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兴化商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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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莆商发展史》 图书
唯一号: 130620020210000043
颗粒名称: 第一节 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兴化商贸发展
分类号: F710
页数: 7
页码: 83-89
摘要: 本节记述了莆田县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兴化商贸发展,内容包含了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商人队伍发展,商业繁荣与墟集发展,商贸交流不断扩大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宋代 商业文化 经济发展 莆田市

内容

宋代兴化经济结构与隋唐时期相比有了许多变化。一是自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随着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产品日益丰富,兴化农村经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为商业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宋代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北宋开始,兴化境内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墟市繁荣,商店增多,商人队伍不断扩大,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是沿海港口陆续开发,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实行宽松的外贸政策,促进了兴化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农产品大量向境外输出,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城乡市场,并通过兴化商人转售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兴化商贸发展和商品流通。四是纸币的发行也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北宋时朝廷开始使用“盐钞”,成为中国纸币发行的始祖,商品媒介的改革也为商业经济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商人队伍发展
  宋代积极的商业政策对商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之前,历代统治者对商人长期持鄙视态度,对商业、商人始终采取抑压政策,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人为地阻碍商业经济发展。
  而宋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有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认识,不再歧视商业和商人,从而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特别是鄙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改变之后,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但由于历史条件、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等因素,不同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与商人队伍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本节着重就宋代商业政策转变和兴化商业经济发展,以及莆商队伍结构、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兴化商业繁荣和莆商队伍发展的前因后果。
  (一)商业政策转变与商贸环境改善
  宋代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并对境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但与宋代土地管理制度和田赋政策有关,而且与宋代所实施的商业课税、坊市制度和鼓励商贸发展的各种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宋代土地管理制度的转变为兴化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尽管宋代与唐朝一样,表面上看仍然实施“农本商末”、“重农轻商”政策,但在唐之前朝廷禁止农民离开土地,弃农经商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加上地主与佃户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不能随便离开土地,地主对农民或多或少有控制权。而进入宋代之后,由于土地管理制度的改变,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大为减弱,田主与佃客之间契约关系大大放宽,佃户可以随时脱离土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涌入城市寻找新的职业,或进入劳动力市场受雇于人。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为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如北宋时期,兴化军城的延陵里出现了许多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农民,商店雇用的伙计是境内最早的自由劳动力。进入南宋之后,商业持续繁荣,劳动力需求日益增长,大批农民弃农经商,促进了兴化商人队伍的扩大。
  其次,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宋代朝廷颁布了一系列宽商、惠商和恤商政策,主要表现为商业立法的初衷不同。“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①宋执政者虽然嫉妒商贾之利,但抑商手段大有不同,不再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而是采取收益分红的办法,即在鼓励商业发展的同时,加大盘剥商人利润的力度。由于商人的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拼命扩大经营规模,争取更多的利润。
  而商人利润越多,朝廷分红也就越多,实现了双赢局面,这也是宋代商业经济持续繁荣的根本原因。
  第三,城市坊市制度的改变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宋之前,国家严格控制商业的经营范围和商人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唐代前,商人交易活动只限制于集市,不能随地摆滩设点,商店不能面朝大街开设,只能设在偏僻小巷里。商人外出只能坐敞蓬马车,让人监督。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穿着朝廷规定的服装。同时,商业经营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商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即“日中击钲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关市”,否则属非法经营。②另外,唐代一度实行霄禁措施,日落之后行人不得上街行走,更谈不上商人营业了。而宋代商人可以自主选择地点开设店铺,甚至可以在路旁街边摆摊设点,其中最具有积极意义是坊市制度的废除,为商业经营拓展了广度和深度。从北宋起,朝廷允许商人昼夜经营,也不限制经营地点,各种商业集市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有日市、早市和晚市,还有鬼市、夜市等,商人可以通霄达旦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出现了“街心市井,至夜尤胜”的繁荣景象。如兴化军城周边的白湖港和枫亭的太平港,客商云集,日夜繁忙,早市、午市、夜市非常热闹。据《城厢区志》记载:“宋代,城厢对外贸易一度进入鼎盛时期,位于境域的白湖港(今阔口村)成为海上通商的主要口岸,当时由木帆船运载出口的荔枝干、陶瓷等地方特产,远销朝鲜、日本、阿拉伯及东南亚一带。逢灾时,也常进口‘洋米救荒’。宋绍兴八年(1138年),县城成为莆田商贸中心,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蕃’之盛况”,白湖港的早市、夜市非常繁荣。①第四,农村墟集增多拓展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是宋代市场开放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宋代兴化商业繁荣的重要条件。唐代之前,兴化农村墟市数量很少,墟市交易通常是一月一次,有的墟市半个月一次,人口密集的地方也有十日一次。从北宋初开始,兴化农村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乡下墟集不断增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交易日渐频繁,且与城市商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军农村墟市已发展到20多个,大多数墟集缩短到10天一次,并出现了众多的商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易的日渐兴旺,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第五,宋代工商业课税改革也有利于商业经济发展。宋代以“抽分制”代替唐代的“课额制”,即以利润分成方式代替定额赋税,且不同的产品采取不一样的税率,如消耗国家资源的矿冶业其税率就高一些,通常为二八抽分或三七抽分,有的甚至四六抽分。据史书记载:“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②又如冶炼、制盐等行业,税赋相对高一些,一般都超过20%。而木竹山货课税却相对低一些,“每木十条,抽一条讫,任贩货卖,不收商税”。③由于兴化境内木材资源丰富,交易数量很大,即使是“十抽一”,税收也很可观。同时,宋代还实行过税、住税、抽税、格纳和商船税等。如“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④“过税”和“住税”是传统商税的主要形式,宋之前的商品交易都要交纳这两种税。“抽税”只限于官府需要的物品,“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⑤抽税后的货物,一般不再交纳其他税赋。“商船税”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北宋时采取“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即根据船仓空间大小进行纳税。⑥从总体上讲,宋代商业赋税政策比较宽松,税率相对合理,各项政策措施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开明的统治者之一。这种相对开放的执政理念,既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宋代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出现了双赢的局面。
  (二)全民经商局面的形成
  宋代实行宽松的商业开放政策,允许百姓随意出入商场,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而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
  宋代商人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城镇的商行、店铺、小商小贩和外出做买卖的生意人,无疑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此外,还有不少临时商人,诸如一些官员、宗室、士人、僧尼、地主、农民等,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有时也会加入了经商行列,成为商人队伍的一员,虽然这些只是兼职商人,但对宋代商业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禁止官员经商,但在全民经商的大背景下,官员经商屡禁不止,甚至身居相位的朝廷政要也“专以兴贩为急务”。①许多士入学子纷纷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②一些宗室贵族“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也操起了经商的行当。③在北宋大相国寺每月5次开放的“万姓交易”商贸会上,甚至出现了僧人、道士、师姑等出家人参与坐列买卖。如莆田县龟山寺僧人,从唐朝起就开发茶园,销售茶叶。到了宋代,龟山茶园已达一千多亩,茶叶生产规模超过了兴化境内所有茶叶商家。
  据《福建商业志》记载:宋代“商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人数量的增加。当时,除了众多的专业商人外,还有许多士人、农民、僧道、传艺者及妇女参加商业活动。士人赴京科举,兼带丝绸出售,以解决衣食之费;道士以贩运香药为副业,积聚钱财;僧侣以庙市从事商业活动;伎艺人通过自己的技能、特长进行了商业性活动??还出现了妇女从事商业活动”。④所以,宋代商业经济繁荣,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出现了全民经商的局面,这也是宋代兴化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二、商业繁荣与墟集发展
  兴化商业经济起步于唐初,发展于唐末,鼎盛于宋。宋初,朝廷在兴化县(今游洋镇)设置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游洋逐渐发展成为兴化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莆仙两县经过唐代的农业大开发和五代十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宋代宽松的商业政策环境中,兴化农村墟集不断增多,城镇集市商业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兴化军治迁往莆田县延陵里之后,商业中心随着向沿海转移。
  城里零散的商业网点,开始集中在兴化郡城的西门和东门,商业规模日渐扩大,“兴化军城依托白湖港成为兴化的商贸中心”。⑤据《城厢区志》记载:宋代兴化“手工业品的生产、航运业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市场上形成的较大行业有:土苎麻棉细布业、饮食糕饼业、盐商、牙行、中医药铺、三土业(土菸、土纸、土糖)、南北京果、山货、杉木行、铸造和陶业。一些商人还通过海上运输,搞易地贸易,输出的以蔗糖为主,输入的以大米为主”。军城边的白湖市,商船云集,商人络绎不绝,“常航南粟至莆”,成为兴化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⑥宋代莆田县黄石集镇开始繁荣,从农村墟集发展成为商业集市。据《兴化府志》记载:黄石“市跨莆田、景德、连江、国清四里,居人延亘千余家,其秀民多读书登仕版,而果园、蔬畦映带左右。当市闹处,货物充斥,买卖傍午,而读书之声往往杂出其间,是为市井秀处”。①“在莆田里(黄石旧地名),其附近的塘头。‘有食物及货等馆’;后度,‘有铜铁铺及灯人家’;西街,今呼书街,‘鱼鲜为谷行市集此’”。②北宋进士郑叔侨在《宁海桥》一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宋代黄石的盛况:“千寻水面跨长桥,隐隐晴虹卧海潮。结驷直通黄石市,连艘横断白湖腰”。③黄石集市上,车马接踵而去,商船穿梭而过,客商云集,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
  宋代涵头集市持续繁荣。据《千年涵江》记载:涵江“陡门周围的墟集进一步扩张,形成小集镇。建炎年间(1127—1130),国子监祭酒刘政返回家乡涵头时,见其住地保尾至楼下一带,海水浸漫,内河堵塞,水不可饮。刘政主持疏通内河,使周围居民饮上清洁的河水,并引水浇灌楼下附近的埭田。河道疏浚后,涵头集市的交通更顺畅,交易更便利,集镇范围进一步扩大。原有的‘涵头’之名已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市井。于是,有识之士便改‘涵头’为‘涵江’,故后人有‘涵江得名起宋世’之咏”。④涵江集镇繁荣又带动江口集市和迎仙集市的商贸发展。据史书记载:江口集市“地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以居”,而“迎仙市旧时大路经此,及有馆镇务寨,故人烟辏集而成市”。⑤可见,宋代兴化沿海已经形成多个集市,商业经济繁荣,商贾活动频繁。
  宋代兴化农村集市也有较大的发展。早在唐代时期,莆田县的蒲口、迎仙市和仙游县的枫亭、石碧镇等,已经形成了农产品贸易墟集。进入宋代之后,农村墟市不断增多,人口密集之处基本上都形成了墟市,农村商店日益增多。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县的游洋、徐州(今庄边)、百丈(今大洋)均已形成了墟市,出现了一些私营商店。仙游境内也有6个较大的农村集市,“早有太平镇,绍兴二十六年废。沙溪市,在阳谷里。龙华市,在养志里龙华寺之前。早有阜安镇,绍兴二十六年废。寺庙边市,在万善里。旧有石碧镇,绍兴二十六年废。中岳市,在万善里中岳填充前”。⑥据《兴化府志》记载:“龙华市,街长一里余”,“中岳市,旧为山中闹市”,“潭边市,旧有镇、寨,人物繁盛,同中岳为山中闹市”。⑦“沙溪市,在旧阳谷里,??南北往来大路,客店、酒肆稠密”。⑧同时,随着商贸的发展,一些墟集逐渐演变为商业集市。据《莆田县志》记载:宋代“黄石出现市肆,涵头(现涵江)、港口(今江口)、吴塘(今梧塘)、霞梧墩(今西天尾)、花亭(今华亭)、笏石、宁海、吉了(今忠门梯吴)、莆禧白湖(今阔口)等地,先后由墟市变成为小集镇,私营商业渐趋兴盛”,“濑溪也有客买卖”。⑨各集镇上商品繁多,有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也有外地运进的棉花、棉布、丝绸等纺织品,还有外国进口的象牙、香料、金银饰品等高档奢侈品,商品琳琅满目,集市交易繁忙。
  城镇商业经济的持续繁荣促进了农贸市场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仙游境内的集镇,商店铺设,日渐俱全,县际交易,亦趋繁盛。枫亭太平港与木兰溪通航后,商贾从海路把仙游的蔗糖、桂圆、木材等土特产品输往省外,换回大宗粮油应市。街市商业与墟集交易相辅并行。境内商业市镇主要有:连江里的枫亭市、旸谷里的沙溪市、养志里的龙华市、万善里的潭边市及中岳市。粮油贸易位居商业10大行业之列”。①县城的东门外、枫亭的太平港和三妈宫墟市、西乡的阜安镇和中岳,以及东乡的坝下形成6个粮油集市。“米贩粮商以仙游蔗糖、桂圆、木材等土特产换回大米供市;民间余粮多加工成糙米,挑到墟场出售,或以粮换物。粮行米市逐渐发展”。②宋代,兴化港口经济开始繁荣,形成了多个对外贸易市场。如仙游太平港繁荣之后,枫亭的南市坪有菜墟,三妈宫有米墟和柴墟,南观音海滩有鱼墟和盐墟。特别是枫亭的海鲜鱼货市场,商人云集,非常热闹,每天凌晨“天刚初晓,近邻枫亭的惠安、莆田以及本地渔民,就挑着新鲜的鱼货,担头插着烛灯‘走青’赶到霞桥、沧溪的渔市,进行交易”。③各地小商小贩汇聚一起,“漫天开价,就地还钱”,善价而估,便宜就买。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最为热闹,称为“一哄之市”,或“老鹰市”。据《仙溪志》记载:“枫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④还有莆田的涵头集市,也有海鲜、陶瓷、粮油、纺织品等多个专业市场。还有白湖港、宁海港、秀屿港等码头,有农产品、纺织品和进口商品市场。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集贸活动更为频繁,圩日交易时间间隔缩短,并且规模更大,以枫亭、秀屿较为著名,时人赞道:‘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远,四方会通’”。⑤宋代兴化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各地客商往来频繁,促进了驿站、旅馆、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兴化“城有东驿、西驿,郡北五十里有迎仙驿(站),郡西南六十三里有太平驿(站);仙游有华袞馆及登瀛馆;兴化县有皇华馆,皆为待宾而设”。⑥从旅店、驿站设置数量和建设规模,也可以看出宋代兴化商业繁荣和对外贸易盛况。
  三、商贸交流不断扩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是商业发展的主要物质载体,也是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兴化商贸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最关键是有丰富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作物质支撑,数量众多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品种多样的手工业品充斥各个集市,加上宋代兴化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日渐专业化,商品余缺调剂势在必行,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贸交流的扩大。
  据史书记载:仙游境内“盛产蔗糖、荔枝、麻布、青靛、铁器、林材等土特产品,运销外地”。⑦但又缺少“大米、食油、棉花、丝绸、药材和文化用品等”,只有互通有无,才能保障百姓生活需要。⑧特别是兴化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粮食短缺,“民赖广米积济,客舟至则就籴”。⑨“莆之水市(白湖市),朔风弥旬,南舟不至,神为反风,人免艰食”。①而兴化盛产的蔗糖、干果、木竹山货等农产品和陶瓷、布料等手工业品,如果不进行交换就无法实现其价值,也不能实现再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也是兴化对外贸易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用于交换的农产品众多,主要有“盐、糖、冰糖、茶叶??蜜、蜡、鲨鱼脍、鱼鳔(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出,而莆田为多)”;手工业品主要有“绸、兼丝布细缉苎麻,杂丝绩之。??白纻布以灰治之,其色纯白。(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有,而莆之涵头、吉了出者尤佳)”。②这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销往江浙一带和台湾、琉球、安志(越南)、暹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附注

①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页。 ②《唐会要》卷八十六。 ①《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4之16),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540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4之16,《大中祥符编敕中》 ④《宋史·食货志·商税》,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41页。 ⑤《宋史·食货志·商税》,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41页。 ⑥《宋史·食货志·商税》,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41页。 ①佚名:《宋史全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司马光《涑水记闻》卷9,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③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六之十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6页。 ⑥《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②《莆田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98页,引自弘治《兴化府志》(黄石市)。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7页。 ④《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 ⑥(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⑦(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⑧(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⑨《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06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④(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6页。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9页。 ⑦《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⑧《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⑨《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①(宋)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碑刻。 ②(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2页。

知识出处

莆商发展史

《莆商发展史》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论述了福建莆田发展的历史,论述了早期莆商的形成、发展变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莆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对民营产业、医药产业、木业发展的贡献对市场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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