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明朝末期，兴化商贸发达，港口经济繁荣。秀屿港，“商舶巨舟，逾四百艘，岁得利不下二十万金”。④吉了寨，“有居民千余家”，“以渔业为生”，商贾众多。冲沁港，“建石为城，下多村落......其民岁贩糖饴稻麦之属，浮温台泉潮，贸易为利”，民众富裕，经济繁荣。⑤但在清初的“截界”、海禁期间，兴化沿海港口经济全面萧条。据《道光通志》记载：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总督范承谟条陈闽省利害疏略云：“闽人生活，非耕则渔，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损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而沿海庐舍畎亩化为斥滷，老弱妇女，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所余孑遗，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至此已极”。⑥范承谟的奏疏，虽然是从赋税角度反映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海禁之后沿海百姓的生活惨状。
  清廷的海禁政策十分严厉。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朝廷颁布禁海令，饬沿海（天津、山东、浙、闽、粤）疆吏，“把截隘巷”，“片帆不许下海”，既不许外地海船进入港口，亦不许本地渔船、商船出海，还禁止民间买卖海鲜鱼货。据陈鸿的《莆变小乘》记载：清初“海禁甚严，海味无人敢卖，城门守兵，见物入城，俱要搜看，捉得海味，擅自肥己，兵卒借此规利”。“总兵杜秦巡海，拿卖渔盐，今日枷责，明日更多，只可禁于民，不可禁于兵，人不奇兵，鱼难得买”。⑦连鱼虾买卖都不可以，更不要说对外贸易了。
  “截界”和海禁断了数以万计沿海民众的生路，兴化百姓为了生计，便与守军干起“与虎谋皮”的勾当，即贿赂守兵，偷偷出界耕种、捕捞和经商。然而，一旦碰到朝廷巡界差官，守兵就将责任推卸给民众，百姓免不了人财两空，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据《莆变纪事》记载：“远界如东沙尾莲塘等处，居民复集其中，与主兵者约，听其耕种采捕，各季纳银饯、豆麦，此于租赁之例，稍一不敷，发兵追捕。......厥后京师巡界者至，勒命尽迁，乡民拒命，乃督兵攻下，系男妇入城，大呼曰：‘官收我钱，许我耕，今乃杀我命耶！寅缘扬蔽，上司匿若罔闻’。甚至更有以界线为索贿门径的”。①清军利用“截界”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百姓苦不堪言。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实施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兴化“滨海8里102铺633村士民一律内迁，寸板不得下海，沿海抛荒地达到4511顷。莆仙两县出现‘谋生无策，丐食无门，辗转待毙，惨不堪言’的景状，根本谈不上对外贸易”。②据《秀屿志略》记载“秀屿在从前富甲莆阳。
  拥有四百余只海船。商业利润，每年不下二十万两。迁界令下，秀屿化为焦土！”③仙游沿海也是如此，“从前的枫亭驿，荔子万株，绿荫蔽日，商人赚了很多钱，食膏梁，衣文绣。迁界期间，荔枝都砍光了，那些商人，都不晓得逃往那里去了”。④据《福建史稿》记载：“莆田、福清、惠安三县，在明季都有运航的渔船，多至几百只，每年八九月，联■北上，到浙东的大陈、韭山、普陀海而采捕。明年正月，才率南归。迁界期间寸板不得下海，渔业停顿有二十余年”。⑤清朝廷还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等，如有出洋经商，或移居外洋海岛者，以交通反判律处斩立决”。⑥明朝时期，兴化有不少人到东南亚各国经商，但清朝规定“以前逗留的外洋之人，不准返回籍等，莆仙对外经贸几乎停顿200余年”。⑦海禁导致地方政府军政开支倍增，财政拮据，官府又将财政困难转嫁于民，百姓负担更加繁重。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复界后，政府库银空乏，租户资金匮乏，无力建造大船。加上朝廷明令规定，海船不得树立双桅，出海船只只限单桅500石以下”。⑧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虽然开放海禁，但仍然是半开半禁，时开时禁，禁中有开，开中有禁，对外贸易恢复十分缓慢，沿海经济长期不景气。
  总之，清初的战乱、截界、匪祸、海禁等天灾人祸，使兴化平原沦为废墟，城镇商业全面萧条，沿海经济长期凋敝，港口设施全部荒废，对外贸易几乎停顿，商铺大多关闭，商人背井离乡，经济遭受严重摧残。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⑤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转载《闽书·捍圉志》，第74页。 ⑥范承谟：《条陈闽省利害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 ⑦陈鸿著：《莆变小乘》。 ①余飏著：《莆变纪事》。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鳌城刘氏族谱》·《秀屿志略》 ④（清）郑得来著：《连江里志》卷四（事类），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⑤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8页 ⑥《大清律例》第二二五章。 ⑦《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⑧《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