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食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因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常常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国家专卖品。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具有发展盐业的天然条件，但由于历史原因，唐以前兴化盐业生产相对滞后。直至唐末宋初，兴化制盐业才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宋代推广晒盐法之后，境内制盐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占居了全省重要位置。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共设置5个官办盐仓，“城乡集镇官盐批办、零售或代销的‘盐子店’，自成一大行业”，成为福建四大产盐基地之一。③
  （一）宋代盐业政策转变与兴化制盐业发展
  食盐专卖制度起于西汉，盛于宋。宋初盐法极为严厉，“私炼者三斤死，擅货官盐入禁法地分者十斤死”。④宋代名臣蔡襄曾在奏折中提到：兴化军莆田县的五所陂塘，在天圣年中至宝元二年（1039年）先后被废，原靠塘水灌溉的一千余顷海农田，除了百余亩之外，大多变成盐碱地，“洲县多不与放免租赋，人户逃移；见居者又因括土煎盐，而枉陷刑狱”。⑤可见宋代盐法极其严厉，百姓在自己地里“括土煎盐”，都是违法行为。宋“嘉祐（1056—1063年）间，蔡襄札子云：‘臣于去年曾上言福建路州军盐官中煎卖所费甚多，获利甚少；枉令百姓日陷刑狱。臣条理利害，允许百姓纳盐通煎，许客人纳钱于百路通贩。’”⑥他请求朝廷放宽了盐业专卖政策，允许私人纳税产盐。
  北宋时期，朝廷盐业政策非常严厉，有一套严密的盐业生产、销售与管理制度。制盐户称为“盐户”或“亭户”，主要是官役的民户，盐工称“盐丁”，煮盐地称“盐场”，盐税称“盐课”。官府控制盐户生产，按官定盐额制盐上交，不得私下贩买食盐。食盐销售也分为官卖与通商两种，朝廷通过“盐法”、“丁盐法”、“立铺配买法”、“扑买法”和“盐钞法”等，以管制盐业生产和保证盐课收入。宋代“盐法”规定：在桑蚕未收成前，政府先把官盐借予农民食用，农民以丝绢棉布偿还政府的赋税。“丁盐法”是以百姓需盐多寡来计算，按人口售给食盐；“产盐法”是以产盐数量多少上交盐税；“立铺配买法”即由朝廷发给销售许可证，允许个别商人立铺卖盐；“扑买法”即准许商人在规定区域行使食盐专卖权；“盐钞法”规定商人先在朝廷指定的“榷货务”付款，取得“盐钞”，再到产盐地取盐贩卖。“盐钞法”实际上也是纸币的起源。宋代食盐运输有官运和商运两种方式。北宋初年多为官运，北宋末起多为商运。
  食盐专卖和“盐课”是宋廷的重要财源。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国家总税收约为四千五百万贯，其中盐税占七百一十万贯。兴化军也是如此，盐利有“盐课”和“专卖”两种税赋。据史书记载：“宋初，泉州等4州实行‘产盐法’，强制百姓计产输钱。仙游年产食盐二十七万八百六十九斤，计钱五千三百八十二贯七百三十四文”。①熙宁十年（1077年），兴化军开征了盐仓钱，仅次于田赋和纺织品税，故有“莆利盐为大”之说法。②
  （二）晒盐新工艺的发明与推广
  “莆田东南临海，浅海滩涂面积广，海水含盐度达3°BC（波美度）左右，出盐率高，沿海气候适宜四季产盐，素为海盐的主产区”。③唐之前，兴化百姓沿用汉代牢盆煮盐法，也称“熬波”，即“编竹为盆，煮波出盐”。到了唐末，境内煎盐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先从海水中提取卤水，“海水有咸卤，潮涨而过埕，则卤水归土中。潮退，日曝，至生白花，取以淋卤”。④然后对卤水浓度进行测试，将莲子放在卤水之中，莲子浮则浓度厚，可用于煎盐。后来，又用鸡蛋和桃核仁测试卤水浓度，“卤水浓度厚则鸡蛋、桃核仁垂直浮在卤水上，若卤水浓度只及一半，则鸡蛋、桃核仁沉底”。⑤卤水浓度低，则含盐量低，不宜煎盐。煎盐时“把径1丈深1尺，平底的铁制盐盘上下四周涂上牡蛎壳灰，置于灶上。灶眼（即燃烧室）多的有十二三个，少的有七八个，各灶眼共同加热于盐盘。用竹节管自卤池接引卤水注入盐盘，煮沸后卤水逐渐浓厚，水蒸发后就剩下盐。然后用竹帚在盐盘内扫集，用竹片推堆，用镬子打捞湿盐移入灶旁木架上的竹篾筐内。依照上述工序周而复始，每昼夜可煮盐三起，大盐盘一起可得干盐100公斤，小盐盘一起可得干盐10—15公斤”。⑥但柴薪煎盐，成本高，产量低，兴化盐业的发展缓慢。
  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出现了“结砂”制盐法。“结砂”就是晒盐。据《兴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莆盐用晒法。莆人云：‘陈候教我。’（按陈侯名应功，涵江东山人）”。⑦据《千年涵江》记载：“宋初，邑人陈应功，东山（今涵东）东人，改革‘煎盐法，’首创‘晒盐法’，即利用海潮出没的滩涂作为制盐池，铺以瓦片，纳入海水，借助阳光，晒蒸成卤水，逐步凝出盐粒。
  从而节省大量燃料和人力，且工效明显，原产盐量大增。‘自是沿海皆遵其制’，迅速带动盐业发展”。⑧为了纪念陈应功发明晒盐法，朝廷为其树碑立传，嘉庆十五年（1810年）莆田盐政吕良在《重建世祖忠圣侯庙碑》中记载：“岁壬戍（1820年），余以简命来视盐政，以其（应功）改煎为晒，裕国便民，凡朔望祷祈，无不躬亲谒庙”。清庚子（1840年）四月，福建盐务巴扬阿到涵江视察盐场，拜谒忠侯庙，族人重修，请记碑文。巴遂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其撰文：“且于盐政易薪火而为晒曝，使海滨人共享乐利。今而后，其君子车舆筐口而至，其小人徒御扉屦以口口台湾、金门、下游四郡，梯航瓜代者，无不取道于庙后”，并悬匾曰“德盛惠孚”。⑨但后人对陈应功发明晒盐法持有异议，认为史书中所指的是莆田陈姓人，不一定是陈应功。《兴化府志》中也有不确定的记载：“闻初有陈姓者，居陈侯庙南，为人多智计，私取海水日曝盐园中，及成，乃教其乡之人。后人失真，遂以为陈侯云”。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晒盐法为莆田陈姓人所发明，宋代兴化军制盐业之所以发达，与晒盐法的推广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兴化盐业生产与管理
  宋代食盐生产管理制度与唐代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唐代一般先由私人生产食盐，但个人不得擅自销售食盐，须由政府收购后，指定商人代销。所以，唐代兴化境内多为独户煎盐，生产规模小，产量低。进入宋代之后，地方政府为了加强盐业生产管理，将分散的盐民“编为盐户，联户为团，分配定额进行食盐生产”。②设立了监、场、务三级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盐民的生产与食盐流通。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涵江孝义乡设上里场，距城20里，东至海，西至佘浦塘，南至新浦、三江口，北至福清峰头村，分为8个团：新浦、半埕、东曾、小山、田头、埔城、东蔡、沟上，共有盐坎2.11万坎，户额7.41万担，场灶885户”，“是福建沿海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盐场子之一”。③特别是“采用晒盐法后，产量大增。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御史梁成大称：‘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于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之民食焉。’”④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军的盐课，“总计三千六百六十三贯一百七十文”。⑤仅“涵头（今涵江）岁责盐课三百万斤”，设“有涵头盐仓钱。通判厅岁支亍本钱一百八十一万斤”。“仙游县霍溪盐埕并地及船粤等钱，计八百四十八贯七百五十四文”，“仙游浮产盐钱四右九十九贯五百七十文”。⑥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制盐业出现了长足发展，盐产量位居全省第二位。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1。 ⑤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⑥张琴著：《莆田县志稿》（政志）上目。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1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土谷》（物产）卷41。 ⑤《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7—328页。 ⑥《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7页。 ⑦（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⑧《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⑨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②《莆田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③《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④《莆田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