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自北宋起，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浮于地，农耕不足于赡，自必有副业，以补其不足”，这也是宋代兴化手工业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原因。②宋代，兴化手工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无论是手工业生产规模，还是手工业品产量与质量，都大大突破了唐代，其发展水平赶上了农业经济，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手工业技术有了较大进步。一方面，手工业者的工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过唐代手工业的长期发展，兴化工匠积累了丰富的手工业制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境内手工业行业增多，手工业品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原汉人和江浙移民的陆续入莆，带来了先进手工业生产技术，如丝帛织品纺织技术、冶炼技术和陶瓷新工艺等，从而对兴化传统手工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兴化手工业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经过唐代农业的大开发，莆田农业经济出现了长足发展，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农产品日益丰富，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百姓生活逐渐提高，手工业品需求日趋旺盛，从而为兴化手工业发展和手工业品销售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兴化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兴化地理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县境依山濒海，水陆之产足于他邦......酒则以杭为曲，盐则编竹为盆，货殖之利则捣蔗为糖，渍蓝为淀，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布帛之幅则治麻与蕉，织丝以纡。纱出于土机者最精，绸粥于蚕户者为良用。物则窠蜂而取蜜，且溶其房以蜡。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铅而粉采柏而烛。凝土而燔之窑则埏埴之器通于三邑。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③许多自然资源在唐代之前还不能充分利用，而到了宋代之后已经能够有效地开发，如煮铁、制蜡、晒盐、青釉陶瓷等手工业技术日趋成熟，手工业工艺水平更加精湛，手工业品产量不断提高。
  四是手工业队伍日益壮大。宋代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矛盾依然突出，一些无田少地的农民逐渐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从而为兴化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为郡，枕山带海，田三山之一；民服习衣亩，视浮食之民，亦三之一，计其为利微”。①所以说，无论是农业经济发展，还是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无论是市场需求的日益扩大，还是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多，都对宋代兴化手工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代，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众多，生产规模不一，收益也不尽相同。从行业规模看，从业人员最多的是纺织业，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纺纱织布。制糖业次之，蔗糖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排在第三位是制盐业，宋代兴化沿海创建了上里大盐场，食盐产量居全省前三名。据《仙溪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货殖有“盐，‘编竹节为盆，熬波出素’”。“沙塘，捣蔗为之。太平港藉此贩易”。“蜡，有黄蜡，无白蜡”。“铁，苏山蔡家世其业焉”。
  “磁，白磁器出仁德里”。“铅粉，桃花、雪花二粉，县市所造”。“纸，竹纸出东西里，商人贩卖于莆、泉。纸出香山里，朱山及慈孝里洪仓”。“青靛，《尔雅》云马蓝”“红花，可染紫，一名茈草”。
  “蕉布，‘取蕉，以灰理其皮，绩而成布，可以为署服。’出西里”。......②从史书记载分析，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纺织业、制陶业、盐业、造船业、刻书业和农产品加工为主，以制造业、建筑业、渔业和酿酒、制蜡、建材、造纸、雕刻等为辅的手工业体系。本节着重就纺织业、制陶业、盐业、造船、刻书等行业作简单的叙述。
  一、纺织业
  宋代福建纺织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纺织技术不断提高，达到了全国一流水平。“一些四川著名织帛工匠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福建丝织工匠都能迎刃而解”。③据史书记载：“徽宗宁间造柱衣，欲织锦作升龙附于柱，文辄不合，凡易百工不成，因以殿柱尺度付蜀工，亦不能造。有言建阳民善织，试使为之，既成，施之殿柱，文合为龙不差”。④因此，朝廷指定福建生产的罗、绫、纱、丝绵等纺织品为贡品。在福建纺织业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兴化纺织业开始快速发展。
  （一）纺织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兴化境内纺织原料十分丰富，自古以来，兴化百姓就地取材，纺纱织布，自给自足，成为传统家庭手工业。据史书记载：莆田“黄麻产量居全省首位”。⑤“蕉麻苎葛、水湄蒲草随处可见，木有松、柏（梌）、杉、桑、山绵、木棉”。⑥进入宋代之后，兴化纺织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江浙的先进纺织技术传入了莆田，普遍采用纺纱车，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纺织品产量大增，纺织业开始由传统耕织结合的家庭副业逐渐向专业化商品生产过渡，并迅速发展成为地方特色行业。
  北宋时期，兴化境内大面积种植木棉，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据彭乘的《续墨客挥犀》记载：“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其华成时如鹅毛。抽其绪，纺之以作布”。⑦木棉即棉花，古代称吉贝，耐旱，成活率高，“地无南北皆宜之”，且“功不在五谷之下”。所以，“种植木棉成为棉农衣食之资”，宋代兴化境内木棉种植十分普遍。
  宋代，兴化百姓将传统的葛、麻纱线与棉纱混合织布，即“取藤抽丝，析而织之”，生产葛布，制成葛衣，为夏秋衣服。宋《仙溪志》中有关葛布、葛衣的记载很多，如“取蕉，以灰理其皮，织而成布，可以为署服”，“布帛之幅，则治麻与蕉，织丝以苎”。①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宋代政治经济中心，南方经济繁荣，丝帛绸布需求剧增，促进了南方丝绸织品的发展。
  据史书记载：兴化军“南宋宝祐年间，绝大多数农家植桑养蚕”。②据《八闽通志》记载：兴化有“绸：兼丝布细缉苎麻，杂丝绩之。宋本军土贡葛布十匹，后以非土宜，而代之以此。生苎布：白纻布以灰治之，其色纯白。（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有，而莆之涵头、吉了出者尤佳）”。③可见，宋代兴化境内的纺织品，品质上乘，成为朝廷贡品。
  纺织业是宋代兴化最主要的手工业行业，仅次于农业。莆籍诗人刘弇在《龙云集》中云：“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④可见兴化纺织业规模之大。据《游洋志》记载“兴化为邑，僻在万山之中，舟船不至，民性质朴，多事稼穑，而妇习任织”，农家妇女在家纺纱织布，以补贴家用。⑤蔡襄在《端明集》中描述了北宋时期兴化妇女纺纱织布的盛况：“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⑥郑得来在《连江里志》也记载：兴化妇女“亦事纺织，以供衣食，故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谓之机布”。⑦可见，宋代兴化境内纺织业生产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多。
  但由于古代统计数据不全，兴化纺织业的从业人员、生产数量和销售情况等均无记载，后人很难还原宋代兴化纺织业的基本概况，不过从地方政府财税征收情况可以看出宋代兴化纺织业的生产规模及贸易情况。据宋绍熙年间兴化军夏税征收记载：布税是兴化军四大赋税之一，“本军领三县额设夏税，正钱、布钱、折麦钱、折草钱四色，总计一万七千一十一贯六百九十八文，省”，其中“有土贡。本军岁贡葛布十一匹（以土产缣丝布充）、绵一百两（系军资库收买起发）”，“有冬衣赐。合用绢三千五百匹，紬七百五十布匹，绵八千一百五十两”。⑧纺织品税赋数量仅次于田赋，说明宋代兴化纺织业已成为境内第二大支柱产业。
  （二）纺织技术改进与纺织品日益多样化
  北宋时期，兴化纺纱技术有较大的进步，旧的纺织工艺逐渐被淘汰，先进的纺织机具开始引进，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纺织工序，如赶、弹、卷、纺、軠、织、染等工艺，普遍应用于纺织生产之中。宋代，兴化引进了“五腕竹弓弹吉贝”工艺，即用手扯松棉絮，梳理成条，手握茸就纺，纺成纱线。特别是集开棉和清棉于一身的线弦竹弧小竹弓新工艺，利用振荡原理，将棉花振松后，纺成纱线，不但提高了纺纱速度，而且纱线质量更优，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同时，采用新式脚踏式纺车进行织布，俗称“土机”，既省力，速度又快，布料均匀细密、光滑平整。宋《仙溪志》中记载：“纱出于土机者最精，绸粥于蚕户者为良”。⑨宋代兴化纺织品质量好、品种多。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兴化已生产蕉布、苎布、棉布、绸布”，以及丝、帛、紬等多个品种。①《宋志》对兴化纺织品种类有着详细的记载。如“莆有生苎布。其法：绩苎为纱，纺而之，名福生布。其纱不纺，用糯米糊烈日中抽过而织之，名褊纱布”。蕉布是兴化境内产量最多的一种布料。“此布性硬而脆，染作真红，极鲜亮；染青可作员领”。②加上蕉布透气、吸汗，适应沿海炎热气候，深受百姓欢迎。
  宋代，兴化生产的苎麻布、紬布和棉布，数量甚多。据《宋志》载：“细绩苎麻杂丝织以为布”。“其布均匀疏朗，他方人乍见爱之”。“本军岁贡绵百两。以非土产，岁就军资库掇钱收买”。③《兴化府志》中也记载了宋代紬布和棉布的生产情况：“土产之丝多疵，以为紬絁可也。紬音俦，厚缯酾，缯似布者”。④以紬絁代替蚕丝织成的布料，美观大方，质优价廉，非常畅销。另外，兴化沿海一带还生产棉布，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有绵布，织吉贝为之。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⑤宋代，兴化境内还生产以纻麻丝为材质的“丽密”布，俗称“贡绸”，被朝廷指定为贡品。据《仙溪志》记载：贡绸“是以细织纻麻皮，杂丝织为布”。⑥贡绸以苎麻为原料，加入一些蚕丝，“以丝为经，以苎麻杂丝为纬”，经过严密辔而成，俗称纻麻丝布。⑦这种纻麻丝布柔软细密，均匀对称，远销大江南北。由于进贡朝廷的“贡绸”数量有限，宫中供不应求，朝廷特地派人到兴化军“置场收买”，大量收购“贡绸”，贮藏于尚衣库，作为奖赏百官的礼品。⑧时任北宋宰相的蔡京（仙游枫亭人），最喜欢穿家乡贡绸制成的青道衣，平时又习惯乘坐用棕叶草编的蒲轿。陆游在《陆放翁集》中记载：“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⑨可见，宋代兴化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纺织品质量大有提高，深受达官贵人所喜爱。
  （三）蓝靛生产与印染业发展
  宋代，兴化纺织业兴盛促进了染布业的发展。在化工染料尚未问世之前，蓝靛成为纺织品的主要染料。荀子《劝学篇》有句名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其中的青就是靛。靛又称大青，俗名山皇后、大青臭、大叶地骨皮，属马鞭科，叶椭圆形，叶背粗糙。夏季开花，花粉红色，果球形，呈蓝色。靛是兴化特产，以仙游西北部山区（今书峰乡）产量最多。
  靛全身是宝，根可作药用，专治偏头痛、关节炎、肢软无力、血淋、劳热、消瘦、丹毒和竹叶青蛇咬伤等病毒。叶茎是制靛的原料，而靛又是染布的原料，用蓝靛印染的布匹，色泽柔和悦目，经久不褪色。
  宋代，兴化境内大青栽培技术非常成熟，百姓采取扦插法栽培青苗。大青系野生植物，通常生长在潮湿的灌木丛中，既怕高温，又怕霜冻；既怕旱，又怕涝，生长环境很讲究，需要阳光柔和、不干不湿和不冷不热的气候条件。宋代兴化农民已经掌握了大青的生长习性，通常用木头搭架，上面盖些杂草，遮住部分阳光，不让其直接照到大青树叶上，使其在和煦的阳光下生长。宋代兴化百姓采取插条法栽培大青，选择适当的青树，砍其中一节树枝，插在松软的土中，经常浇水，长出根来，即可成活。整个栽培周期100天左右，以后每隔20～30天收割一次。一棵大青可活三年，第二年出靛率最佳。
  蓝靛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只需挖一个直径二米、深一米的水池，中间略深，象个浴盆，注入清水，将收割的大青放入水中浸泡，温度掌握在30℃左右，三天后捞出青梗，留下蓝蓝浓水，投入石灰搅拌催化，使其起化学反应。然后进行过滤脱水，制成蓝靛。据《兴化府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有淀。按淀，以蓝为之。马蓝叶大，槐蓝叶细，皆可为淀。蔡襄在《江南月录》云：‘采，以船盛水，浸除滓梗，以灰揽之即成淀，转贩入浙。’据此，则自宋以来，莆人擅蓝淀之利矣”。①所以，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蓝靛销售市场，在莆田的城里、仙游的城关和枫亭等地，都有销售蓝靛的商店。同时，一些商人还将蓝靛销售到江浙一带，成为百姓的重要经济收入。
  宋代兴化纺织品印染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早在唐代时期，兴化百姓就利用天然植物作为染料，将白布染成红、黑、蓝等单色布。到了宋代，随着印染技术的不断提高，兴化百姓能够染印多色花布。据《仙溪志》载：“渍蓝为靛，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②即利用靛蓝类植物，浸制成染料，把土布染成朱、青、兰、蓝、黑等多种颜色，并设计出简单的花样图案，染成花布，以提高纺织品的附加值。据史书记载：兴化“农民采用栽种的靛蓝类植物（俗称小青）浸制成染料，把土布染成青、蓝、黑色，做衣服、被单等”。③
  （四）纺织品生产与贸易
  宋代，兴化纺织业生产方式有了较大变化。虽然纺织品生产仍然以家庭作坊为主、工场手工业为辅，但纺织品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性质。据《兴化府志》记载：“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每四五日织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④所以，宋代兴化纺织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的某些特征。
  宋代，兴化境内纺织品贸易非常兴盛。据史书记载：“宋代，境内民间村姑以棉麻纺纱织布，俗称‘土纱布’，其自给有余，还进集市圩日交易，主要品种有蕉布、苎麻布。随后还出现一种以棉经苎纬或麻经棉纬的‘土细布’，也上市经营，进入民间消费”。⑤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城镇里布庄已成一大行业。经营品种有：境内手工织造的苎麻布、土细布，莆田输人的棉纱布，福州、苏州、杭州的绫、罗、绸、缎”。特别是莆田县“城乡布庄已自成一业。境内的文峰宫、大路均设有布庄、布店，经销苎麻布、土细布、棉纱布等十多种地产纺织品，亦调进少量苏杭的绫罗绸缎等名品，以供达官富豪阶层的消费需求”。⑥纺织品市场需求的日益扩大，客观上促进了兴化纺织品生产与贸易。
  宋代兴化纺织业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纺织品用途广泛。既是家庭日用品，又可以用于纳税、完租和代役；既是重要军用物资，也是宋金贸易的主要商品；既可以“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进行换钱、易粟和买卖，还可以作为“使君作细远相寄，表似夷锦红欲燃”的馈赠佳品。①二是宋代中国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促进了纺织品需求的扩大。特别是南宋时期，南方丝棉织品需求量大增，纺织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兴化纺织业的发展，农家妇女普遍“亦事纺织，以供衣食，故有夜尝纱而旦成布，谓之机布，其余则贸易，以为利”。②二、宋代盐业政策与盐业生产管理
  食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因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常常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国家专卖品。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具有发展盐业的天然条件，但由于历史原因，唐以前兴化盐业生产相对滞后。直至唐末宋初，兴化制盐业才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宋代推广晒盐法之后，境内制盐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占居了全省重要位置。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共设置5个官办盐仓，“城乡集镇官盐批办、零售或代销的‘盐子店’，自成一大行业”，成为福建四大产盐基地之一。③
  （一）宋代盐业政策转变与兴化制盐业发展
  食盐专卖制度起于西汉，盛于宋。宋初盐法极为严厉，“私炼者三斤死，擅货官盐入禁法地分者十斤死”。④宋代名臣蔡襄曾在奏折中提到：兴化军莆田县的五所陂塘，在天圣年中至宝元二年（1039年）先后被废，原靠塘水灌溉的一千余顷海农田，除了百余亩之外，大多变成盐碱地，“洲县多不与放免租赋，人户逃移；见居者又因括土煎盐，而枉陷刑狱”。⑤可见宋代盐法极其严厉，百姓在自己地里“括土煎盐”，都是违法行为。宋“嘉祐（1056—1063年）间，蔡襄札子云：‘臣于去年曾上言福建路州军盐官中煎卖所费甚多，获利甚少；枉令百姓日陷刑狱。臣条理利害，允许百姓纳盐通煎，许客人纳钱于百路通贩。’”⑥他请求朝廷放宽了盐业专卖政策，允许私人纳税产盐。
  北宋时期，朝廷盐业政策非常严厉，有一套严密的盐业生产、销售与管理制度。制盐户称为“盐户”或“亭户”，主要是官役的民户，盐工称“盐丁”，煮盐地称“盐场”，盐税称“盐课”。官府控制盐户生产，按官定盐额制盐上交，不得私下贩买食盐。食盐销售也分为官卖与通商两种，朝廷通过“盐法”、“丁盐法”、“立铺配买法”、“扑买法”和“盐钞法”等，以管制盐业生产和保证盐课收入。宋代“盐法”规定：在桑蚕未收成前，政府先把官盐借予农民食用，农民以丝绢棉布偿还政府的赋税。“丁盐法”是以百姓需盐多寡来计算，按人口售给食盐；“产盐法”是以产盐数量多少上交盐税；“立铺配买法”即由朝廷发给销售许可证，允许个别商人立铺卖盐；“扑买法”即准许商人在规定区域行使食盐专卖权；“盐钞法”规定商人先在朝廷指定的“榷货务”付款，取得“盐钞”，再到产盐地取盐贩卖。“盐钞法”实际上也是纸币的起源。宋代食盐运输有官运和商运两种方式。北宋初年多为官运，北宋末起多为商运。
  食盐专卖和“盐课”是宋廷的重要财源。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国家总税收约为四千五百万贯，其中盐税占七百一十万贯。兴化军也是如此，盐利有“盐课”和“专卖”两种税赋。据史书记载：“宋初，泉州等4州实行‘产盐法’，强制百姓计产输钱。仙游年产食盐二十七万八百六十九斤，计钱五千三百八十二贯七百三十四文”。①熙宁十年（1077年），兴化军开征了盐仓钱，仅次于田赋和纺织品税，故有“莆利盐为大”之说法。②
  （二）晒盐新工艺的发明与推广
  “莆田东南临海，浅海滩涂面积广，海水含盐度达3°BC（波美度）左右，出盐率高，沿海气候适宜四季产盐，素为海盐的主产区”。③唐之前，兴化百姓沿用汉代牢盆煮盐法，也称“熬波”，即“编竹为盆，煮波出盐”。到了唐末，境内煎盐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先从海水中提取卤水，“海水有咸卤，潮涨而过埕，则卤水归土中。潮退，日曝，至生白花，取以淋卤”。④然后对卤水浓度进行测试，将莲子放在卤水之中，莲子浮则浓度厚，可用于煎盐。后来，又用鸡蛋和桃核仁测试卤水浓度，“卤水浓度厚则鸡蛋、桃核仁垂直浮在卤水上，若卤水浓度只及一半，则鸡蛋、桃核仁沉底”。⑤卤水浓度低，则含盐量低，不宜煎盐。煎盐时“把径1丈深1尺，平底的铁制盐盘上下四周涂上牡蛎壳灰，置于灶上。灶眼（即燃烧室）多的有十二三个，少的有七八个，各灶眼共同加热于盐盘。用竹节管自卤池接引卤水注入盐盘，煮沸后卤水逐渐浓厚，水蒸发后就剩下盐。然后用竹帚在盐盘内扫集，用竹片推堆，用镬子打捞湿盐移入灶旁木架上的竹篾筐内。依照上述工序周而复始，每昼夜可煮盐三起，大盐盘一起可得干盐100公斤，小盐盘一起可得干盐10—15公斤”。⑥但柴薪煎盐，成本高，产量低，兴化盐业的发展缓慢。
  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出现了“结砂”制盐法。“结砂”就是晒盐。据《兴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莆盐用晒法。莆人云：‘陈候教我。’（按陈侯名应功，涵江东山人）”。⑦据《千年涵江》记载：“宋初，邑人陈应功，东山（今涵东）东人，改革‘煎盐法，’首创‘晒盐法’，即利用海潮出没的滩涂作为制盐池，铺以瓦片，纳入海水，借助阳光，晒蒸成卤水，逐步凝出盐粒。
  从而节省大量燃料和人力，且工效明显，原产盐量大增。‘自是沿海皆遵其制’，迅速带动盐业发展”。⑧为了纪念陈应功发明晒盐法，朝廷为其树碑立传，嘉庆十五年（1810年）莆田盐政吕良在《重建世祖忠圣侯庙碑》中记载：“岁壬戍（1820年），余以简命来视盐政，以其（应功）改煎为晒，裕国便民，凡朔望祷祈，无不躬亲谒庙”。清庚子（1840年）四月，福建盐务巴扬阿到涵江视察盐场，拜谒忠侯庙，族人重修，请记碑文。巴遂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其撰文：“且于盐政易薪火而为晒曝，使海滨人共享乐利。今而后，其君子车舆筐口而至，其小人徒御扉屦以口口台湾、金门、下游四郡，梯航瓜代者，无不取道于庙后”，并悬匾曰“德盛惠孚”。⑨但后人对陈应功发明晒盐法持有异议，认为史书中所指的是莆田陈姓人，不一定是陈应功。《兴化府志》中也有不确定的记载：“闻初有陈姓者，居陈侯庙南，为人多智计，私取海水日曝盐园中，及成，乃教其乡之人。后人失真，遂以为陈侯云”。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晒盐法为莆田陈姓人所发明，宋代兴化军制盐业之所以发达，与晒盐法的推广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兴化盐业生产与管理
  宋代食盐生产管理制度与唐代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唐代一般先由私人生产食盐，但个人不得擅自销售食盐，须由政府收购后，指定商人代销。所以，唐代兴化境内多为独户煎盐，生产规模小，产量低。进入宋代之后，地方政府为了加强盐业生产管理，将分散的盐民“编为盐户，联户为团，分配定额进行食盐生产”。②设立了监、场、务三级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盐民的生产与食盐流通。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涵江孝义乡设上里场，距城20里，东至海，西至佘浦塘，南至新浦、三江口，北至福清峰头村，分为8个团：新浦、半埕、东曾、小山、田头、埔城、东蔡、沟上，共有盐坎2.11万坎，户额7.41万担，场灶885户”，“是福建沿海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盐场子之一”。③特别是“采用晒盐法后，产量大增。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御史梁成大称：‘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于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之民食焉。’”④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军的盐课，“总计三千六百六十三贯一百七十文”。⑤仅“涵头（今涵江）岁责盐课三百万斤”，设“有涵头盐仓钱。通判厅岁支亍本钱一百八十一万斤”。“仙游县霍溪盐埕并地及船粤等钱，计八百四十八贯七百五十四文”，“仙游浮产盐钱四右九十九贯五百七十文”。⑥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制盐业出现了长足发展，盐产量位居全省第二位。
  三、制陶工艺改进与瓷器生产
  兴化境内瓷土储量丰富，制陶业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就有制陶工艺，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兴化制陶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宋代兴化制陶业发展迅速，境内陶窑众多，品种繁杂，远销海内外。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龙华、度尾等地已经成批生产陶瓷，产品销往莆田、惠安、晋江一带”。⑦弘治《兴化府志》也记载：“考宋志，兴化县徐州有青瓷窑，（明代）今废。近仙游县万善里潭边有青瓷窑，烧造成器皿颇佳。今本县北洋澄林有瓷窑，烧粗碗碟；南洋濑溪有瓷窑，烧酒缸、花盆等器，景德里又有瓦窑，专烧造砖瓦，阖郡资为用”。⑧经建国后考古发现，莆田境内有多处宋代古窑址，有几万平方米的宋代古瓷片散布和丰富的成品陶瓷堆积，可见宋代陶瓷生产规模之大。比较著名的宋代古窑址有仙游县西北部的古窑群，如度尾镇的埔尾窑址、碗边窑址、云居山窑址、圣山窑址和大济镇溪车窑址等。还有涵江区庄边的徐州窑址、荔城区西天尾镇的碗洋瓷窑和城厢区灵川镇的青蛙山瓷窑、东海镇的许山瓷窑等古遗址。
  （一）仙游县陶瓷生产概况
  宋代，仙游县西北部有众多瓷窑，如度尾镇的埔尾村和圣山村、大济镇的溪口村、龙华镇的磨头村等，至今还保留着宋代古窑址。埔尾村的古窑址位于仙游西部仙永公路中段的度尾镇境内，陶窑生产和陶品堆放范围包括埔尾、屏山、云居村三个村，至今还有后窑、破窑、前窑、窑嘴（口）等地名。其中有一处窑址很是奇特，窑口常年涌出涓涓清水，灌溉周边几十亩农田。传说埔尾原有九十九个瓷窑相连，是德化陶瓷的分支，且有母子窑之说。
  宋代，仙游制陶工艺精湛，陶瓷品种繁多。据古遗物鉴查，埔尾瓷窑群出土的陶瓷残片，有大蓝瓷片、匣钵、青瓷、影青等多种陶瓷产品，瓷骨细润、釉彩光滑，器形多样，以青瓷平底器居多，也有褐色瓷碗及瓷片，还有碗、碟、匙、盘、罐等陶瓷产品，外面施釉不到底，底足露胎。
  其中内外印刻花纹的瓷器产品，采用贴彩画或绘彩画工艺，须经过二次或多道工序才能制成。花瓶、酒壶、三足炉、高足杯等瓷器，其造型、纹饰、釉色皆仿官窑，是宋代兴化陶瓷的代表作。
  仙游县陶窑规模最大的是度尾镇霞溪村的北宋古窑址，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堆积瓷片约2米高，现仍有大量的青瓷彩碗片、匣钵、陶垫等残瓷，窑孔内存有成迭碗坯、陶垫和青瓷碗成品等。宋代仙游境内最有代表性是仿龙泉的“珠光眚瓷”日用瓷器和陈设品瓷器，工艺精湛，瓷器表面光滑、莹亮透明、线条疏明，装饰考究、造型别致，体现了宋代兴化陶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二）兴化县陶瓷生产与销售
  宋代兴化军规模最大的古陶窑为兴化县徐州瓷窑。该窑址位于现涵江区庄边镇涂洋村境内，据《兴化府志》记载：“考宋志，兴化县徐州有青瓷窑”。①徐州青瓷窑址分布在兴化县涂洋村的三个山岗上，周边蕴藏着大量瓷矿土，森林资源丰富，附近有溪流，能够满足陶瓷大量生产的资源需要。徐州古窑依坡而建，坡度20度，床宽2.8米，底部铺沙，俗称“软底”。窑壁厚12厘米，体高2.8米，拱顶，窑具有漏斗型閘钵，圆周饼型垫饼，采用一体一器的正置仰法烧与托座垫底的器物重叠法。经考古发现，徐州青瓷窑的废窑堆放范围达20000平方米，有大量的青瓷残片，呈灰色、或灰白色，兼有灰黄色，陶瓷表面度釉，但釉层较薄，釉的颜色以青灰色为主，青黄色次之，主要产品有碗、盘、蝶、杯、盅、执壶、炉、瓶等，碗类居多。从制陶工艺看，徐州瓷器胎体坚实，普遍施半釉，釉层较薄，莹亮透明，陶片中含有少量细砂，外观略显粗糙而厚重，瓷器表面刻有弧线、莲花、缠技卷草和数组直线纹。徐州瓷窑中的折腹碟，类似龙泉窑南宋早期的制品，剔刻花式侈品碗于龙泉窑中晚期风格相似，印花折口盘则近似于南宋晚期至元代的制陶工艺。从徐州窑生产规模和陶瓷风格看，陶瓷产品以外销为主。20世纪80年代期间，在台湾、日本、越南等地考古出土的陶瓷文物，都有徐州窑的产品。
  （三）莆田县陶瓷生产与销售
  宋代，莆田县灵川、西天尾、花亭等地都有瓷窑。仅灵川地区就有三处宋代古窑址，即青蛙山窑址、许山窑址和龙品山窑址。窑址堆积范围约2000平方米，废陶片堆积层最厚为5米，有大量的陶支圈、闸体和青白瓷等。灵川窑生产的陶瓷胎体呈灰白色，质量较轻薄，器物多施釉不及底，采取模具成形，然后再上轮盘修整，产品有贝碗、杯、瓶、折口盘、小碟、盅、双耳小罐、胆式瓶、折腹碟、敛口瓶等。还有西天尾碗洋村的宋代瓷窑，主要陶品有折口或敛口盘、折腹碟、盅、胆式瓶、双耳小罐等，其胎釉、成型、装饰和装烧工艺与徐州窑大体相似，陶器表面的刻划花和印花工艺装饰比较粗糙，布局疏明，纹样有篦梳状线条纹、篦点纹、莲花、莲瓣、菊花、菊瓣、牡丹、双鱼、鱼藻以及几何线形图案，经考古专家鉴定属，属同安窑系列，其工艺技法仿造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浙江龙泉窑风格，造型及装饰与龙泉窑南宋至元代的器物一致，其产品销售渠道主要是台湾和东南亚各国。
  宋代兴化境内制陶业十分发达，陶瓷产量达到了一定规模，成为东南沿海陶瓷生产基地。但从目前出土的古窑址和陶制品分析，经专家考证均为民窑，未监证出官窑遗址，说明宋代兴化境内制陶业仍然是以民间作坊为主，但也不排除官窑存在的可能性。
  四、造船工艺改进与造船业的崛起
  兴化军背山面海，溪流众多，水系发达，纵横交错，溪海相连，水路交通方便，为境内造船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兴化北部山高林密，木材丰富，也为兴化造船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特别是在陆路交通尚且落后的古代，车轿成为达官贵人的专利，而舟船便成为广大百姓出行、生产、运输和贸易的重要交通工具，这也是古代兴化境内造船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兴化造船业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有造船技术。东吴政权统治闽中期间，善于水战的东吴军队对兴化造船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军队在莆田境内伐木造船，战争需要剌激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到了唐代，随着农业大开发和对外贸易的兴起，粮食、水果和手工业品运输量越来越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造船作坊，主要生产沟船、溪船和渡船等。据史书记载：“宋代，福建造船业发达，福、泉、兴、漳四地所造海船享誉天下。莆田舟匠也能建造船面宽达八丈以上的远洋大船，掌握了宋元时期全国第一流的造船技术”。“兴化成为福建四大造船基地之一”。①宋代兴化造船企业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官办造船作坊。官办造船作坊由朝廷和地方政府提供经费，通过服徭役方式抽调手工业者造船，所造舟船均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征用，作为军队、漕运等用途。据史书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六月二十七日，中书门下省奏：温州进士王宪上言：伏睹给降空名告下福建、浙东安抚司造海船”。②可见，宋朝廷有专项拨款，由地方政府督办制造官用船只。二是地方政府委托私人作坊造船或修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乾道八年二月六日招福建安抚司，将已招水军五百人毕数起发，仍令诸寨选择堪壮大船五只，乘载往沿海制置司水军收隶，却从福建安抚司截上供钱造海船二只使用。缘两路船样不同，乞下福建安抚司依温州平县莆门寨新造巡船，面阔二丈八尺，上面转板，平坦如路，堪通战斗。乞令人户依此打造。”③说明当时福建境内只打造运输船，朝廷要求福建仿造温州船式打造战船。又如“淳熙九年六月十三日知福州赵汝愚言：‘本路海道阔远，盗贼出没不常’全籍战船逐时出海巡捕，其间有年岁深远损坏去处，除本州自备钱物，措置修葺外，......乞行下泉漳州兴化军于合发窠名钱每船量与截拨钱五百贯，省添贴打造”。④可见，宋代地方政府时有拨款委托兴化私人作坊造船，或委托私人作坊修船。三是兴化民间也有众多的造船修船小作坊。兴化境内河流众多，水路交通发达，沟船、溪船成为境内主要交通工具，从唐代起就有不少百姓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从事水上运输，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同时，宋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造船业和修船业十分兴盛。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嘉定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①可见，当时有不少兴化沿海百姓自己出资造船，进行了长途贩运，对外贸易的兴起，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
  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造船行业。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既能建造用于生产的溪船、沟船，“也能建造船面宽达八丈以上的远洋大船”（商船），甚至还可以建造大型漕运船和军用战船。如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次明州，召集海舟甚急。先是，仲春遣监察御史，莆田林之平往福建募舟千只......建炎三年，车驾南渡。议者招募海舟为不虞之备，复招之平为福建广南路招募使。之平历闽、广，募六百余艘，由温、台赴行在”。②林之平系莆田人，当时也在兴化境内征募了不少大型船只。“到南宋代末，兴化军拥有的船只数量非常庞大，据《元史》载：元军高兴部攻陷兴化军城时，除了捕获陈文龙及数千军士外，还‘获海船七千余艘’，用于补充元军水师。能充当水师使用的船只必定是大型船只，一个只有三个县的小邑、人口不足四十万，竟然拥有至少七千条大船。可见当时兴化军造船业是何等发达，航海业是何等繁荣”。③以上史料出于《元史》高兴将军传记，但从宋代兴化沿海的港口实际情况看，停泊七千艘海船非常困难，《元史》中所指元军在兴化沿海缴获海船七千余艘，可能泛指兴化周边沿海，至少包括泉州沿海，或许渗进了水份，现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即宋末兴化沿海船只众多，渔业和海运业发达。
  五、宋代兴化刻书业繁荣与书籍商品化发展
  古代刻书业（印刷业）是手工业中一个重要行业。据史书记载：“宋代刻书地有三：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④经济繁荣必然伴随着文化发达，而文化发达又促进了刻书业发展。
  “宋代福建刻书最发达的地区，一是建阳建瓯，二是福州，三是莆田”。⑤随着宋代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兴化刻书业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
  （一）刻书业的兴起与发展
  隋唐之前，书籍均用手写，且不多有，其重要原因是刻书工艺落后，书籍昂贵。进入隋朝之后，中国出现了雕版印书工艺，成为中国印刷业发展的新里程碑。据史书记载：隋开皇十三年（593），朝廷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但只限于浮屠经像，对于民间作品没有硬性要求。从中唐起，其雕刻印书渐兴。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书已流行全国。
  兴化刻书业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境内就有金钢镌刻，徐寅在《自咏十韵》中记载：“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面图呈”。说明当时境内已有镌刻工艺，出现了专业的刻书坊，专门经营印书和图书。到了五代十国时，莆田刻书技术大幅提高，境内出现了雕板印刷技术，即把木雕工艺运用到刻书业中，大大提高了刻书和印刷效率。根据莆田市图书馆古代书籍资料馆藏，现仍存有唐代兴化刻本8部83卷，而失传的刻本不计其数。
  宋代，兴化刻书手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特别是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书仓”、“郡斋”、“宗敬堂”、“荔陷山房”、“长盛堂”等刻书坊。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刻书艺人陈振孙，刻书工艺精湛，蔡襄的《荔枝谱》、《开元天宝遗事》和《先秦经籍考》等多部宋代名著都出于他手。现莆田市图书馆保存的宋代刻本，有《后村居士集》、《尔雅注》、《复斋易说》、《荔枝谱》、《莆阳志》等60部871卷，其中有记载而没有刻本的书籍更多。
  宋代兴化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客观上也促进了境内刻书业的繁荣。唐代科举兴盛，莆仙两县先后有林藻、陈峤、徐寅等21人考中进士，科举取仕的选人制度，极大地剌激兴化这个灵毓之乡的读书风气。到了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读书仕进的风尚，书堂遍布、书院林立，除官办县学、军学外，私人书院、书堂、私塾遍布城乡，出现了“比屋业儒，不废读书”、“三家两书堂”、“十室九书屋”等景象。莆籍大学士翁承赞曾经形象地描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①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和“以读书为业”的风气。这种崇尚儒学的习俗，为兴化刻书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史书记载：宋代莆仙两县共考取进士1756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赢得了“进士之乡”的美誉。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文人墨客众多，著书立说成风，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刻书业的发展。
  （二）宋代兴化刻书坊经营方式
  宋代，兴化刻书坊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形式。官刻是官办性质的刻书坊，旨在宣扬名教和提供士人阅读的范本。但官刻业务有限，主要是经史方面的官定读物，如“莆田郡斋”、“兴化军学”等，都是官办刻书坊。家刻主要是刻印自家著作，其目的是为了弘扬地方文化，或传播本家思想，或收藏家祖作品。坊刻属于商业性刻书坊，由私人投资创办，以盈利为目的，是宋代兴化刻书业的主体。宋代兴化私人刻书坊众多，雕版印刷字迹清晰、字形工整、着墨均匀、装帧精美，无论是在规模、品种方面，还是业务量方面，都超过了官刻和家刻。
  宋代兴化境内刻书业务十分繁荣，主要有六大块：一是作者刻印自家作品，即家刻。宋代兴化境内文人墨客众多，朝廷政要比比皆是，达官贵人为了宣扬自已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花钱雇人印刻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以赠送他人。诸如刘克庄的《后村大全集》、郑樵的《通志》、蔡襄的《荔枝谱》和《茶录》等，都是广为流传的名著，且多次刻印，这些书籍虽然没有进入市场流通，但对兴化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家族刻书收藏，主要是一些书香门第和官宦后裔，整理印刻祖先作品，如蔡襄、黄仲元、方大琮等后代，整理印刻了大量先祖书稿，有的作品还多次印刻，刻印量很大，如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蔡襄后裔委托兴化军学印刻《蔡忠惠集》36卷；宋庆元五年（1199年），莆人黄汝嘉刻印胡安国的《春秋传》30卷；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莆阳许兴裔刻赵彦肃的《复斋易说》6卷......这些都是宋代兴化刻书业的重要业务，一般以家刻为主，即雇用手工业者在自家刻印，但也有委托私人刻书坊刻印。
  三是郡县出资印刻书籍，即官府出资创办的刻书坊。主要是刻印朝廷指定的读物、文书、法令等资料，平时也翻刻一些名著，如宋嘉定七年（1214年），兴化郡斋刻印了李俊甫的《莆阳比事》。宋淳祐九年（1249年），莆田郡斋刊刻刘克庄的《后村居土集》50卷。还有“兴化军学刻印《开元天宝遗事》”。①这部分印刻业务主要由官府出资，不具有商业性质，但刻印量也不少。
  四是刻书坊的商业性业务。私人刻书坊除了承接外来委托的刻书业务之外，还经常选择一些名著、诗集、散文和教科书等进行翻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刻印成书后出售给书院、书堂和收藏者，以谋取利益。这部分书籍纯属商品书，也是刻书坊的主要业务。
  五是印刻本地的各种刊物。宋代兴化境内发行了多种刊物，据宋洪迈的《溶合斋随笔》记载：“近岁兴化学刊《遗事》”，就是宋代兴化著名刊物，印量不少。又如林希逸在《后村居士集》跋中记载：“莆名郡也，前辈诸闻人，文字散落不少，......余尽官所藏，刊之郡斋”。还有“宋宝庆三年（1227年），莆田教官陈森刊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②这些《遗事》、《郡斋》和陈森《刊本》等，也是兴化刻书业务的重要部分。
  六是寺院的佛经刻印业务。宋代中国境内佛教盛行，兴化各地寺院遍布，约有200多座，2万多僧尼，经书需求量很大，加上当时僧尼地位很高，收入颇丰，又不纳税，自然有钱刻印佛经。
  宋代经书的刻印业务主要是由私人刻书坊承接，数量很大。
  （三）图书收藏与销售
  兴化境内图书市场非常活跃。兴化士人形成了一股藏书之风，许多达官贵人视书为财富，喜欢收藏各种书籍，作为财产留给子孙后代。宋代兴化各书院、官学和私塾都建有藏书楼，且有大量藏书，出现了“书楼林立”和“三家两书屋”的景象。诸如“一经堂”、“富文楼”、“金紫方”、“万卷楼”、“三余斋”、“墨林方氏”、“寿峰方氏”等书楼，藏书都超过了万卷。还有余日华的“桔巨阁”、谢洪的“经史楼”、李氏的“藏六堂”、吴叔告的“叔告书楼”等，藏书均在万卷以上。
  宋代，兴化籍朝廷命官大多有收藏书籍的爱好，如仙游士人陈郯，一生喜爱书籍，到处查访、收集古籍，或抄书装订成册进行储藏。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谢洪，筹建了“经史阁”，藏书达万卷以上。宋代司封郎中傅诚，将一生的薪俸全部用于购书收藏。仙游县举人朱元飞，一生喜欢购书、藏书和建设藏书楼，临终前将书籍作为财产分给3个儿子。南宋淳熙五年（1178）进士，秘书丞兼代工部郎官余崇龟，建有“静胜堂”，藏书万余卷。还有嘉定七年（1214）进士，南宋藏书家郑可复，一生俭朴，唯喜藏书。受兴化藏书风气影响，兴化的地方官员也喜欢收集古书集。
  据史书记载：“宋宝庆三年（1227年），兴化军通判陈振孙搜集了兴化各家藏书3039种，51180卷，并在这基础上修撰了《直斋书录解题》。宋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祭郑氏、方氏、吴氏早书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③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兴化军私人藏书巨大，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名列前茅，堪与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宋代诗人刘克庄曾经说：“吾里藏书多善本，洲泮多英才，傍考互校......莆本当优于广、越矣！”④这种藏书风气，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印书业的发展。
  刻书业的繁荣又加速了兴化图书商品化进程。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尊儒爱书习俗和“聚书为财”的风气，对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兴化的文人墨客，认为书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如宋进士林霆，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吾为汝曹获留良产矣”。莆田名儒林坤（字仲之），常常对人讲：“吾蓄书数千卷，苟有子孙贤，足矣；不贤，多财活为累耳”。许多兴化士人“捐金帛购书籍惟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①重金求书、高价购书的风气和视书为财的习俗，导致兴化书市繁荣，书斋林立，图书交易量不断扩大。
  刻书业的繁荣还带动了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行业的发展。宋代兴化境内出现了专门销售文化用品的商人，郡城、涵江、黄石、枫亭和仙游县城等地，均有经营纸张、笔墨、砚台等文化用品的商店，文化用品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
  六、其他手工业发展概况
  宋代，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不断增多，除了农产品加工、纺织、制盐、制陶、造船和刻书等六大行业外，还有建筑、酿酒、制蜡、建材、造纸、木雕、石刻、冶炼、金银首饰加工等行业。在此选择几种手工业行业进行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兴化手工业发展概况。
  （一）建筑业
  宋代，兴化境内从事建筑业的人员众多，形成了木匠、泥匠、石匠、木雕、石雕、建材等工匠队伍。从唐代起，兴化境内大兴土木，建筑寺院，促进了建筑业的迅速发展。宋代，兴化境内又建筑了众多的寺院庙宇，如梅峰寺、襄山寺、龙华寺等。这些寺庙规模宏大，设计复杂，用料考究，体现了宋代兴化建筑业的特有风格和一流的建筑水平。
  首先，宋代兴化军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军城修建，造就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建筑队伍。如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搬迁后，知军段鹏筹巨资修筑莆田军城，内筑周长2里又310步的“子城”，以护官署衙门，建造了“谯楼”作为兴化郡城的城门和门楼。
  还外筑土城，以护城区居民。宋宣和三年（1221年），兴化军再次修筑郡城，周长7里又83步，墙高1.5丈，基厚7.5尺，改土墙为砖砌，引北河水为护城河，开辟了五个城门，东称望海，西号肃清，南叫望仙，北为拱辰，东北名宁真，各个城门都有城楼。宋绍定初年，城墙年久失修，墙倾盗起，民众深受其害，邑人陈宓倡议再修城垣，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城修建。绍定三年（1230年），知军曾用虎率民众建成周长1298.8丈，高1.8丈的石砌城墙，使兴化郡城成为福建三座名城之一，俗称“铜延平（南平）、铁邵武、石莆田”。由于多次大规模地修筑郡城，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发展。
  其次，宋代兴化境内建筑了众多桥梁，培养了一批修桥铺路的专业人才，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莆田有一百七十座桥梁，宋建设五十座”。②其中仅李富一家就捐建大小桥梁34座，如清宁桥、万寿桥、新桥等。这些桥梁以石桥为主，木桥为辅，表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宋代兴化桥梁建筑的一流水平。其中最著名的是泉州郡守蔡襄主持建筑的万安桥（洛阳桥）。万安桥从北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开始修建，至嘉祐三年（公元1056年）结束，历时6年，投资巨大，工程复杂。万安桥座落于泉州境内，但主持建桥的泉州知府蔡襄系仙游人，故招募了大量的兴化工匠参与万安桥建筑。该桥的“筏形基础”筑桥技术为世界首创，特别是利用海蛎繁殖来胶固桥基的方法，即“种蛎固基”法，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桥梁建设史上一大技术突破。万安桥与北京卢沟桥、河北赵州桥、广东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也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成为我国桥梁史上一座丰碑。所以，宋代大规模的城墙修筑、桥梁建筑和寺院庙宇建设，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二）家具和木雕业
  莆田境内家具行业起源东晋时期，发展于唐代。进入宋代之后，木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手工业。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县内已有利用亭、榜头、龙华等地已有竹木器手工业，产品以生活用具为主，农具为辅”，主要产品龙眼木，黄杨木、檀香木之材料，生产家具和工艺品”。①仙游“宋代，境内城关、枫有“木制品有门、窗、床、橱、桌、椅、桶等；竹制品有筐、箩、筛、簸箕、扁担、竹椅、竹床、蒸笼、竹席、竹篮等”。②莆田木雕起源于汉，发展于晋，盛于唐宋。从晋朝开始，境内寺院建筑开始采用雕塑工艺，促进了境内艺雕业的兴起。隋唐时期，莆田境内大兴土木，建筑寺庙，木雕装饰、木雕佛像和木刻经书等需求量大增，促进了兴化木雕业的迅速发展。到了宋代，兴化艺雕技术又有较大的提高，以人物、花卉等题材的围屏、栏杆、木雕古玩、乐器等木雕家具和工艺品随处可见，雕工精细，栩栩如生。宋末，从泉州港、枫亭港大量输入了菲律宾的紫檀、鸡翅木等名贵木材，成为上乘的木雕原料，促进了兴化木雕业的迅速发展，赢得了“精微透雕”之美称。
  宋代，兴化境内开始生产木雕家具，即把木雕工艺融入家具制作之中。兴化木雕家具结构考究、装饰华美、造型简洁、明快清新，将圆雕、透雕、浮雕和仕女、花鸟山水等木雕艺术，融入家具之中，使家具造型千姿百态，具有实用、观赏和收藏价值。
  （三）其他手工业
  宋代，兴化境内还有酿酒、酝蜜、制蜡、造纸、冶炼、采矿等手工业。据《仙溪志》记载：“酒则以粳为粬”，“用物则窠而取蜜，且溶其房以蜡，惟人家养蜂所酝”，“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炼铅而粉，采柏而烛”，“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宋志》也记载：“莆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陆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③可见，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酿酒、制蜜、制腊、造纸、炼铁等多种手工业。
  宋代兴化境内粮食加工业迅速兴起，出现了石臼、石磨等传统的粮食加工工具，建立了众多的粮食加工作坊，其中最著名的是兴化米粉加工。据史书记载：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钱四娘修筑木兰陂时，兴化军主簿黎畛受命协助建陂。为了解决大批民工的吃饭问题，黎畛将广东老家的米粉加工设备和技术传入兴化，生产出方便易熟的兴化米粉，并指导百姓大量加工制作，以解决民工吃饭难问题。黎畛因公遇难殉职后，民工们就以米粉、米酒祭江，建庙纪念。此后，兴化米粉工艺世世代代流传，成为莆田地方著名特色小吃。
  宋代兴化境内造纸业也很兴盛。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造纸业始于唐代，先制楮衾后造竹纸。产地香山里（今赖店镇）朱山村及慈孝里（今枫亭、园庄）洪仓村。后其他产纸区也多在山区竹林茂盛处”。④到了宋代，兴化境内“因竹料充裕，且质亦胜楮（楮衾即纸被），乃改用柔竹纸。仙游县竹纸最早出自东西乡，当时已大宗生产，商人贩卖于莆田、泉州等地”。⑤此外，还有“藤纸”、“皮纸”和“专以事鬼神”的“纸胚”，以及用红花染色的“红色纸”、“米色纸”等。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刻书业发达，开始引进高档印书纸。据《宋志》记载：“兴化县辜岭村厚有藤纸。
  彭志：莆田县文赋里茧村有皮纸，近多辍业。莆人所用纸，皆自顺昌等县贩而至者。近九座等处产纸胚，其纸不可书字，专以事鬼；邻邑有黄氏者，因而致富”。①据“《闽产录异》云：兴化产红花，施乌梅染纸，价廉工省。又有米色纸，乳细金为燂头，为帧眉，坚实不烂”。②可见，宋代兴化境内造纸业发达，品种众多，成为一个重要手工业。
  总之，宋代是兴化手工业崛起与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但手工业行业众多，而且形成了一支人员众多、技术精湛的从业队伍。这些手工业者逐渐脱离了农业，成为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场的经营者，对于兴化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随着手工业品的大量生产，境内商贸流通日益繁荣，客观上又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③（明）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②（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③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④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129《福建路建宁府》。 ⑤《莆田市地理志》，（种植业），福建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⑥（清）郑得来著：《连江里志》卷四（事类）第18页，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⑦（清）彭乘著：《续墨客挥犀》卷第一，（吉贝布），乾隆版线装本，第6页。 ①（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②翁卫平主编：《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③（明）黄仲昭著：《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6页。 ④刘弇著：《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之一。 ⑤《游洋志》卷之三（宦迹志）。 ⑥蔡襄撰：《端明集》卷二十六（乞减放漳泉州兴化军人户丁米箚子） ⑦（清）郑得来著：《连江里志》卷四（事类），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⑧（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⑨（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5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⑥（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⑦（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⑧《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21。 ⑨（宋）陆游著：《陆放翁集》，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二十四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版（1920年），第86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②（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⑤《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⑥《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①沈辽：《云巢编》卷三。 ②（清）郑得来著：《连江里志》卷四（事类），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1。 ⑤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⑥张琴著：《莆田县志稿》（政志）上目。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1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土谷》（物产）卷41。 ⑤《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7—328页。 ⑥《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7页。 ⑦（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⑧《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⑨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②《莆田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③《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④《莆田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页。 ⑦《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 ⑧（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①彭文宇：《莆田旧港的兴衰》，《福建史志》2004年第2期。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4。 ③《宋会要辑稿·刑法》，50之28。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50之28。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37。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引自《兴化府志》林之平传（第943页），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③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3页。 ④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⑤李瑞良主编：《福建古代刻书业综述》，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①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①《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二。 ②刘克庄著：《后村居士集》“跋”。 ③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④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①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②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④《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3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