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朱元璋执政之后，汲取元代苛政重赋激起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宣布废除苛捐杂税，除了窑冶、地租、门摊等税赋外，其他额外之课全部取消，实施商税从简、从轻政策，货物交易三十而税一，农具、书籍及其他不在市上出售的货物均不课税。同时，朝廷还规定一切客商货物投税之后，听任发卖，自由交易。朱明政权的低商税政策，对明初的商业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昭“令天下府州县各镇市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货物投税之后，听从发卖；敢有假冒官牙、私牙者，许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口外；若系官牙，其全家迁徙”。①官牙制度的废除，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商贸流通的壁垒，促进了商贸的发展。
  从明永乐年间起，朝廷规定：“凡军民之家、嫁娶丧祭、时节追送礼物。染练自织布帛，及买已税之物；或船只车辆，运自己物资并农用之品；各处小民挑担蔬菜；各处溪河，小民货卖杂鱼；民间家园池塘，采用杂果。非兴贩者；及民间常用杂物、铜锡器物、日用食物，俱免税”。②这一优惠政策，为兴化境内商贸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但明朝执政地位巩固之后，又对商人和商业进行严格限制。如严厉打击商人的奢侈之风，限制商人穿着绸缎，控制商人队伍发展，防止农民弃农经商等。原废除的牙行又重新设立，且变本加厉，各州、府、县均设立“官牙”。朝廷通过“官牙”控制紧缺物资，对食盐、茶叶、铜钱、铁器和进口商品实行商榷制度，还制定了严厉的商贸政策和处罚措施，如“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一并凌迟处死”，商人和商贸活动受到诸多限制。③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还采取“迁徙豪富”措施，实施“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政策，即勒令各地商贾富户离开本土，统一迁徙京城居住，以便控制，逃回原籍或躲避他乡者，正犯发口外充军。④据史书记载：莆籍进士宋雍，于永乐六年（1406年），“年方十六，代父北迁，其后宣德阳八年考取进士”。⑤明初的抑商政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商人的经营活动，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从明中叶起，朝廷开始转变商业政策。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了“开中法”的变革主张，“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史称“叶淇变法”。⑥“开中法”未实施前，朝廷要求商人将粮食运到边疆，向官府换取凭条后，到指定的地点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贩卖。“叶淇变法”后，商人可直接向朝廷交钱，然后凭朝廷发放的凭证换取食盐进行贩卖。这一变法虽然是为了解决边疆的军储问题，却无意之中拉开了明代商业政策转变的历史序幕。叶淇将开中法（纳粮开中）变为折色法（直接用白银换盐引），首先使徽商挟其在两淮的优势发挥出来。此后，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农商皆本”的主张，从而推动了明代商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此后，朝廷逐渐废除抑商政策，鼓励商业经济发展，迎来了明代商业繁荣的新春天。

①《明会典》卷卷35（课程四·商税）。 ②何孟春：《余冬录》卷10（政治）。 ③《明史》卷327，（御史李时成传）。 ④《明会典》卷19，（户口·富户）。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页。 ⑥《明史》卷六七，（舆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