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军攻占了台湾岛之后，海峡两岸反清势力陆续被镇压，近30年的沿海战乱终于告一段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昭令撤界，允许沿海百姓返回原籍耕种。从复界起至咸丰年间（1852年）的林俊起义期间，兴化境内出现了170多年社会安定稳定的局面，农村经济开始复苏，手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商业逐渐繁荣。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门洞开，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兴化境内，传统手工业遭受严重冲击，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崛起，新经济、新形势的出现也为兴化商帮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满清王朝执政之后，仍然采取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实施“招垦”和“更名田”等土地管理制度。“招垦”即将无主的荒地招民开垦，作为己业。“更名田”即把明朝部分藩王的土地，归原佃种人垦种，“与民田一体，给民为业”。这种土地政策使大部分农民获取了少量土地，有利于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同时，清廷还实施“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田赋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上清代农耕技术不断进步，农作物新品种大量引进，农副产品日益增多，经济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也为兴化商贸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农业经营方式转变 农耕技术不断进步
  清初的“截界迁民”和海禁政策，导致兴化沿海近50万亩农田沦为荒地，大批地主破产，众多田主在战乱中死亡或失踪。复界之后，莆田沿海出现了众多无主农田，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兴化府根据“招垦”和“更名田”的土地政策，“察明原产，给还地主”，对无主农田划归给有耕种能力的农民和归降的郑军士兵耕种。据《莆田市志》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初，清军攻占郑军据守的莆田县南日、湄洲和惠安县崇武诸岛，郑经退守台湾。三月，准许民众展界复业，将界外荒地的十分之三归郑经降兵耕种”。①清代积极的土地政策，对于兴化沿海农田复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沿海“截界”时间较长，土地大面积抛荒，海水长期浸泡，水利设施毁坏，复耕相当艰难。
  为了鼓励“界外”农田复耕，兴化府鼓励地主投资农业，促进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如清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年（1698—1702年），一些经济较好的富豪和地主，在沿海开垦新涌地和滩涂近50顷，采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方式经营农业，加速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进程。据《福建通志》记载：兴化“海民，又于堤外海地开为埭田，渐开渐广，沮为斥卤，利饮清泉，故为埭田”。②这些埭田多为个人开发，土地所有权归个人所有。新兴地主的增多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模式的出现，客观上促进了清代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据史书记载：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兴化府耕地面积就扩大到了143万亩，这些土地大多数是新兴地主投资开发的新农田。
  清代兴化境内农耕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清初，兴化百姓普遍采用水车、溪车、流车等水利工具灌溉，实现了农田的旱涝保收。特别是水碓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凡水碓，山园之人居河滨者之所为也，功稻之法，省人力十倍”。③同时，清代兴化农民还掌握了农作物病虫的除害技术，如用烟火驱除飞蛾、用草木灰杀虫等，这些农耕技术的采用，也有效地提高了粮食产量。
  清代，兴化境内采用农耕施肥技术。清中前期，兴化农民普遍使用有机肥，如用人粪、畜粪、泥粪、豆饼、花生饼等种植庄稼，粮食亩产量大幅提高。同时，兴化百姓还“取草复以泥，状如墩，以灯火焚之”，制成草木灰，既清除了农田中的杂草，又可以作为肥料，成为清代农业施肥技术的重大突破。①清后期，外国肥田粉大量输入，兴化农民开始使用化肥，粮食产量进一步提高，水稻平均亩产量已有三石多，丰产田达到了五石，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为兴化商贸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经济作物大量种植 农业新品种■■进
  清代，兴化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继续扩大。从清初起，江浙一带蔗糖需求持续旺盛，省外市场不断拓展，促进了兴化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清代兴化境内开始引进荔浦蔗，种植方便，产量高、糖分多，既可以作为果蔗销售，又能榨汁制糖，比传统的甘蔗收益更好，极大地调动了蔗农的生产积极性。据史书记载：清代兴化境内甘蔗种植十分普遍，出现了“白紫二蔗，动连千顷”、“连冈接阜，一望丛基芦苇”和“蔗田万顷碧萋萋，一望葱茏路欲迷”的繁荣景象。
  清代，兴化境内晒烟种植面积继续扩大，烟草业已经发展成为地方的支柱产业。据史书记载：“民间视种烟为获利的一大途径。烟田劳作虽极为艰苦，‘每烟一亩需人工五十而成，’劳动强度为水田6倍，旱地的4倍，然‘一亩之收可以敌四十亩之收入’”，“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②据不完全统计，“清乾隆年间，全省晒烟种植已达36个县，并逐步形成了沙县、福鼎、平和、仙游4大晒烟产区”。③特别是仙游“东西乡间种烟草、花生，获利较赢，亦可以渥土膏”。因为“烟草之熟视早稻，花生、甘蔗之熟视晚稻。其种之总在春。故农民四时缘勤，而冬夏尤甚”。④清代，兴化烟帮遍布全国各地，出现了“无烟不成镇”的局面。烟商们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千方百计引进新的晒烟品种。据史书记载：“清道光年间（1825年），由兴化烟帮从日本引进叶脉状如古船的品种‘船本’，引进初曾在山东烟台一带种植，后引入莆田栽培。该品种叶长色绿、脉细，长势良好，需肥量较古泽本少，抗叶斑病，单产每公倾可达2625—3000公斤左右......是加工兴化烟丝‘皮条丝’的最佳原料，其价格高于古泽本”。⑤日本晒烟新品种的引进种植，促进了兴化烟草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清代兴化烟草“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产量2000多吨”，成为兴化地方重要的支柱产业。⑥烟草的大面积种植又带动了烟草加工业的发展。清代，兴化境内烟草产量很大，烟草加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尤其是仙游的烟草加工技术，堪称一绝。据《福建烟草志》记载：“仙游晒红烟的晒制，根据气候状况，因地制宜，灵活掌握，经过晒制会使烟叶从绿变黄，从黄转红。仙游晒红烟的晒制过程分变色期、定色期和干燥期......晒出叶色鲜明纯净的上等红烟......晒烟晒制技术代代相传”。⑦用仙游红烟叶加工的上等烟丝，色彩鲜艳，口感极好。据史书记载：烟丝加工，先“用一段中间挖成长方形孔的木头（或竹筒），将卷好的烟叶塞进孔眼内的木夹板中，一次性压榨而成，再用菜刀切成丝”。①最后，掺些香料、油料和白酒等，制成不同香味的烟丝，产品销往省内各地和东南沿海诸省。
  清代，兴化境内花生种植与花生油加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清代，境内花生种植非常普遍，花生油迅速取代了其他油料，成为兴化百姓的主要食用油。同时，由于花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促进了花生油加工业的发展。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兴化境内花生油加工作坊众多，通常使用木质榨油车榨油。“木榨具分大木车与小木车，用石（铁）锤、绞车、吊锤、飞锤等撞压于木车榨出油料中的油脂”。②这种榨油设备投资少，见效快，操作简便，成为清代兴化地方特色行业。
  清代，兴化境内荔枝种植开始衰退，而龙眼种植面积却迅速扩大。从清初起，兴化桂圆干驰名中外，销量大增。据《福建史稿》记载：“福兴漳三府，自宋以来，就成为沿海的三大园艺区，主要水果是荔枝、龙眼和柑桔”。“但莆田荔枝有一个缺点，荔枝干并不是都是焦核的。而广东运沪的‘糯米支’，每粒都是焦核，所以价格就昂贵的多”。“明代黄仲昭，以莆人编《八闽通志》，而称赞三山龙眼胜莆阳。但到了清代，驰名全国的倒是兴化桂元”。其原因“并不是风土特殊，而实由于栽培技术的巧拙”。③清代兴化果农的嫁接技术已经相当娴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闽之龙眼树，三接者为顶园，核种十五年始实，实小不可食，则锯木之半，以大实之功枝接之，至四、五年又居半，接如前，如此三次，其实满盖，倍于常种”。④兴化龙眼树经过三次嫁接之后，品种得到了改良，特别是乌龙岭、泉州本、油潭本等品种，果实又大又甜，品质优良。同时，兴化果农善于科学管理果树，通过浇肥、锄草、防寒、除虫等措施，以保证龙眼树的健康成长。另外，清代兴化果农还掌握了控制龙眼树果实生长数量的技术，即根据果树的“身体状况”控制结果数量，果实太多，果树肥力透支，颗粒必小。所以，从龙眼树开花起，果农就跟踪观察，及时蔬花、蔬果，防止龙眼树果实过盛而“体力”透支，果实变小。而闽中其他“各县园主果农，对于私有龙眼树，往往任其自生自灭。例如福州城内外，龙眼树不少，而都没有嫁接，没有锄草浇肥，没有蔬花蔬果”。⑤长出来的龙眼果实又小又涩，与兴化龙眼相比大为逊色，“所以全省的鲜龙眼或桂元干，就不能不让莆阳独步了！”⑥清代，兴化境内的龙眼买卖与明代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种买卖方式：一是青果买卖，俗称“买抛青”。即龙眼成熟之后，果农们纷纷将新鲜龙眼挑往市场抛售，如仙游的县城、枫亭、榜头，莆城的西门和黄石、涵江等地，都有青果销售市场。每当龙眼成熟季节，“焙主”和“走水客”们纷纷到市场挑选青果，大批购回，烘烤成桂圆干，再销售到省外各地。二是果园或果树直接承包交易。果树承包交易也有两种方式：其一为“吊担”，即买方先看果树品种、果子大小，然后双方讨价还价，拍板成交。待龙眼熟之后，由果农摘下并挑到买方处过磅、结算；其二为“拖株”，即买方在龙眼成熟之前，在果园里选择若干株买下，以后果子大小、风虫灾害、产量高低，一切由买方承担，龙眼成熟之后，由买方自行摘下，果农一概不理。这种买卖方式实际上与古代“断林式”买卖相似，双方均有风险，如年景好，买方可多赚钱，果农则有所损失。如年景坏，果农得益，买方就会有所损失或亏本。
  从清代起，兴化桂圆干市场需求旺盛，销量很大，涵江、梧塘、华亭、枫亭、郊尾、黄石等地都有桂圆干销售市场。而省外的南京、上海、宁波、杭州、松江等地，也有众多兴化商人创办的桂圆行，特别是“宁波、上海的桂元行，皆为莆人所开设。每年白露节，新桂元出口。一到甬、沪，江浙人士，争先购买，以分赠戚友。最主要的顾客，均为舟山渔民。每只渔船出海，一定要购一箱（重30斤）高级桂元，因为海上生涯，非炖服桂元汤，不中以御寒”。①龙眼除了加工成“桂圆干”外，还加工成“龙眼肉”、“白饴龙眼”（龙眼肉加饴糖），以及“桂圆三学士”、“桂圆罐头”、“糖水桂圆”等多个品种。
  除了甘蔗、龙眼、荔枝、烟草等主要经济作物外，清代兴化境内还大量种植靛蓝、苎麻、茶叶、蕃薯、大豆、油菜、芝麻、水果等经济作物，如仙游的“陈燮”、“柚”、“薏米”等，成为地方名特产，销路很广。同时，药材种植也是清代兴化“百姓重要经济收入项目之一，品种有石菖蒲、天门冬、艾、紫苏等50多种。清光绪年间还引进了香药（鸦片）种植”。②清代兴化境内还引进马铃薯、香木瓜、凤梨、番石榴、香蕉等多种农作物新品种，不但改善了农业种植结构，而且丰富了农产品种类，增加了农产品产量，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传统手工业的衰退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崛起
  清初，兴化境内战乱频繁，反清复明运动此起彼伏，加上“截界”、“禁海”等人为的阻碍经济发展措施，导致兴化境内手工业品市场全面萎缩。到了清康熙中后期，社会日趋稳定，市场逐渐繁荣，需求的扩大拉动了兴化手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据史书记载：清初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众多，主要“有制糖、晒盐、酿酒、纺织、蜂蜜、瓷瓦、木材、造纸、蓝靛、屠沽、印染、木器、竹器、铁器、制扇、漆器、雕刻、航运、制蜡、米粉等近20多类行业”。③但手工业生产方式十分落后，规模较小，人工操作，劳动生产率低，如“制盐、打铁、织布、制糖、酿酒、造纸、刺绣、烧瓦、竹木器制作等，皆为私营作坊，设备和技术落后，产值低。清光绪十九年（1893）后，陆续出现印刷、碾米、火电、炼乳等现代工业，但规模都不大”。④到了清末，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兴化传统手工业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如纺织、制糖、刻印和粮食加工业等，逐渐被机器工业所替代，自给自足的传统手工业逐渐解体，近代机器工业开始崛起。
  （一）纺织业与染布业
  清中前期，纺织业仍然是兴化境内规模最大的手工业行业，主要纺织品有蕉布、苎布、棉布、绸布、麻布、剑麻布等。据郭柏苍的《闽产录异》记载：“兴化妇女所织布巾、布带，年售甚广”。
  “红花兴化为多，妇女好穿红衣，俗称兴化红”。“次则为青麻布，莆贫家妇女专治此。蓝青麻莆地所产，其布粗而易成。凡人家丧服及诸农作著短小衣服皆用此，商贾转贩他方亦广”。⑤清代，兴化纺织品原料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从江浙一带购进成品丝和纱线。清代兴化境内烟草、桂圆干、蔗糖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日益扩大，棉花种植却逐渐减少，加上松江地区的棉花、棉纱质优价廉，产品过盛，兴化商人向江浙大量输出蔗糖、桂圆干的同时，又贩回棉花、纱线和棉布。据《木棉谱》记载：“闽粤人于二三日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只买花衣以归。
  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①所以，清代兴化境内所用棉纱主要靠外地进口，本地产纱极少。二是清代兴化境内仍然盛产黄麻、红麻和苎麻等，“主要麻区分布在木兰溪沿岸及仙游的郊尾，莆田的渠桥、黄石、华亭、西天尾等乡镇”。②经营麻织品的商家众多，仅涵江集镇就有10来家，如郑亚明的“明记”、詹文樵的“德成”、张文斌的“文斌”、李仲碚的“集成”、黄桂花的“瑞丰”等。兴化生产的苎麻布具有透气、吸汗、不异味等特点，适应气温高、湿度大的亚热带海洋气候环境穿着，这也是兴化苎麻织品持续热销的重要原因。
  清代，兴化境内生产的丝绸和棉布，品质上乘，物美价廉。据史书记载：清代莆田黄石生产的丝绸，质地缜密，款式多样，诸色皆有，美观柔软，销路甚广。还有兴化“苎麻丝布”和“棉纱丝布”，素以物美价廉、牢固实用而著称，被誉为“东方织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后，国外廉价纺织品大量涌进，加上机器纺织的棉布平整光滑、质地细密、色彩鲜艳，迅速占领了兴化城乡市场，传统纺织业遭受严重冲击，日渐萎缩。
  兴化境内染布业发展悠久，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印染工艺。清中前期，在纺织业持续发展的带动下，染布业长盛不衰。一方面，清代兴化境内印染技术有了较大提高。据史书记载：“农民采用栽种的靛蓝类植物（俗称靛青），浸制成染料，把土布染成青、兰、黑色，做衣服、被单等，后来还染印单色白花布面”。③不但能够印染青、黑、蓝、绿等单色布，而且还会印染多色花布，如印染各种花样、龙凤呈祥、福禄寿、飞禽走兽等图案，以增加纺织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兴化境内染布作坊不断增多。特别是仙游境内，印染业非常发达，成为一个重要行业。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仙游境内印染作坊已经“发展到100多家”，遍布城乡。“莆田民间多从仙游购进靛青，也建有印染作坊数十家”。④
  （二）制盐业与水产业
  清代，兴化制盐业在曲折中发展。清初因“截界迁民”，导致沿海盐场荒废。据乾隆《莆田县志》记载：“截界”期间“盐丘税银四四八两有奇，全部无征”。⑤复界之后，兴化制盐业迅速恢复，到清康熙年间，莆田盐场扩大到2万多亩。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改上里场为莆田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设下里、前江2场。下里场位于前沁乡，距城40里，东至前江场界，西至凌烟村，南临海港，北至董蔡村，分为前沁、珠墩、董蔡、凌烟、埭头5团，兴化共有盐坎7.73万坎，户额17.05万担，场灶239户。前沁场距城50里，东至鹭峰山，西至下里场界，南临海，北至东峤村，分为前江、沟头、前徐、西安、霞江、渚林6个盐团，共有盐坎6.54万坎，户额13.81万担，场灶264户”。⑥据统计：清道光年间，兴化府共有附海盐户985户，另有附山灶户885户，盐埕21201坎，年产额盐74065.77担（折合3703.29吨）。食盐生产规模超过了明代，成为全省主要食盐生产基地。
  清代兴化盐业经营方式与明代大同小异，采取“民制官收”方式，即先由盐户生产，然后由地方政府统一收购，再卖给盐运商经销。据《莆田市志》记载：“顺治年间（1644—1661年），莆田县民户31286丁、盐户5682丁，合征民盐人丁银9282两。食盐课60886口，共征银1060.6两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莆田上里场依山盐户丁及田地山盐折银加盐菜银共4076.4两多。
  雍正二年（1724年）摊丁入亩，每亩征盐折银8.3厘多。乾隆二十年（1755年），盐户6664丁，实征盐折银4066.5两多；食盐课61391口，征盐课银1748.7两多，盐税银129.6两，有闰加10.8两。仙游县在顺治年间，民、盐户6614丁共征银1338.4两多；食盐课7422口共征银124.5两多。
  雍正二年（1724年）匀入田粮内征输。乾隆二年（1737年）时，丁口盐及食盐课共征1454.8两多。盐税银86.4两，闰年加7.2两。仙游销引26399道，每道100斤，共课银4400两”。①从兴化盐课收入可以看出，清代兴化盐业生产规模达到了历史高峰，盐课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清代兴化境内水产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清初因“截界迁民”和抗清斗争引发了长期战乱，兴化渔业大幅萎缩。特别是海禁期间，“寸帆不得下海”，渔业遭受灭顶之灾。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海禁开放后，兴化渔业生产开始恢复。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初，台湾海峡两岸战事频繁，兴化府渔船损失严重，抑制了海洋捕捞业的发展。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复界后，境内沿海纷纷制造大船，海洋捕捞业得以恢复和发展”。②《莆田县志》也记载：“清康熙二十年（1681）后，海禁开放，莆田沿海地区纷纷制造大船（俗称‘乌槽’）载重100～150吨。咸丰八年（1858）埭头黄岐村刘卅四师造三桅杆木帆船1艘，载重量180吨。咸丰十一年（1861）黄岐村刘灶师造300吨木帆般1艘”。③清代兴化渔业发展得益于造船业的兴盛。清代兴化境内造船作坊众多，分布在涵江、江口、秀屿、黄石、南日岛、湄洲岛等地，形成了不少造船、修船的专业村。如涵江的岱埕村、新浦村，黄石的东角村和南日岛的三敦、西皋、沙洋村，以及湄洲岛等地，都有制造渔船和远洋商船的专业村。而黄石的井埔、东华和西天尾溪安等地，则以制造溪船、沟船和修船为主。清代兴化造船业的持续发展，为境内渔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代，兴化水产业发展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水产养殖面积不断扩大。莆田境内海蛎养殖历史悠久，北宋时期莆籍名臣蔡襄采用种蛎凝固桥墩石基的方法建造万安桥，促进了兴化蛎房生产技术的发展。进入清代之后，兴化沿海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工养殖海产品，有多个颇具规模的海蛎、海蛏和紫菜养殖场，“自然养殖区分布在南日岛及周围小岛、湄洲岛、鹭鸶屿等地；利用天然石磹为养殖基地”。④据《仙游县志》记载：光绪年间（1875—1908年），仙游县“在沧溪港内建蛏埕150亩”。“清末，仙游人创立条石6万多条，养蛎规模甚巨”。⑤同时，清代兴化境内淡水养殖也有发展，主要淡水鱼有鲤鱼、鲢鱼、草鱼等，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境内已养殖鲤鱼和鲢鱼”。①由于兴化地处丘陵地带，境内池塘众多、滩涂面积宽阔，为兴化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海洋捕捞技术也有较大的进步。清代，兴化渔民的海洋捕捞普遍采取定置网作业，其“捕捞量占海洋捕捞总产量的60％左右，有双桩有翼张网、插杆无翼张网、框架张网3种捕捞作业方式。其中以双桩有翼张网使用较为普遍，占定置网作业的90％左右”，还有“插杆无翼张网，（每年）2—8月在南日岛、小日、鳌山、罗盘、赤山等小岛，用载重2吨左右的渔船，下海劳力3—4人，把网张设在近内海礁突出部大潮线上下潮流湍急的海区，主捕日本鳀、青鳞鱼、赤鼻鱼、白鱼、七星鱼、三角鱼及其他小鱼虾”。但内河捕捞技术却相对比较落后，大多“为民间兼业，分散捕捞。捕捞工具简陋，主要渔具有细目绫、竹弓钓、手钓、手撒网、手提缯、虾笼、鱼笼等，捕捞方法有网、钓、放笼、搬石堆，以及用毒、炸、鸬鹚等捕捞溪河的天然繁殖的鱼、虾等淡水产物”。②从总体上看，清代兴化水产业生产规模较明代发展，“清代，莆田县的鱼课银年征1120两。乾隆年间（1736—1795年），新增鱼税银319两”。明弘治年间，整个兴化府的“岁办鱼课3056石，闰月加米255石；折银1069.8两，闰月加班加89.5两”，与明代莆田县的鱼课数量相当，从鱼课收入也可以看出明代兴化水产业的生产规模。③（三）制糖业与烟草业
  清代，兴化境内制糖业蓬勃发展。据《闽书》记载：福、泉、漳，“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特别是糖车的发明使用，畜力榨糖的普遍利用，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制糖业的发展。到了清代，兴化境内普遍“使用滚筒榨蔗法制糖，掌握提炼白糖的技术，食糖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清末，农村的糖商、糖户开始在城关、集镇开办‘栈行’、‘糖行’等食糖交易所”，蔗糖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促进了兴化制糖业的发展。④清代兴化境内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蔗铺”和“糖坊”，形成了“雇主出钱、雇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商品生产方式。据《仙游蔗糖志》记载：“清顺治元年（1644年），境内外各类糖商兴起，有蔗糖农自产自销型糖户、亦农亦商型糖商、商业型糖商和加工型的冰糖商，产销旺盛”，“道光年间（1821—1850年），农村糖商以白糖为原料，大量加工炼制冰糖，产运销一条龙经营”。⑤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西乡（今龙华、大济、度尾）一带就有20多家以蔗糖为原料制炼加工冰糖”的作坊。⑥成为“福建省蔗糖主要产地，所产的白糖（奇白糖）、赤砂糖、红糖、板糖、冰糖、因其味清甜，为全省之最”。⑦清代，糖税是兴化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莆田市志》记载：“清时，仙游县每引糖年征糖税10两；莆田县每引年征13.2两。光绪间（1875—1908年），销往福州之糖约16万担，皆在莆征厘，糖厘一项成为莆田岁入大宗”，从糖税征收数量也可以看出境内甘蔗种植面积和蔗糖生产规模。①清代，兴化烟丝驰名省内外，烟草业达空前兴隆。据史书记载：仙游县东西乡成为晒烟生产基地，主要品种有红烟、厚烟、塘头烟、黄条丝烟、建烟、沙县烟、皮沙烟等。同时，兴化境内烟丝加工作坊众多，烟丝加工技术日趋成熟，能够生产出各种不同香味的烟丝。一些商人在烟叶中加入茶油、豆油、菜油、花生油、白酒等，使烟丝具有不同的香味。有的加工作坊还在烟丝中拌入兰花、五香、桂花等香料，使烟丝具有各种花香味。还有的加工企业在烟丝中伴入姜黄粉、食碱水等，使烟丝颜色鲜艳，观感更好，口味更重。
  清代，兴化烟草贸易持续发展，江南各省都有兴化商人经营的烟店。兴化烟商根据不同地方的习惯爱好，制作出不同口味的烟丝和香烟，如“香脾”牌香烟主要在闽南地区销售，“黄条丝烟”和“沙县烟”主要在福州一带销售，“塘头烟”主要销往闽中各县，“双荔”牌香烟则销往闽、浙、赣等省，“建烟”则销往宁波、杭州境内，“厚烟”主要销往山东、天津等地。
  清代，莆仙两县形成一支颇具经济实力的“兴化烟帮”，赢得了“无兴不成烟”的美誉。据史书记载：“省内外许多重镇，都有仙游人开设的烟铺、烟行。仙游城关‘隆兴号’烟行经营的荔枝牌烟丝，精工细作，畅销江浙一带，颇负盛名”。②浙江、上海、广东、江西等地，都有莆商创办的烟铺，“兴化烟帮”在全国各地颇具影响力。
  （四）艺雕业与文化产业
  兴化艺雕业历史悠久，驰名中外。到了清代，兴化艺雕工艺更加精湛，行业众多，不但有传统的木雕、石雕和泥塑，还有新式的铜雕、玉雕和铸雕工艺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兴化木雕与石雕。
  兴化木雕源于晋朝，发展于唐宋，盛于明清，素以“精微透雕”而著称，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在晋代时期，莆仙境内就开始修建寺庙，出现了木雕建筑装饰和木质、泥塑佛像及木刻经书等雕艺。唐宋时期，境内大兴土木，建筑寺院，促进了兴化木雕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木刻围屏、栏杆、古玩、乐器、家具等木雕工艺。特别是以人物、花草为题材的兴化木雕制品，雕工精细，工艺精湛。明代，兴化木雕艺人擅长圆雕佛像、平雕建筑装饰，雕工细腻、精微透雕，现台湾、日本长崎、鹿耳岛等地天后宫，都有明代兴化妈祖木雕像、匾额、围屏、祭器等文物。
  特别是莆田黄石江东浦口宫的《透雕护栏》，可谓是明代兴化木雕的代表作。还有“大宗伯第”的檐桁雕饰、“御史大夫第”的厅堂枋额雕饰，也是明清交替期间宅第装饰木雕承前启后的典型木雕杰作。
  进入清代之后，兴化木雕工艺更加精湛，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品。如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兴化艺雕名匠游伯环，擅长紫檀人物、花瓶底座的雕刻，造形苍古而严谨，堪称一绝。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莆田后洋雕匠制成贴金透雕花篮一只，被送入宫中，至今仍然陈列在北京故宫历代艺术馆”。③清末，兴化木雕名匠廖熙，巧妙地将书画艺术融入木雕工艺之中，把兴化木雕工艺推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创造出“廖氏木雕”流派。他擅长于人物、兼擅刻花，其佳作《关公》雕件在1903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一等奖，光绪皇帝亲自为廖熙题词赠匾，赞他“巧夺天工”。还有仙游西乡南潮宫内用荔枝根雕成的99只小猴组成的双耳三足香炉，精细无比，美妙绝伦。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多件清代兴化艺人雕制的贡品，如“贴金透雕花灯”、馔盒和浮雕花窗构件等，都是清代兴化木雕工匠的杰作，并成为了国宝。
  兴化石雕工艺非常著名，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晋代，境内的寺庙建筑就有精致的石雕制品。唐宋时期，兴化各地的寺塔石雕作品众多，石雕艺术精湛、细腻，各种雕品精致美观，栩栩如生。到了明代，兴化境内的古建筑、古墓、祠堂寺院等，都有精巧的石雕作品。
  特别是各地石牌坊上的人物形象、车马形态、花卉形状和云龙浮雕等，工艺精美、雕工细腻，受到广泛赞誉。如莆田城里古谯楼门前四个碑坊的“春宫嘉客”、宁海桥头的“护桥将军”等，都采用透雕艺术，雕琢精细，着装和面脸神态各异，表情逼真。到了清代，兴化石雕技艺更加高超，如仙游度尾的南潮宫，原为宋代书院，明代改为宫庙，清代重修时仙游石雕名匠郭怀师徒历时60年，细雕精琢，宫内石柱上的蟠龙、麒麟、骏马、飞凤、花鸟、人物、云朵等图案，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还有莆田黄石吴府大门外的两只大石狮，造型生动奇特，雕工精湛，是清代兴化石雕艺术的杰作。另外，涵江铺尾大石坊的人物花鸟浮雕，有梭有角，明快精美，表现出清代兴化石雕工艺的高超艺术。
  兴化石雕艺术最高水平体现于仙游东门石坊工艺。清代仙游烟商陈天高父子因捐建仙游金石书院受到清廷褒扬，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奉旨建造东门石坊。仙游东门石坊高16米、宽8米，仿木建筑，顶端中为日照火炬，左右为双龙朝天，两边为彩草翠飞。坊顶之下递分为三层，上层正中嵌着“玉音”碑座，左右翼以飞龙绕柱；中层横嵌着御赐的“乐善好施”横匾，其下为三组历史人物浮雕，两旁置设两座玲珑精巧的小坊亭，精雕了忠、孝、廉、节人物像，四柱精刻浮雕牡丹花卉；下层是建坊者的题名匾、匾下的飞龙拱座，绣镶匾缘，缀刻了舞凤、金鳌、麒麟、文狮、莲花等图案。仙游东门石坊的建坊石匠大多为兴化石雕名匠郭怀的徒弟，历时30年才竣工，“为八闽现存雕刻艺术最精美的石坊”。①清代兴化艺雕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一批技术高超的工匠队伍。据《莆田市志》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莆田县匠班银高峰时期达101名征银181.8两，遇闰每名加银0.6两”。兴化府造册登记的著名工匠有200多人，民间工匠不计其数。同时，清代兴化艺雕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行业，出现了专门生产各种雕塑工艺品的作坊，艺雕品成为高档奢侈品，并在市场上销售与流通。
  清代兴化境内文化产业出现了蓬勃发展态势。早在唐代时期，兴化士人的文章诗赋、书法绘画艺术已经盛名远扬，戏曲、歌舞和五音八乐等，柔美轻曼，异彩纷呈，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宋代，兴化境内开始出现文化产业。据《仙游县志》记载：“宋时，大小麦丰收，盛唱梨园”，富裕人家请邀请戏班到里家，“吹笙鼓琴歌舞，以娱宴客”，文化消费成为时尚。②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后村先生大全集》中多处提到家乡“唱戏”的盛况，如“棚上鼓笛姑同乐”、“忽看傀儡至优场”、“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③元、明时期，兴化对外贸易发达，促进了中外文化艺术的广泛交流，兴化戏剧吸收了南戏、杂剧和民间艺术精华，在音乐、唱腔、表演艺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兴化戏”，深受百姓喜爱，演出业日渐发达。
  “清代，兴化戏更为繁荣”，“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喜庆或迎神赛会均演戏”。有“久向戏场脱戏衫”的服饰；有“哇淫奇响荡众士”的唱念；有“未妨优扬开口笑”的插科打诨；有“效牵酷肖渥洼马”的杂技，成为一个市场广阔、需求旺盛的文化产业。①据史书记载：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莆田县举办迎春戏剧盛会，全县有20个戏班参加“春架”。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莆田县参加迎春的戏班增加到32班，不但表演艺术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出现了“女优”（女演员）。据清咸丰年间统计，莆仙两县著名的戏班有红窗凤池班、熙春台、彩凤等100多个。到了清中后期，兴化戏的演出内容丰富多彩，不但排演传统剧目，还编演时事戏剧，甚至还将一些民间冤情搬上了舞台，深受百姓欢迎，形成了一个重要产业。
  清代，兴化城乡戏剧演出场所形式多样，有临时搭的戏棚，也有固定的戏场，出现了“抽簪脱袴满城忙，大半人多在观场”的热闹场面。道光六年（1826年）仙游县令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载：“合邑六十余班，每班七八人”。②光绪年间，兴化著名戏班有顺珍馆、紫金莲、连瀛春、宝聚班、仪凤班、再如班等。宣统年间有新舞台、堂春班、大和班等著名戏班。到了清末，兴化境内演出业出现了鼎盛，仅仙游县就“有万全、春盛、振瑞、成美、泉春、鼓珠、仙传奇、赛仙园等180多个戏班”。③随着兴化演出业的迅速发展，兴化府开征了戏捐，即文化娱乐税。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莆田县劝学所呈请开征戏捐，年征2000元”，从戏捐征收数量也可以看出清代兴化演出业的规模和盛况。④清代，兴化境内文化用品市场日渐繁荣。宋、明时期，兴化人重视文化教育，刻印业非常发达，带动了文化用品市场的发展。清代，兴化境内文化用品市场持续发展，形成了文化用品行业。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涵江创办了德美纸店，店主黄殿赐，经营薄白纸、中堂纸、广东纸、宣纸、土纸等各类纸张，有红、黄、蓝、绿等各种颜色。同时，还经营各种书籍，如《大学》、《论语》、《左传》、《千字经》、《三字经》等。兴化郡城、黄石和仙游县城、枫亭等地，都有经营簿籍、书籍、账簿、对联等文化用品的商店。
  清末，兴化境内私塾盛行，书社、书院众多，文化用品需求大增，文化用品从南北杂货业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业，其货源多来自上海、福州、泉州、尤溪、永安等地，经营品种有毛笔、铅笔、钢笔、墨、砚等。纸类有毛边纸、报纸、色纸和道林纸等。经营方式以零售为主，批零兼营。
  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兴化境内“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经营相当兴隆”，文化用品已经形成一个重要行业，出现了一批专门经营文化用品的商人。⑤
  （五）近代机器工业的崛起
  清代，兴化境内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其主要特征表现于机器工业的崛起。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渐渗透到兴化境内，其中最具决定意义就是机器设备的引进和运用。据《莆田市志》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兴化卫理公会在城厢井头创办罗马文铅字印书局（后改为美兴印书局），印刷教会读物”，成为莆田境内最早的机器印刷，也是近代兴化机器工业的始祖。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美教会引进了纺织机器，并派人到国外学习先进纺织技术，在莆田郡城开设“美兴纺织局”，拉开了近代兴化机器纺织业的历史序幕。
  在外国教会的带动下，兴化商人纷纷效仿，相继创办了一些机器工业。据《莆田县志》记载：清宣统以前，“县内粮食加工均沿用磨、砻、臼等传统工具加工。油脂加工只有土法榨油楻，加工工具为硬木制的木榨机。粮食复制品生产，靠一家一户用古老的生产工具手工操作，生产主要食品如线面、米粉、年糕、米糕等”。①清宣统以后，“莆田出现了近代工业企业印刷厂和粮食加工厂等。宣统三年（1911年），涵江人李兰舌在宫下开设碾米厂，首家使用（14匹马力）蒸汽机，开始以机械为动力代替手工生产”，“接着魏春霖、曾纪和、张少石、曾光太等合资在涵江集奎开大丰碾米厂”。此后，“各地的造船、制糖、纺织、酿酒、造纸等行业作坊均有很大发展”，陆续采用机器动力，促进了兴化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②机器替代了人工劳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产品成本大幅下降，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却对传统手工业却造成了巨大冲击，如纺织、印刷、碾米、面粉加工等兴化传统手工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渗透，加速了兴化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兴化经济社会的转型。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②道光《福建通志》卷34，《水利志·莆田县》。 ③《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26（稻部）。 ①《漳州府志》卷38。 ②《福建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③《福建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④乾隆《仙游县志》卷8（风俗）。 ⑤《福建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⑥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⑦《福建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①《福建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6页。 ③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页。 ④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卷25《荔枝》。 ⑤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⑥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①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③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4页。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版，第156页。 ⑤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①（清）褚华著：《木棉谱》。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3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6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3页。 ⑤乾隆《莆田县志》卷六（杂项租税）。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2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7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3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4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7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8—1279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9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9页。 ⑤《仙游蔗糖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⑥《仙游蔗糖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⑦《仙游蔗糖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6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0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08页。 ③（宋）刘克庄著：《后村先生大全集》。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08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09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7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7页。 ⑥《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