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古代刻书业（印刷业）是手工业中一个重要行业。据史书记载：“宋代刻书地有三：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④经济繁荣必然伴随着文化发达，而文化发达又促进了刻书业发展。
  “宋代福建刻书最发达的地区，一是建阳建瓯，二是福州，三是莆田”。⑤随着宋代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兴化刻书业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
  （一）刻书业的兴起与发展
  隋唐之前，书籍均用手写，且不多有，其重要原因是刻书工艺落后，书籍昂贵。进入隋朝之后，中国出现了雕版印书工艺，成为中国印刷业发展的新里程碑。据史书记载：隋开皇十三年（593），朝廷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但只限于浮屠经像，对于民间作品没有硬性要求。从中唐起，其雕刻印书渐兴。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书已流行全国。
  兴化刻书业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境内就有金钢镌刻，徐寅在《自咏十韵》中记载：“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面图呈”。说明当时境内已有镌刻工艺，出现了专业的刻书坊，专门经营印书和图书。到了五代十国时，莆田刻书技术大幅提高，境内出现了雕板印刷技术，即把木雕工艺运用到刻书业中，大大提高了刻书和印刷效率。根据莆田市图书馆古代书籍资料馆藏，现仍存有唐代兴化刻本8部83卷，而失传的刻本不计其数。
  宋代，兴化刻书手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特别是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书仓”、“郡斋”、“宗敬堂”、“荔陷山房”、“长盛堂”等刻书坊。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刻书艺人陈振孙，刻书工艺精湛，蔡襄的《荔枝谱》、《开元天宝遗事》和《先秦经籍考》等多部宋代名著都出于他手。现莆田市图书馆保存的宋代刻本，有《后村居士集》、《尔雅注》、《复斋易说》、《荔枝谱》、《莆阳志》等60部871卷，其中有记载而没有刻本的书籍更多。
  宋代兴化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客观上也促进了境内刻书业的繁荣。唐代科举兴盛，莆仙两县先后有林藻、陈峤、徐寅等21人考中进士，科举取仕的选人制度，极大地剌激兴化这个灵毓之乡的读书风气。到了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读书仕进的风尚，书堂遍布、书院林立，除官办县学、军学外，私人书院、书堂、私塾遍布城乡，出现了“比屋业儒，不废读书”、“三家两书堂”、“十室九书屋”等景象。莆籍大学士翁承赞曾经形象地描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①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和“以读书为业”的风气。这种崇尚儒学的习俗，为兴化刻书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史书记载：宋代莆仙两县共考取进士1756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赢得了“进士之乡”的美誉。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文人墨客众多，著书立说成风，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刻书业的发展。
  （二）宋代兴化刻书坊经营方式
  宋代，兴化刻书坊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形式。官刻是官办性质的刻书坊，旨在宣扬名教和提供士人阅读的范本。但官刻业务有限，主要是经史方面的官定读物，如“莆田郡斋”、“兴化军学”等，都是官办刻书坊。家刻主要是刻印自家著作，其目的是为了弘扬地方文化，或传播本家思想，或收藏家祖作品。坊刻属于商业性刻书坊，由私人投资创办，以盈利为目的，是宋代兴化刻书业的主体。宋代兴化私人刻书坊众多，雕版印刷字迹清晰、字形工整、着墨均匀、装帧精美，无论是在规模、品种方面，还是业务量方面，都超过了官刻和家刻。
  宋代兴化境内刻书业务十分繁荣，主要有六大块：一是作者刻印自家作品，即家刻。宋代兴化境内文人墨客众多，朝廷政要比比皆是，达官贵人为了宣扬自已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花钱雇人印刻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以赠送他人。诸如刘克庄的《后村大全集》、郑樵的《通志》、蔡襄的《荔枝谱》和《茶录》等，都是广为流传的名著，且多次刻印，这些书籍虽然没有进入市场流通，但对兴化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家族刻书收藏，主要是一些书香门第和官宦后裔，整理印刻祖先作品，如蔡襄、黄仲元、方大琮等后代，整理印刻了大量先祖书稿，有的作品还多次印刻，刻印量很大，如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蔡襄后裔委托兴化军学印刻《蔡忠惠集》36卷；宋庆元五年（1199年），莆人黄汝嘉刻印胡安国的《春秋传》30卷；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莆阳许兴裔刻赵彦肃的《复斋易说》6卷......这些都是宋代兴化刻书业的重要业务，一般以家刻为主，即雇用手工业者在自家刻印，但也有委托私人刻书坊刻印。
  三是郡县出资印刻书籍，即官府出资创办的刻书坊。主要是刻印朝廷指定的读物、文书、法令等资料，平时也翻刻一些名著，如宋嘉定七年（1214年），兴化郡斋刻印了李俊甫的《莆阳比事》。宋淳祐九年（1249年），莆田郡斋刊刻刘克庄的《后村居土集》50卷。还有“兴化军学刻印《开元天宝遗事》”。①这部分印刻业务主要由官府出资，不具有商业性质，但刻印量也不少。
  四是刻书坊的商业性业务。私人刻书坊除了承接外来委托的刻书业务之外，还经常选择一些名著、诗集、散文和教科书等进行翻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刻印成书后出售给书院、书堂和收藏者，以谋取利益。这部分书籍纯属商品书，也是刻书坊的主要业务。
  五是印刻本地的各种刊物。宋代兴化境内发行了多种刊物，据宋洪迈的《溶合斋随笔》记载：“近岁兴化学刊《遗事》”，就是宋代兴化著名刊物，印量不少。又如林希逸在《后村居士集》跋中记载：“莆名郡也，前辈诸闻人，文字散落不少，......余尽官所藏，刊之郡斋”。还有“宋宝庆三年（1227年），莆田教官陈森刊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②这些《遗事》、《郡斋》和陈森《刊本》等，也是兴化刻书业务的重要部分。
  六是寺院的佛经刻印业务。宋代中国境内佛教盛行，兴化各地寺院遍布，约有200多座，2万多僧尼，经书需求量很大，加上当时僧尼地位很高，收入颇丰，又不纳税，自然有钱刻印佛经。
  宋代经书的刻印业务主要是由私人刻书坊承接，数量很大。
  （三）图书收藏与销售
  兴化境内图书市场非常活跃。兴化士人形成了一股藏书之风，许多达官贵人视书为财富，喜欢收藏各种书籍，作为财产留给子孙后代。宋代兴化各书院、官学和私塾都建有藏书楼，且有大量藏书，出现了“书楼林立”和“三家两书屋”的景象。诸如“一经堂”、“富文楼”、“金紫方”、“万卷楼”、“三余斋”、“墨林方氏”、“寿峰方氏”等书楼，藏书都超过了万卷。还有余日华的“桔巨阁”、谢洪的“经史楼”、李氏的“藏六堂”、吴叔告的“叔告书楼”等，藏书均在万卷以上。
  宋代，兴化籍朝廷命官大多有收藏书籍的爱好，如仙游士人陈郯，一生喜爱书籍，到处查访、收集古籍，或抄书装订成册进行储藏。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谢洪，筹建了“经史阁”，藏书达万卷以上。宋代司封郎中傅诚，将一生的薪俸全部用于购书收藏。仙游县举人朱元飞，一生喜欢购书、藏书和建设藏书楼，临终前将书籍作为财产分给3个儿子。南宋淳熙五年（1178）进士，秘书丞兼代工部郎官余崇龟，建有“静胜堂”，藏书万余卷。还有嘉定七年（1214）进士，南宋藏书家郑可复，一生俭朴，唯喜藏书。受兴化藏书风气影响，兴化的地方官员也喜欢收集古书集。
  据史书记载：“宋宝庆三年（1227年），兴化军通判陈振孙搜集了兴化各家藏书3039种，51180卷，并在这基础上修撰了《直斋书录解题》。宋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祭郑氏、方氏、吴氏早书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③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兴化军私人藏书巨大，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名列前茅，堪与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宋代诗人刘克庄曾经说：“吾里藏书多善本，洲泮多英才，傍考互校......莆本当优于广、越矣！”④这种藏书风气，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印书业的发展。
  刻书业的繁荣又加速了兴化图书商品化进程。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尊儒爱书习俗和“聚书为财”的风气，对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兴化的文人墨客，认为书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如宋进士林霆，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吾为汝曹获留良产矣”。莆田名儒林坤（字仲之），常常对人讲：“吾蓄书数千卷，苟有子孙贤，足矣；不贤，多财活为累耳”。许多兴化士人“捐金帛购书籍惟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①重金求书、高价购书的风气和视书为财的习俗，导致兴化书市繁荣，书斋林立，图书交易量不断扩大。
  刻书业的繁荣还带动了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行业的发展。宋代兴化境内出现了专门销售文化用品的商人，郡城、涵江、黄石、枫亭和仙游县城等地，均有经营纸张、笔墨、砚台等文化用品的商店，文化用品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

④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⑤李瑞良主编：《福建古代刻书业综述》，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①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①《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二。 ②刘克庄著：《后村居士集》“跋”。 ③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④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①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