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明初，朝廷在大多数时间里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海上走私日渐猖獗，对外贸易畸形发展。据史书记载：明初“朝贡渐衰，至明嘉靖二年（1523年）基本停顿。而私人海上贸易却大规模发展起来，尽管朝廷严加禁止，‘重而充军’，但屡禁不止。《明史》记载：福建到吕宋，‘商贩数万人’”。②明中叶，朝廷一度放松了海禁，但仍持消极态度，有限制的对外贸易不能适应明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引发了倭寇祸患和海上武装集团的大规模走私贸易。明末，虽然朝廷放开海禁，允许民间对外自由贸易，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明朝政权已经日暮途穷，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无法挽救明朝政权覆灭的历史命运。
  一、明朝海禁政策
  朱明政权的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转变过程。朱元璋执政之后，实行朝贡贸易，“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允许携带他方货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③明初，朝廷限制私人对外贸易，洪武三十年（1397年），朝廷颁布的《大明律》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并禁止私人制造二桅以上的大船，违者处斩，海船充公，海禁政策严重影响了兴化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朱元璋执政期间，只准许17个国家和地区在朝廷指定的港口进行朝贡贸易，外国商船来明朝贡的时间、地点和贸易商品种类等，有着严格的限制。明初对外国商船运来的商品仍称为贡品，朝廷指定市舶司收取贡品后，以“国赐”的形式回酬外商所需的物品，实际上也是一种易货贸易。
  同时，实施“勘合”制度，凡外国贡舶入境，必须持有明廷颁发的“勘合”凭证，即现代的签证入境手续，方可进入朝廷指定的港口停泊。但明朝对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贡期，关系较好的琉球王国可两年一贡；关系一般的安南、占城、高丽等国，则三年一贡；而对“奸诈国家的”日本国，则规定十年一贡。尽管明初严厉控制朝贡贸易，却对来贡商船和商人却给予优厚待遇，入境贡品全部免税，并规定沿海各地官吏不准对贡船加以阻挠。④不过明初朝贡贸易规模很小，不能适应明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引发了倭寇祸患和海上走私贸易的严重后果。
  明洪武初年，海禁一度放松，沿海对外贸易日渐扩大。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适应东南沿海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朝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允许福建与琉球王国通商贸易，但不久又闭关禁海。直到永乐初年，朝廷复置浙、闽、粤三个市舶司，对外贸易逐渐活跃。永乐三年（1405年），诸番来华渐多，进行“贡”与“赐”的礼品交换外，剩余的番货可以在会同馆与国内商人进行交换贸易，“谓之互市”。①尽管明初实施海禁政策，但仍然有不少兴化商人越洋经商，据福建莆田城关《林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早在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已到暹罗经商谋生”。②在香港、琉球、占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兴化商人的足迹。
  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广泛外交活动，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增多，主要有东洋、西洋、西亚、非洲东岸等国家和地区。但朝廷严格限制日本商船来明贸易，从而引起日方的强烈不满。于是，一些日本浪人与沿海商人勾结，在海上打劫中国商船，海上摩擦时有发生，倭寇祸患日趋严重。于是，宣德八年（1433年），朝廷昭发更加严厉的海禁令：“私通外夷，贸易番货者，正犯处死刑，家人戍边”。③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成祖永乐八年（1410年）10月，日本船队抵达平海港，卫指挥同知王茂举兵拒绝入境。日本船队退出”。④可见，即使是海禁放松期间，朝廷仍然禁止中国商人与日本通商，这也是诱发倭寇祸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中期，朝廷官员围绕着海关的“开”与“禁”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沈德符在《野获篇》中记载：“福、兴二府主绝‘禁’，漳、泉二府主通‘开’”。⑤朝廷内部在“开与禁”问题上意见不一，明争暗斗，个别官员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导致海禁政策迟迟不能解除，影响了明朝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明朝执政276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禁海。如洪武四年（1371年），“明政府下达‘禁海令’，不久便有所松动，与部分国家实行勘合贸易。（兴化）境内被限定仅通琉球”。⑥以后分别在宣德八年（1433年）、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六年（1626年）、崇贞十年（1639年）四次进行海禁，严重阻碍了明朝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加剧了海上走私贸易的泛滥。直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虽然恢复了宁波、广州两市舶司，但并没有全面开放海禁，直到崇贞十二年（1641）年，才真正允许民间商人开展对外贸易业务，这时离明政权覆灭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沿海走私贸易
  兴化府滨临中国东南沿海，海上走私历史已久。早在唐代就有海上走私贸易活动。宋元时期，朝廷在兴化沿海设立了多个水寨，加强查验走私和打击海盗。据《忠门镇志》记载：“熙宁四年（1071年），设水寨于系蓼澳（今梯吴吉了），称蓼寨，有巡检1人，弓兵125人，以查检过往船工舶，防备海盗”。⑦但在利益驱动下，海上走私屡禁不止。
  明朝海禁所引发的直接后果便是海上走私日趋活跃。沈德符在《野获篇》中曰：“在沿海则台、温、福、兴、泉、漳、潮，在内则福宁、福清、边江、长乐，户习风涛，人熟勾引，百人为舟，方舟为党。冒给般由，开洋谢利，一遇负贩之舶，弱肉强食，杀戮剽掠以为常”。⑧明代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拓展市场，但闭关禁海的政策又人为地阻碍了商品流通，从而引发了海上走私贸易，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
  明朝曾经几度放松海禁，有限制地允许商人开展对外贸易，但这种贸易态度转变的初衷是消极的，表面看是为了发展对外经济交流，而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即在无法控制走私日趋猖獗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如明末朝廷开放海禁的同时，又采取许多限制措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船引”制度（即颁发出海凭证，每船一引），明末福建对外贸易只限漳州月港一处，而漳州月港也只发放88张“船引”，福建海商众多，88艘“船引”显然是不够的，不少海商仍然只能从事海上走私贸易。虽然后来增加到100张、210张，但与福建数十万海商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
  同时，朝廷还人为地控制商人活动范围和贸易商品种类，如对进口商品的品种、贸易地点、出海时间、往返路线等，都作了严格规定，违者一律法办。另外，朝廷还经常增加进出口商品的税赋，以遏制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如不断增加引税、水饷、陆饷和增加饷等，通过加大商人的贸易成本，以限制对外贸易发展。所以，明末的海禁开放，仍然是以控制外贸规模为目的的保守开放，其初衷并不是为了扩大对外贸易，与宋元时期鼓励对外贸易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是境内商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明代兴化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更离不开对外贸易这个载体的支撑。如兴化境内盛产的蔗糖、干果、竹木山货等土特产和葛麻布、丝帛、棉布等纺织品，以及食盐、陶瓷、工艺品等手工业品，销售市场主要在境外，而兴化百姓所需要的大米、食油、香料、药材、纺织品原料和奢侈品等，又需要从境外大量进口。
  所以，海禁是否开放，对外贸易是否健康发展，对兴化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加上沿海百姓历来以海为生，从事对外贸易和渔业生产的居民多达数万之众，明代海禁政策砸毁了这些海商和渔民的饭碗，使众多百姓沦为无业游民，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更加严重的是明代海禁导致兴化境内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价格下降，而进口奢侈品稀缺，价格飚升，形成了较大的利益空间。
  在利益的诱惑下，不少兴化商人铤而走险，加入了海上走私队伍，导致走私贸易日趋猖獗，对外贸易畸形发展。据史书记载：“明代，实行勘合政策下的官方贸易，禁止民间通海贸易。海外贸易为日本商舶所垄断。南日群岛倭商云集，遂成‘澳番船窟’。境内贾民多冒禁出海，引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所以，不少商人加入走私贸易行列，如：“天启四年（1624年）莆人洪陛参加广东海澄人颜思齐为纲首的海外贸易集团，多往日本经商贸易”。①颜思齐是明代东南沿海最大走私集团的头目，不但拥有大型船队，而且拥有武装队伍，长期盘踞台湾岛内，经常与日本商人和海盗勾结，进行海上走私活动，有不少兴化商人投靠颜思齐，参与海上走私贸易。同时，一些兴化商人还自己组建了武装队伍，进行武装走私活动。明代兴化境内流传一句俗语“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买卖有人干”，指的就是走私贸易。据《莆田市志》记载：“明代实行勘合贸易。商贾多冒禁出海，引货转贩，市易诸夷”。②明代长期实施海禁政策，海上走私利润十分丰厚，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有商人、农民、手工业者，也有豪绅、地主、富豪，甚至还有朝廷官吏和海盗等。如“明洪武初年（1368年），沿海军防森严，非法走私活动稍敛。嘉靖（1522～1566年）以后倭寇骚扰作乱，走私活动复发，豪门巨富和府、县官吏多插手偷漏税征走私”。③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实施海禁期间，“莆、仙民间商船的对外贸易却悄然兴起。一时冒禁出海，行货转贩，市易诸夷，外通各洋，以代农贾之利，比比皆是。商民岁贩糖饴稻麦之属，浮运台泉潮，贸易为利，南匿（今南日）遂成‘澳蕃船窟’”。①兴化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长，岛屿众多，实施海禁之后，海外岛屿大多成为走私窝点和倭寇据点。据史书记载：兴化湾和湄洲湾外的南日岛、黄竿岛、湄洲岛等，长期成为海上走私的中转站。邑人林兆坷在《舟山南日说略》中记载：南日孤岛断屿，倭艚樵汲，必泊此岸，古称为贼澳船窟。
  为了打击海上走私，明朝曾经多次进行海防整肃。“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改设兴化卫、平海卫，两卫驻兵11805人，辖领11个千户所，各所驻兵1000人。同时在沿海突出部设迎仙、冲沁、嵌头、青山、吉了、猴屿等6个沿海巡检司，卫、所、司之间形成犄犄角，以57座烟墩台烽火为号，互递信号。同年底，又设南日水寨，置舟船29艘，常驻兵4060人，协调防范兴化、平海、泉州一线海域，兼查缉走私活动”。②并“以平海卫、莆禧千户所及巡检司六处管理进出境贡舶，以河泊所掌握港务及境内船只”。③尽管如此，海上走私活动仍然屡禁不止，长期猖獗。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倭寇祸患期间，海外贸易为日本人所垄断，莆田的南日、湄洲等岛屿倭商云集，成为走私货物的集散地。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兴化商人、豪绅和官员，纷纷造船置货，“以航海通番为生”。特别是“嘉靖末，倭乱横行，武装走私猖獗，对外贸易遭到空前的破坏，消颓不振”。④直至“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海盗褚采驻舶南日岛，总兵郑芝龙率兵剿灭”，各海岛的走私窝点和武装据点才逐渐减少。⑤所以，明代福建沿海的大规模海上走私，不但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而且还给闽商戴上了“亦商亦盗”的帽子。
  三、兴化对外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明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经过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实施禁海政策和勘合贸易制度，兴化对外贸易几乎中断”。⑥朝廷规定所有番货贸易均由官牙经营，民间商人不能从事进出口贸易。但官办“牙行和牙人既是促成市场交易的媒介，又是妨碍市场运作的沙砾”，带来了许多弊端。⑦如一些地方官员利用牙行变乱时价，乘贱居积，坐收厚利，作弊生奸，强邀货物，肆意勒索，私成交易。据《莆田市志》记载：明初，兴化境内“出现官设‘牙行’，‘牙行’设‘牙官’，负责收购外贸货品。豪门巨室间有冒充牙官，采购货品乘巨舶贸易海外者。禁海期间，沿海舶户多冒禁出海，采购货物，行货转贩外洋”，官商勾结，牟取暴利。⑧从明中后期起，海禁松驰，兴化对外贸易开始恢复，进出口产品日渐增多，商船不断增加，海商队伍迅速壮大。
  （一）兴化港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明代实施时开时禁的外贸政策，导致兴化对外贸易曲折发展。“明洪武元年至永乐元年（1368～1403年），境内陈、黄、蔡、许、李、王、林诸氏人丁多有移居海外东南亚各国，以经商或经艺谋生。以后，陆续有人外出打工、经商”。①据《莆田市志》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泉州市舶司设置后，海禁稍微放松，兴化对外贸易开始恢复”，商人多从泉州出港，境内对外贸易渐兴。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泉州市舶司迁徙福州后，境内通海一般贸易多转向北洋诸蕃。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莆田县进士黄乾亨、林元甫依次册封为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副使和占城（今越南南方）使，以兼理官方贸易。隆庆元年（公元年），允许民商出海，准贩东西洋蕃货。兴化商人多浮舟贩运货物，经台州、温州，航至朝鲜、日本、琉球诸国贸易。官办的牙行收购外贸货物，贩运至福州、泉州，进行勘合贸易”。③明成化年间，朝廷放松海禁，兴化对外贸易恢复，如“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二季失收，其秋亡米。是冬。潮人载谷鬻贩，舳舻相踵，民以赖济”，粮食贸易规模甚大。③从明隆庆元年（1567年）起，兴化境内对外贸易开始快速发展，沿海商贸日渐繁荣，秀屿港口商船云集，逾400艘，商业经济繁荣，岁赋不下20万金。进出口商品以粮食、纺织、木材、果品等为主，其中粮食交易最为大宗。涵江和郡城已经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集市。据《莆田市志》记载：“涵江三里长街，商户鳞次栉比。莆田的城厢已有三市一街（南市、乌石市、石幢市和东门外街）”。④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莆田沿海的秀屿、吉了、莆禧、冲沁、平海、涵江和仙游县城等地，均有经营进出口的集市，外国商品充斥市场，琳琅满目。
  明代对外贸易发展促进了兴化港口经济的繁荣，逐渐形成了秀屿港、三江口、莆禧港、东沁港等四大对外贸易港口。而元代繁荣一时的枫亭太平港因太平陂的修建，溪海连接中断，海汊淤积，大船无法靠岸，港口逐渐荒废，原太平港的进出口业务转移到秀屿港，促进了秀屿港的繁荣。
  而随着兴化平原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沿海港汊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元时期繁荣一时的“白湖港、宁海港逐渐荒废，涵江港成为境内的海外通道主要口岸”。⑤明代兴化境内最繁荣的港口是秀屿港。秀屿港地处莆、仙、惠三县交界处，“开港于宋以前。
  6世纪中期，已有海道通商。唐代，为牧马场。宋代，秀屿称猴屿，亦称小屿，筑有石屣300米，与大陆相接。明代称石屿，改石屣为石趾桥，有137个墩，长600米，与陆地相通。后称秀屿，雅称鳌城”。⑥明代海禁开放之后，秀屿港逐渐繁荣起来，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港口小镇，居民达千家以上。王小桂在《秋岩管见斑录》中描述：“举坊市之民，仅百余家；而距城不远之小屿，反有千余家”，书中所指的“小屿”就是秀屿港。⑦《秀屿志略》也记载：“明时秀屿富甲莆阳，拥有四百艘海船，商贾云集，年商利不下二十万两银，人烟三万，居民千余家”。⑧当时民间有句俗语“一日走吉蓼，三天说勿了（不完）”，“吉蓼”即指秀屿，可见明代秀屿港口的繁荣盛况。于是，地方政府加强了对秀屿港口的管理，并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设秀屿巡检司，隶属莆禧千户所。筑有城堡，负责海内外船舶检查”。①明代涵江集镇因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港口经济出现了转移。“宣德五年（1430年）拆端明陡门旧址重建；正统二年（1437年），重修新港陡门；正统六年（1441年）；重修西湖陟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重修太平陂”。②这些陂门修建之后，导致涵江港汊受阻，大船无法进入涵江商埠，港口日趋荒凉，而三江口港却逐渐繁荣起来。由于三江口港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兴化湾与内河交界处，对外连接兴化湾，对内与木兰溪、延寿溪相连，便于境内货物输送，元代时期就已成为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进入明代之后，黄石集镇多次被倭寇洗劫，商业中心转移到涵江，促进了三江口港口经济的繁荣。从明中叶开始，海禁松驰，兴化对外贸易兴起，三江口港“帆樯利重涛声轻”、“乘风远近随所赴”。一艘艘满载兴化桂圆干、荔枝干、原盐、红糖等土特产的“乌槽”，从三江口启航远洋，货物运往全国各地和海外各国，航运业务十分繁忙。特别是“涵江集镇所在地新桥沿岸的内河港口，每逢涨潮，过驳货船鱼贯而入，与三江口港互为吞吐，一片繁忙景象”。由于三江口港“船只进出频繁，明中叶（兴化府）在三江口港设河伯所，以加强管理”。③在三江口港的带动下，江口港也日渐繁荣。江口港位于萩芦溪的入海口，“控福清、莆田沿海结合部，地形险要。北宋时设迎仙镇时，开有迎仙、江口两港。明代，两个港合为江口港。《兴化府志》载：‘早经云，（江口市）面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而居’。明初，朝廷在此设巡检司，建仙寨，置驿铺”，发展成为商业集市。④除了上述港口之外，明代兴化沿海的莆禧、冲沁、平海、吉了等港口也逐渐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史书记载：莆田县冲沁，“在东六十里，......建石为城，下多村落......其民岁贩糖饴稻麦之属，浮温台泉潮，贸易为利”。⑤当时运送粮食的船只大多停靠在冲沁、平海、吉了等港口。据朱淛《天马山房遗稿》记载：“今闻广东高州有谷船到海上，五只泊之平海，一只泊在吉了，三只入涵头”。吉了港（今东吴港），古称鸡了港，鸡了城，正统九年（1444年）扩建成为船舶停泊港，明代海禁开放后，港口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二）通商的国家和进出口商品
  明朝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沿袭宋元时期的市舶司制度，但明代“市舶司的行政职能，作为政府衙门的作用增加了。经营对外贸易的职能逐渐为新兴的牙行所取代。官办牙行设有牙官管理榷政，征收进口税。由于实行‘勘合政策’，政府对与其通贸的国家、港口、次数、物品，甚至舶上随从人数都作了严格规定”。⑥1.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明代兴化对外贸易虽不及宋元时期繁荣，但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却没有减少。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明代，泉州刺桐港衰废，漳州月港取代之而兴。境内商贾多经福州港口及漳州月港转口通商。通商国家和地区有日本、朝鲜、琉球、吕宋、猫里务（菲律宾群岛之一）、下港（今爪哇）、美洛居（今摩洛哥）、苏禄、柬埔寨、暹罗、旧港（古为三佛齐）、苏门答腊、大泥（今马来半岛）”。到了“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允许民商出海，准贩东西洋蕃货。兴化商人多浮舟贩运货物，经台州、温州，航至朝鲜、日本、琉球诸国贸易。官办的牙行收购外贸货物，贩运至福州、泉州。进行勘合贸易”。①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中期兴化府对外通商的国家共有16个。但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制定海禁条规称：行驶东、西洋的商船，岁以88艘为限。其航行地点和船只分配船引（即通航证）以次为”，“即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②兴化商人能够领到出海通行证的甚少，对外贸易出现了萎缩，通商国家和地区大幅减少。
  2.进出口商品。明代兴化进口商品与元代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即进出口商品种类有所增加，但数量减少。除了元代经常进口的珍珠、胡椒、犀角、玳瑁、象牙、槟榔、木棉、葛布、药村、沉香、檀香外，还有“番薯（俗称甘薯）、落花生、烟草、玉蜀黍及宝石、黑胡椒、肉豆寇、香料、香木、番米、绿豆、番茄”等农植物的引进。③特别是经济作物的进口，对于优化兴化农业种植结构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明代兴化境内出口商品与元代时期大同小异，以农产品为主，手工业品为辅，“以土特产为大宗。纺织品有青布、印花布；家用品有草席、纸伞、土烟、土纸、瓷器、铁锅；食用品有荔枝干果、桂圆干果、橄榄、海盐、蔗糖、烟丝、白酒、蜜枣、大米、兴化米粉、粉干、小麦”等。④对外贸易形式仍以易货贸易为主，但也有不少兴化商人在东南亚各国创办商店，自营进出口商品。

②《福建商业志》，引自《闽都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7页。 ①《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二）。 ②杨办、叶小敦著：《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20页。 ③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⑤沈德符：《野获篇》卷12，（海上市舶司）。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⑦《忠门镇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⑧沈德符：《野获篇》卷12，（海上市舶司）。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3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5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7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8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0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⑤《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⑦任放著：《明清长江中下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208页 ⑧《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0页。 ①《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③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四，（祥异志）。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⑤《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⑦王小桂著：《秋岩管斑录》《奉郡官运亨通先生论筑城书》。 ⑧《鳌城刘氏族谱》（秀屿方略）。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②《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③《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④《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⑤《闽书·捍圉志》。 ⑥《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