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手工业是封建社会中仅次于农业的重要产业，在兴化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元时期，手工业者缺乏人身自由，承担了繁重的官府徭役，徭役制度束缚了兴化手工业者的自由发展。朱元璋执政之后，对徭役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纳银代徭”方式，使手工业者获得了人身自由。据《莆田市志》记载：“明代，境内有匠役、‘铺行之役’、‘里甲之役’和‘驿传’等四差。
  工匠一概纳银代役。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莆田县924名匠班共纳额银340.2两，闰月加31两多。坐贾铺户除纳商税、门摊钞外；还要服‘铺行之役’，里甲民户成丁（16～59岁）从役，称‘里甲之役’。正德（1506～1521年）时，莆田县办夫役银1264两，用力夫役827名；仙游县为银577两、夫役123名”。③纳银代徭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手工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加速了兴化手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
  一、纺织业生产日益商品化
  纺织业是明代兴化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作业，布为大，黑白糖次之”。④明代兴化百姓“纺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①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明代兴化纺织品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值，具备了商品化生产的性质。同时，无论是纺织品生产规模，还是从业人员，明代都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四郊无不耕之土，而机杼之声不绝”的繁荣景象。②明代，兴化纺织业与宋元相比呈现出六大特点：一是纺织技术有了较大进步。明代引进了江浙一带的先进纺织技术，棉籽“用输车绞出之”，棉絮“以竹弓弹碎”，织布用“改机”（即原来两层纱，明代改进为四层纱，故称“改机”）。兴化百姓能够生产绫、绸、丝、缎等高档纺织品，黄石集镇已发展成为纺织业的生产基地和纺织品集散地。据《兴化府志》记载：“黄石机户织绫，有串四、五不同；串四稀而薄，串五厚而密，用丝也有多寡”。“黄石机户纯用丝为之，诸色皆有”，“其布均匀疏朗，他方人乍见爱之。其或以丝为经、以绵纱为纬而织者名白兼丝，与宋制异”。③可见，明代兴化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关键在于纺织技术的提高和纺织品市场的形成。
  二是纺织材料生产日益商品化。早在宋代时期，兴化境内就开始大量种植木棉，但传统的“木本木棉”产量低，质量差，“然终非其地之所宜也”。到了元代，境内木棉种植日趋减少。明初，朝廷为了推动纺织业发展，在南方推广一年熟的“草本棉花”。至明宪宗、成化年间，兴化境内棉花“其种乃遍布天下”。但嘉庆年间，江浙一带棉花丰产，纱线价格大跌，冲击了兴化纺织品原料市场，境内棉花种植面积日渐减少。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近来间有种者亦不甚多”。④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兴化境内属海洋性气候，棉花产量不高，利薄，百姓种植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江浙一带纺织材料质量好，价格又便宜，兴人商人贩运桂圆干前往江浙销售，又贩回“湖丝”（江浙的丝、纱），境内纺织品原料市场受到冲击，价格下跌。据史书记载：隆庆、万历年间，松江府棉花丰产，价格大跌，“湖丝”大量倾销兴化城乡市场，纺织户竟先抢购，“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⑤据《八闽通志》记载：明代兴化境内的丝纱原料，“每岁所须以织纱帛，皆资吴、杭而至者”，加上“本地桑叶薄，所产丝多疵”，“吴、杭人种桑皆用粪壤。故叶厚，蚕食得力，其蚕亦厚；及缲为丝也，屡易清水，帮丝色白”，是纺织丝绵的好材料。⑥加上明代中国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商品流通扩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纺织业商品化的历史进程。
  三是纺织品生产主要为了增殖。唐宋时期，兴化境内的纺织业多为家庭副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要而生产，用于出售或交换的纺织品相对较少。进入明代之后，纺织品生产已经演变为商品生产。据史书记载；兴化境内“地产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之，明旦复持以易。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特别是莆田沿海的“下里家女妇，治此甚勤，每五日织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⑦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家庭副业，而是具备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性质的家庭作坊。
  四是纺织品种类日益多样化。明代兴化境内纺织品的品种日渐增多，有白苎布、绵布、蕉布、丝布，还有丝、绵、紬、绫等。据《兴化府志》记载，“白苎布，即福生布用灰淋水沤白耳。今女妇治此，只逐日将所绩纱夜露昼曝，其色自白，比灰沤者为性硬。按白苎，吴服之。古乐府有《白苎辞》，其来远矣，莆人盖习为之耳”，还有“绵布，织吉贝为之。吉贝今所谓木棉也，树三四尺，春种秋收，其花结蒲，蒲中有茸；茸中有核大如豆，用输车绞出之，乃以生长弓弹碎，纺以为布”。①另外，明代兴化境内还生产蕉布。“此蕉灰理之，绩面成布，可为署服。今按此布性硬而脆，染作真红，极鲜亮”。②五是纺织品质量不断提高。宋时兴化生产的丝布是“细绩苎麻杂丝织以为布”，明代兴化生产的“以丝为经、以绵纱为纬”的丝绵布，柔软细密，手感极好。特别是“黄石机户纯用丝为之，诸色皆有”。同时，境内还生产“绵”，即丝绸织品。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人亦擘茧为绵，但茧恶，故绵亦恶耳”。因为兴化“土产之丝多疵，以为紬絁可也。紬音俦，厚缯酾，缯似布者”。③后来百姓从吴、杭一带购买高质量的“湖丝”，用于纺织丝绸布料，使绵布质量大幅提高。
  六是纺织品贸易日益扩大。明代兴化纺织贸易非常繁荣，黄石成为莆、仙、惠的纺织品集散地，客商云集，商贸繁荣，产品远销海内外。兴化百姓生产的“棉纱丝布”和“纻麻细布”，被称为“东方织品”，物美价廉，盛名远扬，销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各国。特别是黄石生产缎绸，质优上乘，被列入朝廷贡品。据《八闽通志》记载：兴化府每年向朝廷贡缎338匹，仅次于福州府。同时，从明代兴化纺织品税收情况分析，也能看出明代兴化纺织业之盛况。据《莆田市志》记载：“明代，兴化府年共办10种钞钱13247锭4贯268文，闰月共加钞1115锭1贯125文”，税收总额仅次于农业。④
  二、刻书业再度繁荣
  兴化刻书业始于唐，发展于北宋，鼎盛于南宋。进入元朝之后，由于受蒙古文化的冲击，兴化刻书业一落千丈，许多刻书工匠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生。进入明代之后，朱明王朝宣扬儒学，文化事业再度繁荣，上至朝廷内府、诸王藩府，下至地方各省布政司、按察使司，各府、州、县及其儒学者，都视刻书为时尚。清代诗人袁栋（上海人）在《书隐丛说》道：“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士仪并充馈品”。⑤特别是明中后期，朝野上下均以著书为荣，这种崇尚儒学的风气，为中国印刷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代兴化刻书业再度繁荣。据莆田市图书馆统计，目前可查的明代兴化刻书就有133部近2000卷，有官刻，也有家刻，还有坊刻。如蔡襄的《宋蔡忠惠文集》36卷、徐渤撰写的《蔡忠惠别纪》10卷、黄仲昭和周瑛著的《兴化府志》54卷、康大和撰写的《兴化府志》36卷和林尧俞撰写的《兴化府志》56卷等数十部史书，都是明代兴化刻书坊印刻的巨著。
  明代兴化境内家刻书籍大多以乡贤遗集为主，印刷数量很大。如林润刻印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24卷、黄希英印刻黄滔的《唐黄御史集》8卷（两次重刻）、陈淇塘刻印其六世祖陈道潜的《淇园编》2卷、董士弘刻印柯潜遗稿《柯竹岩集》18卷。特别是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多次重刻印刷，流行甚广。还有明万历年间林俊刻印其祖先《见素先生文集》28卷、三一教徒刻印林兆恩的《林子本行实录》，以及郑炫重刻其祖郑岳的《山斋集》24卷等。这些兴化名人遗著，刻印量很大，对兴化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兴化私营刻书业非常发达，不仅刻印本邑先贤著作，还刻印一些历史原著，如《史记》、《欧阳助教全集》、《未轩文集》等名著，且印数很多。同时，私营刻书坊还经常选择一些名人名著和唐诗宋词，重刻后销售给本地的学堂、书院、私塾等，甚至销售到外地，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印刷业和经营图书的商人。
  明代兴化私营刻书坊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集编辑、刻印、出版、发行和销售为一体，具有资本主义小作坊的生产性质。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不但增强了刻书坊本身的竞争力，而且又促进了兴化刻书业和图书行业的发展。
  从明中叶起，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书肆”、“书坊”、“书铺”，经营方式多样，有“卖书”、“贩书”等图书贸易，还有“佣书”、“典书”等书籍经营业务，图书买卖流通量很大，形成了一个重要行业。
  三、制盐业生产规模继续扩大
  明初，兴化百姓继承了元代的制盐工艺，利用海水的潮涨潮落，筑坎拦水晒盐，自产自销，分散经营。明洪武年间，兴化采用“结砂晒盐法”，产量有所提高，但在倭寇祸患期间，兴化盐业生产一度衰退。明嘉庆年间，兴化百姓发明了“丘盘晒盐法”，食盐产量稳步增长。据《兴化府志》记载：“其法：潮退后，各家就地（即海荡地）犁取海泥而邱阜聚之，别坎地为溜池（广约七八尺、深约尺四五），池下为溜井（大如釜，深倍之，约盛水二，各槌砑使光，不至漏水。池底为窍以通于井，窍内塞以草复瓦土以塞其外（土稍粘稻糠，令水得出）。遇天日晴霁，开取所聚泥曝之，务令极干，搬置池中（池面及底皆稍布稻糠），以海水淋之，水由窍渗漉人井，渗尽干取泥滓而出之，别置新泥就以井中水淋之，如是者再，则卤可用矣（凡试卤以莲子，莲子浮则卤成矣，若沉复淋，如前法）。仍治地为盘，名邱盘，铺以断瓮，分为畦塍，广狭不过数尺，乃运井中水倾注盘中，遇烈日，一夫之力可晒盐二百斤。然亦不能常得日也。此法大省柴薪”。①“丘盘晒盐法”的采用，既提高了盐产量，又降低了制盐成本，促进兴化制盐业的迅速发展。
  明后期，兴化百姓采用“坎晒法”生产食盐，产量大增。即“盐民挖掘土沟用以引入涨潮的海水，称沟滩（即纳潮沟）；在沟滩四周叠土围筑阡陌，称盐埕（即蒸发池）；邱盘垫上缸片（陶器片），砌上坚固石条作成盐坎（即结晶坎）。遇上晴朗天气，用戽桶（后来使用水车）提取海水进盐埕，经自然蒸发成盐卤后，引盐卤进卤沟，用小木桶提取卤水渗坎，经浓缩后结晶成盐，二三天后，每坎（约15平方米）可扒盐20—25公斤。这样晒出的盐，粒细色白，称为‘细盐’”。②坎晒法制盐成本很低，生产一斤食盐仅需二文钱成本，为宋之五分之一。明代制盐工艺的不断改进，对兴化制盐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明朝一度允许私人制盐，境内私盐户大增，这也是明代兴化盐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据史书记载：“明代，个体盐业得以发展，产量剧增”。①明代兴化沿海先后建立了凌烟、闪沁、东蔡、珠江、珠川、下亭和柳边等七处盐场，称为“七场”，共有盐户2566户，比宋代增加了400多户，年产盐4000多吨，占全省的2，产量位居福建省第二位。
  制盐业是明代兴化各行业中利润最大的行业。据《兴化府志》记载：“莆利盐为大，鱼次之”。②在利益的驱动下，兴化制盐业迅速发展，除了莆田县上里盐场和仙游双迟（今海安）盐场外，仙游的双溪口也有大量制盐户，兴化府成为福建食盐生产的重要基地。
  但明中后期，地方政府任意提高盐税，盐户不堪重负，经常出现盐户逃税事件。据《莆田市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福建都转运使莆田司，下设上里场盐课司，负责盐户管理、食盐收购、转运和赋税征收等事宜。“官府垄断盐业。盐税收入有盐课、盐粮等。莆田县上里场盐课司有盐户2566户，分为31团，每引收银10两或钱1.2万文。岁共办盐20200引180斤。
  弘治年间（1488—1505年）始依山和附海盐户共年出银6517.2两多，每百两另加水脚银2两通解盐运司转部。仙游县在双溪口有盐户，万历七年（1579年），上里场新增晒盐丘盘银，计税216两，遇闰加18两；摊派各晒盐人户办纳。后因盐户逃亡，复召商承办”。③
  四、水产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
  朱明政权执政之后，十分重视水产业发展。明初朝廷昭令各地：“小沟小港山涧，及浇灌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如有前夺民取采鱼器具者，许民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枭令”。④朝廷鼓励渔业发展的积极政策，对兴化水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兴化地处东南沿海，水产资源丰富，在明代积极的渔业政策鼓励下，境内水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明代兴化渔业发展主要表现在养殖和捕捞两个方面。一方面，兴化水产养殖在明代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兴化百姓利用沿海滩涂养殖海产品，如种植海蛏、江瑶柱（干贝）、牡蛎、紫菜等。
  邑人关佛心在《莆田杂记·蛏》中记载：蛙出产于哆头，以“蛏种”种之。“蚶和蛏皆以海荡地为种之”，滨海百姓于浅海滩涂设置大量的蛎石，惟供蛎苗附生，这是最早有关人工养殖海产品的历史记载。《莆田简志》也记载：“牡蛎丽石而生，肉各为房；剖房取肉，故曰蛎房。宁海之桥础便有蛎房寄附，然吾莆之蛎实多产于笏石西南醴泉一带。......养蛎者约有六七百家”。⑤另一方面，海洋捕捞技术也有较大的进步。明代兴化渔民采取“设密网，于春冬之季专取白虾”，“沿海步拖大网，施罟网，取小鱼、乌鱼、鲈”，还出现了竹簄渔业，“簄者，插竹如环，缀似缯网，群鱼趁潮而来，潮退则鱼留簄内，大多为鳓、鲳、黄花、马鲛之类”。⑥同时，还有传统的“拾小海”，即退潮后沿海百姓在礁石上“用铁钩取蛎房、仙掌、螺”，在沙滩拾取车蛰、蛤蚌等。⑦涵江哆头一带渔民，沿用传统的“赤身捕章法”，即渔民赤身裸体下海捕抓章鱼，有经验者一次可捕抓章鱼35斤。
  明代兴化渔业捕捞工具有较大的进步。明初，兴化渔民大多使用“浮连网”捕鱼，即“将几十片鱼网连起来，用‘浮子’和‘沉子’，使网竖漂在海中，以捕捉马鲛、鲳鱼等。明中后期，海洋捕捞工具进一步改进，除用流剌网外，开始使用‘纶带’。古书中的‘纶’，也黍‘绲’，即廷绳钩，由干绳与支绳及鱼钩构成。‘纶’即干绳，一般长500米，上隔3米连一蝇，下系钩”。①同时，兴化渔民已经探索出一套成熟的捕捞方法，即“取墨鱼以钩勾、取鲨、鳓、马鲛以流网，取带鱼以流网或定置网”。②海洋捕捞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渔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兴化渔业的快速发展。
  明代兴化渔民远洋捕捞作业非常普遍。据《莆田市志》记载：“明代，海洋捕捞向境外发展，捕捞海域远到浙江舟山”。每年秋季，兴化渔民成群结队，出海捕捞，渔业作业区不断扩大，东至舟山群岛、台湾海峡，南到琼州海峡。兴化渔民在长期的海洋捕捞中摸索出鱼类的生活习性，“带鱼自北而南，冬则先至风尾，风尾在浙直外洋，故福兴泉三郡，沿海之渔船，无虑数千艘，悉从外洋趋而北，至春鱼乃渐南，闽船亦归钓”。③渔民们根据带鱼生活习性，自北向南缓慢转移，以保持捕捞的最佳时机和地点。浙江巡抚张延登曾在《请申海禁疏》中曰：“闽船之为害于浙者，......一曰钓带鱼船。台之大陈山，昌之韭山，宁之普陀山等处，出产带鱼。闽之莆田、福清县人善钓，每至八九月，联船入钓，动经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④由于兴化渔民在舟山群岛一带大量捕捞，影响了浙江渔民的利益，引起当地官员的不满。
  明代兴化境内淡水养殖和捕捞也有发展。如莆田县庄边的旧厝村，有专门养殖鸬鹚捕鱼的专业村。仙游东乡的芹山村，全村人都以鸬鹚捕鱼为生。同时，还有不少农民利用池塘、洼地养鱼，以增加副业收入。
  明代兴化水产品加工业继续发展。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鱼产于海，种类不一，各应时而至。有钓取者，有网取者，有以扈箔取者。暮取诸海，旦鬻诸市为鲜鱼；盐晒成干，货买他方为鲞鱼；或不盐而曝名白鲞，尤他方所珍者”。⑤渔民除了出售新鲜海产品外，还将海产品制成干品，以便保存，从而为水产业发展开辟广阔前景。
  渔业是明代兴化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据《兴化府志》记载：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兴化府设立河泊所，专门收办鱼课米。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增设了涵头、莆禧、黄石、仙游4个河泊所。“兴化府河泊所管辖地方：芦浦、塘东、溪东、东门、新度、园头、下浦。业户分作六干：海船干、溪船干、沟船干、网船干、罾（用竿支架的鱼网）干、挑贩干，各色业户计三百六十五户”。兴化府每年“共岁办鱼课米三千五十六石六斗四升七合，闰月加米三百五十五石八斗一升六合”，从渔课收入也可以看出明代兴化渔业的生产规模。⑥总之，明代兴化境内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产品日益多样化，为城乡商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上明代兴化纺织业、制盐业、刻书业、农具、酿酒、制醋等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手工业品商品化生产进程加快，带动了兴化城乡贸易的繁荣，为清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①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60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5页。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②杨亚其：《妈祖神化对明代湄洲湾造船业及海上贸易的影响》，台湾各姓渊源研究学会1998年版，第86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 ④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⑤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木绵吟）。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⑦（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②（明）周英、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③（明）周英、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3页。 ⑤袁栋：《书隐丛书》卷七。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8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6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页。 ④《明会典》卷36，《课程五·渔课》。 ⑤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⑥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⑦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①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③董应举：《崇相聚·条议》。 ④（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