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初期，福建省政府在涵江设立了“常关”，大大方便了莆仙两县对外贸易业务的开展。据史书记载：“民国10年以后，涵江总关额定年收入11.2万元。抗日战争时，三江口港在东南半壁极盛3年，关税激增”。⑥加上国民政府执政初期实行低关税政策，客观上促进了莆田对外贸易的发展。抗战爆发后，日军控制了东南海域和福建沿海的主要港口，不时派飞机轰炸海上商船，福建对外贸易受阻，沿海走私活动不多。但从20世纪40年代起，日军在东南沿海大力扶植伪军，海上走私成为伪军的“专利”。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虽然设立了查缉走私的机构，但军队武装走私依然猖獗。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海上走私活动才消声匿迹。
  一、海关监管制度
  民国时期，中国海关机构比较健全，进出关手续繁琐。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国民政府在涵江设置海关，加强对莆田进出口货物的管制。“涵江海关总局直隶于福建海关监督，设关长1人，下口设管理供事或查验员。外轮停靠莆境内码头或抛锚于港湾锚地时，需由驳船盘运至海关仓库或验货场，等待查验海关查验后方可入关”。但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英国政府具有协定关税的特权，进口商品入关时须“由海关、英国领事代表、外国洋行买办三方派人到场共同进行。涵江总局验货用的大秤、砝码和丈尺均照粤海关一向使用的式样制造，并在上面镌刻图印为凭。一旦贸易商计较轻重长短，即以此秤、砝码及丈尺为准，以杜争端。出口货物验放与进口同”。①民国初期，北京政府全盘接受清廷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工商界“夺回关税主权”的呼声持续不断，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民国政府于1920年敦促华盛顿会议远东委员会修订了《中国关税税则条约》，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海关主权。同时，为了制止外国商品倾销，中国海关对“奢侈品进出口附加税一律值百抽2.5，进口正税一律值百抽5。民国18年，实施《中华民国进出口税则》，进口货分14类、178税目。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海关管理、税则及税费征收乃受英、美、日政府制约和影响”。②民国初期，仍设“常关”与“洋关”两种机构。“常关”由国民政府控制，主要监管出口产品和对外贸易。而“洋关”则为西方列强所掌控，成为外国商品输入的保护伞。直至“民国20年（1931年），‘常关’与‘洋关’合并，各海关卡、所仍以监管进出境船舶为主要职责”。“民国26年（1937年）4月，《闽海关涵江支关工作手册》称：民船之进出亦应报关并缴纳河捐，均在船上检查，一切手续与汽船相同。新船造成后由具呈人请领航运凭单及往来挂号簿申请书等报关，经会保后，支关派员测量新船载重吨数编列船号，交具呈人持赴三江口支所烙印后，由支关发给吨钞执照及航运凭单和往来挂号簿等，始准放行”。③民国十一年（1922年），福建海关分别在莆田成立涵江水警分驻所和南日水警分驻所，外国商船入境须由涵江海关会同水警一起登船查验。民国23年（1934年），福建省水警总队在莆田县设立涵江水上巡警队，改由涵江海关会同水上巡警队联合查验。民国35年（1946年），又设立了三江口水上警察所。同年，战区货运涵江管理站撤销，进出口查验业务移交涵江海关管理。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重新在全国划分海关监管区，设定海岸线12海里海域均为海关监管区。
  “福建常关撤销，涵江海关总局改设为涵江海关支关，属洋关，隶于福州闽海关。下设三江口分关、秀屿分关、乌菜港分卡、鲸山分卡、西■分卡、仙游分卡”。④民国时期，海关监管制度严密，外轮进入莆田港口须经过海关、关警大队、财政、税警、驻军、直税局、查缉队、水陆联合检查站、货运管理站、县政府、县党部、警察局、水警大队等13个单位的共同查验。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进口货物，汽轮船于进口前先由代理行呈具担结单，保证该船不得装运违禁物品，填报到达日期，俟船抵埠时，先由三江口支所检查，并于舱口单上签署后，该代理行应将所签署的舱单、船舶检查簿登记证、客牌、吨钞执照及关封，并轮船行程簿等件呈送分关验明无讹后，由海关填付普通卸货准单以便卸货。较大外轮寄碇三江口的，则由支所派员核对存仓加锁。若对货物有嫌疑，则由三江口另行派员押运，再会同代理行负责人开仓检验。若农产品运送三江口邻近乡村，经呈缴特别验关费后，则准由三江口直接验放。若在办公时间以外起卸货物，应缴纳上下货物专单费。其进口货物根据当地售物价，并参酌所颁完税价格表计算完税价格，责令缴纳浚河捐后，给据放行”。出口货物也必须“由代理行呈具货口运出报单3份，由涵江分关派员持单前往代理行仓库执行查验，认明无讹责令缴纳浚河捐等签发落货单。代理行执得落货单应随驳船持呈三江口支所后，由支所派员监视装货，办理结关手续。再将结关总单及一切报单封存关封，加盖火漆印章连同舱口单二份径送三江口支所，经查验后，所有关封及一份舱口单并所缴证件由三江口支所交付该轮。轮船行程簿应注明到达及开航时间、地点，加盖印章后，准其开航出口。若空船出口时，仅填放空舱口单由分关于关封内填造无货结关总单以资认别”。①应该说，民国时期的莆田海关管理制度比较完善，进出品商品监管十分严密。
  二、海上走私贸易
  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实行低关税政策，海上走私现象并不多。一方面，民国初期海上缉私比较严厉，有效地遏制了沿海走私活动。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民国11年（1922年），设涵江水警分驻所及南日水警分驻所，隶于平潭水上警察署，担负沿海船舶管理和查缉走私活动”。②另一方面，民国中前期实施低商税政策，海上走私贸易利润不大，走私活动自然减少。
  “民国十八年（1929年），民国政府（南京）逐步收回关税主权，于2月1日实施进口新税则，大幅度提高关税，日本人纵容走私分子以台湾和福建沿海众多岛屿为基地，走私高税物品，形成30年代沿海走私高潮。走私物资以进口白糖、煤油、毛料为主；出口中药材、白银为主。在莆田的卸货地点主要有南日岛、平海、江口、涵江等沿海港口、集镇。其时，福清县的高山是最为著名的走私巢窟”。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加大了海上走私缉查力度，并于“民国26年（1937年），设莆田盐务税警队，配置缉私船1艘，查缉偷漏盐税走私。其间，缉私对象以‘资敌’国货为主”。④但主要是查缉日本商船进入莆田海域，防止日本商人与境内商人勾结，进行海上走私贸易，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海上走私活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封锁中国东南沿海，“沿海走私船逐渐减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南日岛沦陷于日军。次年6月，设立福建战区货物运输管理检查处涵江管理站，协同沿海驻军严格查验外轮私货，以防止外轮偷越战区”。⑤抗战期间，莆田沿海走私活动主要集中在南日岛、湄洲岛等沿海岛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仙游民军头子张逸舟率部占据南日岛之后，在福建各沿海岛屿招兵买马，发展军事武装，并垄断了福建沿海的走私贸易。张逸舟先后率部攻占了平潭岛、白犬岛和南竿岛等沿海岛屿，大肆收买海盗和土匪，武装势力不断扩大，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战线越拉越长，缺乏兵力，无法实现对东南沿海实施控制，便大力培植伪军，委任张逸舟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逸舟为了独霸闽海，一边四处招兵买马，一边进行海上抢劫与走私，先后吞并了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一、三集团军，武装队伍发展到5000多人，建立了“海上王朝”。当时，东南沿海为日军所控制，海上交通受阻，加上海匪抢劫频繁，对外贸易基本停滞。于是，张逸舟便成立了“新华公司”，控制整个福建沿海的对外贸易，进行武装走私贸易，获取暴利。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复设南日、三江口水上警察所各一处，隶属晋江水上警察局，配备武装警员20人，负责查缉沿海走私”。①张逸舟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仍然驻扎在福建沿海各岛屿，继续垄断海上贸易，开展武装走私活动。1949年底，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张逸舟率部逃往台湾，海上走私销声匿迹。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⑤《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