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莆仙境内商业持续繁荣，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一方面，陆路交通工具有了较大的改善。进入民国之后，莆田境内传统的人力肩挑和畜力驮运方式已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双轮车、四轮人力车、畜力车，以及自行车和汽车等新型交通运输工具，陆路交通运输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另一方面，机器轮船的出现也为莆田现代运输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从民国初年起，兴化境内“船头栈”、“轮船公司”、“船务行”等物流企业应运而生，促进了海上运输业的蓬勃发展。同时，随着机器设备的陆续引进，境内粮食加工、印刷、炼乳、肥皂、玻璃等行业逐渐由机器生产所替代，传统手工业开始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崛起，社会经济结构开始转型。
  一、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
  交通运输业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行业。交通运输业既是商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商贸扩大的重要条件，没有交通运输业的支撑，商业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莆仙两县靠山临海，水陆交通方便，具有天然的交通资源优势，不但陆路运输历史悠久，而且水上运输也历来发达。进入民国之后，莆田境内传统造船业继续发展，并对境内交通运输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莆田县志》记载：“民国时期，涵江新浦、岱埕，黄石东角，南日岛三墩、西皋、沙洋及湄洲岛均有造船作坊，生产海船和小型渔船。还有黄石井埔、西天尾溪安修造沟船业，黄石东华修造溪船业，多为家庭作坊，造船技术皆世代相传”。②近代机器轮船问世之后，莆仙两县的交通运输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
  （一）内河运输持续兴旺
  莆田境内溪流众多，水系发达，水上运输历史悠久。从宋代起，木兰溪中、下游和莆田南北洋的九十九沟，已经成为莆田水上运输的重要航道。到明中叶，兴化溪船水运发达，形成一个重要行业。清康熙年间，兴化境内形成了梧塘、涵江、黄石、赖溪和仙游的南门、西关、会仙、榜头、盖尾等内河码头，溪运非常繁荣。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府河泊所管辖地方：芦浦、塘东、溪东、东门、新度、园头、下浦业户分作六千，海船千、溪船千、沟船千、网船千、橹船千、挑贩千，‘各色业户计365户’。清代至民国时期，沟船成为南北洋水乡间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并分为商营和民营运输”。①进入民国之后，莆仙两县溪船运输继续发展。仅涵江至仙游航线就有近200艘溪船从事水上运输业务，在莆田南北洋也有50多艘沟船，每艘溪船的载重量在3～5吨之间。从涵江、黄石、城里运往仙游的货物有肥田粉、豆饼、粮食、棉布、百货、煤油、盐、鱼产品等，而从仙游运出的货物有桂圆干、糖、棕、麻、芋头、烟叶、陶瓷、土纸、山货等。南北洋平原的航运业务主要有大米、林木、肥料、砖瓦等生产资料。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9年（1920年）至民国34年间溪运鼎盛，抗日战争期间公路被破坏、海运被封锁，两县之间物资交往全靠木兰溪溪运。民国29年省驿运处涵江办事处在仙游南门设立溪船驿运站，组织溪船驿运。莆田县黄石镇的东华（今华东、华中、华堤三村）、井后、东角、西洪村；华亭镇的顶宅、石山、湖头、湖里村和仙游县的杉尾、昌山、仙溪、坝下、龙腾、昆头、义店、石马等村，均置有溪船，两县合计有300多艘。莆田县东华村多时有113艘，从业人员500多人，有‘溪船之乡’之称”。②莆田的梧塘镇也有沟船、溪船60多艘，其中客货船31艘，农用“海鸥”29艘，每天清晨，梧塘桥头两岸，载满柴草、山货和行人的沟船、溪船，往来如梭，十分繁忙。
  民国初期，莆田境内出现了机械动力溪船。境内最早的汽船公司——“兴善汽船公司”，由外国传教士投资创办。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二年，莆田县圣路加医院华实（英国人）投资购买1台立式单缸12匹柴油机，安装为‘捷兴号’小汽船，20个座位，航行于莆田城关至涵江一线。民国4年，在莆美国人蒲鲁士购置1艘15匹马力的汽船。民国5年又添置1艘，于莆田至涵江之间对开。民国6年，汽船归善育堂管理。民国9年，莆田人余景陀、阮天来向善育堂购船接办汽船业。涵江李可信等人也相继建造汽船。至民国16年，涵江汽船已发展到15艘，职工250多人；联营成立莆田汽船站，自负盈亏；以后几年中开辟涵江至梧塘、涵江至西天尾、岳公至笏石3条新航线。民国18～26年，公路建成通车，汽船业受到影响，涵江至西天尾、岳公至笏石2条航线停航。民国26年全站只有旧汽船6艘，航行于城关一涵江和涵江一梧塘之间。抗日战争期间公路破坏，汽船业再度兴起，原有城涵汽船部门与莆涵汽船行合并组成闽莆汽艇公司，后改称涵江汽船站。民国37年，莆田至涵江段公路修复通车，汽船减为8艘（城涵线6艘、城梧线2艘），职工30人，汽船改烧木炭，分散经营，自行收付，一直保持到民国38年8月下旬莆田县解放”。③
  （二）陆路运输发展速度加快
  莆仙两县陆路运输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汉代。由于古代莆田境内多为山间羊肠小道，内陆交通十分不便，货运以肩挑为主。到了南北朝时期，莆田境内出现了畜力运输，即骡马驮运货物。古代人力挑运工具主要有扁担、木棒、竹杠等，客运工具有兜轿、马车等。陆路运输方式有三种：即“差役”、“生产”和“雇佣”。“差役”由官府派活，主要是挑运官用物资和军需品，劳工可以充抵劳役；“生产”是指百姓的生产资料运输，如柴薪、肥料和粮食等运送；“雇佣”则是商业性运输，指专门以挑运为职业，单独或结伙受雇于人的人工肩挑和畜力驮运。古代雇佣运输的从业人数最多，没地或少地的农民，长年累月受雇于人，从事挑运，从而形成了一个传统行业。
  民国时期，随着近代机器的发展，莆仙境内形成了人力、畜力和机动车运输三者并存的局面。
  民国初期，境内运输工具日渐多样化，如黄包车、自行车、三轮车和汽车等新型交通运输工具陆续引进，为莆田物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仙游盖尾聚仙村人张维从新加坡带回1辆（黄包车），最早是在鲤城街道运载旅客，随后又有人从台湾又购回20辆（黄包车）。公路兴建后，黄包车逐步增加，成为莆仙城乡客运的重要工具。黄包车出租店及修理行业应运而生，仙游有黄包车出租店8家、94辆，每天租金2角，‘车夫’多是贫苦农民。抗战期间公路被破坏，黄包车客运面临困境，1945年后又得到恢复。此后为二、三轮车逐渐代替”。①继黄包车之后，莆籍华侨又从海外引进了自行车。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年）公路初建时，仙游县华侨从南洋带回自行车在鲤城骑坐。因自行车要从国外进口，只有极少数富家人有，在较大的集镇才有自行车修理店兼营出租；出租每小时收费1角或每天收费1元”。②自行车具有轻便、灵活、快捷等特点，既可载客，又能载货，很快就成为百姓喜爱的新交通工具。
  所以，许多华侨、商人陆续从国外带回自行车，广泛运用于客运、货物和商业经营之中。
  民国时期，最具有革命性意义是汽车运输业的兴起。莆田境内最早引进汽车是英国传教士华实，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民国2年（1913年），英国人华实购进德国产立式单汽缸12匹马力柴油机1台，装配成小汽车”。③随后，海外华侨开始引进汽车，如民国十四年（1925年），莆田县华亭云峰村的陈铁生“以1650银元向美孚洋行购回‘雪佛兰’汽车零件，装配成一辆小汽车，以载客为主，运行于莆田县城至濑溪一带公路。同年，仙游县榜头芹山陈友也从马来西亚带回一辆‘福特’牌小汽车（5人座），行驶于仙游县城至上梧之间”。④但由于当时公路基础设施薄弱，通车里程少，汽车数量不多，没能形成一个行业。
  20世纪20年代末，莆仙两县开始大规模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为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十七年（1928年），海军陆战队旅长林寿国（仙游人）统治莆仙之后，设立了“莆仙公路工程处”，从鸦片捐中增加项目，用于修筑公路和桥梁，极大地改善了莆仙两县的公路交通条件，促进了莆仙两县汽车客货运行业的迅速发展。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年）仙游利民汽车公司（民办）创立，是莆仙两县最早的汽车公司”。⑤民国十八年（1929年），仙游县又创办了“仙南汽车公司”，由刘政任总经理，该公司拥有八部旧汽车，最大的汽车可乘座10多人，行驶于仙游至枫亭、仙游至莆田之间。随后，又成立了“仙西汽车公司”，由郑朴任总经理，拥有美国原装的“捷不捷”、“博介”两个型号的小汽车4部，每辆车有5个座位，主要经营仙游县城至度尾的客运业务。
  民国中期（1924—1937年），莆仙两县公路基础建设速度加快，促进了汽车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不少商人投资购买载重汽车，搞起汽车运输，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行业。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莆仙两县已有小汽车20余辆，民办汽车运输组织相继成立，向省建设厅承租路权；商业私营汽车运输业开始兴起。民国18～24年间，莆仙两县开办商营、私营汽车公司12家”。①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莆仙两县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多，汽车修理与汽车配件需求日渐扩大。
  民国二十年（1931年），仙游商人薛天恩与陈阿四等人集资5000元（银元），创办了仙游交通公司，从事进口汽车配件销售和汽车修理业务，获利颇丰，后来因股东发生矛盾而停业。随后，马来西亚侨商吴琨又在仙游县城开设“裕和公司”，销售汽车配件和开展汽车修理业务。此后，莆田城里、涵江等地也相继创办了多家汽车修理和配件销售商店，为莆田汽车运输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20世纪30年代期间，福建省实行公路路权分段承租，各公司划地为界，福泉干线自江口至郊尾仅45千米路程就分成了4个行车区域，旅客在途中必须多次下车步行到下一路段换乘，多有不便。民国23年（1935年）7月，福建省建设厅收回福州至洛阳（惠安）段的路权，由江口籍莆商蔡友兰承包福兴泉路权。蔡友兰于1935年联合莆田、仙游两县的汽车商户，创办了“福兴泉货运公司”，自任董事长，聘请王步溪任经理，蔡友梅、江子豪任副经理。公司总部设在涵江，并在福州、仙游、泉州等处设立汽车站和修车场。当时，莆仙两县共有汽车商户30多家，每户有载重汽车1～2两部，载重量3～4吨，但有一半汽车运输户对福兴泉货运公司不感兴趣，仙游县只有10辆汽车入股，莆田县仅有6辆汽车入股。由于蔡友兰在福州商界颇有威望，加上有建设厅做后台，福兴泉货运公司成立后生意很好。随后，蔡友兰又贷款购置了5部日产新车，赢利后又购置了美国雪佛兰新车6部，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运输车辆，加上货源充足，经营有方，福兴泉货运公司利润十分丰厚，一度垄断了福建省的货运业务。
  20世纪30年代末，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南进，下令破坏沿海公路，以延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沿海公路被挖得坑坑洼洼，汽车无法行驶，“福兴泉货运公司”被迫停业。此后，莆仙两县的私营汽车公司也相继歇业，大部分运输商和民营汽车驶往闽北及赣、湘等地经营，境内货物运输恢复传统的肩挑驮运。据《莆田市志》记载；“福建省政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成立了驿运管理处，专门管理公路运输”，并“在莆田设涵江办事处，下设运站点。莆仙驿运路线有4条：仙游—盖尾—濑溪—莆田—涵江；仙游—榜头—何岭—古邑—永泰梧桐尾或永泰七锡；仙游—福清渔溪—宏路；仙游—山顶彭—炉边—南安洪濑。货物按站传递，水陆可通，各站配有临时仓库，便于转运和保管”。②驿运队“一般以20人为一组，设1名领工管理；驿站以10～25公里为一站；短途挑运以鱼盐、杂货为主；长途挑运以大米、土特产、百货为主；日行百里，来往于福州、泉州、永春、永泰等地，运工工资以营收的80％支付，以挑运里程计算，到站凭证验收后领取工资。民国30年下半年，共驿运货物27.33万担，营收88.12万元”。③抗战胜利后，福建省政府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以外合内分的形式组建了“福兴泉汽车公司”，拥有10部改装客车，后又并入“福州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但因沿海公路遭严重破坏，修复十分困难，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后，福厦公路的客、货运业务才全部恢复。然而，当时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运输业务锐减。至1949年，莆仙两县的私营汽车仅剩下14辆（其中莆田县2辆，仙游县12辆）。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交通运输业虽然断断续续地发展，但仍然是境内公路运输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莆田传统物流业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航运业持续繁荣
  莆田境内轮船航运起源于清末。莆籍士人张琴在《莆田县志稿》中记载：“考涵江轮运，始于光绪二十年，沪货出入，尚由琯头转口。未几，改由厦门转口。宣统初年，乃直接与宁波通航，民国三、四年又进上海通航。民国九年又进大连营口通航，满载以入，空船以出，如是数年，银货外流，商况渐感不支”。①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涵江港的民营轮船兴起，涵江商人经营的第一艘‘涵江号’轮船载重150吨，航行于涵江至福州、宁波间，这是莆仙经营轮船业的开始”。②民国元年，莆商开始筹建轮船公司。最早创办轮船公司是涵江“大同”桂圆行老板黄尔顺，他为了实现新桂圆干在江浙各商埠“抢市”，即“赶头水”，获得季节性高额利润，便邀请了涵江著名商人吴台（星夫）、方家明和余景佗等人，于1912年秋认股集资创立了“上海福兴轮船公司”，从上海英国赉赐公司购置了一艘小火轮，载重量800吨，价格8万元，取名为“国民号”，航行于涵江至上海、宁波之间，有时也应货主请求延航到泉州，往返一个航程需6天，主要运载“黄家门”和各股东商行的桂圆干和土特产，兼办客、货运业务。但签订购船合同时，因受英商和中介蒙骗，加上没看懂英语版合同，将租赁合同当作购船合同签订。一年后，英商提出收回轮船，双方起诉到英租界法庭，吴台、方家明等人败诉，“上海福兴轮船公司”因而破产。
  上海福兴轮船公司出师不利，对莆田航运商人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后，莆田商人一般不购买外国轮船，大多采取租用和承包方式，经营海上运输业务。如民国十年（1921年），方家明等人创办的“鲲南公司”，租用了上海宁绍公司800吨级的“甬兴”号轮船，航行于上海至涵江之间。
  涵江商人黄献武、康秋涛等人创办的“义太船行”，也租赁了上海商船公司的“德佑”、“建新”、“游鲲”等3艘轮船，航行于上海至涵江之间。还有政纪公司与毓大公司合营的“茂利”、“成利”、“毓济”、“毓通”、“肇兴”号等5艘轮船，也是采取租赁承包方式，航行于涵江至大连、营口、烟台等航线。同时，福州至涵江航线的“福星”、“福兴”号轮船；福州至上海、宁波、温州等航线的“福安”、“升利”、“福庆”、“顺安”、“新瑞安”、“德利”、“永贞”号等轮船，都采取租赁承包经营方式。另外，在泉州、厦门航线上，有厦门泰利轮船公司的“鹭江”、“驾鳌”、“永宁”等轮船，也是采取租赁经营方式。
  民国中期，莆田航运业在曲折中发展，各轮船公司良莠不齐，经营状况悬殊很大。如20世纪20年代初创办的“义泰轮船行”和“鲲南轮局”，仅经营二年多就先后歇业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涵江“大同行”的两大股东黄星甫、黄星阁兄弟和外甥陈友白等人集资创办的“恒生轮局”，租用外商“华阳号”轮船，经营涵江至浙江的航运业务，并代理外轮船务，开始2年购买了保险，却平安无事，第三年产生了侥幸心理，没有购买保险，结果在浙江海面触礁，“恒生轮局”因而解体。经营较好的轮船公司有涵江霞徐海商黄祖修与在沪莆商蒋廷玉（塔林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合资创办的“新华轮局”，承接上海至福建的货物运输，经营了10来年，直到抗战爆发后才收盘。还有郑锦树、吴少屏、刘受之、余景佗等人合伙经营的“鲲南轮局”，集资购置一艘轮船，取名“鲲南”号，航运业务开展的风风火火。另外，由上海莆商康秋涛牵头，陈雨村、黄维扬、刘寿民、黄葆璋和吴庆龄等人共同投资创办的“涵江轮局”，购置了2艘轮船，经营了10多年，效益很好。以后康秋涛另立门户，独资经营“福生轮局”，“涵兴轮局”因股东调整，重新改组为“大兴船务公司”，继续经营海运业务。
  20世纪30年代，莆田境内共有20多家轮船公司，其中实力雄厚的轮船公司有“鲲南”、“大兴”和“福生”三家，采取“租轮”和“包轮”相结合的方式经营海运，拥有相对稳定的货运客户和航线。同时，还有“同益”、“捷大”、“华兴”、“大东”和“光大”等轮船公司，各公司拥有200至1000吨不等的多艘轮船。此外，还有一些经营小货轮的商行，如黄琴亭经营的“胜利船务行”，拥有“涵兴号”轮船，航行于涵江至福州之间；林春波经营的“新华兴”轮船，航行在秀屿——涵江——温州航线；林柏青经营的兴安公司，拥有“枫江”、“枫眉”、“兴安”、“福兴”等4艘小轮船，航行于秀屿、枫亭、宁波、温州、上海等航线。抗日战争前夕，莆仙境内航运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控制东南沿海各重要港口，中国籍轮船经常遭日机轰炸和日军抢劫，只有英、美、葡和挪威籍轮船，或悬挂上述国家国旗的轮船才能避免日机侵扰。于是，莆商们纷纷向英、美、葡、挪威等国轮船公司承租轮船，继续经营海上运输。如上海公平公司租用了英商“怡隆”公司的“神佑”、“神爱”、“神华”、“神福”、“神光”等5艘轮船；涵江“大兴船务行”租用了英商“太古公司”的“新北京”轮船和海宁公司的“新德利”号轮船；涵江“皇家公司”租用了英商经营的“海阳”、“海门”、“海灯”、“海呈”等4艘轮船；涵江“大安船务行”承包了上海救济总署的“牡丹花”、“菊花”、“百合花”等美国运输舰；“福安船务行”代理“新安利”、“开琳”、“新福申”、“威金”号等轮船；“香港裕成船务行”代理“和麟”、“和昌”号等轮船。由于莆商善于经营，即使是在抗战期间，航运业务仍然搞得风生水起，十分红火。
  民国时期，莆田海运业蓬勃发展，轮船公司众多，成为境内资本最大的行业。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19年（1930年），境内有轮船数艘、驳船50～60艘、木帆船600艘、涡船200艘以上”。①其中自己购置大轮船的公司有3家。一是“振安公司”，由涵江商人黄献武等人出资创办，购置了“福裕”、“合安”、“福安”等3艘轮船，最小的轮船载重量为400吨，最大吨位为900吨，行驶于三江口、福州、上海等航线；二是“顺安公司”，由陈发白等人创办，购置了“顺安号”轮船，载重量为1200吨，航行于闽、浙、沪之间；三是“宏安公司”，由黄星浦创办，购置了“升利”和“华洋”等2艘轮船，载重量分别为950吨和1400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战事频繁，商船经常遭日机轰炸，大多数轮船公司歇业。
  抗战胜利后，莆田航运业开始恢复，原来歇业的轮船公司重振旗鼓，陆续开业，几家大轮船公司经过重组之后重新营业，创办了多家新轮船公司。据统计，民国后期莆田境内共有8家规模较大的轮船公司：1.福生船务行。福生船务行前身为福申船务行，租用了葡萄牙籍“威金号”轮船，载重量为2000吨，主要经营涵江至上海的运输业务。
  2.涵江天成洋行。天成洋行由涵江商人蔡季斌经营，主要代理从香港进口的肥田粉、洋油、豆饼等，兼营外轮“大美”号货轮的航运业务，一直经营至50年代初歇业。
  3.上海公平公司。公平公司由上海莆商和涵江商人共同参股创办，租用英国怡隆公司的“神佑”、“神爱”、“神华”、“神福”、“神光”号（俗称五神）5艘轮船，主要经营海上运输和进出商品代理业务。
  4.英国皇家公司。英国皇家公司拥有“海阳”、“海门”、“海灯”、“海呈”（俗称四海）4艘轮船，主要经营三江口至香港的航线，包揽了莆仙两县和周边各县的香港货运和客运业务。
  5.联和轮船公司。联和公司由莆商叶焕成经营，代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商品运输。
  6.涵江大安船务行。大安船务行代理上海救济总署的美国小运输舰3艘，即“牡丹花”、“菊花”、“百合花”号，承运上海救济总署的货物和其他海上运输业务。
  7.福安船务行。福安船务行代理“开琳”、“新神申”、“威金”号3艘轮船，进行了长途贩运和进出口业务代理。
  8.香港裕成船务行。裕成船务行代理外轮“和麟”、“和昌”号轮船，承运东南亚各国的进出口货物。
  二、莆田机器工业的崛起
  近代机器工业的崛起是中国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变的重要标志。莆田地处东南沿海，位居于福州、厦门两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中，受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相对较大，近代机器工业发展也比内地领先了一步。早在清末，莆田境内就开始引进机器设备，如清光绪十八年（1893年），美教会传教士蒲鲁士从英国购买了2台圆盘印刷机器，印刷罗马文“圣书”和《奋兴报》，成为莆田机器工业的先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美教会创办了“美兴纺织局”，拉开了莆田机器纺织业发展的历史序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传教士蒲鲁士又引进了四台铅字印刷机器和1台裁纸机，创办了“美兴印书局”。此后，莆商们纷纷仿效，陆续创办了一批机器工业，促进了莆田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
  在莆田近代机器工业发展过程中，粮食加工业是最早使用机器的行业。古代稻谷、小麦等加工主要靠手工操作，每当收成季节，家家户户都忙着舂米、磨面，通常用石臼、脚臼等传统设备，人工操作，日夜臼打，费时费力，效率很低。机器工业出现之后，首先运用在粮食加工业上。据《莆田市志》记载：清末，涵江商人李兰舌从国外引进了一套机器设备，在涵江宫下开设碾米厂，用机械带动9个石礁臼米，效率比人力加工提高了10倍之多。
  民国初期，莆仙两县陆续引进了一些机器设备，促进了境内机器工业的发展。如民国三年（1914年），莆田黄石商人蒲天莱从国外引进了一台24匹内燃机，在黄石创办了面粉加工厂。民国四年（1915），传教士蒲鲁士在莆田城里相继创办了碾米、面粉、制糖、肥皂等机器工厂。接着，涵江商人叶天祥也在涵江宫下街创办“胜冒”加工厂，从事大米和面粉加工，招聘工人6人，使用24匹木炭机1部，一砻二机2个升降机，4个钢磨，1个石磨，4个筛柜，8小时可生产大米700千克、小麦粉800千克。随后，涵江商人魏春霖、曾纪和、张少石、曾光太等人也合资创办了大丰碾米厂，以后改为天益加工厂。此后，以粮食加工业为主体的机器工业在莆田境内迅速发展起来。
  民国十七年（1928年），涵江出现交流电碾米设备，最早采用电力驱动的是南日岛商人叶天祥，从上海购进了一台英国产克劳斯莱电动碾米机，在涵江沟岑埕创办了“东华米厂”（后改为信昌碾米厂）。生意兴隆之后，叶天祥又从上海购进了一批电动碾米机，在涵江出售，既赚取机器差价，又促进了莆田粮食加工业发展。1935年，信昌碾米厂在涵江鉴前扩建厂房，改名为“利群碾米厂”，由于电动碾米成本低，速度快，收费低、米质好，生意非常兴隆。于是，利群碾米厂开展多业经营，增加了碾豆、碾棉花、榨油、制作吊笼、车制机器零件等经营业务，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涵江机械工业的龙头企业。
  20世纪30—40年代期间，涵江境内规模较大的粮食加工企业是涵江卓坡商人阿珍创办的贤兴碾米厂，拥有一台德国产碾米机，边碾米、边售米，生意非常好。20世纪40年代期间，涵江境内最大的碾米厂是魏春霖创办的“益丰加工厂”，雇用工人28人，昼夜加工生产，在当时可算是个规模企业。还有李友兰、蔡子良等五个教友合办的“五福碾米厂”，拥有24匹马力的机器设备一部，每小时能加工大米500千克，其生产规模与利群碾厂并驾齐驱。
  民国时期，仙游境内粮食加工业也很发达，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36年，仙游县有私营粮食加工厂44家”。①这些粮食加工厂，对境内机器工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莆田境内制造业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13年（1924年），涵江商人从上海购回1台6尺手摇车床，并雇请上海人当技术工，在涵江宫下开设1家小型机器修理铺。同年，涵江机械铸造商也在涵江顶铺开设永安机器厂，专门生产织布机，成为境内机械制造之始。民国14年（1925年），涵江商人又在鉴前城隍庙旁创办了长利机器厂。该厂拥有8尺车床1台，专门生产碾麦机和碾米机。至民国24年，莆田境内先后有3家私营机器厂，生产8匹、10匹、12匹3种规格的柴油机作为碾米厂动力机，年产22台，价格便宜，销路较好，除县内销售外，还销往惠安、仙游一带”。②莆田境内电力开发始于民国初期。民国五年（1916年），厦门侨商林尔嘉率先在涵江延宁宫投资创建发电厂，但厂房建成后因故停产。民国九年（1920年），莆田县在城厢湖岸巷筹建发电厂，但容量较少，只供政府机关和少量商户使用。随着机器工业的不断发展，境内用电量日增，民国十四年（1925年），莆田县又在城东水关头筹建火电厂，购置了25千伏发电机组，但供电范围仍然有限，只能供应哲理中学附近及文峰宫一带。民国十六年（1927年），涵江商人江祖筵将原林尔嘉建造的厂房折价入股，组建了“涵江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由陈镜鸿任董事长，方家明、方家风、江祖筵为董事，吴仁民为总经理，聘请余宪为电厂技术人员，购置了一台容量132千伏、电压5250伏的西门子发电机，于1928年建成投产，除了供应涵江镇的机关单位和商户用电之外，还通过高压线路将电力输送到莆田城里。
  仙游县电力开发可以追溯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日本商人森田吉郎到仙游考察，发现九鲤湖瀑布是创办水力发电的最佳资源，随即向仙游知县周鸿荃提出申请。周鸿荃立即召集仙游的知名人士商议，但遭众商人反对，一些地方绅士建议由仙游商会出面，组织商家集资开发水电。
  这一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并着手筹建九鲤湖水电站。后因辛亥革命爆发，随即又出现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九鲤湖水电站刚筹建就夭折了。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仙游县才开始在城关创建火电厂。
  莆田境内肥皂生产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民国九年（1920年），涵江境内创办了第一家肥皂厂——美中华肥皂厂，主要生产“美中华肥皂”、“黑皂”和皂条等。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境内共有3家肥皂厂。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19年（1930年），境内始有兴义、泰源和三友等3家手工操作的肥皂厂，生产比忌牌肥皂，年产量不足10吨”。①抗战胜利后，莆田县政府创办了东南食盐精制厂，由陈国钦任厂长，厂址设在涵江新桥头，主要生产精盐、肥皂等化工产品。
  1948年，陈国钦辞职后自办福祥肥皂厂。至1949年，莆仙境内共有5家肥皂厂。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印刷业非常发达，共有《兴化报》、《蓓乐文艺报》、《莆田新报》、《莆阳联报》、《时论》、《南方日报》等60多种报刊杂志，印刷业务量很大。但不少报社自办印刷厂，如《福建新报》、《闽中日报》和《正报》等都有自家印刷厂。有些报刊杂志由印书局承印，有些业务则由教会印刷厂承印。从20世纪20年代起，莆田县创办了多家印刷厂，如涵江商人江哲甫、杨绍勋、方文元等人集资创办了“涵江印书局”，从上海购进了3台圆盘印刷机，印刷信封、信笺、表格、簿籍等出售，并承接《莆阳新报》、《力报》、《大声报》和《友报》等印刷业务。民国十六年（1927年），戴爱东、郑子明和阮稆民等人合资购置了5台铅字印刷机，招聘了10多名工人，在城里驿前王祠创办“新民书局”。随后，城里商人也投资创办了“关兴印书局”、“莆田印书局”等多家印刷厂。1933年，涵江霞徐商人黄涵生，投资创办了《莆田日报》印刷所，购置了一套平板对开印刷设备，拥有15名工人，后因与驻军发生纠纷，被逼于1938年关闭，随后更名为春城印刷所，专印《闽中日报》和《正闻通讯》。至20世纪40年代，莆田县共有莆阳、复兴、同文、涵兴、文化、力行、竞新、黎时、正大等18家印刷厂，其中规模最大是三青团创办的正报社大印刷厂，共有印刷机器4台，工人20人。民国时期，仙游境内也有5家印刷厂。据《莆田市志》记载：至“民国35年3月，仙游在城关洪桥创办《全民报》，有小型印刷机械，开始采用铅字排版印刷。之后，又创办大中印刷所、闽中印刷部、《民声新闻》社印刷所、大光印书局等5家”机器印刷企业。②民国中期，莆田境内开始生产炼乳、水果罐头等。据《莆田县志》记载：“民国17年（1928），涵江李可信、何文润合资创办罐头厂，为莆田县第一个罐头厂，生产水果罐头。民国23年后，私营罐头厂陆续出现，至1949年，全县有私营‘四联’、‘鸿业’6家罐头厂，生产炼乳、水果、酱菜等罐头，总产量不到10吨”。③与此同时，涵江一些商人开始创办炼乳厂、罐头厂等，如民国23年，在涵江尾梨巷创办福成炼乳厂（后更名为福康乳厂），这是莆田境内第一家机器炼乳厂。抗战爆发后，进口炼乳罐头缺货，涵江境内又先后创办了多家炼乳厂，主要有何文焰的鸿业炼乳厂、郑国藩的美亚炼乳厂、林金环的大中炼乳厂、郑景耀的福隆炼乳厂等。“至民国38年（1949年），生产炼乳的厂家达20余家，有通山、泰丰、振兴、鸿业、华通等水果罐头厂；鸿业、康福、美亚、福隆、大中等炼乳罐头厂。1949年底，有职工200人，资金8400元（折合新币），制铁罐机器19台，日产炼乳罐头1320罐，季节生产枇杷、龙眼、荔枝罐头等950罐、酱菜罐头800罐。销往莆田、仙游、惠安、永泰、永春、福清等县，还出口东南亚地区。民国末期，仙游县郊尾、园庄一带33人自发筹资入股，在郊尾创办乳品厂，利用土灶和铁锅等土法炼乳”。①总之，民国时期是莆仙两县近代机器工业起步与崛起的重要阶段，对以后莆田机器工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时期，境内的化工、食品、粮油加工、制糖等业都有所发展，至民国38年，莆田县有私营企业151家，其中工业系统47家，主要是印刷12家，机械4家，鼎犁6家，化工3家，炼乳3家，罐头6家，陶瓷2家，瓦窑6家，卷烟1家；还有晒盐户3836户，工业产值577万元。个体手工业2411户，工业产值445万元，合计1022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1023万元的99.9％。仙游县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497万元，其中轻工业287万元，重工业210万元。有个体手工业2411户，从业人员4919人，主要行业为糖果、糕饼、酱油、制糖、铸锅等”。②“仙游县有加工冰糖作坊30家，产量3250吨。民国32年，有土糖坊549个，产糖1868吨”。③莆仙两县机器工业的起步与发展，对境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也为莆田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0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2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8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页。 ①《莆田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3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8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8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7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页。 ①《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4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9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7—1338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7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