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兴化人外出经商谋生，历史悠久，人数众多，足涉各地，至清乾隆时犹盛，故有‘无兴不成
  镇’之说”。①清代，兴化境内出现了三次商人外出谋生高潮，促进了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同时，由于清代国内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商业行业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不同行业的兴化商帮，
  如经营航运业的“涵江海商”、经营烟草的“仙游烟帮”和经营干果的“梧塘桂圆帮”等。其中最
  著名的是福州兴化商帮，掌控了福州的食糖、干果、烟丝、百货和交通运输业等，在福建商界具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兴化商帮，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在海外华人华侨
  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海外移民热潮的掀起及其历史原因
  兴化对外经济交流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北宋时期，莆田就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
  利于他郡外番”的记载。②进入元代之后，兴化百姓陆续飘洋出海，前往日本、越南、暹罗、琉
  球、香港和澎湖列岛谋生，以及东南亚各国经商定居。明末，“天灾、兵乱频繁，不少人被迫飘洋
  过海谋生”。①从清嘉靖年间起，兴化商人开始大量迁徙海外。特别是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
  年）以后，海禁开放，兴化沿海百姓因“截界迁民”，家园焚毁，田园荒芜，难以复耕，纷纷奔赴
  海外谋生。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进出境方便，加上东南亚各国已经沦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工，兴化百姓互相引荐，结伴前行，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促进了海外兴化商
  帮的发展壮大。据史书记载：清末，兴化“海外华侨旅居地，从马来亚（包括今新加坡及马来西
  亚）开始，逐步扩展到暹罗、荷印（今印尼）、沙捞越、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以及美国、日
  本、英国、比利时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海外兴化商帮。②
  （一）清代兴化境内掀起三次移民海外热潮
  清代是中国古代内乱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之一，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国侵略者接踵而
  至。加上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衰退，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广大百姓为了寻找相对稳定的社会环
  境，大量向海外移民。特别是清中前期，兴化境内生存环境恶劣：一方面，民众抗清斗争持续不
  断，导致兴化沿海出现了20多年的战乱，百姓深受其害，被迫迁徙海外；另一方面，清朝长期实
  施海禁政策，以海为生的沿海百姓大多沦为游民，贫困交加，只好背井离乡，前往海外经商。特
  别是清末，由于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廷将战
  争赔款和经济危机嫁祸于百姓，民众不堪重负，为了逃赋、逃税，不少人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
  谋生，从而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热潮。
  第一次海外移民热潮出现在清初，主要迁徙地为台湾地区。据史书记载：明末清初，郑成功
  收复台湾之后，“在福建沿海大量招收农民和商人前往台湾开发，其中有不少兴化人。康熙二十二
  年（1683年），郑成功孙子郑克塽降清后，又有不少兴化人随军移居台湾。据乾隆三十九年（公元
  1775年）统计，莆田林氏入台者达83人，主要移居台湾北部淡水一带。乾隆三十九年后，族人赴
  台者更多”。③特别是在“截界”和“海禁”期间，许多沿海百姓失业，商人无家可归，背井离乡，
  沿途“男女数千人纷纷逃路，形容枯槁”。④据《仙游文史》记载：清康熙二十年（1677年），黄前
  （枫亭人）前往台湾谋生，以后陆续有人前往台湾澎湖列岛谋生，其中有的回老家娶亲，有的在台
  湾定居娶亲。“清乾隆九年（1744年），后埭龙坡宋新恩后裔宋来高，率兄弟12家赴台开发定居，
  在北路淡防厅桃涧堡广兴庄开基”，后将住地取名“宋厝”。⑤据不完全统计：“在清康熙、乾隆、
  嘉庆年间‘金墩衍派’入台者计237人”。⑥由于莆台一衣带水，顺风时从枫亭太平港或湄洲岛下
  海，一昼夜即可到达台湾新竹南寮旧港，台湾自然成为兴化人迁徙海外的首选之地。现台湾境内
  许多姓氏都与莆田有历史渊源，如台湾境内的“九牧林、玉湖陈、金墩黄、檗谷黄、莆阳蔡、南
  湖郑、六桂翁、金紫方、金吾傅、古赖叶、语漾吴、汾阳郭、新浦李、新翁公宋等称号，皆是莆
  仙籍渡台姓氏后裔。现台湾人口数最多的九个姓氏，亦是莆田的九大姓”。⑦
  第二次兴化海外移民热潮出现于清康熙年间，主要迁徙地为东南亚各国。康熙十九年（1680
  年）初，“清军攻占郑军据守莆田县南日岛、湄洲和惠安崇武诸岛，郑军退守台湾。三月，准许民
  众展界复业......”①但“展界之后，元气难复，江山依旧，人事全非”。②沿海百姓家园尽毁，既无
  遮风挡雨之所，也没有五谷之种，复耕谈何容易。时值清廷开放海禁，大批兴化人迁居东南亚各
  国经商和定居，主要移居地有琉球、日本、高丽、文莱、安南、交趾、占城、柬埔寨、大昆、暹
  罗、赤仔、噶喇巴、马辰、香港、新加坡、爪哇、婆罗洲等国家和地区。
  第三次移民热潮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也是清代兴化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热潮。从道光
  二十年（公元1840年）起，先后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威迫清廷签订了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沿海通商口岸，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百姓生
  存环境不佳，加上国门洞开，出境方便，不少人走上了移民海外的求生之路，主要移居地有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国家。
  清代，兴化境内移民热潮持续时间长、规模大，移民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移民方式主要有
  三种：
  一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移民。如明末清初，郑成功统治台湾期间，曾经三次大规模组织沿海民
  众前往台湾开发，其中有不少兴化人。清廷收复台湾之后，为了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统治与开发，
  也曾多次动员组织民众前往台湾定居。如“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诏谕大陆人民可往台湾定
  居。兴化府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有许多人迁居台湾。光绪二十年前，台湾屏东县万丹的兴
  全里、兴安里有兴化人1547人，云林县布屿西堡的兴化寮、兴化厝西庄有兴化人70户238人，海
  丰堡兴化寮有兴化人25户112人”。③清代台湾属于福建省管辖，闽台来往密切，百姓迁徙台湾定
  居得到官方的同意，移民台湾定居或经商的兴化民众甚多。
  二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而自愿移民。清初，朝廷苛政，民族歧视严重，兴化境内生存环境极
  差，百姓纷纷向海外移民。鸦片战争后，官员腐败，赋税繁重，兴化百姓不堪重负，不少人迁徙
  海外谋生。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仙游榜头镇昆头村陈姓族人为生计所迫，先后几十人举家前
  往马来西亚垦荒种地，经营农业，居住在马来西亚的金宝、安顺两地的陈姓后裔有50多家、上千
  人，被称为“新昆头乡”。马来西亚的金宝和安顺地区原本是荒芜之地，兴化劳工用自己的汗水和
  勤劳的双手，将其建设成为现代化城市。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同治九年（1870年），境内出
  国者渐多，仙游榜头上昆村陈瑞满经故友介绍前往马来西亚霹雳州安顺垦荒，陈多次回乡携带亲
  友去居住地开荒种植，聚族而居，将贫瘠的安顺建设成富庶的‘新昆头’”。④）18世纪中叶，马来西
  亚太平地区发现大型锡矿，约有5000多名仙游百姓陆续前往太平地区当矿工，其中一些人后来发
  展成为矿主。此外，莆田的江口、梧塘和“界外底”等沿海地区也有不少兴化百姓因生活所迫，
  陆续迁徙海外各国定居或经商。
  三是亲朋好友引荐出境。清代时期，通过亲朋好友引荐出境的人员众多，如清咸丰年间，莆
  田县梧塘地区就有不少人通过亲戚朋友引荐，前往新加坡、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谋生。随
  后，又陆续引荐了多批乡亲出境，梧塘因而成为莆田著名侨乡。又如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
  仙游赖店镇东垅村杨乌八前往印尼泗水经商，时运享通，生意蒸蒸日上，并于1890—1900年间邀
  请亲人朋友杨日栋、杨明洋等一批乡亲前往泗水经商。随后，又成立了一个“引荐社”，专门办理
  兴化移民事宜，引荐了多批乡亲前往印尼定居。据《仙游文史》记载：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
  年），仙游枫亭和平村余池郎只身前往菲律宾经商，生意发展之后，便写信回乡邀请斗北村坑头山
  的黄秋香等人出境，并与黄秋香一道成立了一个“乡谊社”，专门引荐同乡前往菲律宾谋生，枫亭
  因而成为莆田侨乡之一。还有清光绪年间，莆田江口地区有大批百姓迁徙马来西亚定居或经商，
  江口老华侨“姚为祺先生在马来西亚七年之后，于1899年在吉隆坡开设福隆兴脚车修理铺。他的
  堂弟姚金榜在吉隆坡开设中和公司，亲人姚来喜在茶印（今印尼）创办万丰隆公司。......成为当
  时兴化人的首富”。在姚为祺的带领下，“福、莆、仙籍的乡亲们经营的脚车店、汽车零件商，不
  断增加，巴士车也应运而生，巴士交通公司如雨后春笋地相继成立”。兴化车帮“开始牢牢地执南
  洋画业、汽车业以至交通业的牛耳”。①
  （二）海外移民热潮的主要历史原因
  兴化百姓历来恋土恋乡，唐代时就流传着一句俗语：“长安虽好，不如故居”。尽管唐宋时期
  就有不少游商海贾，牟利于他郡外番，但在外定居的兴化商人甚少。进入元、明之后，外出经商
  的兴化商人日益增多，但在外定居的商人也不多。到了“明末清初，莆田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加
  紧剥削与压迫下，农村经济破产。或因起义军失败，或因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生活困迫，不
  知有多少人被迫飘洋过海求生”。②清代兴化之所以出现三次海外移民热潮，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是“截界”和“海禁”使大批百姓失去家园而出国谋生。清初“截界”时，兴化沿海房屋
  尽焚，膏腴之田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几万人无地可耕、无家可归，被迫流徙海外。据史书
  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为孤立郑成功的军队，对福建、广东等地施行惨无人道的“迁
  民”政策，兴化沿海的北高、笏石、灵川、忠门、平海、枫亭等港口集镇被划为“界外”，百姓不
  得居住，庄稼一律拔除，树木全部砍光，昔日繁荣的港口顿时沦为废墟，几万人流离失所，其中
  有不少人飘洋过海，逃往东南亚各国谋生。
  二是因政治迫害而出境避难。明末清初，政权更迭，有不少兴化士人、学者和明朝官员，由
  于不满清廷暴政，陆续迁徙海外。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林俊起义军攻进了仙游县城，兴化
  乌白旗农民万余人起来响应，起义军被朝廷镇压后，参加起义的百姓为了躲避官府追捕，不少人
  逃亡海外。另外，“辛亥革命失败后，林师肇、杨持平、邹去病等一批讨袁志士被迫逃往南洋”，
  后来投身商界。③所以，因政治迫害而移居海外的兴化民众和士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力
  很大。
  三是因自然灾害而逃难出境。清代兴化境内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地方政府减灾赈灾不力，百
  姓纷纷逃难。据史书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岁饥；十六年（1659年）九月三十日，飓风
  大作，东南长堤尽坏，海水淹入，晚禾绝收；十七年（1660年），秋禾生苍；康熙三年（1664年）
  春夏不雨，禾稼尽枯，迁民流散失业或饿死，子女多转卖外省；六月大雨，连七日夜，水暴涨，
  漂荡民居无数，水及半城，舟从东门入者至五大夫坊，从南方入者至谯楼前，闰六月六，水乃退，
  洪水为灾，南北二洋，广常二里等处，人民淹没，田土崩坏；四年（1665年）岁饥，民有鬻妻者。
  清代兴化境内多次遭受大水、旱灾、蝗灾、地震等，民生凋敝已极，背并离乡去海外谋生者为数
  不少”。①还有“康熙三年春夏不雨，禾稼尽枯，迁民流散失业或饿死，子女多转卖外省”。②天灾
  人祸，无法生存，兴化百姓只好成群结队，出洋谋生。
  四是通过贩卖劳工出境。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殖民扩张，中国成为西方
  列强廉价劳动力基地，加上“清廷律令松弛，外国厂家多在福建沿海招收契约华工”，有不少兴化
  人被贩卖到国外充当劳工。③据《莆田县志》记载：“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不堪忍
  受各种压迫的国人大量流向海外，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又在福建沿海地区招收‘契约华工’，时称为
  ‘猪仔’。许多穷苦百姓迫于生计，不得不卖身以往。溪顶（今华亭）人王某就是当时有名的充当
  贩卖乡人为苦力的‘猪仔’客。当时流行有‘猪仔过番（出洋），无一生还’之说”。④清末，通过
  贩卖劳工而出境的兴化百姓为数不少，这些劳工后来也成为兴化商帮的重要力量。
  除了上述几种原因之外，还有“客头”引渡出境、教会组织出境、联姻出境、海外同乡企业
  雇用出境等。尽管清代兴化百姓移民海外的原因各异，出境渠道不同，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
  是大多数兴化人移居海外后涉足商海，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一员。
  （三）海外兴化移民从业情况
  清代，兴化府出国谋生的百姓日渐增多，仅东南亚各国就有五、六万人。这些移民开始只在
  侨居国从事重体力劳动，如矿工、建筑、捕捞、理发、修车、农业种植、拉人力车，或受雇于人，
  生活十分艰难。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成批的华侨出国，在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他们
  的第一个旅居点是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后来逐渐扩展到荷印（今印尼）、砂捞越、
  英属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为谋求生计，飘洋过海。但因语言隔阂，推
  荐无人，且识字不多，眼光短浅。只好出卖劳动力，或担银土（挑锡米），或拉人力车，或当筑路
  工人”。⑤收入微薄，生活困苦，只有少数人从事小商小贩。
  但兴化百姓历来有从商坐贾的习俗，移居海外的兴化人稍有积累之后便会步入商场，做起买
  卖。据《仙游文史》记载：清康熙二十年（1677年），枫亭人黄姓商人前往台湾经商，生意兴隆后
  引渡了不少枫亭人去台经商，将兴化土特产贩卖到台湾，又把台湾地区的土特产运回仙游销售。
  还有莆田的梧塘，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有不少人出国经商，前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婆罗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只是开店铺，经营点心店、塑料店、电器店、食品店、服装店、理发
  店等，继而开设家具建材行、自行车修理行、汽车修配厂、汽车行等，进而投资股票、创办房地
  产公司、轮船公司和银行等，一步一个脚印，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19世纪末，海外兴化移民中“产生了几个有胆识、求进取的杰出人物。在仙游人中，以
  从事锡矿起家的傅顺、杨兆琰为代表。在莆田人中，称为脚车始祖的东源村姚为祺为代表”。⑥同
  时，兴化商人的经营范围日渐扩大，涉及汽车、自行车、机械零件、轮胎、缝纫机、五金电器、
  钟表、餐饮、酒吧等行业。许多兴化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开始投资办厂，创办实业，诸如
  橡胶厂、电线厂、灯泡厂、米粉厂、食品厂，榨油厂、轮胎翻新厂、巴士公司和船务代理等。据
  《莆田县志》记载：“莆田侨胞在侨居地从事工农业、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工商服务等行业，
  他们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为侨居地各项建设作出贡献”。①
  二、海内外兴化商帮发展壮大
  清初，朝廷规定：凡“有出洋经商，或移住外洋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境内劳务
  出口中断”。②加上清初闭关、“截界”，兴化对外贸易全面停滞，沿海商人大多失业，不少百姓背
  井离乡，前往全国各地谋生。据《莆田县简志》记载“清初之莆，亦有远航贾舶。至今西陈、吉
  蓼、塔林人罕至莆城者，而多在宁波经商。塔林薯园极少，然其妇女如在城镇者不事耕作，以其
  所需之粮食、薪碳及家庭日需品，多由宁波、温、台采购，以本村之船运回故也”。③梧塘的九峰、
  沁园等村，有众多的小商贩以“博浪鼓”为业，足迹遍布闽北的南平、建阳、建瓯、顺昌、古田
  和闽东各地，人数达上千人。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修万寿社时，梧塘12家在外省经商的
  商行承担了全部的基建资金。据史书记载：梧塘的东福村，在南京、上海、苏州、芜湖、宁波、
  长兴、沈家门等地共创办了57家大商号，在南京有“义丰”、“新万和”、“大同”、“天成”等26家
  大商号；在上海有“新兴泰”、“协春”、“生大”等12家大商号。在苏州、宁波、杭州、芜湖等地
  有14家大商号。梧塘的澄诸村，“自明末清初约百年余年间，俞氏族人之往以来南京、湖广、江
  右、杭州、江浦、乌江、泰州经商贸易的，无虑数十家，且连续三、四代，有‘归置腴田千余亩’
  或‘集资巨富’”。④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兴化商人在外省创办的大商铺约有200多家，形
  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兴化商帮。
  清代时期，兴化商人通常以行业而结帮，出现了一村一业、一地一品的经营格局，诸如涵江
  霞徐的“海商”、梧塘的“桂圆帮”、仙游的“烟帮”、黄石的“纱布商”和枫亭的“糖帮”等，都
  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商帮和行业商帮的特色。据《仙游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在福州“兴化街”
  里，“仙游有糖帮‘聚星堂’，菸（烟）帮‘加兰堂’，他们奉祀共同神祗，以兴安会馆为活动场
  所”。⑤不但兴化境内有众多的行业商帮，而且全国各地也有以行业为纽带的兴化商帮和以区域为
  核心的兴化商帮。在此介绍几个较有代表性的兴化行业商帮和地区性兴化商帮，以供读者参考。
  （一）兴化“海商”实力雄厚
  兴化地处东南沿海，从唐代起就开始对外经济交流。进入宋代之后，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白
  湖港、江口港、宁海港等迅速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特别是元朝时期，仙游枫亭太平港“千艘
  挂楫、顺风扬帆”，一片繁荣景象。明代商业再度繁荣，梧塘、霞徐等地出现了专门经营海运的专
  业村，形成一支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商队伍。清初“截界”与“海禁”，兴化海商遭受重挫，但从清
  嘉庆年间起，随着海禁的开放，沿海对外经济交流逐渐发展，海商队伍不断壮大。据《莆田市志》
  记载：“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涵江振泉公造洋船三只，营运天津”。至乾隆十五年（1750
  年），涵江地区拥有船舶的海商已达40多家。到了“嘉庆年间（1796—1820年），莆田县涵江万商
  云集。到清末，卢富茂、林文顺、徐万、李万兴等10家富商在县内外设货栈，号称‘百万，富甲
  全郡’”。①还有仙游海商徐万宝，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就拥有“徐家船队”，不但在仙
  游境内设铺经营药材，还在江浙、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开店经营土特产，出港时将兴化的蔗糖、
  烟草、木材、土纸、桂圆、蜜枣、苎麻布、靛青等土特产，运销江、浙、淮、津、京和台湾等地
  区。返回时又从省外和台湾输入豆饼、粮、油、日用百货和进口工业品等，获利颇丰，富甲八闽，
  号称“徐百万”。莆田涵江也有众多从事航运的海商，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道光、咸丰年
  间（1821—1851年），有涵江舶户吕姓以帆船运载杨梅出海北航至朝鲜，时当地瘟疫，杨梅大为畅
  销”。一个杨梅卖了一块银元，吕姓海商一夜暴富，用麻袋装银元回家。②
  从清中期起，兴化海商实力日渐雄厚，主要集中在涵江地区。据史书记载：莆人之贾于吴越
  者，率以海泊其出登降，故其主客皆会于涵。涵江苍前村的东山陈氏家族，拥有10多只大木帆船，
  每年“头牙”后出海，川驶至北方各商埠，“尾牙”后回来，资本十分雄厚。涵江宫下的吕家和林
  家，分别拥有18艘和13艘大木船，最远时航行至暹罗、缅甸、仰光和东南亚各国。到了“清嘉庆
  时，涵江巨商辈出，与江南一带进行较大规模的贸易，同时开展对台贸易，批发出食糖、桂元干、
  荔枝干、土布等，批发进大米、棉布、百货、药材等”。③
  清代，兴化境内蔗糖和桂圆干贸易数量巨大，每年外运蔗糖约50万担（每担50千克）、桂圆
  干20万担，海运兴旺，促进了兴化海商队伍的扩大。据史书记载：“乾、嘉以前，兴化巨商辈出，
  有梧塘的卢富茂、江口的林文顺、涵江顶铺的徐万、后坡李万兴（李百万）、延宁林宠聚等。他们
  或在各地经营、或营海舶与外地通商，至咸丰、同治后犹盛”，④
  鸦片战争后，海路畅通，“洋货从福州、厦门进口，大量倾销兴化市场，涵江成为莆田、仙
  游、惠北、福清南部的商贸中心，‘三里长街，街巷相通，商户鳞次栉比，’与石狮、石码成为福
  建三大商业重镇。......涵江设有船头站、轮局、船务公司、轮船行10多家，营办帆船航务、轮船
  业务；设英、美、德在厦门洋行煤油、肥田粉代理商6家”，兴化海商经济实力十分雄厚。⑤
  （二）兴化“烟帮”声名远扬
  从明代中叶起，兴化境内开始种植晒烟，由于经济效益好，晒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兴化商
  人纷纷涉足烟草行业，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烟草的商人队伍，足迹遍布全省各地及江浙、湖淮和
  山东、江西等省。
  进入清代之后，兴化烟帮不断壮大。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初，省内外许多重镇，都有仙
  游人开设的烟铺、烟行。仙游城关‘隆兴号’烟行经营的荔枝牌烟丝，精工细作，畅销江浙一带，
  颇负盛名”。⑥清康熙年间，仙游徐氏烟铺规模甚大，在泉州和闽南地区有多家分铺，开拓了天津、
  烟台等地的烟丝市场，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烟商。还有“仙游富商徐宁盛、陈瑞利的烟栈开到浙江
  各地，荔枝牌土烟丝，畅销温州、绍兴、宁波。徐家商行还把土布、土烟、陶瓷、青靛等输往台
  湾，换回大米、药材等土产品”。⑦据《福建省烟草志》记载：“雍正年间，莆田人又在福州城增设
  大同、双盛等烟铺10多家，年产烟丝各约3.6吨”，“仙游徐宁盛烟行所产的仙游厚烟，不仅输入
  台湾，深受台岛渔民欢迎，还船运北上至天津、烟台等地。一些名烟行常雇工百十人，年产烟丝
  万担以上”。还有“仙游人徐大同等开设的大咸、隆书等4家烟庄，月销烟丝300公斤”。①最为著
  名的是仙游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在仙游、莆田和浙江等地开设了“隆兴烟铺”，常年雇工100多人，
  是清代兴化境内最大的烟商。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制作的
  ‘荔枝牌’烟丝，风行浙江，打开‘无烟不兴化’的局面”。②
  除了仙游烟商之外，莆田县也有一批经营烟草的商人。据史书记载：清道光年间，涵江梧塘
  的沁后村商人，在浙江一带创办了多家烟丝加工与批发的商铺，如蔡文士经营的“万兴号”、蔡义
  士经营的“福茂”号、蔡文鋆经营的“恒利”号和黄义春经营的“主春”号烟行，垄断了浙江的
  永康、武义等县的烟草市场。到了清中后期，兴化商人开设的烟铺几乎垄断了闽南、闽北、闽东
  和江、浙、淮、湖等省的烟草市场，盛极一时，形成了著名的“兴化烟帮”。清道光年间，兴化烟
  帮还将日本的“船本”烟种引进到山东烟台试种，成功后再引入家乡种植，增加了兴化烟草品种。
  清末，兴化烟草行业非常发达，畅销全国各地，主要品种有红烟、厚烟、塘头烟、黄条丝烟、
  建烟、沙县烟、皮沙烟等，主要品牌有“双荔”、“香脾”、“牛印”、“古田”、“红葫芦”、“玉兔”、
  “玉狮”、“斧头”等，在福州、泉州、闽北等地和江浙、湖广等省的烟丝市场，都有兴化烟帮。据
  《莆田市志》记载：清代，莆田、仙游两县烟草种植达一万多亩，年产量2000余吨，经营烟草的兴
  化商人众多，兴化“烟帮”遍布东南沿海各省。
  （三）“桂圆帮”队伍庞大
  早在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有不少商人从事荔枝、桂圆等干果生意，足迹踏遍江浙、湖广、
  津京和西域等地区。到了清代，兴化境内创办了不少桂圆行，如涵江霞徐的“鼎和桂圆行”，不但
  在涵江设铺收购桂圆干，还在宁波创办了多个桂圆行。又如涵江的“大同”、“泉裕”、“鸿兴”、
  “富茂”等桂圆行，都是清代涵江最著名的干果批发商。还有江口商人创办的“天益号”，“在江口
  设站收购龙眼，加工焙制后运至湖南、湖北等省，设庄批售；又从当地收购鞭炮、夏布及其他土
  特产，运回本省销售，获利甚丰，因而迅速发迹，富甲江口”。③
  清代，兴化境内龙眼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干果产量日益增多，经营桂圆干的商人越来越多，
  仙游县城、枫亭和莆田的涵江、梧塘、黄石和华亭等地，都形成了专门经营桂圆干的市场。在全
  国各地约有200家兴化商人经营的桂圆干商行，尤其是在宁波、杭州、上海、苏州、无锡、南京、
  天津等地。兴化桂圆干家喻户晓，人人皆爱。据《莆田市志》记载：兴化商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了
  众多桂圆行，境内“桂圆干每年外运40—50万担。在外经营桂圆的有上海50家、宁波30家、南
  京24家”。④特别是浙江宁波，是兴化人最早经营桂圆干的商埠，出现了许多巨商豪富，当地有个
  童谣：“哪怕你宁波人刁，兴化人要买断甬江的腰”。⑤“甬江的腰”是指宁波最繁荣的码头和商业
  街，也是兴化商船停泊和销售桂圆干的集市，有“南昌”、“安记”、“隆记”等20多家莆商创办的
  桂圆商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
  清代兴化桂圆干商帮往往以村落集聚，近亲繁殖，如仙游的溪顶、枫亭、郊尾和莆田的华亭、
  城南、梧塘、涵江等地，都有专门经营桂圆干的村庄。其中最为著名是梧塘的西庄村和东福村，
  早在清同治年间就有大批商人奔赴江浙一带经营桂圆干，仅上海、浙江两地就创办了26家桂圆行。
  如上海的“永春”、“福生”、“荣百”、“和春”、“中和”、“老合春”、“义成”、“协顺”、“义丰”、“万
  大”、“永华”等商号；苏州的“鸿兴”、“义大”、“美丰”等商行；还有南京的“大丰”、“仁大”、
  “华康”、“建大”等商铺，以及浙江的梅溪、安徽的芜湖、江苏的太仓等地，都有梧塘东福和西庄
  人创办的桂圆行。而梧塘霞楼村的商人大多集中在南京、温州等地，创办有“建兴”、“协兴”、
  “万隆”、“协大”等10多家桂圆行。还有梧塘沁后村的桂圆商，在浙江永康县创办有“万兴”、“福
  茂”、“恒利”等多家桂圆行，成为当地的老字号。清代兴化的干果经销商遍布全国各地，赢得了
  “无兴不成市”的美誉。
  （四）海外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时期，兴化商人纷纷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促进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崛起。特别是清朝
  末期，兴化百姓因生活所逼，纷纷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以及香
  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谋生。由于身处异国他乡，无依无靠，兴化商人自然团结在一起，从而形
  成了早期的海外兴化商帮。
  兴化商人老乡观念特别强，迁徙海外的同乡通常集聚一起，甚至连家乡的地名都带到海外。
  如台湾淡水有“兴化里”、鹿寮附近有“兴化厝”、鹿港有“兴安宫”、台南县南化乡有“兴化寮”、
  台南县龙崎乡也有“兴化店”。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和诗巫、马来西亚的金宝和安顺、新加坡的马
  六甲、菲律宾的吕宋、中南半岛的暹罗和安南、缅甸的仰光等地，都有兴化人的集居地。且不同
  国家和地区形成不同的行业。在印尼诗巫地区的兴化人主要从事橡胶种植业，娑罗门地区的兴化
  人主要从事建筑业，马来西亚太平地区的兴化人大多从事锡矿开采业......。但无论在哪个国家，
  无论从事何种行业，海外兴化人都会集中居住一地，经常联络，增强乡谊。特别是海外兴安会馆
  建立之后，迅速将海外兴化同乡凝聚起来，凸显了海外兴化商帮的作用和力量。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0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0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3页。 ③陈光荣著：《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④陈鸿著：《莆变小乘》。 ⑤《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⑥陈光荣著：《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⑦《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②陈鸿著：《莆变小乘》。 ③陈光荣著：《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①《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版，第96页。 ②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①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②林云宗著：《鼎建吉江书院小记》。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8页。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⑤《概述福莆仙乡贤》载《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节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⑥《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节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7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③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④《涵江文史资料》合订本（1—5册）第15页 ⑤《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8页。 ②《莆田市外经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7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8页。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0页。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①《福建省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页。 ③《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8页。 ⑤翁卫平主编：《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