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朱明政权的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转变过程。朱元璋执政之后，实行朝贡贸易，“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允许携带他方货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③明初，朝廷限制私人对外贸易，洪武三十年（1397年），朝廷颁布的《大明律》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并禁止私人制造二桅以上的大船，违者处斩，海船充公，海禁政策严重影响了兴化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朱元璋执政期间，只准许17个国家和地区在朝廷指定的港口进行朝贡贸易，外国商船来明朝贡的时间、地点和贸易商品种类等，有着严格的限制。明初对外国商船运来的商品仍称为贡品，朝廷指定市舶司收取贡品后，以“国赐”的形式回酬外商所需的物品，实际上也是一种易货贸易。
  同时，实施“勘合”制度，凡外国贡舶入境，必须持有明廷颁发的“勘合”凭证，即现代的签证入境手续，方可进入朝廷指定的港口停泊。但明朝对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贡期，关系较好的琉球王国可两年一贡；关系一般的安南、占城、高丽等国，则三年一贡；而对“奸诈国家的”日本国，则规定十年一贡。尽管明初严厉控制朝贡贸易，却对来贡商船和商人却给予优厚待遇，入境贡品全部免税，并规定沿海各地官吏不准对贡船加以阻挠。④不过明初朝贡贸易规模很小，不能适应明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引发了倭寇祸患和海上走私贸易的严重后果。
  明洪武初年，海禁一度放松，沿海对外贸易日渐扩大。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适应东南沿海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朝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允许福建与琉球王国通商贸易，但不久又闭关禁海。直到永乐初年，朝廷复置浙、闽、粤三个市舶司，对外贸易逐渐活跃。永乐三年（1405年），诸番来华渐多，进行“贡”与“赐”的礼品交换外，剩余的番货可以在会同馆与国内商人进行交换贸易，“谓之互市”。①尽管明初实施海禁政策，但仍然有不少兴化商人越洋经商，据福建莆田城关《林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早在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已到暹罗经商谋生”。②在香港、琉球、占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兴化商人的足迹。
  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广泛外交活动，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增多，主要有东洋、西洋、西亚、非洲东岸等国家和地区。但朝廷严格限制日本商船来明贸易，从而引起日方的强烈不满。于是，一些日本浪人与沿海商人勾结，在海上打劫中国商船，海上摩擦时有发生，倭寇祸患日趋严重。于是，宣德八年（1433年），朝廷昭发更加严厉的海禁令：“私通外夷，贸易番货者，正犯处死刑，家人戍边”。③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成祖永乐八年（1410年）10月，日本船队抵达平海港，卫指挥同知王茂举兵拒绝入境。日本船队退出”。④可见，即使是海禁放松期间，朝廷仍然禁止中国商人与日本通商，这也是诱发倭寇祸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中期，朝廷官员围绕着海关的“开”与“禁”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沈德符在《野获篇》中记载：“福、兴二府主绝‘禁’，漳、泉二府主通‘开’”。⑤朝廷内部在“开与禁”问题上意见不一，明争暗斗，个别官员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导致海禁政策迟迟不能解除，影响了明朝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明朝执政276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禁海。如洪武四年（1371年），“明政府下达‘禁海令’，不久便有所松动，与部分国家实行勘合贸易。（兴化）境内被限定仅通琉球”。⑥以后分别在宣德八年（1433年）、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六年（1626年）、崇贞十年（1639年）四次进行海禁，严重阻碍了明朝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加剧了海上走私贸易的泛滥。直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虽然恢复了宁波、广州两市舶司，但并没有全面开放海禁，直到崇贞十二年（1641）年，才真正允许民间商人开展对外贸易业务，这时离明政权覆灭已经为期不远了。

②《福建商业志》，引自《闽都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7页。 ①《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二）。 ②杨办、叶小敦著：《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20页。 ③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⑤沈德符：《野获篇》卷12，（海上市舶司）。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①《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