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地位日益凸显出来，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明初起，兴化商人迅速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但由于受当地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影响，兴化商人队伍又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商人队伍结构繁杂
  元之前，兴化商人队伍结构相对简单，通常由“行商”和“坐贾”两部分人组成，商人队伍的主体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进入明代之后，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商人成分日渐复杂，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农民逐渐转变为商人。明代兴化境内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农民以种植甘蔗、荔枝、龙眼、晒烟、蓝靛等经济作物为主，出现了以雇工形式经营农业生产，具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据《仙游县志》记载：明代仙游境内“亦有自产自销的蔗农们，肩挑‘盆糖’上市或出境求售”。①同时，还有不少农民亦农亦商，农忙务农，农闲经商，一些农民甚至转变为专门经营农产品的商人，并在家乡附近或在集镇上开店设铺、摆摊设点，经营农产品，逐渐由农民转变为小商贩。
  二是部分手工业者演变为商人。明代兴化的手工业品生产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家庭副业，而是为了实现商品价值的商品生产。据《兴化府志》记载：下里妇女“每四五日织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②连农村家庭妇女都以商品生产为目的，更何况那些手工业作坊。
  所以，明代时期，无论是手工业生产方式，还是手工业者的经营手段，都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手工业者已经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商人。
  三是大多数地主兼有商人身份。明代时期，兴化境内有相当一部分地主改变了传统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雇人耕种，自己经营农产品，具有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性质。明代兴化境内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出现了不少农业大户，且大多数农业大户都是自产自销农产品，或将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投入市场销售，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不少地主在城里开店经营，具备了地主和商人的双重身份。
  四是部分豪绅富户转为商人。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明代有不少家资巨富的豪绅、富农、官宦、地主等富户，“利用游资以‘放青苗’，‘牛头碰’等高利贷形式”，以资生财。有的富户“或囤积成糖，或直接运销出境，或批量贩卖给京果商，成为垄断食糖的商户”。③这些豪绅富户，资本充足，涉足商场后很快就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商人。
  五是文入学士加入了商人行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兴化文人墨客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不齿言利、不屑商贾的学者士人，也加入了商人队伍。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弃儒服贾”、“弃文从商”蔚然成风，不少兴化学子考举落第之后，选择了经商之路，客观上也壮大了兴化商人队伍。
  明代兴化商人队伍成分比较复杂，不但有传统意义的商人，也有亦农亦商的农民和临时商人，还有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不但有大量的地主、富户、豪绅参与商贸活动，而且有不少官员、士大夫和文化人也经商谋利，甚至地方武装、海盗和倭寇都挂上“商人”的招牌。
  （二）兴化商帮“近亲繁殖”
  明代兴化商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近海鱼盐，近山稼穑”，相互提携，一地一业，一村一品。明初，由于倭寇祸患，兴化境内生存环境不佳，兴化商人纷纷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由于身处异地客乡，人生地不熟，为了互相有个照应，兴化商人大多是结伴同行，或举家外出，或老乡之间相互提携，或集中某一地方经营一个行业，或亲戚朋友合作经营某一种产品。从明代开始，兴化商人形成了一种习惯，即以血缘为核心，以家族为凝聚点，“同业聚居、父子相承”。如海商船舶主大多出于沿海的枫亭、秀屿、湄洲、黄石、涵江和江口一带，经营干果的商人大多数为华亭、梧塘、鲤城、枫亭等地，纺织品经营者则以黄石、郡城和仙游县城的商人居多，而经营竹木山货的商人，主要是兴化北部山区的小商贩。
  商人“近亲繁殖”促进了一村一品一业等专业村的形成。据史书记载：明代兴化境内逐渐形成了木雕、石雕、竹编、木偶、戏剧、造船、运输等专业村，如莆田陈桥村的木器、程口村的石工、下江头村的打铁、度下村的竹编、直奎岱埕村的槎绳、沃柄村的伞业、庄厝村的“磨镜”、镇前村的“冥楮”、新港村的草帽和草袋、江利村的禽苗、江边村的草席、上喻村的鱼钩、西洪村的米粉、油庭村的线面、柯墩村的铸鼎、后度铺尾的弹棉、忠门村的蒸笼，后宫村的“称仔”......据《莆田县志》记载：明代“县内的一些自然村聚集着专业工匠，他们传授传统工艺，世代流传，亲友提携，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年长日久，形成颇具特色的专业村。如黄石镇西洪村的兴化米粉加工，下江头村的打铁业，惠洋村的乐器制造，笏石镇下郑村的竹编，梧塘镇枫林村的线面加工，华亭镇万坂、云峰、西许村的桂元焙制，忠门镇东埔村的蒸笼制造，渠桥镇港利村的孵化禽苗，涵江陈桥村的木制家具，城郊西洙村的织布，畅林村的木桶业等等，其产品久负盛名，深受群众喜爱”。①海外兴化商人“近亲繁殖”也很突出。在东南亚各国的兴化商人中，开始只是一、二人出去，或几个同乡结伴同行。之后，又陆续引携亲朋好友出去，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逐渐形成了海外兴化人居住的村落，且大多数是同姓同宗集居。如明代前往台湾经商的莆田陈姓人，大多数居住在台湾鹿港。而林姓兴化人又集中在台北市重庆路一带，人数达万人以上。从东南亚各国兴化人分布和居住的情况看，也是同姓或同乡集居一处。如仙游华侨主要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太平地区，莆田沿海渔民又集中在马来西亚的砂捞越地区。江口的华侨一般先到新加坡，后移居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并出现了一地一业现象。这种以地域为核心的商人队伍结构，对兴化商帮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凝聚作用。
  （三）富商巨贾不断增多
  明代兴化商业经济持续繁荣，行业积聚不断加快，如粮食、纺织、陶瓷、干果、药材、山货、海鲜、珠宝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逐渐集中在固定地点交易，形成了众多的专业市场。据《仙游县志》记载：明代“城关、枫亭两地的大布庄已具备批、零、栈、贩经营规模”。②仙游“县城和枫亭市、沙溪市、石马市、坝下市、俞潭市已成了龙眼、桂圆、荔枝、蜜枣果品交易的主要市场”，境内专业市场主要有粮食、木材、果品、纺织、海鲜、海产品和外国商品等。③在行业集聚的同时，出现了资本集中和少数商业巨头。从明代起，兴化境内一些经营有方的商人脱颖而出，逐渐垄断了某一行业，成为该行业的领军人物，如粮食、茶叶、蔗糖、纺织品、干果等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行业巨商。据《莆田市志》记载：涵江郑在质贩运土特产品，“入姑苏、航宁波”，家资巨富。①明代兴化士人姚旅在《露书》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吾乡，郑在质贩糖泛海，舟至宁波，袖银包登岸，不觉坠入海。过肆见市鱼巨大，购归下酒破闷。割其腹，则所坠钱包在焉”。②郑在质是专门贩卖蔗糖的兴化商人，拥有自家船队，是明代兴化著名商人。特别是仙游“县城三里长街，西出仰照门，商店鳞次栉比，连接起龙星、永正、安怀、台斗、茅亭、泗州尾街市。辐辏城外四境（永正、太平、安怀、鳌峰）集聚大商家64户，成为‘日兑千金之地’”。③仙游的李元兴、陈隆兴等人，发展成为兴化大烟商。④还有“莆田人王鹏（字君朝），善制烟丝，因避兵乱，携家迁至福州藤山（今仓山）兴义境，操持烟丝加工业，其烟铺取名‘王大盛’，所产烟丝用茶油焙，味香且防霉菌变，深受用户欢迎”，是福州地区最早经营晒烟的富商之一，持续了300多年。⑤同时，莆田的秀屿、涵江、郡城等商业集镇，也出现了不少商业巨头。这些资本雄厚的明代商人，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兴化境内早期的资本家。
  （四）官商结合非常普遍
  中国历代王朝都禁止官员经商，但屡禁不止。明代官员经商尤其严重，特别是在明初和明末，出现了皇亲宗室“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的局面。明代兴化境内走私猖獗，外国商品充斥市场，与地方官员的参与不无关系。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嘉靖（1522～1566年）以后倭寇骚扰作乱，走私活动复发，豪门巨富和府、县官吏多插手偷漏税的走私”。⑥即使是在禁海期间，兴化沿海走私贸易也始终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明万历年间，官员参与走私非常普遍，朝廷曾下达“宛、大二县铺户，无分势要之家，逐一审编，不许妄告优免”的昭令。但不少官员仍然将亲戚朋友和亲信安插在“官牙”和“牙行”里，借公济私，官商勾结，垄断某一行业、某一商品，以谋取暴利。甚至海防武职，受了通番土谷“哪哒”（走私者的别称）的“报水”，能分到金银货物等项，值银百两以上，就允许船货出入，串通交易。明末，官商结合更加普遍，“豪门巨室间有冒充牙官，采购货品乘巨舶贸易海外者”。⑦兴化商人在倚官谋利方面更胜一筹，即所谓“功夫在诗外”。凡在商场上大显身手的商人，在官场关系中一定游刃有余。因为商人只有倚仗“府县官吏”，才能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只有官商结合，才能垄断某一行业、某一市场，或取得某一产品的经营权。所以，明代兴化商人依附于封建势力的荫庇，从中谋取超额利润，成为普遍现象，也是名副其实的官商结合。
  （五）部分海商“亦商亦盗”
  明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自唐宋以来，“海乡以船为业，夺之，是驱人入海为盗耳”。⑧同时，长期海禁导致外国商品奇缺，价格暴涨，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代海上走私贸易日渐猖獗，其广度和深度甚至超过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尽管明代曾经几度开放海禁，但民间对外经济交流渠道始终不够畅通，加上朝廷实施进口商品重税赋政策，导致海上走私屡禁不止。特别是明嘉靖年间，沿海走私十分猖獗，据“《明史》记载：福建到吕宋，‘商贩数万人’；福建海商已遍布东、西洋，东起日本，中经南洋群岛、阿拉伯，远至东非海岸。后又形成了亦商亦盗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民间商人以走私的形式与官府的海禁相抗衡”。①莆田地处东南沿海，具备了海上走私贸易的天时地利。明代实施时开时禁的对外政策，进口商品利润丰厚，不少兴化商人铤而走险，做起了海上走私买卖。莆田南日岛之所以成为“贼澳船窟”，“倭艚樵汲，必泊此岸”，与兴化商人不无关系。特别是明嘉靖年间，4000多倭兵明目张胆地盘踞在离兴化府不远的林敦村，长期危害百姓，兴化商人难逃其究。倭寇占据莆禧城时，福建总兵俞大猷在分析敌情时说：“今倭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②“从贼七千”可能夸大事实，但出现这种局面，兴化商人绝对脱不了干系。嘉靖四年（1525年），浙江巡抚潘仿在奏折中说：漳泉兴等府“奸民”，私造大船下海，进行海上走私。沿海“豪佑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依为利”。③这些历史记载绝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熹宗天启四年，莆田舶商洪陛，参加广东海澄颜思齐海外贸易集团，多往日本及东南来经商”。④颜思齐的海外贸易集团，“其实就是海盗”团伙，其中也有兴化商人。⑤所以，一些史学家称闽商“亦商亦盗”，虽然以偏概全，但并非无中生有。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8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8页。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5页。 ⑤《福建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0页。 ⑧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①《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俞大猷：《呈福建巡抚谭纶》（兴化灭倭议）。 ③《明世宗嘉靖实录》，卷189。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