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重要朝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虽然宋末曾拟在兴化军（莆田）成立东宋，但昙花一现，元军随尾而至，兴化城破，端宗等君臣寅夜逃往广东。宋朝执政316年，在大多数时间里国家安定，政策开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宋朝发轫于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960年宋王朝建立的53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13位皇帝。连年战争使得中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农民流离失所，农业遭到破坏。北宋王朝建立后，社会日趋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原南唐清源军节度使、泉南州观察使、检校太傅“陈洪进奉表纳款于宋，宋改清源郡为平海郡，莆仙两县隶属平海军”。①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仙游兴太山区爆发了以林居裔为首的农民起义。事态平息后，朝廷为了加强对莆田北部山区的控制，设置了兴安县（旋改兴化县）。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宋廷“划德化县九座山一带归仙游县，改太平军为兴化军，将泉属之莆仙两县划归，时兴化军领莆田、仙游、兴化3县”。军治、县治均设在游洋，“兴化”俗称由此而来。③但兴化“军治所在，山岚昼螟，溪流夏寒，屯彼师徒多疟疠。加以地势高峻，转运维艰。福建转运使杨克让请移治莆田”。③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兴化军治迁移莆田县延陵里，扩建莆田县城为郡城。从此，兴化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一节 宋代土地管理制度转变与赋税政策改革
经过隋唐300多年的农业开发，莆仙两县经济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一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地方经济发展奠定了劳动力基础。莆仙两县地处偏僻，隋唐之前只是个经济落后的小县，人口不多，交通不便。唐五季时期，中原战乱，汉人大量南迁，繁衍生殖，境内人口迅速增多。据《仙溪志》记载：仙游“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故老相传，其时主客未满千户也，宋兴三百余年，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④到了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兴化军人口大增，居民达63157户，人口148647人，比唐初增加了近3倍。据《福建通志》记载：宋绍熙年间，兴化军总户数增至109089户，总人口171784人。兴化军之所以从宋代起经济繁荣，商贾众多，不但与多元的人口结构有关，也与地狭人稠、粮食短缺和沿海地理优势有关。南宋诗人刘克庄有“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南通药缺参”，“民赖广米积济，客舟至则就籴”等诗句，可见宋代兴化境内人口众多，粮荒严重，这也是促进莆田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隋唐之前，莆仙两县僻处海隅，经济十分落后，“地僻而物货悭，商旅罕至”，“隋唐以来，财富多仰于江南”。而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水陆之产足于他邦，五谷之种随所宜树，六牲之物随所宜畜”。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日益增多，商人队伍不断扩大，商业经济持续繁荣，“税赋多于他邦”。①
一、宋代土地管理制度转变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大多与土地管理制度和农业赋税政策是否开明有关。
无论是西周的成康之治，还是西汉的文景之治；无论是隋朝的开皇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之治；无论是宋代的咸平之治，还是清朝的康乾盛世，执政者都从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入手，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宋代兴化军经济之所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宋代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商业赋税政策不无关系。
后唐时期，中国政治腐败，战乱频繁，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但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王朝，却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之一，农业开发热潮持续不衰，农产品生产与加工日渐发达，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出现这种盛况的根本原因，除了唐代奠定的良好经济基础外，最关键的是宋代土地政策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宋统治者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深刻认识到土地兼并对国家的危害，一旦土地向少数人集中，不仅使国家税源大量流失，而且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还会铤而走险，聚啸山林，打家劫舍，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甚至导致改朝换代。于是，为了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宋统治者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管理制度。②所谓“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废弃“授田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唐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采取“授田制”，由朝廷直接授予功臣或朝廷命官若干土地，且可以世袭，久而久之，土地逐渐集中到官僚阶层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成为游民。“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就是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促进土地商品化，允许土地流转与买卖，国家不干预地主的土地买卖。同时，宋代还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成为自己的恒业，并从政策上给予支持鼓励。宋廷规定：凡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朝廷给予一定奖励，辖区内田畴荒芜超过一定面积，官员要受处罚。这种封建私有制土地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百姓垦荒造田的积极性，使社会各阶层都加入到土地垦植之中，在很短时间里就开辟出大量的荒山、荒地和荒滩，许多闲置的水域、滩涂、沙地得到了开发，出现了众多的新垦圩田、沙田、架田、葑田等，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除了规定私人可以拥有土地外，宋代地方政府还拥有大量的国有土地，如官庄田、学田、屯田和职田等。兴化军重视教育，学田数量很多，据乾隆《莆田县志》记载：绍兴二年（公元1191年）“知军赵彦励拨废寺方广田产共计三十八顷九十九有奇，悉归于学”；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知军王居安拨永宁废刹田十顷有厅归于学”；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兴化“知军杨梦信拨钱六十万赎濠泄田凡七十亩”作为学田；嘉熙年间（公元1237—1240年），“知军张友拨崇福寺福田三百亩，以赡养生徒”。①这些公有学田、社田大多数租佃给当地农民耕种，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客观上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积极的土地政策鼓励下，传统的“授田制”迅速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形成，土地流转速度加剧，出现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同时，宋代的土地租佃契约关系也有较大改进，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租佃关系一般由双方自行决定，比较宽松自由。宋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要求，推动了土地垦植，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出现了“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繁荣景象。②
二、宋代农业赋税制度改革
宋代农业赋税政策与唐代相比有较大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宋朝沿袭唐代的两税制，即夏、秋两税，但宋代两税制与唐代两税制有很大的不同。宋代两税制专指田赋，朝廷的田赋法令规定：各地方政府按土地数量和质量向土地所有者收税，每年夏、秋各收一次，即夏税（秋苗）和秋税（是指每年秋收后按田亩征收粮食）。王安石变法时，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众多法律。特别是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司农寺制定颁布的《方田均税条约》，对宋代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方田均税条约》分为“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知县举行土地丈量，按土壤肥瘠定为五等，地主须按等级交纳赋税。“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率。据《仙溪志》记载：“绍兴中，诏天下行经界法，量亩步，置砧基，而县之版赋始定”。③《方田均税法》清出了地主豪强隐瞒的大量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如仙游县实行“分田均税法”之后，虽然田赋总量增加了，但农民人均田赋却有所减轻。宋绍兴中，仙游县田赋“夏秋二料役钱：岁额共管一万三百六十五贯七百二十八文”。“秋税：苗白米额管二千五百七十二石八斗九升。
职白米额管九百二十石四斗五升。苗糙米额管一万七十二石三斗六升。庄糙米额管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升八合”。④税赋总量较以前增加了一成多，而农民人均税赋却有所减少。
宋朝基于财政收入考虑，还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两种，纳税对象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没有产业的客户则可以少承担或不承担赋税。这种赋税政策对贫困农民来说多少有些照顾。但到了南宋后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量农民逃亡，寺观荒废，官府将苛税强加在未逃亡的农民身上，赋税日趋繁重。据《仙溪志》记载：“隋唐以来，财赋多仰于江南。绍兴中，诏天下行经界法，量亩步，置砧基，而县之版赋始定。以土色计产，而县之产钱比他邑为最重。比年以来，民户兼并而逃产无所归，寺观不济而虚产不可豁，由是经赋沦失，县计焦熬”。①可见，北宋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封建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而南宋末期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衰退，也与土地政策变化有关。
第二节 宋代兴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
宋代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矛盾日渐凸显，粮食短缺推动了物价上涨，社会矛盾开始出现。为了缓解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兴化军鼓励百姓垦荒种植，围海造田，扩大耕地面积。
宋熙宁八年（1070年），宋廷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兴化军掀起了一场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一、宋代兴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据史书记载：“自是熙宁中，四方之民，辐辏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②宋初在兴化军主政的陈洪进（字济川，914年—985年）系本地人（今仙游县枫亭镇），希望造福乡里，重视农业发展，在兴化境内大兴水利设施建设。莆田的馆洋陂、南安陂和枫亭等地的水利设施，都是在陈洪进主持下兴建的。宋庆历年间（1041—1049年），北宋端明殿大学士蔡襄出任福州知府时，修建了“涵头”水利设施，扩大了入海闸，重建了慈寿陡门，即端明陡门，俗称“陡门头”，至今坚如壁垒。还有兴化知军刘谔也组织民众修建了太平陂，钱四娘和李宏捐资修筑了木兰陂，仙游知县蔡次传也组织百姓修建了官杜陂，这些都是宋代新建的大型水利设施。据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二年至元丰六年（977—1083年）的106年中，莆田县先民在木兰、延寿、萩芦三大溪中建成木兰、南安、泗华、太平等四大水陂，受益面积10多万亩。宋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已有陂坝685处”。③据《八闽通志》记载：“宋代，仙游县共筑有陂堰塘627处，灌溉农田6.7万亩，居全国各县第二位”。④这些水利设施建设，对兴化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节着重介绍南安陂、太平陂、木兰陂和仙游县官杜陂的建设情况，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南安陂
《兴化军祥应庙记》中记载：“夫七闽诸郡，莆田最为濒海，地多咸卤，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无川渎沟洫之利。旬日不雨，则民有粒食之忧，每岁以旱而祷于神”。⑤唐之前，兴化境内缺水严重，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成为广大农民的一件大事。进入唐代之后，莆仙两县百姓开始大量修筑蓄水塘，以解决盐碱地改造与农田灌溉的用水问题。但蓄水塘储水量有限，“且塘之潴水，易涝易除，旱涝难资”，“岁旱则塘无馀润”，不能从根本解决旱时的农田灌溉问题，也不能适应盐碱地改造的大量用水。①据史书记载：兴化“始塍海为田，然而溪涨左冲，海咸右啮，农不偿种，吏安取科......议水利者，谓筑陂堰之，凿河流以导溪流，而潴之设斗门。涵泄以待河溢而尾闾泄之，庶几蕰隆弗能虫，怀襄弗能鱼，下济民艰，上输国赋，诚一方之急务也！”②兴化境内虽然溪流众多，水源丰富，但地势倾斜，易涝易旱，如何利用溪水灌溉，始终成为兴化官民关注的问题。太平兴国元年至三年（公元976—978年），“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在萩芦溪迎仙渡截溪筑上、下二陂，溉田百余顷”。③南安陂位于萩芦溪下游的江口镇石狮村，该陂未建之前，陈洪进曾经组织民众修筑了馆洋陂，但因选址不科学，水位落差小，蓄水量不多，灌溉面积有限。于是，陈洪进又组织民众在萩芦溪上游修筑南安陂，俗称“乞食陂”。据《莆田县志》记载：南安陂为浆砌条石滚水坝，陂高2.94米，长379.3米，坝体结构非常牢固，采用宽0.6米、厚0.3米、长3～4米、重1.4～2.0吨的大条石砌筑。陂右端设有排砂闸和进水闸，并修筑了干渠10.2千米，使萩芦溪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兴化平原。南安陂是宋初兴化军最早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灌溉农田达7000多亩，大大缓解了兴化平原的农田缺水问题。
（二）太平陂
太平陂是继南安陂之后修建的又一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兴化知军刘谔组织民众在萩芦镇崇林村莲花石处修筑太平陂。太平陂又称太和陂，位于萩芦溪上游，离兴化军城约20千米，流域面积约432平方千米，水源丰富，长年流水不断。据《兴化府志》记载：“太平陂，亦名太和陂，宋嘉祐间（1056～1063年）知军刘谔创，灌兴教、延寿二里田七百顷”，“谔址石溪流堰为陂，深二丈、宽20丈，水色绀碧，流源演迤，乃作圳引而南注，圳沿山而行，皆用石砌理，遇山壑断处，乃作砥柱联驾石船而飞渡之，其势盘折，蛇行二十余里，及入境，乃分上下二圳，上圳得水七分以灌兴教、延寿二里高仰田土，下圳得水三分，专灌兴教里吴塘、漏头等处平洋田地”。④太平陂水利工程建设十分艰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经7年才竣工。宋绍定年间（1228—1233年），兴化军对太平陂进行重修加固，提高了水位，增加了蓄水量，并修筑了多条引水渠，进一步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太平陂是宋代兴化军修建的又一大型水利工程，约有7万多亩农田得到了有效灌溉，使兴化平原（北洋）成为旱涝保收的农田。
（三）木兰陂
木兰陂是我国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中国古代五大古陂之一。木兰陂位于莆田市区西南5千米处的木兰山下，位于木兰溪和兴化湾的汇流处。木兰陂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至元丰六年建成（1083年），是宋代兴化境内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保存完整并发挥其水利效用。
木兰陂未筑前，兴化平原溪海汇合，淡咸不分，滔滔海潮溯溪而上，直涌到仙游的灵陂（现林陂），距今入海口近百里之远。加上木兰溪入海口无遮无栏，遇洪则泛，海潮上涌横流，遍地皆咸，兴化平原“只生蒲草，不长禾苗”。对于木兰溪泛滥成灾的史实，《木兰陂志略》有详细的记载：“按永春、德化、仙游溷三十六涧之水，由维新里（今华亭、濑溪一带）突流而下，海涛潮汐又从白湖（今阔口港）鼓涌而上。方春夏交，霪涝奔腾，则四郊皆泽国也；若遇秋汛涛翻，则望洋似海，四郊又斥卤也。虽有六塘可资潴蓄，然利不胜害，下流之潴蓄不能上流之崩突也”。①几千年来，滔滔不断的木兰溪，既是孕育兴化百姓的母亲河，也是境内洪涝灾害的始作俑者。
木兰陂建筑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据史书记载：第一次修筑木兰陂是在治平元年（1064年），传说18岁的姑娘钱四娘（长乐人），随其父亲从广东离任返回家乡途经兴化时，目睹了木兰陂洪水泛滥的惨境。回家后，钱四娘变卖家产，捐赀巨万，在木兰溪下游将军岩山下兴建水陂。木兰陂建成后不久，突发洪水，水陂被冲垮，功亏一篑。钱四娘悲愤不已，投水殉身，兴化百姓怀念钱四娘的功德，为她建祠纪念。
第二次修筑木兰陂是在治平末年。钱四娘修筑木兰陂失败之后，她的同乡林从世也捐家财十万缗，在木兰溪下游出海口处筑陂。但因木兰溪下游出口处溪面狭窄，受海水和溪流的双重冲击，一场暴雨与天文大潮先后冲击，又将林从世修筑的陂坝冲毁。
第三次修筑木兰陂是在熙宁八年（1075年）。据史书记载：“时蔡公兄弟京（蔡京）、卞（蔡卞），感涅之灵谶，念梓里之横流，屡请于朝，乃下诏募筑陂者。时福州有义士李宏，家雄于财而心乐于施。蔡公以书招之，遂顷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本陂！”②李宏吸取前人筑陂失败的经验教训，邀请了水利专家冯知相助，选择在钱四娘与林从世陂址之间的木兰山下兴建陂坝。此处“溪广水漫，两山夹峙左右，翊以当其冲”，“所其定基，视钱陂在下流，视林陂在上流，海潮无吞噬之忧”，且“陂基下有盘石，桓亘北山，基固石为址而成之”。③由于木兰山下河床宽阔，水流平缓，海拔适中，既避免了海潮的正面冲击，又可以避免洪水毁坏。同时，陂址位于木兰溪下游的上端，沿溪河谷狭长，回水淹没农田较少，造价低，风险小，灌溉面积大。许多现代水利专家对木兰陂选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木兰陂址的选择，既科学又合理，不但减少了工程造价，而且成为木兰陂成功修筑的关键所在。
木兰陂主体工程竣工之后，为了减缓海潮冲击，兴化军组织民众在出海口处修筑了障潮海堤2500米，有效地进行了护陂。同时，还开挖了大小水沟百余条，其中大沟7条，利用兴化平原的海沟，疏竣成引水渠。还开凿了109条小水沟，俗称“九十九沟”，使木兰溪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兴化平原。
整个木兰陂水利工程由陂、堰、堤、渠、沟等几部分构成，是莆田古代历史上最宏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宋代福建境内规模最大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宏伟水利工程。木兰陂建成后，灌溉农田面积达10多万亩，受益千秋万代。据《宋志》记载：“越之鉴湖，溉田几半会稽，兴化之木兰陂，民田万顷，岁饮其泽”。④修筑了木兰陂，“后有塍海而耕，皆仰余波，计其所溉，殆及万顷，变泻卤为上腴，更早暵为膏泽，自是南洋之田，天不能旱，水不能涝......兴化军储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田尤多，民素苦之，由是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穷人，皆为高赀温户”。⑤郑樵在《城山松隐岩》一诗中道：“青嶂回环画屏倚，晴窗制入春湖水，村村丛树绿于蓝，点点行人去如蚁。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麦垅相纵横，黄昏倦客忘归去，孤月亭亭云外生”。①一眼望去“天上银河分一派，莆中粒食共千春”；“庙门斜向东流水，烟火茫茫遍海滨”。②李宏花了八年心血于元丰六年（1083年）建成了千年不毁的木兰陂，而自己却积劳成疾，在巡视木兰灌区途中病倒，英年早逝，长眠于兴化平原的大孤屿（现荔城区黄石镇金山村），终年41岁。兴化百姓为了纪念钱四娘、林从世和李宏等建陂功绩，为之建庙以祀。莆籍诗人柯举有诗曰：“十载叠叠势纡回，木兰不朽李侯名。壶山水绕恩波在，村北村南处处耕”。③。
（四）仙游县水利设施建设
宋代仙游境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仙游居万山之中，农所资者，惟取涧泉、岩溜以为灌溉。遇高则堰之，堰者；壅水以上田也。遇低则陂之；陂者，障水以入田也”。④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仙游东乡平原（今榜头镇）开始修筑官杜陂。官杜陂位于榜头镇赤荷村溪口，截引木兰溪支流的仙水溪水源，灌溉仙游东乡的大片农田。仙水溪位于仙游东北部，发端于兴太山区，整个流域集雨面积达180平方千米，在现仙游县榜头镇南部与木兰溪汇合。官杜陂原为官、杜两陂，官陂居上，杜陂居下，相距150米，均用河卵石砌筑，同时还修建水渠18千米。官杜陂建成后，灌溉仙游东乡平原农田3000多亩，缓解了仙游县东部的农田缺水问题。据史书记载：“淳祐二年（1242年），兴化知军杨栋和仙游知县蔡次传在仙游县东乡（今榜头）筑陂引水，灌溉农田3000亩。受惠的有今榜头、赖店、城东等地。至此，仙游县已有陂堰610处，可溉农田10万亩”。⑤宋代，仙游境内还修建了众多的陂、堰、塘等水利设施。据《兴化府志》记载：“功建里陂有九，堰十有三，塘一”；“孝仁里，旧日香山里归并，共陂三十有四”；“善化里，旧廉洁里、璇珠里归并，共陂五十有五，堰二十、塘一”；“仁德里，旧保德里、养志里归并，共陂五十有四，堰十，塘一”；“永兴里，陂五十，堰一，泉一”；“折桂里，旧咸平里、党德里归并，共陂六十二，堰十有一，塘七，泉四，坑一，窑一”；“文贤里，旧昼锦里归并，共陂十有九，堰二”；“连江里陂二十二，塘二”；“慈孝里，旧依安里归并，共陂五十有一，堰九，池一”；“文贤里，旧清泉里归并，共陂三十有三，堰二，湖一，圳一”；“兴贤里，旧永福里归并，共陂十有六，堰十有一，井三，泉五，坑一”；“万善里陂三十七”。可见，宋代仙游境内水利工程建设规模之巨大。⑥宋代，兴化境内开展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修建了众多的陂、坝、堰、圳等，为兴化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据《仙游县志》记载：境内水利设施建设，“宋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县共有陂坝651座，初步解决了农田用水”。⑦莆田县境内陂、坝、塘、埭等水利设施更多，共有886座，位居全国第一。据史书记载：“自吴兴筑海为堤，以开北洋水利；裴次元筑海，以开南洋水利，莆人始得平地而居之。初仅凿塘开壑，以为救济；继而仁者不惜财，智者殚其虑，作陂筑坝，分引溪涧之水，以灌平原之田，于是南北洋始成乐土”。⑧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既缓解了兴化境内的洪涝灾害，又实现了农田的旱涝保收，穷山恶水的兴化军变成为鱼米之乡，出现了“风摇未麦垅东西浪，春入郊原远近香”的繁荣景象。①
二、农村经济开始快速发展
宋代，兴化境内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新修建的陂、堰、坝、渠等水利工程，利用溪流水位落差原理，实现自流灌溉，既节约了大量劳动力，又改善了大片盐碱地，一些原不能耕种的滩涂海田，因为有了淡水迅速改造成早涝保收的良田，许多地势较高的旱地，有了丰富的水源也变成了可以种植水稻的良田。特别是几大水陂建成投产之后，众多蓄水塘失去了作用，将其改造成为农田，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解决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如太平陂建成之后，原北洋的太和塘、屯前塘、东塘、胜寿塘、西冲塘等遂改造为农田，扩大了300多亩耕地，解决了太平陂的建陂经费。而木兰陂修筑之后，原南洋六大塘，遂废五塘为田，惟留国清一塘。据《兴化府志》记载：“陂既而塘废。（李）侯干五塘，并大小孤屿白水之地，垦田二百余顷。以八百石赡陂，设陂司掌其出纳，署李金紫户输田粮，惟留国清一塘助陂，以备大旱”。②木兰陂建成之后，既扩大了农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又解决了维护水利设施的经费问题。据《莆田县志》记载：木兰陂修筑后，“遂废五塘为田，令民兴之，岁得谷二千五百五十五石有奇”。③可见，宋代兴化水利设施效益良好，不但迅速缓解了莆田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使兴化平原2万顷盐碱地变成了高产田，穷乡僻壤的兴化军演变成富庶之邦。宋代莆籍诗人岳正有诗云：“不是满篓禾稻熟，敢因佳节出郊游......”反映了诗人对于家乡富庶的喜悦心情。④宋代兴化农村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与地方官员的积极作为有关。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大力鼓励农业发展，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北宋初起，兴化境内开始出现粮食短缺，地方政府通过鼓励农耕、发展经济等方式，解决食粮不足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形式就是颁布劝农文书。中国古代地方官员有劝课农桑的传统，宋代甚为流行，每逢仲春时节，伴随出郊劝农例行公事产生了许多劝农文书，虽然其中不乏徒为具文的官样文章，但也有不少总结农事经验、传播先进耕作技术和宣传种植稻麦菜豆的内容，有益于农业发展。如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仙游县令就有《普惠院劝农》诗：“青麻幪幪近人长，小麦青青大麦黄。令尹出郊闻好语，春来喜有半年粮。”从诗中可以看出官方劝课家桑的积极行为。⑤另一方面，地方官员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农耕技术革新，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如仙游县从“自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引进‘占城’稻”，水稻亩产量迅速提高。⑥“占城稻”是从越南引进的一种耐旱高产的“旱占”水稻品种，引进种植成功之后，境内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水稻新品种的引进和改良，对于提高莆田粮食产量意义十分重大。据史书记载：宋代福建水稻亩平均产量为1.5石，而兴化平原平均亩产量达到了2石，仅这一项就增加粮食100多万石（每石50千克）。
宋代兴化境内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百姓丰衣足食。据《莆田县志》记载：宋代境内“有单季稻、双季稻之别，又有籼谷和糯谷之分”。①“按种植季节分，有早、中（大冬稻、单季稻）晚稻，按品种类型有籼、粳、糯三种”。②庄稼一年三熟，两季水稻，一季蚕豆或大小麦，还有甘蔗、黄麻和蔬菜等经济作物。宋《仙溪志》记载：“稻之别有三：粳、秫、金成也。粟、麦、麻、豆”。③宋代兴化境内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增，库存丰裕，“建炎三年，因盗起，拨本军米二万五百石，纳于福州，以应军期急用，后遂为定例，谓之犹剩米”。④一个滨海小邑，竟可临时调拨二万五百石大米，且以后“袭为定例”，足以说明宋代兴化粮食之丰裕、政府财政之宽余、民众之富庶。
经过宋代经济的持续发展，兴化军彻底改变了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和经济落后的面貌，广大百姓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兴化士人生动地描述了兴化平原的风光美景：“夹岸荔枝红蘸水”与岸上金黄色的稻田和远处的青山相映生辉，呈现出江南水乡特有的壮丽画卷。木兰陂下游的“九十九沟”成为兴化境内主要的淡水鱼产区，每年秋天水稻成熟时，沟渠里成群的毛蟹游向海里产卵，在近海的沟渠和桥边，随手可以抓到肥美的野生毛蟹。春夏之交，天气闷热，大暴雨即将来临，为了防止木兰溪水泛滥，开闸放水，沟渠中水位陡降，大量沟螺来不及爬进水中，紧贴沟壁，伸手可捡。木兰春涨时，溪水越过河床，向两岸缓缓漫溢，倒灌到兴化平原的水田之中，鱼儿随溢水游入田中，在田间游来游去，好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邑人朱德善在《木兰陂》中称赞兴化平原的富庶情景：“万顷狂澜越壑低，中流砥柱卧龙栖。二神共飨东西庙，一水平分南北溪。雨过木兰瑶草长，秋深松柏翠云齐。仁波千载犹滂沛，到处春田足一犁”。⑤宋代，兴化军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使境内沟渠纵横交错，形成了水陆交通网络，既保障了农田水利灌溉，又兼有生产生活用水、航运交通、水产养殖等综合效益。特别是兴化平原的沟渠，为广大民众运送粮食、肥料、稻禾和收成庄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兴化商人利用四通八达的水渠进行货物运输，开展商业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节 宋代兴化境内经济作物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宋代，随着兴化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开始崛起，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商人队伍扩大奠定了基础。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交换成为产品交流的重要载体，兴化境内最早用于交换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蔗糖、荔枝、龙眼和茶叶等，但农产品又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局限性，如新鲜的荔枝、龙眼、枇杷等水果储存时间极短，新鲜的茶叶也无法储存。于是，便出现了农产品深加工行业。同时，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境内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又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
一、甘蔗种植与蔗糖加工
兴化地处闽中，依山濒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境内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适宜甘蔗生长。早在汉代时期，境内就有野生竹蔗，“早熟，中小茎，植株直立，分蘖力强，适应性广，耐旱、耐寒、耐瘠宿根性好”。①进入唐代之后，蔗糖市场需求旺盛，促进了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据宋《仙溪志》记载“甘蔗，赤者曰昆仑蔗，白赤者曰荻蔗，土人捣以为糖。枫亭者为最”。②到了“宋代，仙游捣蔗煮糖已列为货殖之利。枫亭为食糖交易的重要市场，并运销淮浙等地”。③
（一）甘蔗的栽培与种植
宋代，蔗糖销量大增，调动了兴化百姓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宋代兴化甘蔗品种开始多样化，有竹蔗、获蔗、芦蔗、茅蔗等多个品种，甘蔗产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甘蔗栽培技术也有较大的提高。据史书记载：甘蔗栽培“择其短者，（芽生节间，短则节密而芽多），掘坑深二尺、阔狭从便，断去尾，倒立坑中，土盖之”。宋代，兴化百姓总结出一套保持土地肥力的轮耕技术，即“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体力地力”。④有“五年二蔗”、“五年三蔗”两种轮耕方式。“五年二蔗”，即第一年为新植蔗，第二年宿根蔗，第三、四、五年种早稻（或大豆、花生）、晚稻、大小麦。“五年三蔗”，即前三年种植甘蔗，后两年种植水稻和小麦。由于甘蔗栽培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兴化甘蔗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
宋代兴化境内甘蔗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因为种植甘蔗比种植水稻、小麦获利更大。加上宋代对外贸易兴起，蔗糖需求剧增，价格上升，剌激了农民种植甘蔗的积极性。因此，大部分农田被用于植蔗，水稻种植面积不断萎缩，出现了“糖粮争田”现象。特别是地处丘陵地带的仙游县，受夏季台风影响较小，甘蔗产量高，近半数农田用于种植甘蔗，“田耗于蔗糖”十分严重。据史书记载：仙游生产的蔗糖，“岁运于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蔗之妨田固矣”。⑤蔗糖除了易货贸易之外，还可以用于朝贡、纳税等。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军每年进贡“白沙糖三千六百五十三斤”，“黑沙糖一千二百八十二斤”。⑥
（二）制糖业迅速发展
甘蔗的大面积种植促进了兴化制糖业的发展。兴化制糖业历史悠久，早在隋代之前境内就有制糖工艺。据史书记载：“唐代，农民制糖，使用木槽、木杵、春槌榨取蔗汁”，列鼎煮炼，调以石灰制成砂糖。⑦五代十国时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土糖坊”。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制糖工艺有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引进印度制糖新工艺之后，利用畜力榨糖，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仙游土糖坊遍布各蔗村，用石轳牛拉，手工榨取蔗汁。由二个石轳并立榨盆之上，其高53厘米，径宽76厘米，石轳圆柱上、下部中心各凿一个六方孔，均用竖木作为安装支撑转动轴。石轳齿轮16孔，齿轮高22厘米，宽5～6厘米，凹入深6～7厘米，齿轮中间凿一个孔，均装入长方体竖木，齿突出于外，作为转动用。圆柱石轳所突出之齿及凹入之孔相当。
石轳中轴贯以竖木、两石轳其一较长，名曰天杆。天杆之上部贯以桁一或二，榨蔗时，系牛于桁，人驱之，轳随桁转，由一人将6～9条蔗插入两石轳相切处榨之。第一次榨过的蔗渣，集齐插入再榨，经2～3次夹榨后，将蔗渣晒干作燃料用。用此法每昼夜可压榨甘蔗6～7吨，产糖300350公斤”。①制糖工艺的关键技术在于煮糖。甘蔗榨汁之后，经过炼煮方能成糖，据《兴化府志·货殖》记载：煮糖在“冬月蔗成后，取而断之，进坊压榨。蔗汁用大桶装贮，旋取入釜烹炼。煮糖鼎有‘品字’形一灶三口鼎和梅花形一灶四口鼎两种。煮炼以灰（石灰）薄口之，火候既足，蔗浆渐稠，乃取油渣点化之，另用大方盘，挹置盘内，拌匀，遂凝结成糖。其面光洁如漆，其脚粒粒如砂，故又曰砂糖。白糖，每岁正月内炼，砂糖为之，取乾好砂糖，在大釜中烹炼，用鸭蛋连清黄捣之，使渣滓上浮，用铁苽蓠撇取干净，看火候足，别用两器上下相乘，上日囫、下曰窝，囫下尖而有窍，窝内虚而底实，乃以草塞窍，取炼成糖浆置囫中，以物乘热揽之，及冷，糖凝定，糖油堕入窝中，上用赤泥封之，约半月后，又易封之，则糖油尽抽入窝，至大小暑月，乃破泥取糖，其近上者全白，近下者稍黑，遂曝乾之，用大桶装贮白糖出售。还有直接取蔗汁倾入煮糖鼎，加热后，以漏苽拂取污物泡渣，经过泸后纯净蔗液煮至甚浓，倾入圆锥形糖锅中，待其结晶，糖油下沉，露出白糖，即可晒干出售”。②宋代，兴化境内已经能够生产多种蔗糖。据《仙游县志》记载：“直接取蔗汁顷入煮糖鼎，加热后，以漏苽拂取污物泡渣，经过泸后纯净蔗液煮至甚浓，倾入圆锥形糖锅中”，可制作成白糖。③还有先制成“黑糖、板糖、粉糖、砂糖，再煮之成冰糖”。④“据宋《闽中记》载：‘获蔗节疏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宋乾道年间（1165～1173），冰糖销往国内外”。⑤弘治《兴化府志》也记载：“按宋志，以今蔗为竹蔗，别有荻蔗煮成冰糖”，⑥宋代兴化制糖技术处于全省领先水平，“仙游是福建省蔗糖主要产地，所产的白糖（奇白糖）、赤砂糖、红糖、板糖、冰糖，因其味清甜，为全省最佳”。⑦宋末，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制糖小作坊，时称“蔗铺”。据史书记载：“土糖坊多为蔗农集资合办，每年按户轮流作庄，作庄者称为‘坊头’，承制全村蔗糖。坊工由坊头雇用，一般由12人组成，坊外工6人，分压榨3人，烘晒蔗渣1人，烧火1人”。⑧同时，还有由个人投资经营的“蔗铺”，具有资本主义小作坊性质，加工蔗糖时收取加工费，既可以支付货币，也可以成品糖抵付，有些糖坊主还向蔗农直接收购蔗糖，然后转卖给糖商，以赚取差价。有些糖坊主本身就是经营蔗糖的商人，这是宋代兴化典型的农产品加工与销售二合一的商业运作模式。
宋代，蔗糖已经成为兴化境内易货交换的重要物资。据《仙游蔗糖志》记载：“早在唐宋时期就有盛产蔗糖和运销海内外的记载：‘甘蔗赤者曰昆仑蔗，白赤曰获蔗，土人捣以糖，枫亭者为最。’‘砂糖，捣蔗糖为之，太平港藉此贩易’。‘盛之万瓮，千艘桂辑，顺风扬帆，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①可见，宋代兴化蔗糖贸易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批专门经营蔗糖的商人。
二、荔枝树种植与荔枝干加工
荔枝是宋代兴化境内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由于兴化荔枝品质好、产量高、易栽培，早在唐代时期就成为兴化百姓的重要经济作物和副业收入。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荔枝种植面积继续扩大，荔枝加工技术不断提高，荔枝干已成为境内主要出口产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和东亚诸国。
（一）荔枝树的栽培与种植
宋代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荔枝“闽中唯四郡有之，......而兴化最为奇特”，“兴化军风俗，园池胜地唯种荔枝，虽有他果，不復见省。尤重‘陈紫’”②《枫亭志》中记载了一个动人故事：宋初，太平军节度使陈洪进的女儿陈玑，排行第十八，别名十八娘。这位官宦出身的富家女，同情百姓疾苦，变卖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百姓挖掘了一条从枫亭至惠安县驿坂的引水渠，以灌溉水渠两边的农田，并在长达十五里的水渠两旁种植了大量荔枝树。水渠两旁的荔枝色泽鲜紫、品质尤绝，味香鲜甜，深受百姓喜爱，为了感激陈玑，当地民众将水渠边的荔枝树取名为“十八娘红”。蔡襄把“十八娘红”誉为“绛衣仙子”，载入《荔枝谱》。苏东坡有诗赞曰：“红绡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由于兴化荔枝品质优良，“香气清远，色泽鲜紫。壳薄而平，瓤厚而莹。腊如桃花红，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绛雪”，成为宋代兴化主要对外贸易产品。③南宋宰相陈俊卿（莆田人）在《共乐堂》一诗中赞道：“共乐堂前花木深，登临当暑豁尘襟。红垂荔子千家熟，翠拥筼筜十亩阴。”④可见，宋代兴化境内荔枝种植面积之大。
宋代兴化百姓荔枝栽培技术已经成熟。据《仙游县志》记载：“南宋嘉定年间，仙游县荔枝已采用掇树法（今称高压枝法）育苗、‘壅新泥’改良土壤、‘一树浇肥一斛盐’保果”。⑤即选择品种优良的荔枝树，在其树干分叉处将树皮轻轻削掉一圈，包以草泥，经常浇水，待生根后移植土中种植。用掇树法繁殖荔枝，成活率高，树苗成长快，比核种荔枝缩短了许多时间，并为大面积种植荔枝奠定了基础。
蔡襄《荔枝谱》出版之后，兴化荔枝声名远扬。《荔枝谱》中列举的陈紫、江绿、方家红、游家紫、小陈紫、宋公荔枝、蓝家红、周家红、十八娘红等32个荔枝品种，身价倍增，需求量大增，促进了兴化荔枝种植面积的扩大。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县果树栽培历史悠久，唐、宋时，荔枝、龙眼已经成片栽培。宋代的枫亭‘烟炎万家，荔阴十里’。仙游东宅村尚存三株宋代荔枝，至今枝叶繁茂，硕果累累。宋代的榜头后坂八月荔枝、明代的仙水四月荔枝已经是当时的稀珍贡品”。①同时，宋代兴化荔枝还成为朝廷贡品，兴化军每年向朝廷上贡荔枝1141斤，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二）荔枝买卖与荔枝干加工
宋代，兴化境内荔枝买卖有果农“自售”和商人“包买”两种方式。果农自售一般是零星鲜果买卖，即果农将自家的荔枝采摘下后挑到市场出售。而商人包买一般是大宗买卖，为卖而买。
宋代兴化商人采取“断林式买卖”，也称“买青”。商人在果树开花之时，根据荔枝树的著花情况、气候条件和市场行情，预测荔枝的产量，出价买断单棵荔枝树，或成片果林。价格商定后，盈亏由商人自行承担。北宋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详细记载了“断林”式买卖的全过程，即“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卷，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②断林式包买商人风险较大，但利润丰厚。而对果农来说，则无后顾之忧，客观上促进了境内荔枝种植面积的扩大。同时，荔枝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蔡襄在《荔枝谱》记载：兴化商人将荔枝红盐之后“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朝鲜）、日本、琉球（今日本冲绳）、大食之属（沙特阿拉伯），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③可见，北宋时期，兴化荔枝已经畅销国内，并销往东亚各国。
宋代，兴化干果加工技术取了重大突破。虽然兴化荔枝果鲜肉嫩，味道甜美，但鲜果无法储藏，极易腐烂变质。所以，兴化百姓很早就开始探索荔枝干的加工技术。到了宋代，兴化荔枝加工技术有了较大提高。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兴化荔枝加工工艺有“红盐”、“密煎”、“暴晒”三种：“红盐之法，民间以盐梅卤（水）浸佛桑花代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干，色红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虫，称之红盐花”。暴晒法，即“白晒者正尔，烈日干之，以核坚为止，蓄之瓮中。密封百日，谓之出汗，去汗耐久，不然逾岁坏”。而“蜜煎，剥生荔枝，笮去其浆，然后蜜煮之”。“或用晒及半干者为煎，色黄白而味美可爱......”④可见北宋时期兴化百姓的荔枝干加工技术比较成熟，从而为大面积种植荔枝创造了条件。
三、龙眼树栽培与桂圆干加工
荔枝摘过，龙眼始熟，故曰荔奴，俗称桂圆。据《神农草木经》记载：“龙眼名‘益智’，出南海山谷”。中国盛产龙眼的地区有福建、广东、广西、四川和台湾等地，其中以福建最多，产量约占全国一半。而兴化所产龙眼质量为中国之冠，尤其是莆田的华亭、梧塘和仙游的盖尾、郊尾、榜头等地，龙眼品质好，备受青睐，诸如乌龙岭、下度本、油潭本、普明庵、乌壳尖、水南、泉州本、西铺本、处暑本等品种，都是兴化名优龙眼。其中下度本、乌龙岭、乌壳尖等品种产量最大。还有莆田水南的龙眼，品质更好，果味绝佳，纯甜无酸，果肉白如冰，表面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细纱，剥壳后掉在地上不沾泥沙。特别是“白核龙眼”，也叫“无核龙眼”，其果核只有米粒大小，色乳白，半透明，质柔软，鲜嫩爽口，味甜如蜜，含糖份高达25％左右，是世上稀有良种。
（一）龙眼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宋代，兴化龙眼名扬海内外，素有“兴化桂圆甲天下”之美誉。苏轼曾经赞曰：闽越人高荔枝，而下龙眼，吾为平之荔子，如食蛑蝤大蟹，所雪流膏一啖可饱。莆籍进士宋钰，有一首赞美兴化桂圆的诗：外衮黄金色，中怀白玉肤，臂破皆走盘，颗颗夜光珠。兴化桂圆以果粒大、可良率好、含糖高为特点，平均单果重量为13—19克，可良率65％—72％，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8.3％—5％，每百克果肉中含有维生素C43.12—167.7毫克，各种指标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的龙眼，这也是兴化龙眼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但龙眼树生长有较高的气候条件要求，需要气候温和雨露湿润的丘陵地带，一般种植于山坡之上。兴化军木兰溪两岸，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龙眼树生长的最佳之地，龙眼树成活率高、品质好、产量高。特别是宋代对外贸易繁荣之后，桂圆干成为主要出口产品，需求量剧增，在利益的驱动下，境内龙眼树种植面积日益扩大。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县木兰溪沿岸及南部丘陵地带为龙眼的主产区，气候适宜，果实品质更优，俗称‘溪货’素有‘溪货甲兴化’之美誉”。
“宋《仙溪志》也记述，榜头南溪一带‘碧溪龙眼为佳’。南宋末的榜头云庄、昆仑、后庄，已经成片栽培龙眼......”①尤其是莆田华亭乌龙本龙眼，品质优，果壳厚度适中，最适宜焙制桂圆干，成为宋廷指定的贡品。据《兴化府志》记载：宋代兴化军每年进贡桂圆干“一千二百九十五斤”，其数量位居众多贡品之首。②
（二）桂圆干加工技术日渐成熟
兴化龙眼除少部分生食外，大部分用于烘焙桂圆干。兴化桂圆干加工制作工艺源于唐末。进入宋代之后，兴化桂圆干烘焙技术更加成熟。据史书记载：兴化龙眼“入焙出舶”、“曝干寄远”，形成一整套桂圆干烘焙工艺，如选料、剪粒、过摇、初焙、再焙、剪蒂、分级、包装等工序。即先将新鲜龙眼逐个剪粒，装在大箩筐中，放在大水桶浸泡十几分钟，捞起晾干，倒进竹制双头弯的大筐里，渗些细沙，来回轻轻地摇晃200来下，使龙眼外壳互相摩擦而产生变化，呈褐黄色。待半小时后，再把龙眼放在烘焙灶上用温火烘培24小时，中途要进行3次翻焙，使桂圆干脱水均匀。
初次烘培后还要将桂圆干放置干燥处，让外壳将核中的剩余水分全部吸出，过五、六天之后再烘焙一次，使桂圆内核完全干透，以防止桂圆干中有残留水分而发霉。兴化桂圆干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客观上为龙眼树的大面积种植创造了条件。
（三）龙眼买卖方式
宋代兴化境内的龙眼买卖分为“青元”和“干元”两种买卖方式。青元买卖是在龙眼成熟之后，果农自己采摘龙眼，挑往集市销售。宋代，商业兴起之后，境内小商贩日渐增多，出现了不少专门销售水果的小商贩。果农除了自己销售外，有时也将龙眼转卖给小商小贩。而干元买卖主要是大宗青果买卖，一般是“焙主”或“走水客”直接向果农收购青元。“焙主”是专门焙制桂圆干的商人，他们大量收购青元之后，建立“焙炉”房，雇人焙制桂圆干。“走水客”则是专门从事桂圆干倒卖的商人，他们向“焙主”大批量收购桂圆干，然后用木船运到外地，倒卖给外省商人。
有些“走水客”自己并不开设商行，但有相对稳定的买主，一般是赚取差价或运费。宋代，兴化桂圆干大量销往江浙和江淮地区，深受各地百姓喜爱。尤其是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及北方各省，把兴化桂圆干视为御寒珍品，甚至把兴化桂圆干用玻璃盒包装起来，当作装饰品陈列。同时，兴化桂圆干还通过海运，销售往高丽、越南、琉球半岛等地，成为宋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
四、茶树种植与茶叶加工
茶叶是一种地域性很强的草本植物，汲山水之灵气，沐雨露之精华，不同水土生长不同的茶叶。隋朝以前，莆田境内就有野生茶树，但一般只作药用。进入唐代之后，随着汉人南迁的增多，兴化境内饮茶之风盛行，客观上促进了菜树的种植与茶叶的生产。如莆田龟山寺“辟茶园千亩，建十八座茶寮”，成为唐代莆田境内最大的茶园。到了宋代，兴化百姓形成了品茶习俗，北宋名臣蔡襄有首《试茶》诗：“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雪冻作成花，云闲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①百姓饮茶之风盛起，促进了兴化境内茶树栽培面积的扩大。蔡襄在《茶垄》中描写了兴化茶树种植盛况：“造化曾无私，亦有意所加。夜雨春作力，朝云护日华。千万碧玉枝，戢戢抽灵芽”。②蔡襄的《采茶》诗也描写了兴化农民采茶的繁忙景象：“春衫逐红旗，散入青林下。阴崖喜先至，新苗渐盈把。竞携筠笼归，更带山云泻”。③特别是蔡襄的《茶录》问世后，兴化茶叶身价百倍，茶树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形成了一个产业。
宋代兴化境内已经栽培出多个茶种。据史书记载：兴化茶树栽培“绿茶品种用种子繁殖，乌龙茶品种用压条法繁殖，茶园沿山顺坡开垦，栽植粗放”。④主要茶叶品种有“乌龙、桃仁、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政和大白茶、福安大白茶、大红、奇兰、肉桂、菜茶、福云八号和福云十号等”。⑤特别是“仙游度尾东山寺僧制‘药丹花’，赖店岩里寺‘九条茶’，系北宋时尚安祖师建寺后，采集寺周围山上野茶及双子叶植物纲山毛榉科的乔木树，摘其幼嫩芽叶制成，‘九条茶’有药、饮两用功效，久负盛名。南宋时，日本国和尚到此寺喝上‘九条茶’，极为赞赏，并带回日本”。⑥宋代“莆田华亭龟山寺、灵川石梯寺、西天尾林山南少林和仙游钟山麦斜岩、南雾寺、榜头塔山寺等，因其地处高山，名茶叠出，都是贡品茶的产地”。⑦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军每年进贡朝廷茶叶“二百二十三斤”。⑧能够成为朝廷贡茶，绝对不是普通茶叶。
宋代兴化境内制茶工艺日趋成熟。蔡襄在《茶录》中记载：“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箬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宋代，兴化百姓对茶叶的储藏也很讲究：“藏茶：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温，则御湿润。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茶宜干燥，收藏时用箬叶包裹，两三天焙一次，温度同人体温，以免焙焦。）”⑨宋代，兴化茶叶制作工艺日渐成熟，蔡襄有一首专门描写制茶的诗：“屑玉寸阴间，抟金新范里。规呈月正圆，势动龙初起。焙出香色全，争夸火候是”。①可见，早在北宋时期，兴化百姓已经能够掌握烘焙菜叶的最佳火候，制作出色香味俱全的好茶。据史书记载：仙游“郑宅茶”、“龙凤茶”，名闻京都，成为了贡品，被誉为福建七大名茶之一。蔡襄作为朝廷官员，不可能身体力行参与茶叶加工，他的作品中有关制茶、藏茶、泡茶的经验，自然来自家乡百姓的生产实践。
总之，宋代兴化农业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除了甘蔗、荔枝、龙眼、茶叶之外，还有柑桔、枇杷、香蕉、橄榄、芒果、文旦柚和柿、李、桃、枣等水果。特别是农产品加工技术的提高，为兴化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四节 宋代兴化军手工业经济发展概况
自北宋起，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浮于地，农耕不足于赡，自必有副业，以补其不足”，这也是宋代兴化手工业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原因。②宋代，兴化手工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无论是手工业生产规模，还是手工业品产量与质量，都大大突破了唐代，其发展水平赶上了农业经济，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手工业技术有了较大进步。一方面，手工业者的工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过唐代手工业的长期发展，兴化工匠积累了丰富的手工业制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境内手工业行业增多，手工业品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原汉人和江浙移民的陆续入莆，带来了先进手工业生产技术，如丝帛织品纺织技术、冶炼技术和陶瓷新工艺等，从而对兴化传统手工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兴化手工业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经过唐代农业的大开发，莆田农业经济出现了长足发展，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农产品日益丰富，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百姓生活逐渐提高，手工业品需求日趋旺盛，从而为兴化手工业发展和手工业品销售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兴化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兴化地理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县境依山濒海，水陆之产足于他邦......酒则以杭为曲，盐则编竹为盆，货殖之利则捣蔗为糖，渍蓝为淀，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布帛之幅则治麻与蕉，织丝以纡。纱出于土机者最精，绸粥于蚕户者为良用。物则窠蜂而取蜜，且溶其房以蜡。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铅而粉采柏而烛。凝土而燔之窑则埏埴之器通于三邑。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③许多自然资源在唐代之前还不能充分利用，而到了宋代之后已经能够有效地开发，如煮铁、制蜡、晒盐、青釉陶瓷等手工业技术日趋成熟，手工业工艺水平更加精湛，手工业品产量不断提高。
四是手工业队伍日益壮大。宋代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矛盾依然突出，一些无田少地的农民逐渐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从而为兴化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为郡，枕山带海，田三山之一；民服习衣亩，视浮食之民，亦三之一，计其为利微”。①所以说，无论是农业经济发展，还是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无论是市场需求的日益扩大，还是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多，都对宋代兴化手工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代，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众多，生产规模不一，收益也不尽相同。从行业规模看，从业人员最多的是纺织业，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纺纱织布。制糖业次之，蔗糖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排在第三位是制盐业，宋代兴化沿海创建了上里大盐场，食盐产量居全省前三名。据《仙溪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货殖有“盐，‘编竹节为盆，熬波出素’”。“沙塘，捣蔗为之。太平港藉此贩易”。“蜡，有黄蜡，无白蜡”。“铁，苏山蔡家世其业焉”。
“磁，白磁器出仁德里”。“铅粉，桃花、雪花二粉，县市所造”。“纸，竹纸出东西里，商人贩卖于莆、泉。纸出香山里，朱山及慈孝里洪仓”。“青靛，《尔雅》云马蓝”“红花，可染紫，一名茈草”。
“蕉布，‘取蕉，以灰理其皮，绩而成布，可以为署服。’出西里”。......②从史书记载分析，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纺织业、制陶业、盐业、造船业、刻书业和农产品加工为主，以制造业、建筑业、渔业和酿酒、制蜡、建材、造纸、雕刻等为辅的手工业体系。本节着重就纺织业、制陶业、盐业、造船、刻书等行业作简单的叙述。
一、纺织业
宋代福建纺织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纺织技术不断提高，达到了全国一流水平。“一些四川著名织帛工匠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福建丝织工匠都能迎刃而解”。③据史书记载：“徽宗宁间造柱衣，欲织锦作升龙附于柱，文辄不合，凡易百工不成，因以殿柱尺度付蜀工，亦不能造。有言建阳民善织，试使为之，既成，施之殿柱，文合为龙不差”。④因此，朝廷指定福建生产的罗、绫、纱、丝绵等纺织品为贡品。在福建纺织业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兴化纺织业开始快速发展。
（一）纺织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兴化境内纺织原料十分丰富，自古以来，兴化百姓就地取材，纺纱织布，自给自足，成为传统家庭手工业。据史书记载：莆田“黄麻产量居全省首位”。⑤“蕉麻苎葛、水湄蒲草随处可见，木有松、柏（梌）、杉、桑、山绵、木棉”。⑥进入宋代之后，兴化纺织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江浙的先进纺织技术传入了莆田，普遍采用纺纱车，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纺织品产量大增，纺织业开始由传统耕织结合的家庭副业逐渐向专业化商品生产过渡，并迅速发展成为地方特色行业。
北宋时期，兴化境内大面积种植木棉，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据彭乘的《续墨客挥犀》记载：“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其华成时如鹅毛。抽其绪，纺之以作布”。⑦木棉即棉花，古代称吉贝，耐旱，成活率高，“地无南北皆宜之”，且“功不在五谷之下”。所以，“种植木棉成为棉农衣食之资”，宋代兴化境内木棉种植十分普遍。
宋代，兴化百姓将传统的葛、麻纱线与棉纱混合织布，即“取藤抽丝，析而织之”，生产葛布，制成葛衣，为夏秋衣服。宋《仙溪志》中有关葛布、葛衣的记载很多，如“取蕉，以灰理其皮，织而成布，可以为署服”，“布帛之幅，则治麻与蕉，织丝以苎”。①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宋代政治经济中心，南方经济繁荣，丝帛绸布需求剧增，促进了南方丝绸织品的发展。
据史书记载：兴化军“南宋宝祐年间，绝大多数农家植桑养蚕”。②据《八闽通志》记载：兴化有“绸：兼丝布细缉苎麻，杂丝绩之。宋本军土贡葛布十匹，后以非土宜，而代之以此。生苎布：白纻布以灰治之，其色纯白。（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有，而莆之涵头、吉了出者尤佳）”。③可见，宋代兴化境内的纺织品，品质上乘，成为朝廷贡品。
纺织业是宋代兴化最主要的手工业行业，仅次于农业。莆籍诗人刘弇在《龙云集》中云：“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④可见兴化纺织业规模之大。据《游洋志》记载“兴化为邑，僻在万山之中，舟船不至，民性质朴，多事稼穑，而妇习任织”，农家妇女在家纺纱织布，以补贴家用。⑤蔡襄在《端明集》中描述了北宋时期兴化妇女纺纱织布的盛况：“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⑥郑得来在《连江里志》也记载：兴化妇女“亦事纺织，以供衣食，故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谓之机布”。⑦可见，宋代兴化境内纺织业生产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多。
但由于古代统计数据不全，兴化纺织业的从业人员、生产数量和销售情况等均无记载，后人很难还原宋代兴化纺织业的基本概况，不过从地方政府财税征收情况可以看出宋代兴化纺织业的生产规模及贸易情况。据宋绍熙年间兴化军夏税征收记载：布税是兴化军四大赋税之一，“本军领三县额设夏税，正钱、布钱、折麦钱、折草钱四色，总计一万七千一十一贯六百九十八文，省”，其中“有土贡。本军岁贡葛布十一匹（以土产缣丝布充）、绵一百两（系军资库收买起发）”，“有冬衣赐。合用绢三千五百匹，紬七百五十布匹，绵八千一百五十两”。⑧纺织品税赋数量仅次于田赋，说明宋代兴化纺织业已成为境内第二大支柱产业。
（二）纺织技术改进与纺织品日益多样化
北宋时期，兴化纺纱技术有较大的进步，旧的纺织工艺逐渐被淘汰，先进的纺织机具开始引进，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纺织工序，如赶、弹、卷、纺、軠、织、染等工艺，普遍应用于纺织生产之中。宋代，兴化引进了“五腕竹弓弹吉贝”工艺，即用手扯松棉絮，梳理成条，手握茸就纺，纺成纱线。特别是集开棉和清棉于一身的线弦竹弧小竹弓新工艺，利用振荡原理，将棉花振松后，纺成纱线，不但提高了纺纱速度，而且纱线质量更优，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同时，采用新式脚踏式纺车进行织布，俗称“土机”，既省力，速度又快，布料均匀细密、光滑平整。宋《仙溪志》中记载：“纱出于土机者最精，绸粥于蚕户者为良”。⑨宋代兴化纺织品质量好、品种多。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兴化已生产蕉布、苎布、棉布、绸布”，以及丝、帛、紬等多个品种。①《宋志》对兴化纺织品种类有着详细的记载。如“莆有生苎布。其法：绩苎为纱，纺而之，名福生布。其纱不纺，用糯米糊烈日中抽过而织之，名褊纱布”。蕉布是兴化境内产量最多的一种布料。“此布性硬而脆，染作真红，极鲜亮；染青可作员领”。②加上蕉布透气、吸汗，适应沿海炎热气候，深受百姓欢迎。
宋代，兴化生产的苎麻布、紬布和棉布，数量甚多。据《宋志》载：“细绩苎麻杂丝织以为布”。“其布均匀疏朗，他方人乍见爱之”。“本军岁贡绵百两。以非土产，岁就军资库掇钱收买”。③《兴化府志》中也记载了宋代紬布和棉布的生产情况：“土产之丝多疵，以为紬絁可也。紬音俦，厚缯酾，缯似布者”。④以紬絁代替蚕丝织成的布料，美观大方，质优价廉，非常畅销。另外，兴化沿海一带还生产棉布，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有绵布，织吉贝为之。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⑤宋代，兴化境内还生产以纻麻丝为材质的“丽密”布，俗称“贡绸”，被朝廷指定为贡品。据《仙溪志》记载：贡绸“是以细织纻麻皮，杂丝织为布”。⑥贡绸以苎麻为原料，加入一些蚕丝，“以丝为经，以苎麻杂丝为纬”，经过严密辔而成，俗称纻麻丝布。⑦这种纻麻丝布柔软细密，均匀对称，远销大江南北。由于进贡朝廷的“贡绸”数量有限，宫中供不应求，朝廷特地派人到兴化军“置场收买”，大量收购“贡绸”，贮藏于尚衣库，作为奖赏百官的礼品。⑧时任北宋宰相的蔡京（仙游枫亭人），最喜欢穿家乡贡绸制成的青道衣，平时又习惯乘坐用棕叶草编的蒲轿。陆游在《陆放翁集》中记载：“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⑨可见，宋代兴化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纺织品质量大有提高，深受达官贵人所喜爱。
（三）蓝靛生产与印染业发展
宋代，兴化纺织业兴盛促进了染布业的发展。在化工染料尚未问世之前，蓝靛成为纺织品的主要染料。荀子《劝学篇》有句名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其中的青就是靛。靛又称大青，俗名山皇后、大青臭、大叶地骨皮，属马鞭科，叶椭圆形，叶背粗糙。夏季开花，花粉红色，果球形，呈蓝色。靛是兴化特产，以仙游西北部山区（今书峰乡）产量最多。
靛全身是宝，根可作药用，专治偏头痛、关节炎、肢软无力、血淋、劳热、消瘦、丹毒和竹叶青蛇咬伤等病毒。叶茎是制靛的原料，而靛又是染布的原料，用蓝靛印染的布匹，色泽柔和悦目，经久不褪色。
宋代，兴化境内大青栽培技术非常成熟，百姓采取扦插法栽培青苗。大青系野生植物，通常生长在潮湿的灌木丛中，既怕高温，又怕霜冻；既怕旱，又怕涝，生长环境很讲究，需要阳光柔和、不干不湿和不冷不热的气候条件。宋代兴化农民已经掌握了大青的生长习性，通常用木头搭架，上面盖些杂草，遮住部分阳光，不让其直接照到大青树叶上，使其在和煦的阳光下生长。宋代兴化百姓采取插条法栽培大青，选择适当的青树，砍其中一节树枝，插在松软的土中，经常浇水，长出根来，即可成活。整个栽培周期100天左右，以后每隔20～30天收割一次。一棵大青可活三年，第二年出靛率最佳。
蓝靛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只需挖一个直径二米、深一米的水池，中间略深，象个浴盆，注入清水，将收割的大青放入水中浸泡，温度掌握在30℃左右，三天后捞出青梗，留下蓝蓝浓水，投入石灰搅拌催化，使其起化学反应。然后进行过滤脱水，制成蓝靛。据《兴化府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有淀。按淀，以蓝为之。马蓝叶大，槐蓝叶细，皆可为淀。蔡襄在《江南月录》云：‘采，以船盛水，浸除滓梗，以灰揽之即成淀，转贩入浙。’据此，则自宋以来，莆人擅蓝淀之利矣”。①所以，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蓝靛销售市场，在莆田的城里、仙游的城关和枫亭等地，都有销售蓝靛的商店。同时，一些商人还将蓝靛销售到江浙一带，成为百姓的重要经济收入。
宋代兴化纺织品印染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早在唐代时期，兴化百姓就利用天然植物作为染料，将白布染成红、黑、蓝等单色布。到了宋代，随着印染技术的不断提高，兴化百姓能够染印多色花布。据《仙溪志》载：“渍蓝为靛，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②即利用靛蓝类植物，浸制成染料，把土布染成朱、青、兰、蓝、黑等多种颜色，并设计出简单的花样图案，染成花布，以提高纺织品的附加值。据史书记载：兴化“农民采用栽种的靛蓝类植物（俗称小青）浸制成染料，把土布染成青、蓝、黑色，做衣服、被单等”。③
（四）纺织品生产与贸易
宋代，兴化纺织业生产方式有了较大变化。虽然纺织品生产仍然以家庭作坊为主、工场手工业为辅，但纺织品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性质。据《兴化府志》记载：“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每四五日织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④所以，宋代兴化纺织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的某些特征。
宋代，兴化境内纺织品贸易非常兴盛。据史书记载：“宋代，境内民间村姑以棉麻纺纱织布，俗称‘土纱布’，其自给有余，还进集市圩日交易，主要品种有蕉布、苎麻布。随后还出现一种以棉经苎纬或麻经棉纬的‘土细布’，也上市经营，进入民间消费”。⑤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城镇里布庄已成一大行业。经营品种有：境内手工织造的苎麻布、土细布，莆田输人的棉纱布，福州、苏州、杭州的绫、罗、绸、缎”。特别是莆田县“城乡布庄已自成一业。境内的文峰宫、大路均设有布庄、布店，经销苎麻布、土细布、棉纱布等十多种地产纺织品，亦调进少量苏杭的绫罗绸缎等名品，以供达官富豪阶层的消费需求”。⑥纺织品市场需求的日益扩大，客观上促进了兴化纺织品生产与贸易。
宋代兴化纺织业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纺织品用途广泛。既是家庭日用品，又可以用于纳税、完租和代役；既是重要军用物资，也是宋金贸易的主要商品；既可以“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进行换钱、易粟和买卖，还可以作为“使君作细远相寄，表似夷锦红欲燃”的馈赠佳品。①二是宋代中国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促进了纺织品需求的扩大。特别是南宋时期，南方丝棉织品需求量大增，纺织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兴化纺织业的发展，农家妇女普遍“亦事纺织，以供衣食，故有夜尝纱而旦成布，谓之机布，其余则贸易，以为利”。②二、宋代盐业政策与盐业生产管理
食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因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常常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国家专卖品。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具有发展盐业的天然条件，但由于历史原因，唐以前兴化盐业生产相对滞后。直至唐末宋初，兴化制盐业才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宋代推广晒盐法之后，境内制盐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占居了全省重要位置。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共设置5个官办盐仓，“城乡集镇官盐批办、零售或代销的‘盐子店’，自成一大行业”，成为福建四大产盐基地之一。③
（一）宋代盐业政策转变与兴化制盐业发展
食盐专卖制度起于西汉，盛于宋。宋初盐法极为严厉，“私炼者三斤死，擅货官盐入禁法地分者十斤死”。④宋代名臣蔡襄曾在奏折中提到：兴化军莆田县的五所陂塘，在天圣年中至宝元二年（1039年）先后被废，原靠塘水灌溉的一千余顷海农田，除了百余亩之外，大多变成盐碱地，“洲县多不与放免租赋，人户逃移；见居者又因括土煎盐，而枉陷刑狱”。⑤可见宋代盐法极其严厉，百姓在自己地里“括土煎盐”，都是违法行为。宋“嘉祐（1056—1063年）间，蔡襄札子云：‘臣于去年曾上言福建路州军盐官中煎卖所费甚多，获利甚少；枉令百姓日陷刑狱。臣条理利害，允许百姓纳盐通煎，许客人纳钱于百路通贩。’”⑥他请求朝廷放宽了盐业专卖政策，允许私人纳税产盐。
北宋时期，朝廷盐业政策非常严厉，有一套严密的盐业生产、销售与管理制度。制盐户称为“盐户”或“亭户”，主要是官役的民户，盐工称“盐丁”，煮盐地称“盐场”，盐税称“盐课”。官府控制盐户生产，按官定盐额制盐上交，不得私下贩买食盐。食盐销售也分为官卖与通商两种，朝廷通过“盐法”、“丁盐法”、“立铺配买法”、“扑买法”和“盐钞法”等，以管制盐业生产和保证盐课收入。宋代“盐法”规定：在桑蚕未收成前，政府先把官盐借予农民食用，农民以丝绢棉布偿还政府的赋税。“丁盐法”是以百姓需盐多寡来计算，按人口售给食盐；“产盐法”是以产盐数量多少上交盐税；“立铺配买法”即由朝廷发给销售许可证，允许个别商人立铺卖盐；“扑买法”即准许商人在规定区域行使食盐专卖权；“盐钞法”规定商人先在朝廷指定的“榷货务”付款，取得“盐钞”，再到产盐地取盐贩卖。“盐钞法”实际上也是纸币的起源。宋代食盐运输有官运和商运两种方式。北宋初年多为官运，北宋末起多为商运。
食盐专卖和“盐课”是宋廷的重要财源。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国家总税收约为四千五百万贯，其中盐税占七百一十万贯。兴化军也是如此，盐利有“盐课”和“专卖”两种税赋。据史书记载：“宋初，泉州等4州实行‘产盐法’，强制百姓计产输钱。仙游年产食盐二十七万八百六十九斤，计钱五千三百八十二贯七百三十四文”。①熙宁十年（1077年），兴化军开征了盐仓钱，仅次于田赋和纺织品税，故有“莆利盐为大”之说法。②
（二）晒盐新工艺的发明与推广
“莆田东南临海，浅海滩涂面积广，海水含盐度达3°BC（波美度）左右，出盐率高，沿海气候适宜四季产盐，素为海盐的主产区”。③唐之前，兴化百姓沿用汉代牢盆煮盐法，也称“熬波”，即“编竹为盆，煮波出盐”。到了唐末，境内煎盐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先从海水中提取卤水，“海水有咸卤，潮涨而过埕，则卤水归土中。潮退，日曝，至生白花，取以淋卤”。④然后对卤水浓度进行测试，将莲子放在卤水之中，莲子浮则浓度厚，可用于煎盐。后来，又用鸡蛋和桃核仁测试卤水浓度，“卤水浓度厚则鸡蛋、桃核仁垂直浮在卤水上，若卤水浓度只及一半，则鸡蛋、桃核仁沉底”。⑤卤水浓度低，则含盐量低，不宜煎盐。煎盐时“把径1丈深1尺，平底的铁制盐盘上下四周涂上牡蛎壳灰，置于灶上。灶眼（即燃烧室）多的有十二三个，少的有七八个，各灶眼共同加热于盐盘。用竹节管自卤池接引卤水注入盐盘，煮沸后卤水逐渐浓厚，水蒸发后就剩下盐。然后用竹帚在盐盘内扫集，用竹片推堆，用镬子打捞湿盐移入灶旁木架上的竹篾筐内。依照上述工序周而复始，每昼夜可煮盐三起，大盐盘一起可得干盐100公斤，小盐盘一起可得干盐10—15公斤”。⑥但柴薪煎盐，成本高，产量低，兴化盐业的发展缓慢。
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出现了“结砂”制盐法。“结砂”就是晒盐。据《兴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莆盐用晒法。莆人云：‘陈候教我。’（按陈侯名应功，涵江东山人）”。⑦据《千年涵江》记载：“宋初，邑人陈应功，东山（今涵东）东人，改革‘煎盐法，’首创‘晒盐法’，即利用海潮出没的滩涂作为制盐池，铺以瓦片，纳入海水，借助阳光，晒蒸成卤水，逐步凝出盐粒。
从而节省大量燃料和人力，且工效明显，原产盐量大增。‘自是沿海皆遵其制’，迅速带动盐业发展”。⑧为了纪念陈应功发明晒盐法，朝廷为其树碑立传，嘉庆十五年（1810年）莆田盐政吕良在《重建世祖忠圣侯庙碑》中记载：“岁壬戍（1820年），余以简命来视盐政，以其（应功）改煎为晒，裕国便民，凡朔望祷祈，无不躬亲谒庙”。清庚子（1840年）四月，福建盐务巴扬阿到涵江视察盐场，拜谒忠侯庙，族人重修，请记碑文。巴遂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其撰文：“且于盐政易薪火而为晒曝，使海滨人共享乐利。今而后，其君子车舆筐口而至，其小人徒御扉屦以口口台湾、金门、下游四郡，梯航瓜代者，无不取道于庙后”，并悬匾曰“德盛惠孚”。⑨但后人对陈应功发明晒盐法持有异议，认为史书中所指的是莆田陈姓人，不一定是陈应功。《兴化府志》中也有不确定的记载：“闻初有陈姓者，居陈侯庙南，为人多智计，私取海水日曝盐园中，及成，乃教其乡之人。后人失真，遂以为陈侯云”。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晒盐法为莆田陈姓人所发明，宋代兴化军制盐业之所以发达，与晒盐法的推广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兴化盐业生产与管理
宋代食盐生产管理制度与唐代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唐代一般先由私人生产食盐，但个人不得擅自销售食盐，须由政府收购后，指定商人代销。所以，唐代兴化境内多为独户煎盐，生产规模小，产量低。进入宋代之后，地方政府为了加强盐业生产管理，将分散的盐民“编为盐户，联户为团，分配定额进行食盐生产”。②设立了监、场、务三级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盐民的生产与食盐流通。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涵江孝义乡设上里场，距城20里，东至海，西至佘浦塘，南至新浦、三江口，北至福清峰头村，分为8个团：新浦、半埕、东曾、小山、田头、埔城、东蔡、沟上，共有盐坎2.11万坎，户额7.41万担，场灶885户”，“是福建沿海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盐场子之一”。③特别是“采用晒盐法后，产量大增。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御史梁成大称：‘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于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之民食焉。’”④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军的盐课，“总计三千六百六十三贯一百七十文”。⑤仅“涵头（今涵江）岁责盐课三百万斤”，设“有涵头盐仓钱。通判厅岁支亍本钱一百八十一万斤”。“仙游县霍溪盐埕并地及船粤等钱，计八百四十八贯七百五十四文”，“仙游浮产盐钱四右九十九贯五百七十文”。⑥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制盐业出现了长足发展，盐产量位居全省第二位。
三、制陶工艺改进与瓷器生产
兴化境内瓷土储量丰富，制陶业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就有制陶工艺，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兴化制陶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宋代兴化制陶业发展迅速，境内陶窑众多，品种繁杂，远销海内外。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龙华、度尾等地已经成批生产陶瓷，产品销往莆田、惠安、晋江一带”。⑦弘治《兴化府志》也记载：“考宋志，兴化县徐州有青瓷窑，（明代）今废。近仙游县万善里潭边有青瓷窑，烧造成器皿颇佳。今本县北洋澄林有瓷窑，烧粗碗碟；南洋濑溪有瓷窑，烧酒缸、花盆等器，景德里又有瓦窑，专烧造砖瓦，阖郡资为用”。⑧经建国后考古发现，莆田境内有多处宋代古窑址，有几万平方米的宋代古瓷片散布和丰富的成品陶瓷堆积，可见宋代陶瓷生产规模之大。比较著名的宋代古窑址有仙游县西北部的古窑群，如度尾镇的埔尾窑址、碗边窑址、云居山窑址、圣山窑址和大济镇溪车窑址等。还有涵江区庄边的徐州窑址、荔城区西天尾镇的碗洋瓷窑和城厢区灵川镇的青蛙山瓷窑、东海镇的许山瓷窑等古遗址。
（一）仙游县陶瓷生产概况
宋代，仙游县西北部有众多瓷窑，如度尾镇的埔尾村和圣山村、大济镇的溪口村、龙华镇的磨头村等，至今还保留着宋代古窑址。埔尾村的古窑址位于仙游西部仙永公路中段的度尾镇境内，陶窑生产和陶品堆放范围包括埔尾、屏山、云居村三个村，至今还有后窑、破窑、前窑、窑嘴（口）等地名。其中有一处窑址很是奇特，窑口常年涌出涓涓清水，灌溉周边几十亩农田。传说埔尾原有九十九个瓷窑相连，是德化陶瓷的分支，且有母子窑之说。
宋代，仙游制陶工艺精湛，陶瓷品种繁多。据古遗物鉴查，埔尾瓷窑群出土的陶瓷残片，有大蓝瓷片、匣钵、青瓷、影青等多种陶瓷产品，瓷骨细润、釉彩光滑，器形多样，以青瓷平底器居多，也有褐色瓷碗及瓷片，还有碗、碟、匙、盘、罐等陶瓷产品，外面施釉不到底，底足露胎。
其中内外印刻花纹的瓷器产品，采用贴彩画或绘彩画工艺，须经过二次或多道工序才能制成。花瓶、酒壶、三足炉、高足杯等瓷器，其造型、纹饰、釉色皆仿官窑，是宋代兴化陶瓷的代表作。
仙游县陶窑规模最大的是度尾镇霞溪村的北宋古窑址，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堆积瓷片约2米高，现仍有大量的青瓷彩碗片、匣钵、陶垫等残瓷，窑孔内存有成迭碗坯、陶垫和青瓷碗成品等。宋代仙游境内最有代表性是仿龙泉的“珠光眚瓷”日用瓷器和陈设品瓷器，工艺精湛，瓷器表面光滑、莹亮透明、线条疏明，装饰考究、造型别致，体现了宋代兴化陶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二）兴化县陶瓷生产与销售
宋代兴化军规模最大的古陶窑为兴化县徐州瓷窑。该窑址位于现涵江区庄边镇涂洋村境内，据《兴化府志》记载：“考宋志，兴化县徐州有青瓷窑”。①徐州青瓷窑址分布在兴化县涂洋村的三个山岗上，周边蕴藏着大量瓷矿土，森林资源丰富，附近有溪流，能够满足陶瓷大量生产的资源需要。徐州古窑依坡而建，坡度20度，床宽2.8米，底部铺沙，俗称“软底”。窑壁厚12厘米，体高2.8米，拱顶，窑具有漏斗型閘钵，圆周饼型垫饼，采用一体一器的正置仰法烧与托座垫底的器物重叠法。经考古发现，徐州青瓷窑的废窑堆放范围达20000平方米，有大量的青瓷残片，呈灰色、或灰白色，兼有灰黄色，陶瓷表面度釉，但釉层较薄，釉的颜色以青灰色为主，青黄色次之，主要产品有碗、盘、蝶、杯、盅、执壶、炉、瓶等，碗类居多。从制陶工艺看，徐州瓷器胎体坚实，普遍施半釉，釉层较薄，莹亮透明，陶片中含有少量细砂，外观略显粗糙而厚重，瓷器表面刻有弧线、莲花、缠技卷草和数组直线纹。徐州瓷窑中的折腹碟，类似龙泉窑南宋早期的制品，剔刻花式侈品碗于龙泉窑中晚期风格相似，印花折口盘则近似于南宋晚期至元代的制陶工艺。从徐州窑生产规模和陶瓷风格看，陶瓷产品以外销为主。20世纪80年代期间，在台湾、日本、越南等地考古出土的陶瓷文物，都有徐州窑的产品。
（三）莆田县陶瓷生产与销售
宋代，莆田县灵川、西天尾、花亭等地都有瓷窑。仅灵川地区就有三处宋代古窑址，即青蛙山窑址、许山窑址和龙品山窑址。窑址堆积范围约2000平方米，废陶片堆积层最厚为5米，有大量的陶支圈、闸体和青白瓷等。灵川窑生产的陶瓷胎体呈灰白色，质量较轻薄，器物多施釉不及底，采取模具成形，然后再上轮盘修整，产品有贝碗、杯、瓶、折口盘、小碟、盅、双耳小罐、胆式瓶、折腹碟、敛口瓶等。还有西天尾碗洋村的宋代瓷窑，主要陶品有折口或敛口盘、折腹碟、盅、胆式瓶、双耳小罐等，其胎釉、成型、装饰和装烧工艺与徐州窑大体相似，陶器表面的刻划花和印花工艺装饰比较粗糙，布局疏明，纹样有篦梳状线条纹、篦点纹、莲花、莲瓣、菊花、菊瓣、牡丹、双鱼、鱼藻以及几何线形图案，经考古专家鉴定属，属同安窑系列，其工艺技法仿造浙江龙泉窑风格，造型及装饰与龙泉窑南宋至元代的器物一致，其产品销售渠道主要是台湾和东南亚各国。
宋代兴化境内制陶业十分发达，陶瓷产量达到了一定规模，成为东南沿海陶瓷生产基地。但从目前出土的古窑址和陶制品分析，经专家考证均为民窑，未监证出官窑遗址，说明宋代兴化境内制陶业仍然是以民间作坊为主，但也不排除官窑存在的可能性。
四、造船工艺改进与造船业的崛起
兴化军背山面海，溪流众多，水系发达，纵横交错，溪海相连，水路交通方便，为境内造船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兴化北部山高林密，木材丰富，也为兴化造船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特别是在陆路交通尚且落后的古代，车轿成为达官贵人的专利，而舟船便成为广大百姓出行、生产、运输和贸易的重要交通工具，这也是古代兴化境内造船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兴化造船业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有造船技术。东吴政权统治闽中期间，善于水战的东吴军队对兴化造船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军队在莆田境内伐木造船，战争需要剌激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到了唐代，随着农业大开发和对外贸易的兴起，粮食、水果和手工业品运输量越来越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造船作坊，主要生产沟船、溪船和渡船等。据史书记载：“宋代，福建造船业发达，福、泉、兴、漳四地所造海船享誉天下。莆田舟匠也能建造船面宽达八丈以上的远洋大船，掌握了宋元时期全国第一流的造船技术”。“兴化成为福建四大造船基地之一”。①宋代兴化造船企业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官办造船作坊。官办造船作坊由朝廷和地方政府提供经费，通过服徭役方式抽调手工业者造船，所造舟船均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征用，作为军队、漕运等用途。据史书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六月二十七日，中书门下省奏：温州进士王宪上言：伏睹给降空名告下福建、浙东安抚司造海船”。②可见，宋朝廷有专项拨款，由地方政府督办制造官用船只。二是地方政府委托私人作坊造船或修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乾道八年二月六日招福建安抚司，将已招水军五百人毕数起发，仍令诸寨选择堪壮大船五只，乘载往沿海制置司水军收隶，却从福建安抚司截上供钱造海船二只使用。缘两路船样不同，乞下福建安抚司依温州平县莆门寨新造巡船，面阔二丈八尺，上面转板，平坦如路，堪通战斗。乞令人户依此打造。”③说明当时福建境内只打造运输船，朝廷要求福建仿造温州船式打造战船。又如“淳熙九年六月十三日知福州赵汝愚言：‘本路海道阔远，盗贼出没不常’全籍战船逐时出海巡捕，其间有年岁深远损坏去处，除本州自备钱物，措置修葺外，......乞行下泉漳州兴化军于合发窠名钱每船量与截拨钱五百贯，省添贴打造”。④可见，宋代地方政府时有拨款委托兴化私人作坊造船，或委托私人作坊修船。三是兴化民间也有众多的造船修船小作坊。兴化境内河流众多，水路交通发达，沟船、溪船成为境内主要交通工具，从唐代起就有不少百姓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从事水上运输，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同时，宋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造船业和修船业十分兴盛。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嘉定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①可见，当时有不少兴化沿海百姓自己出资造船，进行了长途贩运，对外贸易的兴起，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
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造船行业。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既能建造用于生产的溪船、沟船，“也能建造船面宽达八丈以上的远洋大船”（商船），甚至还可以建造大型漕运船和军用战船。如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次明州，召集海舟甚急。先是，仲春遣监察御史，莆田林之平往福建募舟千只......建炎三年，车驾南渡。议者招募海舟为不虞之备，复招之平为福建广南路招募使。之平历闽、广，募六百余艘，由温、台赴行在”。②林之平系莆田人，当时也在兴化境内征募了不少大型船只。“到南宋代末，兴化军拥有的船只数量非常庞大，据《元史》载：元军高兴部攻陷兴化军城时，除了捕获陈文龙及数千军士外，还‘获海船七千余艘’，用于补充元军水师。能充当水师使用的船只必定是大型船只，一个只有三个县的小邑、人口不足四十万，竟然拥有至少七千条大船。可见当时兴化军造船业是何等发达，航海业是何等繁荣”。③以上史料出于《元史》高兴将军传记，但从宋代兴化沿海的港口实际情况看，停泊七千艘海船非常困难，《元史》中所指元军在兴化沿海缴获海船七千余艘，可能泛指兴化周边沿海，至少包括泉州沿海，或许渗进了水份，现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即宋末兴化沿海船只众多，渔业和海运业发达。
五、宋代兴化刻书业繁荣与书籍商品化发展
古代刻书业（印刷业）是手工业中一个重要行业。据史书记载：“宋代刻书地有三：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④经济繁荣必然伴随着文化发达，而文化发达又促进了刻书业发展。
“宋代福建刻书最发达的地区，一是建阳建瓯，二是福州，三是莆田”。⑤随着宋代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兴化刻书业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
（一）刻书业的兴起与发展
隋唐之前，书籍均用手写，且不多有，其重要原因是刻书工艺落后，书籍昂贵。进入隋朝之后，中国出现了雕版印书工艺，成为中国印刷业发展的新里程碑。据史书记载：隋开皇十三年（593），朝廷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但只限于浮屠经像，对于民间作品没有硬性要求。从中唐起，其雕刻印书渐兴。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书已流行全国。
兴化刻书业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境内就有金钢镌刻，徐寅在《自咏十韵》中记载：“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面图呈”。说明当时境内已有镌刻工艺，出现了专业的刻书坊，专门经营印书和图书。到了五代十国时，莆田刻书技术大幅提高，境内出现了雕板印刷技术，即把木雕工艺运用到刻书业中，大大提高了刻书和印刷效率。根据莆田市图书馆古代书籍资料馆藏，现仍存有唐代兴化刻本8部83卷，而失传的刻本不计其数。
宋代，兴化刻书手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特别是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书仓”、“郡斋”、“宗敬堂”、“荔陷山房”、“长盛堂”等刻书坊。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刻书艺人陈振孙，刻书工艺精湛，蔡襄的《荔枝谱》、《开元天宝遗事》和《先秦经籍考》等多部宋代名著都出于他手。现莆田市图书馆保存的宋代刻本，有《后村居士集》、《尔雅注》、《复斋易说》、《荔枝谱》、《莆阳志》等60部871卷，其中有记载而没有刻本的书籍更多。
宋代兴化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客观上也促进了境内刻书业的繁荣。唐代科举兴盛，莆仙两县先后有林藻、陈峤、徐寅等21人考中进士，科举取仕的选人制度，极大地剌激兴化这个灵毓之乡的读书风气。到了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读书仕进的风尚，书堂遍布、书院林立，除官办县学、军学外，私人书院、书堂、私塾遍布城乡，出现了“比屋业儒，不废读书”、“三家两书堂”、“十室九书屋”等景象。莆籍大学士翁承赞曾经形象地描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①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和“以读书为业”的风气。这种崇尚儒学的习俗，为兴化刻书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史书记载：宋代莆仙两县共考取进士1756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赢得了“进士之乡”的美誉。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文人墨客众多，著书立说成风，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刻书业的发展。
（二）宋代兴化刻书坊经营方式
宋代，兴化刻书坊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形式。官刻是官办性质的刻书坊，旨在宣扬名教和提供士人阅读的范本。但官刻业务有限，主要是经史方面的官定读物，如“莆田郡斋”、“兴化军学”等，都是官办刻书坊。家刻主要是刻印自家著作，其目的是为了弘扬地方文化，或传播本家思想，或收藏家祖作品。坊刻属于商业性刻书坊，由私人投资创办，以盈利为目的，是宋代兴化刻书业的主体。宋代兴化私人刻书坊众多，雕版印刷字迹清晰、字形工整、着墨均匀、装帧精美，无论是在规模、品种方面，还是业务量方面，都超过了官刻和家刻。
宋代兴化境内刻书业务十分繁荣，主要有六大块：一是作者刻印自家作品，即家刻。宋代兴化境内文人墨客众多，朝廷政要比比皆是，达官贵人为了宣扬自已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花钱雇人印刻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以赠送他人。诸如刘克庄的《后村大全集》、郑樵的《通志》、蔡襄的《荔枝谱》和《茶录》等，都是广为流传的名著，且多次刻印，这些书籍虽然没有进入市场流通，但对兴化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家族刻书收藏，主要是一些书香门第和官宦后裔，整理印刻祖先作品，如蔡襄、黄仲元、方大琮等后代，整理印刻了大量先祖书稿，有的作品还多次印刻，刻印量很大，如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蔡襄后裔委托兴化军学印刻《蔡忠惠集》36卷；宋庆元五年（1199年），莆人黄汝嘉刻印胡安国的《春秋传》30卷；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莆阳许兴裔刻赵彦肃的《复斋易说》6卷......这些都是宋代兴化刻书业的重要业务，一般以家刻为主，即雇用手工业者在自家刻印，但也有委托私人刻书坊刻印。
三是郡县出资印刻书籍，即官府出资创办的刻书坊。主要是刻印朝廷指定的读物、文书、法令等资料，平时也翻刻一些名著，如宋嘉定七年（1214年），兴化郡斋刻印了李俊甫的《莆阳比事》。宋淳祐九年（1249年），莆田郡斋刊刻刘克庄的《后村居土集》50卷。还有“兴化军学刻印①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开元天宝遗事》”。①这部分印刻业务主要由官府出资，不具有商业性质，但刻印量也不少。
四是刻书坊的商业性业务。私人刻书坊除了承接外来委托的刻书业务之外，还经常选择一些名著、诗集、散文和教科书等进行翻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刻印成书后出售给书院、书堂和收藏者，以谋取利益。这部分书籍纯属商品书，也是刻书坊的主要业务。
五是印刻本地的各种刊物。宋代兴化境内发行了多种刊物，据宋洪迈的《溶合斋随笔》记载：“近岁兴化学刊《遗事》”，就是宋代兴化著名刊物，印量不少。又如林希逸在《后村居士集》跋中记载：“莆名郡也，前辈诸闻人，文字散落不少，......余尽官所藏，刊之郡斋”。还有“宋宝庆三年（1227年），莆田教官陈森刊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②这些《遗事》、《郡斋》和陈森《刊本》等，也是兴化刻书业务的重要部分。
六是寺院的佛经刻印业务。宋代中国境内佛教盛行，兴化各地寺院遍布，约有200多座，2万多僧尼，经书需求量很大，加上当时僧尼地位很高，收入颇丰，又不纳税，自然有钱刻印佛经。
宋代经书的刻印业务主要是由私人刻书坊承接，数量很大。
（三）图书收藏与销售
兴化境内图书市场非常活跃。兴化士人形成了一股藏书之风，许多达官贵人视书为财富，喜欢收藏各种书籍，作为财产留给子孙后代。宋代兴化各书院、官学和私塾都建有藏书楼，且有大量藏书，出现了“书楼林立”和“三家两书屋”的景象。诸如“一经堂”、“富文楼”、“金紫方”、“万卷楼”、“三余斋”、“墨林方氏”、“寿峰方氏”等书楼，藏书都超过了万卷。还有余日华的“桔巨阁”、谢洪的“经史楼”、李氏的“藏六堂”、吴叔告的“叔告书楼”等，藏书均在万卷以上。
宋代，兴化籍朝廷命官大多有收藏书籍的爱好，如仙游士人陈郯，一生喜爱书籍，到处查访、收集古籍，或抄书装订成册进行储藏。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谢洪，筹建了“经史阁”，藏书达万卷以上。宋代司封郎中傅诚，将一生的薪俸全部用于购书收藏。仙游县举人朱元飞，一生喜欢购书、藏书和建设藏书楼，临终前将书籍作为财产分给3个儿子。南宋淳熙五年（1178）进士，秘书丞兼代工部郎官余崇龟，建有“静胜堂”，藏书万余卷。还有嘉定七年（1214）进士，南宋藏书家郑可复，一生俭朴，唯喜藏书。受兴化藏书风气影响，兴化的地方官员也喜欢收集古书集。
据史书记载：“宋宝庆三年（1227年），兴化军通判陈振孙搜集了兴化各家藏书3039种，51180卷，并在这基础上修撰了《直斋书录解题》。宋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祭郑氏、方氏、吴氏早书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③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兴化军私人藏书巨大，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名列前茅，堪与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宋代诗人刘克庄曾经说：“吾里藏书多善本，洲泮多英才，傍考互校......莆本当优于广、越矣！”④这种藏书风气，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印书业的发展。
刻书业的繁荣又加速了兴化图书商品化进程。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尊儒爱书习俗和“聚书为财”的风气，对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兴化的文人墨客，认为书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如宋进士林霆，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吾为汝曹获留良产矣”。莆田名儒林坤（字仲之），常常对人讲：“吾蓄书数千卷，苟有子孙贤，足矣；不贤，多财活为累耳”。许多兴化士人“捐金帛购书籍惟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①重金求书、高价购书的风气和视书为财的习俗，导致兴化书市繁荣，书斋林立，图书交易量不断扩大。
刻书业的繁荣还带动了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行业的发展。宋代兴化境内出现了专门销售文化用品的商人，郡城、涵江、黄石、枫亭和仙游县城等地，均有经营纸张、笔墨、砚台等文化用品的商店，文化用品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
六、其他手工业发展概况
宋代，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不断增多，除了农产品加工、纺织、制盐、制陶、造船和刻书等六大行业外，还有建筑、酿酒、制蜡、建材、造纸、木雕、石刻、冶炼、金银首饰加工等行业。在此选择几种手工业行业进行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兴化手工业发展概况。
（一）建筑业
宋代，兴化境内从事建筑业的人员众多，形成了木匠、泥匠、石匠、木雕、石雕、建材等工匠队伍。从唐代起，兴化境内大兴土木，建筑寺院，促进了建筑业的迅速发展。宋代，兴化境内又建筑了众多的寺院庙宇，如梅峰寺、襄山寺、龙华寺等。这些寺庙规模宏大，设计复杂，用料考究，体现了宋代兴化建筑业的特有风格和一流的建筑水平。
首先，宋代兴化军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军城修建，造就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建筑队伍。如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搬迁后，知军段鹏筹巨资修筑莆田军城，内筑周长2里又310步的“子城”，以护官署衙门，建造了“谯楼”作为兴化郡城的城门和门楼。
还外筑土城，以护城区居民。宋宣和三年（1221年），兴化军再次修筑郡城，周长7里又83步，墙高1.5丈，基厚7.5尺，改土墙为砖砌，引北河水为护城河，开辟了五个城门，东称望海，西号肃清，南叫望仙，北为拱辰，东北名宁真，各个城门都有城楼。宋绍定初年，城墙年久失修，墙倾盗起，民众深受其害，邑人陈宓倡议再修城垣，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城修建。绍定三年（1230年），知军曾用虎率民众建成周长1298.8丈，高1.8丈的石砌城墙，使兴化郡城成为福建三座名城之一，俗称“铜延平（南平）、铁邵武、石莆田”。由于多次大规模地修筑郡城，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发展。
其次，宋代兴化境内建筑了众多桥梁，培养了一批修桥铺路的专业人才，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莆田有一百七十座桥梁，宋建设五十座”。②其中仅李富一家就捐建大小桥梁34座，如清宁桥、万寿桥、新桥等。这些桥梁以石桥为主，木桥为辅，表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宋代兴化桥梁建筑的一流水平。其中最著名的是泉州郡守蔡襄主持建筑的万安桥（洛阳桥）。万安桥从北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开始修建，至嘉祐三年（公元1056年）结束，历时6年，投资巨大，工程复杂。万安桥座落于泉州境内，但主持建桥的泉州知府蔡襄系仙游人，故招募了大量的兴化工匠参与万安桥建筑。该桥的“筏形基础”筑桥技术为世界首创，特别是利用海蛎繁殖来胶固桥基的方法，即“种蛎固基”法，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桥梁建设史上一大技术突破。万安桥与北京卢沟桥、河北赵州桥、广东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也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成为我国桥梁史上一座丰碑。所以，宋代大规模的城墙修筑、桥梁建筑和寺院庙宇建设，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二）家具和木雕业
莆田境内家具行业起源东晋时期，发展于唐代。进入宋代之后，木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手工业。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县内已有利用亭、榜头、龙华等地已有竹木器手工业，产品以生活用具为主，农具为辅”，主要产品龙眼木，黄杨木、檀香木之材料，生产家具和工艺品”。①仙游“宋代，境内城关、枫有“木制品有门、窗、床、橱、桌、椅、桶等；竹制品有筐、箩、筛、簸箕、扁担、竹椅、竹床、蒸笼、竹席、竹篮等”。②莆田木雕起源于汉，发展于晋，盛于唐宋。从晋朝开始，境内寺院建筑开始采用雕塑工艺，促进了境内艺雕业的兴起。隋唐时期，莆田境内大兴土木，建筑寺庙，木雕装饰、木雕佛像和木刻经书等需求量大增，促进了兴化木雕业的迅速发展。到了宋代，兴化艺雕技术又有较大的提高，以人物、花卉等题材的围屏、栏杆、木雕古玩、乐器等木雕家具和工艺品随处可见，雕工精细，栩栩如生。宋末，从泉州港、枫亭港大量输入了菲律宾的紫檀、鸡翅木等名贵木材，成为上乘的木雕原料，促进了兴化木雕业的迅速发展，赢得了“精微透雕”之美称。
宋代，兴化境内开始生产木雕家具，即把木雕工艺融入家具制作之中。兴化木雕家具结构考究、装饰华美、造型简洁、明快清新，将圆雕、透雕、浮雕和仕女、花鸟山水等木雕艺术，融入家具之中，使家具造型千姿百态，具有实用、观赏和收藏价值。
（三）其他手工业
宋代，兴化境内还有酿酒、酝蜜、制蜡、造纸、冶炼、采矿等手工业。据《仙溪志》记载：“酒则以粳为粬”，“用物则窠而取蜜，且溶其房以蜡，惟人家养蜂所酝”，“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炼铅而粉，采柏而烛”，“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宋志》也记载：“莆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陆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③可见，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酿酒、制蜜、制腊、造纸、炼铁等多种手工业。
宋代兴化境内粮食加工业迅速兴起，出现了石臼、石磨等传统的粮食加工工具，建立了众多的粮食加工作坊，其中最著名的是兴化米粉加工。据史书记载：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钱四娘修筑木兰陂时，兴化军主簿黎畛受命协助建陂。为了解决大批民工的吃饭问题，黎畛将广东老家的米粉加工设备和技术传入兴化，生产出方便易熟的兴化米粉，并指导百姓大量加工制作，以解决民工吃饭难问题。黎畛因公遇难殉职后，民工们就以米粉、米酒祭江，建庙纪念。此后，兴化米粉工艺世世代代流传，成为莆田地方著名特色小吃。
宋代兴化境内造纸业也很兴盛。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造纸业始于唐代，先制楮衾后造竹纸。产地香山里（今赖店镇）朱山村及慈孝里（今枫亭、园庄）洪仓村。后其他产纸区也多在山区竹林茂盛处”。④到了宋代，兴化境内“因竹料充裕，且质亦胜楮（楮衾即纸被），乃改用柔竹纸。仙游县竹纸最早出自东西乡，当时已大宗生产，商人贩卖于莆田、泉州等地”。⑤此外，还有“藤纸”、“皮纸”和“专以事鬼神”的“纸胚”，以及用红花染色的“红色纸”、“米色纸”等。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刻书业发达，开始引进高档印书纸。据《宋志》记载：“兴化县辜岭村厚有藤纸。
彭志：莆田县文赋里茧村有皮纸，近多辍业。莆人所用纸，皆自顺昌等县贩而至者。近九座等处产纸胚，其纸不可书字，专以事鬼；邻邑有黄氏者，因而致富”。①据“《闽产录异》云：兴化产红花，施乌梅染纸，价廉工省。又有米色纸，乳细金为燂头，为帧眉，坚实不烂”。②可见，宋代兴化境内造纸业发达，品种众多，成为一个重要手工业。
总之，宋代是兴化手工业崛起与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但手工业行业众多，而且形成了一支人员众多、技术精湛的从业队伍。这些手工业者逐渐脱离了农业，成为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场的经营者，对于兴化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随着手工业品的大量生产，境内商贸流通日益繁荣，客观上又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第一节 宋代土地管理制度转变与赋税政策改革
经过隋唐300多年的农业开发，莆仙两县经济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一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地方经济发展奠定了劳动力基础。莆仙两县地处偏僻，隋唐之前只是个经济落后的小县，人口不多，交通不便。唐五季时期，中原战乱，汉人大量南迁，繁衍生殖，境内人口迅速增多。据《仙溪志》记载：仙游“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故老相传，其时主客未满千户也，宋兴三百余年，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④到了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兴化军人口大增，居民达63157户，人口148647人，比唐初增加了近3倍。据《福建通志》记载：宋绍熙年间，兴化军总户数增至109089户，总人口171784人。兴化军之所以从宋代起经济繁荣，商贾众多，不但与多元的人口结构有关，也与地狭人稠、粮食短缺和沿海地理优势有关。南宋诗人刘克庄有“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南通药缺参”，“民赖广米积济，客舟至则就籴”等诗句，可见宋代兴化境内人口众多，粮荒严重，这也是促进莆田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隋唐之前，莆仙两县僻处海隅，经济十分落后，“地僻而物货悭，商旅罕至”，“隋唐以来，财富多仰于江南”。而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水陆之产足于他邦，五谷之种随所宜树，六牲之物随所宜畜”。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日益增多，商人队伍不断扩大，商业经济持续繁荣，“税赋多于他邦”。①
一、宋代土地管理制度转变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大多与土地管理制度和农业赋税政策是否开明有关。
无论是西周的成康之治，还是西汉的文景之治；无论是隋朝的开皇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之治；无论是宋代的咸平之治，还是清朝的康乾盛世，执政者都从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入手，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宋代兴化军经济之所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宋代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商业赋税政策不无关系。
后唐时期，中国政治腐败，战乱频繁，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但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王朝，却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之一，农业开发热潮持续不衰，农产品生产与加工日渐发达，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出现这种盛况的根本原因，除了唐代奠定的良好经济基础外，最关键的是宋代土地政策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宋统治者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深刻认识到土地兼并对国家的危害，一旦土地向少数人集中，不仅使国家税源大量流失，而且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还会铤而走险，聚啸山林，打家劫舍，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甚至导致改朝换代。于是，为了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宋统治者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管理制度。②所谓“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废弃“授田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唐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采取“授田制”，由朝廷直接授予功臣或朝廷命官若干土地，且可以世袭，久而久之，土地逐渐集中到官僚阶层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成为游民。“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就是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促进土地商品化，允许土地流转与买卖，国家不干预地主的土地买卖。同时，宋代还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成为自己的恒业，并从政策上给予支持鼓励。宋廷规定：凡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朝廷给予一定奖励，辖区内田畴荒芜超过一定面积，官员要受处罚。这种封建私有制土地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百姓垦荒造田的积极性，使社会各阶层都加入到土地垦植之中，在很短时间里就开辟出大量的荒山、荒地和荒滩，许多闲置的水域、滩涂、沙地得到了开发，出现了众多的新垦圩田、沙田、架田、葑田等，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除了规定私人可以拥有土地外，宋代地方政府还拥有大量的国有土地，如官庄田、学田、屯田和职田等。兴化军重视教育，学田数量很多，据乾隆《莆田县志》记载：绍兴二年（公元1191年）“知军赵彦励拨废寺方广田产共计三十八顷九十九有奇，悉归于学”；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知军王居安拨永宁废刹田十顷有厅归于学”；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兴化“知军杨梦信拨钱六十万赎濠泄田凡七十亩”作为学田；嘉熙年间（公元1237—1240年），“知军张友拨崇福寺福田三百亩，以赡养生徒”。①这些公有学田、社田大多数租佃给当地农民耕种，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客观上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积极的土地政策鼓励下，传统的“授田制”迅速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形成，土地流转速度加剧，出现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同时，宋代的土地租佃契约关系也有较大改进，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租佃关系一般由双方自行决定，比较宽松自由。宋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要求，推动了土地垦植，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出现了“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繁荣景象。②
二、宋代农业赋税制度改革
宋代农业赋税政策与唐代相比有较大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宋朝沿袭唐代的两税制，即夏、秋两税，但宋代两税制与唐代两税制有很大的不同。宋代两税制专指田赋，朝廷的田赋法令规定：各地方政府按土地数量和质量向土地所有者收税，每年夏、秋各收一次，即夏税（秋苗）和秋税（是指每年秋收后按田亩征收粮食）。王安石变法时，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众多法律。特别是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司农寺制定颁布的《方田均税条约》，对宋代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方田均税条约》分为“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知县举行土地丈量，按土壤肥瘠定为五等，地主须按等级交纳赋税。“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率。据《仙溪志》记载：“绍兴中，诏天下行经界法，量亩步，置砧基，而县之版赋始定”。③《方田均税法》清出了地主豪强隐瞒的大量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如仙游县实行“分田均税法”之后，虽然田赋总量增加了，但农民人均田赋却有所减轻。宋绍兴中，仙游县田赋“夏秋二料役钱：岁额共管一万三百六十五贯七百二十八文”。“秋税：苗白米额管二千五百七十二石八斗九升。
职白米额管九百二十石四斗五升。苗糙米额管一万七十二石三斗六升。庄糙米额管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升八合”。④税赋总量较以前增加了一成多，而农民人均税赋却有所减少。
宋朝基于财政收入考虑，还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两种，纳税对象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没有产业的客户则可以少承担或不承担赋税。这种赋税政策对贫困农民来说多少有些照顾。但到了南宋后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量农民逃亡，寺观荒废，官府将苛税强加在未逃亡的农民身上，赋税日趋繁重。据《仙溪志》记载：“隋唐以来，财赋多仰于江南。绍兴中，诏天下行经界法，量亩步，置砧基，而县之版赋始定。以土色计产，而县之产钱比他邑为最重。比年以来，民户兼并而逃产无所归，寺观不济而虚产不可豁，由是经赋沦失，县计焦熬”。①可见，北宋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封建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而南宋末期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衰退，也与土地政策变化有关。
第二节 宋代兴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
宋代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矛盾日渐凸显，粮食短缺推动了物价上涨，社会矛盾开始出现。为了缓解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兴化军鼓励百姓垦荒种植，围海造田，扩大耕地面积。
宋熙宁八年（1070年），宋廷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兴化军掀起了一场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一、宋代兴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据史书记载：“自是熙宁中，四方之民，辐辏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②宋初在兴化军主政的陈洪进（字济川，914年—985年）系本地人（今仙游县枫亭镇），希望造福乡里，重视农业发展，在兴化境内大兴水利设施建设。莆田的馆洋陂、南安陂和枫亭等地的水利设施，都是在陈洪进主持下兴建的。宋庆历年间（1041—1049年），北宋端明殿大学士蔡襄出任福州知府时，修建了“涵头”水利设施，扩大了入海闸，重建了慈寿陡门，即端明陡门，俗称“陡门头”，至今坚如壁垒。还有兴化知军刘谔也组织民众修建了太平陂，钱四娘和李宏捐资修筑了木兰陂，仙游知县蔡次传也组织百姓修建了官杜陂，这些都是宋代新建的大型水利设施。据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二年至元丰六年（977—1083年）的106年中，莆田县先民在木兰、延寿、萩芦三大溪中建成木兰、南安、泗华、太平等四大水陂，受益面积10多万亩。宋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已有陂坝685处”。③据《八闽通志》记载：“宋代，仙游县共筑有陂堰塘627处，灌溉农田6.7万亩，居全国各县第二位”。④这些水利设施建设，对兴化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节着重介绍南安陂、太平陂、木兰陂和仙游县官杜陂的建设情况，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南安陂
《兴化军祥应庙记》中记载：“夫七闽诸郡，莆田最为濒海，地多咸卤，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无川渎沟洫之利。旬日不雨，则民有粒食之忧，每岁以旱而祷于神”。⑤唐之前，兴化境内缺水严重，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成为广大农民的一件大事。进入唐代之后，莆仙两县百姓开始大量修筑蓄水塘，以解决盐碱地改造与农田灌溉的用水问题。但蓄水塘储水量有限，“且塘之潴水，易涝易除，旱涝难资”，“岁旱则塘无馀润”，不能从根本解决旱时的农田灌溉问题，也不能适应盐碱地改造的大量用水。①据史书记载：兴化“始塍海为田，然而溪涨左冲，海咸右啮，农不偿种，吏安取科......议水利者，谓筑陂堰之，凿河流以导溪流，而潴之设斗门。涵泄以待河溢而尾闾泄之，庶几蕰隆弗能虫，怀襄弗能鱼，下济民艰，上输国赋，诚一方之急务也！”②兴化境内虽然溪流众多，水源丰富，但地势倾斜，易涝易旱，如何利用溪水灌溉，始终成为兴化官民关注的问题。太平兴国元年至三年（公元976—978年），“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在萩芦溪迎仙渡截溪筑上、下二陂，溉田百余顷”。③南安陂位于萩芦溪下游的江口镇石狮村，该陂未建之前，陈洪进曾经组织民众修筑了馆洋陂，但因选址不科学，水位落差小，蓄水量不多，灌溉面积有限。于是，陈洪进又组织民众在萩芦溪上游修筑南安陂，俗称“乞食陂”。据《莆田县志》记载：南安陂为浆砌条石滚水坝，陂高2.94米，长379.3米，坝体结构非常牢固，采用宽0.6米、厚0.3米、长3～4米、重1.4～2.0吨的大条石砌筑。陂右端设有排砂闸和进水闸，并修筑了干渠10.2千米，使萩芦溪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兴化平原。南安陂是宋初兴化军最早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灌溉农田达7000多亩，大大缓解了兴化平原的农田缺水问题。
（二）太平陂
太平陂是继南安陂之后修建的又一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兴化知军刘谔组织民众在萩芦镇崇林村莲花石处修筑太平陂。太平陂又称太和陂，位于萩芦溪上游，离兴化军城约20千米，流域面积约432平方千米，水源丰富，长年流水不断。据《兴化府志》记载：“太平陂，亦名太和陂，宋嘉祐间（1056～1063年）知军刘谔创，灌兴教、延寿二里田七百顷”，“谔址石溪流堰为陂，深二丈、宽20丈，水色绀碧，流源演迤，乃作圳引而南注，圳沿山而行，皆用石砌理，遇山壑断处，乃作砥柱联驾石船而飞渡之，其势盘折，蛇行二十余里，及入境，乃分上下二圳，上圳得水七分以灌兴教、延寿二里高仰田土，下圳得水三分，专灌兴教里吴塘、漏头等处平洋田地”。④太平陂水利工程建设十分艰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经7年才竣工。宋绍定年间（1228—1233年），兴化军对太平陂进行重修加固，提高了水位，增加了蓄水量，并修筑了多条引水渠，进一步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太平陂是宋代兴化军修建的又一大型水利工程，约有7万多亩农田得到了有效灌溉，使兴化平原（北洋）成为旱涝保收的农田。
（三）木兰陂
木兰陂是我国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中国古代五大古陂之一。木兰陂位于莆田市区西南5千米处的木兰山下，位于木兰溪和兴化湾的汇流处。木兰陂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至元丰六年建成（1083年），是宋代兴化境内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保存完整并发挥其水利效用。
木兰陂未筑前，兴化平原溪海汇合，淡咸不分，滔滔海潮溯溪而上，直涌到仙游的灵陂（现林陂），距今入海口近百里之远。加上木兰溪入海口无遮无栏，遇洪则泛，海潮上涌横流，遍地皆咸，兴化平原“只生蒲草，不长禾苗”。对于木兰溪泛滥成灾的史实，《木兰陂志略》有详细的记载：“按永春、德化、仙游溷三十六涧之水，由维新里（今华亭、濑溪一带）突流而下，海涛潮汐又从白湖（今阔口港）鼓涌而上。方春夏交，霪涝奔腾，则四郊皆泽国也；若遇秋汛涛翻，则望洋似海，四郊又斥卤也。虽有六塘可资潴蓄，然利不胜害，下流之潴蓄不能上流之崩突也”。①几千年来，滔滔不断的木兰溪，既是孕育兴化百姓的母亲河，也是境内洪涝灾害的始作俑者。
木兰陂建筑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据史书记载：第一次修筑木兰陂是在治平元年（1064年），传说18岁的姑娘钱四娘（长乐人），随其父亲从广东离任返回家乡途经兴化时，目睹了木兰陂洪水泛滥的惨境。回家后，钱四娘变卖家产，捐赀巨万，在木兰溪下游将军岩山下兴建水陂。木兰陂建成后不久，突发洪水，水陂被冲垮，功亏一篑。钱四娘悲愤不已，投水殉身，兴化百姓怀念钱四娘的功德，为她建祠纪念。
第二次修筑木兰陂是在治平末年。钱四娘修筑木兰陂失败之后，她的同乡林从世也捐家财十万缗，在木兰溪下游出海口处筑陂。但因木兰溪下游出口处溪面狭窄，受海水和溪流的双重冲击，一场暴雨与天文大潮先后冲击，又将林从世修筑的陂坝冲毁。
第三次修筑木兰陂是在熙宁八年（1075年）。据史书记载：“时蔡公兄弟京（蔡京）、卞（蔡卞），感涅之灵谶，念梓里之横流，屡请于朝，乃下诏募筑陂者。时福州有义士李宏，家雄于财而心乐于施。蔡公以书招之，遂顷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本陂！”②李宏吸取前人筑陂失败的经验教训，邀请了水利专家冯知相助，选择在钱四娘与林从世陂址之间的木兰山下兴建陂坝。此处“溪广水漫，两山夹峙左右，翊以当其冲”，“所其定基，视钱陂在下流，视林陂在上流，海潮无吞噬之忧”，且“陂基下有盘石，桓亘北山，基固石为址而成之”。③由于木兰山下河床宽阔，水流平缓，海拔适中，既避免了海潮的正面冲击，又可以避免洪水毁坏。同时，陂址位于木兰溪下游的上端，沿溪河谷狭长，回水淹没农田较少，造价低，风险小，灌溉面积大。许多现代水利专家对木兰陂选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木兰陂址的选择，既科学又合理，不但减少了工程造价，而且成为木兰陂成功修筑的关键所在。
木兰陂主体工程竣工之后，为了减缓海潮冲击，兴化军组织民众在出海口处修筑了障潮海堤2500米，有效地进行了护陂。同时，还开挖了大小水沟百余条，其中大沟7条，利用兴化平原的海沟，疏竣成引水渠。还开凿了109条小水沟，俗称“九十九沟”，使木兰溪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兴化平原。
整个木兰陂水利工程由陂、堰、堤、渠、沟等几部分构成，是莆田古代历史上最宏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宋代福建境内规模最大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宏伟水利工程。木兰陂建成后，灌溉农田面积达10多万亩，受益千秋万代。据《宋志》记载：“越之鉴湖，溉田几半会稽，兴化之木兰陂，民田万顷，岁饮其泽”。④修筑了木兰陂，“后有塍海而耕，皆仰余波，计其所溉，殆及万顷，变泻卤为上腴，更早暵为膏泽，自是南洋之田，天不能旱，水不能涝......兴化军储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田尤多，民素苦之，由是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穷人，皆为高赀温户”。⑤郑樵在《城山松隐岩》一诗中道：“青嶂回环画屏倚，晴窗制入春湖水，村村丛树绿于蓝，点点行人去如蚁。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麦垅相纵横，黄昏倦客忘归去，孤月亭亭云外生”。①一眼望去“天上银河分一派，莆中粒食共千春”；“庙门斜向东流水，烟火茫茫遍海滨”。②李宏花了八年心血于元丰六年（1083年）建成了千年不毁的木兰陂，而自己却积劳成疾，在巡视木兰灌区途中病倒，英年早逝，长眠于兴化平原的大孤屿（现荔城区黄石镇金山村），终年41岁。兴化百姓为了纪念钱四娘、林从世和李宏等建陂功绩，为之建庙以祀。莆籍诗人柯举有诗曰：“十载叠叠势纡回，木兰不朽李侯名。壶山水绕恩波在，村北村南处处耕”。③。
（四）仙游县水利设施建设
宋代仙游境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仙游居万山之中，农所资者，惟取涧泉、岩溜以为灌溉。遇高则堰之，堰者；壅水以上田也。遇低则陂之；陂者，障水以入田也”。④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仙游东乡平原（今榜头镇）开始修筑官杜陂。官杜陂位于榜头镇赤荷村溪口，截引木兰溪支流的仙水溪水源，灌溉仙游东乡的大片农田。仙水溪位于仙游东北部，发端于兴太山区，整个流域集雨面积达180平方千米，在现仙游县榜头镇南部与木兰溪汇合。官杜陂原为官、杜两陂，官陂居上，杜陂居下，相距150米，均用河卵石砌筑，同时还修建水渠18千米。官杜陂建成后，灌溉仙游东乡平原农田3000多亩，缓解了仙游县东部的农田缺水问题。据史书记载：“淳祐二年（1242年），兴化知军杨栋和仙游知县蔡次传在仙游县东乡（今榜头）筑陂引水，灌溉农田3000亩。受惠的有今榜头、赖店、城东等地。至此，仙游县已有陂堰610处，可溉农田10万亩”。⑤宋代，仙游境内还修建了众多的陂、堰、塘等水利设施。据《兴化府志》记载：“功建里陂有九，堰十有三，塘一”；“孝仁里，旧日香山里归并，共陂三十有四”；“善化里，旧廉洁里、璇珠里归并，共陂五十有五，堰二十、塘一”；“仁德里，旧保德里、养志里归并，共陂五十有四，堰十，塘一”；“永兴里，陂五十，堰一，泉一”；“折桂里，旧咸平里、党德里归并，共陂六十二，堰十有一，塘七，泉四，坑一，窑一”；“文贤里，旧昼锦里归并，共陂十有九，堰二”；“连江里陂二十二，塘二”；“慈孝里，旧依安里归并，共陂五十有一，堰九，池一”；“文贤里，旧清泉里归并，共陂三十有三，堰二，湖一，圳一”；“兴贤里，旧永福里归并，共陂十有六，堰十有一，井三，泉五，坑一”；“万善里陂三十七”。可见，宋代仙游境内水利工程建设规模之巨大。⑥宋代，兴化境内开展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修建了众多的陂、坝、堰、圳等，为兴化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据《仙游县志》记载：境内水利设施建设，“宋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县共有陂坝651座，初步解决了农田用水”。⑦莆田县境内陂、坝、塘、埭等水利设施更多，共有886座，位居全国第一。据史书记载：“自吴兴筑海为堤，以开北洋水利；裴次元筑海，以开南洋水利，莆人始得平地而居之。初仅凿塘开壑，以为救济；继而仁者不惜财，智者殚其虑，作陂筑坝，分引溪涧之水，以灌平原之田，于是南北洋始成乐土”。⑧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既缓解了兴化境内的洪涝灾害，又实现了农田的旱涝保收，穷山恶水的兴化军变成为鱼米之乡，出现了“风摇未麦垅东西浪，春入郊原远近香”的繁荣景象。①
二、农村经济开始快速发展
宋代，兴化境内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新修建的陂、堰、坝、渠等水利工程，利用溪流水位落差原理，实现自流灌溉，既节约了大量劳动力，又改善了大片盐碱地，一些原不能耕种的滩涂海田，因为有了淡水迅速改造成早涝保收的良田，许多地势较高的旱地，有了丰富的水源也变成了可以种植水稻的良田。特别是几大水陂建成投产之后，众多蓄水塘失去了作用，将其改造成为农田，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解决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如太平陂建成之后，原北洋的太和塘、屯前塘、东塘、胜寿塘、西冲塘等遂改造为农田，扩大了300多亩耕地，解决了太平陂的建陂经费。而木兰陂修筑之后，原南洋六大塘，遂废五塘为田，惟留国清一塘。据《兴化府志》记载：“陂既而塘废。（李）侯干五塘，并大小孤屿白水之地，垦田二百余顷。以八百石赡陂，设陂司掌其出纳，署李金紫户输田粮，惟留国清一塘助陂，以备大旱”。②木兰陂建成之后，既扩大了农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又解决了维护水利设施的经费问题。据《莆田县志》记载：木兰陂修筑后，“遂废五塘为田，令民兴之，岁得谷二千五百五十五石有奇”。③可见，宋代兴化水利设施效益良好，不但迅速缓解了莆田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使兴化平原2万顷盐碱地变成了高产田，穷乡僻壤的兴化军演变成富庶之邦。宋代莆籍诗人岳正有诗云：“不是满篓禾稻熟，敢因佳节出郊游......”反映了诗人对于家乡富庶的喜悦心情。④宋代兴化农村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与地方官员的积极作为有关。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大力鼓励农业发展，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北宋初起，兴化境内开始出现粮食短缺，地方政府通过鼓励农耕、发展经济等方式，解决食粮不足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形式就是颁布劝农文书。中国古代地方官员有劝课农桑的传统，宋代甚为流行，每逢仲春时节，伴随出郊劝农例行公事产生了许多劝农文书，虽然其中不乏徒为具文的官样文章，但也有不少总结农事经验、传播先进耕作技术和宣传种植稻麦菜豆的内容，有益于农业发展。如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仙游县令就有《普惠院劝农》诗：“青麻幪幪近人长，小麦青青大麦黄。令尹出郊闻好语，春来喜有半年粮。”从诗中可以看出官方劝课家桑的积极行为。⑤另一方面，地方官员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农耕技术革新，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如仙游县从“自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引进‘占城’稻”，水稻亩产量迅速提高。⑥“占城稻”是从越南引进的一种耐旱高产的“旱占”水稻品种，引进种植成功之后，境内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水稻新品种的引进和改良，对于提高莆田粮食产量意义十分重大。据史书记载：宋代福建水稻亩平均产量为1.5石，而兴化平原平均亩产量达到了2石，仅这一项就增加粮食100多万石（每石50千克）。
宋代兴化境内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百姓丰衣足食。据《莆田县志》记载：宋代境内“有单季稻、双季稻之别，又有籼谷和糯谷之分”。①“按种植季节分，有早、中（大冬稻、单季稻）晚稻，按品种类型有籼、粳、糯三种”。②庄稼一年三熟，两季水稻，一季蚕豆或大小麦，还有甘蔗、黄麻和蔬菜等经济作物。宋《仙溪志》记载：“稻之别有三：粳、秫、金成也。粟、麦、麻、豆”。③宋代兴化境内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增，库存丰裕，“建炎三年，因盗起，拨本军米二万五百石，纳于福州，以应军期急用，后遂为定例，谓之犹剩米”。④一个滨海小邑，竟可临时调拨二万五百石大米，且以后“袭为定例”，足以说明宋代兴化粮食之丰裕、政府财政之宽余、民众之富庶。
经过宋代经济的持续发展，兴化军彻底改变了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和经济落后的面貌，广大百姓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兴化士人生动地描述了兴化平原的风光美景：“夹岸荔枝红蘸水”与岸上金黄色的稻田和远处的青山相映生辉，呈现出江南水乡特有的壮丽画卷。木兰陂下游的“九十九沟”成为兴化境内主要的淡水鱼产区，每年秋天水稻成熟时，沟渠里成群的毛蟹游向海里产卵，在近海的沟渠和桥边，随手可以抓到肥美的野生毛蟹。春夏之交，天气闷热，大暴雨即将来临，为了防止木兰溪水泛滥，开闸放水，沟渠中水位陡降，大量沟螺来不及爬进水中，紧贴沟壁，伸手可捡。木兰春涨时，溪水越过河床，向两岸缓缓漫溢，倒灌到兴化平原的水田之中，鱼儿随溢水游入田中，在田间游来游去，好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邑人朱德善在《木兰陂》中称赞兴化平原的富庶情景：“万顷狂澜越壑低，中流砥柱卧龙栖。二神共飨东西庙，一水平分南北溪。雨过木兰瑶草长，秋深松柏翠云齐。仁波千载犹滂沛，到处春田足一犁”。⑤宋代，兴化军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使境内沟渠纵横交错，形成了水陆交通网络，既保障了农田水利灌溉，又兼有生产生活用水、航运交通、水产养殖等综合效益。特别是兴化平原的沟渠，为广大民众运送粮食、肥料、稻禾和收成庄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兴化商人利用四通八达的水渠进行货物运输，开展商业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节 宋代兴化境内经济作物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宋代，随着兴化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开始崛起，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商人队伍扩大奠定了基础。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交换成为产品交流的重要载体，兴化境内最早用于交换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蔗糖、荔枝、龙眼和茶叶等，但农产品又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局限性，如新鲜的荔枝、龙眼、枇杷等水果储存时间极短，新鲜的茶叶也无法储存。于是，便出现了农产品深加工行业。同时，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境内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又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
一、甘蔗种植与蔗糖加工
兴化地处闽中，依山濒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境内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适宜甘蔗生长。早在汉代时期，境内就有野生竹蔗，“早熟，中小茎，植株直立，分蘖力强，适应性广，耐旱、耐寒、耐瘠宿根性好”。①进入唐代之后，蔗糖市场需求旺盛，促进了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据宋《仙溪志》记载“甘蔗，赤者曰昆仑蔗，白赤者曰荻蔗，土人捣以为糖。枫亭者为最”。②到了“宋代，仙游捣蔗煮糖已列为货殖之利。枫亭为食糖交易的重要市场，并运销淮浙等地”。③
（一）甘蔗的栽培与种植
宋代，蔗糖销量大增，调动了兴化百姓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宋代兴化甘蔗品种开始多样化，有竹蔗、获蔗、芦蔗、茅蔗等多个品种，甘蔗产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甘蔗栽培技术也有较大的提高。据史书记载：甘蔗栽培“择其短者，（芽生节间，短则节密而芽多），掘坑深二尺、阔狭从便，断去尾，倒立坑中，土盖之”。宋代，兴化百姓总结出一套保持土地肥力的轮耕技术，即“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体力地力”。④有“五年二蔗”、“五年三蔗”两种轮耕方式。“五年二蔗”，即第一年为新植蔗，第二年宿根蔗，第三、四、五年种早稻（或大豆、花生）、晚稻、大小麦。“五年三蔗”，即前三年种植甘蔗，后两年种植水稻和小麦。由于甘蔗栽培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兴化甘蔗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
宋代兴化境内甘蔗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因为种植甘蔗比种植水稻、小麦获利更大。加上宋代对外贸易兴起，蔗糖需求剧增，价格上升，剌激了农民种植甘蔗的积极性。因此，大部分农田被用于植蔗，水稻种植面积不断萎缩，出现了“糖粮争田”现象。特别是地处丘陵地带的仙游县，受夏季台风影响较小，甘蔗产量高，近半数农田用于种植甘蔗，“田耗于蔗糖”十分严重。据史书记载：仙游生产的蔗糖，“岁运于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蔗之妨田固矣”。⑤蔗糖除了易货贸易之外，还可以用于朝贡、纳税等。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军每年进贡“白沙糖三千六百五十三斤”，“黑沙糖一千二百八十二斤”。⑥
（二）制糖业迅速发展
甘蔗的大面积种植促进了兴化制糖业的发展。兴化制糖业历史悠久，早在隋代之前境内就有制糖工艺。据史书记载：“唐代，农民制糖，使用木槽、木杵、春槌榨取蔗汁”，列鼎煮炼，调以石灰制成砂糖。⑦五代十国时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土糖坊”。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制糖工艺有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引进印度制糖新工艺之后，利用畜力榨糖，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仙游土糖坊遍布各蔗村，用石轳牛拉，手工榨取蔗汁。由二个石轳并立榨盆之上，其高53厘米，径宽76厘米，石轳圆柱上、下部中心各凿一个六方孔，均用竖木作为安装支撑转动轴。石轳齿轮16孔，齿轮高22厘米，宽5～6厘米，凹入深6～7厘米，齿轮中间凿一个孔，均装入长方体竖木，齿突出于外，作为转动用。圆柱石轳所突出之齿及凹入之孔相当。
石轳中轴贯以竖木、两石轳其一较长，名曰天杆。天杆之上部贯以桁一或二，榨蔗时，系牛于桁，人驱之，轳随桁转，由一人将6～9条蔗插入两石轳相切处榨之。第一次榨过的蔗渣，集齐插入再榨，经2～3次夹榨后，将蔗渣晒干作燃料用。用此法每昼夜可压榨甘蔗6～7吨，产糖300350公斤”。①制糖工艺的关键技术在于煮糖。甘蔗榨汁之后，经过炼煮方能成糖，据《兴化府志·货殖》记载：煮糖在“冬月蔗成后，取而断之，进坊压榨。蔗汁用大桶装贮，旋取入釜烹炼。煮糖鼎有‘品字’形一灶三口鼎和梅花形一灶四口鼎两种。煮炼以灰（石灰）薄口之，火候既足，蔗浆渐稠，乃取油渣点化之，另用大方盘，挹置盘内，拌匀，遂凝结成糖。其面光洁如漆，其脚粒粒如砂，故又曰砂糖。白糖，每岁正月内炼，砂糖为之，取乾好砂糖，在大釜中烹炼，用鸭蛋连清黄捣之，使渣滓上浮，用铁苽蓠撇取干净，看火候足，别用两器上下相乘，上日囫、下曰窝，囫下尖而有窍，窝内虚而底实，乃以草塞窍，取炼成糖浆置囫中，以物乘热揽之，及冷，糖凝定，糖油堕入窝中，上用赤泥封之，约半月后，又易封之，则糖油尽抽入窝，至大小暑月，乃破泥取糖，其近上者全白，近下者稍黑，遂曝乾之，用大桶装贮白糖出售。还有直接取蔗汁倾入煮糖鼎，加热后，以漏苽拂取污物泡渣，经过泸后纯净蔗液煮至甚浓，倾入圆锥形糖锅中，待其结晶，糖油下沉，露出白糖，即可晒干出售”。②宋代，兴化境内已经能够生产多种蔗糖。据《仙游县志》记载：“直接取蔗汁顷入煮糖鼎，加热后，以漏苽拂取污物泡渣，经过泸后纯净蔗液煮至甚浓，倾入圆锥形糖锅中”，可制作成白糖。③还有先制成“黑糖、板糖、粉糖、砂糖，再煮之成冰糖”。④“据宋《闽中记》载：‘获蔗节疏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宋乾道年间（1165～1173），冰糖销往国内外”。⑤弘治《兴化府志》也记载：“按宋志，以今蔗为竹蔗，别有荻蔗煮成冰糖”，⑥宋代兴化制糖技术处于全省领先水平，“仙游是福建省蔗糖主要产地，所产的白糖（奇白糖）、赤砂糖、红糖、板糖、冰糖，因其味清甜，为全省最佳”。⑦宋末，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制糖小作坊，时称“蔗铺”。据史书记载：“土糖坊多为蔗农集资合办，每年按户轮流作庄，作庄者称为‘坊头’，承制全村蔗糖。坊工由坊头雇用，一般由12人组成，坊外工6人，分压榨3人，烘晒蔗渣1人，烧火1人”。⑧同时，还有由个人投资经营的“蔗铺”，具有资本主义小作坊性质，加工蔗糖时收取加工费，既可以支付货币，也可以成品糖抵付，有些糖坊主还向蔗农直接收购蔗糖，然后转卖给糖商，以赚取差价。有些糖坊主本身就是经营蔗糖的商人，这是宋代兴化典型的农产品加工与销售二合一的商业运作模式。
宋代，蔗糖已经成为兴化境内易货交换的重要物资。据《仙游蔗糖志》记载：“早在唐宋时期就有盛产蔗糖和运销海内外的记载：‘甘蔗赤者曰昆仑蔗，白赤曰获蔗，土人捣以糖，枫亭者为最。’‘砂糖，捣蔗糖为之，太平港藉此贩易’。‘盛之万瓮，千艘桂辑，顺风扬帆，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①可见，宋代兴化蔗糖贸易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批专门经营蔗糖的商人。
二、荔枝树种植与荔枝干加工
荔枝是宋代兴化境内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由于兴化荔枝品质好、产量高、易栽培，早在唐代时期就成为兴化百姓的重要经济作物和副业收入。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荔枝种植面积继续扩大，荔枝加工技术不断提高，荔枝干已成为境内主要出口产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和东亚诸国。
（一）荔枝树的栽培与种植
宋代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荔枝“闽中唯四郡有之，......而兴化最为奇特”，“兴化军风俗，园池胜地唯种荔枝，虽有他果，不復见省。尤重‘陈紫’”②《枫亭志》中记载了一个动人故事：宋初，太平军节度使陈洪进的女儿陈玑，排行第十八，别名十八娘。这位官宦出身的富家女，同情百姓疾苦，变卖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百姓挖掘了一条从枫亭至惠安县驿坂的引水渠，以灌溉水渠两边的农田，并在长达十五里的水渠两旁种植了大量荔枝树。水渠两旁的荔枝色泽鲜紫、品质尤绝，味香鲜甜，深受百姓喜爱，为了感激陈玑，当地民众将水渠边的荔枝树取名为“十八娘红”。蔡襄把“十八娘红”誉为“绛衣仙子”，载入《荔枝谱》。苏东坡有诗赞曰：“红绡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由于兴化荔枝品质优良，“香气清远，色泽鲜紫。壳薄而平，瓤厚而莹。腊如桃花红，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绛雪”，成为宋代兴化主要对外贸易产品。③南宋宰相陈俊卿（莆田人）在《共乐堂》一诗中赞道：“共乐堂前花木深，登临当暑豁尘襟。红垂荔子千家熟，翠拥筼筜十亩阴。”④可见，宋代兴化境内荔枝种植面积之大。
宋代兴化百姓荔枝栽培技术已经成熟。据《仙游县志》记载：“南宋嘉定年间，仙游县荔枝已采用掇树法（今称高压枝法）育苗、‘壅新泥’改良土壤、‘一树浇肥一斛盐’保果”。⑤即选择品种优良的荔枝树，在其树干分叉处将树皮轻轻削掉一圈，包以草泥，经常浇水，待生根后移植土中种植。用掇树法繁殖荔枝，成活率高，树苗成长快，比核种荔枝缩短了许多时间，并为大面积种植荔枝奠定了基础。
蔡襄《荔枝谱》出版之后，兴化荔枝声名远扬。《荔枝谱》中列举的陈紫、江绿、方家红、游家紫、小陈紫、宋公荔枝、蓝家红、周家红、十八娘红等32个荔枝品种，身价倍增，需求量大增，促进了兴化荔枝种植面积的扩大。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县果树栽培历史悠久，唐、宋时，荔枝、龙眼已经成片栽培。宋代的枫亭‘烟炎万家，荔阴十里’。仙游东宅村尚存三株宋代荔枝，至今枝叶繁茂，硕果累累。宋代的榜头后坂八月荔枝、明代的仙水四月荔枝已经是当时的稀珍贡品”。①同时，宋代兴化荔枝还成为朝廷贡品，兴化军每年向朝廷上贡荔枝1141斤，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二）荔枝买卖与荔枝干加工
宋代，兴化境内荔枝买卖有果农“自售”和商人“包买”两种方式。果农自售一般是零星鲜果买卖，即果农将自家的荔枝采摘下后挑到市场出售。而商人包买一般是大宗买卖，为卖而买。
宋代兴化商人采取“断林式买卖”，也称“买青”。商人在果树开花之时，根据荔枝树的著花情况、气候条件和市场行情，预测荔枝的产量，出价买断单棵荔枝树，或成片果林。价格商定后，盈亏由商人自行承担。北宋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详细记载了“断林”式买卖的全过程，即“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卷，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②断林式包买商人风险较大，但利润丰厚。而对果农来说，则无后顾之忧，客观上促进了境内荔枝种植面积的扩大。同时，荔枝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蔡襄在《荔枝谱》记载：兴化商人将荔枝红盐之后“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朝鲜）、日本、琉球（今日本冲绳）、大食之属（沙特阿拉伯），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③可见，北宋时期，兴化荔枝已经畅销国内，并销往东亚各国。
宋代，兴化干果加工技术取了重大突破。虽然兴化荔枝果鲜肉嫩，味道甜美，但鲜果无法储藏，极易腐烂变质。所以，兴化百姓很早就开始探索荔枝干的加工技术。到了宋代，兴化荔枝加工技术有了较大提高。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兴化荔枝加工工艺有“红盐”、“密煎”、“暴晒”三种：“红盐之法，民间以盐梅卤（水）浸佛桑花代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干，色红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虫，称之红盐花”。暴晒法，即“白晒者正尔，烈日干之，以核坚为止，蓄之瓮中。密封百日，谓之出汗，去汗耐久，不然逾岁坏”。而“蜜煎，剥生荔枝，笮去其浆，然后蜜煮之”。“或用晒及半干者为煎，色黄白而味美可爱......”④可见北宋时期兴化百姓的荔枝干加工技术比较成熟，从而为大面积种植荔枝创造了条件。
三、龙眼树栽培与桂圆干加工
荔枝摘过，龙眼始熟，故曰荔奴，俗称桂圆。据《神农草木经》记载：“龙眼名‘益智’，出南海山谷”。中国盛产龙眼的地区有福建、广东、广西、四川和台湾等地，其中以福建最多，产量约占全国一半。而兴化所产龙眼质量为中国之冠，尤其是莆田的华亭、梧塘和仙游的盖尾、郊尾、榜头等地，龙眼品质好，备受青睐，诸如乌龙岭、下度本、油潭本、普明庵、乌壳尖、水南、泉州本、西铺本、处暑本等品种，都是兴化名优龙眼。其中下度本、乌龙岭、乌壳尖等品种产量最大。还有莆田水南的龙眼，品质更好，果味绝佳，纯甜无酸，果肉白如冰，表面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细纱，剥壳后掉在地上不沾泥沙。特别是“白核龙眼”，也叫“无核龙眼”，其果核只有米粒大小，色乳白，半透明，质柔软，鲜嫩爽口，味甜如蜜，含糖份高达25％左右，是世上稀有良种。
（一）龙眼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宋代，兴化龙眼名扬海内外，素有“兴化桂圆甲天下”之美誉。苏轼曾经赞曰：闽越人高荔枝，而下龙眼，吾为平之荔子，如食蛑蝤大蟹，所雪流膏一啖可饱。莆籍进士宋钰，有一首赞美兴化桂圆的诗：外衮黄金色，中怀白玉肤，臂破皆走盘，颗颗夜光珠。兴化桂圆以果粒大、可良率好、含糖高为特点，平均单果重量为13—19克，可良率65％—72％，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8.3％—5％，每百克果肉中含有维生素C43.12—167.7毫克，各种指标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的龙眼，这也是兴化龙眼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但龙眼树生长有较高的气候条件要求，需要气候温和雨露湿润的丘陵地带，一般种植于山坡之上。兴化军木兰溪两岸，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龙眼树生长的最佳之地，龙眼树成活率高、品质好、产量高。特别是宋代对外贸易繁荣之后，桂圆干成为主要出口产品，需求量剧增，在利益的驱动下，境内龙眼树种植面积日益扩大。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县木兰溪沿岸及南部丘陵地带为龙眼的主产区，气候适宜，果实品质更优，俗称‘溪货’素有‘溪货甲兴化’之美誉”。
“宋《仙溪志》也记述，榜头南溪一带‘碧溪龙眼为佳’。南宋末的榜头云庄、昆仑、后庄，已经成片栽培龙眼......”①尤其是莆田华亭乌龙本龙眼，品质优，果壳厚度适中，最适宜焙制桂圆干，成为宋廷指定的贡品。据《兴化府志》记载：宋代兴化军每年进贡桂圆干“一千二百九十五斤”，其数量位居众多贡品之首。②
（二）桂圆干加工技术日渐成熟
兴化龙眼除少部分生食外，大部分用于烘焙桂圆干。兴化桂圆干加工制作工艺源于唐末。进入宋代之后，兴化桂圆干烘焙技术更加成熟。据史书记载：兴化龙眼“入焙出舶”、“曝干寄远”，形成一整套桂圆干烘焙工艺，如选料、剪粒、过摇、初焙、再焙、剪蒂、分级、包装等工序。即先将新鲜龙眼逐个剪粒，装在大箩筐中，放在大水桶浸泡十几分钟，捞起晾干，倒进竹制双头弯的大筐里，渗些细沙，来回轻轻地摇晃200来下，使龙眼外壳互相摩擦而产生变化，呈褐黄色。待半小时后，再把龙眼放在烘焙灶上用温火烘培24小时，中途要进行3次翻焙，使桂圆干脱水均匀。
初次烘培后还要将桂圆干放置干燥处，让外壳将核中的剩余水分全部吸出，过五、六天之后再烘焙一次，使桂圆内核完全干透，以防止桂圆干中有残留水分而发霉。兴化桂圆干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客观上为龙眼树的大面积种植创造了条件。
（三）龙眼买卖方式
宋代兴化境内的龙眼买卖分为“青元”和“干元”两种买卖方式。青元买卖是在龙眼成熟之后，果农自己采摘龙眼，挑往集市销售。宋代，商业兴起之后，境内小商贩日渐增多，出现了不少专门销售水果的小商贩。果农除了自己销售外，有时也将龙眼转卖给小商小贩。而干元买卖主要是大宗青果买卖，一般是“焙主”或“走水客”直接向果农收购青元。“焙主”是专门焙制桂圆干的商人，他们大量收购青元之后，建立“焙炉”房，雇人焙制桂圆干。“走水客”则是专门从事桂圆干倒卖的商人，他们向“焙主”大批量收购桂圆干，然后用木船运到外地，倒卖给外省商人。
有些“走水客”自己并不开设商行，但有相对稳定的买主，一般是赚取差价或运费。宋代，兴化桂圆干大量销往江浙和江淮地区，深受各地百姓喜爱。尤其是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及北方各省，把兴化桂圆干视为御寒珍品，甚至把兴化桂圆干用玻璃盒包装起来，当作装饰品陈列。同时，兴化桂圆干还通过海运，销售往高丽、越南、琉球半岛等地，成为宋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
四、茶树种植与茶叶加工
茶叶是一种地域性很强的草本植物，汲山水之灵气，沐雨露之精华，不同水土生长不同的茶叶。隋朝以前，莆田境内就有野生茶树，但一般只作药用。进入唐代之后，随着汉人南迁的增多，兴化境内饮茶之风盛行，客观上促进了菜树的种植与茶叶的生产。如莆田龟山寺“辟茶园千亩，建十八座茶寮”，成为唐代莆田境内最大的茶园。到了宋代，兴化百姓形成了品茶习俗，北宋名臣蔡襄有首《试茶》诗：“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雪冻作成花，云闲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①百姓饮茶之风盛起，促进了兴化境内茶树栽培面积的扩大。蔡襄在《茶垄》中描写了兴化茶树种植盛况：“造化曾无私，亦有意所加。夜雨春作力，朝云护日华。千万碧玉枝，戢戢抽灵芽”。②蔡襄的《采茶》诗也描写了兴化农民采茶的繁忙景象：“春衫逐红旗，散入青林下。阴崖喜先至，新苗渐盈把。竞携筠笼归，更带山云泻”。③特别是蔡襄的《茶录》问世后，兴化茶叶身价百倍，茶树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形成了一个产业。
宋代兴化境内已经栽培出多个茶种。据史书记载：兴化茶树栽培“绿茶品种用种子繁殖，乌龙茶品种用压条法繁殖，茶园沿山顺坡开垦，栽植粗放”。④主要茶叶品种有“乌龙、桃仁、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政和大白茶、福安大白茶、大红、奇兰、肉桂、菜茶、福云八号和福云十号等”。⑤特别是“仙游度尾东山寺僧制‘药丹花’，赖店岩里寺‘九条茶’，系北宋时尚安祖师建寺后，采集寺周围山上野茶及双子叶植物纲山毛榉科的乔木树，摘其幼嫩芽叶制成，‘九条茶’有药、饮两用功效，久负盛名。南宋时，日本国和尚到此寺喝上‘九条茶’，极为赞赏，并带回日本”。⑥宋代“莆田华亭龟山寺、灵川石梯寺、西天尾林山南少林和仙游钟山麦斜岩、南雾寺、榜头塔山寺等，因其地处高山，名茶叠出，都是贡品茶的产地”。⑦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军每年进贡朝廷茶叶“二百二十三斤”。⑧能够成为朝廷贡茶，绝对不是普通茶叶。
宋代兴化境内制茶工艺日趋成熟。蔡襄在《茶录》中记载：“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箬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宋代，兴化百姓对茶叶的储藏也很讲究：“藏茶：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温，则御湿润。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茶宜干燥，收藏时用箬叶包裹，两三天焙一次，温度同人体温，以免焙焦。）”⑨宋代，兴化茶叶制作工艺日渐成熟，蔡襄有一首专门描写制茶的诗：“屑玉寸阴间，抟金新范里。规呈月正圆，势动龙初起。焙出香色全，争夸火候是”。①可见，早在北宋时期，兴化百姓已经能够掌握烘焙菜叶的最佳火候，制作出色香味俱全的好茶。据史书记载：仙游“郑宅茶”、“龙凤茶”，名闻京都，成为了贡品，被誉为福建七大名茶之一。蔡襄作为朝廷官员，不可能身体力行参与茶叶加工，他的作品中有关制茶、藏茶、泡茶的经验，自然来自家乡百姓的生产实践。
总之，宋代兴化农业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除了甘蔗、荔枝、龙眼、茶叶之外，还有柑桔、枇杷、香蕉、橄榄、芒果、文旦柚和柿、李、桃、枣等水果。特别是农产品加工技术的提高，为兴化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四节 宋代兴化军手工业经济发展概况
自北宋起，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浮于地，农耕不足于赡，自必有副业，以补其不足”，这也是宋代兴化手工业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原因。②宋代，兴化手工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无论是手工业生产规模，还是手工业品产量与质量，都大大突破了唐代，其发展水平赶上了农业经济，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手工业技术有了较大进步。一方面，手工业者的工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过唐代手工业的长期发展，兴化工匠积累了丰富的手工业制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境内手工业行业增多，手工业品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原汉人和江浙移民的陆续入莆，带来了先进手工业生产技术，如丝帛织品纺织技术、冶炼技术和陶瓷新工艺等，从而对兴化传统手工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兴化手工业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经过唐代农业的大开发，莆田农业经济出现了长足发展，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农产品日益丰富，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百姓生活逐渐提高，手工业品需求日趋旺盛，从而为兴化手工业发展和手工业品销售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兴化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兴化地理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县境依山濒海，水陆之产足于他邦......酒则以杭为曲，盐则编竹为盆，货殖之利则捣蔗为糖，渍蓝为淀，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布帛之幅则治麻与蕉，织丝以纡。纱出于土机者最精，绸粥于蚕户者为良用。物则窠蜂而取蜜，且溶其房以蜡。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铅而粉采柏而烛。凝土而燔之窑则埏埴之器通于三邑。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③许多自然资源在唐代之前还不能充分利用，而到了宋代之后已经能够有效地开发，如煮铁、制蜡、晒盐、青釉陶瓷等手工业技术日趋成熟，手工业工艺水平更加精湛，手工业品产量不断提高。
四是手工业队伍日益壮大。宋代兴化境内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矛盾依然突出，一些无田少地的农民逐渐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从而为兴化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为郡，枕山带海，田三山之一；民服习衣亩，视浮食之民，亦三之一，计其为利微”。①所以说，无论是农业经济发展，还是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无论是市场需求的日益扩大，还是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多，都对宋代兴化手工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代，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众多，生产规模不一，收益也不尽相同。从行业规模看，从业人员最多的是纺织业，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纺纱织布。制糖业次之，蔗糖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排在第三位是制盐业，宋代兴化沿海创建了上里大盐场，食盐产量居全省前三名。据《仙溪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货殖有“盐，‘编竹节为盆，熬波出素’”。“沙塘，捣蔗为之。太平港藉此贩易”。“蜡，有黄蜡，无白蜡”。“铁，苏山蔡家世其业焉”。
“磁，白磁器出仁德里”。“铅粉，桃花、雪花二粉，县市所造”。“纸，竹纸出东西里，商人贩卖于莆、泉。纸出香山里，朱山及慈孝里洪仓”。“青靛，《尔雅》云马蓝”“红花，可染紫，一名茈草”。
“蕉布，‘取蕉，以灰理其皮，绩而成布，可以为署服。’出西里”。......②从史书记载分析，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纺织业、制陶业、盐业、造船业、刻书业和农产品加工为主，以制造业、建筑业、渔业和酿酒、制蜡、建材、造纸、雕刻等为辅的手工业体系。本节着重就纺织业、制陶业、盐业、造船、刻书等行业作简单的叙述。
一、纺织业
宋代福建纺织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纺织技术不断提高，达到了全国一流水平。“一些四川著名织帛工匠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福建丝织工匠都能迎刃而解”。③据史书记载：“徽宗宁间造柱衣，欲织锦作升龙附于柱，文辄不合，凡易百工不成，因以殿柱尺度付蜀工，亦不能造。有言建阳民善织，试使为之，既成，施之殿柱，文合为龙不差”。④因此，朝廷指定福建生产的罗、绫、纱、丝绵等纺织品为贡品。在福建纺织业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兴化纺织业开始快速发展。
（一）纺织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兴化境内纺织原料十分丰富，自古以来，兴化百姓就地取材，纺纱织布，自给自足，成为传统家庭手工业。据史书记载：莆田“黄麻产量居全省首位”。⑤“蕉麻苎葛、水湄蒲草随处可见，木有松、柏（梌）、杉、桑、山绵、木棉”。⑥进入宋代之后，兴化纺织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江浙的先进纺织技术传入了莆田，普遍采用纺纱车，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纺织品产量大增，纺织业开始由传统耕织结合的家庭副业逐渐向专业化商品生产过渡，并迅速发展成为地方特色行业。
北宋时期，兴化境内大面积种植木棉，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据彭乘的《续墨客挥犀》记载：“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其华成时如鹅毛。抽其绪，纺之以作布”。⑦木棉即棉花，古代称吉贝，耐旱，成活率高，“地无南北皆宜之”，且“功不在五谷之下”。所以，“种植木棉成为棉农衣食之资”，宋代兴化境内木棉种植十分普遍。
宋代，兴化百姓将传统的葛、麻纱线与棉纱混合织布，即“取藤抽丝，析而织之”，生产葛布，制成葛衣，为夏秋衣服。宋《仙溪志》中有关葛布、葛衣的记载很多，如“取蕉，以灰理其皮，织而成布，可以为署服”，“布帛之幅，则治麻与蕉，织丝以苎”。①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宋代政治经济中心，南方经济繁荣，丝帛绸布需求剧增，促进了南方丝绸织品的发展。
据史书记载：兴化军“南宋宝祐年间，绝大多数农家植桑养蚕”。②据《八闽通志》记载：兴化有“绸：兼丝布细缉苎麻，杂丝绩之。宋本军土贡葛布十匹，后以非土宜，而代之以此。生苎布：白纻布以灰治之，其色纯白。（以上莆田、仙游二县俱有，而莆之涵头、吉了出者尤佳）”。③可见，宋代兴化境内的纺织品，品质上乘，成为朝廷贡品。
纺织业是宋代兴化最主要的手工业行业，仅次于农业。莆籍诗人刘弇在《龙云集》中云：“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④可见兴化纺织业规模之大。据《游洋志》记载“兴化为邑，僻在万山之中，舟船不至，民性质朴，多事稼穑，而妇习任织”，农家妇女在家纺纱织布，以补贴家用。⑤蔡襄在《端明集》中描述了北宋时期兴化妇女纺纱织布的盛况：“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⑥郑得来在《连江里志》也记载：兴化妇女“亦事纺织，以供衣食，故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谓之机布”。⑦可见，宋代兴化境内纺织业生产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多。
但由于古代统计数据不全，兴化纺织业的从业人员、生产数量和销售情况等均无记载，后人很难还原宋代兴化纺织业的基本概况，不过从地方政府财税征收情况可以看出宋代兴化纺织业的生产规模及贸易情况。据宋绍熙年间兴化军夏税征收记载：布税是兴化军四大赋税之一，“本军领三县额设夏税，正钱、布钱、折麦钱、折草钱四色，总计一万七千一十一贯六百九十八文，省”，其中“有土贡。本军岁贡葛布十一匹（以土产缣丝布充）、绵一百两（系军资库收买起发）”，“有冬衣赐。合用绢三千五百匹，紬七百五十布匹，绵八千一百五十两”。⑧纺织品税赋数量仅次于田赋，说明宋代兴化纺织业已成为境内第二大支柱产业。
（二）纺织技术改进与纺织品日益多样化
北宋时期，兴化纺纱技术有较大的进步，旧的纺织工艺逐渐被淘汰，先进的纺织机具开始引进，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纺织工序，如赶、弹、卷、纺、軠、织、染等工艺，普遍应用于纺织生产之中。宋代，兴化引进了“五腕竹弓弹吉贝”工艺，即用手扯松棉絮，梳理成条，手握茸就纺，纺成纱线。特别是集开棉和清棉于一身的线弦竹弧小竹弓新工艺，利用振荡原理，将棉花振松后，纺成纱线，不但提高了纺纱速度，而且纱线质量更优，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同时，采用新式脚踏式纺车进行织布，俗称“土机”，既省力，速度又快，布料均匀细密、光滑平整。宋《仙溪志》中记载：“纱出于土机者最精，绸粥于蚕户者为良”。⑨宋代兴化纺织品质量好、品种多。据《莆田市志》记载：“宋代，兴化已生产蕉布、苎布、棉布、绸布”，以及丝、帛、紬等多个品种。①《宋志》对兴化纺织品种类有着详细的记载。如“莆有生苎布。其法：绩苎为纱，纺而之，名福生布。其纱不纺，用糯米糊烈日中抽过而织之，名褊纱布”。蕉布是兴化境内产量最多的一种布料。“此布性硬而脆，染作真红，极鲜亮；染青可作员领”。②加上蕉布透气、吸汗，适应沿海炎热气候，深受百姓欢迎。
宋代，兴化生产的苎麻布、紬布和棉布，数量甚多。据《宋志》载：“细绩苎麻杂丝织以为布”。“其布均匀疏朗，他方人乍见爱之”。“本军岁贡绵百两。以非土产，岁就军资库掇钱收买”。③《兴化府志》中也记载了宋代紬布和棉布的生产情况：“土产之丝多疵，以为紬絁可也。紬音俦，厚缯酾，缯似布者”。④以紬絁代替蚕丝织成的布料，美观大方，质优价廉，非常畅销。另外，兴化沿海一带还生产棉布，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有绵布，织吉贝为之。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⑤宋代，兴化境内还生产以纻麻丝为材质的“丽密”布，俗称“贡绸”，被朝廷指定为贡品。据《仙溪志》记载：贡绸“是以细织纻麻皮，杂丝织为布”。⑥贡绸以苎麻为原料，加入一些蚕丝，“以丝为经，以苎麻杂丝为纬”，经过严密辔而成，俗称纻麻丝布。⑦这种纻麻丝布柔软细密，均匀对称，远销大江南北。由于进贡朝廷的“贡绸”数量有限，宫中供不应求，朝廷特地派人到兴化军“置场收买”，大量收购“贡绸”，贮藏于尚衣库，作为奖赏百官的礼品。⑧时任北宋宰相的蔡京（仙游枫亭人），最喜欢穿家乡贡绸制成的青道衣，平时又习惯乘坐用棕叶草编的蒲轿。陆游在《陆放翁集》中记载：“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⑨可见，宋代兴化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纺织品质量大有提高，深受达官贵人所喜爱。
（三）蓝靛生产与印染业发展
宋代，兴化纺织业兴盛促进了染布业的发展。在化工染料尚未问世之前，蓝靛成为纺织品的主要染料。荀子《劝学篇》有句名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其中的青就是靛。靛又称大青，俗名山皇后、大青臭、大叶地骨皮，属马鞭科，叶椭圆形，叶背粗糙。夏季开花，花粉红色，果球形，呈蓝色。靛是兴化特产，以仙游西北部山区（今书峰乡）产量最多。
靛全身是宝，根可作药用，专治偏头痛、关节炎、肢软无力、血淋、劳热、消瘦、丹毒和竹叶青蛇咬伤等病毒。叶茎是制靛的原料，而靛又是染布的原料，用蓝靛印染的布匹，色泽柔和悦目，经久不褪色。
宋代，兴化境内大青栽培技术非常成熟，百姓采取扦插法栽培青苗。大青系野生植物，通常生长在潮湿的灌木丛中，既怕高温，又怕霜冻；既怕旱，又怕涝，生长环境很讲究，需要阳光柔和、不干不湿和不冷不热的气候条件。宋代兴化农民已经掌握了大青的生长习性，通常用木头搭架，上面盖些杂草，遮住部分阳光，不让其直接照到大青树叶上，使其在和煦的阳光下生长。宋代兴化百姓采取插条法栽培大青，选择适当的青树，砍其中一节树枝，插在松软的土中，经常浇水，长出根来，即可成活。整个栽培周期100天左右，以后每隔20～30天收割一次。一棵大青可活三年，第二年出靛率最佳。
蓝靛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只需挖一个直径二米、深一米的水池，中间略深，象个浴盆，注入清水，将收割的大青放入水中浸泡，温度掌握在30℃左右，三天后捞出青梗，留下蓝蓝浓水，投入石灰搅拌催化，使其起化学反应。然后进行过滤脱水，制成蓝靛。据《兴化府志》记载：宋代兴化境内“有淀。按淀，以蓝为之。马蓝叶大，槐蓝叶细，皆可为淀。蔡襄在《江南月录》云：‘采，以船盛水，浸除滓梗，以灰揽之即成淀，转贩入浙。’据此，则自宋以来，莆人擅蓝淀之利矣”。①所以，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蓝靛销售市场，在莆田的城里、仙游的城关和枫亭等地，都有销售蓝靛的商店。同时，一些商人还将蓝靛销售到江浙一带，成为百姓的重要经济收入。
宋代兴化纺织品印染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早在唐代时期，兴化百姓就利用天然植物作为染料，将白布染成红、黑、蓝等单色布。到了宋代，随着印染技术的不断提高，兴化百姓能够染印多色花布。据《仙溪志》载：“渍蓝为靛，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②即利用靛蓝类植物，浸制成染料，把土布染成朱、青、兰、蓝、黑等多种颜色，并设计出简单的花样图案，染成花布，以提高纺织品的附加值。据史书记载：兴化“农民采用栽种的靛蓝类植物（俗称小青）浸制成染料，把土布染成青、蓝、黑色，做衣服、被单等”。③
（四）纺织品生产与贸易
宋代，兴化纺织业生产方式有了较大变化。虽然纺织品生产仍然以家庭作坊为主、工场手工业为辅，但纺织品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性质。据《兴化府志》记载：“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每四五日织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④所以，宋代兴化纺织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的某些特征。
宋代，兴化境内纺织品贸易非常兴盛。据史书记载：“宋代，境内民间村姑以棉麻纺纱织布，俗称‘土纱布’，其自给有余，还进集市圩日交易，主要品种有蕉布、苎麻布。随后还出现一种以棉经苎纬或麻经棉纬的‘土细布’，也上市经营，进入民间消费”。⑤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城镇里布庄已成一大行业。经营品种有：境内手工织造的苎麻布、土细布，莆田输人的棉纱布，福州、苏州、杭州的绫、罗、绸、缎”。特别是莆田县“城乡布庄已自成一业。境内的文峰宫、大路均设有布庄、布店，经销苎麻布、土细布、棉纱布等十多种地产纺织品，亦调进少量苏杭的绫罗绸缎等名品，以供达官富豪阶层的消费需求”。⑥纺织品市场需求的日益扩大，客观上促进了兴化纺织品生产与贸易。
宋代兴化纺织业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纺织品用途广泛。既是家庭日用品，又可以用于纳税、完租和代役；既是重要军用物资，也是宋金贸易的主要商品；既可以“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进行换钱、易粟和买卖，还可以作为“使君作细远相寄，表似夷锦红欲燃”的馈赠佳品。①二是宋代中国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促进了纺织品需求的扩大。特别是南宋时期，南方丝棉织品需求量大增，纺织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兴化纺织业的发展，农家妇女普遍“亦事纺织，以供衣食，故有夜尝纱而旦成布，谓之机布，其余则贸易，以为利”。②二、宋代盐业政策与盐业生产管理
食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因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常常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国家专卖品。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具有发展盐业的天然条件，但由于历史原因，唐以前兴化盐业生产相对滞后。直至唐末宋初，兴化制盐业才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宋代推广晒盐法之后，境内制盐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占居了全省重要位置。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共设置5个官办盐仓，“城乡集镇官盐批办、零售或代销的‘盐子店’，自成一大行业”，成为福建四大产盐基地之一。③
（一）宋代盐业政策转变与兴化制盐业发展
食盐专卖制度起于西汉，盛于宋。宋初盐法极为严厉，“私炼者三斤死，擅货官盐入禁法地分者十斤死”。④宋代名臣蔡襄曾在奏折中提到：兴化军莆田县的五所陂塘，在天圣年中至宝元二年（1039年）先后被废，原靠塘水灌溉的一千余顷海农田，除了百余亩之外，大多变成盐碱地，“洲县多不与放免租赋，人户逃移；见居者又因括土煎盐，而枉陷刑狱”。⑤可见宋代盐法极其严厉，百姓在自己地里“括土煎盐”，都是违法行为。宋“嘉祐（1056—1063年）间，蔡襄札子云：‘臣于去年曾上言福建路州军盐官中煎卖所费甚多，获利甚少；枉令百姓日陷刑狱。臣条理利害，允许百姓纳盐通煎，许客人纳钱于百路通贩。’”⑥他请求朝廷放宽了盐业专卖政策，允许私人纳税产盐。
北宋时期，朝廷盐业政策非常严厉，有一套严密的盐业生产、销售与管理制度。制盐户称为“盐户”或“亭户”，主要是官役的民户，盐工称“盐丁”，煮盐地称“盐场”，盐税称“盐课”。官府控制盐户生产，按官定盐额制盐上交，不得私下贩买食盐。食盐销售也分为官卖与通商两种，朝廷通过“盐法”、“丁盐法”、“立铺配买法”、“扑买法”和“盐钞法”等，以管制盐业生产和保证盐课收入。宋代“盐法”规定：在桑蚕未收成前，政府先把官盐借予农民食用，农民以丝绢棉布偿还政府的赋税。“丁盐法”是以百姓需盐多寡来计算，按人口售给食盐；“产盐法”是以产盐数量多少上交盐税；“立铺配买法”即由朝廷发给销售许可证，允许个别商人立铺卖盐；“扑买法”即准许商人在规定区域行使食盐专卖权；“盐钞法”规定商人先在朝廷指定的“榷货务”付款，取得“盐钞”，再到产盐地取盐贩卖。“盐钞法”实际上也是纸币的起源。宋代食盐运输有官运和商运两种方式。北宋初年多为官运，北宋末起多为商运。
食盐专卖和“盐课”是宋廷的重要财源。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国家总税收约为四千五百万贯，其中盐税占七百一十万贯。兴化军也是如此，盐利有“盐课”和“专卖”两种税赋。据史书记载：“宋初，泉州等4州实行‘产盐法’，强制百姓计产输钱。仙游年产食盐二十七万八百六十九斤，计钱五千三百八十二贯七百三十四文”。①熙宁十年（1077年），兴化军开征了盐仓钱，仅次于田赋和纺织品税，故有“莆利盐为大”之说法。②
（二）晒盐新工艺的发明与推广
“莆田东南临海，浅海滩涂面积广，海水含盐度达3°BC（波美度）左右，出盐率高，沿海气候适宜四季产盐，素为海盐的主产区”。③唐之前，兴化百姓沿用汉代牢盆煮盐法，也称“熬波”，即“编竹为盆，煮波出盐”。到了唐末，境内煎盐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先从海水中提取卤水，“海水有咸卤，潮涨而过埕，则卤水归土中。潮退，日曝，至生白花，取以淋卤”。④然后对卤水浓度进行测试，将莲子放在卤水之中，莲子浮则浓度厚，可用于煎盐。后来，又用鸡蛋和桃核仁测试卤水浓度，“卤水浓度厚则鸡蛋、桃核仁垂直浮在卤水上，若卤水浓度只及一半，则鸡蛋、桃核仁沉底”。⑤卤水浓度低，则含盐量低，不宜煎盐。煎盐时“把径1丈深1尺，平底的铁制盐盘上下四周涂上牡蛎壳灰，置于灶上。灶眼（即燃烧室）多的有十二三个，少的有七八个，各灶眼共同加热于盐盘。用竹节管自卤池接引卤水注入盐盘，煮沸后卤水逐渐浓厚，水蒸发后就剩下盐。然后用竹帚在盐盘内扫集，用竹片推堆，用镬子打捞湿盐移入灶旁木架上的竹篾筐内。依照上述工序周而复始，每昼夜可煮盐三起，大盐盘一起可得干盐100公斤，小盐盘一起可得干盐10—15公斤”。⑥但柴薪煎盐，成本高，产量低，兴化盐业的发展缓慢。
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出现了“结砂”制盐法。“结砂”就是晒盐。据《兴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莆盐用晒法。莆人云：‘陈候教我。’（按陈侯名应功，涵江东山人）”。⑦据《千年涵江》记载：“宋初，邑人陈应功，东山（今涵东）东人，改革‘煎盐法，’首创‘晒盐法’，即利用海潮出没的滩涂作为制盐池，铺以瓦片，纳入海水，借助阳光，晒蒸成卤水，逐步凝出盐粒。
从而节省大量燃料和人力，且工效明显，原产盐量大增。‘自是沿海皆遵其制’，迅速带动盐业发展”。⑧为了纪念陈应功发明晒盐法，朝廷为其树碑立传，嘉庆十五年（1810年）莆田盐政吕良在《重建世祖忠圣侯庙碑》中记载：“岁壬戍（1820年），余以简命来视盐政，以其（应功）改煎为晒，裕国便民，凡朔望祷祈，无不躬亲谒庙”。清庚子（1840年）四月，福建盐务巴扬阿到涵江视察盐场，拜谒忠侯庙，族人重修，请记碑文。巴遂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其撰文：“且于盐政易薪火而为晒曝，使海滨人共享乐利。今而后，其君子车舆筐口而至，其小人徒御扉屦以口口台湾、金门、下游四郡，梯航瓜代者，无不取道于庙后”，并悬匾曰“德盛惠孚”。⑨但后人对陈应功发明晒盐法持有异议，认为史书中所指的是莆田陈姓人，不一定是陈应功。《兴化府志》中也有不确定的记载：“闻初有陈姓者，居陈侯庙南，为人多智计，私取海水日曝盐园中，及成，乃教其乡之人。后人失真，遂以为陈侯云”。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晒盐法为莆田陈姓人所发明，宋代兴化军制盐业之所以发达，与晒盐法的推广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兴化盐业生产与管理
宋代食盐生产管理制度与唐代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唐代一般先由私人生产食盐，但个人不得擅自销售食盐，须由政府收购后，指定商人代销。所以，唐代兴化境内多为独户煎盐，生产规模小，产量低。进入宋代之后，地方政府为了加强盐业生产管理，将分散的盐民“编为盐户，联户为团，分配定额进行食盐生产”。②设立了监、场、务三级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盐民的生产与食盐流通。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涵江孝义乡设上里场，距城20里，东至海，西至佘浦塘，南至新浦、三江口，北至福清峰头村，分为8个团：新浦、半埕、东曾、小山、田头、埔城、东蔡、沟上，共有盐坎2.11万坎，户额7.41万担，场灶885户”，“是福建沿海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盐场子之一”。③特别是“采用晒盐法后，产量大增。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御史梁成大称：‘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于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之民食焉。’”④据《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军的盐课，“总计三千六百六十三贯一百七十文”。⑤仅“涵头（今涵江）岁责盐课三百万斤”，设“有涵头盐仓钱。通判厅岁支亍本钱一百八十一万斤”。“仙游县霍溪盐埕并地及船粤等钱，计八百四十八贯七百五十四文”，“仙游浮产盐钱四右九十九贯五百七十文”。⑥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制盐业出现了长足发展，盐产量位居全省第二位。
三、制陶工艺改进与瓷器生产
兴化境内瓷土储量丰富，制陶业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就有制陶工艺，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兴化制陶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宋代兴化制陶业发展迅速，境内陶窑众多，品种繁杂，远销海内外。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龙华、度尾等地已经成批生产陶瓷，产品销往莆田、惠安、晋江一带”。⑦弘治《兴化府志》也记载：“考宋志，兴化县徐州有青瓷窑，（明代）今废。近仙游县万善里潭边有青瓷窑，烧造成器皿颇佳。今本县北洋澄林有瓷窑，烧粗碗碟；南洋濑溪有瓷窑，烧酒缸、花盆等器，景德里又有瓦窑，专烧造砖瓦，阖郡资为用”。⑧经建国后考古发现，莆田境内有多处宋代古窑址，有几万平方米的宋代古瓷片散布和丰富的成品陶瓷堆积，可见宋代陶瓷生产规模之大。比较著名的宋代古窑址有仙游县西北部的古窑群，如度尾镇的埔尾窑址、碗边窑址、云居山窑址、圣山窑址和大济镇溪车窑址等。还有涵江区庄边的徐州窑址、荔城区西天尾镇的碗洋瓷窑和城厢区灵川镇的青蛙山瓷窑、东海镇的许山瓷窑等古遗址。
（一）仙游县陶瓷生产概况
宋代，仙游县西北部有众多瓷窑，如度尾镇的埔尾村和圣山村、大济镇的溪口村、龙华镇的磨头村等，至今还保留着宋代古窑址。埔尾村的古窑址位于仙游西部仙永公路中段的度尾镇境内，陶窑生产和陶品堆放范围包括埔尾、屏山、云居村三个村，至今还有后窑、破窑、前窑、窑嘴（口）等地名。其中有一处窑址很是奇特，窑口常年涌出涓涓清水，灌溉周边几十亩农田。传说埔尾原有九十九个瓷窑相连，是德化陶瓷的分支，且有母子窑之说。
宋代，仙游制陶工艺精湛，陶瓷品种繁多。据古遗物鉴查，埔尾瓷窑群出土的陶瓷残片，有大蓝瓷片、匣钵、青瓷、影青等多种陶瓷产品，瓷骨细润、釉彩光滑，器形多样，以青瓷平底器居多，也有褐色瓷碗及瓷片，还有碗、碟、匙、盘、罐等陶瓷产品，外面施釉不到底，底足露胎。
其中内外印刻花纹的瓷器产品，采用贴彩画或绘彩画工艺，须经过二次或多道工序才能制成。花瓶、酒壶、三足炉、高足杯等瓷器，其造型、纹饰、釉色皆仿官窑，是宋代兴化陶瓷的代表作。
仙游县陶窑规模最大的是度尾镇霞溪村的北宋古窑址，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堆积瓷片约2米高，现仍有大量的青瓷彩碗片、匣钵、陶垫等残瓷，窑孔内存有成迭碗坯、陶垫和青瓷碗成品等。宋代仙游境内最有代表性是仿龙泉的“珠光眚瓷”日用瓷器和陈设品瓷器，工艺精湛，瓷器表面光滑、莹亮透明、线条疏明，装饰考究、造型别致，体现了宋代兴化陶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二）兴化县陶瓷生产与销售
宋代兴化军规模最大的古陶窑为兴化县徐州瓷窑。该窑址位于现涵江区庄边镇涂洋村境内，据《兴化府志》记载：“考宋志，兴化县徐州有青瓷窑”。①徐州青瓷窑址分布在兴化县涂洋村的三个山岗上，周边蕴藏着大量瓷矿土，森林资源丰富，附近有溪流，能够满足陶瓷大量生产的资源需要。徐州古窑依坡而建，坡度20度，床宽2.8米，底部铺沙，俗称“软底”。窑壁厚12厘米，体高2.8米，拱顶，窑具有漏斗型閘钵，圆周饼型垫饼，采用一体一器的正置仰法烧与托座垫底的器物重叠法。经考古发现，徐州青瓷窑的废窑堆放范围达20000平方米，有大量的青瓷残片，呈灰色、或灰白色，兼有灰黄色，陶瓷表面度釉，但釉层较薄，釉的颜色以青灰色为主，青黄色次之，主要产品有碗、盘、蝶、杯、盅、执壶、炉、瓶等，碗类居多。从制陶工艺看，徐州瓷器胎体坚实，普遍施半釉，釉层较薄，莹亮透明，陶片中含有少量细砂，外观略显粗糙而厚重，瓷器表面刻有弧线、莲花、缠技卷草和数组直线纹。徐州瓷窑中的折腹碟，类似龙泉窑南宋早期的制品，剔刻花式侈品碗于龙泉窑中晚期风格相似，印花折口盘则近似于南宋晚期至元代的制陶工艺。从徐州窑生产规模和陶瓷风格看，陶瓷产品以外销为主。20世纪80年代期间，在台湾、日本、越南等地考古出土的陶瓷文物，都有徐州窑的产品。
（三）莆田县陶瓷生产与销售
宋代，莆田县灵川、西天尾、花亭等地都有瓷窑。仅灵川地区就有三处宋代古窑址，即青蛙山窑址、许山窑址和龙品山窑址。窑址堆积范围约2000平方米，废陶片堆积层最厚为5米，有大量的陶支圈、闸体和青白瓷等。灵川窑生产的陶瓷胎体呈灰白色，质量较轻薄，器物多施釉不及底，采取模具成形，然后再上轮盘修整，产品有贝碗、杯、瓶、折口盘、小碟、盅、双耳小罐、胆式瓶、折腹碟、敛口瓶等。还有西天尾碗洋村的宋代瓷窑，主要陶品有折口或敛口盘、折腹碟、盅、胆式瓶、双耳小罐等，其胎釉、成型、装饰和装烧工艺与徐州窑大体相似，陶器表面的刻划花和印花工艺装饰比较粗糙，布局疏明，纹样有篦梳状线条纹、篦点纹、莲花、莲瓣、菊花、菊瓣、牡丹、双鱼、鱼藻以及几何线形图案，经考古专家鉴定属，属同安窑系列，其工艺技法仿造浙江龙泉窑风格，造型及装饰与龙泉窑南宋至元代的器物一致，其产品销售渠道主要是台湾和东南亚各国。
宋代兴化境内制陶业十分发达，陶瓷产量达到了一定规模，成为东南沿海陶瓷生产基地。但从目前出土的古窑址和陶制品分析，经专家考证均为民窑，未监证出官窑遗址，说明宋代兴化境内制陶业仍然是以民间作坊为主，但也不排除官窑存在的可能性。
四、造船工艺改进与造船业的崛起
兴化军背山面海，溪流众多，水系发达，纵横交错，溪海相连，水路交通方便，为境内造船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兴化北部山高林密，木材丰富，也为兴化造船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特别是在陆路交通尚且落后的古代，车轿成为达官贵人的专利，而舟船便成为广大百姓出行、生产、运输和贸易的重要交通工具，这也是古代兴化境内造船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兴化造船业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有造船技术。东吴政权统治闽中期间，善于水战的东吴军队对兴化造船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军队在莆田境内伐木造船，战争需要剌激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到了唐代，随着农业大开发和对外贸易的兴起，粮食、水果和手工业品运输量越来越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造船作坊，主要生产沟船、溪船和渡船等。据史书记载：“宋代，福建造船业发达，福、泉、兴、漳四地所造海船享誉天下。莆田舟匠也能建造船面宽达八丈以上的远洋大船，掌握了宋元时期全国第一流的造船技术”。“兴化成为福建四大造船基地之一”。①宋代兴化造船企业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官办造船作坊。官办造船作坊由朝廷和地方政府提供经费，通过服徭役方式抽调手工业者造船，所造舟船均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征用，作为军队、漕运等用途。据史书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六月二十七日，中书门下省奏：温州进士王宪上言：伏睹给降空名告下福建、浙东安抚司造海船”。②可见，宋朝廷有专项拨款，由地方政府督办制造官用船只。二是地方政府委托私人作坊造船或修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乾道八年二月六日招福建安抚司，将已招水军五百人毕数起发，仍令诸寨选择堪壮大船五只，乘载往沿海制置司水军收隶，却从福建安抚司截上供钱造海船二只使用。缘两路船样不同，乞下福建安抚司依温州平县莆门寨新造巡船，面阔二丈八尺，上面转板，平坦如路，堪通战斗。乞令人户依此打造。”③说明当时福建境内只打造运输船，朝廷要求福建仿造温州船式打造战船。又如“淳熙九年六月十三日知福州赵汝愚言：‘本路海道阔远，盗贼出没不常’全籍战船逐时出海巡捕，其间有年岁深远损坏去处，除本州自备钱物，措置修葺外，......乞行下泉漳州兴化军于合发窠名钱每船量与截拨钱五百贯，省添贴打造”。④可见，宋代地方政府时有拨款委托兴化私人作坊造船，或委托私人作坊修船。三是兴化民间也有众多的造船修船小作坊。兴化境内河流众多，水路交通发达，沟船、溪船成为境内主要交通工具，从唐代起就有不少百姓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从事水上运输，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同时，宋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造船业和修船业十分兴盛。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嘉定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①可见，当时有不少兴化沿海百姓自己出资造船，进行了长途贩运，对外贸易的兴起，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造船业的发展。
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造船行业。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境内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既能建造用于生产的溪船、沟船，“也能建造船面宽达八丈以上的远洋大船”（商船），甚至还可以建造大型漕运船和军用战船。如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次明州，召集海舟甚急。先是，仲春遣监察御史，莆田林之平往福建募舟千只......建炎三年，车驾南渡。议者招募海舟为不虞之备，复招之平为福建广南路招募使。之平历闽、广，募六百余艘，由温、台赴行在”。②林之平系莆田人，当时也在兴化境内征募了不少大型船只。“到南宋代末，兴化军拥有的船只数量非常庞大，据《元史》载：元军高兴部攻陷兴化军城时，除了捕获陈文龙及数千军士外，还‘获海船七千余艘’，用于补充元军水师。能充当水师使用的船只必定是大型船只，一个只有三个县的小邑、人口不足四十万，竟然拥有至少七千条大船。可见当时兴化军造船业是何等发达，航海业是何等繁荣”。③以上史料出于《元史》高兴将军传记，但从宋代兴化沿海的港口实际情况看，停泊七千艘海船非常困难，《元史》中所指元军在兴化沿海缴获海船七千余艘，可能泛指兴化周边沿海，至少包括泉州沿海，或许渗进了水份，现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即宋末兴化沿海船只众多，渔业和海运业发达。
五、宋代兴化刻书业繁荣与书籍商品化发展
古代刻书业（印刷业）是手工业中一个重要行业。据史书记载：“宋代刻书地有三：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④经济繁荣必然伴随着文化发达，而文化发达又促进了刻书业发展。
“宋代福建刻书最发达的地区，一是建阳建瓯，二是福州，三是莆田”。⑤随着宋代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兴化刻书业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
（一）刻书业的兴起与发展
隋唐之前，书籍均用手写，且不多有，其重要原因是刻书工艺落后，书籍昂贵。进入隋朝之后，中国出现了雕版印书工艺，成为中国印刷业发展的新里程碑。据史书记载：隋开皇十三年（593），朝廷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但只限于浮屠经像，对于民间作品没有硬性要求。从中唐起，其雕刻印书渐兴。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书已流行全国。
兴化刻书业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境内就有金钢镌刻，徐寅在《自咏十韵》中记载：“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面图呈”。说明当时境内已有镌刻工艺，出现了专业的刻书坊，专门经营印书和图书。到了五代十国时，莆田刻书技术大幅提高，境内出现了雕板印刷技术，即把木雕工艺运用到刻书业中，大大提高了刻书和印刷效率。根据莆田市图书馆古代书籍资料馆藏，现仍存有唐代兴化刻本8部83卷，而失传的刻本不计其数。
宋代，兴化刻书手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特别是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书仓”、“郡斋”、“宗敬堂”、“荔陷山房”、“长盛堂”等刻书坊。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刻书艺人陈振孙，刻书工艺精湛，蔡襄的《荔枝谱》、《开元天宝遗事》和《先秦经籍考》等多部宋代名著都出于他手。现莆田市图书馆保存的宋代刻本，有《后村居士集》、《尔雅注》、《复斋易说》、《荔枝谱》、《莆阳志》等60部871卷，其中有记载而没有刻本的书籍更多。
宋代兴化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客观上也促进了境内刻书业的繁荣。唐代科举兴盛，莆仙两县先后有林藻、陈峤、徐寅等21人考中进士，科举取仕的选人制度，极大地剌激兴化这个灵毓之乡的读书风气。到了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读书仕进的风尚，书堂遍布、书院林立，除官办县学、军学外，私人书院、书堂、私塾遍布城乡，出现了“比屋业儒，不废读书”、“三家两书堂”、“十室九书屋”等景象。莆籍大学士翁承赞曾经形象地描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①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和“以读书为业”的风气。这种崇尚儒学的习俗，为兴化刻书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史书记载：宋代莆仙两县共考取进士1756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赢得了“进士之乡”的美誉。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文人墨客众多，著书立说成风，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刻书业的发展。
（二）宋代兴化刻书坊经营方式
宋代，兴化刻书坊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形式。官刻是官办性质的刻书坊，旨在宣扬名教和提供士人阅读的范本。但官刻业务有限，主要是经史方面的官定读物，如“莆田郡斋”、“兴化军学”等，都是官办刻书坊。家刻主要是刻印自家著作，其目的是为了弘扬地方文化，或传播本家思想，或收藏家祖作品。坊刻属于商业性刻书坊，由私人投资创办，以盈利为目的，是宋代兴化刻书业的主体。宋代兴化私人刻书坊众多，雕版印刷字迹清晰、字形工整、着墨均匀、装帧精美，无论是在规模、品种方面，还是业务量方面，都超过了官刻和家刻。
宋代兴化境内刻书业务十分繁荣，主要有六大块：一是作者刻印自家作品，即家刻。宋代兴化境内文人墨客众多，朝廷政要比比皆是，达官贵人为了宣扬自已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花钱雇人印刻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以赠送他人。诸如刘克庄的《后村大全集》、郑樵的《通志》、蔡襄的《荔枝谱》和《茶录》等，都是广为流传的名著，且多次刻印，这些书籍虽然没有进入市场流通，但对兴化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家族刻书收藏，主要是一些书香门第和官宦后裔，整理印刻祖先作品，如蔡襄、黄仲元、方大琮等后代，整理印刻了大量先祖书稿，有的作品还多次印刻，刻印量很大，如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蔡襄后裔委托兴化军学印刻《蔡忠惠集》36卷；宋庆元五年（1199年），莆人黄汝嘉刻印胡安国的《春秋传》30卷；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莆阳许兴裔刻赵彦肃的《复斋易说》6卷......这些都是宋代兴化刻书业的重要业务，一般以家刻为主，即雇用手工业者在自家刻印，但也有委托私人刻书坊刻印。
三是郡县出资印刻书籍，即官府出资创办的刻书坊。主要是刻印朝廷指定的读物、文书、法令等资料，平时也翻刻一些名著，如宋嘉定七年（1214年），兴化郡斋刻印了李俊甫的《莆阳比事》。宋淳祐九年（1249年），莆田郡斋刊刻刘克庄的《后村居土集》50卷。还有“兴化军学刻印①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开元天宝遗事》”。①这部分印刻业务主要由官府出资，不具有商业性质，但刻印量也不少。
四是刻书坊的商业性业务。私人刻书坊除了承接外来委托的刻书业务之外，还经常选择一些名著、诗集、散文和教科书等进行翻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刻印成书后出售给书院、书堂和收藏者，以谋取利益。这部分书籍纯属商品书，也是刻书坊的主要业务。
五是印刻本地的各种刊物。宋代兴化境内发行了多种刊物，据宋洪迈的《溶合斋随笔》记载：“近岁兴化学刊《遗事》”，就是宋代兴化著名刊物，印量不少。又如林希逸在《后村居士集》跋中记载：“莆名郡也，前辈诸闻人，文字散落不少，......余尽官所藏，刊之郡斋”。还有“宋宝庆三年（1227年），莆田教官陈森刊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②这些《遗事》、《郡斋》和陈森《刊本》等，也是兴化刻书业务的重要部分。
六是寺院的佛经刻印业务。宋代中国境内佛教盛行，兴化各地寺院遍布，约有200多座，2万多僧尼，经书需求量很大，加上当时僧尼地位很高，收入颇丰，又不纳税，自然有钱刻印佛经。
宋代经书的刻印业务主要是由私人刻书坊承接，数量很大。
（三）图书收藏与销售
兴化境内图书市场非常活跃。兴化士人形成了一股藏书之风，许多达官贵人视书为财富，喜欢收藏各种书籍，作为财产留给子孙后代。宋代兴化各书院、官学和私塾都建有藏书楼，且有大量藏书，出现了“书楼林立”和“三家两书屋”的景象。诸如“一经堂”、“富文楼”、“金紫方”、“万卷楼”、“三余斋”、“墨林方氏”、“寿峰方氏”等书楼，藏书都超过了万卷。还有余日华的“桔巨阁”、谢洪的“经史楼”、李氏的“藏六堂”、吴叔告的“叔告书楼”等，藏书均在万卷以上。
宋代，兴化籍朝廷命官大多有收藏书籍的爱好，如仙游士人陈郯，一生喜爱书籍，到处查访、收集古籍，或抄书装订成册进行储藏。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谢洪，筹建了“经史阁”，藏书达万卷以上。宋代司封郎中傅诚，将一生的薪俸全部用于购书收藏。仙游县举人朱元飞，一生喜欢购书、藏书和建设藏书楼，临终前将书籍作为财产分给3个儿子。南宋淳熙五年（1178）进士，秘书丞兼代工部郎官余崇龟，建有“静胜堂”，藏书万余卷。还有嘉定七年（1214）进士，南宋藏书家郑可复，一生俭朴，唯喜藏书。受兴化藏书风气影响，兴化的地方官员也喜欢收集古书集。
据史书记载：“宋宝庆三年（1227年），兴化军通判陈振孙搜集了兴化各家藏书3039种，51180卷，并在这基础上修撰了《直斋书录解题》。宋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祭郑氏、方氏、吴氏早书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③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兴化军私人藏书巨大，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名列前茅，堪与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宋代诗人刘克庄曾经说：“吾里藏书多善本，洲泮多英才，傍考互校......莆本当优于广、越矣！”④这种藏书风气，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印书业的发展。
刻书业的繁荣又加速了兴化图书商品化进程。宋代，兴化境内形成了尊儒爱书习俗和“聚书为财”的风气，对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兴化的文人墨客，认为书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如宋进士林霆，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吾为汝曹获留良产矣”。莆田名儒林坤（字仲之），常常对人讲：“吾蓄书数千卷，苟有子孙贤，足矣；不贤，多财活为累耳”。许多兴化士人“捐金帛购书籍惟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①重金求书、高价购书的风气和视书为财的习俗，导致兴化书市繁荣，书斋林立，图书交易量不断扩大。
刻书业的繁荣还带动了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行业的发展。宋代兴化境内出现了专门销售文化用品的商人，郡城、涵江、黄石、枫亭和仙游县城等地，均有经营纸张、笔墨、砚台等文化用品的商店，文化用品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
六、其他手工业发展概况
宋代，兴化境内手工业行业不断增多，除了农产品加工、纺织、制盐、制陶、造船和刻书等六大行业外，还有建筑、酿酒、制蜡、建材、造纸、木雕、石刻、冶炼、金银首饰加工等行业。在此选择几种手工业行业进行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兴化手工业发展概况。
（一）建筑业
宋代，兴化境内从事建筑业的人员众多，形成了木匠、泥匠、石匠、木雕、石雕、建材等工匠队伍。从唐代起，兴化境内大兴土木，建筑寺院，促进了建筑业的迅速发展。宋代，兴化境内又建筑了众多的寺院庙宇，如梅峰寺、襄山寺、龙华寺等。这些寺庙规模宏大，设计复杂，用料考究，体现了宋代兴化建筑业的特有风格和一流的建筑水平。
首先，宋代兴化军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军城修建，造就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建筑队伍。如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搬迁后，知军段鹏筹巨资修筑莆田军城，内筑周长2里又310步的“子城”，以护官署衙门，建造了“谯楼”作为兴化郡城的城门和门楼。
还外筑土城，以护城区居民。宋宣和三年（1221年），兴化军再次修筑郡城，周长7里又83步，墙高1.5丈，基厚7.5尺，改土墙为砖砌，引北河水为护城河，开辟了五个城门，东称望海，西号肃清，南叫望仙，北为拱辰，东北名宁真，各个城门都有城楼。宋绍定初年，城墙年久失修，墙倾盗起，民众深受其害，邑人陈宓倡议再修城垣，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城修建。绍定三年（1230年），知军曾用虎率民众建成周长1298.8丈，高1.8丈的石砌城墙，使兴化郡城成为福建三座名城之一，俗称“铜延平（南平）、铁邵武、石莆田”。由于多次大规模地修筑郡城，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发展。
其次，宋代兴化境内建筑了众多桥梁，培养了一批修桥铺路的专业人才，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宋代“莆田有一百七十座桥梁，宋建设五十座”。②其中仅李富一家就捐建大小桥梁34座，如清宁桥、万寿桥、新桥等。这些桥梁以石桥为主，木桥为辅，表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宋代兴化桥梁建筑的一流水平。其中最著名的是泉州郡守蔡襄主持建筑的万安桥（洛阳桥）。万安桥从北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开始修建，至嘉祐三年（公元1056年）结束，历时6年，投资巨大，工程复杂。万安桥座落于泉州境内，但主持建桥的泉州知府蔡襄系仙游人，故招募了大量的兴化工匠参与万安桥建筑。该桥的“筏形基础”筑桥技术为世界首创，特别是利用海蛎繁殖来胶固桥基的方法，即“种蛎固基”法，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桥梁建设史上一大技术突破。万安桥与北京卢沟桥、河北赵州桥、广东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也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成为我国桥梁史上一座丰碑。所以，宋代大规模的城墙修筑、桥梁建筑和寺院庙宇建设，促进了兴化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二）家具和木雕业
莆田境内家具行业起源东晋时期，发展于唐代。进入宋代之后，木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手工业。据《仙游县志》记载：“宋代县内已有利用亭、榜头、龙华等地已有竹木器手工业，产品以生活用具为主，农具为辅”，主要产品龙眼木，黄杨木、檀香木之材料，生产家具和工艺品”。①仙游“宋代，境内城关、枫有“木制品有门、窗、床、橱、桌、椅、桶等；竹制品有筐、箩、筛、簸箕、扁担、竹椅、竹床、蒸笼、竹席、竹篮等”。②莆田木雕起源于汉，发展于晋，盛于唐宋。从晋朝开始，境内寺院建筑开始采用雕塑工艺，促进了境内艺雕业的兴起。隋唐时期，莆田境内大兴土木，建筑寺庙，木雕装饰、木雕佛像和木刻经书等需求量大增，促进了兴化木雕业的迅速发展。到了宋代，兴化艺雕技术又有较大的提高，以人物、花卉等题材的围屏、栏杆、木雕古玩、乐器等木雕家具和工艺品随处可见，雕工精细，栩栩如生。宋末，从泉州港、枫亭港大量输入了菲律宾的紫檀、鸡翅木等名贵木材，成为上乘的木雕原料，促进了兴化木雕业的迅速发展，赢得了“精微透雕”之美称。
宋代，兴化境内开始生产木雕家具，即把木雕工艺融入家具制作之中。兴化木雕家具结构考究、装饰华美、造型简洁、明快清新，将圆雕、透雕、浮雕和仕女、花鸟山水等木雕艺术，融入家具之中，使家具造型千姿百态，具有实用、观赏和收藏价值。
（三）其他手工业
宋代，兴化境内还有酿酒、酝蜜、制蜡、造纸、冶炼、采矿等手工业。据《仙溪志》记载：“酒则以粳为粬”，“用物则窠而取蜜，且溶其房以蜡，惟人家养蜂所酝”，“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炼铅而粉，采柏而烛”，“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宋志》也记载：“莆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陆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③可见，宋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了酿酒、制蜜、制腊、造纸、炼铁等多种手工业。
宋代兴化境内粮食加工业迅速兴起，出现了石臼、石磨等传统的粮食加工工具，建立了众多的粮食加工作坊，其中最著名的是兴化米粉加工。据史书记载：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钱四娘修筑木兰陂时，兴化军主簿黎畛受命协助建陂。为了解决大批民工的吃饭问题，黎畛将广东老家的米粉加工设备和技术传入兴化，生产出方便易熟的兴化米粉，并指导百姓大量加工制作，以解决民工吃饭难问题。黎畛因公遇难殉职后，民工们就以米粉、米酒祭江，建庙纪念。此后，兴化米粉工艺世世代代流传，成为莆田地方著名特色小吃。
宋代兴化境内造纸业也很兴盛。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造纸业始于唐代，先制楮衾后造竹纸。产地香山里（今赖店镇）朱山村及慈孝里（今枫亭、园庄）洪仓村。后其他产纸区也多在山区竹林茂盛处”。④到了宋代，兴化境内“因竹料充裕，且质亦胜楮（楮衾即纸被），乃改用柔竹纸。仙游县竹纸最早出自东西乡，当时已大宗生产，商人贩卖于莆田、泉州等地”。⑤此外，还有“藤纸”、“皮纸”和“专以事鬼神”的“纸胚”，以及用红花染色的“红色纸”、“米色纸”等。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刻书业发达，开始引进高档印书纸。据《宋志》记载：“兴化县辜岭村厚有藤纸。
彭志：莆田县文赋里茧村有皮纸，近多辍业。莆人所用纸，皆自顺昌等县贩而至者。近九座等处产纸胚，其纸不可书字，专以事鬼；邻邑有黄氏者，因而致富”。①据“《闽产录异》云：兴化产红花，施乌梅染纸，价廉工省。又有米色纸，乳细金为燂头，为帧眉，坚实不烂”。②可见，宋代兴化境内造纸业发达，品种众多，成为一个重要手工业。
总之，宋代是兴化手工业崛起与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但手工业行业众多，而且形成了一支人员众多、技术精湛的从业队伍。这些手工业者逐渐脱离了农业，成为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场的经营者，对于兴化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随着手工业品的大量生产，境内商贸流通日益繁荣，客观上又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附注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③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④（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1989年版，第13页。
①（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②《宋史·食货志》。
①乾隆《莆田县志》卷9。
②《宋史》（食货志）。
③（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④（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①（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之二四）。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6页。
④《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⑤《兴化军祥应庙记》，《天下莆商》转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①（清）陈池养著：《木兰陂志》卷下。
②（清）陈池养著：《莆田水利志》卷5。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4页。
①（清）陈池养著：《木兰陂志》卷下。
②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转载方天若（宋）《木兰水利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③（明）周瑛、张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3页。
④《宋史·食货志》，朱维斡转载于《莆田县简史》，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⑤（清）陈池养著：《木兰陂志》（卷下）。
①黄仲昭撰：《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3页。
②《莆田诗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2页。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9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2页。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8—1388页。
⑦《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⑧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①郑方坤：《全闽诗话》卷4，《徐火勃笔精》。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1页。
③乾隆《莆田县志》卷2。
④《八闽通志》，卷八十四（词翰）。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81页。
⑥《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6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6页。
③（宋）黄岩孙撰：《仙溪志》1989年版，第15页。
④（明）黄仲昭修撰：《八闽通志》卷二十一，食货、财赋。
⑤《莆田诗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②（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④王灼著：《糖霜谱》卷3。
⑤（宋）方大琮著：《铁庵方公文集》卷21。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页。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0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④《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⑤《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
⑦《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⑧《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①《仙游蔗糖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宋）蔡襄著：《荔枝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7页。
④《莆田诗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31页。
⑤《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②（宋）蔡襄著：《荔枝谱》卷十三，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③《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
④（宋）蔡襄著：《荔枝谱》卷十三，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页。
①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主编：《蔡襄全集》，福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②《蔡襄全集》，福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③《蔡襄全集》，福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④《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
⑥《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
⑧（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2007年版，第340页。
⑨（宋）蔡襄著：《茶录》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①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主编：《蔡襄全集》，福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③（明）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②（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③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④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129《福建路建宁府》。
⑤《莆田市地理志》，（种植业），福建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⑥（清）郑得来著：《连江里志》卷四（事类）第18页，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⑦（清）彭乘著：《续墨客挥犀》卷第一，（吉贝布），乾隆版线装本，第6页。
①（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②翁卫平主编：《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③（明）黄仲昭著：《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6页。
④刘弇著：《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之一。
⑤《游洋志》卷之三（宦迹志）。
⑥蔡襄撰：《端明集》卷二十六（乞减放漳泉州兴化军人户丁米箚子）
⑦（清）郑得来著：《连江里志》卷四（事类），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⑧（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⑨（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5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⑥（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⑦（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⑧《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21。
⑨（宋）陆游著：《陆放翁集》，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二十四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版（1920年），第86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②（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⑤《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⑥《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①沈辽：《云巢编》卷三。
②（清）郑得来著：《连江里志》卷四（事类），载《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1。
⑤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⑥张琴著：《莆田县志稿》（政志）上目。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1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土谷》（物产）卷41。
⑤《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7—328页。
⑥《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7页。
⑦（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⑧《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⑨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②《莆田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③《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④《莆田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⑤（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⑥（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页。
⑦《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
⑧（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①彭文宇：《莆田旧港的兴衰》，《福建史志》2004年第2期。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4。
③《宋会要辑稿·刑法》，50之28。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50之28。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37。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引自《兴化府志》林之平传（第943页），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③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3页。
④朱维斡主编：《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⑤李瑞良主编：《福建古代刻书业综述》，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①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①《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二。
②刘克庄著：《后村居士集》“跋”。
③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④甘玉连主编：《莆田文化丛书》（兴化教育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④《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3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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