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宋代兴化经济结构与隋唐时期相比有了许多变化。一是自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随着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产品日益丰富，兴化农村经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为商业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宋代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北宋开始，兴化境内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墟市繁荣，商店增多，商人队伍不断扩大，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是沿海港口陆续开发，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实行宽松的外贸政策，促进了兴化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农产品大量向境外输出，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城乡市场，并通过兴化商人转售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兴化商贸发展和商品流通。四是纸币的发行也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北宋时朝廷开始使用“盐钞”，成为中国纸币发行的始祖，商品媒介的改革也为商业经济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商人队伍发展
  宋代积极的商业政策对商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之前，历代统治者对商人长期持鄙视态度，对商业、商人始终采取抑压政策，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人为地阻碍商业经济发展。
  而宋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有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认识，不再歧视商业和商人，从而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特别是鄙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改变之后，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但由于历史条件、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等因素，不同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与商人队伍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本节着重就宋代商业政策转变和兴化商业经济发展，以及莆商队伍结构、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兴化商业繁荣和莆商队伍发展的前因后果。
  （一）商业政策转变与商贸环境改善
  宋代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并对境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但与宋代土地管理制度和田赋政策有关，而且与宋代所实施的商业课税、坊市制度和鼓励商贸发展的各种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宋代土地管理制度的转变为兴化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尽管宋代与唐朝一样，表面上看仍然实施“农本商末”、“重农轻商”政策，但在唐之前朝廷禁止农民离开土地，弃农经商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加上地主与佃户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不能随便离开土地，地主对农民或多或少有控制权。而进入宋代之后，由于土地管理制度的改变，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大为减弱，田主与佃客之间契约关系大大放宽，佃户可以随时脱离土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涌入城市寻找新的职业，或进入劳动力市场受雇于人。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为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如北宋时期，兴化军城的延陵里出现了许多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农民，商店雇用的伙计是境内最早的自由劳动力。进入南宋之后，商业持续繁荣，劳动力需求日益增长，大批农民弃农经商，促进了兴化商人队伍的扩大。
  其次，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宋代朝廷颁布了一系列宽商、惠商和恤商政策，主要表现为商业立法的初衷不同。“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①宋执政者虽然嫉妒商贾之利，但抑商手段大有不同，不再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而是采取收益分红的办法，即在鼓励商业发展的同时，加大盘剥商人利润的力度。由于商人的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拼命扩大经营规模，争取更多的利润。
  而商人利润越多，朝廷分红也就越多，实现了双赢局面，这也是宋代商业经济持续繁荣的根本原因。
  第三，城市坊市制度的改变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宋之前，国家严格控制商业的经营范围和商人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唐代前，商人交易活动只限制于集市，不能随地摆滩设点，商店不能面朝大街开设，只能设在偏僻小巷里。商人外出只能坐敞蓬马车，让人监督。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穿着朝廷规定的服装。同时，商业经营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商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即“日中击钲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关市”，否则属非法经营。②另外，唐代一度实行霄禁措施，日落之后行人不得上街行走，更谈不上商人营业了。而宋代商人可以自主选择地点开设店铺，甚至可以在路旁街边摆摊设点，其中最具有积极意义是坊市制度的废除，为商业经营拓展了广度和深度。从北宋起，朝廷允许商人昼夜经营，也不限制经营地点，各种商业集市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有日市、早市和晚市，还有鬼市、夜市等，商人可以通霄达旦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出现了“街心市井，至夜尤胜”的繁荣景象。如兴化军城周边的白湖港和枫亭的太平港，客商云集，日夜繁忙，早市、午市、夜市非常热闹。据《城厢区志》记载：“宋代，城厢对外贸易一度进入鼎盛时期，位于境域的白湖港（今阔口村）成为海上通商的主要口岸，当时由木帆船运载出口的荔枝干、陶瓷等地方特产，远销朝鲜、日本、阿拉伯及东南亚一带。逢灾时，也常进口‘洋米救荒’。宋绍兴八年（1138年），县城成为莆田商贸中心，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蕃’之盛况”，白湖港的早市、夜市非常繁荣。①第四，农村墟集增多拓展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是宋代市场开放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宋代兴化商业繁荣的重要条件。唐代之前，兴化农村墟市数量很少，墟市交易通常是一月一次，有的墟市半个月一次，人口密集的地方也有十日一次。从北宋初开始，兴化农村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乡下墟集不断增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交易日渐频繁，且与城市商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军农村墟市已发展到20多个，大多数墟集缩短到10天一次，并出现了众多的商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易的日渐兴旺，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第五，宋代工商业课税改革也有利于商业经济发展。宋代以“抽分制”代替唐代的“课额制”，即以利润分成方式代替定额赋税，且不同的产品采取不一样的税率，如消耗国家资源的矿冶业其税率就高一些，通常为二八抽分或三七抽分，有的甚至四六抽分。据史书记载：“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②又如冶炼、制盐等行业，税赋相对高一些，一般都超过20％。而木竹山货课税却相对低一些，“每木十条，抽一条讫，任贩货卖，不收商税”。③由于兴化境内木材资源丰富，交易数量很大，即使是“十抽一”，税收也很可观。同时，宋代还实行过税、住税、抽税、格纳和商船税等。如“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④“过税”和“住税”是传统商税的主要形式，宋之前的商品交易都要交纳这两种税。“抽税”只限于官府需要的物品，“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⑤抽税后的货物，一般不再交纳其他税赋。“商船税”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北宋时采取“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即根据船仓空间大小进行纳税。⑥从总体上讲，宋代商业赋税政策比较宽松，税率相对合理，各项政策措施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开明的统治者之一。这种相对开放的执政理念，既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宋代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出现了双赢的局面。
  （二）全民经商局面的形成
  宋代实行宽松的商业开放政策，允许百姓随意出入商场，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而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
  宋代商人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城镇的商行、店铺、小商小贩和外出做买卖的生意人，无疑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此外，还有不少临时商人，诸如一些官员、宗室、士人、僧尼、地主、农民等，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有时也会加入了经商行列，成为商人队伍的一员，虽然这些只是兼职商人，但对宋代商业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禁止官员经商，但在全民经商的大背景下，官员经商屡禁不止，甚至身居相位的朝廷政要也“专以兴贩为急务”。①许多士入学子纷纷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②一些宗室贵族“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也操起了经商的行当。③在北宋大相国寺每月5次开放的“万姓交易”商贸会上，甚至出现了僧人、道士、师姑等出家人参与坐列买卖。如莆田县龟山寺僧人，从唐朝起就开发茶园，销售茶叶。到了宋代，龟山茶园已达一千多亩，茶叶生产规模超过了兴化境内所有茶叶商家。
  据《福建商业志》记载：宋代“商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人数量的增加。当时，除了众多的专业商人外，还有许多士人、农民、僧道、传艺者及妇女参加商业活动。士人赴京科举，兼带丝绸出售，以解决衣食之费；道士以贩运香药为副业，积聚钱财；僧侣以庙市从事商业活动；伎艺人通过自己的技能、特长进行了商业性活动??还出现了妇女从事商业活动”。④所以，宋代商业经济繁荣，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出现了全民经商的局面，这也是宋代兴化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二、商业繁荣与墟集发展
  兴化商业经济起步于唐初，发展于唐末，鼎盛于宋。宋初，朝廷在兴化县（今游洋镇）设置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游洋逐渐发展成为兴化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莆仙两县经过唐代的农业大开发和五代十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宋代宽松的商业政策环境中，兴化农村墟集不断增多，城镇集市商业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兴化军治迁往莆田县延陵里之后，商业中心随着向沿海转移。
  城里零散的商业网点，开始集中在兴化郡城的西门和东门，商业规模日渐扩大，“兴化军城依托白湖港成为兴化的商贸中心”。⑤据《城厢区志》记载：宋代兴化“手工业品的生产、航运业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市场上形成的较大行业有：土苎麻棉细布业、饮食糕饼业、盐商、牙行、中医药铺、三土业（土菸、土纸、土糖）、南北京果、山货、杉木行、铸造和陶业。一些商人还通过海上运输，搞易地贸易，输出的以蔗糖为主，输入的以大米为主”。军城边的白湖市，商船云集，商人络绎不绝，“常航南粟至莆”，成为兴化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⑥宋代莆田县黄石集镇开始繁荣，从农村墟集发展成为商业集市。据《兴化府志》记载：黄石“市跨莆田、景德、连江、国清四里，居人延亘千余家，其秀民多读书登仕版，而果园、蔬畦映带左右。当市闹处，货物充斥，买卖傍午，而读书之声往往杂出其间，是为市井秀处”。①“在莆田里（黄石旧地名），其附近的塘头。‘有食物及货等馆’；后度，‘有铜铁铺及灯人家’；西街，今呼书街，‘鱼鲜为谷行市集此’”。②北宋进士郑叔侨在《宁海桥》一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宋代黄石的盛况：“千寻水面跨长桥，隐隐晴虹卧海潮。结驷直通黄石市，连艘横断白湖腰”。③黄石集市上，车马接踵而去，商船穿梭而过，客商云集，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
  宋代涵头集市持续繁荣。据《千年涵江》记载：涵江“陡门周围的墟集进一步扩张，形成小集镇。建炎年间（1127—1130），国子监祭酒刘政返回家乡涵头时，见其住地保尾至楼下一带，海水浸漫，内河堵塞，水不可饮。刘政主持疏通内河，使周围居民饮上清洁的河水，并引水浇灌楼下附近的埭田。河道疏浚后，涵头集市的交通更顺畅，交易更便利，集镇范围进一步扩大。原有的‘涵头’之名已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市井。于是，有识之士便改‘涵头’为‘涵江’，故后人有‘涵江得名起宋世’之咏”。④涵江集镇繁荣又带动江口集市和迎仙集市的商贸发展。据史书记载：江口集市“地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以居”，而“迎仙市旧时大路经此，及有馆镇务寨，故人烟辏集而成市”。⑤可见，宋代兴化沿海已经形成多个集市，商业经济繁荣，商贾活动频繁。
  宋代兴化农村集市也有较大的发展。早在唐代时期，莆田县的蒲口、迎仙市和仙游县的枫亭、石碧镇等，已经形成了农产品贸易墟集。进入宋代之后，农村墟市不断增多，人口密集之处基本上都形成了墟市，农村商店日益增多。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县的游洋、徐州（今庄边）、百丈（今大洋）均已形成了墟市，出现了一些私营商店。仙游境内也有6个较大的农村集市，“早有太平镇，绍兴二十六年废。沙溪市，在阳谷里。龙华市，在养志里龙华寺之前。早有阜安镇，绍兴二十六年废。寺庙边市，在万善里。旧有石碧镇，绍兴二十六年废。中岳市，在万善里中岳填充前”。⑥据《兴化府志》记载：“龙华市，街长一里余”，“中岳市，旧为山中闹市”，“潭边市，旧有镇、寨，人物繁盛，同中岳为山中闹市”。⑦“沙溪市，在旧阳谷里，??南北往来大路，客店、酒肆稠密”。⑧同时，随着商贸的发展，一些墟集逐渐演变为商业集市。据《莆田县志》记载：宋代“黄石出现市肆，涵头（现涵江）、港口（今江口）、吴塘（今梧塘）、霞梧墩（今西天尾）、花亭（今华亭）、笏石、宁海、吉了（今忠门梯吴）、莆禧白湖（今阔口）等地，先后由墟市变成为小集镇，私营商业渐趋兴盛”，“濑溪也有客买卖”。⑨各集镇上商品繁多，有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也有外地运进的棉花、棉布、丝绸等纺织品，还有外国进口的象牙、香料、金银饰品等高档奢侈品，商品琳琅满目，集市交易繁忙。
  城镇商业经济的持续繁荣促进了农贸市场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仙游境内的集镇，商店铺设，日渐俱全，县际交易，亦趋繁盛。枫亭太平港与木兰溪通航后，商贾从海路把仙游的蔗糖、桂圆、木材等土特产品输往省外，换回大宗粮油应市。街市商业与墟集交易相辅并行。境内商业市镇主要有：连江里的枫亭市、旸谷里的沙溪市、养志里的龙华市、万善里的潭边市及中岳市。粮油贸易位居商业10大行业之列”。①县城的东门外、枫亭的太平港和三妈宫墟市、西乡的阜安镇和中岳，以及东乡的坝下形成6个粮油集市。“米贩粮商以仙游蔗糖、桂圆、木材等土特产换回大米供市；民间余粮多加工成糙米，挑到墟场出售，或以粮换物。粮行米市逐渐发展”。②宋代，兴化港口经济开始繁荣，形成了多个对外贸易市场。如仙游太平港繁荣之后，枫亭的南市坪有菜墟，三妈宫有米墟和柴墟，南观音海滩有鱼墟和盐墟。特别是枫亭的海鲜鱼货市场，商人云集，非常热闹，每天凌晨“天刚初晓，近邻枫亭的惠安、莆田以及本地渔民，就挑着新鲜的鱼货，担头插着烛灯‘走青’赶到霞桥、沧溪的渔市，进行交易”。③各地小商小贩汇聚一起，“漫天开价，就地还钱”，善价而估，便宜就买。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最为热闹，称为“一哄之市”，或“老鹰市”。据《仙溪志》记载：“枫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④还有莆田的涵头集市，也有海鲜、陶瓷、粮油、纺织品等多个专业市场。还有白湖港、宁海港、秀屿港等码头，有农产品、纺织品和进口商品市场。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集贸活动更为频繁，圩日交易时间间隔缩短，并且规模更大，以枫亭、秀屿较为著名，时人赞道：‘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远，四方会通’”。⑤宋代兴化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各地客商往来频繁，促进了驿站、旅馆、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兴化“城有东驿、西驿，郡北五十里有迎仙驿（站），郡西南六十三里有太平驿（站）；仙游有华袞馆及登瀛馆；兴化县有皇华馆，皆为待宾而设”。⑥从旅店、驿站设置数量和建设规模，也可以看出宋代兴化商业繁荣和对外贸易盛况。
  三、商贸交流不断扩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是商业发展的主要物质载体，也是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兴化商贸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最关键是有丰富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作物质支撑，数量众多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品种多样的手工业品充斥各个集市，加上宋代兴化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日渐专业化，商品余缺调剂势在必行，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贸交流的扩大。
  据史书记载：仙游境内“盛产蔗糖、荔枝、麻布、青靛、铁器、林材等土特产品，运销外地”。⑦但又缺少“大米、食油、棉花、丝绸、药材和文化用品等”，只有互通有无，才能保障百姓生活需要。⑧特别是兴化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粮食短缺，“民赖广米积济，客舟至则就籴”。⑨“莆之水市（白湖市），朔风弥旬，南舟不至，神为反风，人免艰食”。①而兴化盛产的蔗糖、干果、木竹山货等农产品和陶瓷、布料等手工业品，如果不进行交换就无法实现其价值，也不能实现再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也是兴化对外贸易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用于交换的农产品众多，主要有“盐、糖、冰糖、茶叶??蜜、蜡、鲨鱼脍、鱼鳔（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出，而莆田为多）”；手工业品主要有“绸、兼丝布细缉苎麻，杂丝绩之。??白纻布以灰治之，其色纯白。（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有，而莆之涵头、吉了出者尤佳）”。②这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销往江浙一带和台湾、琉球、安志（越南）、暹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①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页。 ②《唐会要》卷八十六。 ①《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4之16），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540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4之16，《大中祥符编敕中》 ④《宋史·食货志·商税》，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41页。 ⑤《宋史·食货志·商税》，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41页。 ⑥《宋史·食货志·商税》，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41页。 ①佚名：《宋史全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司马光《涑水记闻》卷9，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③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六之十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6页。 ⑥《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②《莆田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98页，引自弘治《兴化府志》（黄石市）。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7页。 ④《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 ⑥（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⑦（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⑧（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⑨《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06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④（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6页。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9页。 ⑦《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⑧《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⑨《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①（宋）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碑刻。 ②（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