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唐宋时期，兴化境内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围海造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元代兴化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元初的2次血腥屠城和多次的农民起义中，兴化经济元气大伤，城内各商家的财富被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多次洗劫，商业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商人遭遇空前的劫难。此后，兴化商业虽然有所恢复与发展，但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战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地，还是元朝官兵敲诈勒索，特别是亦思法杭兵入境武装抢劫，商人们都是首当其冲，官兵所到之处，商店被毁，财物遭劫，商人“谈乱色变”，天灾人祸，导致兴化境内经济长期萧条。真所谓：“梦里依稀商人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有幸的是元代兴化路出现了几任较为清明的地方官员，多次组织百姓开展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修复与建设，使兴化农村经济得到了率先恢复。元中后期，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元末的亦思法抗兵乱，又使兴化经济遭受全面摧残。
  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蒙古统治者入驻中原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笼络人心，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的法令。如中统二年（1261年）颁布了“流民复业者免税一年、次年减半”的昭令。随后，朝廷对新垦荒地予以政策优惠，“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依例科差”，“栽种桑树放宽到八年，瓜果放宽到十五年”，“若有勤务农桑及开荒地之人，本处官吏并不得添加差发”。⑥元朝实施的劝课农桑政策，对兴化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元朝还以法令的形式将荒闲土地规定为国有，允许农民自由开垦。朝廷规定：“凡是荒田，俱是在官之数，听其再开”。①“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②元代法律规定全国土地统一归国有，百姓只要有能力种植，均可开垦。如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颁布法令：各处荒地在规定期限内允许田主认领，超过期限后，“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属种者”，并从法律上承认农民对新开荒地的经营有权。③这种土地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垦荒种植的积极性，为兴化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又“命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地方政府从牛、种、农具、衣、粮食等方面资助农民垦荒，还从赋税差役上优待垦荒农民，“官授之卷，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在元代积极的农桑政策促进下，兴化农民的垦荒种植积极性逐渐被调动起来，农民收益甚至比商人更好，出现了“坐贾行商，不如开荒”的少有现象。④元代兴化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元执政者认为“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始终把兴修水利摆在重要位置。⑤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秋，兴化境内发生了特大台风暴雨，海堤多处被冲毁，海水涌进兴化平原，大片农田变成盐碱地，粮食减收8万石。兴化路总管组织民众积极开展减灾赈灾，及时修复海堤，促进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大德八年（1304年），崇福寺高僧何自永募捐倡建太平陂，得到了兴化路官员的支持。太平陂位于仙游县枫亭镇霞桥村，陂基用长条石砌筑，全长200米。太平陂筑成后，溪海之水截然分开，枫江两岸万亩望天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
  元延祐元年（1304年），兴化境内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早灾，泗华溪缺乏水源，北洋农田缺水欠收，兴化总管郭朵儿组织民众修筑沟渠20余里，“自木兰陂引水环郡东北与延寿溪会合，灌溉北洋田万余亩”。⑥并在陂头北端创建了“万金陡门”（水闸），引木兰溪水往北，完成了木兰、泗华两条溪流的汇合并网，调剂两溪的水源余缺。同时，为了防止水利纠纷，郭朵儿还在陂首树立《水则》。《水则》规定：南北洋平原七三分水原则，即南洋用水为总流量的七成，北洋为三成。元延祐元年（1314年），郭朵儿又组织民众重建望江里金敦陡门（今三江口镇芳山村），增加望江的泄洪量，确保望江里数千亩良田免受涝灾。
  延佑二年（1315年），新任兴化总管张仲仪也组织民众挖掘水渠，引木兰溪水与延寿溪水汇合，使南北洋水渠相接，又将萩芦溪太平陂的水渠与延寿陂的水渠相连，使兴化境内三大溪流并网，既扩大了数万亩的农田灌溉，又使南北洋沟渠相连，互通舟辑，便利了水上运输，为兴化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元代兴化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由于元代兴化境内水利设施日臻完善，农田灌溉问题基本解决，兴化平原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作物继续发展。元代兴化境内有甘蔗、荔枝、龙眼、茶叶、棉花等多种经济作物，地方政府鼓励百姓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同时，元代还从国外引进了西瓜、棉花、花卉等多个农作物新品种，在境内大面积种植，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三是畜牧业有了较大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就有“六牲之物随所宜畜”的记载。进入元代之后，家畜饲养技术不断提高，品种增多，兴化境内养殖了大量的猪、羊、牛、鸡、狗、兔、鸭等家禽，莆田沿海地区开辟了多片草场，饲养了众多的牛、马、骡等动物，以供乘骑、驮货等，家畜饲养已成为百姓的重要经济收入。四是渔业发展速度加快。元之前，兴化渔民只在近海捕捞，从元代起兴化渔民开始远洋捕捞，鱼产品产量大增，渔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元中后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一些拥有自家渔船的渔业主，采取雇工、出租、抽成、分红等多种方式经营渔业，出现了股份制的渔业生产经营模式。同时，元代兴化境内淡水养殖也有一定的发展，“近水之家”、“凿池养鱼”，养殖面积不断扩大，水产品日益丰富，百姓收入增加。
  元代，兴化农村经济率先恢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两宋时期兴化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为元代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进入元代之后才得到了充分发挥，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农业的发展；二是元朝实施鼓励垦荒的农业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元代兴化地方政府多次组织民众开展大规模的垦荒种植，境内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是元代地方政府多次组织百姓维修和新建水利设施，进一步发挥农业基础设施的效益。如元代地方政府多次组织百姓修建木兰陂、延寿陂、涵江陡门及境内水渠等，使木兰、泗华、萩芦三大溪流汇合，兴化南北洋沟渠相连、互通舟辑，既解决了兴化平原的农田灌溉问题，又改善了境内的交通条件，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手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初，由于持续战乱使兴化经济社会遭受了严重破坏，一些手工业作坊相继停产，手工业品市场出现了严重萎缩。经过20多年的恢复，直到元大德年间，兴化手工业才逐渐恢复。元初，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主要有陶瓷、盐业、纺织品、酿酒、制醋、造纸等行业。元中后期，境内手工业行业开始增多，手工业加工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加上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手工业品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促进了兴化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一是陶瓷产量迅速增长。宋代兴化境内陶窑众多，陶瓷生产鼎盛一方，成为东南沿海的主要生产基地，但产品大多为普通陶瓷，量大价廉。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制陶技术更加成熟，不但能制作青釉陶瓷、影青瓷、酱色瓷，还可以生产工艺瓷和装饰瓷品。陶瓷产品除了在境内销售外，还大量外销到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成为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二是制盐业持续发展。宋代时期，兴化路是福建省的产盐基地，涵江上里盐场是全省四大盐场之一。“元大德二年（1298年），仙游崇福寺僧祖和奏请在双迟（今枫亭海安）创建设盐埕”，得到了兴化路总管的支持。①仙游双迟盐埕建成后，兴化盐业产量迅速增长。同时，元代兴化晒盐技术更加成熟，晒盐法全面推广，制盐成本下降，产量不断提高。虽然制盐业始终由朝廷控制，但盐业生产仍然是沿海百姓的重要收入，也是兴化境内一个重要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随着制盐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加强对盐业生产的管理与控制。至元十年（1273年），朝廷在兴化路设立了“管勾司”，执掌盐税，管理盐业生产与流通。元代官办盐场的盐户称“亭户”，百姓生产的食盐叫“正盐”，实行盐务榷卖制度，由政府低价统购，按供销范围核定行销，利入国库。所以，元代“国家经费，盐利居十八”。元延祐二年（1315年），朝廷改“管勾司”为都转运，负责盐业生产与管理的官员称“盐铁使”，由郡人方广翁担任上里盐场盐铁使。
  三是纺织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元初兴化境内经济萧条，纺织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进入元中后期，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兴化纺织业发展速度加快。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朝廷在福建设立了“木棉花提举司”，专门管理纺织业生产和棉织品收购，要求福建每年上贡棉布10万匹，大量的纺织品朝贡，客观上促进了福建纺织业的发展。元代兴化路还设立了织染局，负责纺织品的生产管理与收购。同时，元代兴化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原来落后的纺纱工艺已被淘汰，江浙一带高质量的“湖丝”大量涌入兴化城乡市场，许多纺织作坊不再自己生产纱线，而是直接购买江浙优质湖丝进行织布，纺织品成本下降，纺织品质量提高，产量大幅增长。
  据史书记载：元代兴化境内纺织品有三大类，即麻织品、棉织品和丝织品，品种有棉布、葛布、麻布和丝帛等10多种，形成了以黄石为中心的纺织品专业市场。元代兴化纺织丝业的恢复与发展，既满足了境内百姓的衣着之需，又完成了朝廷的贡赋税收，同时还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这也是元代中后期兴化纺织业持续繁荣的重要原因。
  四是蔗糖产量继续增长。元代兴化境内甘蔗种植面积继续扩大，蔗糖加工业日益发达。据《螺江风物赋》记载：“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春养其萌，夏粪其株；秋敛其叶，茎修节疏；冬食其干，肤腻液充。伐者如木，束者如竹。入佳境，解朝醒，虽醍醐膏露之滋，不足以比其醴。
  于是刳木为槽，断木为杵，饱万夫之食，而明烛继夜，长歌相春。槌壁成哨，擘圭作甘，酾以清泉，甑不炊而神液滋漉。高灶蒸云，列鼎腾烟，调以甘膏，火不停而灵砂自镕。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冲。北方之人，京尘渴肺；储金宝以待入浦之舟，而往来之憧憧”。①同时，蔗糖的大量生产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也是元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除上述几种主要手工业之外，元代兴化境内还有酿酒、制醋、制茶、雕刻、造纸、农具制造等行业。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人用糯米五斗。麴一斗，造酒一坛，燔而热之，越岁不败，此为老酒。用糯一斗，麴二升，造酒一坛，燔而热之，随时食用，此为时酒。计其为利所得，糟胾足以偿酒工及柴薪，而酒之利率得十之七”。同时，米醋生产工艺也有较大的进步，兴化百姓“用杂糙米蒸饭，抟为饼，以草麻叶覆之。及生毛，乃挼净，用缸盛贮。约米一斗，用水十一六瓶窨半个月以上，名曰醋成矣。其利位于酒”。②由于手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元代兴化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商品经济发展与莆商队伍壮大
  元朝实现了大一统局面之后，由于中国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商人与日俱增，为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元朝统治者执政之后，虽然将农业发展摆在首位，但并不抑商，也不歧视商人，而是采取“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的积极政策。这些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兴化商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商品经济的崛起与发展
  从元代中前期起，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兴化境内手工业开始恢复，促进了兴化经济社会的全面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元中后期，随着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兴化商品经济进程不断加速，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日益商品化。元代，兴化境内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粮食转化为商品的数量日益增多。元代的粮食贸易，不仅仅是投入市场销售的粮食数量增多，而且还通过酿酒、制醋、副食品加工等渠道实现粮食的消化与销售。据《兴化府志》记载：元代兴化境内生产的粮食除了供给城乡居民直接消费外，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酿酒、制醋，或通过农产品加工转化为饮料型商品，或加工成副食品后投放市场。如元代兴化百姓利用粮食酿造“老酒”、“时酒”和“米酒”等，其中用于自己饮用的酒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更多是用于出售，其原因是“酒之利得十之七”。同时，元代兴化境内米醋生产作坊众多，这也是粮食转化为商品的一条重要途径，因为米醋利润更高，“其利位于酒之上”，百姓自然乐意生产。所以，元代兴化境内酿酒业和制醋业兴盛，也成为粮食转化为商品的重要渠道。另外，元代兴化副食品加工业日渐发达，出现了糕饼、白稞、兴化米粉等多个行业，使大量的粮食转化为商品粮。据《仙游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①二是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元代兴化境内的竹木业、菜园、果园和经济作物种植等，开始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宋代时，兴化境内的荔枝、龙眼、甘蔗、茶叶、桑、棉等经济作物，大多以果农个体分散种植为主。而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境内的经济作物种植相当一部分已经转变为专业化生产，不少土地所有者开始改变收取实物地租的传统经营方式，而是将土地用于商品化生产，即雇用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并将农产品深加工后投放市场销售，这种以赢利为目的农业生产，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性质。
  三是商贸繁荣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元代时期，豪门权贵之家生活奢侈，土特产品和奢侈品需求量大增，推动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商人贩卖奢侈品获利高，特别是从海外进口的犀角、象牙、珍珠、玳瑁、香料、金银饰品等，大多数销售给达官贵人和蒙古贵族，消费需求扩大也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商贸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人增多了自然会增加了对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需求，客观上也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是文化消费需求旺盛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兴化境内文化产业起源于唐宋时期，如图书、莆仙戏、木偶戏、歌舞、杂技、说书唱曲等行业，据史书记载：“唐咸通年间（860—873），福州玄沙寺住持宗一大题，南游莆田，县排百戏迎接。”②到了南宋时期，兴化境内文化产业已经非常繁荣。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境内文化消费更加旺盛，如发源于唐、宋时期的莆仙戏和木偶戏颇受百姓欢迎，且演技大有提高，出现了众多的赢利性戏班和编剧，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扩大，文化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一些文人墨客还利用戏剧反对元朝苛政，如元代莆籍戏剧家刘念慈编写的《南戏新征》，以元初兴化屠城为题材，揭露元军一天屠杀3万多莆人的历史事实，在兴化城乡久演不衰，深受人们喜爱。又如莆仙戏《岸贾打》，也是一部激发民族情绪、反对元朝暴政的剧本，深受百姓欢迎。还有《张状协元》、《王魁》等剧本，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剧本和商业性演出，适应了元代百姓的文化需求，促进了境内文化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也推动了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是元代积极的外贸政策对兴化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元朝为了增加税赋，欢迎外商来元经商贸易，鼓励国内商人开展对外贸易，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发展。元末福建沿海港口经济繁荣，泉州剌桐港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兴化与泉州近在咫尺，许多蕃客在兴化境内采购蔗糖、荔枝、龙眼、茶叶等农产品和陶瓷、细布、食盐等手工业品。同时，又将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到兴化境内，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发展。
  六是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元代之后，随着商贸的不断发展，兴化境内出现了不少的豪绅富户，许多商人有钱之后，大量购买土地，采取雇工形式经营农业，具备了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性质。在渔业生产方面，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据史书记载：元代兴化境内“渔业主占有大量滩涂、桁地、磹地，出租给渔（农）民经营，从中提取租金，与地主收田租相同；渔船主占有全部生产工具，雇佣渔民进行渔业生产，劳力报酬只占生产利润的30％；渔民合股购置渔船，个人各自购置渔网，共同生产，除船老大可多挂0.5～1张‘长头网’外，其余每人各挂网一张，捕捞所获归各人所有；渔民合伙向渔船主租船，各人自带同等渔网，共同生产，捕捞所得，各归各有；房族共有的渔业用地，包括石沪、竹沪、海滩地等，共同维修，抽签轮流进行捕捞作业，捕捞所获，由作业者均分”。①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不但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初，兴化经济在战乱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商人元气大伤，商业长期萧条，直至元大德年间才逐渐恢复。元延祐年间，兴化境内大兴水利设施建设，木兰、延寿、太平三条溪流并网，兴化平原互通舟楫，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市场交易日趋旺盛，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中期，朝廷实施鼓励商业发展政策，促进了兴化商贸的恢复与发展，莆田的涵江、迎仙、宁海、白湖、梯吴、浮曦等商业集市逐渐繁荣起来。郡城的南门和西门均有米圩和水果圩，农产品贸易持续发展。特别是黄石商业集市，横跨莆田、景德、连江、福清四里，“货物充斥，买卖旁午”，出现了“土苎、麻、棉、细布、饮食糕饼、盐子店、渔牙行栈、中医药铺、土纸、土制糖，南北京果、山货、杉木行、铸造和陶业”等10多个行业，成为境内最为繁荣的商贸中心。②元代，仙游商业经济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仙游的枫亭、沧溪、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度尾等地，均有粮油集市和手工业品销售市场。榜头、中岳、慈孝等地，设有山货、土纸、木材等专业市场，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特别是仙游县城的西门外，商贾集聚，聚店成街，成为商贸中心。仙游县城内有东门市、西门市、台斗岭市、泗洲市、大坪口市、新店市等6个商业集市，整个县城逐渐形成了东街、西街、田底街、半路街、太平街、茅亭街、鱼牙街等8个粮贸街市，商贸非常兴旺。
  特别是枫亭集市，发展成为仙游境内最繁荣的商贸中心。据《兴化府志》记载：“枫亭市街长三里许，为仙游闹市，商贾贸易颇盛。......南通泉州，北通郡城，东通黄石、平海，西通本县，为四达之衢。市场之东有太平港，潮汐盈缩；枫溪水亦至此入海。有‘溪海会流’石刻，乃蔡君谟书，其港之北，人烟繁庶；港之南，宋南康郡王陈洪进故居”。①元代枫亭籍状元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生动描写了枫亭集镇的盛况：“通道而南，城趋乎刺桐（泉州）。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名，木棉之裘，葛布之筒。重载而来，轻賫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出现了“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远，四方会通”的繁荣景象。②据《仙游县志》记载：“元代，枫亭薛和源在霞桥港开设花生油栈和豆饼行，囤积花生油100多吨。元末明初，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③元代兴化县境内的商业恢复比较缓慢。一方面，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商品短缺，墟集比较萧条。虽然在游洋、新县、大洋、庄边等地有经营粮食、山货和日用品的商店，但数量不多，商品单一，大宗山货还需运到郡城周边的集市销售。元代兴化县境内手工业品以徐州瓷窑生产青釉陶瓷为主，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另一方面，元代兴化县境内人口锐减，客观上也影响了兴化县商业经济发展。加上兴化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元末亦思法杭兵乱期间，波斯兵为了打通泉州通往永泰、福州的战略通道，曾经两次攻打兴化县城，境内商店多次遭受洗劫，民众纷纷逃难，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荒凉景象，严重影响了兴化县的商贸发展。
  元代中后期，兴化路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境内商店不断增加，集市逐渐繁荣，商贾日益增多，一些与商业相关的辅助性行业应运而生，如邸店、柜坊、高利贷、牙人、牙行等日渐增多。但随着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地方政府又不断加大商业课税，先后在黄石、涵江、莆禧、枫亭增设了税课局和河伯所，大肆盘剥商人。
  元中后期，兴化路商业经济再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朝廷宽松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兴化人口流动和商人队伍扩大；二是服务业需求不断扩大，剌激了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三是手工业制造技术的进步和手工业品产量的增长，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四是元代兴化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建筑了众多桥梁，境内交通瓶颈得到了缓解。特别是三条溪流并网之后，南北洋舟楫相通，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
  （三）元代兴化商人经营活动与莆商队伍结构
  元代是古代莆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再度繁荣，从商人数日益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元代兴化商人队伍结构也有新的变化。众多的士人学子加入经商行列，商贸活动开始从境内向境外转移，从国内向国外发展。同时，元代兴化境内商业行业不断增多，行业集聚加速，部分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古代莆商的代表人物。
  首先，元代兴化商人队伍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宋之前，兴化商人大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但往往急功近利，缺乏商场谋略，生意很难做大做强。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商人队伍结构有了较大变化，大批士人和学子加入了商人队伍。由于兴化士人不认同元朝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认为蒙古人“非我族类”，“不愿事贼”，不少兴化官员归隐山林，或过起田园生活，或涉足商场，客观上提高了莆商队伍的素质。同时，元代兴化文化人读书仕进的热情大减。许多学子放弃读书求“功名”的念头，拒绝参与元朝政治，选择了经商之路。据史书记载：元代时期兴化学子很少参加科举，在元朝执政93年间，兴化路只考取了12名进士，而宋代兴化军共考取1756名进士，兴化科举的大幅萎缩，从侧面反映了兴化学子仇视元政权的心态。所以，元代有大批兴化学子和士人涉足商场，使莆商队伍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兴化商帮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其次，兴化商人活动空间开始向境外和国外转移。由于兴化是元军最后征服的地区，按元朝廷政策，后归顺的百姓地位最低，民族歧视更加严重，境内商业环境不佳，许多商人举家外出，奔赴全国各地经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拉开了“无兴不成镇”的历史序幕。同时，兴化商人为了摆脱蒙古族的残酷统治，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有不少商人向海外移民或定居。如宋时兴化刻书业非常发达，书籍商品率很高。进入元代之后，朝廷严厉打击异端思想，兴化刻书业迅速衰退。
  而当时日本正在大力发展“五山文化”，盛行翻刻中国古籍，吸引了大批兴化手工业者前往谋生。
  据史书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莆田仁德里台谏坊（今西天尾镇俞里村）俞良甫等30多人，迁徙日本嵯峨地区，从事雕版业和图书印刷生意。“寓居东京的嵯峨，以刻书为业。先后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文选》（李善注）、《昌黎文集》、《唐柳先生集》、《陆放翁诗集》以及佛经、小学（字书）、课本等几十种，署名‘中华大唐俞良甫博士’。良甫善剞劂，刀法娴熟。所刻的书，字体隽秀，版面整洁，选本精良，为日本学界所珍视，特称为‘俞良甫版’”。①在俞良甫等人影响下，陆续有兴化商人前往日本经营刻书业，培养了不少日本徒弟，刻印了众多的书籍，翻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化名著，对日本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还有不少兴化商人前往台湾定居，当时称“过台湾”，特别是元末亦思法杭兵乱期间，不少兴化人东渡台湾谋生。据《寻根揽胜兴化府》记载：“元时，澎湖有居民1600多人，许多人从莆田湄洲渡海而来，其中不乏兴化路的移民”。②另外，元代还有一些商人移居香港、台湾、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先驱。
  再次，元代兴化商人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也出现了重大转变。宋代兴化商人羡慕“坐贾”，大多数商人希望在街上开个店面，瞧不起长年累月四处奔走的“行商”。进入元代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一些搞易货贸易的“行商”收益更好，甚至暴富起来，“行商”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元代兴化商人的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商”与“贾”的界线不是十分明确，许多商人既有自己的商铺，又有航运舶船；既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又经常与外商蕃客合作经营；既有自己固定的商业资本，又经常向民间借贷周转金。另外，元代兴化商人的经营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意识更加浓厚，竞争意识更强。
  第四，不少兴化商人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家资巨富的早期资本家。元代中后期，黄石、涵江、枫亭等集市的商业行业开始集聚，形成了棉布行、杉木行、京果行、渔牙行、蔗糖、粮食等几大行业，而每一个行业都有几个商业巨头，在本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仙游枫亭的豪商薛和源，在枫亭港开设货栈，成为富甲一方的批发商。据《仙游粮食志》记载：“薛和源，连江里（今枫亭镇）人。生活于元代，元至正年间，依港建立粮仓油库，在霞桥开设货栈，以经营北方食油为著，囤积花生油100多吨，销售网络辐射莆田、永春、德化、惠安各县，收入颇丰”。①《莆田市志》也记载：“元代，薛和源在仙游霞桥港开办花生油栈和豆饼行，日收银元可‘以斗量’”。②同时，在兴化郡城、涵江、黄石等集镇，也出现了一批富商巨贾，成为元代莆商的代表人物。

⑥《元典章》巷19，《户部五·荒田》。 ①《元典章》巷19，《户部五·荒田》。 ②《元史》卷93，《食货志·农桑》。 ③《元典章》巷19，《户部五·荒田》。 ④王祯：《农书》。 ⑤《元史》卷93，《食货志·农桑》。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②《旧唐书·音乐志》。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6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页。 ②（元）林蒙亨：《螺江风物赋》，载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1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47页。 ②陈光荣《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①《仙游粮食志》第十二章（人物志）薛和源，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