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和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且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
  早在唐宋时期，兴化商人就成群结队外出经商，为兴化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唐宋时期大多数莆商是以兴化老家为大本营，从事长途贩运，而在外定居的兴化商贾较少。进入元代之后，外出经商的兴化商人逐渐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国内各大商埠的兴化商帮已经初具规模。明倭寇祸患期间，境内商贸环境不好，大批兴化商人陆续外出经商，全国各地和海外各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兴化商人为主的群体——兴化商帮。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对兴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
  一、全国各地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兴化商帮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初，由于元末的长期战乱，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朝廷实施“重本抑末”政策，商人经营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如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规定：“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①朝廷不让商人衣饰炫耀，也不允许商人家属披金戴银，其初衷是防止农民羡慕商人财富而弃本趋末。明初的“抑商”政策，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和鼓励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客观上又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明成化年间开始，随着朝廷商业政策的转变，中国商业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城市商贸逐渐繁荣，全国十大商帮中除了江右（江西）商帮较早发展外，九大商帮（包括闽商）均是在明成化、弘治年间逐渐形成。
  此后，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崭露头角。
  全国各地兴化商帮的形成与明代海禁政策有关。兴化百姓经商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有不少“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郡外番者”。②明初长期实施海禁，兴化海商不得不另谋生路。
  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沿海居民“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来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手困穷”。③所以，除了少数人选择海上走私的歪门邪道之外，大多数兴化商人选择了外出经商，这也是明代兴化商帮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兴化境内人多地少，交通方便，自宋代起就有不少人半工半农、亦农亦商。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之为邑，枕山带海。田三山之一；之服习农亩，视浮食之民，亦三之一，计其为利微矣”。④也就是说兴化境内有三分之一的“平民无事，壮者散之四方，以逐什一之利”。⑤这种地窄人稠的经济特点和从商坐贾的传统习俗，为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主客观条件。
  明代兴化百姓之所以大批外出经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生活所迫；二是追求财富；三是形成习俗。兴化人自古省吃俭用，千方百计积累财富，勤劳致富是商人们一惯追求的目标。据《莆田县志》记载：“上之人（指官府）以为莆地大民众，租税赋役之供甲于全省，以一邑（县）而兼三、四邑之负担。是不啻（只）以一人而兼五、六人之租也。（百姓）其收入甚微。而支出甚钜。
  ......莆民日日忧贫......（时）势（迫）使（如此）也”。⑥明初，兴化沿海倭寇祸患不断，战乱频繁，生存环境极差，众多兴化百姓选择了外出经商。尤其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6—1587），出现了倭寇抢劫、战乱兵灾、旱涝灾害等天灾人祸，大批兴化百姓因生活所迫，或为了躲避税赋，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据史书记载：明代兴化境内有不少商人前“往南京、杭州、芜湖、江西、湖广、泰州等地经商贸易，有的连续相传三四代”。⑦其中在沿海城市经商的兴化人居多，往南方向主要有广东、潮州、海澄、厦门、泉州等地；往北方向主要有福州、温州、台洲、宁波、上海、湖州、天津、烟台等地。如“莆田澄渚俞氏一族在南京、湖广、江右（江西）、杭州、江浦（安微江北）、乌江、泰州等地经商贸易就不下几十人，且有连续三、四代出去经营的。有的‘归置腴千余亩’或‘积资巨万’”，成为屈指可数的兴化富商。⑧《莆田市志》也记载：兴化“境内城乡自明代起就有许多人从事商业和各种服务行业。除在本地经营外，大部分以兴化桂圆和白砂糖等商品为媒介，到境外各地经营，足迹遍及江浙等省及东南亚各国，有‘无兴不成镇’之称。境外商业及服务业活动以城厢、涵江、江口、梧塘、西天尾、鲤城、榜头、枫亭、黄石等乡镇为最盛，江口以旅居东南亚人数众多而享有‘侨乡’之称，梧塘以在江浙一带经商日久闻名”。①可见，从明代起，兴化百姓开始大批外出经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海外各国，出现“无兴不成镇”和“无莆不成市”的局面。
  二、海外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兴化境内掀起了一股出国经商热潮。据《明史》记载：“华人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②明代，有不少兴化人移居海外各国经商，据史书记载：“莆田县陈、柯、蔡、许、李、王等姓氏族谱载。他们的先人在明太祖元年至成祖永乐元年（1368—1403）间就有移居东南亚的。明初，玉湖陈氏12世孙陈康作为闽人36姓赴琉球定居”。据《城厢区志》记载：莆田“英龙东里巷进士黄乾亨出任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副使，带伯弟乾刚同往就职”。③在黄乾亨的引领下，陆续有兴化人到马六甲经商做生意。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明代境内贾民往菲律宾经商，有不少人定居菲律宾。举凡水木建筑、农事耕犁、衣服鞋履制作工艺多传授给菲律宾人”。④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有不少兴化人前往暹罗经商。特别是“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船队下西洋，经湄洲，境内卫、所船工舵手、水军将士，多有随船赴西洋诸国寄居”。如“兴化卫所百户刘监，其祖父刘杰‘屡跟内官马斌下西洋’。
  兴化卫百户柳营，其曾叔祖柳兴‘永乐三年（1405年）随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公干’。兴化卫中所副千户白祥，其曾祖父白旺‘节往本洋公干’兴化卫前千户所千户许政，其曾叔祖许癖，永乐元年（1403年）多次往西洋古里，小葛兰等国公干。兴化卫前千户百所张宽，其曾叔祖张能‘永乐十年（1412年）以卫所镇抚蒙太监郑和选往南洋。’”⑤据史书记载：“柳荣，以卫所舵工，随郑和往西洋；王钰，以小旗往西洋；张宽，以卫所镇托抚，蒙郑和选往西洋；许辟，以百户往西洋古里、小葛兰等国；刘杰，以小旗跟内官高彬下西洋”。⑥此后，有不少兴化商人沿着这条海路到东南亚各国经商或定居，这些兴化商人边做生意，边将海外商品和植物引进家乡，实现了优势互补。如定居菲律宾的兴化商人，“由海外转入的农作物有番薯（俗称甘薯、地瓜）、落花生（俗称地生）、烟草、玉蜀黍”等。明代邑人姚旅在《露书》中记载：兴化百姓从吕宋引进的晒烟品种，在兴化境内种植制成烟丝后，又大量贩卖到国外去。
  从明中叶起，兴化商人大举向海外发展。据《莆田市志》记载：“明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向朝廷奏准开放海禁，境内出海经商或定居外国谋生的人渐多。仙游《王姓族谱》载：‘十八代王士奇于明崇祯年间去南洋谋生。’华裔日人仲井真泓多一行，于1987年来莆田问祖时称：‘其先祖系中国福建省仙游县蔡襄的后代，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东渡赴日谋生，以后定居下来’，至今谱牒犹在”。⑦明嘉靖年间，倭患严重，兴化境内民不聊生，百姓纷纷逃难。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决海堤，田不可耕，耕不得以偿种子，百姓只好背井离乡，纷纷迁徙海外谋生。还有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攻陷兴化府城后，奸淫掳掠，放火杀人。莆人死难者数以万计，“城内大阴沟中，血流有声”，全县人口数比十年前的喜靖三十一年（1552）锐减：户减898户，口减22961口。①其中有不少人飘洋过海，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如秀屿区埭头镇的鹅头村，多次被倭寇洗劫，民宅被焚烧，全村百姓被逼流徙海外，现海外华侨有2000多人，而在家乡人口只有1000多。
  明代，兴化境内有不少人前往台湾经商或定居。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优势，莆台一衣带水，早在北宋时期就有海上贸易，两地经济交流日益增多，人员往来繁荣，不少人迁徙台湾定居。据《莆田市姓氏志》记载：“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莆人蔡文举渡海抵达台湾，先在台南市设立慎德堂，后居高雄县冈镇，为蔡氏最早入台者”，现为台湾第八大姓。②还有徐姓的徐应月、徐祖、徐功、徐宗、徐悦、徐山等，也是在明代时期迁徙台湾，定居在“新庄市、板桥市、台北市松山区大安区、苗粟市及挑园县、新竹县等地”，从事农业工开发和商业经营。③另一方面，“明朝初年，三保太监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多次到湄洲祖庙朝拜妈祖，并在台湾南部‘汲水’，从此开通了莆田至台湾的航线，兴化府百姓往台湾的因而增加，台湾屏东县万丹的兴全里、兴安里，原名兴化廊，是兴化人最早移台的地方。廊即煮糖的工场，明郑时莆仙移民在这些地方煮蔗产糖。
  莆田的吉了（今秀屿梯吴村）村以渔航为主，明代已有很多人到台湾作业定居”。④据荷兰史料记载：“万历年间（公元1600—1620年），鹿港地域的汉人已有自己的村落......鹿港的一条莆田街，住着数百兴化人，其中陈姓人很多。这些人不会讲莆田话，但却牢牢记着自己是‘莆田人’。他们是明代去台定居的莆田人。......台湾《林氏大家谱》记载：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20年），仅福建林氏入台约一万人，其中台北市重庆路林氏宗祠收藏的全国126种《林氏宗谱》中。最早的是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和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均来自莆田”。⑤明代是兴化商人向海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海外兴化商帮形成的重要时期。明代兴化府出境的人员比较复杂，除了商人经商出境外，还有起义失败、躲避倭寇而出境，或因天灾人祸、生活所逼而出境。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起义失败而出国。弘治九年（1496年），莆田广业里资国寺僧乌七三聚众数千人攻入仙游县城，扎营兴泰里。后魏升杀乌七三，火烧资国寺”，起义失败后，明军大举镇压，不少人被迫流徙海外。⑥明万历十一年至十五年（1583—1587）的五年间，莆田境内连年水涝旱灾，频频发生，山区地瘠民贫，人民生活困苦，生活所逼，百姓造反，失败后不少人逃亡海外。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广业里下溪村农民首领柯守岳在家乡联合畲民举行起义，烽火绵延莆田、仙游、永泰三县。半年后，起义军被明军所镇压，不少将士逃往海外。这些起义军流徙海外后，大多数选择经商之路，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重要力量。
  二是因躲避倭寇祸患而出境。明朝兴化沿海倭寇祸患历时近200年，福建、浙江、山东沿海诸郡屡受其害。莆田县地处东南沿海，受寇患之害尤烈。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大肆破坏兴化沿海的海堤，海水淹没了兴化平原，田不可耕，颗粒无收，逼于生计，百姓纷纷迁徙海外谋生。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攻陷兴化府城，奸淫掳掠，放火杀人，有不少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出国谋生。还有莆田的黄石、平海、埭头等集镇，多次被倭寇洗劫，百姓无法生存，纷纷逃亡海外。据不完全统计，倭寇祸患期间逃往海外谋生的兴化百姓数以万计，迅速壮大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力量。
  三是因生活所迫而出国。据史料记载：“自明嘉靖五年至三十五年（1526—1556年）30年间，兴化境内有十年遭受水、旱、风、火之灾，诸如‘夏秋大旱’、‘禾麦绝收’、‘风雨潮涨’、‘飓风大作’、‘大饿’、‘岁大饥’等字句，频现在清乾隆廖必琦编撰的《莆田县志》之中。明嘉靖、顺治年间，早灾、水灾不断，‘民生凋敝已极，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者有之。’①“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麦、稻无收......民赖以济”。②据《莆田县志》记载：“明洪武元年至永乐元年（1368—1403），县内陈、林、黄、柯、蔡、许、李、王等姓均有人移居东南亚各国”。③饥荒、灾害等也是导致兴化百姓迁徙海外的重要原因，客观上也壮大了海外莆商队伍。
  四是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大批明朝将士流亡海外。据《莆田市姓氏志》记载：“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初施琅平定台湾，均有大批闽籍人口落户台湾。有资料显示，台湾2300万人口中，有70％一80％源自福建，其中不少莆仙人”。④明末清初，郑成功部将杨耿等曾数度率部入莆。常太里人潘仲勤、仙游王士玉等人率众起兵响应，人数达数百人。杨耿攻入莆田兴化城时，邑人黄鸣俊、林嵋等人起兵响应，人数达千人。郑成功部攻克平海卫时，郭乐隆等人也在寨碉起兵响应......沿海抗清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20年，不少兴化百姓揭竿起义，加入抗清队伍。但抗清斗争失败后，清军对农民起义军大开杀戒，不少人被迫“亡命湖海”，逃往海外谋生，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一族。
  明代海外兴化移民队伍成分比较单纯，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和起义军将士。他们流徙海外之后，起初只是从事种植、捕鱼、石匠、矿工、泥匠、筑路工和人力车、肩挑等重体力劳动，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小商贩，主要从事洗衣、餐饮、杂货、理发，以及从事农产品销售、手工业品、水木建筑、农事耕犁、衣服鞋履、木雕石刻等行业。由于兴化人吃苦耐劳，善于经营，许多小商贩很快发展起来，随后又千方百计地引荐亲戚朋友和乡亲外出经商，滚动发展，使海外兴化商人越来越多。加上兴化人因受地域限制，语言狭窄，风俗习惯相同，家乡观念强，在外经商的兴化商人能够互相帮助，共渡难关，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方言为纽带的地方商人群体，为海外兴化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明代兴化商帮的结构及特点
  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地位日益凸显出来，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明初起，兴化商人迅速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但由于受当地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影响，兴化商人队伍又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商人队伍结构繁杂
  元之前，兴化商人队伍结构相对简单，通常由“行商”和“坐贾”两部分人组成，商人队伍的主体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进入明代之后，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商人成分日渐复杂，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农民逐渐转变为商人。明代兴化境内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农民以种植甘蔗、荔枝、龙眼、晒烟、蓝靛等经济作物为主，出现了以雇工形式经营农业生产，具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据《仙游县志》记载：明代仙游境内“亦有自产自销的蔗农们，肩挑‘盆糖’上市或出境求售”。①同时，还有不少农民亦农亦商，农忙务农，农闲经商，一些农民甚至转变为专门经营农产品的商人，并在家乡附近或在集镇上开店设铺、摆摊设点，经营农产品，逐渐由农民转变为小商贩。
  二是部分手工业者演变为商人。明代兴化的手工业品生产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家庭副业，而是为了实现商品价值的商品生产。据《兴化府志》记载：下里妇女“每四五日织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②连农村家庭妇女都以商品生产为目的，更何况那些手工业作坊。
  所以，明代时期，无论是手工业生产方式，还是手工业者的经营手段，都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手工业者已经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商人。
  三是大多数地主兼有商人身份。明代时期，兴化境内有相当一部分地主改变了传统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雇人耕种，自己经营农产品，具有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性质。明代兴化境内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出现了不少农业大户，且大多数农业大户都是自产自销农产品，或将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投入市场销售，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不少地主在城里开店经营，具备了地主和商人的双重身份。
  四是部分豪绅富户转为商人。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明代有不少家资巨富的豪绅、富农、官宦、地主等富户，“利用游资以‘放青苗’，‘牛头碰’等高利贷形式”，以资生财。有的富户“或囤积成糖，或直接运销出境，或批量贩卖给京果商，成为垄断食糖的商户”。③这些豪绅富户，资本充足，涉足商场后很快就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商人。
  五是文入学士加入了商人行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兴化文人墨客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不齿言利、不屑商贾的学者士人，也加入了商人队伍。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弃儒服贾”、“弃文从商”蔚然成风，不少兴化学子考举落第之后，选择了经商之路，客观上也壮大了兴化商人队伍。
  明代兴化商人队伍成分比较复杂，不但有传统意义的商人，也有亦农亦商的农民和临时商人，还有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不但有大量的地主、富户、豪绅参与商贸活动，而且有不少官员、士大夫和文化人也经商谋利，甚至地方武装、海盗和倭寇都挂上“商人”的招牌。
  （二）兴化商帮“近亲繁殖”
  明代兴化商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近海鱼盐，近山稼穑”，相互提携，一地一业，一村一品。明初，由于倭寇祸患，兴化境内生存环境不佳，兴化商人纷纷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由于身处异地客乡，人生地不熟，为了互相有个照应，兴化商人大多是结伴同行，或举家外出，或老乡之间相互提携，或集中某一地方经营一个行业，或亲戚朋友合作经营某一种产品。从明代开始，兴化商人形成了一种习惯，即以血缘为核心，以家族为凝聚点，“同业聚居、父子相承”。如海商船舶主大多出于沿海的枫亭、秀屿、湄洲、黄石、涵江和江口一带，经营干果的商人大多数为华亭、梧塘、鲤城、枫亭等地，纺织品经营者则以黄石、郡城和仙游县城的商人居多，而经营竹木山货的商人，主要是兴化北部山区的小商贩。
  商人“近亲繁殖”促进了一村一品一业等专业村的形成。据史书记载：明代兴化境内逐渐形成了木雕、石雕、竹编、木偶、戏剧、造船、运输等专业村，如莆田陈桥村的木器、程口村的石工、下江头村的打铁、度下村的竹编、直奎岱埕村的槎绳、沃柄村的伞业、庄厝村的“磨镜”、镇前村的“冥楮”、新港村的草帽和草袋、江利村的禽苗、江边村的草席、上喻村的鱼钩、西洪村的米粉、油庭村的线面、柯墩村的铸鼎、后度铺尾的弹棉、忠门村的蒸笼，后宫村的“称仔”......据《莆田县志》记载：明代“县内的一些自然村聚集着专业工匠，他们传授传统工艺，世代流传，亲友提携，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年长日久，形成颇具特色的专业村。如黄石镇西洪村的兴化米粉加工，下江头村的打铁业，惠洋村的乐器制造，笏石镇下郑村的竹编，梧塘镇枫林村的线面加工，华亭镇万坂、云峰、西许村的桂元焙制，忠门镇东埔村的蒸笼制造，渠桥镇港利村的孵化禽苗，涵江陈桥村的木制家具，城郊西洙村的织布，畅林村的木桶业等等，其产品久负盛名，深受群众喜爱”。①海外兴化商人“近亲繁殖”也很突出。在东南亚各国的兴化商人中，开始只是一、二人出去，或几个同乡结伴同行。之后，又陆续引携亲朋好友出去，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逐渐形成了海外兴化人居住的村落，且大多数是同姓同宗集居。如明代前往台湾经商的莆田陈姓人，大多数居住在台湾鹿港。而林姓兴化人又集中在台北市重庆路一带，人数达万人以上。从东南亚各国兴化人分布和居住的情况看，也是同姓或同乡集居一处。如仙游华侨主要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太平地区，莆田沿海渔民又集中在马来西亚的砂捞越地区。江口的华侨一般先到新加坡，后移居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并出现了一地一业现象。这种以地域为核心的商人队伍结构，对兴化商帮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凝聚作用。
  （三）富商巨贾不断增多
  明代兴化商业经济持续繁荣，行业积聚不断加快，如粮食、纺织、陶瓷、干果、药材、山货、海鲜、珠宝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逐渐集中在固定地点交易，形成了众多的专业市场。据《仙游县志》记载：明代“城关、枫亭两地的大布庄已具备批、零、栈、贩经营规模”。②仙游“县城和枫亭市、沙溪市、石马市、坝下市、俞潭市已成了龙眼、桂圆、荔枝、蜜枣果品交易的主要市场”，境内专业市场主要有粮食、木材、果品、纺织、海鲜、海产品和外国商品等。③在行业集聚的同时，出现了资本集中和少数商业巨头。从明代起，兴化境内一些经营有方的商人脱颖而出，逐渐垄断了某一行业，成为该行业的领军人物，如粮食、茶叶、蔗糖、纺织品、干果等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行业巨商。据《莆田市志》记载：涵江郑在质贩运土特产品，“入姑苏、航宁波”，家资巨富。①明代兴化士人姚旅在《露书》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吾乡，郑在质贩糖泛海，舟至宁波，袖银包登岸，不觉坠入海。过肆见市鱼巨大，购归下酒破闷。割其腹，则所坠钱包在焉”。②郑在质是专门贩卖蔗糖的兴化商人，拥有自家船队，是明代兴化著名商人。特别是仙游“县城三里长街，西出仰照门，商店鳞次栉比，连接起龙星、永正、安怀、台斗、茅亭、泗州尾街市。辐辏城外四境（永正、太平、安怀、鳌峰）集聚大商家64户，成为‘日兑千金之地’”。③仙游的李元兴、陈隆兴等人，发展成为兴化大烟商。④还有“莆田人王鹏（字君朝），善制烟丝，因避兵乱，携家迁至福州藤山（今仓山）兴义境，操持烟丝加工业，其烟铺取名‘王大盛’，所产烟丝用茶油焙，味香且防霉菌变，深受用户欢迎”，是福州地区最早经营晒烟的富商之一，持续了300多年。⑤同时，莆田的秀屿、涵江、郡城等商业集镇，也出现了不少商业巨头。这些资本雄厚的明代商人，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兴化境内早期的资本家。
  （四）官商结合非常普遍
  中国历代王朝都禁止官员经商，但屡禁不止。明代官员经商尤其严重，特别是在明初和明末，出现了皇亲宗室“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的局面。明代兴化境内走私猖獗，外国商品充斥市场，与地方官员的参与不无关系。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嘉靖（1522～1566年）以后倭寇骚扰作乱，走私活动复发，豪门巨富和府、县官吏多插手偷漏税的走私”。⑥即使是在禁海期间，兴化沿海走私贸易也始终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明万历年间，官员参与走私非常普遍，朝廷曾下达“宛、大二县铺户，无分势要之家，逐一审编，不许妄告优免”的昭令。但不少官员仍然将亲戚朋友和亲信安插在“官牙”和“牙行”里，借公济私，官商勾结，垄断某一行业、某一商品，以谋取暴利。甚至海防武职，受了通番土谷“哪哒”（走私者的别称）的“报水”，能分到金银货物等项，值银百两以上，就允许船货出入，串通交易。明末，官商结合更加普遍，“豪门巨室间有冒充牙官，采购货品乘巨舶贸易海外者”。⑦兴化商人在倚官谋利方面更胜一筹，即所谓“功夫在诗外”。凡在商场上大显身手的商人，在官场关系中一定游刃有余。因为商人只有倚仗“府县官吏”，才能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只有官商结合，才能垄断某一行业、某一市场，或取得某一产品的经营权。所以，明代兴化商人依附于封建势力的荫庇，从中谋取超额利润，成为普遍现象，也是名副其实的官商结合。
  （五）部分海商“亦商亦盗”
  明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自唐宋以来，“海乡以船为业，夺之，是驱人入海为盗耳”。⑧同时，长期海禁导致外国商品奇缺，价格暴涨，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代海上走私贸易日渐猖獗，其广度和深度甚至超过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尽管明代曾经几度开放海禁，但民间对外经济交流渠道始终不够畅通，加上朝廷实施进口商品重税赋政策，导致海上走私屡禁不止。特别是明嘉靖年间，沿海走私十分猖獗，据“《明史》记载：福建到吕宋，‘商贩数万人’；福建海商已遍布东、西洋，东起日本，中经南洋群岛、阿拉伯，远至东非海岸。后又形成了亦商亦盗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民间商人以走私的形式与官府的海禁相抗衡”。①莆田地处东南沿海，具备了海上走私贸易的天时地利。明代实施时开时禁的对外政策，进口商品利润丰厚，不少兴化商人铤而走险，做起了海上走私买卖。莆田南日岛之所以成为“贼澳船窟”，“倭艚樵汲，必泊此岸”，与兴化商人不无关系。特别是明嘉靖年间，4000多倭兵明目张胆地盘踞在离兴化府不远的林敦村，长期危害百姓，兴化商人难逃其究。倭寇占据莆禧城时，福建总兵俞大猷在分析敌情时说：“今倭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②“从贼七千”可能夸大事实，但出现这种局面，兴化商人绝对脱不了干系。嘉靖四年（1525年），浙江巡抚潘仿在奏折中说：漳泉兴等府“奸民”，私造大船下海，进行海上走私。沿海“豪佑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依为利”。③这些历史记载绝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熹宗天启四年，莆田舶商洪陛，参加广东海澄颜思齐海外贸易集团，多往日本及东南来经商”。④颜思齐的海外贸易集团，“其实就是海盗”团伙，其中也有兴化商人。⑤所以，一些史学家称闽商“亦商亦盗”，虽然以偏概全，但并非无中生有。
  三、兴化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绝大多数是因农民造反所引发的，所以历代统治者在执政初期都会实施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重农抑商举措，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能平衡贫民的仇富心理，起到了收买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重视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商人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地位低微，除了人数不多、力量单薄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人对统治者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商业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在这一点上商人与执政者的愿望是一致的，所以历代执政者都把商人玩于股掌之中。但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群体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中较为活跃的阶层，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兴化商人发展的历程看也遵循了这一规律。特别是进入明代之后，兴化商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日益凸显出来，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一）兴化商人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时期，兴化境内战乱频繁，天灾人祸不断，仅农民造反和政权更迭所引发的战乱就多达12次，更何况长达200年的倭寇祸患，而每一次战乱都对兴化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战乱过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首先站起来的就是商人。他们擦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医治好心灵的创伤，又艰难地拼搏在商场上，为当地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尽管商人的动机是为了赚钱，但这种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的商贸活动，却汇成了一股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兴化倭寇祸患期间，每一次倭寇洗劫都会使某个商业重镇化为灰烬，但在商人们努力之下，被毁集镇用不了多久，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诸如兴化的郡城、涵江、黄石、枫亭、莆禧等商业集镇，多次被倭寇洗劫，商业遭受严重破坏，但只要有商人们在，集镇很快就能恢复昔日的繁荣。所以说，兴化商人对于明代兴化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功不可没。
  （二）兴化商人具有爱国爱乡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
  兴化商人历来具有爱国爱乡的高尚品德。早在北宋时期，就有盐商陈应功举兵平叛的历史记载。南宋时期，又有莆田豪绅李富出资募兵3000人，北上抗金之壮举。在元代打击匪寇袭扰和抗击亦思法杭兵乱中，兴化商人也是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明代抗倭斗争中，兴化商人起到了其他社会阶层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据《莆田县志稿》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倭寇千余人，由福清乘胜从三江口登陆。......14日进迫莆田城，当时莆田已无兵可用，适时麻阳兵千人经过莆田，尚在城，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莆田县豪绅，也是三一教创始人），为保城池，同各乡绅建议雇广东兵御寇，就与广东兵立字据，退倭后酬金二千两。广东兵出城奋击，斩真倭2人，倭寇退去”。①由于麻阳兵轻而易举地赚了2000金，商人们一年辛苦付之东流，加上抗击外敌，军队有责，一些商人心理不平衡，便拒付酬金。豪绅林兆恩只好自己拿出一百两白银，先付给广东兵。“广兵大怒，缚兆恩于演武场殴打，并迫其领至爽约商家追索。兆恩说‘昔与汝等许盟千金，以图安此城，今寇夷寇既退，汝等復肆掠，是乃乱此城也，乌呼可，吾宁死不为也’”。②商人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破财消灾，先由兴化府官银垫付，尔后由商人分期分批还款。但不管结果如何，商人们毕竟免除了兴化郡城的一次生灵涂炭。还有在宁海、莆禧、平海、枫亭和仙游县城的几次抗倭斗争中，不少的商人和商店伙计都亲自参加保卫家园的战斗，深受百姓好评。
  明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间（1558—1563年），倭寇侵犯兴化境内达9次之多，杀死百姓不计其数。兴化豪绅林兆恩先后7次出卖私人财产，筹资雇人收埋死难者，共计收埋、火化尸体骸骨3万多具，收集零碎尸骨一百多担，避免了战后瘟疫的大面积蔓延。林兆恩曾经在《冠退收尸歌》写道：“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③许多商人在倭寇祸患期间都伸出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抵抗倭寇，守土有责，帮助受灾百姓和亲朋好友共渡难关，重建家园，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和义举，反映了兴化商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国爱乡之心。
  （三）兴化商人能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兴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商人队伍日益壮大，兴化商人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在社会救济方面，兴化商人慷慨解囊，毫不吝啬。据《仙游县志》记载：明代“官府设常平仓、义仓，民间设社仓等仓储设施，以官粮或官、民捐谷储存，遇灾害饥荒则施行赈济，地方上热心慈善事业人士还自行设摊施粥”。④这些热心人士大多数是商人，每当遇到饥荒或天灾人祸，商人们都有义举，或捐款捐物，或设站施粥，或救助难民，体现了兴化商人的社会责任感。据《兴化府志》记载：“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旧养济院重加修理。弘治六年（1493年），知府王弼迁建于肃清门外郡厉坛之右。厅堂悉依旧制，而房舍视旧加多，且极洁静，孤老就居大悦。每月照例人给米三斗，柴九十斤。每岁寒暑布各一匹。死给棺一具”。①“贫列业者，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一斤”。②这些救济和收养孤老笃疾老人的费用，除了部分由地方政府提供外，主要是从商人队伍中募捐而来。
  明代兴化境内教育昌盛，书堂、书院林立，遍布城乡，这与兴化商人热心教育和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据《莆田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郡人御史姚鸣凤，进士冯文涛，在家设塾，以经术教里中子弟。其后，官绅商贾多延师于家设学塾，境内私塾始兴”。③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朝廷诏毁天下民间书院学馆，因而书堂、学馆多废为祠，或改为私塾”。④地方政府不再负担地方学堂的教育经费，兴化商人就成为地方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不少兴化商人慷慨解囊，兴办私塾，促进了兴化教育的再度中兴，文献名邦再次走向辉煌。据《兴泉科甲之盛》记载：明代兴化府的举人、解元、进士、状元、探花分别占全省总数的20％、33％、22％、18％和40％。同时，明代兴化高官重臣迭出，出现了“六部尚书占五部”的历史奇观，列入《明史》人物传的兴化士人就有43人，四品知府以上官员多达300余人。清乾隆《莆田县志》《人物志》序言写道：“莆僻处海滨，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故欤？盖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⑤可见，“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其中也有兴化商人的功劳。
  （四）兴化商人社团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和商人队伍的日渐壮大，以商人为核心的商人社团开始建立。据史书记载：明代出现了众多以兴化商人和士人为核心并具有商会性质的会馆。沈符在《野获编》中记载：明万历年间，京师五方所聚，其地方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据文献考证，明代北京闽中会馆是福建省各府、州、县在北京地区的会馆总称，共有23所，其中的“莆阳会馆”和“仙溪会馆”是由兴化商人和士人共同出资创建的民间社团，时间大约在明中前期。据李景铭《闽中会馆志》记载：莆阳会馆创建于明万历年间，由旅京乡人集资筹建，会馆地址在北京高家寨。“莆阳会馆”和“仙溪会馆”是兴化士绅和商界同行联谊结社的场所，首要目的是为赴京会试的同乡举子提供免费或廉价的栖身之处，同时也为客死京城的兴化人安排葬身之处。明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之后，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会试，大批兴化举子北上应试，仅洪武三年（1370）至嘉靖七年（1528）的近160年间，兴化府“凡五十二科，乡举千一百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状元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⑥这些兴化举子到达北京之后，大多数在兴安会馆落脚，得到兴化商人的资助。
  明代时期，兴化商人遍布全国各地，各大商埠陆续建立了兴安会馆，而这些会馆比北京会馆更具有商会性质。因为北京兴化士人众多，商人在会馆成员中所占比例虽占绝对优势，但主持会馆事务的一般是兴化著名士人。而全国各地商埠的兴化会馆会员却大多数是商人，实际上也是商东、山东烟台等地的“兴安会馆”和“莆阳会馆”，其成员大多数是兴化商人。商人们通过会馆开展联谊活动，推举总理，商议同乡公益事业，分摊税赋杂捐，处理商务纠纷，以及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等。当兴化商人与外地商帮或地方帮派发生摩擦时，通常也通过会馆进行协调，以解决争端，化解矛盾，发挥了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兴化商人在妈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明初，虽然朝廷实施海禁政策，但民间贸易始终没有中断。随着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莆商足迹越走越远，妈祖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泛。明代妈祖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是以创建妈祖天后宫为内容，从明洪武年间开始，漕运发达，航运兴起，山东、天津等沿海港口开始大举修建天妃宫。如山东芝罘湾港口，每年南来船舶有上千艘之多，船工和商人们便在港口南侧修建了妈祖庙。明天顺七年（1463年），山海关也修建了天妃宫，明代兵部主事祁顺专门为山海关天妃宫题写“天后宫碑记”。碑文记载：“海运之人，有适急变，而赖神以济者，因建以咎神祝”。同时，在辽东半岛也陆续修建了一些天后宫，如明正统九年十月（1444年）朝廷还命辽东金州、海州二卫春秋择日祀天妃庙。特别是明永乐皇帝，在南京天妃宫举行隆重的妈祖御祭，由太常寺卿主持，并配有乐舞，这是妈祖第一次接受皇帝御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祭。
  明朝是我国海上外交较频繁的历史时期。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在我国航海史上出现了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事件，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的航海壮举，也是明代最大规模的海上外交活动。郑和在20余年间内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妈祖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据史书记载：郑和航队历经台风、巨浪、海寇等艰难险阻，每当出海或海上遇险之时，总要祈求妈祖庇护，且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郑和船队从江苏出发，经福建、广东沿海再往我国南海诸岛出国访问，每当船队到达码头，必先祭拜妈祖，如发现码头没有妈祖庙，便带头捐建天后宫。郑和还规定：凡出使或出海官船，必须祭拜妈祖，并数次亲临莆田湄州妈祖祖庙进行朝拜，邀请兴化船工和商人一道出海，多次奏请朝廷加封妈祖，积极推动妈祖文化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明代，自永乐三年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以后，妈祖行宫从中国走向了世界。琉球先后创建两座妈祖行宫。其中一座就在华裔聚居的久米村，称上天妃宫；另一座在琉球首邑那霸，名为下天妃宫，琉球国王尚巴质所建，这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在外国妈祖行宫。这座行宫建在‘天使馆’”。①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普遍兴起也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据荷兰台港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公元1600—1620年），鹿港地域的汉人已有自己的村落，皆奉祀林默神象......”②所以说，明朝是妈祖信仰传播和妈祖文化弘扬承前启的重要时期，其中兴化商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①《明史》卷六七，（舆服志）。 ②《兴化军祥应庙记》碑刻。 ③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⑤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十一，（食货志）。 ⑥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十一，（食货志）。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⑧邓华祥、肖忠生：《浅谈莆商走天下》载《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5页。 ②《东西洋考》卷5《吕宋（考）》。 ③《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⑤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8页。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①（清）廖必琦撰：乾隆《莆田县志》。 ②《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③《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④陈光荣：《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⑤陈光荣：《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①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④《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8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8页。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5页。 ⑤《福建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0页。 ⑧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①《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俞大猷：《呈福建巡抚谭纶》（兴化灭倭议）。 ③《明世宗嘉靖实录》，卷189。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⑤http://baike.baidu.com/view/58985.htm。 ①《莆田旧县志稿》，1965年编，第8页。 ②《莆田旧县志稿》，1965年编，第8页。 ③《莆田诗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④《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2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4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4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4页。 ⑤乾隆《莆田县志》（人物志）。 ⑥黄国华著：《北京莆田会馆之考略》，（湄洲日报），2004年12月4日。 人组织，具有商会功能。如天津有“兴安会馆”，南京有“莆阳文献会馆”，上海、浙江、宁波、广 ①《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78页。 ②陈光荣：《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