虽然断断续续地发展，但仍然是境内公路运输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莆田传统物流业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航运业持续繁荣
  莆田境内轮船航运起源于清末。莆籍士人张琴在《莆田县志稿》中记载：“考涵江轮运，始于光绪二十年，沪货出入，尚由琯头转口。未几，改由厦门转口。宣统初年，乃直接与宁波通航，民国三、四年又进上海通航。民国九年又进大连营口通航，满载以入，空船以出，如是数年，银货外流，商况渐感不支”。①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涵江港的民营轮船兴起，涵江商人经营的第一艘‘涵江号’轮船载重150吨，航行于涵江至福州、宁波间，这是莆仙经营轮船业的开始”。②民国元年，莆商开始筹建轮船公司。最早创办轮船公司是涵江“大同”桂圆行老板黄尔顺，他为了实现新桂圆干在江浙各商埠“抢市”，即“赶头水”，获得季节性高额利润，便邀请了涵江著名商人吴台（星夫）、方家明和余景佗等人，于1912年秋认股集资创立了“上海福兴轮船公司”，从上海英国赉赐公司购置了一艘小火轮，载重量800吨，价格8万元，取名为“国民号”，航行于涵江至上海、宁波之间，有时也应货主请求延航到泉州，往返一个航程需6天，主要运载“黄家门”和各股东商行的桂圆干和土特产，兼办客、货运业务。但签订购船合同时，因受英商和中介蒙骗，加上没看懂英语版合同，将租赁合同当作购船合同签订。一年后，英商提出收回轮船，双方起诉到英租界法庭，吴台、方家明等人败诉，“上海福兴轮船公司”因而破产。
  上海福兴轮船公司出师不利，对莆田航运商人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后，莆田商人一般不购买外国轮船，大多采取租用和承包方式，经营海上运输业务。如民国十年（1921年），方家明等人创办的“鲲南公司”，租用了上海宁绍公司800吨级的“甬兴”号轮船，航行于上海至涵江之间。
  涵江商人黄献武、康秋涛等人创办的“义太船行”，也租赁了上海商船公司的“德佑”、“建新”、“游鲲”等3艘轮船，航行于上海至涵江之间。还有政纪公司与毓大公司合营的“茂利”、“成利”、“毓济”、“毓通”、“肇兴”号等5艘轮船，也是采取租赁承包方式，航行于涵江至大连、营口、烟台等航线。同时，福州至涵江航线的“福星”、“福兴”号轮船；福州至上海、宁波、温州等航线的“福安”、“升利”、“福庆”、“顺安”、“新瑞安”、“德利”、“永贞”号等轮船，都采取租赁承包经营方式。另外，在泉州、厦门航线上，有厦门泰利轮船公司的“鹭江”、“驾鳌”、“永宁”等轮船，也是采取租赁经营方式。
  民国中期，莆田航运业在曲折中发展，各轮船公司良莠不齐，经营状况悬殊很大。如20世纪20年代初创办的“义泰轮船行”和“鲲南轮局”，仅经营二年多就先后歇业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涵江“大同行”的两大股东黄星甫、黄星阁兄弟和外甥陈友白等人集资创办的“恒生轮局”，租用外商“华阳号”轮船，经营涵江至浙江的航运业务，并代理外轮船务，开始2年购买了保险，却平安无事，第三年产生了侥幸心理，没有购买保险，结果在浙江海面触礁，“恒生轮局”因而解体。经营较好的轮船公司有涵江霞徐海商黄祖修与在沪莆商蒋廷玉（塔林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合资创办的“新华轮局”，承接上海至福建的货物运输，经营了10来年，直到抗战爆发后才收盘。还有郑锦树、吴少屏、刘受之、余景佗等人合伙经营的“鲲南轮局”，集资购置一艘轮船，取名“鲲南”号，航运业务开展的风风火火。另外，由上海莆商康秋涛牵头，陈雨村、黄维扬、刘寿民、黄葆璋和吴庆龄等人共同投资创办的“涵江轮局”，购置了2艘轮船，经营了10多年，效益很好。以后康秋涛另立门户，独资经营“福生轮局”，“涵兴轮局”因股东调整，重新改组为“大兴船务公司”，继续经营海运业务。
  20世纪30年代，莆田境内共有20多家轮船公司，其中实力雄厚的轮船公司有“鲲南”、“大兴”和“福生”三家，采取“租轮”和“包轮”相结合的方式经营海运，拥有相对稳定的货运客户和航线。同时，还有“同益”、“捷大”、“华兴”、“大东”和“光大”等轮船公司，各公司拥有200至1000吨不等的多艘轮船。此外，还有一些经营小货轮的商行，如黄琴亭经营的“胜利船务行”，拥有“涵兴号”轮船，航行于涵江至福州之间；林春波经营的“新华兴”轮船，航行在秀屿——涵江——温州航线；林柏青经营的兴安公司，拥有“枫江”、“枫眉”、“兴安”、“福兴”等4艘小轮船，航行于秀屿、枫亭、宁波、温州、上海等航线。抗日战争前夕，莆仙境内航运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控制东南沿海各重要港口，中国籍轮船经常遭日机轰炸和日军抢劫，只有英、美、葡和挪威籍轮船，或悬挂上述国家国旗的轮船才能避免日机侵扰。于是，莆商们纷纷向英、美、葡、挪威等国轮船公司承租轮船，继续经营海上运输。如上海公平公司租用了英商“怡隆”公司的“神佑”、“神爱”、“神华”、“神福”、“神光”等5艘轮船；涵江“大兴船务行”租用了英商“太古公司”的“新北京”轮船和海宁公司的“新德利”号轮船；涵江“皇家公司”租用了英商经营的“海阳”、“海门”、“海灯”、“海呈”等4艘轮船；涵江“大安船务行”承包了上海救济总署的“牡丹花”、“菊花”、“百合花”等美国运输舰；“福安船务行”代理“新安利”、“开琳”、“新福申”、“威金”号等轮船；“香港裕成船务行”代理“和麟”、“和昌”号等轮船。由于莆商善于经营，即使是在抗战期间，航运业务仍然搞得风生水起，十分红火。
  民国时期，莆田海运业蓬勃发展，轮船公司众多，成为境内资本最大的行业。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19年（1930年），境内有轮船数艘、驳船50～60艘、木帆船600艘、涡船200艘以上”。①其中自己购置大轮船的公司有3家。一是“振安公司”，由涵江商人黄献武等人出资创办，购置了“福裕”、“合安”、“福安”等3艘轮船，最小的轮船载重量为400吨，最大吨位为900吨，行驶于三江口、福州、上海等航线；二是“顺安公司”，由陈发白等人创办，购置了“顺安号”轮船，载重量为1200吨，航行于闽、浙、沪之间；三是“宏安公司”，由黄星浦创办，购置了“升利”和“华洋”等2艘轮船，载重量分别为950吨和1400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战事频繁，商船经常遭日机轰炸，大多数轮船公司歇业。
  抗战胜利后，莆田航运业开始恢复，原来歇业的轮船公司重振旗鼓，陆续开业，几家大轮船公司经过重组之后重新营业，创办了多家新轮船公司。据统计，民国后期莆田境内共有8家规模较大的轮船公司：1.福生船务行。福生船务行前身为福申船务行，租用了葡萄牙籍“威金号”轮船，载重量为2000吨，主要经营涵江至上海的运输业务。
  2.涵江天成洋行。天成洋行由涵江商人蔡季斌经营，主要代理从香港进口的肥田粉、洋油、豆饼等，兼营外轮“大美”号货轮的航运业务，一直经营至50年代初歇业。
  3.上海公平公司。公平公司由上海莆商和涵江商人共同参股创办，租用英国怡隆公司的“神佑”、“神爱”、“神华”、“神福”、“神光”号（俗称五神）5艘轮船，主要经营海上运输和进出商品代理业务。
  4.英国皇家公司。英国皇家公司拥有“海阳”、“海门”、“海灯”、“海呈”（俗称四海）4艘轮船，主要经营三江口至香港的航线，包揽了莆仙两县和周边各县的香港货运和客运业务。
  5.联和轮船公司。联和公司由莆商叶焕成经营，代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商品运输。
  6.涵江大安船务行。大安船务行代理上海救济总署的美国小运输舰3艘，即“牡丹花”、“菊花”、“百合花”号，承运上海救济总署的货物和其他海上运输业务。
  7.福安船务行。福安船务行代理“开琳”、“新神申”、“威金”号3艘轮船，进行了长途贩运和进出口业务代理。
  8.香港裕成船务行。裕成船务行代理外轮“和麟”、“和昌”号轮船，承运东南亚各国的进出口货物。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0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2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8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页。 ①《莆田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3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8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