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兴化府滨临中国东南沿海，海上走私历史已久。早在唐代就有海上走私贸易活动。宋元时期，朝廷在兴化沿海设立了多个水寨，加强查验走私和打击海盗。据《忠门镇志》记载：“熙宁四年（1071年），设水寨于系蓼澳（今梯吴吉了），称蓼寨，有巡检1人，弓兵125人，以查检过往船工舶，防备海盗”。⑦但在利益驱动下，海上走私屡禁不止。
  明朝海禁所引发的直接后果便是海上走私日趋活跃。沈德符在《野获篇》中曰：“在沿海则台、温、福、兴、泉、漳、潮，在内则福宁、福清、边江、长乐，户习风涛，人熟勾引，百人为舟，方舟为党。冒给般由，开洋谢利，一遇负贩之舶，弱肉强食，杀戮剽掠以为常”。⑧明代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拓展市场，但闭关禁海的政策又人为地阻碍了商品流通，从而引发了海上走私贸易，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
  明朝曾经几度放松海禁，有限制地允许商人开展对外贸易，但这种贸易态度转变的初衷是消极的，表面看是为了发展对外经济交流，而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即在无法控制走私日趋猖獗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如明末朝廷开放海禁的同时，又采取许多限制措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船引”制度（即颁发出海凭证，每船一引），明末福建对外贸易只限漳州月港一处，而漳州月港也只发放88张“船引”，福建海商众多，88艘“船引”显然是不够的，不少海商仍然只能从事海上走私贸易。虽然后来增加到100张、210张，但与福建数十万海商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
  同时，朝廷还人为地控制商人活动范围和贸易商品种类，如对进口商品的品种、贸易地点、出海时间、往返路线等，都作了严格规定，违者一律法办。另外，朝廷还经常增加进出口商品的税赋，以遏制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如不断增加引税、水饷、陆饷和增加饷等，通过加大商人的贸易成本，以限制对外贸易发展。所以，明末的海禁开放，仍然是以控制外贸规模为目的的保守开放，其初衷并不是为了扩大对外贸易，与宋元时期鼓励对外贸易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是境内商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明代兴化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更离不开对外贸易这个载体的支撑。如兴化境内盛产的蔗糖、干果、竹木山货等土特产和葛麻布、丝帛、棉布等纺织品，以及食盐、陶瓷、工艺品等手工业品，销售市场主要在境外，而兴化百姓所需要的大米、食油、香料、药材、纺织品原料和奢侈品等，又需要从境外大量进口。
  所以，海禁是否开放，对外贸易是否健康发展，对兴化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加上沿海百姓历来以海为生，从事对外贸易和渔业生产的居民多达数万之众，明代海禁政策砸毁了这些海商和渔民的饭碗，使众多百姓沦为无业游民，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更加严重的是明代海禁导致兴化境内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价格下降，而进口奢侈品稀缺，价格飚升，形成了较大的利益空间。
  在利益的诱惑下，不少兴化商人铤而走险，加入了海上走私队伍，导致走私贸易日趋猖獗，对外贸易畸形发展。据史书记载：“明代，实行勘合政策下的官方贸易，禁止民间通海贸易。海外贸易为日本商舶所垄断。南日群岛倭商云集，遂成‘澳番船窟’。境内贾民多冒禁出海，引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所以，不少商人加入走私贸易行列，如：“天启四年（1624年）莆人洪陛参加广东海澄人颜思齐为纲首的海外贸易集团，多往日本经商贸易”。①颜思齐是明代东南沿海最大走私集团的头目，不但拥有大型船队，而且拥有武装队伍，长期盘踞台湾岛内，经常与日本商人和海盗勾结，进行海上走私活动，有不少兴化商人投靠颜思齐，参与海上走私贸易。同时，一些兴化商人还自己组建了武装队伍，进行武装走私活动。明代兴化境内流传一句俗语“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买卖有人干”，指的就是走私贸易。据《莆田市志》记载：“明代实行勘合贸易。商贾多冒禁出海，引货转贩，市易诸夷”。②明代长期实施海禁政策，海上走私利润十分丰厚，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有商人、农民、手工业者，也有豪绅、地主、富豪，甚至还有朝廷官吏和海盗等。如“明洪武初年（1368年），沿海军防森严，非法走私活动稍敛。嘉靖（1522～1566年）以后倭寇骚扰作乱，走私活动复发，豪门巨富和府、县官吏多插手偷漏税征走私”。③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实施海禁期间，“莆、仙民间商船的对外贸易却悄然兴起。一时冒禁出海，行货转贩，市易诸夷，外通各洋，以代农贾之利，比比皆是。商民岁贩糖饴稻麦之属，浮运台泉潮，贸易为利，南匿（今南日）遂成‘澳蕃船窟’”。①兴化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长，岛屿众多，实施海禁之后，海外岛屿大多成为走私窝点和倭寇据点。据史书记载：兴化湾和湄洲湾外的南日岛、黄竿岛、湄洲岛等，长期成为海上走私的中转站。邑人林兆坷在《舟山南日说略》中记载：南日孤岛断屿，倭艚樵汲，必泊此岸，古称为贼澳船窟。
  为了打击海上走私，明朝曾经多次进行海防整肃。“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改设兴化卫、平海卫，两卫驻兵11805人，辖领11个千户所，各所驻兵1000人。同时在沿海突出部设迎仙、冲沁、嵌头、青山、吉了、猴屿等6个沿海巡检司，卫、所、司之间形成犄犄角，以57座烟墩台烽火为号，互递信号。同年底，又设南日水寨，置舟船29艘，常驻兵4060人，协调防范兴化、平海、泉州一线海域，兼查缉走私活动”。②并“以平海卫、莆禧千户所及巡检司六处管理进出境贡舶，以河泊所掌握港务及境内船只”。③尽管如此，海上走私活动仍然屡禁不止，长期猖獗。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倭寇祸患期间，海外贸易为日本人所垄断，莆田的南日、湄洲等岛屿倭商云集，成为走私货物的集散地。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兴化商人、豪绅和官员，纷纷造船置货，“以航海通番为生”。特别是“嘉靖末，倭乱横行，武装走私猖獗，对外贸易遭到空前的破坏，消颓不振”。④直至“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海盗褚采驻舶南日岛，总兵郑芝龙率兵剿灭”，各海岛的走私窝点和武装据点才逐渐减少。⑤所以，明代福建沿海的大规模海上走私，不但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而且还给闽商戴上了“亦商亦盗”的帽子。

⑦《忠门镇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⑧沈德符：《野获篇》卷12，（海上市舶司）。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3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5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7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8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0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⑤《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