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莆田与南方各省一样，最早的手工业行业是纺织业和制陶业，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其次是冶炼业，发展于东汉时期。再次是建筑业，大约起步于晋朝。还有木匠、雕塑、酿酒、制蜡、制盐和农产品加工等行业，约在陈朝以后陆续发展起来。到了唐代，莆田境内已有10多个手工业行业。
  据《莆田县志》记载：唐代境内“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传统行业有制盐、打铁、织布、制糖、酿酒、造纸、刺绣、烧瓦、竹木器制作等，皆为私营作坊，设备和技术落后，产值低”。①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莆田手工业发展历史，本节就唐代及其之前莆田境内的制陶、纺织、冶炼、制糖、造纸、盐业、雕刻、建筑、捕捞等行业作简单的叙述。
  （一）陶瓷业
  由于生产和生活需要，莆田先民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用黏土烧制各种简陋的陶具，掌握了简单的制陶技术。从莆田出土文物分析，大体可看出莆田陶瓷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如仙游县园庄土楼村的溪尾山，采集到一批刻划纹、网纹、方格纹的软陶壶和陶罐等瓷器，经考古专家考证为新石器晚期的文物，所以说莆田陶瓷生产至少起源于新石器晚期。
  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陶瓷手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据考古发掘，境内共有商周时期古代遗址54处，出土了大量的软陶、硬质灰陶、黑陶、印纹硬陶、蓝纹陶和陶纺车等。如仙游县榜头镇后坂村、钟山镇鸣和村、龙华镇灯塔村、大济镇坑北村、游洋镇梧椿村、度尾镇钟峰村等地，都采集到刻有纹饰的陶片，经鉴定为商周时期古文物。特别是榜头后坂村观音山上发掘的2件陶纺轮，形似算盘珠，一件呈圆锥形面，一件呈平面图形，经考证为商周时期的纺织工具。仙游县园庄镇溪尾山出土的20多件陶碗、陶壶、陶罐等残片，表面上刻有简单的划纹、网纹和方格网等。
  1987年，莆田县进行了一次古文化遗址普查，共发现商周时期古遗址27处，并采集到大量的夹砂黑陶、灰砂陶、红陶、印文硬陶碎片等。陶片表面有绳纹、网纹、方格纹、圆点纹、弦纹、直篮纹、曲折纹、刻划纹等多种纹饰。可见，早在夏商周时期，莆田百姓已经将陶瓷器具广泛应用在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汉朝至晋代期间，莆田制陶业继续发展。如仙游县文物馆保管的汉代“三足陶灶”，高7厘米，长15厘米，二鼎一灶，呈船形，褐色硬陶，造型比商周时期的陶具结构复杂了许多，工艺也有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在龙华团结村发掘的晋代青釉蒸，敛口鼓腹三足底，脱釉完整，高4.5厘米，腹径9厘米，造型美观大方，与汉代陶瓷相比，无论是陶瓷工艺水平，还是陶瓷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南北朝时期，莆田境内陶瓷制品开始多样化。从仙游赖店南朝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中，日用瓷品种有盘、碗、碟、壶、杯等多个款式，颜色有青灰色、青黄色、青绿色和苍青色等多种色彩，陶瓷表面光亮平整，有各种网纹、格纹和花、鸟、鱼等图案，制陶技术比晋代又有较大的进步。
  进入隋唐之后，莆田境内制陶工艺有了重大突破，即青釉技术基本成熟。如1974年8月，仙游县文化馆配合省博物馆考古队，对赖店镇南埔隋唐墓葬进行发掘，采集到10多件青釉瓷器出土文物。1978年8月，仙游县文化馆配合省博物馆考古队，对赖店南埔隋唐墓葬进行发掘，又采集到30多件青釉瓷器。同时，在仙游县榜头镇仙水村的龟山也挖掘到一批唐代青瓷器，其中有杯带3件，四足砚2件，博山炉2件，炉屏2件，陶质坚硬，青釉光滑，造型别致，工艺复杂。特别是发掘于赖店镇玉塔东埔村的唐代瓷器，有四耳青瓷器、青陶执壶等，工艺精湛，美观实用。从各个朝代的陶瓷文物分析，大体能够看出莆田陶瓷业的发展历史。但莆仙两县置县较晚，唐以前境内的制陶业规模及产量情况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整个陶瓷制造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现在很难考证，但瓷器作为古代莆田境内易货贸易的重要物资是无可置疑的。
  （二）纺织业
  莆田纺织业历史十分悠久，与陶瓷制造业不差上下。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就有纺织工具。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纺织业始于新石器时期。据榜头观音山及坝下等地出土文化证实，在3000多年前，县内先民已采用陶纺轮纺纱”。①秀屿区南日镇乱石山遗址采集到的古代陶纺轮，经考古专家论证，为商周时期的纺织工具，说明早在新石器和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就有纺织业。
  莆田纺织业发展与当地资源和朝贡制度有关。据史书记载：“古扬州辖内，包括莆田先民的闽地岛夷，向夏、周王朝贡赋草服布料和草编盛具。所上的贡物是通过当时的‘乡官’邻长（五家为邻）、里宰（五邻）为里、四里为酂、鄙师（五酂为鄙）等行政机构而层层上缴”。莆田“在远古时期是背山面海的半岛，土地贫瘠碱湿不宜种禾稼穑，只适宜培植葛麻、苎麻、蒲草以及吉贝之类的植物，于是当时赋税被定为下田下赋，并且允于杂物缴纳，即‘田下下，赋下上上杂””。②莆田沿海的盐碱地适宜蒲草生长，客观上为草编行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据《莆田市地理志》记载：“莆田，古称莆口，莆字是蒲字初文，意为其地蒲草丛生”。③在汉代以前，莆田沿海是一个天然草本植物场，草编原料十分丰富，加上百姓生活需要和赋贡制度的硬性要求，客观上也促进了境内草编技术的发展。
  秦统一中国之后，在楚越地设立了闽中郡，莆田域地纳入秦王朝版图。但由于莆田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粮食短缺，百姓通常只以草编盛具作为贡品。这种与纺织品相近的草编技术，对莆田纺织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④《史记》中的“蒲车”，不一定是指莆田百姓的贡品，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蒲草编织物已经成为贡品。从秦代起，莆田百姓开始编织蒲团、蒲席、蒲筐、蒲扇等，并以编织物代纳赋税，即“允于杂物缴纳”。到了魏晋时期，莆田境内纺织技术有了较大进步，百姓对葛、苎等植物进行剥皮抽丝，制成纱线，然后纺织成粗布。
  进入南北朝之后，朝廷“规定每年丁男之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⑤这种硬性规定的税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莆田纺织业的发展。所以，从南北朝起，莆田境内开始大量种植苎、葛、木棉等草本和木本植物，用于生产苎葛麻布，传统纺织业发展速度开始加快。
  唐代是莆田纺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纺纱技术的提高和纺织工艺的改进，境内纺织品数量不断增长，质量开始提高，出现了两种纱线混合编织的布料，即以棉为经、以苎为纬和以麻为经、以棉为纬的葛布等。到了唐后期，北方汉人入境后又移植了木棉，并以棉纱为原料生产棉布。
  据史书记载：莆田百姓用棉纱编织出轻薄透气的帐幔布料，可用于制作结实保暖的鞋袜、衣服等。
  但从总体上讲，唐之前莆田境内纺织工艺相对落后，手工制作，耗时费力，加上印染工艺不精，纺织品商品率很低，主要是农家自给自足，偶尔在集市墟日上进行零星交换，还不具备商品性质。进入唐末后，境内纺织技术又有新的提高，特别是木质纺纱车的出现，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纺织品产量增多，纺织品逐渐成为易货交换的媒介。
  五代十国时期，莆田境内纺织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能够生产出多种布料，如麻布、蕉布、苎布和棉布等，甚至还生产少量的绸布和丝帛等。特别是以青靛为染料的染色工艺出现后，布料颜色日益多样化，纺织品附加值增大。据《仙溪志》记载：“渍蓝为靛，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①五代十国时期，莆田境内生产的丝帛织品，柔软轻薄，深受年轻姑娘喜爱。莆籍诗人徐演有诗云：“鹤绫三尺晓霞浓，送与东家二八容。罗带绣裙轻好系，藕丝红缕细初缝”。②诗中形象描述了丝帛布料，色彩斑斓，质地柔软，做工精细，深受16岁少女的喜爱。莆籍诗人胡令能也在《咏绣障》诗中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③诗人借吟咏绣障，歌颂绣工们绣制屏风的高超技艺。尽管诗人对唐代莆田丝帛织品和剌绣工艺进行夸张比喻，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莆田生产的丝帛织品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纺织品已经成为易货贸易的重要物资。
  （三）冶炼业
  莆田冶炼技术源于汉代，发展于唐代。闽越国建立后，大兴采矿业，推广铁器农具，促进了闽中冶炼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闽越国冶炼水平可与中原同语，铁制农具主要有犁、锄、锸、镢等；铁制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锤、凿、锯、环、环首刀、曲形铁条等；铁制兵器主要有矛、刀、剑、匕首、镞等。东越国兴盛时期，闽中各县广泛使用铁器，普及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王兵败莆田，在境内建炉炼铁，制造武器和铁农具，拉开了莆田冶炼铸造业的发展历史。1978年，莆田境内出土的青铜钁，专家们从造型、纹饰和质量等方面分析，认为是春秋战国后期或汉初生产的青铜器，可能是由闽越人带进莆田境内，也可能是由余善军队在莆田境内制造的。“1986年，福建省普查文物，在莆田市进行史前地下文物调查，在涵江上郭村发现‘七步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铁灶村发现‘古铁灶遗址’”。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古代莆田县有铁。”《莆田发展简史》也记载：汉代莆田“最大的成就是掌握了冶炼技术。铁制用具广泛地运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之中”。⑤从晋代起，移居莆田境内的汉人日益增多，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冶炼技术，促进了莆田冶炼铸造业的发展，现莆田境内遗留着多处“铁灶村”，就是历史的见证。据《仙溪志》记载：唐代仙游苏山的蔡家，世代炼铁铸鼎，非常著名。《涵江区志》也记载：“涵江私营工业可追溯至宋代以前，当时境内望江一带已开始炼铁，今三江口镇仍有个铁灶村，历史上就因炼铁而得名”。⑥黄岩孙的《仙溪志》中也有：“炼铅而粉，采柏而烛。......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的记载。⑦如此成熟的冶铁技术，在古代不经过几百年发展是不可能达到的。
  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开展大规模垦荒种植和围海造田，需要大量的铁农具，客观上也剌激了冶炼铸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唐末，王审知主政时，尊崇佛教，大兴寺庙建筑，许多佛教用具和佛像都是铁质和铜质材料，需要精湛的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及艺雕技术，客观上促进了莆田冶铁技术的发展。据黄滔《丈六金身碑刻》记载：“释氏之称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而古今之世以诸佛菩萨。其或铸成、塑成、刻成，其或壁绘幅绘乎像，不可胜纪”①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王审知在九仙山定光多宝塔之右碑刻记载：“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铸金铜像一尊，丈有六尺之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继之铸菩萨二尊，丈有三尺高。铜为内肌，金为外肤”。②《福建金石志》也记载：唐天祐四年，仙游县铸造了狮子炉，重十六斤一两，口径一尺二寸四分，每足务为狮身像。可见，唐代莆田境内冶炼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冶炼业、铸造业的手工业队伍和一些专门经营铁铸产品的商人。
  （四）建筑业
  莆田境内山高林密，峰回路转，有着众多的天然洞穴，为古代莆田先民提供了良好的栖息条件。所以，在夏商周时期，莆田畲民大多数为穴居，他们借助山上的天然洞穴和海蚀洞，遮风档雨。这种地理条件优势，导致莆田境内建筑业发展缓慢，长期没能形成一个行业。
  莆田建筑业起源于汉代，即中原汉人和东越人进入莆田之后，不适应穴居生活，开始修造竹质茅屋作为栖身蔽所，从而拉开了莆田建筑业的发展历史。魏晋时期，莆田境内丰富的木竹资源被普遍作为建筑材料，促进了境内木工行业的发展，成为境内继陶瓷、纺织和冶炼业之后，又一重要行业，也为莆田建筑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从莆田建筑业的发展历史分析，促进莆田建筑业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寺庙建筑。从晋朝开始，莆田境内开始大规模建筑寺庙，从而催生了木匠和泥匠等手工业队伍。据《八闽通志》记载：东晋时期，境内开始建筑寺院，莆田的“永和尼院”是福建境内晋代唯一存史的一座寺院。该寺院为土木结构，采取重檐歇山式建筑风格，体现了东晋时期先进的建筑风格和工艺水平。又如陈永定元年（557年）建筑的莆田林泉院，遗址面积有二万多平方米，周围建有苦竹寺、霞梧院、九莲岩等大小寺院多座，排列有序，环绕着林泉院，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寺庙群，体现了十方丛林的宏弘气势，代表了莆田高超的建筑水平。还有陈永定三年（公元560年）创建的金仙寺（现广化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也是福建省内屈指可数的古寺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贞观二年（628年）建筑的道观——三清殿，包括山门、三清殿、通明殿、九御殿、四官殿、文昌殿和五帝庙、东岳殿、五显庙、西岳殿等，规模宏大，造型优美、别具一格，融木工、泥匠、石匠、木雕、石雕、绘画、设计等多种工艺为一体。殿内竖有20根木石连接大柱，保存着唐代典型的建筑风格，与福州华林寺、宁波保国寺并称为江南古建筑之精华。还有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修建的仙游龙华寺，以后历经多次扩建，规模不断扩大，拥有千年报恩塔、大雄宝殿、天王殿、藏经楼等众多建筑，成为闽中一大丛林。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诏天下诸州各建一寺以纪年，始名“开元寺”。此后，莆田境内大兴土木，建筑了几十座寺庙，如仙门寺、三会寺、玉涧寺、石室寺、九座寺......，“逮至王审知主闽时，莆田地区共建有大小佛寺267座，僧众2万余多人”。③这些寺庙建筑工艺精湛，别具一格，是古代建筑工艺的精华，体现了隋唐时期莆田建筑业的高超水平。
  建筑业发展带动了与其相关手工业的兴起。寺庙建筑不但需要大量的泥匠、木匠、石匠和设计人员，而且需要技艺高超的木雕、石雕、铜雕和冶炼技术。隋唐时期，莆田境内的林泉院、金山寺、龙华寺和三清殿等，大多采用重檐歇山式木质斗拱结构，融木工、雕刻、石雕和泥塑为一体，错落有序，庄严别致，雄伟古朴，巍峨壮观，其建筑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建筑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建材行业的兴起。据乾隆《兴化府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郡城西岩寺建山门铲地，砉然有声，土陷一洼，长一丈四尺，阔半之。上锐下方，瓷以巨砖。砖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日作’”。①可见，早在太康年间，莆田境内就已经生产“上锐下方”、“砖花三面凸起”的“巨砖”。从中唐起，莆田境内普遍采用砖瓦作为建筑材料，逐渐形成了生产建筑材料的行业，出现了一支技术精湛的建筑手工业者队伍和专门从事建筑材料销售的商人。
  （五）艺雕业
  艺雕工艺包括木雕、石雕、铜雕、泥塑等，是莆田古代的重要手工业行业。莆田艺雕工艺最早源于寺院道观建筑，古代寺院道观大多是木质斗拱结构，将精美的雕饰与寺庙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建筑风格。特别是木雕工艺在唐代非常盛行，寺院内的墙壁、门窗、柱子等，镌刻有楹联、偈颂、人物、花鸟、物象等各种图案和文字。这些建筑物图案各异，书画并茂，简繁相衬，匠艺精湛，巧夺天工，体现了唐代莆田高超的木雕工艺水平，形成了一支工艺精湛、技术高超的木雕手工业队伍。
  古代莆田艺雕工艺中最为著名的是石雕，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由于莆田境内盛产花岗石，而寺院道观建筑又采用大量石料，如寺院道观的基座、柱子、台阶、碑文、壁刻等，都以花岗石为材料，其中的图案、文字等，需要石雕艺人来完成，从而促进了石雕艺人队伍的发展。早在隋唐时期，莆田石雕艺术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如隋开皇十三年（593年），莆田境内建筑了第一座石塔，即广化寺边上的释迦文佛塔，具有塔墙薄、塔身空、石缝细、墙面平等特点。塔身用石料叠砌，各石块之间用榫卯贯穿，十分牢固。石塔表面有佛像、飞天、花卉等精美浮雕，精巧别致，体现了唐代莆田石雕艺术的高超水平。还有创建于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的仙游九座寺无尘塔，外型似葫芦状，表面有浮雕腾龙图案和护塔神像图案，造型古朴，庄严肃穆，雄伟壮观，体现了唐代南方石质建筑的独特风格，成为唐代莆田石雕艺术的代表作。进入唐末之后，全国掀起一股建筑石塔的热潮，莆田境内建筑了不少风格不一的石塔，如南山广化寺、城区三清殿、龟山灵感寺、囊山慈寿寺、涵江上生寺、芦崇圣院、太平山招福院，仙游大济三会寺、龙华万寿禅寺和仙门寺、盖尾龙纪寺、凤山九座寺等，都建有款式多样的石塔，有高达数丈的巍峨巨塔，也有不足一人高的精巧小塔；有单层石塔，也有双层古塔；有楼阁式的高塔，还有复式的矮塔。特别是创建于唐末的枫亭塔斗山万寿塔，各塔层石块均有石雕图案，如大力士、蟠龙、花卉浮雕、佛像、金刚力士等图案，其中的卷草花纹和莲花覆瓣等，体现了唐末独特的建筑风格。还有建于唐威通年间的仙游凤山无尘塔，塔基座上刻有莲花图案，底层下部八面刻有奔龙舞狮图案，是唐代莆田石雕的精品。唐代莆田境内建筑了众多的石塔，形状各异，巍峨壮观，秀丽挺拔，切雕细腻，装饰讲究，表现出高超的石雕艺术和建筑风格。
  除了木雕、石雕之外，还有泥塑、铜雕、铸塑等艺雕工艺，如寺庙的佛像、神龛、祭器、经书、供桌等，都是艺雕工艺品。唐代莆田境内大规模的寺庙建筑，不但促进了莆田建筑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艺雕手工业的崛起，促进了其他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手工业者，具备了工人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也是莆商队伍的开拓者。
  （六）制盐业
  春秋战国之前，中国并没有实行食盐商榷制度。齐桓公执政时听取管仲建议，“计口食盐征粟；又教以加强之法......于是，后世有榷之典。我国家为足边储斗，乃用管子法：凡盐皆食于官，计口纳米。男子成丁、妇女成口。岁纳八升，官支与食盐三升”。①从秦代起，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控制百姓，增加赋税，都实行食盐商榷制度，严禁私人制盐贩盐，贩卖私盐，一律处于极刑。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有着丰富的食盐生产资源。早在秦汉时期，沿海百姓开始从海水中取盐。
  从东晋起，莆田境内出现了柴薪煮盐的制盐工艺。但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莆田制盐业发展缓慢。进入南北朝之后，境内制盐业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在莆田、仙游的沿海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煮盐户。但煮盐工艺极其落后，成本高、产量低，利润微薄。据《千年涵江》记载：“早在唐代，沿海民众已利用海水煮制盐。当时支起大解体锅，燃火煮沸盐，工艺落后，产量低下，烧几担柴，只能煮几十斤食盐”。②进入中唐之后，随着制盐工艺的不断改进，莆田境内制盐户日渐增多，逐渐发展成为福建的产盐基地，形成了一批专门生产食盐的手工业者。
  （七）制糖业
  莆田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足，适宜甘蔗种植，客观上促进了制糖业的发展。莆田制糖工艺历史悠久，早在隋唐之前就有制糖工艺。据《仙游县志》记载：“唐代以前，植蔗以为糖，刳木为槽，断木为杵，饱万夫之食，明烛继夜，长歌相舂槌，......神液滋□，高□蒸云，列鼎腾烟，调以甘膏，火不停，而灵砂自熔，盛之万雍......。当时，仙游农民用原始的方法制糖，使用木槽、木杵、春槌榨取蔗汁”。③但唐代民间制糖工艺落后，先将甘蔗放进木槽之中，然后用木杵、春槌掏打，榨出蔗汁，煎煮成糖。这种原始的制糖工艺，效率低，质量差，产量不高，无法形成规模生产。唐末，引进了高产多糖的东亚甘蔗品种，促进了莆田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唐时，“海外（中亚西亚地区）甘蔗种植技术由泉州传入莆田、仙游”。④由于气候适宜，加上中亚甘蔗品种具有耐旱、易栽培和高产量等特点，很快就在莆仙两县普遍推广。但甘蔗产量迅速提高，而制糖技术又极其落后，产销矛盾日益凸显。五代十国时期，泉州引进了印度摩揭陀的制糖工艺，并迅速传到了仙游，此后莆田制糖业开始快速发展。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于唐代已产冰糖。宋《闽中记》载：‘获蔗节疏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宋乾道年间（1165～1173），冰糖销往国内外”，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食糖销售的商人。⑤
  （八）捕捞业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浅海面积大，滩涂广阔，海水养份丰富，适宜各种鱼、虾、贝、藻类等海洋生物的繁殖生长。早在夏商周时期，境内就有泛海捕鱼的记载：莆田先民用手捉和竹竿、竹签、竹笼等简易工具，进行捕捞作业。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县渔业生产历史悠久，远在3000年前就有自然捕捞”。①东吴政权统治闽中期间，境内造船业开始兴起，为莆田海洋捕捞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形成了一支人员众多的渔民队伍，专门从事海洋捕捞作业，海产品已经成为易货贸易的主要产品。据史书记载：唐代莆田境内“浅海主要渔场：春汛有兴化湾马鲛鱼、鳓鱼渔场，平海湾墨鱼渔场；夏汛有鹭鹚屿鯷鳁渔场；冬汛有乌丘屿、南日岛东面带鱼、虾皮、梭子蟹渔场。产量最大的是带鱼、大黄鱼、小黄鱼、虾皮、梭子蟹，其次为马鲛、鳓鱼、墨鱼、梅童鱼、鲨鱼等”。②捕捞业的迅速崛起，海产品日益丰富，客观上也为莆田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并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海产品卖买的商人队伍。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6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②杨亚其著：《析莆田原始社会商品与古代纺织布生产》，《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③《莆田市地理》（位置和面积），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④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⑤《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②《全唐诗》卷七百一十。 ③胡令能：《咏绣障》，百科网：http://baike.baidu.com/view/1532310.htm。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2页。 ⑤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⑥《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⑦（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①（明）黄仲昭修纂：《福建通志》卷79《寺观》引唐黄滔《丈六金身碑》。 ②（唐）黄滔著：《丈六金身碑刻》，载《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五。 ③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①乾隆《莆田县志》卷35，《杂事》。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②《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③《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⑤《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