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又称大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的封建王朝。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国于内蒙古漠北，国号大蒙古。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位。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忽必烈建都于大都。自元太祖铁木真建国起，历史上泛称为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俘虏南宋恭帝赵显。至元十六年（公元1278年），元军在广东崖山海战中消灭了南宋流亡官员和宋军残部，统一了全国，取得了执政地位。元朝统一全国后，实施行省制度，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政权机构，下设行中书省，管辖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至元十五年（1278年），兴安州政权更迭，改称兴化路，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隶属福建行中书省管辖。
第一节 元军屠城与兴化经济萧条
兴化军地处东南沿海，是元军最后攻克的南宋郡城之一。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兴化郡城被元军占领之后，百姓进入长达90多年的战乱与黑暗统治。在元朝苛政之下，兴化境内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全面萧条，唐宋时期刚刚发展起来的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经济出现了全面萎缩。特别是宋末元初，陈瓒、陈文龙叔侄募兵勤王，誓死抗元，激起元军对兴化百姓的刻骨仇恨，兴化郡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血腥屠城，人亡城墟，遍地哀鸿。
元朝执政之后，又采取高压政策，兴化士人与元朝政见不同，官僚贵族纷纷归稳山林，商人富绅四散而去，境内出现了“元九十三年之治，无一人留心郡志者，故土田、财赋通无可考”，兴化历史出现了一段空白。①所以，元代时期兴化历史资料最为匮乏，有关境内的商业经济和商人活动记载甚少。本章就元代兴化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商业经济恢复和对外贸易发展等方面作简单的叙述，以续兴化历史。
一、兴化政权更迭与元军屠城
南宋德佑二年（1276）正月，南宋皇帝在临安城被捕后，南宋王朝土崩瓦解。南宋主战派代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南宋大臣，拥幼主赵昰入闽，迁都福州。同年五月，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称端宗，改国号为景炎元年（1276年）。同年十一月，元将阿刺罕率兵包围福州城。福州知军王刚中和福建招抚使王积翁见大势所趋，献城降元。南宋老臣张世杰等人率宋军余部护着端宗、杨太后和卫王赵昺及其众宫女，水陆并退，迁都兴化军。从陆路南撤的宋军退至兴化境内，驻扎在兴化军的东南面。而益王和文武大臣及宫女等，则从水路南下在兴化湾埭头港口登陆，经大蚶山进入兴化军城。据《莆田市志》记载：“景炎元年（1276年）七月，元军南进。2丞相陆秀夫、枢密使张世杰，奉帝南航至莆田县，宿于壶公山白云院。帝以陈文龙知兴化军。”①陈文龙（公元1232—1277年），字君贲、德刚，原莆田县人，原名子龙，宋咸淳五年（1269年）状元，度宗皇帝赐名文龙，先后任镇东监察御史、抚州知府、左司刺、侍御史、参知政事、兴化知军和闽、广宣抚等职，咸淳七年（1271），任秘书省校书郎。陈文龙是南宋抗元将领，曾上书弹劾丞相贾似道求和误国而遭打击，辞官返乡。陈文龙接旨后，倾尽家资，招募义军，全力勤王。
南宋群臣迁都兴化军后，赵昰和文武大臣酝酿成立“东宋”王朝，但因10万元军尾追而至，大兵压境。为了安全起见，陆秀夫等众大臣拥着端宗南往枫亭，“驻仙游枫亭驿，招集民兵，筹集渔船”。②驻枫亭期间，杨太后曾下昭将枫亭侍郎蔡曰忠之女蔡荔娘许配给陆秀夫。陆秀夫（1236—1279年）字君实，楚州盐城长建里（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人，在与蔡荔娘生有一子，取名陆剑，定居枫亭，为莆田境内陆氏始祖。
景炎元年（1276）年秋，元军挥师南下，进逼兴化军。陈文龙率3000义兵在兴化军东面的囊山设伏。由于元军入闽以来未遭阻击，骄兵直入。陈文龙以3000兵力与号称10万的元军展开了殊死战斗，重创元军，取得大捷，士气大振。
元军遭到重挫之后，立即派兵抓捕了陈文龙全家大小143口，协迫陈文龙降元。陈文龙表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并发动兴化军民同仇敌忾，抵抗元军。宋代兴化军城经过几次重修加固之后，素有“石头城”之称。元军屡攻不克，多次威迫陈文龙的姻亲致书劝降。陈文龙焚书斩使，誓死抗元。后来，为了探听元军情况，陈文龙派部将林华前往福州侦察敌情。不料林华被元军收买，与福州降将王世强勾结，暗引元军到兴化城下，诈称“宋兵来援”，兴安通判曹登孙作内应，开城降元。元军攻进了兴安城，陈文龙不幸被捕。
陈文龙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押到福州时，他写下了遗诗：“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北，唯有丹衷天地知”。③陈文龙被捕后，元军押往北上，一路上绝食，以示抗元之决心。到达杭州时，陈文龙提出拜谒岳飞。他在岳飞墓前大哭一场，气绝身亡，年仅46岁，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旁，谥号“忠肃”，被后人誉为福建的“岳飞”，并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忠肃”。
元军攻破兴化军后，大肆屠城，城内百姓死伤无数，财物被洗劫一空。不肯投降的宋兵残部且战且退，在壶公山北麓草地上与元兵激战，战后不少宋兵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散落当地，便在北战场上搭盖简易房暂住，繁衍后代。由于系东宋士兵，周边民众称为“东宋村”，现仍然沿用此地名。
兴化郡城失陷后，端宗皇帝及众臣立即从枫亭下海南下泉州，但泉州守将已经降元了。端宗群臣无法进城，只好直接从海上逃往广东。祥兴二年（1279年），宋军余部在广东崖山海战时为元军所败，陆秀夫背负8岁少帝广王赵昺投海自杀，南宋政权终结。
陈文龙噩耗传到兴化之后，陈文龙叔叔陈瓒当即发誓：“侄不负国，我不负侄”，决心继续募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陈瓒在花亭（今华亭）一带秘密组织义军3000多人，攻入了兴化城，处死了元军守将和叛将林华，“光复了‘壶兰雄风’，受行都委任，以通判行知军事”。①卫王赵昺升兴化军为兴安州，昭令陈瓒为兴安州通判。陈瓒率领3000义兵与兴安城里百姓一道，同仇敌忾，坚守孤城。宋景炎二年（1278年）九月，元朝派唆都率兵从泉州北上，着手收复兴化城。“陈瓒仅拥有五百家丁，三千义勇，号令严肃，‘每巡城必南向号恸，众皆感奋’。陈氏一门，同仇敌忾，有将乐县丞、监安盐税玒、干办督府机宜文字琥等，都是陈瓒的从兄弟；嘛泾、景赞、景清都是陈瓒的从侄”。②由于陈瓒义军拼死抵抗，元军久攻不克，直至同年十月十五日，唆都指挥元军用云梯、炮石轰炸兴安城。陈瓒义军弹尽粮绝，兴安城被元军所破，双方在城内展开激烈巷战，元军死一千多人，伤无数。陈瓒被俘后，拒不投降，被元军用马车活活裂死（五马分尸）。
兴安城破之后，元军大开杀戒，“三个多时辰，死三万余人”。③兴安城里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横死枕藉。随后“以诖误受戮者，还有三千余家”，死伤无数。④据《莆田发展简史》记载：陈瓒部“顽强抵抗使元军损失惨重，元将唆都恼羞成怒，在夺取兴安州城后，疯狂报复，大开杀戒，‘郡城被屠’，惨无人道地杀死3万余人，血流有声，并放火焚城，兴安州城几乎变成废墟，接着，又在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继续屠杀百姓，计有3000余家被斩尽杀绝，财物掠尽，横尸遍野”。⑤唐宋时期经济发达的兴化郡城，在元军铁蹄的摧残之下，顿时化为一片废墟。
二、元朝民族歧视政策及长期战乱对兴化商业、商人的严重摧残
南宋时期，兴化军是福建最小的一个军城，却成为抗击元军最为坚决的阵地。朱维斡在《福建史稿》评价说：“福建八郡中，兴化军最小，抗元最烈”。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渊源的，宋代兴化军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共考取进士1756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被誉为“进士之乡”，出任宋宰相、宰辅的官员就有蔡京、蔡卞、陈俊卿、龚茂良、叶颙、郑侨、黄庸、陈卓、陈文龙等10人，四品以上朝廷命官不计其数，兴化百姓曾以此为荣，自然对宋朝产生眷念之情，故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元军，导致元军耿耿于怀，招来血腥屠城。蒙古族执政初期，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兴化经济破产，百姓妻离子散，城乡遍地哀鸿。
首先，元初实施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阻碍了兴化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蒙古族执政后，忽必烈规定：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把各民族按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兴化百姓被列为最末等的“南人”，不准学武艺、不准执武器打猎、不准养马、也不准学习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文字。地方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元朝廷还规定：地方政府一切事务都必须听从“达鲁花赤”的裁决，县以上官印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掌控，即使是汉人担任县尹，也只是摆设而己，对“达鲁花赤”必须唯命是从。同时，元朝还在法律上歧视汉人，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杀死汉人，处罚也很轻。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甚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遇灾年朝廷赈灾时，汉人要跪着接受救灾财物。汉人接受教育也有诸多限制，只能学习蒙古文化，不能学习汉语。色目人与北人以贵族自居，视南人为奴隶，出现了“蒙古权贵，荒淫残暴，相习成风。任意杀人，如同儿戏”的现象。①所以，元初实行中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广大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下降，兴化农业经济大幅度衰退，手工业停滞不前，商业经济全面萧条，商人队伍锐减。
其次，元朝的残酷统治激起了兴化农民频繁起义，客观上也延缓了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城市商业的发展。元兵攻克兴化军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洗劫百姓财富。据《元史》记载：唆都率军进入福建后，在兴化沿海肆意掳夺渔船海舶，宋代曾经繁荣的港口经济和对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兴化海商元气大伤，港口经济全面萧条。同时，元军还在兴化境内大肆掳掠人口为奴隶，“男曰奴，女曰婢”，百姓骨肉分离，受尽苦难。另外，元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和统治地位，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采取“分而治之”办法，即用已征服的贵族去对付未被征服的百姓，先归顺的民众政治地位比后归顺的百姓地位高，而最后归顺的兴化民众自然备受歧视，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为了反对元朝的黑暗统治，兴化百姓进行了一系列武装反抗，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仙游民众不堪受辱，爆发了以朱三十五为首的农民起义。至正二年（1342年），仙游农民陈一壶揭竿起义，率众攻破仙游县城，杀死知县。至正十二年（1352年），仙游农民陈君信、秦通甫、黄文五等人，发动民众数百人，攻陷县城，烧毁县署，杀死“达鲁花赤”倒剌沙，主薄要束木逃遁。至正十三年（1353年），仙游县刘广仁等人揭竿起义，率兵攻打兴化路，烧毁广化寺。至正十四年（1354年），安溪农民李大和南安吕光甫等人聚众起义，率部攻陷仙游县城，杀死达鲁花赤，并先后两次率兵攻打兴化路。元初，兴化境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烽火连绵，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
再次，亦思法杭兵乱也严重摧残了兴化经济。至正十七年（1357），在泉州经商的波斯（伊朗）亦思法杭人寨甫丁、阿迷里丁一伙，因协助元军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元朝任命为义兵万户，拥有“亦思法杭兵”武装。至正十九年（1359），阿迷里丁及其部下趁元末之乱，企图割据闽中，先后4次率兵攻陷兴化郡城，残杀百姓3万多人，烧毁房屋4000多间。亦思法杭兵乱历时9年多，兴化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每次亦思法杭兵进军兴化路，所有商店和富户都被洗劫一空，商人纷纷逃难，甚至地处偏僻的兴化县城，也没能逃过亦思法杭兵的洗劫。元末，亦思法杭兵二度攻克兴化县，由于兴化县城没有城墙防护，亦思法杭兵长驱直入，城里所有商店、财富被洗劫一空，百姓纷纷逃难，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悲惨景象。朱维斡在《福建史稿》中写道：“灾区并不限于一隅，而是全莆糜烂”。“涵江盛况，受元末兵灾的影响，一落千丈，到了宣德正统年间，经过了七十八年，社会经济还不能恢复”。②云南知府王伟（莆田人）在《涵江送别》一诗中曰：“涵江自昔繁华地，桑柘连荫百余里。笙歌遥曳树底闻，甲第巍峨空中起。人事变更非昔时，荒烟落日青猿悲。豪华意气今安在？惟见江流无尽头......”从王伟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昔日繁华的涵江集市出现了“荒烟落日青猿悲”的荒凉景象。①
三、元初苛政导致兴化经济全面萧条
宋代实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到了元代，朝廷允许土地兼并，官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沦为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和苛捐杂税，使兴化百姓不堪重负。如元朝对沿海盐户实行“盐课折征”办法，本来沿海盐户可以现钞交纳盐课，元代则要求盐民以布、帛、丝、绵等实物缴纳，但在实物折价过程中往往又被官吏低估，出现了双重盘剥，变相增加了食盐课税，兴化盐民苦不堪言。
元初，兴化手工业经济出现了严重萎缩。元代为了防止兴化百姓拥有冷兵器，一度禁止民间的冶炼业发展。据《宋志》记载：“莆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际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冶炼业非常发达。但进入元代之后，“今无煅者”，“望江、水丰等里有东西铁灶，安乐里亦有铁灶，皆不闻有煅铁声”。②宋代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冶炼业，到了元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元朝执政后，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控制地方手工业。兴化路为了控制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专门成立了织染局，以低价收购纺织品，高价销售给百姓或提供出口。为了控制陶瓷、铁器、醇酒等行业，兴化路成立了杂造局，垄断了大部分重要物资的贸易。同时，元朝为了掠夺百姓财富，经常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商业秩序混乱。如“至元十年（1273年）时，年发行总额不过十一万锭左右，......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中统钞流通量约相当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钞额的一百四十七倍”。“发行至正钞时，每天印造大量钞票，船载车装，运往各地，币值剧跌，形同废纸，完全丧失信用，民间又出现以物易物，使正常的商业交易遇到极大的阻碍和困难，妨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③所以，元代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导致兴化商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商人队伍大幅萎缩。
元代统治者为了分化汉人，极力拉拢、利用当地的官僚、地主和贵族等，共同欺压百姓，导致兴化商业经济恢复缓慢。元代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大部分地主官僚转身投靠元统治者，在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地主不断强化对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导致兴化境内农村经济长期萧条。
元初，朝廷田赋和各种杂税十分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忽必烈执政之后，实行夏、秋两税制，每亩田赋上等田收三升，中等田收二升半，下等田收二升，水田收五升。秋税征实（粮食、实物），夏税折钞（纳钱）。从表面看元朝的田赋不比宋代重，但另外按人头摊派的科差，包括丝科、包银、俸钞等，要比田赋多的多，每户每年须交纳丝科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五钱至一两。此外，还有夫役（即门役），由官府依据需要临时征收，这些临时征收的税赋比正常田赋要多好几倍。如至正年间（1341—1368年），福建八路每年夏秋的田赋为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按人口临时摊派的盐课每年竟有三十九万锭之巨，达30多倍，“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①加上各级地方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大肆搜刮民膏民脂，“苛捐杂税猛于虎”，“以致贫者流离转徙”。据《莆田宋氏旧谱》记载：“莆虽小垒，世族最多，而且长远。数十年来，大非昔比。亦尝过之，见其颓垣，废圃荒墟。问题诸其邻，不曰兵厄，则早约而无后。
又否，则困于科差，流离四出，不知所之”。②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背井离乡，导致兴化经济长期萧条。据《心史·中兴集》记载：“陈氏族人纷纷逃难，或近则隐藏城本邑的海滨山陬，或远徙于潮阳、东莞、新会、琼州各处”。③元执政者的残酷统治，导致兴化农村经济破产，民众生活极其凄惨，百姓逃亡，人口锐减。
据史书记载：宋末兴化总户数为72363户，而元初仅剩下67739户，减少了4624户。④正如蒲寿宬《郊行有感》所描写那样：“鸡犬不鸣何处村？颓檐破壁问谁门？蓬蒿满地田园在，瓦砾如山井臼存。青草髑髅疑是梦，白头父老泣无言。咨诹邻旧多为鬼，倚杖徘徊堪断魂”。⑤
第二节 元代兴化经济恢复与商人经营活动
唐宋时期，兴化境内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围海造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元代兴化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元初的2次血腥屠城和多次的农民起义中，兴化经济元气大伤，城内各商家的财富被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多次洗劫，商业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商人遭遇空前的劫难。此后，兴化商业虽然有所恢复与发展，但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战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地，还是元朝官兵敲诈勒索，特别是亦思法杭兵入境武装抢劫，商人们都是首当其冲，官兵所到之处，商店被毁，财物遭劫，商人“谈乱色变”，天灾人祸，导致兴化境内经济长期萧条。真所谓：“梦里依稀商人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有幸的是元代兴化路出现了几任较为清明的地方官员，多次组织百姓开展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修复与建设，使兴化农村经济得到了率先恢复。元中后期，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元末的亦思法抗兵乱，又使兴化经济遭受全面摧残。
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蒙古统治者入驻中原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笼络人心，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的法令。如中统二年（1261年）颁布了“流民复业者免税一年、次年减半”的昭令。随后，朝廷对新垦荒地予以政策优惠，“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依例科差”，“栽种桑树放宽到八年，瓜果放宽到十五年”，“若有勤务农桑及开荒地之人，本处官吏并不得添加差发”。⑥元朝实施的劝课农桑政策，对兴化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元朝还以法令的形式将荒闲土地规定为国有，允许农民自由开垦。朝廷规定：“凡是荒田，俱是在官之数，听其再开”。①“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②元代法律规定全国土地统一归国有，百姓只要有能力种植，均可开垦。如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颁布法令：各处荒地在规定期限内允许田主认领，超过期限后，“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属种者”，并从法律上承认农民对新开荒地的经营有权。③这种土地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垦荒种植的积极性，为兴化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又“命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地方政府从牛、种、农具、衣、粮食等方面资助农民垦荒，还从赋税差役上优待垦荒农民，“官授之卷，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在元代积极的农桑政策促进下，兴化农民的垦荒种植积极性逐渐被调动起来，农民收益甚至比商人更好，出现了“坐贾行商，不如开荒”的少有现象。④元代兴化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元执政者认为“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始终把兴修水利摆在重要位置。⑤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秋，兴化境内发生了特大台风暴雨，海堤多处被冲毁，海水涌进兴化平原，大片农田变成盐碱地，粮食减收8万石。兴化路总管组织民众积极开展减灾赈灾，及时修复海堤，促进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大德八年（1304年），崇福寺高僧何自永募捐倡建太平陂，得到了兴化路官员的支持。太平陂位于仙游县枫亭镇霞桥村，陂基用长条石砌筑，全长200米。太平陂筑成后，溪海之水截然分开，枫江两岸万亩望天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
元延祐元年（1304年），兴化境内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早灾，泗华溪缺乏水源，北洋农田缺水欠收，兴化总管郭朵儿组织民众修筑沟渠20余里，“自木兰陂引水环郡东北与延寿溪会合，灌溉北洋田万余亩”。⑥并在陂头北端创建了“万金陡门”（水闸），引木兰溪水往北，完成了木兰、泗华两条溪流的汇合并网，调剂两溪的水源余缺。同时，为了防止水利纠纷，郭朵儿还在陂首树立《水则》。《水则》规定：南北洋平原七三分水原则，即南洋用水为总流量的七成，北洋为三成。元延祐元年（1314年），郭朵儿又组织民众重建望江里金敦陡门（今三江口镇芳山村），增加望江的泄洪量，确保望江里数千亩良田免受涝灾。
延佑二年（1315年），新任兴化总管张仲仪也组织民众挖掘水渠，引木兰溪水与延寿溪水汇合，使南北洋水渠相接，又将萩芦溪太平陂的水渠与延寿陂的水渠相连，使兴化境内三大溪流并网，既扩大了数万亩的农田灌溉，又使南北洋沟渠相连，互通舟辑，便利了水上运输，为兴化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元代兴化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由于元代兴化境内水利设施日臻完善，农田灌溉问题基本解决，兴化平原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作物继续发展。元代兴化境内有甘蔗、荔枝、龙眼、茶叶、棉花等多种经济作物，地方政府鼓励百姓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同时，元代还从国外引进了西瓜、棉花、花卉等多个农作物新品种，在境内大面积种植，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三是畜牧业有了较大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就有“六牲之物随所宜畜”的记载。进入元代之后，家畜饲养技术不断提高，品种增多，兴化境内养殖了大量的猪、羊、牛、鸡、狗、兔、鸭等家禽，莆田沿海地区开辟了多片草场，饲养了众多的牛、马、骡等动物，以供乘骑、驮货等，家畜饲养已成为百姓的重要经济收入。四是渔业发展速度加快。元之前，兴化渔民只在近海捕捞，从元代起兴化渔民开始远洋捕捞，鱼产品产量大增，渔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元中后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一些拥有自家渔船的渔业主，采取雇工、出租、抽成、分红等多种方式经营渔业，出现了股份制的渔业生产经营模式。同时，元代兴化境内淡水养殖也有一定的发展，“近水之家”、“凿池养鱼”，养殖面积不断扩大，水产品日益丰富，百姓收入增加。
元代，兴化农村经济率先恢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两宋时期兴化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为元代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进入元代之后才得到了充分发挥，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农业的发展；二是元朝实施鼓励垦荒的农业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元代兴化地方政府多次组织民众开展大规模的垦荒种植，境内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是元代地方政府多次组织百姓维修和新建水利设施，进一步发挥农业基础设施的效益。如元代地方政府多次组织百姓修建木兰陂、延寿陂、涵江陡门及境内水渠等，使木兰、泗华、萩芦三大溪流汇合，兴化南北洋沟渠相连、互通舟辑，既解决了兴化平原的农田灌溉问题，又改善了境内的交通条件，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手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初，由于持续战乱使兴化经济社会遭受了严重破坏，一些手工业作坊相继停产，手工业品市场出现了严重萎缩。经过20多年的恢复，直到元大德年间，兴化手工业才逐渐恢复。元初，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主要有陶瓷、盐业、纺织品、酿酒、制醋、造纸等行业。元中后期，境内手工业行业开始增多，手工业加工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加上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手工业品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促进了兴化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一是陶瓷产量迅速增长。宋代兴化境内陶窑众多，陶瓷生产鼎盛一方，成为东南沿海的主要生产基地，但产品大多为普通陶瓷，量大价廉。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制陶技术更加成熟，不但能制作青釉陶瓷、影青瓷、酱色瓷，还可以生产工艺瓷和装饰瓷品。陶瓷产品除了在境内销售外，还大量外销到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成为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二是制盐业持续发展。宋代时期，兴化路是福建省的产盐基地，涵江上里盐场是全省四大盐场之一。“元大德二年（1298年），仙游崇福寺僧祖和奏请在双迟（今枫亭海安）创建设盐埕”，得到了兴化路总管的支持。①仙游双迟盐埕建成后，兴化盐业产量迅速增长。同时，元代兴化晒盐技术更加成熟，晒盐法全面推广，制盐成本下降，产量不断提高。虽然制盐业始终由朝廷控制，但盐业生产仍然是沿海百姓的重要收入，也是兴化境内一个重要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随着制盐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加强对盐业生产的管理与控制。至元十年（1273年），朝廷在兴化路设立了“管勾司”，执掌盐税，管理盐业生产与流通。元代官办盐场的盐户称“亭户”，百姓生产的食盐叫“正盐”，实行盐务榷卖制度，由政府低价统购，按供销范围核定行销，利入国库。所以，元代“国家经费，盐利居十八”。元延祐二年（1315年），朝廷改“管勾司”为都转运，负责盐业生产与管理的官员称“盐铁使”，由郡人方广翁担任上里盐场盐铁使。
三是纺织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元初兴化境内经济萧条，纺织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进入元中后期，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兴化纺织业发展速度加快。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朝廷在福建设立了“木棉花提举司”，专门管理纺织业生产和棉织品收购，要求福建每年上贡棉布10万匹，大量的纺织品朝贡，客观上促进了福建纺织业的发展。元代兴化路还设立了织染局，负责纺织品的生产管理与收购。同时，元代兴化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原来落后的纺纱工艺已被淘汰，江浙一带高质量的“湖丝”大量涌入兴化城乡市场，许多纺织作坊不再自己生产纱线，而是直接购买江浙优质湖丝进行织布，纺织品成本下降，纺织品质量提高，产量大幅增长。
据史书记载：元代兴化境内纺织品有三大类，即麻织品、棉织品和丝织品，品种有棉布、葛布、麻布和丝帛等10多种，形成了以黄石为中心的纺织品专业市场。元代兴化纺织丝业的恢复与发展，既满足了境内百姓的衣着之需，又完成了朝廷的贡赋税收，同时还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这也是元代中后期兴化纺织业持续繁荣的重要原因。
四是蔗糖产量继续增长。元代兴化境内甘蔗种植面积继续扩大，蔗糖加工业日益发达。据《螺江风物赋》记载：“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春养其萌，夏粪其株；秋敛其叶，茎修节疏；冬食其干，肤腻液充。伐者如木，束者如竹。入佳境，解朝醒，虽醍醐膏露之滋，不足以比其醴。
于是刳木为槽，断木为杵，饱万夫之食，而明烛继夜，长歌相春。槌壁成哨，擘圭作甘，酾以清泉，甑不炊而神液滋漉。高灶蒸云，列鼎腾烟，调以甘膏，火不停而灵砂自镕。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冲。北方之人，京尘渴肺；储金宝以待入浦之舟，而往来之憧憧”。①同时，蔗糖的大量生产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也是元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除上述几种主要手工业之外，元代兴化境内还有酿酒、制醋、制茶、雕刻、造纸、农具制造等行业。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人用糯米五斗。麴一斗，造酒一坛，燔而热之，越岁不败，此为老酒。用糯一斗，麴二升，造酒一坛，燔而热之，随时食用，此为时酒。计其为利所得，糟胾足以偿酒工及柴薪，而酒之利率得十之七”。同时，米醋生产工艺也有较大的进步，兴化百姓“用杂糙米蒸饭，抟为饼，以草麻叶覆之。及生毛，乃挼净，用缸盛贮。约米一斗，用水十一六瓶窨半个月以上，名曰醋成矣。其利位于酒”。②由于手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元代兴化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商品经济发展与莆商队伍壮大
元朝实现了大一统局面之后，由于中国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商人与日俱增，为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元朝统治者执政之后，虽然将农业发展摆在首位，但并不抑商，也不歧视商人，而是采取“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的积极政策。这些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兴化商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商品经济的崛起与发展
从元代中前期起，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兴化境内手工业开始恢复，促进了兴化经济社会的全面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元中后期，随着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兴化商品经济进程不断加速，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日益商品化。元代，兴化境内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粮食转化为商品的数量日益增多。元代的粮食贸易，不仅仅是投入市场销售的粮食数量增多，而且还通过酿酒、制醋、副食品加工等渠道实现粮食的消化与销售。据《兴化府志》记载：元代兴化境内生产的粮食除了供给城乡居民直接消费外，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酿酒、制醋，或通过农产品加工转化为饮料型商品，或加工成副食品后投放市场。如元代兴化百姓利用粮食酿造“老酒”、“时酒”和“米酒”等，其中用于自己饮用的酒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更多是用于出售，其原因是“酒之利得十之七”。同时，元代兴化境内米醋生产作坊众多，这也是粮食转化为商品的一条重要途径，因为米醋利润更高，“其利位于酒之上”，百姓自然乐意生产。所以，元代兴化境内酿酒业和制醋业兴盛，也成为粮食转化为商品的重要渠道。另外，元代兴化副食品加工业日渐发达，出现了糕饼、白稞、兴化米粉等多个行业，使大量的粮食转化为商品粮。据《仙游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①二是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元代兴化境内的竹木业、菜园、果园和经济作物种植等，开始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宋代时，兴化境内的荔枝、龙眼、甘蔗、茶叶、桑、棉等经济作物，大多以果农个体分散种植为主。而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境内的经济作物种植相当一部分已经转变为专业化生产，不少土地所有者开始改变收取实物地租的传统经营方式，而是将土地用于商品化生产，即雇用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并将农产品深加工后投放市场销售，这种以赢利为目的农业生产，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性质。
三是商贸繁荣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元代时期，豪门权贵之家生活奢侈，土特产品和奢侈品需求量大增，推动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商人贩卖奢侈品获利高，特别是从海外进口的犀角、象牙、珍珠、玳瑁、香料、金银饰品等，大多数销售给达官贵人和蒙古贵族，消费需求扩大也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商贸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人增多了自然会增加了对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需求，客观上也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是文化消费需求旺盛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兴化境内文化产业起源于唐宋时期，如图书、莆仙戏、木偶戏、歌舞、杂技、说书唱曲等行业，据史书记载：“唐咸通年间（860—873），福州玄沙寺住持宗一大题，南游莆田，县排百戏迎接。”②到了南宋时期，兴化境内文化产业已经非常繁荣。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境内文化消费更加旺盛，如发源于唐、宋时期的莆仙戏和木偶戏颇受百姓欢迎，且演技大有提高，出现了众多的赢利性戏班和编剧，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扩大，文化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一些文人墨客还利用戏剧反对元朝苛政，如元代莆籍戏剧家刘念慈编写的《南戏新征》，以元初兴化屠城为题材，揭露元军一天屠杀3万多莆人的历史事实，在兴化城乡久演不衰，深受人们喜爱。又如莆仙戏《岸贾打》，也是一部激发民族情绪、反对元朝暴政的剧本，深受百姓欢迎。还有《张状协元》、《王魁》等剧本，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剧本和商业性演出，适应了元代百姓的文化需求，促进了境内文化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也推动了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是元代积极的外贸政策对兴化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元朝为了增加税赋，欢迎外商来元经商贸易，鼓励国内商人开展对外贸易，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发展。元末福建沿海港口经济繁荣，泉州剌桐港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兴化与泉州近在咫尺，许多蕃客在兴化境内采购蔗糖、荔枝、龙眼、茶叶等农产品和陶瓷、细布、食盐等手工业品。同时，又将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到兴化境内，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发展。
六是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元代之后，随着商贸的不断发展，兴化境内出现了不少的豪绅富户，许多商人有钱之后，大量购买土地，采取雇工形式经营农业，具备了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性质。在渔业生产方面，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据史书记载：元代兴化境内“渔业主占有大量滩涂、桁地、磹地，出租给渔（农）民经营，从中提取租金，与地主收田租相同；渔船主占有全部生产工具，雇佣渔民进行渔业生产，劳力报酬只占生产利润的30％；渔民合股购置渔船，个人各自购置渔网，共同生产，除船老大可多挂0.5～1张‘长头网’外，其余每人各挂网一张，捕捞所获归各人所有；渔民合伙向渔船主租船，各人自带同等渔网，共同生产，捕捞所得，各归各有；房族共有的渔业用地，包括石沪、竹沪、海滩地等，共同维修，抽签轮流进行捕捞作业，捕捞所获，由作业者均分”。①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不但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初，兴化经济在战乱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商人元气大伤，商业长期萧条，直至元大德年间才逐渐恢复。元延祐年间，兴化境内大兴水利设施建设，木兰、延寿、太平三条溪流并网，兴化平原互通舟楫，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市场交易日趋旺盛，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中期，朝廷实施鼓励商业发展政策，促进了兴化商贸的恢复与发展，莆田的涵江、迎仙、宁海、白湖、梯吴、浮曦等商业集市逐渐繁荣起来。郡城的南门和西门均有米圩和水果圩，农产品贸易持续发展。特别是黄石商业集市，横跨莆田、景德、连江、福清四里，“货物充斥，买卖旁午”，出现了“土苎、麻、棉、细布、饮食糕饼、盐子店、渔牙行栈、中医药铺、土纸、土制糖，南北京果、山货、杉木行、铸造和陶业”等10多个行业，成为境内最为繁荣的商贸中心。②元代，仙游商业经济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仙游的枫亭、沧溪、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度尾等地，均有粮油集市和手工业品销售市场。榜头、中岳、慈孝等地，设有山货、土纸、木材等专业市场，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特别是仙游县城的西门外，商贾集聚，聚店成街，成为商贸中心。仙游县城内有东门市、西门市、台斗岭市、泗洲市、大坪口市、新店市等6个商业集市，整个县城逐渐形成了东街、西街、田底街、半路街、太平街、茅亭街、鱼牙街等8个粮贸街市，商贸非常兴旺。
特别是枫亭集市，发展成为仙游境内最繁荣的商贸中心。据《兴化府志》记载：“枫亭市街长三里许，为仙游闹市，商贾贸易颇盛。......南通泉州，北通郡城，东通黄石、平海，西通本县，为四达之衢。市场之东有太平港，潮汐盈缩；枫溪水亦至此入海。有‘溪海会流’石刻，乃蔡君谟书，其港之北，人烟繁庶；港之南，宋南康郡王陈洪进故居”。①元代枫亭籍状元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生动描写了枫亭集镇的盛况：“通道而南，城趋乎刺桐（泉州）。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名，木棉之裘，葛布之筒。重载而来，轻賫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出现了“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远，四方会通”的繁荣景象。②据《仙游县志》记载：“元代，枫亭薛和源在霞桥港开设花生油栈和豆饼行，囤积花生油100多吨。元末明初，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③元代兴化县境内的商业恢复比较缓慢。一方面，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商品短缺，墟集比较萧条。虽然在游洋、新县、大洋、庄边等地有经营粮食、山货和日用品的商店，但数量不多，商品单一，大宗山货还需运到郡城周边的集市销售。元代兴化县境内手工业品以徐州瓷窑生产青釉陶瓷为主，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另一方面，元代兴化县境内人口锐减，客观上也影响了兴化县商业经济发展。加上兴化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元末亦思法杭兵乱期间，波斯兵为了打通泉州通往永泰、福州的战略通道，曾经两次攻打兴化县城，境内商店多次遭受洗劫，民众纷纷逃难，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荒凉景象，严重影响了兴化县的商贸发展。
元代中后期，兴化路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境内商店不断增加，集市逐渐繁荣，商贾日益增多，一些与商业相关的辅助性行业应运而生，如邸店、柜坊、高利贷、牙人、牙行等日渐增多。但随着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地方政府又不断加大商业课税，先后在黄石、涵江、莆禧、枫亭增设了税课局和河伯所，大肆盘剥商人。
元中后期，兴化路商业经济再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朝廷宽松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兴化人口流动和商人队伍扩大；二是服务业需求不断扩大，剌激了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三是手工业制造技术的进步和手工业品产量的增长，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四是元代兴化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建筑了众多桥梁，境内交通瓶颈得到了缓解。特别是三条溪流并网之后，南北洋舟楫相通，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
（三）元代兴化商人经营活动与莆商队伍结构
元代是古代莆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再度繁荣，从商人数日益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元代兴化商人队伍结构也有新的变化。众多的士人学子加入经商行列，商贸活动开始从境内向境外转移，从国内向国外发展。同时，元代兴化境内商业行业不断增多，行业集聚加速，部分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古代莆商的代表人物。
首先，元代兴化商人队伍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宋之前，兴化商人大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但往往急功近利，缺乏商场谋略，生意很难做大做强。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商人队伍结构有了较大变化，大批士人和学子加入了商人队伍。由于兴化士人不认同元朝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认为蒙古人“非我族类”，“不愿事贼”，不少兴化官员归隐山林，或过起田园生活，或涉足商场，客观上提高了莆商队伍的素质。同时，元代兴化文化人读书仕进的热情大减。许多学子放弃读书求“功名”的念头，拒绝参与元朝政治，选择了经商之路。据史书记载：元代时期兴化学子很少参加科举，在元朝执政93年间，兴化路只考取了12名进士，而宋代兴化军共考取1756名进士，兴化科举的大幅萎缩，从侧面反映了兴化学子仇视元政权的心态。所以，元代有大批兴化学子和士人涉足商场，使莆商队伍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兴化商帮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其次，兴化商人活动空间开始向境外和国外转移。由于兴化是元军最后征服的地区，按元朝廷政策，后归顺的百姓地位最低，民族歧视更加严重，境内商业环境不佳，许多商人举家外出，奔赴全国各地经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拉开了“无兴不成镇”的历史序幕。同时，兴化商人为了摆脱蒙古族的残酷统治，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有不少商人向海外移民或定居。如宋时兴化刻书业非常发达，书籍商品率很高。进入元代之后，朝廷严厉打击异端思想，兴化刻书业迅速衰退。
而当时日本正在大力发展“五山文化”，盛行翻刻中国古籍，吸引了大批兴化手工业者前往谋生。
据史书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莆田仁德里台谏坊（今西天尾镇俞里村）俞良甫等30多人，迁徙日本嵯峨地区，从事雕版业和图书印刷生意。“寓居东京的嵯峨，以刻书为业。先后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文选》（李善注）、《昌黎文集》、《唐柳先生集》、《陆放翁诗集》以及佛经、小学（字书）、课本等几十种，署名‘中华大唐俞良甫博士’。良甫善剞劂，刀法娴熟。所刻的书，字体隽秀，版面整洁，选本精良，为日本学界所珍视，特称为‘俞良甫版’”。①在俞良甫等人影响下，陆续有兴化商人前往日本经营刻书业，培养了不少日本徒弟，刻印了众多的书籍，翻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化名著，对日本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还有不少兴化商人前往台湾定居，当时称“过台湾”，特别是元末亦思法杭兵乱期间，不少兴化人东渡台湾谋生。据《寻根揽胜兴化府》记载：“元时，澎湖有居民1600多人，许多人从莆田湄洲渡海而来，其中不乏兴化路的移民”。②另外，元代还有一些商人移居香港、台湾、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先驱。
再次，元代兴化商人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也出现了重大转变。宋代兴化商人羡慕“坐贾”，大多数商人希望在街上开个店面，瞧不起长年累月四处奔走的“行商”。进入元代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一些搞易货贸易的“行商”收益更好，甚至暴富起来，“行商”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元代兴化商人的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商”与“贾”的界线不是十分明确，许多商人既有自己的商铺，又有航运舶船；既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又经常与外商蕃客合作经营；既有自己固定的商业资本，又经常向民间借贷周转金。另外，元代兴化商人的经营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意识更加浓厚，竞争意识更强。
第四，不少兴化商人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家资巨富的早期资本家。元代中后期，黄石、涵江、枫亭等集市的商业行业开始集聚，形成了棉布行、杉木行、京果行、渔牙行、蔗糖、粮食等几大行业，而每一个行业都有几个商业巨头，在本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仙游枫亭的豪商薛和源，在枫亭港开设货栈，成为富甲一方的批发商。据《仙游粮食志》记载：“薛和源，连江里（今枫亭镇）人。生活于元代，元至正年间，依港建立粮仓油库，在霞桥开设货栈，以经营北方食油为著，囤积花生油100多吨，销售网络辐射莆田、永春、德化、惠安各县，收入颇丰”。①《莆田市志》也记载：“元代，薛和源在仙游霞桥港开办花生油栈和豆饼行，日收银元可‘以斗量’”。②同时，在兴化郡城、涵江、黄石等集镇，也出现了一批富商巨贾，成为元代莆商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元代兴化路对外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元朝沿袭宋代的市舶司制度，实行奖励海运和鼓励对外贸易政策。忽必烈统一江南的战争尚未结束，便诰谕海外诸国：“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③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废除了十一税制，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所获赢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组建了海上贸易机构，建立了“行泉府司”，下辖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和市舶提举司等，并设置了海上驿站，专门为朝廷运送“蕃夷贡物及商贩奇货”。同时，元朝还组建了“海船水军”，以保护海上商道安全。这些积极的政策措施，为元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境内对外贸易的发展。
元初，朝廷对官员经商未加限制，沿海各行省和各路、府、县的地方官员都参与对外贸易活动，“诸王、驸马、权豪、势要”纷纷加入经商行列。⑤许多官员之家“皆有舟”，或派亲信下蕃贸易，或将钱款交给富民作本，勒令其稍带下蕃贸易，“回舶时将贵细物货贱估价钱准折，重取利息”。⑥而舶商为了逃避损失，或在船只进港前“走泄细货”（走私），或利用僧道享有的免税权，在其船中夹带货物走私，官商一家，“恃势隐瞒作弊”，导致朝廷税赋大量流失。
至元28年（1291年），忽必烈出台了《市舶则法》，规定各衙门官员不得“差占”舶商船只，且“永为定例”，对违法官员给予严惩。同时，朝廷还规定商船进港，不许“权豪势要人等诡名请买”，并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杂役，以示朝廷体恤商人之诚意。《市舶则法》的颁布实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商争利现象，维护了船舶商的权益，“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海上贸易日渐繁荣。⑦据《莆田县简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租者十五分取一......玄武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帛解，然后听其货卖”。由于“元政宽纵，听民与番互市，故海岛居民多货番”。⑧可见，元代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对于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都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
一、兴化港口经济繁荣与外贸发展
元初，元军在沿海大肆抢夺商船，以补充军队战船，导致兴化海商财产大损，商人元气大伤。
虽然朝廷出台了许多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数兴化海商缺乏资本，惨淡经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兴化海商逆境而上，有的商人通过借高利贷，“捐生其利，期偿称贷”；有的商贩通过合资、合股和合作等方式，多方筹资，“相结贮钱”，共同经营；有的海商则搭附大商之船，租用舱位，借鸡生蛋，滚动发展；有的坐贾则与蕃客“结托”经营，代售代购，赚取差价。经过一番艰难的拼搏，兴化海商慢慢恢复了元气，境内对外贸易逐渐繁荣起来。
（一）黄石商贸中心的形成与港口经济的发展
元代兴化港口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元初，兴化境内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和桥梁建设，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航道出现了重大变迁。即宁海桥修建之后，阻断了白湖港的航道，昔日繁荣的郡城港口日渐衰落。涵江新港的端明陡门修建之后，阻断了涵江港的商船通行，商船无法直接进入涵江商贸中心，端明港的进出口货物只好转移到三江口港。同时，随着兴化港口经济的兴衰，商贸中心也出现了转移，逐渐形成了一个商贸中心和四个对外贸易港口，即黄石商贸中心和太平港、秀屿港、宁海港、三江口港等四大外贸港口。
黄石是元代兴化境内最大的商贸中心。在北宋时期，农村商贸渐趋活跃，黄石集市日渐繁荣，迅速发展成为农产品集散地。而商业繁荣又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黄石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成为兴化境内著名的商业区与富裕区。加上黄石地处兴化平原的中心地带，毗邻秀屿港、宁海港，水陆交通便利，在元代外贸经济繁荣的辐射下，黄石迅速发展成为莆、仙、惠三县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海商蕃客云集，“贷物充斥，买卖旁午”，一片繁荣景象。
元代兴化境内最繁荣的港口是枫亭太平港。太平港开港于中唐时期，发展于南宋时期，繁荣于元朝中期。太平港包括下桥、陡门、沧溪三个港口。沧溪港以鱼货行栈为主，下桥港和陡门港主要是商行货栈。宋庆历六年（1046年），太平桥修建之后，陆路交通得到了改善，太平港渔船会集，逐渐形成了海产品市场和食盐市场。进入元代之后，太平港再度兴旺。莆田、惠安、仙游三县的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天天云集太平港，商贸非常繁荣，周边三个县的农民将农产品运到太平港销售，换回生活用品。各地手工业者将手工业品运到枫亭市场抛售，南日岛、湄洲岛及惠安崇武等地渔民则将海产品运到太平港换取粮食、油料等生活资料，从而形成了多个专业市场。据《枫亭志》记载：“元代，太平港贸易兴盛，‘舶舻衍尾，风涛架空’，‘遐珍远货，不可殚名者，无不幅辏于南北之贾客。’‘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一派繁荣景象。①外国商品“重载而来、轻赍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舳胪衔尾，风涛驾空。粒米之狼戾，海物之维错，遐琛远货，不可殚名者，辐辏于南北之贾客；白鱼、乌贼、水珍、川泽之百种、先二潮而上者，所至相接踵；薪、炭、竹、木、柿、梨、枣粟，山林之百物。由道而来者，其积如崇墉”。②元代的太平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人物之所合，水陆之所备，舟车之所会，既日盛于一日，自远方而来徙家者，复多于穴之蚁，窠之蜂”。③可见太平港商贸之发达，经济之繁荣。
秀屿港也是元代新崛起的港口。秀屿港航道宽阔，水深不淤，又处于湄洲湾避风处，成为商船装卸货物、加水、避风和中转的理想港口。但在宋之前，秀屿港地处偏僻，陆路交通不便，进港货物需要二道运输，增加了商品流通成本，其港口优势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商业中心开始向沿海转移，特别是白湖港荒废之后，秀屿港的优势逐渐呈现出来，大型船舶大多停靠在秀屿港，过境船只也经常到秀屿港避风、吸水和补充给养，使秀屿港逐渐繁荣起来。据史书记载：元代时期，方圆仅1平方公里的秀屿港口，发展成为食糖、食盐、水果、花生、陶瓷、杉木、中医药、土苎、麻、棉、细布等商品贸易中心，成为莆、仙、惠（安）三县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
除了太平港和秀屿港之外，三江口港、宁海港也是元代兴化对外贸易港口。据史书记载：三江口港繁荣之后，涵江集镇范围迅速扩大，“涵头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为莆闹市”。①元代，涵江的霞徐码头非常繁荣，从田厝的埭头至六角亭附近的港道，可泊2000担的“乌槽”（即大木帆船），从六角亭至端明陡门外的港道可航行300担以下的商船，霞徐码头和端明陡门都发展成为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码头，并带动了涵江集市的繁荣。
宁海港也是元代兴起的对外贸易港口，元统二年（1334年），龟洋僧人越浦发起募捐修建了宁海桥，使两岸天堑变通途，但又截断了白湖港的航道，兴化郡城的货物全部转移到宁海港进出，宁海港迅速繁荣起来，进而形成了黄石商贸中心，商贸空前的繁荣。
（二）妈祖信仰在兴化港口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兴化港口经济繁荣也有妈祖的功劳。忽必烈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大举南粮北运，每年漕运粮食、食盐等多达数百万担。而在科技比较落后的元代，漕运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经常出现沉舟覆船和人员伤亡事故。为了鼓舞士气，增强航海者的信心，元统治者极力推崇航海保护神——妈祖。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朝廷封妈祖为“护国著天妃”，下令全国为妈祖举行春秋两祭，逢初一、十五“晋香”（进香）。元朝先后多次褒封妈祖，大幅提升妈祖的地位。据《元史·世祖本纪》和《续文献通考》记载：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先后褒封妈祖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等，使妈祖从人间神祗上升为天上尊神，既管瞑间诸魔，又负有护国安民之责。同时，元代还“诏滨海州郡，皆置祠庙”，漕运所经之所，妃庙遍布，妈祖倍受官员、商人和百姓们尊崇。
兴化是妈祖的故乡，也是泉州向北航运的必经海路，许多商船特地驶入兴化港口，到湄州祖庙、宁海圣墩妈祖庙、白湖顺济庙、黄石清江天后宫和枫亭三妈宫祭拜，请求妈祖保佑航海平安、生意兴隆，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港口经济的繁荣。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兴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有乌丘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也”。“妈宫西屿北港，八罩四澳，北风可以泊舟，若南风不但有屿，可以寄泊”。②湄洲湾“作为南来北往船只的天然中间站，既有深水良港可供停泊，又有淡水可供汲取，还有妈祖庙可以祭祀祷告保佑航海安全。所以，往来船只一定要到湄洲湾停泊，这就促进了湄洲湾港的发展与妈祖庙的兴盛”。③元代翰林学士张翥（云南晋宁人）于元至正初（1341年）到湄洲岛拜谒妈祖时，曾经赋诗一首：“飞舸鲸涛渡渺冥，祠光坛上夜如星。蛟龙筍口悬金石，云雾衣裳集殿庭。万里使轺游冠盖，千秋海甸仰英灵。乘槎欲借天风便，仿佛神山一髪青”。④可见，元代中后期，湄洲岛和兴化沿海各港口，船来船往，进进出出，人气旺盛。
元代时期，妈祖信仰伴随着兴化商人的足迹，继续向海内外广泛传播。据史书记载：“元代，随着海运与贸易的发展，妈祖行宫建造范围也逐渐扩大了，北抵塘沽（天津），南跨琼州（海南岛）都有妈祖庙”。①凡繁荣商埠必有妈祖庙，而有妈祖信仰的地方必有兴化商人，这也是“无兴不成镇”之由来。
二、外贸管理体制和通商航线及进出口商品
元朝执政后重视对外经济交流，长期实施积极的外贸政策，促进了兴化商业的繁荣和港口经济的发展。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泉州市舶司降低进口货税率，实行‘三十取一’政策，境内对外贸易空前繁荣”。②在元代宽松的外贸政策促进下，兴化沿海港口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日渐繁荣，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6个，成为古代兴化对外贸易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一）元代外贸管理体制
元代沿袭宋代的市舶司制度。元初，朝廷保留朝贡制度，进口紧缺商品由朝廷禁榷，或由市舶司抽成之后让商人经营。元代兴化路设立的“织染局”和“杂造局”，实际上是管理进出口产品的行政机构。织染局大量收购纺织品，经加工包装之后，转手倒卖或提供出口。而杂造局则大量收购陶瓷、铁器等手工业品，由官办作坊加工包装后进行销售或出口。民间贸易主要由船舶主和牙人经营，外国蕃客经市舶司批准后，可以在境内开设商店，其经营方式通常有“结托”和“自营”两种：“结托”是中外商人合作经营，具有中外合作性质。“自营”则是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开设商铺，自主经营，具有外商独资性质。
至元二十年（1283年），由于兴化沿海港口对外贸易不断扩大，进口商品日益增多，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朝廷在兴化路设立莆田海站，其职能有二：一是管理兴化境内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和入境商船及蕃客；二是管理海上船舶运输，代办市舶司收购的部分非禁榷货物。莆田海站实际上也是朝廷委派的贸易机构，兼有代办外贸、航运、进口商品销售和外国商人管理等职能。
元代对外贸易管理机构与宋代市舶司制度相似，但在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上较宋代完善。特别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颁布的《市舶则法》，既是一部禁止官员经商的禁令，也是一部保障商人权益、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法律，对元代外贸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市舶则法》规定，兴化路海运管理“改由兴化千户所监管船舶，由莆田海站兼管航运”。③同时，“兴化路官衙（设官驿令、提领、脱脱禾孙）及莆田海站悉照法执行，其主要职能有：查验过境停靠的官船、民船是否办理抽分纳官手续。如有隐匿按漏舶（逃税）论罪；查验过境停靠商舶是否执有出海‘公据’、‘公凭’。如有谎报、诈妄行为，没收其货物交市舶司处理；查禁过境停靠商船、官船是否贩运禁止出海的商品。如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等；收存舶商自卫之用的刀剑弓箭和铜锣，舶商发舶时归还；优待舶商、水手。他们出国公干，对其家小进行优恤，免除其差役”。④《市舶则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
（二）元代兴化对外贸易航线
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有枫亭港、秀屿港、三江口港和宁海港。其中枫亭港最为繁荣，“从太平港运出的砂糖、土纸等前往暹罗、琉球、大食品等地销售”。①太平港建有码头、粮仓、货栈等，销售网络辐射到福清、莆田、仙游、永春、德化等县，“其外贸的兴盛程度可与泉州国际大港剌桐港妣美”。②据史书记载：“元代，在局势平定之后，朝廷锐意经营，发掘本地资源，设兴化路织染局、杂造局，置莆田海站，采取比宋代更加优惠的政策，开展对外招商活动。莆田、仙游两县对外贸易臻于极盛。通商国家和地区多达16个，以东南亚诸地为主”。③元代时期，兴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多。主要航线有：兴化——占城（今越南）；兴化——三舆（今菲律宾）；兴化——罗解（今泰国）；兴化——三佛齐（今马来半岛）；兴化——朋加拉（今孟加拉）；兴化——真腊（今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兴化——渤泥（今文莱达鲁萨兰国）；兴化——天堂（今阿拉伯）；兴化——爪哇（今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爪哇岛）；兴化——锡兰（今斯里兰卡）；兴化——马八儿（今南印度一带）；兴化——俱蓝（今印度西南沿海喀拉拉邦奎隆县）；兴化——日本；兴化——新罗（今韩国）；兴化——琉球；兴化——香港，共有16条海外贸易航线。
国内航线分为省内和省外两条：省内有兴化至泉州、厦门、福州等航线。省外航线有兴化至宁波、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烟台、大连等航线。
（三）进出口商品
元代兴化路对外贸易产品比较丰富，既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业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生活必需品；既有工艺品，也有日杂品（俗称“粗货”）。元代兴化出口商品主要有二大类：一类是农产品，主要有蔗糖、干果、茶叶、林竹山货等。另一类是手工业品，主要有纺织品、杂货、铁器、白金、青铜、工艺品、陶瓷等。出口商品以蔗糖、干果、纺织品和陶瓷为大宗。特别是陶瓷出口数量大增，兴化县徐州窑、莆田县西天尾碗洋窑生产的青釉陶瓷，大量销往日本、新罗、台湾和三佛齐等国。莆田县灵川海头的苦山陶窑生产的青瓷、影青瓷和酱色瓷，主要销往台湾和东南亚各国。仙游县的埔尾、岑岭等陶窑生产的工艺瓷、青瓷、影青瓷等，主要销往日本、越南、朝鲜、琉球等东亚诸国及地区。
元代兴化境内的进口商品仍然以奢侈品居多，但也有普通日用品。奢侈品主要“有宝石、珍珠、胡椒、犀角、玳瑁、象牙、槟榔、木棉、葛布、药材（含没药、芦荟、血碣、荜拔）、沉香、檀香及其它粗货”，日用品主要有粮食、布料、农作物和药材，以及香料、白糖、药材等④。据史书记载：“南海诸岛又有调味香料之输入，大致包括丁香、肉豆寇、檀香、沉香、降香、安息香、樟脑、胡椒、姜、肉桂、苏木，以及产于南海诸岛之其他香料”。⑤这些进口商品，并不是全部在兴化境内销售，兴化商人与外商进行易货贸易之后，又贩运到闽中各地和闽北各县。而外国商人到兴化境内购买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一般是以物换物，基本上能够实现进出口收支平衡。
总之，元代朝廷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流，宽松的外贸政策和经营环境，为兴化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元中后期，福建沿海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不但为兴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生产拓展了广阔市场，而且带动了境内商业经济的繁荣。同时，经济发展又促进了莆商队伍的壮大，商人活动空间更加广阔，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一股新生的社会政治力量。
第一节 元军屠城与兴化经济萧条
兴化军地处东南沿海，是元军最后攻克的南宋郡城之一。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兴化郡城被元军占领之后，百姓进入长达90多年的战乱与黑暗统治。在元朝苛政之下，兴化境内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全面萧条，唐宋时期刚刚发展起来的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经济出现了全面萎缩。特别是宋末元初，陈瓒、陈文龙叔侄募兵勤王，誓死抗元，激起元军对兴化百姓的刻骨仇恨，兴化郡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血腥屠城，人亡城墟，遍地哀鸿。
元朝执政之后，又采取高压政策，兴化士人与元朝政见不同，官僚贵族纷纷归稳山林，商人富绅四散而去，境内出现了“元九十三年之治，无一人留心郡志者，故土田、财赋通无可考”，兴化历史出现了一段空白。①所以，元代时期兴化历史资料最为匮乏，有关境内的商业经济和商人活动记载甚少。本章就元代兴化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商业经济恢复和对外贸易发展等方面作简单的叙述，以续兴化历史。
一、兴化政权更迭与元军屠城
南宋德佑二年（1276）正月，南宋皇帝在临安城被捕后，南宋王朝土崩瓦解。南宋主战派代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南宋大臣，拥幼主赵昰入闽，迁都福州。同年五月，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称端宗，改国号为景炎元年（1276年）。同年十一月，元将阿刺罕率兵包围福州城。福州知军王刚中和福建招抚使王积翁见大势所趋，献城降元。南宋老臣张世杰等人率宋军余部护着端宗、杨太后和卫王赵昺及其众宫女，水陆并退，迁都兴化军。从陆路南撤的宋军退至兴化境内，驻扎在兴化军的东南面。而益王和文武大臣及宫女等，则从水路南下在兴化湾埭头港口登陆，经大蚶山进入兴化军城。据《莆田市志》记载：“景炎元年（1276年）七月，元军南进。2丞相陆秀夫、枢密使张世杰，奉帝南航至莆田县，宿于壶公山白云院。帝以陈文龙知兴化军。”①陈文龙（公元1232—1277年），字君贲、德刚，原莆田县人，原名子龙，宋咸淳五年（1269年）状元，度宗皇帝赐名文龙，先后任镇东监察御史、抚州知府、左司刺、侍御史、参知政事、兴化知军和闽、广宣抚等职，咸淳七年（1271），任秘书省校书郎。陈文龙是南宋抗元将领，曾上书弹劾丞相贾似道求和误国而遭打击，辞官返乡。陈文龙接旨后，倾尽家资，招募义军，全力勤王。
南宋群臣迁都兴化军后，赵昰和文武大臣酝酿成立“东宋”王朝，但因10万元军尾追而至，大兵压境。为了安全起见，陆秀夫等众大臣拥着端宗南往枫亭，“驻仙游枫亭驿，招集民兵，筹集渔船”。②驻枫亭期间，杨太后曾下昭将枫亭侍郎蔡曰忠之女蔡荔娘许配给陆秀夫。陆秀夫（1236—1279年）字君实，楚州盐城长建里（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人，在与蔡荔娘生有一子，取名陆剑，定居枫亭，为莆田境内陆氏始祖。
景炎元年（1276）年秋，元军挥师南下，进逼兴化军。陈文龙率3000义兵在兴化军东面的囊山设伏。由于元军入闽以来未遭阻击，骄兵直入。陈文龙以3000兵力与号称10万的元军展开了殊死战斗，重创元军，取得大捷，士气大振。
元军遭到重挫之后，立即派兵抓捕了陈文龙全家大小143口，协迫陈文龙降元。陈文龙表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并发动兴化军民同仇敌忾，抵抗元军。宋代兴化军城经过几次重修加固之后，素有“石头城”之称。元军屡攻不克，多次威迫陈文龙的姻亲致书劝降。陈文龙焚书斩使，誓死抗元。后来，为了探听元军情况，陈文龙派部将林华前往福州侦察敌情。不料林华被元军收买，与福州降将王世强勾结，暗引元军到兴化城下，诈称“宋兵来援”，兴安通判曹登孙作内应，开城降元。元军攻进了兴安城，陈文龙不幸被捕。
陈文龙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押到福州时，他写下了遗诗：“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北，唯有丹衷天地知”。③陈文龙被捕后，元军押往北上，一路上绝食，以示抗元之决心。到达杭州时，陈文龙提出拜谒岳飞。他在岳飞墓前大哭一场，气绝身亡，年仅46岁，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旁，谥号“忠肃”，被后人誉为福建的“岳飞”，并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忠肃”。
元军攻破兴化军后，大肆屠城，城内百姓死伤无数，财物被洗劫一空。不肯投降的宋兵残部且战且退，在壶公山北麓草地上与元兵激战，战后不少宋兵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散落当地，便在北战场上搭盖简易房暂住，繁衍后代。由于系东宋士兵，周边民众称为“东宋村”，现仍然沿用此地名。
兴化郡城失陷后，端宗皇帝及众臣立即从枫亭下海南下泉州，但泉州守将已经降元了。端宗群臣无法进城，只好直接从海上逃往广东。祥兴二年（1279年），宋军余部在广东崖山海战时为元军所败，陆秀夫背负8岁少帝广王赵昺投海自杀，南宋政权终结。
陈文龙噩耗传到兴化之后，陈文龙叔叔陈瓒当即发誓：“侄不负国，我不负侄”，决心继续募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陈瓒在花亭（今华亭）一带秘密组织义军3000多人，攻入了兴化城，处死了元军守将和叛将林华，“光复了‘壶兰雄风’，受行都委任，以通判行知军事”。①卫王赵昺升兴化军为兴安州，昭令陈瓒为兴安州通判。陈瓒率领3000义兵与兴安城里百姓一道，同仇敌忾，坚守孤城。宋景炎二年（1278年）九月，元朝派唆都率兵从泉州北上，着手收复兴化城。“陈瓒仅拥有五百家丁，三千义勇，号令严肃，‘每巡城必南向号恸，众皆感奋’。陈氏一门，同仇敌忾，有将乐县丞、监安盐税玒、干办督府机宜文字琥等，都是陈瓒的从兄弟；嘛泾、景赞、景清都是陈瓒的从侄”。②由于陈瓒义军拼死抵抗，元军久攻不克，直至同年十月十五日，唆都指挥元军用云梯、炮石轰炸兴安城。陈瓒义军弹尽粮绝，兴安城被元军所破，双方在城内展开激烈巷战，元军死一千多人，伤无数。陈瓒被俘后，拒不投降，被元军用马车活活裂死（五马分尸）。
兴安城破之后，元军大开杀戒，“三个多时辰，死三万余人”。③兴安城里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横死枕藉。随后“以诖误受戮者，还有三千余家”，死伤无数。④据《莆田发展简史》记载：陈瓒部“顽强抵抗使元军损失惨重，元将唆都恼羞成怒，在夺取兴安州城后，疯狂报复，大开杀戒，‘郡城被屠’，惨无人道地杀死3万余人，血流有声，并放火焚城，兴安州城几乎变成废墟，接着，又在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继续屠杀百姓，计有3000余家被斩尽杀绝，财物掠尽，横尸遍野”。⑤唐宋时期经济发达的兴化郡城，在元军铁蹄的摧残之下，顿时化为一片废墟。
二、元朝民族歧视政策及长期战乱对兴化商业、商人的严重摧残
南宋时期，兴化军是福建最小的一个军城，却成为抗击元军最为坚决的阵地。朱维斡在《福建史稿》评价说：“福建八郡中，兴化军最小，抗元最烈”。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渊源的，宋代兴化军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共考取进士1756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被誉为“进士之乡”，出任宋宰相、宰辅的官员就有蔡京、蔡卞、陈俊卿、龚茂良、叶颙、郑侨、黄庸、陈卓、陈文龙等10人，四品以上朝廷命官不计其数，兴化百姓曾以此为荣，自然对宋朝产生眷念之情，故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元军，导致元军耿耿于怀，招来血腥屠城。蒙古族执政初期，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兴化经济破产，百姓妻离子散，城乡遍地哀鸿。
首先，元初实施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阻碍了兴化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蒙古族执政后，忽必烈规定：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把各民族按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兴化百姓被列为最末等的“南人”，不准学武艺、不准执武器打猎、不准养马、也不准学习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文字。地方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元朝廷还规定：地方政府一切事务都必须听从“达鲁花赤”的裁决，县以上官印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掌控，即使是汉人担任县尹，也只是摆设而己，对“达鲁花赤”必须唯命是从。同时，元朝还在法律上歧视汉人，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杀死汉人，处罚也很轻。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甚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遇灾年朝廷赈灾时，汉人要跪着接受救灾财物。汉人接受教育也有诸多限制，只能学习蒙古文化，不能学习汉语。色目人与北人以贵族自居，视南人为奴隶，出现了“蒙古权贵，荒淫残暴，相习成风。任意杀人，如同儿戏”的现象。①所以，元初实行中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广大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下降，兴化农业经济大幅度衰退，手工业停滞不前，商业经济全面萧条，商人队伍锐减。
其次，元朝的残酷统治激起了兴化农民频繁起义，客观上也延缓了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城市商业的发展。元兵攻克兴化军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洗劫百姓财富。据《元史》记载：唆都率军进入福建后，在兴化沿海肆意掳夺渔船海舶，宋代曾经繁荣的港口经济和对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兴化海商元气大伤，港口经济全面萧条。同时，元军还在兴化境内大肆掳掠人口为奴隶，“男曰奴，女曰婢”，百姓骨肉分离，受尽苦难。另外，元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和统治地位，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采取“分而治之”办法，即用已征服的贵族去对付未被征服的百姓，先归顺的民众政治地位比后归顺的百姓地位高，而最后归顺的兴化民众自然备受歧视，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为了反对元朝的黑暗统治，兴化百姓进行了一系列武装反抗，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仙游民众不堪受辱，爆发了以朱三十五为首的农民起义。至正二年（1342年），仙游农民陈一壶揭竿起义，率众攻破仙游县城，杀死知县。至正十二年（1352年），仙游农民陈君信、秦通甫、黄文五等人，发动民众数百人，攻陷县城，烧毁县署，杀死“达鲁花赤”倒剌沙，主薄要束木逃遁。至正十三年（1353年），仙游县刘广仁等人揭竿起义，率兵攻打兴化路，烧毁广化寺。至正十四年（1354年），安溪农民李大和南安吕光甫等人聚众起义，率部攻陷仙游县城，杀死达鲁花赤，并先后两次率兵攻打兴化路。元初，兴化境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烽火连绵，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
再次，亦思法杭兵乱也严重摧残了兴化经济。至正十七年（1357），在泉州经商的波斯（伊朗）亦思法杭人寨甫丁、阿迷里丁一伙，因协助元军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元朝任命为义兵万户，拥有“亦思法杭兵”武装。至正十九年（1359），阿迷里丁及其部下趁元末之乱，企图割据闽中，先后4次率兵攻陷兴化郡城，残杀百姓3万多人，烧毁房屋4000多间。亦思法杭兵乱历时9年多，兴化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每次亦思法杭兵进军兴化路，所有商店和富户都被洗劫一空，商人纷纷逃难，甚至地处偏僻的兴化县城，也没能逃过亦思法杭兵的洗劫。元末，亦思法杭兵二度攻克兴化县，由于兴化县城没有城墙防护，亦思法杭兵长驱直入，城里所有商店、财富被洗劫一空，百姓纷纷逃难，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悲惨景象。朱维斡在《福建史稿》中写道：“灾区并不限于一隅，而是全莆糜烂”。“涵江盛况，受元末兵灾的影响，一落千丈，到了宣德正统年间，经过了七十八年，社会经济还不能恢复”。②云南知府王伟（莆田人）在《涵江送别》一诗中曰：“涵江自昔繁华地，桑柘连荫百余里。笙歌遥曳树底闻，甲第巍峨空中起。人事变更非昔时，荒烟落日青猿悲。豪华意气今安在？惟见江流无尽头......”从王伟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昔日繁华的涵江集市出现了“荒烟落日青猿悲”的荒凉景象。①
三、元初苛政导致兴化经济全面萧条
宋代实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到了元代，朝廷允许土地兼并，官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沦为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和苛捐杂税，使兴化百姓不堪重负。如元朝对沿海盐户实行“盐课折征”办法，本来沿海盐户可以现钞交纳盐课，元代则要求盐民以布、帛、丝、绵等实物缴纳，但在实物折价过程中往往又被官吏低估，出现了双重盘剥，变相增加了食盐课税，兴化盐民苦不堪言。
元初，兴化手工业经济出现了严重萎缩。元代为了防止兴化百姓拥有冷兵器，一度禁止民间的冶炼业发展。据《宋志》记载：“莆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际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冶炼业非常发达。但进入元代之后，“今无煅者”，“望江、水丰等里有东西铁灶，安乐里亦有铁灶，皆不闻有煅铁声”。②宋代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冶炼业，到了元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元朝执政后，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控制地方手工业。兴化路为了控制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专门成立了织染局，以低价收购纺织品，高价销售给百姓或提供出口。为了控制陶瓷、铁器、醇酒等行业，兴化路成立了杂造局，垄断了大部分重要物资的贸易。同时，元朝为了掠夺百姓财富，经常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商业秩序混乱。如“至元十年（1273年）时，年发行总额不过十一万锭左右，......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中统钞流通量约相当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钞额的一百四十七倍”。“发行至正钞时，每天印造大量钞票，船载车装，运往各地，币值剧跌，形同废纸，完全丧失信用，民间又出现以物易物，使正常的商业交易遇到极大的阻碍和困难，妨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③所以，元代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导致兴化商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商人队伍大幅萎缩。
元代统治者为了分化汉人，极力拉拢、利用当地的官僚、地主和贵族等，共同欺压百姓，导致兴化商业经济恢复缓慢。元代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大部分地主官僚转身投靠元统治者，在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地主不断强化对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导致兴化境内农村经济长期萧条。
元初，朝廷田赋和各种杂税十分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忽必烈执政之后，实行夏、秋两税制，每亩田赋上等田收三升，中等田收二升半，下等田收二升，水田收五升。秋税征实（粮食、实物），夏税折钞（纳钱）。从表面看元朝的田赋不比宋代重，但另外按人头摊派的科差，包括丝科、包银、俸钞等，要比田赋多的多，每户每年须交纳丝科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五钱至一两。此外，还有夫役（即门役），由官府依据需要临时征收，这些临时征收的税赋比正常田赋要多好几倍。如至正年间（1341—1368年），福建八路每年夏秋的田赋为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按人口临时摊派的盐课每年竟有三十九万锭之巨，达30多倍，“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①加上各级地方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大肆搜刮民膏民脂，“苛捐杂税猛于虎”，“以致贫者流离转徙”。据《莆田宋氏旧谱》记载：“莆虽小垒，世族最多，而且长远。数十年来，大非昔比。亦尝过之，见其颓垣，废圃荒墟。问题诸其邻，不曰兵厄，则早约而无后。
又否，则困于科差，流离四出，不知所之”。②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背井离乡，导致兴化经济长期萧条。据《心史·中兴集》记载：“陈氏族人纷纷逃难，或近则隐藏城本邑的海滨山陬，或远徙于潮阳、东莞、新会、琼州各处”。③元执政者的残酷统治，导致兴化农村经济破产，民众生活极其凄惨，百姓逃亡，人口锐减。
据史书记载：宋末兴化总户数为72363户，而元初仅剩下67739户，减少了4624户。④正如蒲寿宬《郊行有感》所描写那样：“鸡犬不鸣何处村？颓檐破壁问谁门？蓬蒿满地田园在，瓦砾如山井臼存。青草髑髅疑是梦，白头父老泣无言。咨诹邻旧多为鬼，倚杖徘徊堪断魂”。⑤
第二节 元代兴化经济恢复与商人经营活动
唐宋时期，兴化境内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围海造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元代兴化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元初的2次血腥屠城和多次的农民起义中，兴化经济元气大伤，城内各商家的财富被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多次洗劫，商业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商人遭遇空前的劫难。此后，兴化商业虽然有所恢复与发展，但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战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地，还是元朝官兵敲诈勒索，特别是亦思法杭兵入境武装抢劫，商人们都是首当其冲，官兵所到之处，商店被毁，财物遭劫，商人“谈乱色变”，天灾人祸，导致兴化境内经济长期萧条。真所谓：“梦里依稀商人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有幸的是元代兴化路出现了几任较为清明的地方官员，多次组织百姓开展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修复与建设，使兴化农村经济得到了率先恢复。元中后期，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元末的亦思法抗兵乱，又使兴化经济遭受全面摧残。
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蒙古统治者入驻中原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笼络人心，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的法令。如中统二年（1261年）颁布了“流民复业者免税一年、次年减半”的昭令。随后，朝廷对新垦荒地予以政策优惠，“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依例科差”，“栽种桑树放宽到八年，瓜果放宽到十五年”，“若有勤务农桑及开荒地之人，本处官吏并不得添加差发”。⑥元朝实施的劝课农桑政策，对兴化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元朝还以法令的形式将荒闲土地规定为国有，允许农民自由开垦。朝廷规定：“凡是荒田，俱是在官之数，听其再开”。①“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②元代法律规定全国土地统一归国有，百姓只要有能力种植，均可开垦。如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颁布法令：各处荒地在规定期限内允许田主认领，超过期限后，“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属种者”，并从法律上承认农民对新开荒地的经营有权。③这种土地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垦荒种植的积极性，为兴化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又“命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地方政府从牛、种、农具、衣、粮食等方面资助农民垦荒，还从赋税差役上优待垦荒农民，“官授之卷，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在元代积极的农桑政策促进下，兴化农民的垦荒种植积极性逐渐被调动起来，农民收益甚至比商人更好，出现了“坐贾行商，不如开荒”的少有现象。④元代兴化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元执政者认为“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始终把兴修水利摆在重要位置。⑤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秋，兴化境内发生了特大台风暴雨，海堤多处被冲毁，海水涌进兴化平原，大片农田变成盐碱地，粮食减收8万石。兴化路总管组织民众积极开展减灾赈灾，及时修复海堤，促进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大德八年（1304年），崇福寺高僧何自永募捐倡建太平陂，得到了兴化路官员的支持。太平陂位于仙游县枫亭镇霞桥村，陂基用长条石砌筑，全长200米。太平陂筑成后，溪海之水截然分开，枫江两岸万亩望天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
元延祐元年（1304年），兴化境内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早灾，泗华溪缺乏水源，北洋农田缺水欠收，兴化总管郭朵儿组织民众修筑沟渠20余里，“自木兰陂引水环郡东北与延寿溪会合，灌溉北洋田万余亩”。⑥并在陂头北端创建了“万金陡门”（水闸），引木兰溪水往北，完成了木兰、泗华两条溪流的汇合并网，调剂两溪的水源余缺。同时，为了防止水利纠纷，郭朵儿还在陂首树立《水则》。《水则》规定：南北洋平原七三分水原则，即南洋用水为总流量的七成，北洋为三成。元延祐元年（1314年），郭朵儿又组织民众重建望江里金敦陡门（今三江口镇芳山村），增加望江的泄洪量，确保望江里数千亩良田免受涝灾。
延佑二年（1315年），新任兴化总管张仲仪也组织民众挖掘水渠，引木兰溪水与延寿溪水汇合，使南北洋水渠相接，又将萩芦溪太平陂的水渠与延寿陂的水渠相连，使兴化境内三大溪流并网，既扩大了数万亩的农田灌溉，又使南北洋沟渠相连，互通舟辑，便利了水上运输，为兴化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元代兴化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由于元代兴化境内水利设施日臻完善，农田灌溉问题基本解决，兴化平原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作物继续发展。元代兴化境内有甘蔗、荔枝、龙眼、茶叶、棉花等多种经济作物，地方政府鼓励百姓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同时，元代还从国外引进了西瓜、棉花、花卉等多个农作物新品种，在境内大面积种植，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三是畜牧业有了较大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就有“六牲之物随所宜畜”的记载。进入元代之后，家畜饲养技术不断提高，品种增多，兴化境内养殖了大量的猪、羊、牛、鸡、狗、兔、鸭等家禽，莆田沿海地区开辟了多片草场，饲养了众多的牛、马、骡等动物，以供乘骑、驮货等，家畜饲养已成为百姓的重要经济收入。四是渔业发展速度加快。元之前，兴化渔民只在近海捕捞，从元代起兴化渔民开始远洋捕捞，鱼产品产量大增，渔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元中后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一些拥有自家渔船的渔业主，采取雇工、出租、抽成、分红等多种方式经营渔业，出现了股份制的渔业生产经营模式。同时，元代兴化境内淡水养殖也有一定的发展，“近水之家”、“凿池养鱼”，养殖面积不断扩大，水产品日益丰富，百姓收入增加。
元代，兴化农村经济率先恢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两宋时期兴化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为元代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进入元代之后才得到了充分发挥，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农业的发展；二是元朝实施鼓励垦荒的农业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元代兴化地方政府多次组织民众开展大规模的垦荒种植，境内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是元代地方政府多次组织百姓维修和新建水利设施，进一步发挥农业基础设施的效益。如元代地方政府多次组织百姓修建木兰陂、延寿陂、涵江陡门及境内水渠等，使木兰、泗华、萩芦三大溪流汇合，兴化南北洋沟渠相连、互通舟辑，既解决了兴化平原的农田灌溉问题，又改善了境内的交通条件，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手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初，由于持续战乱使兴化经济社会遭受了严重破坏，一些手工业作坊相继停产，手工业品市场出现了严重萎缩。经过20多年的恢复，直到元大德年间，兴化手工业才逐渐恢复。元初，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主要有陶瓷、盐业、纺织品、酿酒、制醋、造纸等行业。元中后期，境内手工业行业开始增多，手工业加工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加上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手工业品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促进了兴化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一是陶瓷产量迅速增长。宋代兴化境内陶窑众多，陶瓷生产鼎盛一方，成为东南沿海的主要生产基地，但产品大多为普通陶瓷，量大价廉。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制陶技术更加成熟，不但能制作青釉陶瓷、影青瓷、酱色瓷，还可以生产工艺瓷和装饰瓷品。陶瓷产品除了在境内销售外，还大量外销到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成为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二是制盐业持续发展。宋代时期，兴化路是福建省的产盐基地，涵江上里盐场是全省四大盐场之一。“元大德二年（1298年），仙游崇福寺僧祖和奏请在双迟（今枫亭海安）创建设盐埕”，得到了兴化路总管的支持。①仙游双迟盐埕建成后，兴化盐业产量迅速增长。同时，元代兴化晒盐技术更加成熟，晒盐法全面推广，制盐成本下降，产量不断提高。虽然制盐业始终由朝廷控制，但盐业生产仍然是沿海百姓的重要收入，也是兴化境内一个重要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随着制盐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加强对盐业生产的管理与控制。至元十年（1273年），朝廷在兴化路设立了“管勾司”，执掌盐税，管理盐业生产与流通。元代官办盐场的盐户称“亭户”，百姓生产的食盐叫“正盐”，实行盐务榷卖制度，由政府低价统购，按供销范围核定行销，利入国库。所以，元代“国家经费，盐利居十八”。元延祐二年（1315年），朝廷改“管勾司”为都转运，负责盐业生产与管理的官员称“盐铁使”，由郡人方广翁担任上里盐场盐铁使。
三是纺织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元初兴化境内经济萧条，纺织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进入元中后期，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兴化纺织业发展速度加快。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朝廷在福建设立了“木棉花提举司”，专门管理纺织业生产和棉织品收购，要求福建每年上贡棉布10万匹，大量的纺织品朝贡，客观上促进了福建纺织业的发展。元代兴化路还设立了织染局，负责纺织品的生产管理与收购。同时，元代兴化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原来落后的纺纱工艺已被淘汰，江浙一带高质量的“湖丝”大量涌入兴化城乡市场，许多纺织作坊不再自己生产纱线，而是直接购买江浙优质湖丝进行织布，纺织品成本下降，纺织品质量提高，产量大幅增长。
据史书记载：元代兴化境内纺织品有三大类，即麻织品、棉织品和丝织品，品种有棉布、葛布、麻布和丝帛等10多种，形成了以黄石为中心的纺织品专业市场。元代兴化纺织丝业的恢复与发展，既满足了境内百姓的衣着之需，又完成了朝廷的贡赋税收，同时还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这也是元代中后期兴化纺织业持续繁荣的重要原因。
四是蔗糖产量继续增长。元代兴化境内甘蔗种植面积继续扩大，蔗糖加工业日益发达。据《螺江风物赋》记载：“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春养其萌，夏粪其株；秋敛其叶，茎修节疏；冬食其干，肤腻液充。伐者如木，束者如竹。入佳境，解朝醒，虽醍醐膏露之滋，不足以比其醴。
于是刳木为槽，断木为杵，饱万夫之食，而明烛继夜，长歌相春。槌壁成哨，擘圭作甘，酾以清泉，甑不炊而神液滋漉。高灶蒸云，列鼎腾烟，调以甘膏，火不停而灵砂自镕。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冲。北方之人，京尘渴肺；储金宝以待入浦之舟，而往来之憧憧”。①同时，蔗糖的大量生产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也是元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除上述几种主要手工业之外，元代兴化境内还有酿酒、制醋、制茶、雕刻、造纸、农具制造等行业。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人用糯米五斗。麴一斗，造酒一坛，燔而热之，越岁不败，此为老酒。用糯一斗，麴二升，造酒一坛，燔而热之，随时食用，此为时酒。计其为利所得，糟胾足以偿酒工及柴薪，而酒之利率得十之七”。同时，米醋生产工艺也有较大的进步，兴化百姓“用杂糙米蒸饭，抟为饼，以草麻叶覆之。及生毛，乃挼净，用缸盛贮。约米一斗，用水十一六瓶窨半个月以上，名曰醋成矣。其利位于酒”。②由于手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元代兴化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商品经济发展与莆商队伍壮大
元朝实现了大一统局面之后，由于中国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商人与日俱增，为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元朝统治者执政之后，虽然将农业发展摆在首位，但并不抑商，也不歧视商人，而是采取“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的积极政策。这些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兴化商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商品经济的崛起与发展
从元代中前期起，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兴化境内手工业开始恢复，促进了兴化经济社会的全面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元中后期，随着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兴化商品经济进程不断加速，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日益商品化。元代，兴化境内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粮食转化为商品的数量日益增多。元代的粮食贸易，不仅仅是投入市场销售的粮食数量增多，而且还通过酿酒、制醋、副食品加工等渠道实现粮食的消化与销售。据《兴化府志》记载：元代兴化境内生产的粮食除了供给城乡居民直接消费外，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酿酒、制醋，或通过农产品加工转化为饮料型商品，或加工成副食品后投放市场。如元代兴化百姓利用粮食酿造“老酒”、“时酒”和“米酒”等，其中用于自己饮用的酒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更多是用于出售，其原因是“酒之利得十之七”。同时，元代兴化境内米醋生产作坊众多，这也是粮食转化为商品的一条重要途径，因为米醋利润更高，“其利位于酒之上”，百姓自然乐意生产。所以，元代兴化境内酿酒业和制醋业兴盛，也成为粮食转化为商品的重要渠道。另外，元代兴化副食品加工业日渐发达，出现了糕饼、白稞、兴化米粉等多个行业，使大量的粮食转化为商品粮。据《仙游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①二是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元代兴化境内的竹木业、菜园、果园和经济作物种植等，开始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宋代时，兴化境内的荔枝、龙眼、甘蔗、茶叶、桑、棉等经济作物，大多以果农个体分散种植为主。而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境内的经济作物种植相当一部分已经转变为专业化生产，不少土地所有者开始改变收取实物地租的传统经营方式，而是将土地用于商品化生产，即雇用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并将农产品深加工后投放市场销售，这种以赢利为目的农业生产，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性质。
三是商贸繁荣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元代时期，豪门权贵之家生活奢侈，土特产品和奢侈品需求量大增，推动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商人贩卖奢侈品获利高，特别是从海外进口的犀角、象牙、珍珠、玳瑁、香料、金银饰品等，大多数销售给达官贵人和蒙古贵族，消费需求扩大也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商贸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人增多了自然会增加了对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需求，客观上也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是文化消费需求旺盛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兴化境内文化产业起源于唐宋时期，如图书、莆仙戏、木偶戏、歌舞、杂技、说书唱曲等行业，据史书记载：“唐咸通年间（860—873），福州玄沙寺住持宗一大题，南游莆田，县排百戏迎接。”②到了南宋时期，兴化境内文化产业已经非常繁荣。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境内文化消费更加旺盛，如发源于唐、宋时期的莆仙戏和木偶戏颇受百姓欢迎，且演技大有提高，出现了众多的赢利性戏班和编剧，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扩大，文化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一些文人墨客还利用戏剧反对元朝苛政，如元代莆籍戏剧家刘念慈编写的《南戏新征》，以元初兴化屠城为题材，揭露元军一天屠杀3万多莆人的历史事实，在兴化城乡久演不衰，深受人们喜爱。又如莆仙戏《岸贾打》，也是一部激发民族情绪、反对元朝暴政的剧本，深受百姓欢迎。还有《张状协元》、《王魁》等剧本，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剧本和商业性演出，适应了元代百姓的文化需求，促进了境内文化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也推动了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是元代积极的外贸政策对兴化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元朝为了增加税赋，欢迎外商来元经商贸易，鼓励国内商人开展对外贸易，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发展。元末福建沿海港口经济繁荣，泉州剌桐港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兴化与泉州近在咫尺，许多蕃客在兴化境内采购蔗糖、荔枝、龙眼、茶叶等农产品和陶瓷、细布、食盐等手工业品。同时，又将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到兴化境内，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发展。
六是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元代之后，随着商贸的不断发展，兴化境内出现了不少的豪绅富户，许多商人有钱之后，大量购买土地，采取雇工形式经营农业，具备了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性质。在渔业生产方面，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据史书记载：元代兴化境内“渔业主占有大量滩涂、桁地、磹地，出租给渔（农）民经营，从中提取租金，与地主收田租相同；渔船主占有全部生产工具，雇佣渔民进行渔业生产，劳力报酬只占生产利润的30％；渔民合股购置渔船，个人各自购置渔网，共同生产，除船老大可多挂0.5～1张‘长头网’外，其余每人各挂网一张，捕捞所获归各人所有；渔民合伙向渔船主租船，各人自带同等渔网，共同生产，捕捞所得，各归各有；房族共有的渔业用地，包括石沪、竹沪、海滩地等，共同维修，抽签轮流进行捕捞作业，捕捞所获，由作业者均分”。①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不但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初，兴化经济在战乱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商人元气大伤，商业长期萧条，直至元大德年间才逐渐恢复。元延祐年间，兴化境内大兴水利设施建设，木兰、延寿、太平三条溪流并网，兴化平原互通舟楫，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市场交易日趋旺盛，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中期，朝廷实施鼓励商业发展政策，促进了兴化商贸的恢复与发展，莆田的涵江、迎仙、宁海、白湖、梯吴、浮曦等商业集市逐渐繁荣起来。郡城的南门和西门均有米圩和水果圩，农产品贸易持续发展。特别是黄石商业集市，横跨莆田、景德、连江、福清四里，“货物充斥，买卖旁午”，出现了“土苎、麻、棉、细布、饮食糕饼、盐子店、渔牙行栈、中医药铺、土纸、土制糖，南北京果、山货、杉木行、铸造和陶业”等10多个行业，成为境内最为繁荣的商贸中心。②元代，仙游商业经济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仙游的枫亭、沧溪、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度尾等地，均有粮油集市和手工业品销售市场。榜头、中岳、慈孝等地，设有山货、土纸、木材等专业市场，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特别是仙游县城的西门外，商贾集聚，聚店成街，成为商贸中心。仙游县城内有东门市、西门市、台斗岭市、泗洲市、大坪口市、新店市等6个商业集市，整个县城逐渐形成了东街、西街、田底街、半路街、太平街、茅亭街、鱼牙街等8个粮贸街市，商贸非常兴旺。
特别是枫亭集市，发展成为仙游境内最繁荣的商贸中心。据《兴化府志》记载：“枫亭市街长三里许，为仙游闹市，商贾贸易颇盛。......南通泉州，北通郡城，东通黄石、平海，西通本县，为四达之衢。市场之东有太平港，潮汐盈缩；枫溪水亦至此入海。有‘溪海会流’石刻，乃蔡君谟书，其港之北，人烟繁庶；港之南，宋南康郡王陈洪进故居”。①元代枫亭籍状元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生动描写了枫亭集镇的盛况：“通道而南，城趋乎刺桐（泉州）。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名，木棉之裘，葛布之筒。重载而来，轻賫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出现了“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远，四方会通”的繁荣景象。②据《仙游县志》记载：“元代，枫亭薛和源在霞桥港开设花生油栈和豆饼行，囤积花生油100多吨。元末明初，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③元代兴化县境内的商业恢复比较缓慢。一方面，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商品短缺，墟集比较萧条。虽然在游洋、新县、大洋、庄边等地有经营粮食、山货和日用品的商店，但数量不多，商品单一，大宗山货还需运到郡城周边的集市销售。元代兴化县境内手工业品以徐州瓷窑生产青釉陶瓷为主，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另一方面，元代兴化县境内人口锐减，客观上也影响了兴化县商业经济发展。加上兴化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元末亦思法杭兵乱期间，波斯兵为了打通泉州通往永泰、福州的战略通道，曾经两次攻打兴化县城，境内商店多次遭受洗劫，民众纷纷逃难，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荒凉景象，严重影响了兴化县的商贸发展。
元代中后期，兴化路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境内商店不断增加，集市逐渐繁荣，商贾日益增多，一些与商业相关的辅助性行业应运而生，如邸店、柜坊、高利贷、牙人、牙行等日渐增多。但随着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地方政府又不断加大商业课税，先后在黄石、涵江、莆禧、枫亭增设了税课局和河伯所，大肆盘剥商人。
元中后期，兴化路商业经济再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朝廷宽松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兴化人口流动和商人队伍扩大；二是服务业需求不断扩大，剌激了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三是手工业制造技术的进步和手工业品产量的增长，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四是元代兴化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建筑了众多桥梁，境内交通瓶颈得到了缓解。特别是三条溪流并网之后，南北洋舟楫相通，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
（三）元代兴化商人经营活动与莆商队伍结构
元代是古代莆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再度繁荣，从商人数日益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元代兴化商人队伍结构也有新的变化。众多的士人学子加入经商行列，商贸活动开始从境内向境外转移，从国内向国外发展。同时，元代兴化境内商业行业不断增多，行业集聚加速，部分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古代莆商的代表人物。
首先，元代兴化商人队伍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宋之前，兴化商人大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但往往急功近利，缺乏商场谋略，生意很难做大做强。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商人队伍结构有了较大变化，大批士人和学子加入了商人队伍。由于兴化士人不认同元朝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认为蒙古人“非我族类”，“不愿事贼”，不少兴化官员归隐山林，或过起田园生活，或涉足商场，客观上提高了莆商队伍的素质。同时，元代兴化文化人读书仕进的热情大减。许多学子放弃读书求“功名”的念头，拒绝参与元朝政治，选择了经商之路。据史书记载：元代时期兴化学子很少参加科举，在元朝执政93年间，兴化路只考取了12名进士，而宋代兴化军共考取1756名进士，兴化科举的大幅萎缩，从侧面反映了兴化学子仇视元政权的心态。所以，元代有大批兴化学子和士人涉足商场，使莆商队伍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兴化商帮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其次，兴化商人活动空间开始向境外和国外转移。由于兴化是元军最后征服的地区，按元朝廷政策，后归顺的百姓地位最低，民族歧视更加严重，境内商业环境不佳，许多商人举家外出，奔赴全国各地经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拉开了“无兴不成镇”的历史序幕。同时，兴化商人为了摆脱蒙古族的残酷统治，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有不少商人向海外移民或定居。如宋时兴化刻书业非常发达，书籍商品率很高。进入元代之后，朝廷严厉打击异端思想，兴化刻书业迅速衰退。
而当时日本正在大力发展“五山文化”，盛行翻刻中国古籍，吸引了大批兴化手工业者前往谋生。
据史书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莆田仁德里台谏坊（今西天尾镇俞里村）俞良甫等30多人，迁徙日本嵯峨地区，从事雕版业和图书印刷生意。“寓居东京的嵯峨，以刻书为业。先后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文选》（李善注）、《昌黎文集》、《唐柳先生集》、《陆放翁诗集》以及佛经、小学（字书）、课本等几十种，署名‘中华大唐俞良甫博士’。良甫善剞劂，刀法娴熟。所刻的书，字体隽秀，版面整洁，选本精良，为日本学界所珍视，特称为‘俞良甫版’”。①在俞良甫等人影响下，陆续有兴化商人前往日本经营刻书业，培养了不少日本徒弟，刻印了众多的书籍，翻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化名著，对日本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还有不少兴化商人前往台湾定居，当时称“过台湾”，特别是元末亦思法杭兵乱期间，不少兴化人东渡台湾谋生。据《寻根揽胜兴化府》记载：“元时，澎湖有居民1600多人，许多人从莆田湄洲渡海而来，其中不乏兴化路的移民”。②另外，元代还有一些商人移居香港、台湾、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先驱。
再次，元代兴化商人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也出现了重大转变。宋代兴化商人羡慕“坐贾”，大多数商人希望在街上开个店面，瞧不起长年累月四处奔走的“行商”。进入元代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一些搞易货贸易的“行商”收益更好，甚至暴富起来，“行商”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元代兴化商人的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商”与“贾”的界线不是十分明确，许多商人既有自己的商铺，又有航运舶船；既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又经常与外商蕃客合作经营；既有自己固定的商业资本，又经常向民间借贷周转金。另外，元代兴化商人的经营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意识更加浓厚，竞争意识更强。
第四，不少兴化商人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家资巨富的早期资本家。元代中后期，黄石、涵江、枫亭等集市的商业行业开始集聚，形成了棉布行、杉木行、京果行、渔牙行、蔗糖、粮食等几大行业，而每一个行业都有几个商业巨头，在本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仙游枫亭的豪商薛和源，在枫亭港开设货栈，成为富甲一方的批发商。据《仙游粮食志》记载：“薛和源，连江里（今枫亭镇）人。生活于元代，元至正年间，依港建立粮仓油库，在霞桥开设货栈，以经营北方食油为著，囤积花生油100多吨，销售网络辐射莆田、永春、德化、惠安各县，收入颇丰”。①《莆田市志》也记载：“元代，薛和源在仙游霞桥港开办花生油栈和豆饼行，日收银元可‘以斗量’”。②同时，在兴化郡城、涵江、黄石等集镇，也出现了一批富商巨贾，成为元代莆商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元代兴化路对外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元朝沿袭宋代的市舶司制度，实行奖励海运和鼓励对外贸易政策。忽必烈统一江南的战争尚未结束，便诰谕海外诸国：“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③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废除了十一税制，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所获赢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组建了海上贸易机构，建立了“行泉府司”，下辖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和市舶提举司等，并设置了海上驿站，专门为朝廷运送“蕃夷贡物及商贩奇货”。同时，元朝还组建了“海船水军”，以保护海上商道安全。这些积极的政策措施，为元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境内对外贸易的发展。
元初，朝廷对官员经商未加限制，沿海各行省和各路、府、县的地方官员都参与对外贸易活动，“诸王、驸马、权豪、势要”纷纷加入经商行列。⑤许多官员之家“皆有舟”，或派亲信下蕃贸易，或将钱款交给富民作本，勒令其稍带下蕃贸易，“回舶时将贵细物货贱估价钱准折，重取利息”。⑥而舶商为了逃避损失，或在船只进港前“走泄细货”（走私），或利用僧道享有的免税权，在其船中夹带货物走私，官商一家，“恃势隐瞒作弊”，导致朝廷税赋大量流失。
至元28年（1291年），忽必烈出台了《市舶则法》，规定各衙门官员不得“差占”舶商船只，且“永为定例”，对违法官员给予严惩。同时，朝廷还规定商船进港，不许“权豪势要人等诡名请买”，并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杂役，以示朝廷体恤商人之诚意。《市舶则法》的颁布实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商争利现象，维护了船舶商的权益，“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海上贸易日渐繁荣。⑦据《莆田县简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租者十五分取一......玄武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帛解，然后听其货卖”。由于“元政宽纵，听民与番互市，故海岛居民多货番”。⑧可见，元代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对于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都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
一、兴化港口经济繁荣与外贸发展
元初，元军在沿海大肆抢夺商船，以补充军队战船，导致兴化海商财产大损，商人元气大伤。
虽然朝廷出台了许多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数兴化海商缺乏资本，惨淡经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兴化海商逆境而上，有的商人通过借高利贷，“捐生其利，期偿称贷”；有的商贩通过合资、合股和合作等方式，多方筹资，“相结贮钱”，共同经营；有的海商则搭附大商之船，租用舱位，借鸡生蛋，滚动发展；有的坐贾则与蕃客“结托”经营，代售代购，赚取差价。经过一番艰难的拼搏，兴化海商慢慢恢复了元气，境内对外贸易逐渐繁荣起来。
（一）黄石商贸中心的形成与港口经济的发展
元代兴化港口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元初，兴化境内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和桥梁建设，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航道出现了重大变迁。即宁海桥修建之后，阻断了白湖港的航道，昔日繁荣的郡城港口日渐衰落。涵江新港的端明陡门修建之后，阻断了涵江港的商船通行，商船无法直接进入涵江商贸中心，端明港的进出口货物只好转移到三江口港。同时，随着兴化港口经济的兴衰，商贸中心也出现了转移，逐渐形成了一个商贸中心和四个对外贸易港口，即黄石商贸中心和太平港、秀屿港、宁海港、三江口港等四大外贸港口。
黄石是元代兴化境内最大的商贸中心。在北宋时期，农村商贸渐趋活跃，黄石集市日渐繁荣，迅速发展成为农产品集散地。而商业繁荣又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黄石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成为兴化境内著名的商业区与富裕区。加上黄石地处兴化平原的中心地带，毗邻秀屿港、宁海港，水陆交通便利，在元代外贸经济繁荣的辐射下，黄石迅速发展成为莆、仙、惠三县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海商蕃客云集，“贷物充斥，买卖旁午”，一片繁荣景象。
元代兴化境内最繁荣的港口是枫亭太平港。太平港开港于中唐时期，发展于南宋时期，繁荣于元朝中期。太平港包括下桥、陡门、沧溪三个港口。沧溪港以鱼货行栈为主，下桥港和陡门港主要是商行货栈。宋庆历六年（1046年），太平桥修建之后，陆路交通得到了改善，太平港渔船会集，逐渐形成了海产品市场和食盐市场。进入元代之后，太平港再度兴旺。莆田、惠安、仙游三县的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天天云集太平港，商贸非常繁荣，周边三个县的农民将农产品运到太平港销售，换回生活用品。各地手工业者将手工业品运到枫亭市场抛售，南日岛、湄洲岛及惠安崇武等地渔民则将海产品运到太平港换取粮食、油料等生活资料，从而形成了多个专业市场。据《枫亭志》记载：“元代，太平港贸易兴盛，‘舶舻衍尾，风涛架空’，‘遐珍远货，不可殚名者，无不幅辏于南北之贾客。’‘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一派繁荣景象。①外国商品“重载而来、轻赍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舳胪衔尾，风涛驾空。粒米之狼戾，海物之维错，遐琛远货，不可殚名者，辐辏于南北之贾客；白鱼、乌贼、水珍、川泽之百种、先二潮而上者，所至相接踵；薪、炭、竹、木、柿、梨、枣粟，山林之百物。由道而来者，其积如崇墉”。②元代的太平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人物之所合，水陆之所备，舟车之所会，既日盛于一日，自远方而来徙家者，复多于穴之蚁，窠之蜂”。③可见太平港商贸之发达，经济之繁荣。
秀屿港也是元代新崛起的港口。秀屿港航道宽阔，水深不淤，又处于湄洲湾避风处，成为商船装卸货物、加水、避风和中转的理想港口。但在宋之前，秀屿港地处偏僻，陆路交通不便，进港货物需要二道运输，增加了商品流通成本，其港口优势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商业中心开始向沿海转移，特别是白湖港荒废之后，秀屿港的优势逐渐呈现出来，大型船舶大多停靠在秀屿港，过境船只也经常到秀屿港避风、吸水和补充给养，使秀屿港逐渐繁荣起来。据史书记载：元代时期，方圆仅1平方公里的秀屿港口，发展成为食糖、食盐、水果、花生、陶瓷、杉木、中医药、土苎、麻、棉、细布等商品贸易中心，成为莆、仙、惠（安）三县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
除了太平港和秀屿港之外，三江口港、宁海港也是元代兴化对外贸易港口。据史书记载：三江口港繁荣之后，涵江集镇范围迅速扩大，“涵头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为莆闹市”。①元代，涵江的霞徐码头非常繁荣，从田厝的埭头至六角亭附近的港道，可泊2000担的“乌槽”（即大木帆船），从六角亭至端明陡门外的港道可航行300担以下的商船，霞徐码头和端明陡门都发展成为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码头，并带动了涵江集市的繁荣。
宁海港也是元代兴起的对外贸易港口，元统二年（1334年），龟洋僧人越浦发起募捐修建了宁海桥，使两岸天堑变通途，但又截断了白湖港的航道，兴化郡城的货物全部转移到宁海港进出，宁海港迅速繁荣起来，进而形成了黄石商贸中心，商贸空前的繁荣。
（二）妈祖信仰在兴化港口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兴化港口经济繁荣也有妈祖的功劳。忽必烈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大举南粮北运，每年漕运粮食、食盐等多达数百万担。而在科技比较落后的元代，漕运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经常出现沉舟覆船和人员伤亡事故。为了鼓舞士气，增强航海者的信心，元统治者极力推崇航海保护神——妈祖。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朝廷封妈祖为“护国著天妃”，下令全国为妈祖举行春秋两祭，逢初一、十五“晋香”（进香）。元朝先后多次褒封妈祖，大幅提升妈祖的地位。据《元史·世祖本纪》和《续文献通考》记载：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先后褒封妈祖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等，使妈祖从人间神祗上升为天上尊神，既管瞑间诸魔，又负有护国安民之责。同时，元代还“诏滨海州郡，皆置祠庙”，漕运所经之所，妃庙遍布，妈祖倍受官员、商人和百姓们尊崇。
兴化是妈祖的故乡，也是泉州向北航运的必经海路，许多商船特地驶入兴化港口，到湄州祖庙、宁海圣墩妈祖庙、白湖顺济庙、黄石清江天后宫和枫亭三妈宫祭拜，请求妈祖保佑航海平安、生意兴隆，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港口经济的繁荣。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兴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有乌丘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也”。“妈宫西屿北港，八罩四澳，北风可以泊舟，若南风不但有屿，可以寄泊”。②湄洲湾“作为南来北往船只的天然中间站，既有深水良港可供停泊，又有淡水可供汲取，还有妈祖庙可以祭祀祷告保佑航海安全。所以，往来船只一定要到湄洲湾停泊，这就促进了湄洲湾港的发展与妈祖庙的兴盛”。③元代翰林学士张翥（云南晋宁人）于元至正初（1341年）到湄洲岛拜谒妈祖时，曾经赋诗一首：“飞舸鲸涛渡渺冥，祠光坛上夜如星。蛟龙筍口悬金石，云雾衣裳集殿庭。万里使轺游冠盖，千秋海甸仰英灵。乘槎欲借天风便，仿佛神山一髪青”。④可见，元代中后期，湄洲岛和兴化沿海各港口，船来船往，进进出出，人气旺盛。
元代时期，妈祖信仰伴随着兴化商人的足迹，继续向海内外广泛传播。据史书记载：“元代，随着海运与贸易的发展，妈祖行宫建造范围也逐渐扩大了，北抵塘沽（天津），南跨琼州（海南岛）都有妈祖庙”。①凡繁荣商埠必有妈祖庙，而有妈祖信仰的地方必有兴化商人，这也是“无兴不成镇”之由来。
二、外贸管理体制和通商航线及进出口商品
元朝执政后重视对外经济交流，长期实施积极的外贸政策，促进了兴化商业的繁荣和港口经济的发展。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泉州市舶司降低进口货税率，实行‘三十取一’政策，境内对外贸易空前繁荣”。②在元代宽松的外贸政策促进下，兴化沿海港口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日渐繁荣，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6个，成为古代兴化对外贸易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一）元代外贸管理体制
元代沿袭宋代的市舶司制度。元初，朝廷保留朝贡制度，进口紧缺商品由朝廷禁榷，或由市舶司抽成之后让商人经营。元代兴化路设立的“织染局”和“杂造局”，实际上是管理进出口产品的行政机构。织染局大量收购纺织品，经加工包装之后，转手倒卖或提供出口。而杂造局则大量收购陶瓷、铁器等手工业品，由官办作坊加工包装后进行销售或出口。民间贸易主要由船舶主和牙人经营，外国蕃客经市舶司批准后，可以在境内开设商店，其经营方式通常有“结托”和“自营”两种：“结托”是中外商人合作经营，具有中外合作性质。“自营”则是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开设商铺，自主经营，具有外商独资性质。
至元二十年（1283年），由于兴化沿海港口对外贸易不断扩大，进口商品日益增多，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朝廷在兴化路设立莆田海站，其职能有二：一是管理兴化境内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和入境商船及蕃客；二是管理海上船舶运输，代办市舶司收购的部分非禁榷货物。莆田海站实际上也是朝廷委派的贸易机构，兼有代办外贸、航运、进口商品销售和外国商人管理等职能。
元代对外贸易管理机构与宋代市舶司制度相似，但在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上较宋代完善。特别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颁布的《市舶则法》，既是一部禁止官员经商的禁令，也是一部保障商人权益、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法律，对元代外贸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市舶则法》规定，兴化路海运管理“改由兴化千户所监管船舶，由莆田海站兼管航运”。③同时，“兴化路官衙（设官驿令、提领、脱脱禾孙）及莆田海站悉照法执行，其主要职能有：查验过境停靠的官船、民船是否办理抽分纳官手续。如有隐匿按漏舶（逃税）论罪；查验过境停靠商舶是否执有出海‘公据’、‘公凭’。如有谎报、诈妄行为，没收其货物交市舶司处理；查禁过境停靠商船、官船是否贩运禁止出海的商品。如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等；收存舶商自卫之用的刀剑弓箭和铜锣，舶商发舶时归还；优待舶商、水手。他们出国公干，对其家小进行优恤，免除其差役”。④《市舶则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
（二）元代兴化对外贸易航线
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有枫亭港、秀屿港、三江口港和宁海港。其中枫亭港最为繁荣，“从太平港运出的砂糖、土纸等前往暹罗、琉球、大食品等地销售”。①太平港建有码头、粮仓、货栈等，销售网络辐射到福清、莆田、仙游、永春、德化等县，“其外贸的兴盛程度可与泉州国际大港剌桐港妣美”。②据史书记载：“元代，在局势平定之后，朝廷锐意经营，发掘本地资源，设兴化路织染局、杂造局，置莆田海站，采取比宋代更加优惠的政策，开展对外招商活动。莆田、仙游两县对外贸易臻于极盛。通商国家和地区多达16个，以东南亚诸地为主”。③元代时期，兴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多。主要航线有：兴化——占城（今越南）；兴化——三舆（今菲律宾）；兴化——罗解（今泰国）；兴化——三佛齐（今马来半岛）；兴化——朋加拉（今孟加拉）；兴化——真腊（今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兴化——渤泥（今文莱达鲁萨兰国）；兴化——天堂（今阿拉伯）；兴化——爪哇（今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爪哇岛）；兴化——锡兰（今斯里兰卡）；兴化——马八儿（今南印度一带）；兴化——俱蓝（今印度西南沿海喀拉拉邦奎隆县）；兴化——日本；兴化——新罗（今韩国）；兴化——琉球；兴化——香港，共有16条海外贸易航线。
国内航线分为省内和省外两条：省内有兴化至泉州、厦门、福州等航线。省外航线有兴化至宁波、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烟台、大连等航线。
（三）进出口商品
元代兴化路对外贸易产品比较丰富，既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业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生活必需品；既有工艺品，也有日杂品（俗称“粗货”）。元代兴化出口商品主要有二大类：一类是农产品，主要有蔗糖、干果、茶叶、林竹山货等。另一类是手工业品，主要有纺织品、杂货、铁器、白金、青铜、工艺品、陶瓷等。出口商品以蔗糖、干果、纺织品和陶瓷为大宗。特别是陶瓷出口数量大增，兴化县徐州窑、莆田县西天尾碗洋窑生产的青釉陶瓷，大量销往日本、新罗、台湾和三佛齐等国。莆田县灵川海头的苦山陶窑生产的青瓷、影青瓷和酱色瓷，主要销往台湾和东南亚各国。仙游县的埔尾、岑岭等陶窑生产的工艺瓷、青瓷、影青瓷等，主要销往日本、越南、朝鲜、琉球等东亚诸国及地区。
元代兴化境内的进口商品仍然以奢侈品居多，但也有普通日用品。奢侈品主要“有宝石、珍珠、胡椒、犀角、玳瑁、象牙、槟榔、木棉、葛布、药材（含没药、芦荟、血碣、荜拔）、沉香、檀香及其它粗货”，日用品主要有粮食、布料、农作物和药材，以及香料、白糖、药材等④。据史书记载：“南海诸岛又有调味香料之输入，大致包括丁香、肉豆寇、檀香、沉香、降香、安息香、樟脑、胡椒、姜、肉桂、苏木，以及产于南海诸岛之其他香料”。⑤这些进口商品，并不是全部在兴化境内销售，兴化商人与外商进行易货贸易之后，又贩运到闽中各地和闽北各县。而外国商人到兴化境内购买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一般是以物换物，基本上能够实现进出口收支平衡。
总之，元代朝廷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流，宽松的外贸政策和经营环境，为兴化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元中后期，福建沿海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不但为兴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生产拓展了广阔市场，而且带动了境内商业经济的繁荣。同时，经济发展又促进了莆商队伍的壮大，商人活动空间更加广阔，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一股新生的社会政治力量。
附注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2007年版，第295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③《莆田诗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①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②《莆田玉湖陈氏家乘》。
③《元史·乌古孙译传》。
④《元史·乌古孙译传》。
⑤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⑥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
①《新元史》卷102《刑律上》。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①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③余鑫炎编著：《中国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①《元史·食货》。
②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上册，引自宋良佐序《莆田宋氏旧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页。
③郑思肖：《心史·中兴集》。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⑤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上册，引自蒲寿宬《郊行有感》，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页。
⑥《元典章》巷19，《户部五·荒田》。
①《元典章》巷19，《户部五·荒田》。
②《元史》卷93，《食货志·农桑》。
③《元典章》巷19，《户部五·荒田》。
④王祯：《农书》。
⑤《元史》卷93，《食货志·农桑》。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②《旧唐书·音乐志》。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6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页。
②（元）林蒙亨：《螺江风物赋》，载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1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47页。
②陈光荣《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①《仙游粮食志》第十二章（人物志）薛和源，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③《元史》卷10。
④《元史》卷94。
⑤《通制条格》卷18。
⑥《元典章》卷22。
⑦《元史》卷205。
⑧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263页。
①《枫亭镇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1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3页。
①《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②丘陵：《大学繁衍义·补》卷22“治平天下之要利”。
③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④《莆田诗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①《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78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①《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⑤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相关地名
莆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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