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明初，朱元璋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兴化城乡市场需求有限，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到了永乐年间，兴化经济逐渐走出困境，农村经济开始发展，富余农产品陆续流入市场，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农村墟集的发展。但好景不长，沿海倭寇祸患期间，兴化商业重镇大多被倭兵洗劫一空，大多数商人被敲诈勒索，纷纷背井离乡，刚刚恢复的兴化商业经济又出现了大幅衰退。直到明万历年间，社会相对稳定之后，兴化商贸才逐渐恢复。但由于兴化境内人多地少，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农民不得不亦农亦商，农忙务农、农闲经商。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百姓“其治为生，近海鱼盐，近山稼穑，下里少田则事商贾；终岁勤勤，不敢休息”，这也是明代兴化商帮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①到了明中后期，随着兴化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境内商品交流日渐活跃，商人活动日益频繁，兴化商贸逐渐繁荣起来。其表现不仅是市场需求的日益扩大和交易品种的不断增多，而更重要的是商业经济结构开始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等方向发展，具有了某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经营模式。
  明代兴化商业恢复首先应归功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倭寇祸患对兴化农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明代兴化引进了不少农作物新品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促进了农业种植结构的优化，农村经济已经不是单一的传统粮食种植模式，而出现了多样化的种植结构。有些农民专门种植水稻、小麦等主粮，有些农民却以甘蔗、晒烟和水果等经济作物为主，也有的农民则从事养殖业、水产业等。还有的农民则从种养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手工业品生产，甚至有不少农民脱离了农业，逐渐演变为商人。出现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作物的“厚利吸引农民竞种经济作物，兴、泉、漳之民，有的挤掉粮田，无地的也纷纷向地旷人稀的内地谋生”，从而出现了“处处园栽培，家家煮蔗糖”和“烟草之植，耗地六七”以及“蔗粮争地”、“烟粮争地”等现象。②同时，就农产品生产而言，已经不是唐宋时期单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而更多是为赢利而生产的商品经济。如明代兴化百姓大量种植荔枝、龙眼、甘蔗、晒烟等经济作物，其目的是为了赢利。据《莆田市志》记载：“明代后期，兴化民间就有手工制作烟丝在集市上销售。省内外许多重镇，都有仙游人开设的烟铺、烟行。仙游城关‘隆兴号’烟行经营的荔枝牌烟丝，精工细作，畅销江浙一带，颇负盛名”。③不少的农民专门从事甘蔗种植，榨糖后销售到外地，出现了专业化种植和商品化生产的经营模式，传统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加速了农民队伍的分化与劳动力的转移，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明代兴化境内手工业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有较大的提高。明代兴化手工业经济开始向专业化生产发展，原料供应、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日渐分离，且与市场联系越来越密切，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手工业品原料生产与销售日益商品化。明代兴化纺织品原料来源与元代不同，主要是从市场上购买，织成布料之后拿到市场上销售，实现价值后又购回原料进行再生产，即购买——生产——销售......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具备了资本主义小作坊的生产性质。
  其次，家庭副业已经转变为商品生产。手工业者生产的纺织品、陶瓷、食盐、纸张、染料、油料、农具、家具等，如不进入市场销售就无法实现其价值，生产目的在于出售，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特别是“经营纺织品的商家，已具备批零栈贩等多种经营形式”。④再次，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明代兴化境内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业大户越来越多，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家庭作坊日渐增加。而随着手工业品商品化和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家庭作坊开始向手工场转变，逐渐从自产自销的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化生产。
  第四，手工业者队伍不断扩大。明代，徭役制度改革之后，手工业者获得了人身自由，生产积极性提高，客观上也促进了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据《兴化府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89年），兴化军在册“匠户一千二百八十一，灶户二千六百单六......医户一十一，窑户一十”，民间还有不少的自由匠户。①到了明末，兴化境内形成了一支人员众多的手工业者队伍。
  但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商品经济的进程不同，明代兴化府三个县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距。莆田县因遭受倭寇祸患最为严重，商业经济恢复艰难，直到明中期才得到恢复与发展。仙游县因人口锐减，赋税繁重，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直到明中后期才逐渐繁荣。而兴化县在元末兵乱中遭受重创，再也无力回天，进入明代之后出现了经济崩溃。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明代兴化府的商贸发展概况，本节将明代莆、仙、兴三县的商贸发展与衰退情况，分别进行叙述。
  （一）莆田县商贸恢复与发展
  宋元时期，莆田县境内商贸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黄石、涵江、梧塘、秀屿、江口、华亭和郡城周边都形成了商业集市，客商云集，货物丰富，流通顺畅。进入明代之后，虽然商业课税较轻，但朝廷实施重农轻商政策，或多或少对莆田县商贸发展有些负面影响。
  倭寇祸患期间，莆田沿海商业重镇屡遭倭兵洗劫，商人大多被倭寇绑架勒索，导致莆田县商贸长期停滞不前。据《莆田县志稿》记载：倭寇占据兴化府城60天中，城内商人“尽被探悉，绑到一座大寺中（梅峰寺），指名勒赎，按其家中情况各令其付出定额的金银绸缎”，抗拒不缴，一律撕票。②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多次进犯兴化府，烧杀掳掠，黄石集市遭受毁灭性摧残。而涵江商业集市刚刚恢复，倭寇魔爪就伸了过去，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千余人倭寇在涵江烧杀抢掠，涵江集市被洗劫一空，众多商人被绑架勒索。还有莆田的平海、莆禧、宁海、黄石等沿海集镇，无一幸免，多次遭倭冠洗劫，导致莆田商贸停滞不前。在长达150多年的倭寇祸患期间，兴化商贾经常遭绑架、勒索，商人们天天提心吊胆，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深怕招来杀身之祸。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和商业环境，阻碍了莆田县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直到永乐年间，在农业发展和手工业市场需求日渐扩大的带动下，莆田县商贸才开始恢复。
  莆田县商贸再度繁荣是在明万历年间。倭寇祸患结束之后，商人陆续返回家乡，郡城、涵江等集市日渐恢复，据《福建商业志》记载：“莆田的商业中心，原在黄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后，由于倭寇袭扰，黄石遭到破坏，商业中心乃移至涵江。涵江濒临兴化湾的三江口港，位于内河木兰溪的下游，又是福厦公路（明清时代是福泉省道）必经要道。其海运，向北可达大连、烟台、青岛、上海、宁波等地，向南可达泉州、厦门、汕头、广州等地；内河，沿木兰溪可直达仙游县城；公路上通福州，南通泉、厦，是莆田市境内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遂成为莆、仙、惠安北部和福清、永泰部分地方的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和商业中心”。③到明中后期，“涵江商贸进入鼎盛，商贾挑夫云集。且仕途典盛，郡人入都或赴任，多由涵江经过，带动酒肆、菜馆兴盛”。明末，涵江商贸非常繁荣，“涵头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为莆闹市”。①在涵江商贸繁荣的带动下，城里的商业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据《莆田市志》记载：“仅莆田城厢就有3市（乌石山市、南市、石幢市）1街（东门外街）”，郡城周边还有“石幢市”（即北市）、“东门外市”、“白湖市”、“南市”等，“集贸商品繁多，有豆饼、果品、山货、土纸、土烟、蔗糖、青靛、茶叶、肉、禽蛋、迷信品、木材、竹编、蔬菜、牲畜、饲料、杂货乃至柴草等。许多集贸活动已是每日进行，在上午10～12点最为热闹，下午散集，有‘老鹰市’之称”，特别是正德年间，海禁放松，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带动了莆田县城乡商贸的繁荣，境内形成了十大商业行业，即“土苎、麻、棉细布业、饮食、糕饼业、盐子店、渔牙行栈、中医药铺、三土业（土烟、土纸、土制糖），南北京果、山货、铸造、陶瓷业、杉木业”。②到了明后期，莆田商贸再度繁荣，“黄石、涵江、江口、梧塘、西天尾、华亭、庄边、笏石、北高等均形成商业零售网点”。③处于驿道要冲的西天尾，成了南来北往干鲜果品和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客商云集，“十日一墟，三日一集”，商业非常兴盛。还有三江口集市，依托三江口港的对外贸易，“与梧塘、新县、白沙、大洋大路口、庄边尚书桥、萩芦九坎店等墟集一样，或日中列肆，或数日一墟，经久不衰”。④同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莆田沿海港口经济逐渐繁荣。据史书记载：吉了寨，“人烟万三，居民约千家，皆以渔为业”。秀屿港，“商船巨舟”，头尾相连，自秀屿至前运、东沁一带，帆船连接长达3000米，形成了商业集镇。⑤
  （二）仙游县商贸曲折发展
  明代，仙游商贸发展出现了一波三折。元末，仙游县受战乱和亦思法杭兵乱影响相对较小，商业持续发展。明初，仙游人丁兴旺，商贸繁荣，“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⑥明代，仙游盛产蔗糖、荔枝、龙眼、纸、靛、木竹山货等农产品，并大多销往省内各地和江浙一带，但在倭寇祸患期间，朝廷实行海禁政策，阻断了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导致仙游商贸一度萧条。于是，商人们纷纷外出谋生，境内市场迅速萎缩。据《仙游县志》记载：宣德七年（1432年），仙游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因无力承担田赋和商业课税，纷纷逃亡，人口锐减。知县发榜招民回乡，供给牛具、种子，并承诺三年免收赋税。尽管如此，仙游农村经济仍然恢复缓慢，城市商业举步维艰，商人队伍大幅减少。
  从明代中叶开始，随着社会的稳定，农村经济的发展，仙游商贸开始逐渐恢复。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减赋免税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仙游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商业的复苏；另一方面，从嘉靖年间起，海禁松弛，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销售渠道开始通畅，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推动了仙游商贸的发展。据《仙游县志》记载，“明朝中叶，集市已由约期而集，发展成日常交易，上午贸易，下午散墟，俗称‘老鹰市’”，商品交易日渐繁荣。⑦明嘉靖之前，海禁严厉，导致太平港荒废，农产品运销通道出现了变化，枫亭商贸中心地位逐渐丧失。仙游的龙眼、荔枝、蔗糖等农产品，在宋元时期主要通过海运销往江浙一带，海禁之后，农产品转向陆路出境。据《闽中疏》记载：“......福兴之荔枝、漳泉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①由于物流通道的改变，导致仙游商贸中心出现了转移。
  据史书记载：“宋代，仙游捣蔗煮糖已列为货殖之利。枫亭为食糖交易的重要市场，并运销淮浙等地。明、清时期，蔗糖生产区移向东、西乡平原，食糖的集散地逐渐移向县城。县城取代枫亭，成为境内最大的食糖交易地”。②原太平港的鱼货海鲜集市逐渐转移到县城，仙游城关发展成为境内最大的海鲜市场。
  明中后期，海禁放松，枫亭太平港又逐渐繁荣起来。据《兴化府志》记载：“太平港，在县东南五十里枫亭市之北。海潮至此，受枫亭溪、沙溪二水，并人于海。而吉了、莆禧、平海商贩船只，皆集于此”。③明万历年间，户部尚书在枫亭陈迁家作客，看到枫亭的繁荣景象，赋诗一首：“枫溪城市赛仙游，连宇居民敢碧流；云复荔荫学驿道，潮随月色幌鱼舟”。④从诗中也可以看到明末枫亭的繁荣景象。
  到了明后期，仙游境内商贸全面繁荣。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县城三里长街，西出仰照门，商店鳞次栉比，连接起龙星、永正、安怀、台斗、茅亭、泗州尾街市”，“仙游鲤城有街市8条（东街市、西街市、田岑街市、半路街市、太平街市、茅亭街市、鱼牙街市等）、集贸市场6个（东门市、西门市、台斗岑市、大坂口及新店市等）”，商贸十分繁荣。⑤同时，仙游农村墟市也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据史书记载：“枫亭市、沙溪市、石马市、坝下市、俞潭市已成了龙眼、桂圆、荔枝、蜜枣果品交易的主要市场”，商贸繁荣。特别是“明末清初，仙游作为闽中物资交流商业贸易的中心，吸引了四方商贾定居设店经商，境内赖店、梧店、义店、古店、新店、溪仔店、田头店等约期而集的小墟，逐渐聚店成村而成名至今”，发展成为仙游商业集镇。⑥
  （三）兴化县经济衰退与行政建制撤销
  兴化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邑民林居裔率众造反，战乱平息后，宋“太宗按舆图，以其地险难治，欲以德化之，改名‘兴化县’”，并建太平军领之。⑦据史书记载：兴化建县时“山川清秀，林木蔚荟，民居稠密，地气精灵，而百族殷殷饶厚，故家诗书而户礼乐，虽或僻在万山之中，而人文之盛，於兹独最”，“受廛工贾，辟野膏泽”。⑧许多工商士人纷纷迁徙入境，其时朝廷公卿之多、豪姓望族之巨、庶民生齿之繁、田地物产之饶，仅次于莆、仙两县。但随着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地处偏僻的兴化县，经济却日渐萧条。
  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县令因为县境靠山，土地狭窄，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建议“把兴化县迁到广业湘溪”（今涵江新县镇）。⑨但湘溪也是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盗贼土匪众多，战乱频繁，人口大量流失，经济继续衰退。到了明正统年间，兴化县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兴化县历经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遭受了改朝换代的兵变之灾与土匪祸乱，加上兴化县长期没有修筑城池，居民居住分散，不能有效地进行抵抗，每次战乱兴化县百姓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宋初林居裔率领农民起义，元代林守武发动的百姓起义，都使兴化民众生活不得安宁。同时，兴化县周边地区的强盗、匪寇和农民起义军，也经常袭拢兴化县，如“汀洲寇”、“永福盗”等多次洗劫了兴化县城。据《八闽通志》载：“参政安童在兴化县龙纪寿起兵”，“胡兴祖、上官惟大又领兵穷追伯顺至兴化县，郡人遭其惨酷，无一方免者”。还有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三月，柳伯顺由永福潜兵陷兴化县，杀官吏，驱县民迫郡城”。随后，“伯顺复驱兴化县民兵来攻（郡城），......遂大败，僵尸又以千计”。①特别是元末赛甫丁与阿迷里丁割据泉州期间，为了打开闽南通往福州的战略通道，多次举兵攻打兴化县，兴化百姓深受战乱之苦，尸首枕籍，倍受蹂躏。所以，无论是宋代，还是元朝，兴化县百姓都屡遭杀戮，频受洗劫，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许多百姓背井离乡、流亡外地，不少商人举家出逃、迁徒客乡。兴化县境内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荒凉景象，经济出现了崩溃。
  进入明朝之后，兴化县经济一蹶不振，赋税无法完成，财政不堪重负，多次裁减官员，仍然无法维持县政的正常运行。正统十三年（1448年），贡士萧敏（兴化人）向朝廷奏曰：“......天意困此一方民，总总黎庶，非罹虎狼之苦，则厄瘴疠之灾；非受饥寒之中，则遭盗贼之害；非速死亡之祸，则忧疾病之侵。若夫附邑，赤子遘凶尤甚，行者委尸於道路，居者聚骸於室内；富者棺柩暴露於风霜，贫者骨肉沉浮於川水；入其境则哀哭之声村村而在，登其堂则嗟吟之状人人皆然。
  於是豪大之族徙家而去千里之外，而所遗一二乡民，救死犹恐不赡，安能当公门之赋役而与国家同休戚哉！......”请求朝廷裁革兴化县。②由于兴化县境内野兽噬人，瘟疫虐人，人口锐减，田赋无法完缴，连豪门大族都难以维持，何况穷人乎！鉴于此，朝廷终于颁发《圣旨勒》，“着该府守官，查得兴化县百姓果有此情否，如是的实，即将裁革。其民也，近莆田者附莆，近仙游者附仙游；仍将轻赋省役，一如萧敏之议”。③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兴化府根据朝廷昭令撤销兴化县，存史467年的兴化县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尽管明初兴化府各县经济恢复十分艰难，但从总体上讲还是在曲折中发展。进入明中期之后，由于社会稳定，政策宽松，在农业、手工业和渔盐业不断发展的带动下，兴化商贸逐渐繁荣起来。
  尤其是明中后期，海禁开放，促进了沿海港口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兴化商贸的繁荣与发展。
  据史书记载：当时方圆一平方公里的礼泉半岛（秀屿港）商货进出“岁收入不下二十万金”。“仙游县有6个集贸市场和20个乡村集市，城关有山货、食糖、海产、柴草、竹木、青果专类市场。
  ......莆田县有集贸市场5个，涵江市场成为福建三大商业重镇之一”。④到了明末，兴化境内商业行业不断增多，有“制糖、晒盐、酿酒、纺织、蜂蜜、瓷瓦、木材、造纸、蓝靛、屠沽、印染、木器、竹器、铁器、制扇、漆器、雕刻、航运、制蜡、米粉等近20多类行业”。⑤商品流通顺畅，商贸日渐繁荣，商业课税倍增。明弘治年间，兴化府设立税司，下辖四个税课局，每年“共办商税钞、门摊钞、窑冶钞、酒醋钞、契本工墨钞、房地凭钞、茶引由钞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七锭四贯二百六十八文”，是兴化府历史上交纳课税最多的时期之一。①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②《莆田县志稿》，1995年编写，第13页。 ③《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2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3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1页。 ④《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⑤王小桂：《秒岩管斑录》《奉郡守先生论筑城书》。 ⑥《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⑦《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①《福建商业志》引自《闽都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④《仙游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18页。 ⑤《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⑥《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⑦（明）周华：《游洋志》序，卷之三。 ⑧（明）周华：《游洋志》卷之八，载（裁革兴化县本）萧敏。 ⑨（明）周华：《游洋志》卷之一，（沿革）。 ①（明）黄仲昭修篡：《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1458页。 ②（明）周华：《游洋志》卷之八，载《裁革兴化县本》萧敏。 ③（明）周华：《游洋志》卷之八，载《裁革兴化县本》萧敏。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3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