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农业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产品是易货贸易的主要物质载体，商人的前身也是手工业者或农民。所以，研究莆商发展历史，首先必须研究莆田农业经济发展概况和农民的生产活动，才能对商业经济的崛起和莆商队伍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莆田农业经济经历了汉、晋、隋等几个朝代的缓慢发展，境内农耕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一方面，外来移民带来了先进农耕技术，促进了境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粮食产量的增长。特别是北方汉人移植的新农作物品种在莆田种植成功之后，境内农产品日益增多，为莆田易货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莆田境内人口迅速增长，生存压力日趋增大，广大移民开始大规模垦荒种植和围海造田，客观上促进了莆田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从唐代起莆田境内人多地少矛盾开始凸显，粮食短缺问题日趋严重，人们不得不开辟新的粮食增长途径。于是，从唐贞观年间开始，莆田境内拉开了以水利设施建设为中心的农业大开发热潮，成为莆田农村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唐代农业赋税政策
  古代中国农业发展与朝廷赋税政策息息相关。唐初，李渊执政时实行“计口授田”政策，徭赋颇重，农业发展缓慢。从唐贞观年间起，朝廷采取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唐太宗主政期间，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和科举取仕等开明政策，使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清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在土地管理制度方面，唐朝实行“均田制”，使大多数农民有地可耕，劳动积极性大增。在农业赋税制度方面，唐朝采取“租庸调制”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等措施，使广大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到了唐贞观后期，大量的荒山、荒地被开垦种植，大多数农民都占有一定的私有土地，赋役负担也比较轻，社会安定稳定，百姓丰衣足食。
  王审知主闽期间，实施更加开明的农业政策，鼓励农民围海造田和垦荒种植。新开垦土地和新造海田“三年不起科”（不征税），偏僻地区的荒山、荒地垦植甚至多年不征赋。这种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闽中各地的荒山、荒地和沿海滩涂逐渐被开垦为耕地，耕种面积日益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出现了“草菜尽辟”、“至数千里无旷土”和“夜不闭户”的繁荣景象。同时，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莆田地方政府又组织民众兴修水利，鼓励种茶，发展副业，减税免税，使莆田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唐初莆田农业大开发概况
  据史书记载：古代莆田“有地矣，（但）无水不足以耕”，“莆负山而濒海，高者山至崔巍，卑者弥望斥卤，不可种艺。智者相地形为陂塘，使水有所蓄，以弥补地形之缺”。①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为郡，无长江大河以收旁近余润；昔人往往作陂坝延纳山间之水；其平地筑堤障水则为之埭。或凿池塘以潴平地之水，使民有所灌溉，为利博矣”。②隋朝之前，莆田境内农业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农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农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加上境内地势呈西北部高、东南部低的倾斜状态，地形落差大，山涧溪流湍急，不利于蓄水。雨季山洪肆虐，泛滥成灾，旱季烈日炎炎、禾苗枯死。农业产量极不稳定，丰水年粮食丰收，粮价大跌。灾年农业欠收，百姓饥寒交迫，哀鸿遍野。所以，从唐贞观年间起，莆田地方政府开始组织民众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围海造田，以提高粮食产量。
  （一）大兴水利设施建设，解决农田灌溉间题
  莆田境内水利设施建设起步早，规模大。早在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地方政府就组织莆田百姓在木兰溪下游筑塘蓄水，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据史书记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境内修筑了众多的蓄水塘，大塘可灌溉农田五千亩，小塘可灌溉几百亩。《新唐书》地理志载：莆田县“西一里有诸泉塘，南五里有沥浔塘，西南二里有永丰塘，南二十里有横塘，东北四十里有颉洋塘，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灌溉总一千二百顷。并贞观中置；北七里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建中年置”。①《莆田市志》也记载：“贞观元年（627年）创建诸泉塘（今城厢区北磨附近）、永丰塘（今城厢筱塘）和沥浔塘（今城厢霞林、东坡附近），后又建颉洋塘（今涵江卓坡附近）和国清塘（今黄石郑庄附近），为莆田最早的水利设施。②其中蓄水量最多的是国清塘，“国清塘在县东南景德里。唐贞观元年置。塘有三十六股，周回三十里，溉田五百顷”。③莆籍进士郑伯玉在《和夏日国清塘泛舟》诗中写道：“三篙摇漾彩帆轻，胜赏宁辞远郡城。水满人如天上坐，波澄舟在镜中行”。④可见，国清塘规模之大、蓄水之多、风景之美。
  唐代，莆仙两县修筑了众多的蓄水塘，初步缓解了农业灌溉难题。据《福建通志》记载：唐代，莆田南北洋共有11个大型蓄水塘，南洋有陈塘、许塘、新塘、唐坑塘、国清塘等5个大水塘，北洋有横塘、颉洋塘、白水塘、屯前塘、东塘、太和塘等6个大水塘。北洋的颉洋塘面积最大，“周回十里，溉田二百顷”。⑤同时，还有众多的小蓄水塘，遍布莆仙两县的山区和平原。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既解决了农作物的灌溉问题，又为盐碱地改造创造了条件，这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唐初，可谓是伟大的创举。
  除了大量修筑蓄水塘外，莆田百姓还大规模筑陂建堰，引水灌溉。特别是仙游境内大多为山涧盆谷和丘陵小山，没有莆田县那么平坦，不可能建筑“周回三十里，溉田五百顷”的大蓄水塘。
  但仙游地处丘陵，山高林密，积水面积大，水源充沛、水系发达，且流程短、流速快、落差大。
  仙游百姓因地制宜，修建了大量的堰、陂、塘、泉等水利设施，利用水位落差，引水灌溉，以提高粮食产量。据史书记载：堰、陂即“截水也，叠石而为堰，横流而过；使其有所潴，厥名曰陂，禹贡曰九泽，即陂”。⑥《八闽通志》也记载了唐代仙游水利设施建设情况：“仙游县所辖一十三里，陂塘六百二十有七，而规划与莆田木兰、延寿陂不同，但随溪流高下为之，有可时禁戒；春则筑陂潴水，以备干旱；秋成开陂，以通舟楫”。⑦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大官陂，溉田四十九顷二十二亩”。⑧同时，仙游县还修建了大量的水渠和水沟，将堰、陂、塘、泉等连接起来，溪流、泉水和塘水通过水渠源源不断地流向农田进行灌溉，原本靠天吃饭的“望天田”，变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
  蓄水塘的大量修建，虽然初步解决了莆田境内农田灌溉问题，但仍有许多缺陷，即蓄水塘规模有限，蓄水量不多，“且塘之潴水，易涝易除，旱涝难资”。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田的旱涝灾害问题，也无法满足大面积的盐碱地改造需要。所以，从唐建中年间起，莆田境内开始建筑大型水利工程——延寿陂。据《莆田县志》记载：“建中年间（780—783），吴兴率众在杜塘（今西天尾霞尾村）围海造田，筑延寿陂”。⑩《八闽通志》也记载：“延寿陂在府城北常泰里。唐建中间，郡人昊兴筑，溉田二千余顷。《唐书·地理志》载：‘溉田四百余顷。’延寿溪，西附山，东距海，南北皆通浦。溪流元出渡塘，赴浦以入于海。兴始塍海为田，筑长堤于渡塘，遏大流南入沙塘坂，酾为巨沟者三，南沟、南沟、北沟广五丈或六丈，并深一丈，折巨沟为股沟五十有九，广一丈二尺，或一丈五尺，并深口丈，横经直贯，所以蓄水也。即陂之口，别为二派：曰长生港，曰儿戏陂。
  濒海之地，环为六十泄，所以杀水也。其利几及莆田之半”。①延寿陂是集蓄水、灌溉、疏浚为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唐代莆田乃至闽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既解决了莆田北洋大片农田的灌溉问题，又具有减灾防灾作用。正如史书所记载：“初难免凿塘开窟为救济，继而作筑陂坝引水灌田，南北洋始成乐土”。②可见，修筑延寿陂，莆田百姓受益匪浅，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为莆田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作物大量栽培，农产品加工业迅速崛起
  莆田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差较小，雨水充沛，适宜多种经济作物生长。从唐代开始，境内开始大量种植荔枝、龙眼、茶叶、甘蔗等农业经济作物，农作物新品种日益增多，产量不断提高。同时，农产品的日益多样化，既促进了莆田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为商业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莆商队伍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
  1.荔枝树栽培与荔枝干加工。荔枝以色、香、味、形皆美而驰名中外，素有果中“皇后”之称。有关荔枝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上林赋》、《异物志》和晋代的《南方草木状》等书。荔枝树栽培始于汉代，盛于唐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逾橘得霜”。著名诗人苏轼在《惠州一绝》中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据《新唐书》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③莆田境内气候温和，海拔不高，适宜荔枝树生长。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莆田荔枝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尤其是木兰溪沿岸的荔枝，肉色洁白晶莹，肉质细嫩多汁，食之香甜清脆滑润，风味之美，无以伦比。
  但在唐之前，莆田荔枝的知名度并不高。由于莆田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农产品流通十分困难，莆田荔枝很少用于易货贸易。据史书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张九龄二人对巴蜀、岭南的荔枝赞美有加，而对莆田荔枝只字未提，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了解莆田荔枝的优质品质。宋代莆籍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分析说：荔枝“闽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军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九龄，居易虽见新实，验今之广南州郡，与夔、梓之间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也”。④蔡襄在《兴化军曹殿丞寄荔枝》一诗中也写道：“闽州纵有千千树，未抵家园气味长”。⑤从历史资料分析，古代莆田荔枝“英名埋没”，除了地理位置偏僻之外，缺乏文人墨客的宣扬也是其重要因素。
  进入中唐之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大量南迁，闽中荔枝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在利益的驱动下莆田百姓开始栽培荔枝树。据蔡襄《荔枝谱》记载：莆田有一棵植于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的古荔枝，取名“宋家香”，是世间罕见的高龄果树，“宋公荔枝，树极高大，实如陈紫而小，甘美无异，或云陈紫种出。宋世传其树已三百岁。旧属王氏，黄巢兵过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树号泣，求与树偕死，巢怜之，遂不伐”。①蔡襄的《荔枝谱》出版于宋嘉祐四年（1059年），上推300年大约与杨贵妃同一时期，即唐天宝年间莆田百姓已经开始栽培荔枝树。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对“宋家香”都赞美有加，如南宋林希逸题曰：“宋家香”“品中第一”。明永乐年间状元林环也在《宋香记》曰：“莆中名产，称荔枝为殊品，而荔枝之尤，唯陈紫、宋香为特胜”。
  唐天宝年间，皇宫中兴起一股宠妃品荔枝之风，每年从南方驿运大量鲜荔枝进京，客观上剌激了南方荔枝树的栽培。此时，泉州、福州和江浙一带的官员，已经发现莆田荔枝的优良品质，开始在莆田大量征购新鲜荔枝，客观上也促进当地荔枝种植面积的扩大。
  到了唐末，莆田荔枝引起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有不少描写莆田荔枝的佳作，客观上也促进了莆田荔枝知名度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长。如唐末入闽避乱的韩偓有诗曰：“遐方不许贡珍奇，密诏惟教进荔枝”。②可见，唐末莆田荔枝已成为宫中贡品，深受朝廷官员和皇宫贵妃的喜爱。
  唐代莆田荔枝的大量栽培，客观上促进了荔枝干加工技术的发展，这也是境内最早的农产品加工业。由于荔枝季节性很强，鲜果保存时间极短，只能存放三至五天。为了延长荔枝保存时间，百姓便将鲜荔枝放进深井之中浸泡，降温储藏。进入中唐之后，莆田百姓发明了曝晒法，即将鲜荔枝放在烈日下曝晒，脱水后制成荔枝干。但受气候影响，曝晒的荔枝干容易出现变味、腐败，成品率不高。尽管唐代莆田荔枝干加工工艺比较简陋，但毕竟是农产品加工的最早探索，对于莆田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龙眼树栽培与桂圆干加工。龙眼是莆田境内盛产的又一名果，可与荔枝相媲美。龙眼成熟于每年秋天的八月，八月称桂，故龙眼又称桂圆。龙眼加工成干果之后，通常又称桂圆干。龙眼果实富含营养，人们将其视为珍贵补品，历史上有南“桂圆”、北“人参”之称。莆田境内龙眼果树种植历史非常悠久，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历史。据左太冲《蜀都赋》记载：旁挺龙目，侧生荔枝。龙眼唯闽中及南粤有之。北魏（386—534年）贾思勰勰的《齐民要术》记载：龙眼一名益智，一名比目，有很好的药用功效。由于龙眼风味绝佳，深受历代统治者所喜爱，从汉代起就被列为贡品。魏文帝曾经下诏：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岁贡焉。
  进入唐代之后，龙眼倍受达官贵人青睐，闽中每年要向朝廷朝贡一定数量的新鲜龙眼，客观上促进了闽中龙眼树种植面积的扩大。进入中唐之后，莆田境内开始大量栽培龙眼树，特别是莆仙交界的华亭、盖尾、郊尾一带，气候温和，空气湿润，龙眼产量多，质量优，具有皮薄、肉甜、味鲜等特点。到了唐末，莆田境内龙眼树栽培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唐御史黄滔在《黄山灵岩寺碑铭》中记载：莆田县东峰庙已有龙眼栽培和加工技术，如高接换种、小苗嫁接、品种选育、桂圆干加工等。
  进入中唐之后，莆田境内龙眼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龙眼产量日益提高，但龙眼同荔枝一样，鲜果不易保存，莆田百姓开始探索桂圆干加工技术。起初，莆田百姓采取曝晒脱水方式制作桂圆干，加工工艺与荔枝干加工大同小异。到了唐末，出现了烘焙技术，即用温火烘焙鲜果，使龙眼迅速脱水，制成桂圆干。烘焙技术的出现，成为莆田农产品加工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莆田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但为荔枝、龙眼等水果的大面积种植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易货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3.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中国历史上传说，茶“发乎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东汉《神农本草》中记叙了“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故事，可见中国茶叶生产历史非常悠久。在魏晋之前，茶叶还局限于药用，莆田境内茶树种植不多，以野生为主。
  进入南北朝之后，茶叶成为制作饮料的原料，并广泛用于解渴、降暑等，境内茶叶种植日渐增多。
  到了唐代，中原汉人饮茶习俗传入闽中，境内饮茶之风渐起，茶树种植迅速扩大。
  莆田境内大多为低山丘陵地势，适宜茶树生长。莆田境内茶树栽培起源于隋朝，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茶叶始植于隋代。唐代孝仁里郑宅（今赖店圣泉）、凤山九座山区已有成片种植”。①《莆阳文献》也记载：“闽中兴化府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邻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时使人谨伺之，烘焙如法，藉其数以充贡”。②可见，早在隋唐时期，莆仙两县就有制茶工艺，茶叶已成为朝廷贡品，也是易货贸易的重要农产品。
  唐代，莆田境内最著名的茶叶是“龟山茶叶”。龟山位于现城厢区华亭镇境内，海拔756米，气势磅礴，直插云霄，因其形状如龟，故称龟山。传说唐长庆二年（822年），一日清晨，无了禅师（788—867年）从莆田灵岩寺右侧登山西行，策杖披榛，攀藤附葛，翻山涉水，走到一平坞里，发现密林覆被一坳，泉水依稀可见。他走向坳边掬水解渴，迎面走来一只六眸巨龟，引领四只小龟向无了禅师行了个礼，尔后立时消失。无了禅师顿然领悟，凝视四周，山高林密，群峰环屹，远离俗尘，恍若世外。于是，他立即下山回寺，翌日肩挑十八斤重的铁锄，携带日常生活用品，依路上山，找到原处，结茅为庵，孤身楼隐，以野茶为粮，日间恳荒种茶，夜间参禅悟道。唐御史黄滔在《龟洋灵感祥院东塔和尚碑》中叙述无了禅师开山种茶的情形：“初，大师之卜龟洋也，云木之深，藤萝如织，狼虎有穴，樵采无径，俄值六眸之巨龟，足蹑四龟，俯仰其首如作礼者三，逡巡而失，遂驻锡卓庵，名其地曰龟洋焉”。后来，徒弟渐多，无了禅师带领众徒，开山种茶，制作茶叶，几经风霜，几度寒暑，终于创建了雄伟的庵宇，立名“龟洋庵”。据史书记载：龟山庵众僧开发了18处茶园，“辟茶园千余亩”。③“龟洋山产茶为莆之最”。④《莆田县志》也有记载：“茶唐时，僧无了在龟山开辟茶园，年产茶数十公斤。《兴化府志》载：‘莆诸山产茶，龟山第一，柯山第二’”。⑤龟洋庵僧人不但种植茶树，而且还加工、经营茶叶。龟山茶叶因品质优良成为朝廷贡品，名声大振，众僧依靠经营茶叶，维持生计，扩建寺院，至唐咸通十一年（870年），共扩建了9座院宇，取名“龟洋灵感禅院”，僧众500多人，茶叶成为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唐末，龟洋寺名冠闽中，僧众达千人之多，茶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为闽国重要产茶基地。后梁贞明年间（915～921年），闽王王审知奏请朝廷赐名“龟山福清禅院”，俗称“龟山寺”。龟山茶叶与龟山寺齐名，据史书记载：“古今八闽所有方志、山经、茶史、茶经、茶录等史乘文献，凡其涉笔莆阳茶史者，皆有‘龟洋山产茶为莆之最’之说”。①所以说，龟山茶叶代表着唐代莆田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技术水平，是莆田境内最早集茶园开发、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商业企业，龟山僧人也成为莆商队伍的开拓者。
  唐代，莆田境内茶园众多，除了龟山茶园外，还有石梯茶园（今灵川与华亭交界处）和西天尾林山茶园。其中石梯茶园生产的茶叶堪称上乘，据《八闽通志》记载：莆田“石梯山峻峭如梯，其上最宜茶。莆之茶，龟山为上，石梯次之”。②同时，仙游境内也有多个茶园，除了盛产名茶的圣泉茶园外，还有凤山茶园（今西苑乡）、剑山茶园（今度尾）、林山茶园等。据《莆田市志》记载：“唐代，仙游孝仁里郑宅（今赖店圣泉）、凤山、龟洋山、林山等山区已有成片种植”。③到了唐末，莆田境内茶叶产量大幅提高，茶叶销量不断扩大，不但在本地销茶叶，而且还大量销往江浙一带和淮河流域，甚至还推销到高丽（朝鲜）、安志（越南）、暹罗（泰国）、琉球、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从而逐渐形成了一批专门种植茶树的茶农和经营茶叶的商人。
  唐代莆田境内大规模的茶园开发，促进了茶叶加工业的发展。唐初，莆田百姓采取曝晒式方法制作茶叶，即将鲜茶叶放在烈日之下曝晒，使其迅速脱水，制成茶饼，然后放在陶器中储藏，可保存数年之久。唐末，境内出现了茶叶烘焙技术，逐渐探索出一套选叶、去枝、烘焙、碾茶等茶叶加工工序，茶叶质量大有提高，产量稳步增长，带动了莆田茶叶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莆商队伍的壮大。
  三、唐代莆田经济中心转移与围海造田热潮
  唐代朝廷鼓励垦荒造田，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新垦荒山荒地不征税、围海造田不起科和水利设施建设给予经费支持等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垦荒种植积极性。但由于莆田山区农业开发空间有限，经济发展潜力不大，粮食产量不高，且人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广大百姓便开始从山上向山下移居，经济中心也从山区向平原转移，并陆续向沿海地区发展，客观上为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唐代外来移民日渐增多，人多地少矛盾开始突显，粮食短缺日趋严重。迫于生计，广大百姓只好向海要田，从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海造田热潮，促进了莆田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产品和生产工具交换，都需要通过商业这一渠道和商人这一群体来实现。
  （一）唐代莆田境内经济中心转移
  从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进程看，最初大多是在深山老林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一方面，由于山上资源相对丰富，生存条件决定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另一方面，山上有着众多的天然洞穴，成为人类遮风挡雨的理想栖息地，故山区是古代人类最理想的生存环境，这也是早期人们选择山区居住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山上的洞穴日渐短缺，生存压力增大，寻找更理想的生存环境成为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于是，人们便开始从山上向山下转移。随后，又从山下走向平原，最后向沿海发展。而伴随着人类居住地的转移，经济中心也出现了变化。
  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亦不例外，魏晋之前莆田先民主要是在北部山区垦荒种植，过着火耕水耨的“畲种”生活。从南北朝开始，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山区资源开始匮乏，人们便从深山向山外移居，莆田东北部山区的农民大批迁徙到丘陵地带，如白沙、梧塘、西天尾等地。随后，百姓又向平原和沿海地区转移。据《涵江区志》记载：“南朝、隋朝时期，境内人口大都散居在囊山脚下（今国欢镇沁东、沁西一带）、黄巷山（今国欢镇黄霞、码头村和涵西街道苍林村一带）、塘北山和青璜山（今涵东街道涵东村一带）、紫璜山（今涵东街道顶铺一带）等地。唐宋时期，随着境内北洋平原逐步开发，人口逐渐向境内望江、魏塘、洋尾等地转移”。①而随着人口的逐渐迁移，莆田南部平原和沿海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特别是沿海滩涂的大量开发，河海资源的逐渐利用，平原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且很快地超过了山区，形成了新的经济中心。据《莆田县志》记载：“唐以前，人口多聚居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唐以后，随着南北洋的开发，人口逐步向平原、沿海迁移，而且相对集中于南北洋平原、木兰溪沿岸和兴化湾、平海湾及湄洲湾畔”。②同时，随着沿海人口的不断集聚，易货贸易日益发展，逐渐形成了集镇的雏形。据《城厢区志》记载：“唐以后，随着莆田南北洋的开发和宋太平兴国初年军治由山区移至城厢，人口多由山区、半山区向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集镇中心转移，由农村向集镇聚集”。③仙游县经济中心转移与莆田县大体相似。从南北朝起，仙游山区畲民陆续迁徙榜头、赖店、度尾、大济、龙华等丘陵地带居住，原来杂草丛生的仙游东西乡，云集了大批外来移民。此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终于垦僻出著名的东西乡盆地，成为仙游县粮食、甘蔗、水果的主要产区，也是仙游经济发达、人口聚集、商业繁荣的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商业集镇的形成，客观上为商人队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唐代莆田境内围海造田与农业开发
  唐代，莆田境内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族群。畲族是境内最早的原住民，长期居住在山区，适应山里的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北方汉人保持了中原族群的生活习惯，大多集中在平原地带群居。而长期与水打交道的越人和东吴人，却喜欢在海边定居。从而形成了“在山为畲”、“平原为汉”和“在水为疍”的不同族群。而随着莆田平原和沿海人口的不断增多，生存压力日渐增大，广大百姓只好向海要田，从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海造田热潮。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背山面海，滩涂广阔，具备了围海造田的天然条件。据史书记载：莆田滩涂开发比福州、连江、泉州、晋江等地早了上百年。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时期，莆田百姓就开始开发沿海滩涂。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掀起一股围海造田热潮。唐初，莆田百姓修筑的蓄水塘在盐碱地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唐建中年间，境内出现了有组织的围海造田，其中最著名的是吴兴组织百姓修建的延寿陂，围海造田两千多亩，成为当时莆田境内规模最大的农业开发工程。
  继吴兴之后，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福建观察使裴次元也组织民众在莆田红泉“黄石筑堰潴水，围海造田三百三十二顷，岁收数万斛，并在东南角遮浪海边筑堤遏潮”，也成为唐代莆田规模宏大的围海造田工程。①据《兴化府志》记载：“自唐长官吴兴筑海为堤，以开北洋之利，及唐观察使裴次元筑海为堤，以开南洋之利，于是人始得平土而居之”。②唐末，王审知在闽主政期间，出台了一系列劝课农耕、鼓励垦荒种植和围海造田的优惠政策，促进了莆田农业开发热潮的持续发展。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莆田沿海几十万亩滩涂已经开发成为良田，形成福建四大平原之一——兴化平原。但盐碱地改造比较复杂，至少要经过多年的除盐、淡化之后才能种植粮食作物，即“一年抛荒、二年冲淡、三年种植”。第一年要用淡水不断冲刷，使海泥中的盐碱成分逐渐淡化；第二年可种植稗、田菁等耐碱植物，以消除土壤中的剩余盐碱，即“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③种植稗草和田菁，既可作为农作物肥料，又有经济效益，“稗杆一亩，可当稻杆两亩，其价格值米一石”，④所以莆田百姓采取种植耐碱植物的除碱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唐代的长期开发，莆田沿海大片滩涂变成了米粮仓，为莆田经济发展和商业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莆商队伍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之，唐代是莆田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和商业经济崛起的重要阶段。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众多的堰、陂、塘、渠等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多条遮浪海堤挡住了汹涌澎湃的海浪，使莆田沿海二万多顷滩涂变成了良田，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长，易货贸易日渐频繁，商人队伍日渐增多，推动了莆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①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 ②（明）周瑛、张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2页。 ①《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一。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页。 ③（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二十四，《食货》（水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页。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5页。 ⑤（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二十四，《食货》（水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页。 ⑥乾隆《莆田县志》（卷二）。 ⑦（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二十四，《食货》（水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5页。 ⑧（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二十四，《食货》（水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页。 ⑨（清）陈池养著：《莆田水利志》卷五。 ⑩《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页。 ①（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9页。 ②（清）陈池养著：《莆田水利志》（卷五）。 ③《新唐书》（玄宗贵妃杨氏传）。 ④蔡襄：《荔枝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7页。 ⑤《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①《枫亭志》（转载蔡襄《荔枝谱》卷七），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 ②韩偓：《吴评韩翰林集》《关中丛书》第5集。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②林国梁主编：《福建兴化文献》，台北市场莆仙同乡会出版，第383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④（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⑤《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9页。 ②（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9页。 ①《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3页。 ③《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