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商业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历史传承。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文化，不仅反映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还体现了所在地商人群体的经营理念和精神风貌。清代，兴化经济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与其相适应的兴化商业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既有中华民族勤劳俭朴、诚信经营的传统美德，又具有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恶性竞争的糟粕；既有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一面，也有尔虞我诈、投机取巧的消极因素。
  兴化地处福建沿海，受外国商人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较大，商业文化更具多元性。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进，国外资本的陆续输入，西方商人的价值观念、商业模式、竞争手段和商业文化不断渗透进来，客观上影响了兴化商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品德，使兴化商人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等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一、商标广告丰富多彩
  早在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出现了早期的商业文化，如店名、字号、商标、广告等。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意识的不断渗透，兴化境内市场竞争加剧，商业经营方式日趋多样化，兴化商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有了很大的拓展。
  清代，兴化境内的商铺、字号、商标等花样繁多，内涵丰富，体现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深厚文化底蕴。如明代之前，兴化商家大多以自已的姓氏为字号。到了清代，以姓氏为字号的商铺日益减少，而含义独特的商号不断增多，如“醉桃园”、“皇后酒家”、“天韵楼”、“桃李园”、“杏花楼”等，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含义。还有“泉裕”、“义盛”、“鸿兴”、“富茂”等，这些商家字号，寓意深刻，内容丰富，既体现了商家的经营理念，又寄托了商人发家致富的愿景。
  清代兴化商标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有“炒绿”、“佛手”等商标品牌。进入清代之后，兴化商标进一步发展，仅香烟商标就有10多个，如“红葫芦”、“玉兔”、“玉狮”、“双荔”、“香脾”、“牛印”、“古田”、“斧头”等。在全国各地均有兴化著名商标，如上海的“捷春丸”桂圆干、福州的“王大盛”烟丝和仙游的“双荔”牌香烟等，都是清代兴化著名商标。
  清代兴化商业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商人们通过改善商业服务态度以招揽生意。如通过诚信经营以争取老顾客和回头客，采取契约、赊欠和提高服务水平等竞争手段，以扩大客户群。同时，清代兴化商家对商店字号和商行名号也很讲究，一般以图吉利、财运亨通等寓意吉祥的词汇来命名。有的商家则以商品特质和产地作为商号或标识，以实现优质产品的广告效应。特别是从清中期开始，无论是在城镇开店的坐贾，还是从事零售的小商人，都有固定的店铺和与众不同的商店标识，使兴化商业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二、行业讯号颇具特色
  行业讯号是不同行业之间相互区别的一种声响标识，实际上也是招揽生意的一种广告形式。
  清代兴化境内的不同行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讯号。如修理锁匙、小铜器、眼镜、铝锅和磨刀的小商贩，通常是摇打铜片串，发出“锵锵将......”的声音，人们听到“锵锵将”的声响就知道修理小五金的师父来了。经营针线、胭脂、花粉等日用百货的小商贩，通常手摇“拨浪鼓”，发出“泼浪、泼浪......”的声响，一听到“拨浪鼓”声，农村妇女就会跑出来购买小百货。又如肩挑补锅匠，不断敲打小铜锣，发出“哐、哐哐?”的声音，以示意补锅匠进村了。还有挑小吃担的小商贩，边走边用汤匙敲打着空碗，发出“铃铃铃......”的声响，诱发人们的食欲。特别是走村串巷的阉猪匠，边走边吹小笛子，吹出三个单调的音符，音色清脆独特，传播到乡村各个角落。最吸引小孩的是打糖枯的小商贩，通常用小槌子敲打铁刀片，发出“丁咚、丁咚......”的铁片撞击声，农村小孩子一听见就围了上去。同时，还有算命先生，通常用敲打牛角发出“嘀、嘀......”声，或用牛角吹号，发出“笃笃......”声，以吸引农村中老年人。而流动“剃头匠”，通常是右手拿一把镊子，左手拿一要小铁棒，用镊子在铁棒上敲打，发出“商昴、商昴......”的响声，人们一听就知道理发师来了......清代兴化商业讯号与农村交通不便有关，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肩挑小商贩又不定时入村，各种商贩只好采用不同的讯号来告知顾客，招揽生意，久而久之，人们就能凭声响来区别不同的商贩。据《莆田市志》记载：“叫卖小百货‘货郎担’以‘拨浪鼓’声、摆摊卖小吃的以‘汤匙碰碗声’、补锅的以‘打锣’声、‘磨镜’（修小五金）以铜板链片打击声、阉畜的以吹笛声作招徕广告”。①清代兴化境内商业讯号众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声响标识，成为别具一格的广告方式，给农村百姓带来了方便，体现了兴化地方商业文化特色。虽然商业声讯文化的科技含量不高，但简单、明了、实用、有效，富有地方特色，成为兴化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商业“行话”五花八门
  商业“行话”是同行业商人使用的一种暗语。清代兴化境内商业“行话”十分流行，通常是一个行业使用一种“行话”，也有几个行业共同使用一种“行话”，还有一个行业同时使用两种“行话”。如肩挑“剃头匠”敲打“商昴、商昴”的声响，“行话”叫做“唤头”；理发店“洗头”的“行话”叫“捋围”；顾客来了叫“草头”，其意思是生意来了。等待理发的人多了，师父会暗示徒弟“犁高”、“暂浮”，其意思是“马虎一点”，或抓紧时间。又如肉店掌柜称死猪肉为“马拐”，遇到老顾客或内行人就会暗示：这块肉是“马拐”，提醒客人换块肉。
  清代兴化境内不同行业的商人对数字也有不同的叫法。商人们进行交易或买卖时通常用暗语进行讨价还价，如杂货店、布店、京果店的商人，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字称为：“章、绥、骨佬、剪旧、表德、西洪、吉生、华子、秋”。鱼行商人的“行话”略有区别，把“一至十”数字称为“章、绥、决漏、剪右、表祝、狮洪、吉生、华子、秋、章十”。而理发店、肉店的商人，则把“一至九”数字叫做“旦底、断二、倒川、横目、缺丑、杀大、毛尾、分头、旭边”。同时，商人们在讨价还价时通常采用手语，即一方将手伸进另一方袖子里，通过手指头来讨价还价，以防止旁人听到价格。这些商业行话和手语颇具地方特色，开始只是为了保守商业秘密，不让外人知道真实价格，以后逐渐演变为商人谋取利益和损害消费者的手段。
  兴化商人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还形成了一些商场俚语。清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一整套买卖交易的特殊用言。如老顾客叫“主客”；正宗品牌商品叫“正货”；卖不出去的商品叫“死货”；短斤少两叫做“骗称”；诚信商号称为“老招牌”；小本生意的商人自称“赚食人”；精明的生意人称为“生意精”；讨价还价称为“思量买卖”；产品质量不同价格不一样说成“一分钱一分货”；双方商定价格之后不能反悔称“输赢一样面”；一天之内出现物价波动说成“时得时价”......。这些商业俗俚源于日常商业活动之中，言简意赅，亦褒亦贬，既反映商人的经营风格，又表达了消费者的愿望，甚至一针见血地褒贬时弊，批评不法奸商，鼓励商人诚信经营，颇具兴化地方商业文化特色。
  四、记账方式别具一格
  古代读书识字的商人不多，尤其是商店伙计，大多数是文盲，而商业经营又离不开记账。商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简单易懂的记账方式，即“苏州码”。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是南宋时期从算筹中分化发展而来的民间记帐符号。这种“商业数字”，记写简单，速度又快，被广泛运用于商业记账之中。
  清代兴化商人大多数使用苏州码记账，即用“■■■川■■■■■■十”代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由于古代商人计算时通常使用算盘，上面一点就像算盘上档拨下一个子，表示五，所以■是六，■是七，很好理解。比如说2134，要写成“■■一■■■”；32，要写成“■二”；0.64元可记作“■■”；3.70元记作“■士”；598记作“■■■”；3908元记作“■■0■”；5.8元写成“■■”等；“O”通常代表“元（圆）”，它一般放在“■”和“■”中间的下方。如标价为3908元商品，会写作“■■O■”。但苏州码也有缺陷，当“■、■■、■”连写时，往往容易出现混乱，变成“■■■”，如果间隔不均匀就分不清楚了，甚至容易出错。如“■■”有多种理解方式，可以看成一百一十一或三，也可以看成“廿一”或“十二”。于是，兴化商人便对“苏州码”进行了改进，把“■■■■■”竖改成横写，即一二三，并把元和角写成“元”和“△”，以便区别。
  清代兴化商人的会计账簿也很有特色，俗称“流水账”。“流水账”采取竖写记账方式，即在一张纸的中间划条红线，左边记收入账，右边为付出账，账目分为“原”、“收”、“合”、“出”、“存”等五个科目。“原”是前一天的余额，也是当天库存的现金；“收”是当天营业收入的金额；“合”是前一天余额和当天收入合计后的总额；“出”则是当天付出的金额；“存”是当天的余额，也是后一天库存的现金。除“流水账”外，大商家还有“总清簿”、“货物进出簿”、“夜查”和“分户”等账簿。应当说“苏州码”和“流水账”的发明应用，对于古代文化水平不高的兴化商人和文盲的商店伙计来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五、赊欠“折记”颇具特色
  清代兴化商人为了招揽生意，对豪绅大户和小商贩大多采取赊欠方式。赊欠，即赊账。通常是先取货，后付款。赊账视其对象不同，赊欠方式也不同，小商小贩通常只能赊欠一批货物，一批货物出售之后双方结清赊欠账目，再批发给第二批货。而互相赊欠的商家，一般待年底一并结算，互相对抵，多还少补。赊欠双方的凭证叫做“折记”，赊账情况通常记在“折记”之中。而“折记”又称“摺仔”，即可以摺叠的记账小本子，通常用一张较厚的白色长纸，折叠成“W”形状，与折叠扇原理相同，打开时有一尺半长，合拢起来只有三个指头宽。“折记”外面加一个硬件纸套，贴上一层稀薄的兰布装饰，套面上还粘有一层红签，上面写上“生意兴旺、恭喜发财”之类的吉言，里面写有买卖双方的商号、姓名、商品种类和双方约定的内容等，实际上也是合同条款。“折记”由商家发给农户或顾客作为凭证，如农民送牛奶给炼乳商，商家在“折记”上注明收乳时间、数量、品质等，年终时农民凭“折”与商家结算，结账后再换取新“折”。又如商家与理发店约定赊欠关系之后，伙计持“折”理发可不付现金，年终一并结算。商家与饮食店形成合约之后，伙计凭“折”吃饭也不付现金，只将吃饭次数记在“折记”中即可，待年终一并结算。一些士绅和巨商为了体现身份，平时向商家购买货物时也只开出一张购货单，商家凭单付货，年终进行结算。商家为了招揽生意，经常给手工业者赊欠，如裁缝师父从布店里赊布，衣料出卖后将布款付给布商，然后再进新布料。有些手工业者将自己的产品寄在商店销售，商店又赊账给小商贩，从而形成了三角债。
  兴化商人的赊欠、三角债和债权债务等必须在春节之前结清，形成惯例。每逢年终岁末，各商家都要对赊欠的商户和小商贩进行“放单”，即发放“催款通知书”。“放单”要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之前发放完毕，约定成俗，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不能讨债。从农历腊月二十六日起，各商家就挨家挨户讨账，赊欠的商店和顾客必须在除夕前还清欠款，否则来年就不能再赊欠了，这也是除夕逼债、躲债的由来。
  六、计量单位十分混乱
  中国古代度量衡通常以斤为基本计量单位，但各个朝代的计量单位不统一。从南朝起，计量单位以100斤为一石，10斤为一斗，16两为1斤。度量衡工具主要是称，计量单位分为斤、两2种，通常在称杆上用白色或黄色“称星”作刻记。传说南朝梁武帝登基之后下旨改制，16两用16颗星代表“称星”，并规定必须用白色或黄色，而不能用黑色，用意在于告诫商人做买卖要公平交易，诚信经营，不起黑心。而16颗“称星”也有说法，即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代表16两。如果出现短斤少两要受惩罚，伤害自己，因为福禄寿3星是从后往前排，少1两会“损福”，少2两即“伤禄”，少3两则要“折寿”。尽管这是种说法带有宿命论观点，但也会给不法商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达到敦促商人诚信经营之目的。
  清代兴化境内度量衡十分混乱，有“大秤入、小秤出”的陋规，广大消费者深受其害。商人卖出商品时通常以斤（500克）为基本单位，但买入时商家即自行确定计量方式，且各行业、各商埠的度量衡不统一。清代兴化境内有“大秤”、“小秤”之分，“小秤”即国家通用的计量秤，俗称“市秤”。“大秤”是各集市商人自行制定的计量标准，俗称“重秤”，有会馆秤、涵江秤、西天尾秤、黄石秤、仙游秤、枫亭秤等。同时，各地的“重秤”与“大秤”计量单位也不尽相同，莆田城里的大秤是101斤＝100斤；涵江大秤是103斤＝100斤；江口大秤是113斤＝100斤；黄石大秤是111斤＝100斤；笏笏石大秤是100斤＝100斤；埭头大秤是101斤＝100斤；梧塘大秤是107斤＝＝100斤；龙桥大秤是111斤＝100斤；西天尾大秤是117斤＝100斤；哆头大秤是108斤＝100斤；仙游大秤是120斤＝100斤；兴化郡城有两种重秤：即“八斤秤”、“一斗秤”。“八斤称”即原有的101斤附加8斤，即109斤；“一斗秤”即原有101斤附加10斤，即111斤。“大秤”一般是大商户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和柴薪时所使用的计量秤，也是商人坑骗农民的主要手段之一。
  清代兴化境内计量标准十分混乱，有些集市使用“大秤”之后还要附加，如西天尾秤原为114斤，还要加上涵江秤的“零三”计入，即117斤为100斤。少数粮行、坐贾（俗称粜五虎）在收购大米、蔗糖、豆类和花生等农产品时，经常冒用仙游的枫亭大秤（130斤米秤）和福州的红花陶秤（123斤），以坑骗农民。特别是黄石的“南洋秤”，俗称“百十五秤”，收购粮食时115斤只按100斤计价。有些商家还自行规定“百三大”秤（即130斤大秤）购入，“九八折付现款”，或“九六折付现款”，如农民不依，商家就任意拖欠，长期不肯付款，逼使农民就范。而商家出售商品时却用小秤，即100斤＝100斤，从计量上侵占百姓利益，成为清代兴化商人的一大陋习。
  由于清代兴化境内度量衡混乱，成为不法商人盘剥百姓的重要工具，其中始作俑者是经纪人，即“牙人”。他们通常以“公平、公正、调解”等中间人自居，与商人合伙敲诈百姓，然后利益均沾。这些商业文化糟粕，既是封建经济社会的残渣余孽，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恶性竞争的产物，对兴化商品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