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重要特征就是商业繁荣与商人活动频繁。一方面，宋代实施宽松的商业政策，促进了我国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宋代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对商业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过去那种“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出现了重大变化，从朝廷命官到普通百姓都不再用岐视的眼光看待商人，商人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并逐渐发展成封建社会中比较活跃的社会阶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商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另外，宋代鼓励对外经济交流，欢迎外商来朝经商贸易，奖励对外贸易中有突出贡献的商人，甚至还给有重大贡献的商人封官晋爵。特别是商人通过贡献钱财可以获取官爵或进入了上流社会的政策，使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商人队伍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
  第一节 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兴化商贸发展
  宋代兴化经济结构与隋唐时期相比有了许多变化。一是自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随着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产品日益丰富，兴化农村经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为商业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宋代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北宋开始，兴化境内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墟市繁荣，商店增多，商人队伍不断扩大，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是沿海港口陆续开发，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实行宽松的外贸政策，促进了兴化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农产品大量向境外输出，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城乡市场，并通过兴化商人转售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兴化商贸发展和商品流通。四是纸币的发行也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北宋时朝廷开始使用“盐钞”，成为中国纸币发行的始祖，商品媒介的改革也为商业经济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商人队伍发展
  宋代积极的商业政策对商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之前，历代统治者对商人长期持鄙视态度，对商业、商人始终采取抑压政策，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人为地阻碍商业经济发展。
  而宋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有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认识，不再歧视商业和商人，从而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特别是鄙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改变之后，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但由于历史条件、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等因素，不同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与商人队伍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本节着重就宋代商业政策转变和兴化商业经济发展，以及莆商队伍结构、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兴化商业繁荣和莆商队伍发展的前因后果。
  （一）商业政策转变与商贸环境改善
  宋代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并对境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但与宋代土地管理制度和田赋政策有关，而且与宋代所实施的商业课税、坊市制度和鼓励商贸发展的各种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宋代土地管理制度的转变为兴化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尽管宋代与唐朝一样，表面上看仍然实施“农本商末”、“重农轻商”政策，但在唐之前朝廷禁止农民离开土地，弃农经商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加上地主与佃户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不能随便离开土地，地主对农民或多或少有控制权。而进入宋代之后，由于土地管理制度的改变，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大为减弱，田主与佃客之间契约关系大大放宽，佃户可以随时脱离土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涌入城市寻找新的职业，或进入劳动力市场受雇于人。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为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如北宋时期，兴化军城的延陵里出现了许多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农民，商店雇用的伙计是境内最早的自由劳动力。进入南宋之后，商业持续繁荣，劳动力需求日益增长，大批农民弃农经商，促进了兴化商人队伍的扩大。
  其次，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宋代朝廷颁布了一系列宽商、惠商和恤商政策，主要表现为商业立法的初衷不同。“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①宋执政者虽然嫉妒商贾之利，但抑商手段大有不同，不再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而是采取收益分红的办法，即在鼓励商业发展的同时，加大盘剥商人利润的力度。由于商人的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拼命扩大经营规模，争取更多的利润。
  而商人利润越多，朝廷分红也就越多，实现了双赢局面，这也是宋代商业经济持续繁荣的根本原因。
  第三，城市坊市制度的改变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宋之前，国家严格控制商业的经营范围和商人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唐代前，商人交易活动只限制于集市，不能随地摆滩设点，商店不能面朝大街开设，只能设在偏僻小巷里。商人外出只能坐敞蓬马车，让人监督。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穿着朝廷规定的服装。同时，商业经营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商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即“日中击钲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关市”，否则属非法经营。②另外，唐代一度实行霄禁措施，日落之后行人不得上街行走，更谈不上商人营业了。而宋代商人可以自主选择地点开设店铺，甚至可以在路旁街边摆摊设点，其中最具有积极意义是坊市制度的废除，为商业经营拓展了广度和深度。从北宋起，朝廷允许商人昼夜经营，也不限制经营地点，各种商业集市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有日市、早市和晚市，还有鬼市、夜市等，商人可以通霄达旦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出现了“街心市井，至夜尤胜”的繁荣景象。如兴化军城周边的白湖港和枫亭的太平港，客商云集，日夜繁忙，早市、午市、夜市非常热闹。据《城厢区志》记载：“宋代，城厢对外贸易一度进入鼎盛时期，位于境域的白湖港（今阔口村）成为海上通商的主要口岸，当时由木帆船运载出口的荔枝干、陶瓷等地方特产，远销朝鲜、日本、阿拉伯及东南亚一带。逢灾时，也常进口‘洋米救荒’。宋绍兴八年（1138年），县城成为莆田商贸中心，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蕃’之盛况”，白湖港的早市、夜市非常繁荣。①第四，农村墟集增多拓展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是宋代市场开放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宋代兴化商业繁荣的重要条件。唐代之前，兴化农村墟市数量很少，墟市交易通常是一月一次，有的墟市半个月一次，人口密集的地方也有十日一次。从北宋初开始，兴化农村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乡下墟集不断增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交易日渐频繁，且与城市商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军农村墟市已发展到20多个，大多数墟集缩短到10天一次，并出现了众多的商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易的日渐兴旺，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第五，宋代工商业课税改革也有利于商业经济发展。宋代以“抽分制”代替唐代的“课额制”，即以利润分成方式代替定额赋税，且不同的产品采取不一样的税率，如消耗国家资源的矿冶业其税率就高一些，通常为二八抽分或三七抽分，有的甚至四六抽分。据史书记载：“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②又如冶炼、制盐等行业，税赋相对高一些，一般都超过20％。而木竹山货课税却相对低一些，“每木十条，抽一条讫，任贩货卖，不收商税”。③由于兴化境内木材资源丰富，交易数量很大，即使是“十抽一”，税收也很可观。同时，宋代还实行过税、住税、抽税、格纳和商船税等。如“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④“过税”和“住税”是传统商税的主要形式，宋之前的商品交易都要交纳这两种税。“抽税”只限于官府需要的物品，“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⑤抽税后的货物，一般不再交纳其他税赋。“商船税”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北宋时采取“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即根据船仓空间大小进行纳税。⑥从总体上讲，宋代商业赋税政策比较宽松，税率相对合理，各项政策措施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开明的统治者之一。这种相对开放的执政理念，既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宋代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出现了双赢的局面。
  （二）全民经商局面的形成
  宋代实行宽松的商业开放政策，允许百姓随意出入商场，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而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
  宋代商人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城镇的商行、店铺、小商小贩和外出做买卖的生意人，无疑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此外，还有不少临时商人，诸如一些官员、宗室、士人、僧尼、地主、农民等，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有时也会加入了经商行列，成为商人队伍的一员，虽然这些只是兼职商人，但对宋代商业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禁止官员经商，但在全民经商的大背景下，官员经商屡禁不止，甚至身居相位的朝廷政要也“专以兴贩为急务”。①许多士入学子纷纷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②一些宗室贵族“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也操起了经商的行当。③在北宋大相国寺每月5次开放的“万姓交易”商贸会上，甚至出现了僧人、道士、师姑等出家人参与坐列买卖。如莆田县龟山寺僧人，从唐朝起就开发茶园，销售茶叶。到了宋代，龟山茶园已达一千多亩，茶叶生产规模超过了兴化境内所有茶叶商家。
  据《福建商业志》记载：宋代“商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人数量的增加。当时，除了众多的专业商人外，还有许多士人、农民、僧道、传艺者及妇女参加商业活动。士人赴京科举，兼带丝绸出售，以解决衣食之费；道士以贩运香药为副业，积聚钱财；僧侣以庙市从事商业活动；伎艺人通过自己的技能、特长进行了商业性活动......还出现了妇女从事商业活动”。④所以，宋代商业经济繁荣，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出现了全民经商的局面，这也是宋代兴化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二、商业繁荣与墟集发展
  兴化商业经济起步于唐初，发展于唐末，鼎盛于宋。宋初，朝廷在兴化县（今游洋镇）设置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游洋逐渐发展成为兴化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莆仙两县经过唐代的农业大开发和五代十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宋代宽松的商业政策环境中，兴化农村墟集不断增多，城镇集市商业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兴化军治迁往莆田县延陵里之后，商业中心随着向沿海转移。
  城里零散的商业网点，开始集中在兴化郡城的西门和东门，商业规模日渐扩大，“兴化军城依托白湖港成为兴化的商贸中心”。⑤据《城厢区志》记载：宋代兴化“手工业品的生产、航运业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市场上形成的较大行业有：土苎麻棉细布业、饮食糕饼业、盐商、牙行、中医药铺、三土业（土菸、土纸、土糖）、南北京果、山货、杉木行、铸造和陶业。一些商人还通过海上运输，搞易地贸易，输出的以蔗糖为主，输入的以大米为主”。军城边的白湖市，商船云集，商人络绎不绝，“常航南粟至莆”，成为兴化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⑥宋代莆田县黄石集镇开始繁荣，从农村墟集发展成为商业集市。据《兴化府志》记载：黄石“市跨莆田、景德、连江、国清四里，居人延亘千余家，其秀民多读书登仕版，而果园、蔬畦映带左右。当市闹处，货物充斥，买卖傍午，而读书之声往往杂出其间，是为市井秀处”。①“在莆田里（黄石旧地名），其附近的塘头。‘有食物及货等馆’；后度，‘有铜铁铺及灯人家’；西街，今呼书街，‘鱼鲜为谷行市集此’”。②北宋进士郑叔侨在《宁海桥》一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宋代黄石的盛况：“千寻水面跨长桥，隐隐晴虹卧海潮。结驷直通黄石市，连艘横断白湖腰”。③黄石集市上，车马接踵而去，商船穿梭而过，客商云集，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
  宋代涵头集市持续繁荣。据《千年涵江》记载：涵江“陡门周围的墟集进一步扩张，形成小集镇。建炎年间（1127—1130），国子监祭酒刘政返回家乡涵头时，见其住地保尾至楼下一带，海水浸漫，内河堵塞，水不可饮。刘政主持疏通内河，使周围居民饮上清洁的河水，并引水浇灌楼下附近的埭田。河道疏浚后，涵头集市的交通更顺畅，交易更便利，集镇范围进一步扩大。原有的‘涵头’之名已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市井。于是，有识之士便改‘涵头’为‘涵江’，故后人有‘涵江得名起宋世’之咏”。④涵江集镇繁荣又带动江口集市和迎仙集市的商贸发展。据史书记载：江口集市“地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以居”，而“迎仙市旧时大路经此，及有馆镇务寨，故人烟辏集而成市”。⑤可见，宋代兴化沿海已经形成多个集市，商业经济繁荣，商贾活动频繁。
  宋代兴化农村集市也有较大的发展。早在唐代时期，莆田县的蒲口、迎仙市和仙游县的枫亭、石碧镇等，已经形成了农产品贸易墟集。进入宋代之后，农村墟市不断增多，人口密集之处基本上都形成了墟市，农村商店日益增多。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县的游洋、徐州（今庄边）、百丈（今大洋）均已形成了墟市，出现了一些私营商店。仙游境内也有6个较大的农村集市，“早有太平镇，绍兴二十六年废。沙溪市，在阳谷里。龙华市，在养志里龙华寺之前。早有阜安镇，绍兴二十六年废。寺庙边市，在万善里。旧有石碧镇，绍兴二十六年废。中岳市，在万善里中岳填充前”。⑥据《兴化府志》记载：“龙华市，街长一里余”，“中岳市，旧为山中闹市”，“潭边市，旧有镇、寨，人物繁盛，同中岳为山中闹市”。⑦“沙溪市，在旧阳谷里，......南北往来大路，客店、酒肆稠密”。⑧同时，随着商贸的发展，一些墟集逐渐演变为商业集市。据《莆田县志》记载：宋代“黄石出现市肆，涵头（现涵江）、港口（今江口）、吴塘（今梧塘）、霞梧墩（今西天尾）、花亭（今华亭）、笏石、宁海、吉了（今忠门梯吴）、莆禧白湖（今阔口）等地，先后由墟市变成为小集镇，私营商业渐趋兴盛”，“濑溪也有客买卖”。⑨各集镇上商品繁多，有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也有外地运进的棉花、棉布、丝绸等纺织品，还有外国进口的象牙、香料、金银饰品等高档奢侈品，商品琳琅满目，集市交易繁忙。
  城镇商业经济的持续繁荣促进了农贸市场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仙游境内的集镇，商店铺设，日渐俱全，县际交易，亦趋繁盛。枫亭太平港与木兰溪通航后，商贾从海路把仙游的蔗糖、桂圆、木材等土特产品输往省外，换回大宗粮油应市。街市商业与墟集交易相辅并行。境内商业市镇主要有：连江里的枫亭市、旸谷里的沙溪市、养志里的龙华市、万善里的潭边市及中岳市。粮油贸易位居商业10大行业之列”。①县城的东门外、枫亭的太平港和三妈宫墟市、西乡的阜安镇和中岳，以及东乡的坝下形成6个粮油集市。“米贩粮商以仙游蔗糖、桂圆、木材等土特产换回大米供市；民间余粮多加工成糙米，挑到墟场出售，或以粮换物。粮行米市逐渐发展”。②宋代，兴化港口经济开始繁荣，形成了多个对外贸易市场。如仙游太平港繁荣之后，枫亭的南市坪有菜墟，三妈宫有米墟和柴墟，南观音海滩有鱼墟和盐墟。特别是枫亭的海鲜鱼货市场，商人云集，非常热闹，每天凌晨“天刚初晓，近邻枫亭的惠安、莆田以及本地渔民，就挑着新鲜的鱼货，担头插着烛灯‘走青’赶到霞桥、沧溪的渔市，进行交易”。③各地小商小贩汇聚一起，“漫天开价，就地还钱”，善价而估，便宜就买。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最为热闹，称为“一哄之市”，或“老鹰市”。据《仙溪志》记载：“枫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④还有莆田的涵头集市，也有海鲜、陶瓷、粮油、纺织品等多个专业市场。还有白湖港、宁海港、秀屿港等码头，有农产品、纺织品和进口商品市场。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集贸活动更为频繁，圩日交易时间间隔缩短，并且规模更大，以枫亭、秀屿较为著名，时人赞道：‘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远，四方会通’”。⑤宋代兴化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各地客商往来频繁，促进了驿站、旅馆、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兴化“城有东驿、西驿，郡北五十里有迎仙驿（站），郡西南六十三里有太平驿（站）；仙游有华袞馆及登瀛馆；兴化县有皇华馆，皆为待宾而设”。⑥从旅店、驿站设置数量和建设规模，也可以看出宋代兴化商业繁荣和对外贸易盛况。
  三、商贸交流不断扩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是商业发展的主要物质载体，也是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兴化商贸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最关键是有丰富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作物质支撑，数量众多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品种多样的手工业品充斥各个集市，加上宋代兴化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日渐专业化，商品余缺调剂势在必行，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贸交流的扩大。
  据史书记载：仙游境内“盛产蔗糖、荔枝、麻布、青靛、铁器、林材等土特产品，运销外地”。⑦但又缺少“大米、食油、棉花、丝绸、药材和文化用品等”，只有互通有无，才能保障百姓生活需要。⑧特别是兴化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粮食短缺，“民赖广米积济，客舟至则就籴”。⑨“莆之水市（白湖市），朔风弥旬，南舟不至，神为反风，人免艰食”。①而兴化盛产的蔗糖、干果、木竹山货等农产品和陶瓷、布料等手工业品，如果不进行交换就无法实现其价值，也不能实现再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也是兴化对外贸易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用于交换的农产品众多，主要有“盐、糖、冰糖、茶叶......蜜、蜡、鲨鱼脍、鱼鳔（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出，而莆田为多）”；手工业品主要有“绸、兼丝布细缉苎麻，杂丝绩之。......白纻布以灰治之，其色纯白。（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有，而莆之涵头、吉了出者尤佳）”。②这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销往江浙一带和台湾、琉球、安志（越南）、暹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第二节 宋代外贸政策转变与兴化港口经济崛起
  自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廷与西北部相邻国家的陆路联系。于是，东南沿海就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加上北宋军事上的失败和国家经济的暂时困难，导致了宋王朝与其他朝代具有不同的经济形势，只能通过扩大对外贸易来增加关税收入，以缓解朝廷的财政困难，这也是宋廷对外贸易政策改变和对外经济交流扩大的重要原因。
  一、宋代对外贸易政策转变
  宋朝结束了五季之乱，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快速发展，加上朝廷实行奖励外贸政策，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在商贸蓬勃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兴化对外贸易和经济交流日益扩大，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及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唐代，港口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宋代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称为舶商，在国家户籍中特列一类，称为“舶主”。由于海上交通工具投资巨大，进出口商品都是大宗货物，流动资金多，普通商人根本无法经营，只有土豪大姓、巨商富贾、官僚贵族等，才有可能购置船只，经营对外贸易。据《宋史》记载：“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③兴化的船舶主大多数是商贾巨富，或达官贵人及其亲属，经营方式以官商结合为主。
  宋初，朝廷设立榷易院，管理东南沿海各港口的对外贸易，但以朝贡贸易为主。太平兴国初，“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国，并在京师置榷易院。凡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④随后，朝廷指定泉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受泉州港口辐射，兴化诸港口逐渐繁荣起来。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和进出口事务，时福建对外贸易归广州市舶司管辖，闽商须到广州市舶司申请，领取公凭，方能出海。返航时，还要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否则没收其货物。由于路途遥远，商人多有不便，客观上影响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
  “宋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①泉州市市舶司设立之后，极大地方便了福建商人的出海申请，兴化与泉州毗邻，近水楼台，对外贸易迅速崛起。
  北宋初期，朝廷实行重课税政策，凡进口船舶和物资一律征税，税种繁多。如宋代称船税为抽鲜，实行进口商品“禁榷制”，即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凡禁榷货物必须经过官方抽鲜、课证后，方能进入市场流通。同时，市舶司还对紧缺物资进行收购，称为“博买”或“私买”，然后投放市场。据《莆田市志》记载：“元祐二年（1087年）进口的禁榷货物由泉州市舶司全部收购，酌量投放市场。不属禁榷的货物经过课证、博卖等程序后，进入集市交易”。②北宋初期，朝廷几乎垄断所有进出口货物的头道贩卖。但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进出口商品日渐增多，朝廷无法垄断所有进出口货物的流通与贸易，才有条件地放松禁榷，采取抽成放行的办法，通常是“十抽其二”，由市舶司发给销售许可证，让商人互市销售。
  宋元祐年间，朝廷进一步放松“禁榷制”，任其民间自由贸易，并在军以上行政区设立外贸管理机构。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宋元祐二年（1087年）成立福建市舶司（亦称泉州市舶司）后，照朝廷颁定《市舶条例》，境内设路官衙，其主要职能有：颁发出海航船《公凭》。境内路官衙奉令查验，办理进口货物的抽解（征税）。市舶司押运抽解货物赴京师时，境内路官各负责其过境安全。禁榷博易。非收购货物由市舶司投放市场后，境内路官衙可参加此类货物的经营。
  招徕互市。境内路官衙负责协助市舶司宣传解释朝廷的《市舶条例》和其他有关法令”。③这一举措大大方便了兴化对外经济交流，境内对外贸易出现了蓬勃发展态势，仙游太平港、莆田白湖港和涵江港等港口迅速繁荣起来。
  进入南宋之后，朝廷全面放开商榷制度，外国进口货物一般不加限制，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并鼓励和欢迎海外“蕃客”来宋易货贸易。出口货物品种限制逐渐取消，除了严禁铜钱出口境外，其他货物均可出口，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兴化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宋朝廷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发展，除了开放港口之外，还采取多种政治措施以鼓励对外贸易发展：一是朝廷经常派遣使者前往海外诸国游说，与海外各国建立长期贸易伙伴关系。如政和五年（1115年），福建市舶司曾派专人往占城（越南）和罗斛（今泰国南部），邀请外商来宋贸易。④据《莆田市志》记载；“宝祐年间，方澄孙曾两次奉诏率兴化军船队，出洋经办商务”。⑤方澄孙（1214—1261年），祖籍福洲，定居莆田，宝祐六年（1258年）任泉州郡事兼提举市舶司。二是对入境贸易的“蕃客”给予优惠待遇。外商来宋贸易，不但有物质奖励，还给予居住权照顾，并对其犒劳、慰问等。如绍兴十四年（1144年），泉州市舶司经朝廷批准，每年于发遣蕃船时，支付官钱三百贯，排办筵席作饯。同时，市舶司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祭神仪式，俗称“祈风”，保佑海上商船航行平安，以示朝廷对海内外商人的重视。三是在对外贸易中有重大贡献的中外商人，朝廷还给予官爵奖励。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蒲哕辛运载乳香来中国贸易，到泉州市舶司抽解时，价钱三十万贯，数额巨大，朝廷授予承信郎之职，并犒赏船上人员，让他们回国晓喻诸商，继续前来贩卖乳香。①又如福建“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朝廷授予承信郎官爵，以资鼓励。②可见，宋代积极的外贸政策，不但促进了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繁荣，而且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港口经济蓬勃发展
  兴化军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长，港口众多，具有对外贸易的天然优势。早在中唐时期，兴化的“白湖港、端明、小屿、江口、枫亭、宁海诸港渐兴”。③宋初，兴化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白湖港外国商船众多。据史书记载：“白湖港，港址在城厢以东2.5公里的阔口村。宋乾道《莆阳图经》载：‘白湖东引沧江、介延寿、木兰二水之间，南北商舟会焉。’”④当时兴化湾港汊深入，将兴化平原分为南北两洋，船只从湄洲湾入港直航军城附近的白湖港。还有涵江的江口、枫亭的太平港，均是商旅南来北往的必经之道，也是货物流通和农产品输出的重要港口。
  从宋建中年间起，兴化港口的通航条件出现了变化，白湖港因南北洋围垦造田，港汊淤泥堆积，影响了船只通航。宋神龙年间，兴化军组织百姓疏浚港道，改善了港口通航条件。
  宋庆历三年至六年（公元1043—1046年），枫亭商人洪忠捐资兴建了太平桥（亦名洪忠桥），使枫亭东西两边连成一片，原来的鱼墟、盐墟连成一起，形成了街市，即著名的枫亭鱼街。此后，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部分渔船汇集太平港，桥南成为商贾销售海产品和食盐的专业市场，莆仙惠三县商人多来采购，南日岛、湄洲岛及崇武等地的渔民，纷纷将海产品运到枫亭销售，并购回粮食和手工业品，枫亭商贸非常繁荣。
  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可停靠大船的港口有白湖港、涵江港、江口港和太平港等。白湖港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最繁荣的港口之一，港道宽畅，里接内河货运，外连海道商船，成为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货物集散地。与涵江毗邻的江口港也是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江口港附近的迎仙市，建有专门接待蕃客的驿站，吸引了众多蕃客来莆经商贸易。
  宋代，枫亭太平港开始繁荣。枫亭地处莆田的南大门，溪流通津达海，商船汇集，成为莆、仙、惠（安）三县的货物集散地。据史书记载：太平港的商船出枫亭、经秀屿、过文甲，向北往福州、温州、宁波、上海、南通；向东往台湾、冲绳、高丽、暹罗、琉球、安志；向南过泉州、到达厦门，前往广州、香港和东南亚各国。民间流传一句俗话：“欲求大富，必须飘海”，可见宋代太平港的繁荣盛况。
  南宋时期，兴化商业中心开始向沿海转移，秀屿港开埠，成为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重要货物集散地。还有莆田的吉了港、水南港等，也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仙游县志》记载：“宋击蓼（在今忠门吉了）、湄洲之间，为闽市辐辏之所”。同时，兴化湾畔的鸡爪城（现忠门镇），宋代建有潮州会馆，外来商人众多，商贸繁荣。南宋时期，在港口经济的带动下，兴化境内形成了多个对外贸易集市，有迎仙市（今江口东田）、江口市（今江口镇）、涵头市（今涵江）、黄石市（今黄石镇）、太平市（今枫亭镇）及贤良港（今忠门镇港里）等。
  宋代兴化港口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除了临海优势外，造船业发达和船工技术高超也是重要条件。宋代福建造船业十分发达，福、泉、兴、漳四地所造海船享誉天下，兴化军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①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舟匠掌握了全国一流的造船技术，可制造大型海运帆船，“船面宽达八丈以上”，通称艚或■，可悬挂3面至13面船帆，载重量可达100吨。据《莆田县简志》记载：福州“木材商将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②说明宋代兴化造船业非常发达，福州、福清等地的商人，都到兴化租赁船只。
  宋代兴化船工的航海技术十分高超。兴化航运历史悠久，“境内海上运输起于南朝后期，经唐代的发展而盛于宋代”。③“沿海民家户习风涛，开洋得利”，世世代代与海打交道，许多人以海为生，近水之家炼就了一身水中生存的过硬本领，出现了一支技艺高超的船工队伍。进入宋代之后，兴化船工总结出一整套航海经验，夜观星、昼测日，预测潮汛、风信、阴暗和台风暴雨，懂得使用指南针。加上兴化又是妈祖的故乡，外地海商对兴化船工更是高看一等，许多历史文献典籍中都记载了兴化舟师乘风破浪、越洋过海的壮举，这也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三节 宋代兴化军对外经济交流概况
  宋代福建海商盛极一时，苏东坡在《论高丽进奉状》中曰：“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凡沿海地区，争相以舟船贩货”。④《莆田市志》也记载：“郡人郑侨知福州府，倡行蠲武招商，发展通海贸易，闽中海市渐趋兴盛”。⑤兴化军地处东南沿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外贸易地理优势，在宋代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兴化百姓对外经济交流的历史悠久，唐代沿海开发之后，莆商开始少量的对外经济交流。
  五代十国时期，朝廷鼓励商人开展对外贸易，大批莆商走出了国门，到东南亚各国和东亚各国经商。“北宋初，北方流民入莆田湄洲沿岸，林默（即妈祖）造木排渡难民往澎湖定居求食”，莆台经济交流日渐频繁。⑥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泉州郡遣送大批军民前往澎湖列岛开发，莆田隶属泉州郡管辖，有不少人迁徙台湾，使莆台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更加密切。据《福建商业志》记载：“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枫亭太平港开发通航，宋宝祐五年（1257年）有商贾贩栈，集散于太平港，海运糖、盐、荔枝等土特产品销往淮、浙等地，每年达几千坛（古代包装糖用坛，每‘坛’净重25千克或50千克）”。⑦北宋时，莆田境内已有荔枝干出口。“当时木帆船已能远航至阿拉伯及东南亚、朝鲜、日本一带”。①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兴修农田水利。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治从游洋迁至莆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兴化境内就设有官办驿馆5处。沿海民家户习风涛，开洋得利。兴化对外贸易臻于极盛”。②北宋对外贸易政策放宽之后，兴化百姓陆续赴泰国、高丽（朝鲜）、琉球（冲绳）、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经商或定居。据《宋史·列传》六三《王彬》记载：“王汗腺入闽，族人彦英颇用事。潮恶其逼，彦英挈家奔新罗，父子相继执其国政”。《宋史·外国三》中也记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其中有不少兴化商人，这是莆人迁徙海外的最早记载。③据《莆田县志》记载：“北宋时，莆田已有荔枝干出口。宋绍兴八年（1138），莆田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蕃’。当时木帆船已能远航至阿拉伯及东南亚、朝鲜、日本一带”。④进入南宋之后，通往东南亚、西亚、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兴化商人从白湖港、太平港出海，先到广州、泉州等地办理出关手续，然后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有的甚至滞留海外定居，成为最早的海外兴化商人。据《莆田县志》记载：“南宋绍兴八年（1138），北宋太平兴国时阮沂所记，迁莆居城厢阮巷者，其后有去越南。莆田县就有不少‘游商海贾’，‘牟利于他郡外蕃’”。
  如“南宋莆田九牧林的林长胜任广东盐官，携二子松坚、柏坚定居于今新蒲风”，其后裔从事商业经营。⑤这些早期的兴化商人，不畏艰险，远赴异国他乡谋生，成为兴化对外贸易的开拓者，也是海外兴化商帮的前驱。
  一、农产品贸易不断扩大
  宋代兴化境内大面积种植甘蔗，蔗糖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农产品。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蔗糖大量销售江浙、淮湖和日本、高丽、琉球，以及东南亚各国。“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⑥兴化荔枝和龙眼干果也是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早在“北宋时，莆田已有荔枝干出口”。⑦北宋后期，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干果的商人队伍，大量的荔枝干和桂圆干通过木兰溪航运到沿海港口，再用海船运往全国各地和东亚各国销售。
  南宋时，仙游太平港已经形成为兴化境内最大的干果市场。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枫亭，‘烟火万家，荔阴十里’。宋代兴化荔枝干和桂圆干贸易除了转运江浙、淮湖、中原等京师大邑外，每逢荔枝收成季节，‘家家门巷荔枝香’墟市荔枝满市，商贾从集市大量收购运销全国各地和埃及、波斯、安志（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⑧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了当时枫亭荔枝、龙眼的贸易盛况，“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①宋代，兴化境内粮食贸易规模日渐扩大。进入宋代之后，北方移民大规模迁移兴化定居，境内人口大增，人稠地狭和粮食短缺矛盾日益突出，每逢青黄不接时，境内粮食价格暴涨，经常出现“春末一月雨，斗米钱三千。江空尽绝市，灶冷厨无烟”的惨景。②于是，兴化商人将干果运往外省销售的同时，又从外地贩回粮食，既缓解了境内粮食紧张局面，又促进了兴化对外贸易的发展。如：“宋淳祐（1241—1252年）时，陈炜累任岭海（广东转运判官，后监提举广舶），岁荒籴贵，常航南粟至莆”。③朱维斡的《莆田简志》也记载：“莆自宋代时即赖洋米救荒”。④这种易货贸易的需要，既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繁荣，又促进了境内对外贸易的发展。
  除了蔗糖、干果、粮食之外，宋代兴化境内还大量出口竹、木、滕、炭等山货。据史书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兴化境内洪水泛滥成灾，大量民房被冲毁，提举福建刑狱罗拯奏请朝廷：“泉州兴化军水坏庐舍，拯请勿征海运竹木，经一年，民居皆复其旧”。⑤从罗拯的奏折中可以看出，宋代兴化境内竹木资源外销数量很大。
  二、陶瓷产品大量外销
  陶瓷器皿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中最大宗的手工业品。兴化陶瓷生产历史悠久，特别是从五代十国开始，境内制陶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到了宋代，兴化已经成为东南沿海的陶瓷生产基地，不但陶瓷品种繁多，而且陶瓷生产规模颇大。宋代，兴化陶瓷青釉瓷技术已经成熟，陶瓷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陶瓷销售量日益增长。进入南宋之后，兴化制陶业鼎盛一方，以品种多、数量大、质优价廉而著称。当时较著名的陶瓷窑有兴化县徐州瓷窑和莆田县的碗洋瓷窑（现荔城区西天尾镇）、青蛙山瓷窑（现城厢区灵川镇）、许山瓷窑（现城厢区东海镇）和花亭（现华亭镇）等古陶窑，以及仙游县西乡的碗边瓷窑、云居山瓷窑、圣山瓷窑（现度尾镇）、溪车瓷窑（现大济镇）等，陶瓷产品主要有碗、盘、蝶、杯、盅、执壶、炉、瓶和工艺陶瓷等。
  南宋时期，兴化瓷器大量销往台湾、日本、高丽、琉球、暹罗、安志等东亚各国和地区，以及三佛齐等东南亚诸国。20世纪50年代期间，台湾考古工作者在澎湖列岛发掘了一万多件宋元时期的陶瓷文物，其中有不少陶瓷产品系兴化宋窑出品。如澎湖列岛出土的灰白胎、底心阴印双鱼网青碗，与兴化县庄边徐州窑生产的印花折口盘相同。质量较粗糙的线环青瓷碗、涩圈青瓷碗，与庄边徐州窑和西天尾窑生产的瓷器风格一致。还有刻划莲花纹和几何形线条纹的粗瓷碗，与庄边徐州窑生产的敛口碗毫无二致。特别是针孔花莲瓣纹的瓷碗，与灵川青蛙山窑产品一模一样。
  同时，“位于南海的西沙群岛，也是海上航线必经岛屿，那里出土的青瓷双耳洗，也与庄边窑标本相同”。⑥另外，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境内发现的“珠光青瓷”，经考证也是兴化宋窑生产的茶碗。
  宋代，兴化陶瓷产品大量销往东南亚各国。据《南宋祥西天尾应庙碑记》记载：“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①祥应庙位于今荔城区西天尾镇溪白村，与西天尾窑和庄边窑相邻，泉州商人朱纺经常在哪里采购陶瓷品，销往三佛齐国，为了保佑商船海上航行平安，生意兴隆，常到祥应庙祈祷，并留下了碑刻。不然的话，地处偏僻的西天尾祥应庙，碑刻中却记载着泉州商人的情况。有关宋代陶瓷贸易情况，《莆田县志》也有记载：“宋至元代，庄边窑、灵川许山窑生产的青瓷、青白瓷（影青）产品，销往菲律宾、日本等国家”。②
  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贸易持续旺销
  宋代，兴化境内的茶、酒、盐、海产品、纺织品等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据史书记载：宋开宝年间（968—975年），太平港开港通航，商业贸易随之兴盛。输出有砂糖、青靛、铁器、木材、土纸、蕉布、海产品等，输入有大米、京果、丝绸等。特别是湄洲湾海域盛产子鱼，味道鲜美，宋人称为“天下珍味”，许多商人慕名而来，大量采购，贩往外地和海外。③同时，纺织品贸易规模也很大，北宋莆籍宰相蔡卞在奏折中曰：“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棉亦一万段”。④蔡卞奏折中的木棉，指的是棉布，故以段计数，万段以上棉布可不是小数目。当然，南货并不是专指兴化生产布料，但宋代兴化境内纺织品出口是有史书记载的。所以说，宋代兴化境内对外贸易的货物品种繁多，数量庞大，既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业品，既有海产品，还有木、竹、铁等资源类产品。
  第四节 宋代兴化军对外贸易航线、进出口商品和外贸方式转变
  对外贸易是宋代兴化商业繁荣的重要因素。北宋初期，兴化外贸业务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如资金缺乏、朝廷禁榷、市舶司报批手续麻烦等，影响了兴化对外贸易发展。北宋中后期，朝廷逐渐放宽进口商品禁榷，兴化商人逐渐从国内贸易转向国外贸易，莆商足迹遍布台湾、新罗、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以及中东地区。进入南宋之后，朝廷大力鼓励对外贸易，东南沿海港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一大背景下兴化对外经济交流迅速扩大。
  一、通商的国家和地区
  宋代，福建沿海最繁华的对外港口是泉州剌桐港，当时泉州与汴京（开封）、京北府（西安）、杭州、福州、长沙、庐陵、南京等地，堪称全国八大城市，泉州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泉州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7个之多，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泉州剌桐港与兴化港口近在咫尺，对兴化港口的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辐射作用。
  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出国经商的兴化商人日渐增多。北宋时期兴化开始大量出口荔枝干。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了兴化荔枝外销埃及、波斯、日本的盛况。宋乾道五年（1169年），仙游盛产的蔗糖已经从枫亭太平港大量运销海外，兴化木帆船远航阿拉伯和东南亚及朝鲜、日本等国。当时泉州是通往东南亚、西亚、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不少莆商与泉州商人一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展对外贸易。进入南宋之后，兴化境内有众多“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番”，形成了一支人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海商队伍。①据史书记载：宋代与兴化军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10多个，当时称“海南诸国”，主要指阿拉伯半岛，以及大食（统指阿拉伯地区）、阁婆（印尼爪畦岛中部）、三佛齐（苏门答腊岛东部）和高丽（朝鲜）、日本、琉球等国家和地区。还有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中南半岛等一些国家和城市，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
  宋代时期，海船设备简陋，只能借助海洋季风为动力，沿着大陆架和海岸线行驶，航速慢，风险大。一般“以冬季往，以夏至归”，“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而“蕃诸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惟大食必二年而后可”。②宋代兴化对外贸易的航线有国内和国外两种。其中国内航线有三条：一是向南航线：即从兴化各港口出发，航往泉州、厦门、广东、台湾、香港等地；二是向北航线：即从兴化各港口出发，航往福州、温州、宁波、杭州、上海等地后，并沿长江而上；三是内地航线：即从兴化港口出发，“帆船经福州至四明（今扬州），由四明北上天津......陆路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深入到金、辽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③宋代兴化对外航线也有三条。一是兴化——三佛齐——麻逸的航线。“宋代，境内通商帆船先至泉州，时泉州连海外之国，有36岛。海船由境内港口经泉州南下经占城（越南南方）、罗斛（今泰国曼谷）、真腊（今柬埔寨，属国有波斯兰、真里富），开往三佛齐国。三佛齐国是诸蕃水道要冲，国都巴淋冯（今苏门答腊的东南部），三佛齐的属国有凌牙斯加（今马来半岛的大泥）、吉兰丹、佛罗安，大都属马来半岛的范围”。商船到达三佛齐国后，又分东西两条航线。东航线：“海船由三佛齐国东南航行，至阁婆（今爪哇），此国多胡椒荟翠之地。由阁婆而东北至渤泥（今婆罗洲北部的文莱），由渤泥而东北至麻逸（今菲律宾群岛，麻逸是群岛中的民都洛岛）”。④这条航线是宋代兴化商人经商的主要航线，其潮水、风向比较适合，“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不逾年，获利百倍”。⑤西航线：兴化——三佛齐——巴士拉港航线：即兴化商船从泉州港口出发，到达三佛齐国后向西航行。“海船由三佛齐国西行取道凌牙斯加进入印度洋，先至马八儿（今马拉巴尔），或先至故临（亦作俱蓝）住冬，次年再起锚，顺风60日到大食（今伊拉克），有著名海港叫做巴士拉港”。⑥这条航线航行时间较长，且要经过印度洋，风险较大，利润丰厚，只有大商船或有经验的商人才选择这条航线。而外国船舶来中国贸易，大多是一年往返，但大食国的商船入境必须住冬，第二年才能返回。
  还有一条航线是先国内后国外：由兴化港口起航，经福州、扬州北上，“水路东南至新罗、高丽、日本、琉球”等国家和地区。①在宋辽两国军事对峙期间，宋廷担心商人往日本、高丽等国经商，会同辽国发生联系，曾一度禁止商人往日本和高丽经商，但民间贸易仍暗中来往。南宋时期，朝廷规定：“凡往高丽者财产须达三千万贯”。②当时一石米只不过六七百文，有三千万贯家资的商人，可谓是凤毛麟角，故南宋时期与高丽、日本的贸易曾经一度中断，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宋廷才废止此禁令。宋代兴化与日本、新罗、高丽等国的航线是兴化主要外贸航线。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兴化商船“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③
  二、进出口商品
  （一）出口产品。“宋代，兴化境内盛产蔗糖、荔枝、麻布、青靛、铁器、木材等土特产，运销外地”。④宋初，兴化军“输出之物，以金银、铜铁、钱绢、瓷器等为主”。⑤北宋后期，兴化军“出口商品种类渐多，有纺织葛布、银器、蔗糖、海盐、青瓷器、中药材、荔枝干果，其中以荔枝干果和海盐为大宗，分别出口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⑥南宋初，兴化的“庄边窑、灵川窑生产的青瓷、青白瓷（影青）产品，销往菲律宾、日本等国家”。⑦南宋后期，兴化军出口产品种类增多，有食品、药材、杂货、纺织品、陶瓷器皿等。纺织品类主要有锦绫、缬绢、丝帛、皂绫、假锦、五色缬绢、红吉贝等。陶瓷器皿类主要有陶盆、陶钵、青瓷、白瓷、黑瓷用具和摆设等。
  金属类主要有铜、铁、铅、锡、金、银、钱币、铁钉、铜鼎、网坠等。药材类主要有川芎、朱砂、大黄、黄连、白芷、樟脑、麝香、荔枝干等。食品类主要有糖、盐、酒、茶叶等。杂物类主要有漆器、绢伞、藤笼等。
  （二）进口商品。宋代兴化进口商品种类繁杂，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业品；有奢侈品，也有普通日用品，还有花卉等经济作物的引进。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宋代，蕃舶入境渐多”，进口商品主要“有占城稻（即早稻）、木棉（棉花）、香料、细香料（含丁沉香、豆寇仁、龙脑之类）、胡椒、犀角、象牙、珍珠、玳瑁、耶悉茗（俗称素馨）、蕃桂（俗称指甲花）、茉莉（俗称茉莉花）、俱耶异（俗称夹竹花）”等。⑧还有乳香、没药、血竭、金颜香、笃耨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笺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槟榔、椰心箪、苏木、芦荟、珊瑚树、猫儿睛、琉璃、腽肭脐、翠毛、龙涎香、鹦鹉、瑇瑁、黄蜡等。同时，宋代兴化军还进口植物新品种，如从西域引进菩提果，从东南亚进口茉莉、素馨、余甘等，从占城引进水稻和蕃桂等。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海外花木种植技术传入境内有五（种）。斜堤，《三山志》称：‘南海种，商舶传入闽中’；耶悉茗，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兴化府志》引宋旧志称：‘番舶载至，广人易其名曰素馨’。蔡襄咏曰‘素馨出南海，万里来商舶’；俱那异，俗称夹竹桃，曾师建《闽中记》说，‘皆出西域，盛传闽中’；蕃桂，本为越南国物产，《兴化府志》引宋旧志称：莆仙到处有此花，花有香味，故又称蕃桂。民间少女喜采叶嚼碎，以染指甲成红，俗称指甲花；茉莉，《兴化府志》引宋旧志称：‘佛书谓之茉莉花’”。①另外，宋代，兴化还“输入大米、食油、棉花、丝绸、药材及文化用品”。②宋代，兴化军还“进口奢侈品，以珍珠、香料、象牙、犀角居多”。③由于奢侈品大量进口，导致境内奢侈风气盛行，“英宗治四年（1009年），知兴化军王居安奏称。香犀象翠，蕃舶载来的太多了，引起铜镪漏卮，造成奢侈风气”。④
  三、对外贸易方式
  宋代对外贸易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官办贸易、私人贸易和走私贸易。北宋时期，对外贸易以官办为主，朝廷实施进口物资“禁榷”制度，“不属于禁榷的货物经过课证、博卖等程序后，可进入集市交易”。⑤官办贸易由朝廷委托各沿海市舶司代办，与地方政府无干，一般是以朝贡或回赐的形式进行易货贸易，对外贸易品种和数量极其有限。
  北宋初期，大多数进口商品列入禁榷范围，通过商人之手流入市场的进口商品甚少，民间贸易受朝廷节制，主要是受市舶司委托，开展少量的对外贸易业务，经营方式为半官半私性质。所以，当时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大多数与权贵和朝廷官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成为中国最早的官商勾结模式。
  从北宋中后期起，朝廷逐渐放松蕃客入境限制，外商经泉州市舶司批准之后，可以在境内设铺经营进口商品。兴化境内开始出现外商店铺，主要销售“香犀象翠”等进口商品。同时，外商还在兴化境内开店设铺收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蔗糖、荔枝干、桂圆干和纺织品、陶瓷等。据《莆田市志》记载：“番客或设铺经营，或越过州县销售，或同境内商贾合伙贩运”。⑥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外商既可与境内商人“结托”，合作经营，也可以同境内商人共同出资，组建远洋船队，开展对外贸易，这也是兴化境内最早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经营方式。
  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兴化境内出现了中外商人互相勾结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活动。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外蕃夷民时有聚众非法入境，于莆田县的南日、湄洲、平海、秀屿，仙游县的枫亭、沧溪诸港汊岛屿，走私国家专营商品茶叶、晒盐，走私者以耶蛮人和倭人居多”。⑦为了遏制海上走私活动，兴化军于“元符二年（1099年），遵照宋朝廷颁定的对外经贸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以保护正当的对外贸易，打击走私违法行为，加强对外贸易的政府监管职能”。①海上走私贸易出现，虽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对于宋代兴化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多个对外贸易集市，主要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和古驿站周边。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通海兴化集市有迎仙市（今江口东田）、江口市（今江口镇）、涵头市（今涵江）、莆田市（今黄石）、太平市（今枫亭）”，为了给外商提供方便，宋代兴化军增设了多个驿馆。②但南宋朝廷规定，外国商人不能居住在郡城和县城之内，宋代驿馆、驿站主要设在城外和港口附近。据史书记载：兴化“境内驿馆有迎仙驿（址江口）、莆田东驿（址荔城东门）、莆田西驿（址荔城西门）、太平驿（址枫亭）、华衮馆（址鲤城镇西）、登瀛馆（址鲤城东北12.5公里处）、九仙馆（址鲤城东0.5公里处）、皇华馆（址游洋）”。③一个兴化军竟设立了8个接待外商的驿馆、驿站，可见当时对外贸易之繁荣，故被誉为“莆东南海滨，商舟之所会”。④
  第五节 宋代兴化商人队伍结构及其特点 宋朝实施鼓励商业政策，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流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北宋时期，朝廷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兴化境内小商小贩日益增多，商人队伍迅速发展，为兴化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传统文化差异和地理条件不同，各个朝代的商人队伍结构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之后，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和商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地处东南沿海的兴化军，具有海洋地理优势，又是妈祖的故乡，加上喜商尚贾的传统习俗等原因，宋代莆商队伍结构和经营方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一、商人数量众多
  唐代之前，莆田境内大多数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兼职的小商小贩，农忙亦农，农闲亦商，大多数小商贩具有农民或手工业者的双重身份。北宋时期，朝廷鼓励商业发展，不少农民从农业中游离出来，加入了商人行列。起初，这些农民只是从事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农产品贸易的商人。如茶农逐渐演变为茶商，“蔗铺”坊主发展成为糖商，农业种植大户逐渐演变为农产品经营商人。同时，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众多的农民加入了手工业者队伍，逐渐演变为亦工亦商的经营者，如陶瓷、纺织、印染、酿酒、冶炼、造纸等手工业者不断增多，人员结构日趋多元化。
  随着兴化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境内商业行业不断增多。据《莆田市志》记载：随着兴化境内“手工业品的生产，集镇的形成，航运业的兴起，促进商业的发展。郡城、黄石先后成为兴化商贸中心。其时黄石市逐渐形成的较大行业有：土苎、麻、棉、细布、饮食糕饼、盐子店、渔牙行栈、中医药铺、土纸、土制糖，南北京果、山货、杉木行、铸造和陶业。一些商人除在本地经营外，还通过海上运输，进行异地贸易，本地的桂圆、砂糖、土纸、竹木、蓝靛等土特产品，销至泉州、浙江及海外。输出的以糖为主，输入的以大米为大宗”。①随着兴化境内商业行业的不断增多，开始出现行业集聚现象，老板与伙计的界线日渐清晰，大商人与小商贩的经营方式有了较大的差别，有不少商人生意越做越大，经营范围却越来越小，最后集中经营一、二种农产品或手工业品，并出现了原始的行业垄断现象，如少数粮食批发商、桂圆干大户、荔枝干大户、大茶叶商和船舶主等，迅速发展成为本行业的领军人物，有些商人甚至能够左右某一市场或某一产品的价格变化。到了南宋后期，一些经营有方的兴化商人开始暴富，如经营荔枝和龙眼的干果大户、经营蔗糖的批发商和资本雄厚的船舶主等，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兴化境内最早的富商阶层。
  二、莆商队伍结构复杂
  宋代是莆商队伍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宋廷鼓励商业发展，众多农民、手工业者及其地主豪绅加入了经商行列，促进了商人队伍的扩大；另一方面，宋代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矛盾凸显，不少百姓为了生存而弃农经商。北宋名臣蔡襄在《奏乞减放漳泉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札子》曰：“伏缘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从事小商小贩。②《兴化府志》也记载：“莆地瘠人贫......近海鱼盐，近山稼穑，下里（今秀屿一带）少田地，则为商贾，终岁勤勤，不敢休息，故莆人无厚产而日用常足”。③宋代“莆商人足迹颇远，所以外出经商者，自有不得不然之故。山区之民深居简出，宽乡之民安土重迁。故无远出之商贾，必也人浮于地，而又交通不便，如则梧塘、渭庄、梧梓、九峰、南则斗南、梅湖、塔林、吉蓼，则多船舶”。④特别是兴化农家妇女“亦事纺织，以供衣食，故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谓之机布，其余则贸易，以为利”。⑤可见，宋代兴化商人众多，除了朝廷鼓励商业发展的积极政策促进外，生活所逼也是兴百姓弃农经商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代，在全民经商的历史大背景下，莆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同时，宋代兴化商人队伍具有多民族的特点，即以汉人为主，闽越人为铺，以畲族原住民为补充。这种不同文化族群的商人队伍，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商业经营理念，既有中原汉人“视野开阔、走南闯北”的行商经验，又有闽越人“机巧剽轻、资货产利”的商贾遗风，还有土著入“勤劳俭朴、精明善算”的经营之道。但从宋代兴化商人队伍结构分析，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贾商”，即指在城镇集市开设店铺的商人。“贾商”是兴化商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商人的经营品种比较繁杂，商店遍布城乡，但他们的经营方式相对稳定，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兴化城乡商业繁荣，贾商众多。据《莆田县志》记载：宋代涵头集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为莆闹市”。①还有兴化军城、仙游县城和枫亭太平港等，云集了一大批贾商，为宋代兴化商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是“行商”，是指以零售为主的流动小商贩。他们主要经营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有的甚至是出售自家生产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这类商人农忙务农，农闲经商，带有农民和商人的双层身份。
  宋代兴化境内小商贩众多，走街串巷，遍布城乡。如“宋代肉贩已成为城乡市场一个行业。私营肉贩本钱薄，设备简陋，很少设铺营业。乡村屠商农闲上市，农忙下田，没有固定网点”。②宋代兴化境内“行商”极为普遍，人数众多，走村入户，方便百姓。这些商人通常是小本生意，“皆肩挑货笼，手摇小鼓，叮当过市......无不满载而归”。③可以说，古代莆商大多数是从行商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发展起来，最后演变为富贾巨商。
  三是“牙人”，也称“中人”。即指活动在集镇、墟集之间且专门为买卖双方称秤、计量、结算和收取佣金的商人。“牙人”实际上是为商业服务并赚取服务费的居间人，也称中介。北宋时期，兴化各墟市开始出现“牙人”，“如设在兴化军城中元妙观前的米圩和设在西门的青菜、水果圩集，均置有‘牙人’。伴随集贸活动增加，‘牙人’服务范围逐步扩大，进而起到穿针引线、牵头生意等中介作用”。④据《城厢区志》记载：宋代莆田境内“集贸进一步发展。境内已有专为买卖双方称秤、主量、收取佣金的‘牙人’。当时设在城内元妙观前的米墟、西门外的青菜、水果摊，均有‘牙人’”。⑤“牙人”的出现，标志着封建商业经济已经走出了原始物物交换的形态，进入了封建商品贸易的新阶段。
  四是“船舶主”，也称海商，即经营海运和对外贸易的商人。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北宋初就有不少商人从事桂圆干和荔枝干贸易，北宋名臣“蔡襄《荔枝谱》亦有渡台商贾贩卖荔枝”的记载。⑥当时有大批货物从兴化军的白湖港、宁海港、涵江港和太平港等运出，销售到江浙、淮湖、山东、天津等北方商埠和日本、高丽、暹罗、越南、琉球半岛、东南亚各国，以及波斯、埃及等国，形成了一支资本雄厚的海商队伍。由于海商拥有自己的船舶，故也称船舶主。宋代兴化境内海商众多，较为著名的海商有枫亭海商洪忠，专门从事荔枝干、桂圆干等土特产生意，资本十分雄厚，捐资修建了太平桥、三妈宫等；莆田湄洲海商三宝，是最早捐资扩建湄洲祖庙和传播妈祖信仰的商人；涵江商人洪伯通，长期在宁波经营荔枝干和桂圆干；著名海商沈法询，经常航行于“海南诸国”，专门从事海运和对外贸易，也是传播妈祖文化的先驱；莆田林氏后裔林长胜，也是南宋后期移居香港的商人。还有《兴化军祥应庙碑记》中记载：“郡民周尾商于两浙”“泉州纲首（船长）朱纺”贩运兴化陶瓷往三佛齐国等，这些都是宋代兴化著名船舶主。另外，《莆田市志》中也记载了几位著名船舶主，如“嘉定至宝祐年间（1208～1258年），著名舶户有王彦广、黄荃德、刘辉叔、方澄孙。他们遣舶远航时，都到泉州延福寺通远善利文福王祠祈风延福，刻石拜神，祈保航程平安”。①这些著名海商，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商，他们资本雄厚，长期从事对外贸易，在兴化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宋代莆商特点
  兴化商人历来具有俭朴、勤劳、精明、执着等特点。俭朴是兴化商人最大的特点。古代兴化民间长期流传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和“大人衣服小孩袄”的说法，在这种俭朴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兴化商人，自然具有勤俭节约的美德。据史书记载：兴化“成功之商人少时皆贫窭，短衣草帽，赤手外出，为学徒栈伙，忍辱负重；积数十年之勤劳，以幸致富厚，而犹不肯鲜衣美食，此点实为莆商美德”。如“涵江江口之老商人，出门始着长衫，归途将近宫口，又必脱而挟之，然后回店。若年轻之小开衣饰翩跹，背后必有同行讥之，谓其不能绍父业”。②由于古代兴化商人过于节俭，在商场上往往放不开，故有“神仙难赚莆人钱”之说。古代莆田商人，即使腰缠万贯，还是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不懂得享受，不肯休闲，与闽南商人一掷千金的豪举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兴化商人虽然勤劳节俭，成功率高，却缺乏恢弘气派，容易计较眼前得失。所以，古代兴化商人能成为大富豪者为数不多。
  吃苦耐劳是兴化商人又一特点。兴化商人认为做生意吃苦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辛苦哪来得的钱。所以，他们起早摸黑，任劳任怨，只要能赚钱，再苦再累，毫无怨言。所以，兴化商人的原始积累要比其他商人快一些，商场失败机率也相对低一些。兴化人经商往往是从不起眼的小商小贩起步，先赚小钱，后赚大钱。积累了许多经商之道，如“钱要一分一分地赚”、“路要一步一步走”、“摔倒也要抓把沙”等。虽然这些经商之道有点小家子气，但对小本生意的古代商人来说，仍然是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兴化商人具有执着精神。兴化商人认为做生意不仅靠头脑，更要靠毅力和韧劲，能赚一分是一分，诸如“一行精赚到金”、“行行（都想）精，无钱吃点心”等经商之道，都体现了兴化商人的执着精神。兴化商人始终秉承“干一行专一行”的经营理念，他们认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持之以恒就能成功，就会赚到钱。好高骛远，样样都想做，结果什么都做不好，最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应该说，兴化商人在宋代能够总结出这些经商之道，是难能可贵的。
  兴化商人往往低调做人。兴化商人平时比较低调，信守“财不露眼”的古训，往往是越有钱越低调，认为“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有钱会招来横祸。许多兴化商人有钱之后，往往深藏不露，甚至故意叫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兴化商人又具有多重性格特点。这种性格上的矛盾表现于：一方面，兴化商人往往喜欢生活在老乡的圈子里，对外很“抱团”，如果一个同乡被他乡人欺负了，大家都会挺身而出；另一方面，兴化商人又容易出现“窝里斗”，甚至引发老乡内部的争利。如果一个行业有利可图，大家纷纷投资该行业，恶性竞争，有时为了利益甚至出现了窝里斗，力量内耗。特别是在利益面前，兴化商人精明善算，奉行“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
  注：经查上述三人均系地方宫员。王彦广，系登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嘉定年间任南安县令；刘辉叔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任安溪县令。方澄孙，淳佑七年（1247）进士，宝祐六年（1258）任泉州郡事兼提举市舶司。上述人员是否为船舶主，现无法考证。
  兴化商人具有爱国爱乡的优秀品德。其中代表人物是宋代涵江商人陈应功。陈应功（944—982年），字以忠，涵江人。据史书记载：陈应功发明晒盐法之后，率乡亲在海边筑埕拦蓄海水，利用阳光曝晒，使海水变成卤水，然后凝结成盐。这种晒盐法，既节约成本，又可大量生产食盐，很快就在家乡推广开来。“他还在其住居处的东山附近村落遍设盐仓以储盐。其地遂名‘仓前’，意即在‘盐仓’的前面”。①陈应功因发明晒盐法而被后人尊为“盐神”，世代祭祀。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北宋政权已经巩固，但漳、泉节度使陈洪进试图联合昊越王钱镠与宋廷对抗，拥兵割据漳、泉郡诸县。陈应功不顾个人安危，面见陈洪进，力陈天下一统乃大势所趋，阐明地方割据将祸及百姓。在陈应功极力劝阻下，陈洪进终于放弃拥兵自立的计划，归顺了宋朝廷，使闽中百姓幸免战乱之苦。太平兴国四年（978年）冬，游洋农民林居裔啸聚山林，率众造反，朝廷诏命兴化府就近招兵征讨，陈应功自请讨伐，筹款募兵，遂任先锋，但在鏖战中阵亡，时年38岁。当地百姓为了纪念陈应功，于涵江盐仓之西建祠以祀。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朝廷赐匾“灵显庙”。随后，宋廷赐封他为“孚善侯”、“广利侯”、“嘉泽侯”和“忠佑侯”等。
  陈应功只是宋代兴化商人的一个缩影。兴化商人爱国爱乡、慷慨解囊的事迹不胜枚举，如枫亭商人洪忠慷慨解囊捐巨资修建太平桥、湄洲商人三宝和宁江商人洪伯通捐巨资修建妈祖庙。还有宋淳祐年间莆人陈炜“累任岭海，遇岁荒籴，常南航南粟至莆，邻里乡党无亲疏厚薄，按户赈赡，人人蒙惠”。②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和战乱兵灾等，兴化商人都能自发开展赈灾救灾活动，设站施粥，救济难民。每当年终岁末，商人们也会施予援手，扶贫帮困，救助孤寡，体现了兴化商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高尚品质。
  第六节 宋代兴化商业文化发展与妈祖信仰传播
  兴化地处福建沿海，人口流动频繁，经济交往广泛，形成了多元人口结构和多元文化的人文优势。加上兴化境内水陆交通方便，教育发达，文化底蕴丰厚，使商业文化发展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方面，靠山临海的地理优势造就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并渗透到商业文化之中，成为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兴化商人历来就有“成家立业”的商业意识和“从商为贾”、“重商趋利”的商业观念，商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特别是独树一帜的妈祖文化，在海内外有着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使兴化商业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
  一、兴化商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商业文化源于商品交换之中，商人们在长期的商贸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文化，体现于商品名称、品牌、商号、商标、营销策略、商业伦理、商人精神和商业环境，以及商人的行为习惯等方面。宋代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商业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商品质量、商业规模和商店设施等硬件方面，还表现于商标广告、经营理念和竞争方式等软件方面，从而使商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宋代，随着兴化商业经济的持续繁荣，商业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
  首先，重农轻商的封建传统观念得到了改变。中国古代执政者历来视商业为末业，长期形成了“士农工商”四位观念，商人倍受社会歧视。兴化百姓同样也有这种传统思想。北宋之前，社会歧视商人的观念还很浓厚，商人地位并不高。进入南宋之后，随着朝廷商业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兴化境内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加上人们对商业的依赖性日益增强，重农轻商的观念逐渐改变。特别是商人子女可以读书仕进、参加科举、出任官职，甚至商人本身也可以通过向官府进纳钱粮而跻身上流社会的政策出台之后，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受到了严重冲击，过去那种“土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读书仕进观念出现了动摇，当官不再是唯一出路，经商赚钱同样可以光宗耀祖，封官晋爵。因此，许多兴化学子科举落弟之后，有不少人投笔从商，走上经商之路。
  其次，商业文化内涵不断丰富。随着宋代兴化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兴化境内的集镇、商店、商铺和商人越来越多，商品价格、商品质量、经营方式和服务态度等方面的竞争日渐加剧，而这些竞争又集中体现在商业文化方面。于是，以商业广告为中心的商业文化迅速崛起。商业广告实际上是商家向公众介绍商品、报道服务内容，且可文娱的一种宣传方式。一方面，随着宋代商业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商品广告不断增多，从事商业经营的商人愈来愈重视广告效应，出现了招牌广告、欢门广告、幌子广告、灯箱广告等，花样繁多。如宋代兴化军境内已有三县出三宝的广告词：即“莆田桂圆如玛瑙，兴化糯米胜琼膏，仙游蔗糖天下少”。宋代诗人刘克庄在《后村先生集》中也有“溪北酒旗袅袅，溪南社鼓咚咚”的广告语。可见，宋代兴化商家已经懂得广告效应，并利用广告来招揽顾客。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广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商家“为招徕顾客，有悦耳、显眼、易记的‘高声叫卖’、‘悬挂旗幡’、‘实物展示’、‘装潢标记’广告，酒店悬挂印有‘酒’字旗幡，茶店、米店悬挂印有‘茶’、‘米’字方旗，有的商店则以考究的商品陈列橱窗、柜台作广告”。①另一方面，宋代兴化境内商店“字号”和商品标识也日益增多。商人们开始注重招牌、字号的使用，如“林记百货”、“陈家铁铺”、“王记米店”等，这种以姓氏为标志的商店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同时，还有以产地和产品名称为字号的商店和商家，如“佛国银器”、“浙江棉布”、“杭州丝绸”等，这些招牌广告表现直接，寓意深刻，招人喜欢。还有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商品标识，如“山里粳米”、“仙游溪货”、“药丹花”、“九条茶”等，将产地、商品质量以及品牌结合起来，以实现商品广告的综合效应。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开始大量使用商店字号。古代的商店字号除了为轮流承应官府征调外，更主要出于商业竞争需要，经营者往往通过商店字号对顾客进行诚信承诺，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实际上这也是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一种表现，反映了兴化商人和地区商业文化的丰富内涵。
  再次，出现了商业行业组织。商业行会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人组织，宋律继承唐代法律规定，支持商业行会监督商人的经营活动，对销售腐败变质食品的商人予以严惩。朝廷要求商人按行业组成商业行会，通过行会管理各商家的经营活动。南宋名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提到，京城临安有各种食品市场和行会：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鱼行、南猪行、北猪行、蟹行、青果团、柑子团、鲞团等。一些投机分子常使用“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之类伎俩牟取利润。所以，朝廷要求各商铺、手工业者和其它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全部加入行会，按行业分类登记在册，否则不能从事商业经营。并要求各商业行会负责把关各商家的商品质量，督促商家诚信经营。行会会长负责评定商家的商品成色与价格，充当本行会各成员的担保人。由于宋朝廷重视商业行会建设，充分发挥商业行会的作用，对宋代商业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
  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商业行会众多，有农产品行会，也有手工业品行会；有酒业、盐业、渔业等行会，还有冶炼业、刻书业、建筑业等行会，朝廷通过立法提高行业协会的威信，但地方政府对商业行会干预太多，使商业行会以服务于朝廷财政需要为主要任务，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第四、打击不法商人的投机活动。除了通过行会管理商人和商业经营活动之外，地方政府还以行政手段遏制商人的投机活动。如一些商人经常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进行屯积居奇，饥荒时高价倒卖粮食，贫民深受其害。于是，宋廷开始实施粮食储备制度，要求各地方政府设立粮仓，储存粮食，遇到青黄不接和发生自然灾害时，朝廷就开仓放粮，抑制粮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
  据史书记载：“宋代以后，皆设仓储粮，并委派官吏掌管，以备不时之需”，仅仙游县就“设省役库、常平库、省仓、常平仓、太平仓、东仓、西仓、北仓等，分布在县城及连江里（今枫亭）、常德里（今榜头）、仁德里（今龙华）等地”。①莆田县和兴化县也设立了10多个粮仓。莆籍诗人刘克庄在《兴化平粜仓记》中曰：“郡人欢呼雷动，更相告曰：‘异时富家、南船迭操谷价低昂之柄，以制吾侪之命。今公为民积谷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劝，鄙者愧，南船亦不得擅垄断之利矣’”。②
  二、妈祖信仰的兴起与传播
  妈祖文化起源于民间信仰，是兴化独树一帜的地方传统文化，也是跨越国界的世界性海洋文化。自北宋以来，妈祖从一个民间女子一步一步地演变成至高无上的海上女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神发展成为国家祭典的全国性神祗，从滨海小邑的民间信仰逐渐演变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乃至世界各地广泛尊崇的海上女神，并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百姓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世界妈祖庙大全》提供的最新数字，目前全世界有5000多座妈祖庙，约有2亿多人信徒。妈祖文化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信仰人数之多，举世罕见。
  （一）妈祖信仰的由来
  妈祖，名林默，原本是一位善良、勤劳、美丽又乐于助人的民间普通女子。妈祖故乡在兴化军莆田县的湄州岛。传说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三月二十三日，莆田湄洲的林家诞生了一个女婴，从出生到满月，女婴一声不哭，故取名“林默”。
  林默从小天资聪慧，虚心好学，过目成诵，知识面广，既熟习水性，又洞晓天文；既掌握医术，又懂得防疫消灾之法。长大之后，林默决心行善济人，矢志不嫁，父母只好随其所愿。
  林默故乡位于湄洲湾的入海口，海上礁石林立，惊涛骇浪，在没有气象预报的宋代，“天有不测风云”，渔船和商船经常在海上被海浪吞没，不少商人为了养家糊口而葬身鱼腹，林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她潜心研究海洋气象知识，掌握海上气候变化规律，经常告知乡亲们出航与返航的最佳时间。同时，为了防止海上渔民迷失方向，林默经常举灯登上湄峰顶上，引导渔船、商船顺利返航。
  林默心慈面善，乐于助人，经常为乡亲驱魔治病、排忧解难，引导人们避凶趋吉，渐渐地声名远播。于是，按照莆田当地的风俗习惯，通常在女孩名字后加个“娘”字，以示尊重。林默成年之后，驱恶扬善，拯救海难，深受百姓敬重。但林默英年早逝，传说于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九月九日在海上搭救遇险船只时不幸遇难，终年28岁。
  林默的传奇人生在民间流传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据史书记载：“世传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洲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既殁，众为立庙于本屿”。①“南宋黄公度（莆田县人，官至尚书考功员外郎）说她：‘平生从事巫术’而方志则称其为‘里中巫’”。②据宋《仙溪志》记载：“本军眉洲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殁而人祠之，航海者有祷必应......沿海郡县皆立祠焉”。③林默娘失踪后，当地百姓怀念她，将其生平事迹代代相传，且越传越神，最终由人变成了神。如宋代文人林俊甫在《莆阳比事》中载：“湄洲神女，生而神异能言人休咎，死庙食焉”。④有关妈祖“灵迹”的记载甚多，有人说她“初为巫祝”，常替人驱邪治病，屡验不爽，谓之“灵女”；有人说她小时候得高人指点，能知天文地理，谓之“神女”；也有人说她自幼熟悉水性，16岁时生父渡海舟履，泅水救父，因孝闻名，谓之“孝女”；还有人说她经常救护海上遇难渔船，人称“龙女”......林默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精神永远活在百姓心中。所以，林默失踪后，百姓将其说成是升天，并于宋雍熙四年（即987年）在她经常举灯引航的湄峰上建庙宇祀祭，这是兴化境内也是世界上第一座纪念妈祖的庙宇，史称祖庙。据文献记载：当时湄洲岛妈祖庙，“落落数椽”，“粉墙丹住辉掩映，华表茸突过飞峦”，“祈祷报赛，殆无虚日”。宋大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兴化沿海“航海事业随之发达，从事海上贸易的人日益众多，于惊风骇浪备极艰险之中，乃迫切希望有超自然的神力庇护，妈祖挽袖在海上显灵，遂受尊崇海上女神，庇护海上安全。传说有一艘满载货物的商船，准备从湄洲驶往外地，启航时，碇却起不上来。
  船主三宝很是惊异，登岸询问当地百姓，百姓告知以‘通贤灵女’最灵应。于是，三宝就到庙里祷祀立愿，碇才起了上来。后来这位商人安全返航，发了大财，诣庙谢神。看到三年前在庙前石间立愿所插的三柱香，已化成三棵大树，枝叶茂盛，香气浓郁。正值三月二十三妈祖生日，商人感其灵应，捐金就地扩建庙宇，廊廡益增巍峨”。⑤此后，湄洲神女护航灵验的故事广泛传播，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二）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
  在妈祖从人演变为神的过程中兴化商人立了第一功。北宋时期，福建沿海商贸发达，海运繁忙，兴化商人向海外大量输出蔗糖、荔枝、龙眼、茶叶等农产品和陶瓷、葛麻布等手工业品，足迹遍及我国东南沿海各省和东南亚各国。当时交通工具简陋，商船全部是木帆船，缺乏机械动力，只借助风力变化进行航行，频频发生海难事故。而熟悉海洋气候变化的妈祖，自然倍受百姓怀念，故兴化海商祈求林默娘在天之灵保佑商船平安，且屡屡灵验，逢凶化吉。
  宋元祐丙寅年（公元1086年），兴化宁海圣墩民间盛传神女托梦，应在墩上枯槎建庙，以安境保民。于是，当地商人纷纷慷慨解囊，在圣墩（今涵江区洋尾村）创建神女祠。宋代兴化名人廖鹏飞亲作碑刻：“圣墩去屿几百里，元祐丙寅岁，墩上常有光气夜现，乡人莫知为何祥。有渔者就视，乃枯槎，置其家，翌日自还故处。当夕遍梦墩旁之民曰：‘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实所凭，宜馆我于墩上。’父老异之，因为立庙，号曰圣墩。岁水早则祷之，疠疫祟则祷之，海寇盘亘则祷之，其应如响。故商舶尤借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宁江人洪伯通尝泛舟以行，中途遇风，舟几覆没。伯通号呼祝之，言未脱口而风息。还其家，高大其像，则筑一灵于旧庙西以妥之”。①神女祠初建时，香火旺盛，成为兴化境内第二大妈祖庙。七百年后，清靖海侯施琅奏请朝廷诏封“平海天后宫”，并进行了扩建，整个庙宇拥有明暗立柱108根，廊沿压石108条，宫前的“师泉井”也用108块石头砌成。现宫内存有《师泉井记》和《平海天后庙重修碑记》等古碑刻，被列为全国首批涉台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妈祖信仰在沿海广泛传播，兴化境内掀起了一股修建妈祖庙的热潮，凡港口、集镇、商业区和繁华之地都建有妈祖庙。刘克庄在枫亭天后宫碑刻中写道：“莆人户祀之，若乡若里悉有祠。所谓湄洲、圣墩、白湖、江口，特其大者尔”。②由于民间盛传林默娘是“通宝神女”、“护航女神”，“有祈必应”，海商和渔民们深信不疑，妈祖庙越建越多，百姓信仰不断扩散，不但商人和渔民尊崇妈祖，而且普通百姓也信仰妈祖。“到了南宋，妈祖行宫已经扩及兴化全境”。③
  （三）宋廷对妈祖信仰传播的推动作用
  妈祖信仰在国内广泛传播得益于宋廷的大力推崇。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朝廷派正使路允迪出使高丽国（今朝鲜），同事保义郎李振（莆田县宁海洋尾人）“素奉圣墩之神”跟随出海。
  使船行至东海时，“值风浪震荡，舳舻相冲者八，而覆溺者七，独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樯竿，为旋舞状，俄获安济”。④路允迪询问舟中人：“这是何神？”李振曰：“仍圣墩之神，护航素极灵验”。
  路允迪返朝复命时，向宋徽宗奏禀神女海上显灵之事。徽宗遂下诏赐以圣墩神女祠“顺济庙额”，遂称“圣墩顺济庙”，这是朝廷第一次给妈祖庙赐匾。此后“圣墩顺济庙”声名远扬，受到沿海百姓的广泛推崇，“当时莆田众多仕官相继效尤，推崇妈祖信仰不遗余力，逐渐成为全国之信仰了”。⑤南宋绍兴元年（1126年），兴化境内瘟疫流行，民间百姓盛传神女托梦，饮用“圣泉”可治愈病人。消息传开后，百姓屡试不爽，兴化郡守大喜，立即上奏朝廷。宋高宗大悦，又诏封妈祖为“崇福夫人”。于是，妈祖形象更加高大，百姓更加崇拜。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60年），兴化商人捐资在兴化军城边的白湖港创建了“白湖顺济庙”。乾道六年（公元1170），宋代名臣陈俊卿告老返乡时，捐地扩建顺济庙，成为宋代兴化境内四大妈祖庙之一。咸淳《临安志》引用了宋庆元四年助顺加封之敕书：“录惠妃，宅于白湖，福庇闽粤。雨阳稍愆靡所不应”，说明妈祖信仰已在闽粤等沿海各省广泛传播了。⑥妈祖信仰在传播过程中威望不断提高，神通日益广大，不但能够拯救海难、避邪去病，而且还会驱逐海寇，保境安居。绍熙三年（1192年），涵江商人郑立质自广东番禺泛海还乡，商船经过湄洲海域时，忽遇6艘贼船，情急之下，请求妈祖保佑，忽烟雾勃起，风雨欻至，惊涛驾山，对面不相睹识。全如深夜，既而开霁帖然。贼船悉向东南去，望之绝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数十里外，了无它恐。①此后，妈祖驱逐海寇的传闻不翼而飞，传遍了全国。于是，宋朝廷又晋封妈祖为“灵惠妃”。
  庆元四年（1198年），“瓯闽诸郡苦雨，惟莆三邑祷之，霁，且有年”。②兴化百姓又将降雨功劳记在妈祖身上。妈祖能够呼风唤雨、保佑民间风调雨顺的传说，震惊朝野，成为美谈。于是，朝廷又册封妈祖为“灵惠助顺妃”，得到了全国百姓的共同爱戴。
  “嘉定元年（戊辰，1208年），金人入淮甸，宋兵载神主战於花靥靥镇，仰见神兵布云间，树灵惠妃旗，大捷。及战紫金山，复见神像，又捷。二战，遂解合肥之围，封灵惠助顺显术妃”。③妈祖能助兵打战，更为神奇，全国上下，坚信不疑。于是，妈祖又成为护国驱敌的神祗，倍受统治者尊崇。
  宋代，朝廷出于政治需要，借助百姓对妈祖的拜崇，极力推崇妈祖信仰，先后10多次赐封妈祖，使妈祖神灵广泛流传，官民皆顶礼膜拜，十分尊崇，使妈祖信仰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
  （四）以建设妈祖庙为内容的妈祖信仰传播
  据史书记载：从绍兴年间起，东南沿海各省妈祖信仰开始广泛传播。福建、广东两省的沿海港口、码头、商埠等，普遍建立了妈祖分灵庙。如泉州的天后宫，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地处城南晋江之滨，“蕃舶客航聚集之地”。该宫是闽南沿海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妈祖庙，有温陵天后祖庙之称，台湾和东南亚各国的妈祖庙中的神像，大多数是从泉州天后宫分灵出去，且是中国首个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妈祖庙。
  省外最早修建妈祖庙的是广东省。据史书记载：早在宋庆元四年（公元1200年），朝廷就在敕文中写道：“灵惠妃宅于白湖，福庇闽粤”，说明当时广东百姓已经信仰妈祖了。④“淳祐二年（1242年）诗人刘克庄出任广东提举，到任时曾诣朝晋谒”。⑤他在《后村先生居士集》记载：“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矣”。⑥当时广东人称妈祖庙为“崇福无极夫人庙”，不但广东各港口建有妈祖庙，而且在珠江口的东莞县也创建了多个妈祖庙。
  宋淳禧、绍熙年间，妈祖信仰已在东南沿海各省传播广泛。兴化商人在输出农产品的同时，也将妈祖信仰传播到沿海各商埠，并在外省修建了多座妈祖庙。如山东蓬莱阁天后宫，建于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庙额为“灵祥”，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因其历史悠久、规模雄伟而名闻遐迩，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天后宫之一。还有山东庙岛显应宫，建于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也是中国北方最有影响力的妈祖庙，素以“天下第一娘娘庙”而名扬于世，庙岛因此在长山列岛中独领风骚，成为南北岛屿的妈祖文化中心。特别是江浙一带，妈祖信仰非常普遍，先后修建众多妈祖庙。据史书记载：“绍兴二年（1191年），宁波、杭州等地开始创建妈祖行宫，至于温州、上海、苏州、镇江等地的妈祖庙，都是南宋时期创建的”。⑦“据浙江各县志所载：在淳禧、绍熙年间，临安、宁波、上海等地相继大兴土木，建造女神祠”。①其他内陆省份，也陆续掀起妈祖信仰热潮，兴建了不少妈祖庙。
  （五）兴化商人在妈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妈祖原本是兴化地方民间信仰，在短短时间里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信仰，最早的传播者是兴化商人。兴化商船航行到哪里，商人们就将妈祖信仰传播到哪里；凡莆商足迹所到之处，必建有妈祖庙；凡是商业繁荣之地，妈祖香火必然旺盛。商人们尊崇妈祖，而妈祖又保佑商人生意兴旺，人神共赢，皆大欢喜，这是宋代妈祖信仰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首先，妈祖是兴化商人的精神支柱。兴化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地区，境内山多水更多，耕地少而贫瘠。宋之前，人们大多通过科举取仕获得出路，但千军万马跻独木桥，金榜题名有几多。宋代商业政策改变之后，商人们努力经商，获取财富，同样可以改变命运，从商便成为兴化百姓又一选择。同时，兴化境内山高路陡，河流众多，河沟纵横交错，百姓通常借助舟船运载货物，面对急流险滩的溪流和汹涌澎湃的大海，在科技相对落后的宋代，水上行舟，越洋过海，多有不测，能拯救海难的妈祖海神自然成为商人的保护神，久而久之，妈祖便成为兴化商人和当地百姓的精神依托。如《兴化军祥应庙碑记》中记载：“郡北十里有神祠，故号大官庙。大观二年（1108年），赐号曰祥应。往时，游商贾风波险阻，牟利城分群外藩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风波，遇盗于蒲苇者。其后，郡民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门，风作恶，尾呼号求助，空中基有应声，俄顷风恬浪息。其后，泉州纲首（船长）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险阴。往返不逾年，获利百倍。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②祷求妈祖保佑，不但航海平安无事，而且生意兴旺发达，妈祖自然成为兴化商人最崇拜的神祗。
  其次，妈祖信仰与商业活动紧密相联。从宋代妈祖香火分衍的途径看，首先是商业发达地区，特别是墟集、港口和集镇，妈祖香火尤盛。如上述的圣墩顺济庙，座落在涵江附近的宁海港附近，宋时系海荡之地，多港叉，是商船云集的港口和对外贸易的商埠，在商业繁荣之地虔诚供奉神女祠，其初衷人神共知。又如莆田白湖顺济庙，位于兴化军城边的白湖港旁，不但是宋代兴化商业集市，也是商船进出港的码头重地，选择此处修建妈祖庙，绝非偶然。还有江口的神女庙，与商贸也有历史渊源，江口与商业重镇涵江毗邻，附近三江口是宋代兴化主要港口，商船云集，商客络绎不绝，商人祭拜妈祖成风。另外，黄石水南妈祖庙，位于兴化商业重镇黄石市附近，与白塘浮屿古码头毗邻，客商云集、经济繁荣，妈祖香火十分旺盛。还有仙游“枫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③太平港是仙游唯一的出海口，也是兴化荔枝、龙眼、茶叶等农产品外运的中转地，港口附近商业繁荣，商贾众多。太平港边上原有座海神庙，妈祖显灵后，海神便退居二线，让位给妈祖，商人们将海神庙改奉妈祖，俗称三妈宫。可见，凡商业繁荣之闹市，必有妈祖宫庙，“妃庙遍于莆，凡大墟市，小聚落皆有之”。④再次，宋代全国各地的妈祖信仰传播和妈祖庙修建都有兴化商人的功劳。宋代商业经济繁荣，兴化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妈祖信仰随着兴化商人足迹传播到天南海北。浙江宁波是兴化商人最早销售荔枝干和桂圆干的商埠，因而宁波境内建有多座妈祖庙，其中“灵慈庙”是宁波最早的妈祖庙。根据《灵慈庙记》记载：“自宋绍兴三年，来远亭北，舶舟长沈法询往海南遇风，神降於舟以济。遂诣兴化分炉香以归，见红光异香满室，乃舍宅为庙址。益以官地、捐资，募众创殿庭像设毕具，俾沈氏世掌之”。①可见，不但“灵慈庙”是兴化商人创建的，而且庙中的妈祖神像也是从莆田湄洲分炉过去。又如宋代兴化商人将荔枝干、桂圆干等土特产大量销往杭州地区，杭州就建有“艮山祠”。“艮山祠”是杭州地区最早的湄洲妈祖分灵，据顺济庙碑文记载：“京畿艮山之祠，旧传监丞商公份尉崇德日感梦而建”。②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以郊典封神为灵惠夫人，指的就是杭州钱塘江畔的“艮山祠”。还有山东长岛的“显应宫”，建于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亦称海神娘娘庙，是我国北方修建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妈祖庙，与福建湄州岛妈祖庙并称为“南北祖庭”，宫内存有世界上唯一一尊历史最长的铜身妈祖塑像。另外，宋代北方最有名气的天津天后宫，创建于泰定三年（公元1226年），是全国三大天妃宫之一（湄洲祖庙、白湖顺济庙、天津天妃宫）。天津有句俗语：“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而大直沽最早的建筑物就是天后宫，说明天津卫未建之前，兴化商人就已经将妈祖信仰传入天津了。
  第四，海外妈祖信仰的流行也是兴化商人首先传播出去的。宋朝鼓励对外贸易，大力“招蛮夷商贸”，“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远洋经商的兴化商人队伍。③商人们希望航海安全，自然请求妈祖保佑，并将妈祖信仰带到海外各国。据《台湾府志》记载：“南社、儿干社番，其祖兴化人，渡海遭飓风，船破漂流到台，娶番妇为妻”。④《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中也记载：“在台湾的开发过程中，妈祖的影响既深且远，当年大陆移民，如果不是虔信她的守护神力，谁敢于凭着一叶轻舟飘洋过海而来，可能就不会那么多了”。“近代出版的台湾《林氏大家谱》则云：‘宋代，北方流民涌入莆田湄洲沿岸，林默娘造竹排渡难民往澎湖定居求食。’”⑤北宋时期，澎湖列岛已有兴化移民，并将妈祖信仰传播过去。南宋时期，妈祖信仰已在香港广泛传播，据香港九龙彭圃冈村《林氏族谱》记载：莆田北螺村（今荔城区西天尾镇林峰村福平山林氏祖居地）九牧裔孙林长胜，南宋期间移居香港九龙烂围，生有二子，取名林松坚和林柏坚。林家以行商为业，往来于闽粤。有一次“偶遇狂风巨浪，驶泊佛门，飘至南塘澳口，船破板碎。松坚兄弟扶神像登岸，遂因篷宫于南塘石塔之下”。⑥并于南宋度宗赵禥十年（1274年），在香港九龙建庙奉祀妈祖神像，请莆人林道义在庙后山镌刻碑文。《福莆仙乡贤人物志》也记载：“香港最早的妈祖庙，是宋度咸淳二年由林氏后裔奉祀于南北方佛堂，后来渐次扩建为大庙”。⑦可见，南宋时期妈祖信仰已传播到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各国。
  总之，宋代妈祖信仰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从兴化军扩展到闽中各县，又从福建流传到广东，再从闽粤两省传播到东南沿海各省，然后发展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各国，传播速度之快，流传之广泛，史无前例。妈祖之所以会从一个民间女子迅速演变成为海内外华人华侨公认的伟大神祗，并被历代统治者和平民百姓所普遍认可与推崇，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广大商人尤其是兴化商人在妈祖文化传播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书记载：古代全国各地和海外各国最早的妈祖庙，大多由兴化商人捐资兴建的，并带动当地百姓效仿，妈祖庙的大量建设，客观上加速了妈祖信仰的传播。
  二是朝廷积极推崇妈祖信仰，客观上也促进了妈祖文化的传播。宋朝廷出于各种政治需要，多次对妈祖赐匾、褒扬和封赐，既使妈祖信仰合法化，又为妈祖信仰的传播推波助澜。三是妈祖“行善救困、舍身取义”的大爱精神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为妈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大爱精神，不但为古代各朝代执政者所需要，也被历代普通百姓所认可，这也是妈祖信仰长盛不衰和妈祖文化源远流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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