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是莆田对外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12年起，涵江的三江口和霞徐码头就很繁荣，出现了众多的“船头栈”和“船务行”，如“福兴轮船公司”、“鲲南船行”、“福生船行”等。同时，福州、厦门等沿海港口经济的繁荣，客观上也带动了莆仙两县对外贸易的发展。
  民国初期，来莆外轮渐多，主要由秀屿港、三江口港、涵江港、枫亭港等口岸驳运，对外经济交流迅速扩大。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间，舶来品入境猛增，劳务出口、侨汇业务渐多。
  对外经贸活动以货物收购、储运、包销、代销及外汇兑汇为主”。①三江口港成为闽中对外通商的主要港口，涵江集镇商人云集，迅速发展成为福建著名的商贸易中心，桂圆干、荔枝干、蔗糖、海产品、李咸干、橄榄咸干和兴化米粉等土特产大量运往上海、宁波、南京、天津以及北方各商埠销售，又在北方各商埠采购豆饼、黄豆、面粉、花生油、酒类、煤油、棉纱、棉花、粗细布、中药材以及小百货、南北京果、杂货等，源源不断地运回涵江，并批发到闽中各县，涵江迅速发展成为闽中货物的集散地。
  近代机器轮船问世之后，莆田航运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民国元年（1912年），“大同”号老板黄尔顺牵头，“义德”号老板的方家明和余景佗等集资投股，创办了“上海福兴轮船公司”，购买了一艘英国产轮船，取名“国民号”，开辟了涵江至上海、宁波等航线。随后，涵江商人纷纷效仿，先后创办了“义泰轮船行”、“鲲南轮局”、“涵江轮局”和“大兴船务公司”等多家轮船公司，促进了莆田近代航运业的迅速发展。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统计，仅三江口港进口轮船就多达314艘，年货物吞吐量约10万吨左右，运出的大宗货物有桂圆干、砂糖、荔枝干、笋干、木竹器具等，而运入境的大宗货物主要有豆饼、肥田粉、布匹、煤油、面粉、苏广百货、京果杂货、黄豆、生油、杂粮、鱼产、药材和颜料等。但因三江口至涵江有10多千米的狭窄港道，300吨以上轮船无法通行，只能通过二道运输才能到达涵江市场。于是，三江口新浦村农民便购置了大量的小驳船，将轮船上货物驳运到涵江的陡门、海岑、桥兜等小码头。抗战期间在三江口进出港的轮船众多，小驳船生意非常繁忙，新浦村最多时拥有100多艘小驳船，日夜搬运，成为运输专业村。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民族资本家林伯清投巨资开发秀屿港，建筑了钢筋水泥码头、泊位和仓库、货场等，配备了码头装卸设备，租赁了商船、驳船，组建了自家船队，开辟了秀屿至上海、宁波、厦门等多条航线。秀屿港的开发建设，迅速提高了莆田港口的吞吐能力，为莆田对外贸易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8月，英商万吨级货轮“新亚”号首次驶进秀屿港，这是有史以来吨位最大的外轮进入莆田港口，使莆田对外贸易业务迅速扩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沿海城市和重要港口相继沦陷，福州、泉州、厦门等港口均被日军封锁，莆田的南日岛、乌丘屿等岛屿为日军所控制，涵江、三江口、秀屿、桥兜等港口屡遭日机轰炸。秀屿港口连续多次遭日机乱轰滥炸，码头毁坏，仓库倒塌，繁荣一时的秀屿港沦为废墟。唯有三江口港地处偏僻，没有引起日军的重视，仍然保持对外通航，福建海运业务大多从三江口港进出，带动了涵江商贸的繁荣。一时间，涵江万商云集，货物充沛，被誉为“小上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海运不畅，公路阻隔，闽中各县的货物输送主要靠内河和陆路运输，靠山临海的仙游县，地理优势凸显出来，一度成为闽中的货物集散地。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40年代初期，永春、德化、大田、尤溪、永安等县的茶、纸；香菇、笋干、瓷器、铁器、中药材多集散到仙游境内木兰溪流域的各码头，转运至涵江经销海外”。①加上张逸舟武装部队控制东南沿海期间对家乡商人颇有关照，枫亭徒门港长期保持对外通航，促进了莆仙两县商贸的发展。
  民国末期，内战全面爆发，莆仙两县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40年代后期，经济萧条，输出商品渐少。美国货充斥市场。五金制品、电器、机械、化工用品、化肥多为海外进口”。②特别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之后，国民政府颁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限制了国外商品进口，莆田对外贸易业务锐减，对外经济交流大幅度衰退。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