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明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经过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实施禁海政策和勘合贸易制度，兴化对外贸易几乎中断”。⑥朝廷规定所有番货贸易均由官牙经营，民间商人不能从事进出口贸易。但官办“牙行和牙人既是促成市场交易的媒介，又是妨碍市场运作的沙砾”，带来了许多弊端。⑦如一些地方官员利用牙行变乱时价，乘贱居积，坐收厚利，作弊生奸，强邀货物，肆意勒索，私成交易。据《莆田市志》记载：明初，兴化境内“出现官设‘牙行’，‘牙行’设‘牙官’，负责收购外贸货品。豪门巨室间有冒充牙官，采购货品乘巨舶贸易海外者。禁海期间，沿海舶户多冒禁出海，采购货物，行货转贩外洋”，官商勾结，牟取暴利。⑧从明中后期起，海禁松驰，兴化对外贸易开始恢复，进出口产品日渐增多，商船不断增加，海商队伍迅速壮大。
  （一）兴化港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明代实施时开时禁的外贸政策，导致兴化对外贸易曲折发展。“明洪武元年至永乐元年（1368～1403年），境内陈、黄、蔡、许、李、王、林诸氏人丁多有移居海外东南亚各国，以经商或经艺谋生。以后，陆续有人外出打工、经商”。①据《莆田市志》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泉州市舶司设置后，海禁稍微放松，兴化对外贸易开始恢复”，商人多从泉州出港，境内对外贸易渐兴。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泉州市舶司迁徙福州后，境内通海一般贸易多转向北洋诸蕃。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莆田县进士黄乾亨、林元甫依次册封为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副使和占城（今越南南方）使，以兼理官方贸易。隆庆元年（公元年），允许民商出海，准贩东西洋蕃货。兴化商人多浮舟贩运货物，经台州、温州，航至朝鲜、日本、琉球诸国贸易。官办的牙行收购外贸货物，贩运至福州、泉州，进行勘合贸易”。③明成化年间，朝廷放松海禁，兴化对外贸易恢复，如“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二季失收，其秋亡米。是冬。潮人载谷鬻贩，舳舻相踵，民以赖济”，粮食贸易规模甚大。③从明隆庆元年（1567年）起，兴化境内对外贸易开始快速发展，沿海商贸日渐繁荣，秀屿港口商船云集，逾400艘，商业经济繁荣，岁赋不下20万金。进出口商品以粮食、纺织、木材、果品等为主，其中粮食交易最为大宗。涵江和郡城已经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集市。据《莆田市志》记载：“涵江三里长街，商户鳞次栉比。莆田的城厢已有三市一街（南市、乌石市、石幢市和东门外街）”。④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莆田沿海的秀屿、吉了、莆禧、冲沁、平海、涵江和仙游县城等地，均有经营进出口的集市，外国商品充斥市场，琳琅满目。
  明代对外贸易发展促进了兴化港口经济的繁荣，逐渐形成了秀屿港、三江口、莆禧港、东沁港等四大对外贸易港口。而元代繁荣一时的枫亭太平港因太平陂的修建，溪海连接中断，海汊淤积，大船无法靠岸，港口逐渐荒废，原太平港的进出口业务转移到秀屿港，促进了秀屿港的繁荣。
  而随着兴化平原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沿海港汊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元时期繁荣一时的“白湖港、宁海港逐渐荒废，涵江港成为境内的海外通道主要口岸”。⑤明代兴化境内最繁荣的港口是秀屿港。秀屿港地处莆、仙、惠三县交界处，“开港于宋以前。
  6世纪中期，已有海道通商。唐代，为牧马场。宋代，秀屿称猴屿，亦称小屿，筑有石屣300米，与大陆相接。明代称石屿，改石屣为石趾桥，有137个墩，长600米，与陆地相通。后称秀屿，雅称鳌城”。⑥明代海禁开放之后，秀屿港逐渐繁荣起来，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港口小镇，居民达千家以上。王小桂在《秋岩管见斑录》中描述：“举坊市之民，仅百余家；而距城不远之小屿，反有千余家”，书中所指的“小屿”就是秀屿港。⑦《秀屿志略》也记载：“明时秀屿富甲莆阳，拥有四百艘海船，商贾云集，年商利不下二十万两银，人烟三万，居民千余家”。⑧当时民间有句俗语“一日走吉蓼，三天说勿了（不完）”，“吉蓼”即指秀屿，可见明代秀屿港口的繁荣盛况。于是，地方政府加强了对秀屿港口的管理，并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设秀屿巡检司，隶属莆禧千户所。筑有城堡，负责海内外船舶检查”。①明代涵江集镇因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港口经济出现了转移。“宣德五年（1430年）拆端明陡门旧址重建；正统二年（1437年），重修新港陡门；正统六年（1441年）；重修西湖陟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重修太平陂”。②这些陂门修建之后，导致涵江港汊受阻，大船无法进入涵江商埠，港口日趋荒凉，而三江口港却逐渐繁荣起来。由于三江口港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兴化湾与内河交界处，对外连接兴化湾，对内与木兰溪、延寿溪相连，便于境内货物输送，元代时期就已成为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进入明代之后，黄石集镇多次被倭寇洗劫，商业中心转移到涵江，促进了三江口港口经济的繁荣。从明中叶开始，海禁松驰，兴化对外贸易兴起，三江口港“帆樯利重涛声轻”、“乘风远近随所赴”。一艘艘满载兴化桂圆干、荔枝干、原盐、红糖等土特产的“乌槽”，从三江口启航远洋，货物运往全国各地和海外各国，航运业务十分繁忙。特别是“涵江集镇所在地新桥沿岸的内河港口，每逢涨潮，过驳货船鱼贯而入，与三江口港互为吞吐，一片繁忙景象”。由于三江口港“船只进出频繁，明中叶（兴化府）在三江口港设河伯所，以加强管理”。③在三江口港的带动下，江口港也日渐繁荣。江口港位于萩芦溪的入海口，“控福清、莆田沿海结合部，地形险要。北宋时设迎仙镇时，开有迎仙、江口两港。明代，两个港合为江口港。《兴化府志》载：‘早经云，（江口市）面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而居’。明初，朝廷在此设巡检司，建仙寨，置驿铺”，发展成为商业集市。④除了上述港口之外，明代兴化沿海的莆禧、冲沁、平海、吉了等港口也逐渐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史书记载：莆田县冲沁，“在东六十里，......建石为城，下多村落......其民岁贩糖饴稻麦之属，浮温台泉潮，贸易为利”。⑤当时运送粮食的船只大多停靠在冲沁、平海、吉了等港口。据朱淛《天马山房遗稿》记载：“今闻广东高州有谷船到海上，五只泊之平海，一只泊在吉了，三只入涵头”。吉了港（今东吴港），古称鸡了港，鸡了城，正统九年（1444年）扩建成为船舶停泊港，明代海禁开放后，港口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二）通商的国家和进出口商品
  明朝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沿袭宋元时期的市舶司制度，但明代“市舶司的行政职能，作为政府衙门的作用增加了。经营对外贸易的职能逐渐为新兴的牙行所取代。官办牙行设有牙官管理榷政，征收进口税。由于实行‘勘合政策’，政府对与其通贸的国家、港口、次数、物品，甚至舶上随从人数都作了严格规定”。⑥1.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明代兴化对外贸易虽不及宋元时期繁荣，但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却没有减少。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明代，泉州刺桐港衰废，漳州月港取代之而兴。境内商贾多经福州港口及漳州月港转口通商。通商国家和地区有日本、朝鲜、琉球、吕宋、猫里务（菲律宾群岛之一）、下港（今爪哇）、美洛居（今摩洛哥）、苏禄、柬埔寨、暹罗、旧港（古为三佛齐）、苏门答腊、大泥（今马来半岛）”。到了“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允许民商出海，准贩东西洋蕃货。兴化商人多浮舟贩运货物，经台州、温州，航至朝鲜、日本、琉球诸国贸易。官办的牙行收购外贸货物，贩运至福州、泉州。进行勘合贸易”。①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中期兴化府对外通商的国家共有16个。但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制定海禁条规称：行驶东、西洋的商船，岁以88艘为限。其航行地点和船只分配船引（即通航证）以次为”，“即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②兴化商人能够领到出海通行证的甚少，对外贸易出现了萎缩，通商国家和地区大幅减少。
  2.进出口商品。明代兴化进口商品与元代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即进出口商品种类有所增加，但数量减少。除了元代经常进口的珍珠、胡椒、犀角、玳瑁、象牙、槟榔、木棉、葛布、药村、沉香、檀香外，还有“番薯（俗称甘薯）、落花生、烟草、玉蜀黍及宝石、黑胡椒、肉豆寇、香料、香木、番米、绿豆、番茄”等农植物的引进。③特别是经济作物的进口，对于优化兴化农业种植结构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明代兴化境内出口商品与元代时期大同小异，以农产品为主，手工业品为辅，“以土特产为大宗。纺织品有青布、印花布；家用品有草席、纸伞、土烟、土纸、瓷器、铁锅；食用品有荔枝干果、桂圆干果、橄榄、海盐、蔗糖、烟丝、白酒、蜜枣、大米、兴化米粉、粉干、小麦”等。④对外贸易形式仍以易货贸易为主，但也有不少兴化商人在东南亚各国创办商店，自营进出口商品。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⑦任放著：《明清长江中下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208页 ⑧《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0页。 ①《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③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四，（祥异志）。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⑤《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⑦王小桂著：《秋岩管斑录》《奉郡官运亨通先生论筑城书》。 ⑧《鳌城刘氏族谱》（秀屿方略）。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②《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③《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④《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⑤《闽书·捍圉志》。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