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也是莆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公元618年，李渊篡隋称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今西安市），建立了唐王朝。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大唐盛世日渐衰落。至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唐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历史，在短短的54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并形成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等10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莆田属闽国管辖。唐朝历经21位皇帝，执政289年，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在大唐盛世的历史背景下，莆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开始快速发展，成为莆田古代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唐初，莆田境内开始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大量的荒地、荒山、荒滩得到了垦植，境内修建了众多的塘、陂、渠、堰等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带动了莆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本“下田下赋”的穷乡僻壤，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发达的“望县”。同时，手工业经济开始崛起，除了传统的纺织业、制陶业、建筑业、冶炼业外，又增加了农产品加工、造纸、酿酒、制蜡，艺雕等多个行业。手工业品日益增多，促进了境内易货交换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兴起，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墟市、集镇和码头，出现了众多经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店、小商小贩和船老大，从而为莆商队伍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唐代莆仙两县农业发展概况及其特点
  农业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产品是易货贸易的主要物质载体，商人的前身也是手工业者或农民。所以，研究莆商发展历史，首先必须研究莆田农业经济发展概况和农民的生产活动，才能对商业经济的崛起和莆商队伍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莆田农业经济经历了汉、晋、隋等几个朝代的缓慢发展，境内农耕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一方面，外来移民带来了先进农耕技术，促进了境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粮食产量的增长。特别是北方汉人移植的新农作物品种在莆田种植成功之后，境内农产品日益增多，为莆田易货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莆田境内人口迅速增长，生存压力日趋增大，广大移民开始大规模垦荒种植和围海造田，客观上促进了莆田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从唐代起莆田境内人多地少矛盾开始凸显，粮食短缺问题日趋严重，人们不得不开辟新的粮食增长途径。于是，从唐贞观年间开始，莆田境内拉开了以水利设施建设为中心的农业大开发热潮，成为莆田农村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唐代农业赋税政策
  古代中国农业发展与朝廷赋税政策息息相关。唐初，李渊执政时实行“计口授田”政策，徭赋颇重，农业发展缓慢。从唐贞观年间起，朝廷采取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唐太宗主政期间，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和科举取仕等开明政策，使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清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在土地管理制度方面，唐朝实行“均田制”，使大多数农民有地可耕，劳动积极性大增。在农业赋税制度方面，唐朝采取“租庸调制”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等措施，使广大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到了唐贞观后期，大量的荒山、荒地被开垦种植，大多数农民都占有一定的私有土地，赋役负担也比较轻，社会安定稳定，百姓丰衣足食。
  王审知主闽期间，实施更加开明的农业政策，鼓励农民围海造田和垦荒种植。新开垦土地和新造海田“三年不起科”（不征税），偏僻地区的荒山、荒地垦植甚至多年不征赋。这种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闽中各地的荒山、荒地和沿海滩涂逐渐被开垦为耕地，耕种面积日益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出现了“草菜尽辟”、“至数千里无旷土”和“夜不闭户”的繁荣景象。同时，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莆田地方政府又组织民众兴修水利，鼓励种茶，发展副业，减税免税，使莆田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唐初莆田农业大开发概况
  据史书记载：古代莆田“有地矣，（但）无水不足以耕”，“莆负山而濒海，高者山至崔巍，卑者弥望斥卤，不可种艺。智者相地形为陂塘，使水有所蓄，以弥补地形之缺”。①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为郡，无长江大河以收旁近余润；昔人往往作陂坝延纳山间之水；其平地筑堤障水则为之埭。或凿池塘以潴平地之水，使民有所灌溉，为利博矣”。②隋朝之前，莆田境内农业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农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农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加上境内地势呈西北部高、东南部低的倾斜状态，地形落差大，山涧溪流湍急，不利于蓄水。雨季山洪肆虐，泛滥成灾，旱季烈日炎炎、禾苗枯死。农业产量极不稳定，丰水年粮食丰收，粮价大跌。灾年农业欠收，百姓饥寒交迫，哀鸿遍野。所以，从唐贞观年间起，莆田地方政府开始组织民众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围海造田，以提高粮食产量。
  （一）大兴水利设施建设，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莆田境内水利设施建设起步早，规模大。早在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地方政府就组织莆田百姓在木兰溪下游筑塘蓄水，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据史书记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境内修筑了众多的蓄水塘，大塘可灌溉农田五千亩，小塘可灌溉几百亩。《新唐书》地理志载：莆田县“西一里有诸泉塘，南五里有沥浔塘，西南二里有永丰塘，南二十里有横塘，东北四十里有颉洋塘，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灌溉总一千二百顷。并贞观中置；北七里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建中年置”。①《莆田市志》也记载：“贞观元年（627年）创建诸泉塘（今城厢区北磨附近）、永丰塘（今城厢筱塘）和沥浔塘（今城厢霞林、东坡附近），后又建颉洋塘（今涵江卓坡附近）和国清塘（今黄石郑庄附近），为莆田最早的水利设施。②其中蓄水量最多的是国清塘，“国清塘在县东南景德里。唐贞观元年置。塘有三十六股，周回三十里，溉田五百顷”。③莆籍进士郑伯玉在《和夏日国清塘泛舟》诗中写道：“三篙摇漾彩帆轻，胜赏宁辞远郡城。水满人如天上坐，波澄舟在镜中行”。④可见，国清塘规模之大、蓄水之多、风景之美。
  唐代，莆仙两县修筑了众多的蓄水塘，初步缓解了农业灌溉难题。据《福建通志》记载：唐代，莆田南北洋共有11个大型蓄水塘，南洋有陈塘、许塘、新塘、唐坑塘、国清塘等5个大水塘，北洋有横塘、颉洋塘、白水塘、屯前塘、东塘、太和塘等6个大水塘。北洋的颉洋塘面积最大，“周回十里，溉田二百顷”。⑤同时，还有众多的小蓄水塘，遍布莆仙两县的山区和平原。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既解决了农作物的灌溉问题，又为盐碱地改造创造了条件，这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唐初，可谓是伟大的创举。
  除了大量修筑蓄水塘外，莆田百姓还大规模筑陂建堰，引水灌溉。特别是仙游境内大多为山涧盆谷和丘陵小山，没有莆田县那么平坦，不可能建筑“周回三十里，溉田五百顷”的大蓄水塘。
  但仙游地处丘陵，山高林密，积水面积大，水源充沛、水系发达，且流程短、流速快、落差大。
  仙游百姓因地制宜，修建了大量的堰、陂、塘、泉等水利设施，利用水位落差，引水灌溉，以提高粮食产量。据史书记载：堰、陂即“截水也，叠石而为堰，横流而过；使其有所潴，厥名曰陂，禹贡曰九泽，即陂”。⑥《八闽通志》也记载了唐代仙游水利设施建设情况：“仙游县所辖一十三里，陂塘六百二十有七，而规划与莆田木兰、延寿陂不同，但随溪流高下为之，有可时禁戒；春则筑陂潴水，以备干旱；秋成开陂，以通舟楫”。⑦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大官陂，溉田四十九顷二十二亩”。⑧同时，仙游县还修建了大量的水渠和水沟，将堰、陂、塘、泉等连接起来，溪流、泉水和塘水通过水渠源源不断地流向农田进行灌溉，原本靠天吃饭的“望天田”，变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
  蓄水塘的大量修建，虽然初步解决了莆田境内农田灌溉问题，但仍有许多缺陷，即蓄水塘规模有限，蓄水量不多，“且塘之潴水，易涝易除，旱涝难资”。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田的旱涝灾害问题，也无法满足大面积的盐碱地改造需要。所以，从唐建中年间起，莆田境内开始建筑大型水利工程——延寿陂。据《莆田县志》记载：“建中年间（780—783），吴兴率众在杜塘（今西天尾霞尾村）围海造田，筑延寿陂”。⑩《八闽通志》也记载：“延寿陂在府城北常泰里。唐建中间，郡人昊兴筑，溉田二千余顷。《唐书·地理志》载：‘溉田四百余顷。’延寿溪，西附山，东距海，南北皆通浦。溪流元出渡塘，赴浦以入于海。兴始塍海为田，筑长堤于渡塘，遏大流南入沙塘坂，酾为巨沟者三，南沟、南沟、北沟广五丈或六丈，并深一丈，折巨沟为股沟五十有九，广一丈二尺，或一丈五尺，并深口丈，横经直贯，所以蓄水也。即陂之口，别为二派：曰长生港，曰儿戏陂。
  濒海之地，环为六十泄，所以杀水也。其利几及莆田之半”。①延寿陂是集蓄水、灌溉、疏浚为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唐代莆田乃至闽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既解决了莆田北洋大片农田的灌溉问题，又具有减灾防灾作用。正如史书所记载：“初难免凿塘开窟为救济，继而作筑陂坝引水灌田，南北洋始成乐土”。②可见，修筑延寿陂，莆田百姓受益匪浅，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为莆田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作物大量栽培，农产品加工业迅速崛起
  莆田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差较小，雨水充沛，适宜多种经济作物生长。从唐代开始，境内开始大量种植荔枝、龙眼、茶叶、甘蔗等农业经济作物，农作物新品种日益增多，产量不断提高。同时，农产品的日益多样化，既促进了莆田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为商业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莆商队伍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
  1.荔枝树栽培与荔枝干加工。荔枝以色、香、味、形皆美而驰名中外，素有果中“皇后”之称。有关荔枝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上林赋》、《异物志》和晋代的《南方草木状》等书。荔枝树栽培始于汉代，盛于唐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逾橘得霜”。著名诗人苏轼在《惠州一绝》中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据《新唐书》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③莆田境内气候温和，海拔不高，适宜荔枝树生长。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莆田荔枝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尤其是木兰溪沿岸的荔枝，肉色洁白晶莹，肉质细嫩多汁，食之香甜清脆滑润，风味之美，无以伦比。
  但在唐之前，莆田荔枝的知名度并不高。由于莆田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农产品流通十分困难，莆田荔枝很少用于易货贸易。据史书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张九龄二人对巴蜀、岭南的荔枝赞美有加，而对莆田荔枝只字未提，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了解莆田荔枝的优质品质。宋代莆籍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分析说：荔枝“闽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军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九龄，居易虽见新实，验今之广南州郡，与夔、梓之间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也”。④蔡襄在《兴化军曹殿丞寄荔枝》一诗中也写道：“闽州纵有千千树，未抵家园气味长”。⑤从历史资料分析，古代莆田荔枝“英名埋没”，除了地理位置偏僻之外，缺乏文人墨客的宣扬也是其重要因素。
  进入中唐之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大量南迁，闽中荔枝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在利益的驱动下莆田百姓开始栽培荔枝树。据蔡襄《荔枝谱》记载：莆田有一棵植于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的古荔枝，取名“宋家香”，是世间罕见的高龄果树，“宋公荔枝，树极高大，实如陈紫而小，甘美无异，或云陈紫种出。宋世传其树已三百岁。旧属王氏，黄巢兵过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树号泣，求与树偕死，巢怜之，遂不伐”。①蔡襄的《荔枝谱》出版于宋嘉祐四年（1059年），上推300年大约与杨贵妃同一时期，即唐天宝年间莆田百姓已经开始栽培荔枝树。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对“宋家香”都赞美有加，如南宋林希逸题曰：“宋家香”“品中第一”。明永乐年间状元林环也在《宋香记》曰：“莆中名产，称荔枝为殊品，而荔枝之尤，唯陈紫、宋香为特胜”。
  唐天宝年间，皇宫中兴起一股宠妃品荔枝之风，每年从南方驿运大量鲜荔枝进京，客观上剌激了南方荔枝树的栽培。此时，泉州、福州和江浙一带的官员，已经发现莆田荔枝的优良品质，开始在莆田大量征购新鲜荔枝，客观上也促进当地荔枝种植面积的扩大。
  到了唐末，莆田荔枝引起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有不少描写莆田荔枝的佳作，客观上也促进了莆田荔枝知名度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长。如唐末入闽避乱的韩偓有诗曰：“遐方不许贡珍奇，密诏惟教进荔枝”。②可见，唐末莆田荔枝已成为宫中贡品，深受朝廷官员和皇宫贵妃的喜爱。
  唐代莆田荔枝的大量栽培，客观上促进了荔枝干加工技术的发展，这也是境内最早的农产品加工业。由于荔枝季节性很强，鲜果保存时间极短，只能存放三至五天。为了延长荔枝保存时间，百姓便将鲜荔枝放进深井之中浸泡，降温储藏。进入中唐之后，莆田百姓发明了曝晒法，即将鲜荔枝放在烈日下曝晒，脱水后制成荔枝干。但受气候影响，曝晒的荔枝干容易出现变味、腐败，成品率不高。尽管唐代莆田荔枝干加工工艺比较简陋，但毕竟是农产品加工的最早探索，对于莆田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龙眼树栽培与桂圆干加工。龙眼是莆田境内盛产的又一名果，可与荔枝相媲美。龙眼成熟于每年秋天的八月，八月称桂，故龙眼又称桂圆。龙眼加工成干果之后，通常又称桂圆干。龙眼果实富含营养，人们将其视为珍贵补品，历史上有南“桂圆”、北“人参”之称。莆田境内龙眼果树种植历史非常悠久，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历史。据左太冲《蜀都赋》记载：旁挺龙目，侧生荔枝。龙眼唯闽中及南粤有之。北魏（386—534年）贾思勰勰的《齐民要术》记载：龙眼一名益智，一名比目，有很好的药用功效。由于龙眼风味绝佳，深受历代统治者所喜爱，从汉代起就被列为贡品。魏文帝曾经下诏：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岁贡焉。
  进入唐代之后，龙眼倍受达官贵人青睐，闽中每年要向朝廷朝贡一定数量的新鲜龙眼，客观上促进了闽中龙眼树种植面积的扩大。进入中唐之后，莆田境内开始大量栽培龙眼树，特别是莆仙交界的华亭、盖尾、郊尾一带，气候温和，空气湿润，龙眼产量多，质量优，具有皮薄、肉甜、味鲜等特点。到了唐末，莆田境内龙眼树栽培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唐御史黄滔在《黄山灵岩寺碑铭》中记载：莆田县东峰庙已有龙眼栽培和加工技术，如高接换种、小苗嫁接、品种选育、桂圆干加工等。
  进入中唐之后，莆田境内龙眼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龙眼产量日益提高，但龙眼同荔枝一样，鲜果不易保存，莆田百姓开始探索桂圆干加工技术。起初，莆田百姓采取曝晒脱水方式制作桂圆干，加工工艺与荔枝干加工大同小异。到了唐末，出现了烘焙技术，即用温火烘焙鲜果，使龙眼迅速脱水，制成桂圆干。烘焙技术的出现，成为莆田农产品加工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莆田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但为荔枝、龙眼等水果的大面积种植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易货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3.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中国历史上传说，茶“发乎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东汉《神农本草》中记叙了“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故事，可见中国茶叶生产历史非常悠久。在魏晋之前，茶叶还局限于药用，莆田境内茶树种植不多，以野生为主。
  进入南北朝之后，茶叶成为制作饮料的原料，并广泛用于解渴、降暑等，境内茶叶种植日渐增多。
  到了唐代，中原汉人饮茶习俗传入闽中，境内饮茶之风渐起，茶树种植迅速扩大。
  莆田境内大多为低山丘陵地势，适宜茶树生长。莆田境内茶树栽培起源于隋朝，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茶叶始植于隋代。唐代孝仁里郑宅（今赖店圣泉）、凤山九座山区已有成片种植”。①《莆阳文献》也记载：“闽中兴化府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邻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时使人谨伺之，烘焙如法，藉其数以充贡”。②可见，早在隋唐时期，莆仙两县就有制茶工艺，茶叶已成为朝廷贡品，也是易货贸易的重要农产品。
  唐代，莆田境内最著名的茶叶是“龟山茶叶”。龟山位于现城厢区华亭镇境内，海拔756米，气势磅礴，直插云霄，因其形状如龟，故称龟山。传说唐长庆二年（822年），一日清晨，无了禅师（788—867年）从莆田灵岩寺右侧登山西行，策杖披榛，攀藤附葛，翻山涉水，走到一平坞里，发现密林覆被一坳，泉水依稀可见。他走向坳边掬水解渴，迎面走来一只六眸巨龟，引领四只小龟向无了禅师行了个礼，尔后立时消失。无了禅师顿然领悟，凝视四周，山高林密，群峰环屹，远离俗尘，恍若世外。于是，他立即下山回寺，翌日肩挑十八斤重的铁锄，携带日常生活用品，依路上山，找到原处，结茅为庵，孤身楼隐，以野茶为粮，日间恳荒种茶，夜间参禅悟道。唐御史黄滔在《龟洋灵感祥院东塔和尚碑》中叙述无了禅师开山种茶的情形：“初，大师之卜龟洋也，云木之深，藤萝如织，狼虎有穴，樵采无径，俄值六眸之巨龟，足蹑四龟，俯仰其首如作礼者三，逡巡而失，遂驻锡卓庵，名其地曰龟洋焉”。后来，徒弟渐多，无了禅师带领众徒，开山种茶，制作茶叶，几经风霜，几度寒暑，终于创建了雄伟的庵宇，立名“龟洋庵”。据史书记载：龟山庵众僧开发了18处茶园，“辟茶园千余亩”。③“龟洋山产茶为莆之最”。④《莆田县志》也有记载：“茶唐时，僧无了在龟山开辟茶园，年产茶数十公斤。《兴化府志》载：‘莆诸山产茶，龟山第一，柯山第二’”。⑤龟洋庵僧人不但种植茶树，而且还加工、经营茶叶。龟山茶叶因品质优良成为朝廷贡品，名声大振，众僧依靠经营茶叶，维持生计，扩建寺院，至唐咸通十一年（870年），共扩建了9座院宇，取名“龟洋灵感禅院”，僧众500多人，茶叶成为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唐末，龟洋寺名冠闽中，僧众达千人之多，茶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为闽国重要产茶基地。后梁贞明年间（915～921年），闽王王审知奏请朝廷赐名“龟山福清禅院”，俗称“龟山寺”。龟山茶叶与龟山寺齐名，据史书记载：“古今八闽所有方志、山经、茶史、茶经、茶录等史乘文献，凡其涉笔莆阳茶史者，皆有‘龟洋山产茶为莆之最’之说”。①所以说，龟山茶叶代表着唐代莆田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技术水平，是莆田境内最早集茶园开发、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商业企业，龟山僧人也成为莆商队伍的开拓者。
  唐代，莆田境内茶园众多，除了龟山茶园外，还有石梯茶园（今灵川与华亭交界处）和西天尾林山茶园。其中石梯茶园生产的茶叶堪称上乘，据《八闽通志》记载：莆田“石梯山峻峭如梯，其上最宜茶。莆之茶，龟山为上，石梯次之”。②同时，仙游境内也有多个茶园，除了盛产名茶的圣泉茶园外，还有凤山茶园（今西苑乡）、剑山茶园（今度尾）、林山茶园等。据《莆田市志》记载：“唐代，仙游孝仁里郑宅（今赖店圣泉）、凤山、龟洋山、林山等山区已有成片种植”。③到了唐末，莆田境内茶叶产量大幅提高，茶叶销量不断扩大，不但在本地销茶叶，而且还大量销往江浙一带和淮河流域，甚至还推销到高丽（朝鲜）、安志（越南）、暹罗（泰国）、琉球、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从而逐渐形成了一批专门种植茶树的茶农和经营茶叶的商人。
  唐代莆田境内大规模的茶园开发，促进了茶叶加工业的发展。唐初，莆田百姓采取曝晒式方法制作茶叶，即将鲜茶叶放在烈日之下曝晒，使其迅速脱水，制成茶饼，然后放在陶器中储藏，可保存数年之久。唐末，境内出现了茶叶烘焙技术，逐渐探索出一套选叶、去枝、烘焙、碾茶等茶叶加工工序，茶叶质量大有提高，产量稳步增长，带动了莆田茶叶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莆商队伍的壮大。
  三、唐代莆田经济中心转移与围海造田热潮
  唐代朝廷鼓励垦荒造田，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新垦荒山荒地不征税、围海造田不起科和水利设施建设给予经费支持等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垦荒种植积极性。但由于莆田山区农业开发空间有限，经济发展潜力不大，粮食产量不高，且人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广大百姓便开始从山上向山下移居，经济中心也从山区向平原转移，并陆续向沿海地区发展，客观上为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唐代外来移民日渐增多，人多地少矛盾开始突显，粮食短缺日趋严重。迫于生计，广大百姓只好向海要田，从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海造田热潮，促进了莆田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产品和生产工具交换，都需要通过商业这一渠道和商人这一群体来实现。
  （一）唐代莆田境内经济中心转移
  从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进程看，最初大多是在深山老林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一方面，由于山上资源相对丰富，生存条件决定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另一方面，山上有着众多的天然洞穴，成为人类遮风挡雨的理想栖息地，故山区是古代人类最理想的生存环境，这也是早期人们选择山区居住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山上的洞穴日渐短缺，生存压力增大，寻找更理想的生存环境成为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于是，人们便开始从山上向山下转移。随后，又从山下走向平原，最后向沿海发展。而伴随着人类居住地的转移，经济中心也出现了变化。
  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亦不例外，魏晋之前莆田先民主要是在北部山区垦荒种植，过着火耕水耨的“畲种”生活。从南北朝开始，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山区资源开始匮乏，人们便从深山向山外移居，莆田东北部山区的农民大批迁徙到丘陵地带，如白沙、梧塘、西天尾等地。随后，百姓又向平原和沿海地区转移。据《涵江区志》记载：“南朝、隋朝时期，境内人口大都散居在囊山脚下（今国欢镇沁东、沁西一带）、黄巷山（今国欢镇黄霞、码头村和涵西街道苍林村一带）、塘北山和青璜山（今涵东街道涵东村一带）、紫璜山（今涵东街道顶铺一带）等地。唐宋时期，随着境内北洋平原逐步开发，人口逐渐向境内望江、魏塘、洋尾等地转移”。①而随着人口的逐渐迁移，莆田南部平原和沿海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特别是沿海滩涂的大量开发，河海资源的逐渐利用，平原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且很快地超过了山区，形成了新的经济中心。据《莆田县志》记载：“唐以前，人口多聚居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唐以后，随着南北洋的开发，人口逐步向平原、沿海迁移，而且相对集中于南北洋平原、木兰溪沿岸和兴化湾、平海湾及湄洲湾畔”。②同时，随着沿海人口的不断集聚，易货贸易日益发展，逐渐形成了集镇的雏形。据《城厢区志》记载：“唐以后，随着莆田南北洋的开发和宋太平兴国初年军治由山区移至城厢，人口多由山区、半山区向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集镇中心转移，由农村向集镇聚集”。③仙游县经济中心转移与莆田县大体相似。从南北朝起，仙游山区畲民陆续迁徙榜头、赖店、度尾、大济、龙华等丘陵地带居住，原来杂草丛生的仙游东西乡，云集了大批外来移民。此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终于垦僻出著名的东西乡盆地，成为仙游县粮食、甘蔗、水果的主要产区，也是仙游经济发达、人口聚集、商业繁荣的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商业集镇的形成，客观上为商人队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唐代莆田境内围海造田与农业开发
  唐代，莆田境内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族群。畲族是境内最早的原住民，长期居住在山区，适应山里的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北方汉人保持了中原族群的生活习惯，大多集中在平原地带群居。而长期与水打交道的越人和东吴人，却喜欢在海边定居。从而形成了“在山为畲”、“平原为汉”和“在水为疍”的不同族群。而随着莆田平原和沿海人口的不断增多，生存压力日渐增大，广大百姓只好向海要田，从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海造田热潮。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背山面海，滩涂广阔，具备了围海造田的天然条件。据史书记载：莆田滩涂开发比福州、连江、泉州、晋江等地早了上百年。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时期，莆田百姓就开始开发沿海滩涂。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掀起一股围海造田热潮。唐初，莆田百姓修筑的蓄水塘在盐碱地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唐建中年间，境内出现了有组织的围海造田，其中最著名的是吴兴组织百姓修建的延寿陂，围海造田两千多亩，成为当时莆田境内规模最大的农业开发工程。
  继吴兴之后，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福建观察使裴次元也组织民众在莆田红泉“黄石筑堰潴水，围海造田三百三十二顷，岁收数万斛，并在东南角遮浪海边筑堤遏潮”，也成为唐代莆田规模宏大的围海造田工程。①据《兴化府志》记载：“自唐长官吴兴筑海为堤，以开北洋之利，及唐观察使裴次元筑海为堤，以开南洋之利，于是人始得平土而居之”。②唐末，王审知在闽主政期间，出台了一系列劝课农耕、鼓励垦荒种植和围海造田的优惠政策，促进了莆田农业开发热潮的持续发展。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莆田沿海几十万亩滩涂已经开发成为良田，形成福建四大平原之一——兴化平原。但盐碱地改造比较复杂，至少要经过多年的除盐、淡化之后才能种植粮食作物，即“一年抛荒、二年冲淡、三年种植”。第一年要用淡水不断冲刷，使海泥中的盐碱成分逐渐淡化；第二年可种植稗、田菁等耐碱植物，以消除土壤中的剩余盐碱，即“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③种植稗草和田菁，既可作为农作物肥料，又有经济效益，“稗杆一亩，可当稻杆两亩，其价格值米一石”，④所以莆田百姓采取种植耐碱植物的除碱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唐代的长期开发，莆田沿海大片滩涂变成了米粮仓，为莆田经济发展和商业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莆商队伍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之，唐代是莆田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和商业经济崛起的重要阶段。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众多的堰、陂、塘、渠等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多条遮浪海堤挡住了汹涌澎湃的海浪，使莆田沿海二万多顷滩涂变成了良田，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长，易货贸易日渐频繁，商人队伍日渐增多，推动了莆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二节 唐代莆仙两县手工业经济的崛起与发展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状况，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人们生活水平的根本尺度。人类生存除了粮食这一基本生活资料之外，还需要大量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其他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如纺织品、陶瓷品、铁农具等，从而促进了手工业行业的崛起。莆田境内手工业历史十分悠久，根据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分析，早在新石器时期莆田先民就能制作简陋的生产工具。如建国初期发掘了44处古遗址，出土了众多的石刀、石斧、石环、石锛、石球、石箭镞、石镰头、石箭头和敲打器等，应该说这是莆田境内最原始的手工业品，但莆田手工业经济的真正崛起是在唐代。唐初，莆田境内开始大规模开发农业，农业经济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兴起。据史书记载：莆田境内“唐代，已有手工制糖、纺织、造纸、烧壳灰等”手工业行业。⑤
  一、隋唐之前莆田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莆田与南方各省一样，最早的手工业行业是纺织业和制陶业，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其次是冶炼业，发展于东汉时期。再次是建筑业，大约起步于晋朝。还有木匠、雕塑、酿酒、制蜡、制盐和农产品加工等行业，约在陈朝以后陆续发展起来。到了唐代，莆田境内已有10多个手工业行业。
  据《莆田县志》记载：唐代境内“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传统行业有制盐、打铁、织布、制糖、酿酒、造纸、刺绣、烧瓦、竹木器制作等，皆为私营作坊，设备和技术落后，产值低”。①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莆田手工业发展历史，本节就唐代及其之前莆田境内的制陶、纺织、冶炼、制糖、造纸、盐业、雕刻、建筑、捕捞等行业作简单的叙述。
  （一）陶瓷业
  由于生产和生活需要，莆田先民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用黏土烧制各种简陋的陶具，掌握了简单的制陶技术。从莆田出土文物分析，大体可看出莆田陶瓷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如仙游县园庄土楼村的溪尾山，采集到一批刻划纹、网纹、方格纹的软陶壶和陶罐等瓷器，经考古专家考证为新石器晚期的文物，所以说莆田陶瓷生产至少起源于新石器晚期。
  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陶瓷手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据考古发掘，境内共有商周时期古代遗址54处，出土了大量的软陶、硬质灰陶、黑陶、印纹硬陶、蓝纹陶和陶纺车等。如仙游县榜头镇后坂村、钟山镇鸣和村、龙华镇灯塔村、大济镇坑北村、游洋镇梧椿村、度尾镇钟峰村等地，都采集到刻有纹饰的陶片，经鉴定为商周时期古文物。特别是榜头后坂村观音山上发掘的2件陶纺轮，形似算盘珠，一件呈圆锥形面，一件呈平面图形，经考证为商周时期的纺织工具。仙游县园庄镇溪尾山出土的20多件陶碗、陶壶、陶罐等残片，表面上刻有简单的划纹、网纹和方格网等。
  1987年，莆田县进行了一次古文化遗址普查，共发现商周时期古遗址27处，并采集到大量的夹砂黑陶、灰砂陶、红陶、印文硬陶碎片等。陶片表面有绳纹、网纹、方格纹、圆点纹、弦纹、直篮纹、曲折纹、刻划纹等多种纹饰。可见，早在夏商周时期，莆田百姓已经将陶瓷器具广泛应用在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汉朝至晋代期间，莆田制陶业继续发展。如仙游县文物馆保管的汉代“三足陶灶”，高7厘米，长15厘米，二鼎一灶，呈船形，褐色硬陶，造型比商周时期的陶具结构复杂了许多，工艺也有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在龙华团结村发掘的晋代青釉蒸，敛口鼓腹三足底，脱釉完整，高4.5厘米，腹径9厘米，造型美观大方，与汉代陶瓷相比，无论是陶瓷工艺水平，还是陶瓷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南北朝时期，莆田境内陶瓷制品开始多样化。从仙游赖店南朝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中，日用瓷品种有盘、碗、碟、壶、杯等多个款式，颜色有青灰色、青黄色、青绿色和苍青色等多种色彩，陶瓷表面光亮平整，有各种网纹、格纹和花、鸟、鱼等图案，制陶技术比晋代又有较大的进步。
  进入隋唐之后，莆田境内制陶工艺有了重大突破，即青釉技术基本成熟。如1974年8月，仙游县文化馆配合省博物馆考古队，对赖店镇南埔隋唐墓葬进行发掘，采集到10多件青釉瓷器出土文物。1978年8月，仙游县文化馆配合省博物馆考古队，对赖店南埔隋唐墓葬进行发掘，又采集到30多件青釉瓷器。同时，在仙游县榜头镇仙水村的龟山也挖掘到一批唐代青瓷器，其中有杯带3件，四足砚2件，博山炉2件，炉屏2件，陶质坚硬，青釉光滑，造型别致，工艺复杂。特别是发掘于赖店镇玉塔东埔村的唐代瓷器，有四耳青瓷器、青陶执壶等，工艺精湛，美观实用。从各个朝代的陶瓷文物分析，大体能够看出莆田陶瓷业的发展历史。但莆仙两县置县较晚，唐以前境内的制陶业规模及产量情况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整个陶瓷制造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现在很难考证，但瓷器作为古代莆田境内易货贸易的重要物资是无可置疑的。
  （二）纺织业
  莆田纺织业历史十分悠久，与陶瓷制造业不差上下。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就有纺织工具。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纺织业始于新石器时期。据榜头观音山及坝下等地出土文化证实，在3000多年前，县内先民已采用陶纺轮纺纱”。①秀屿区南日镇乱石山遗址采集到的古代陶纺轮，经考古专家论证，为商周时期的纺织工具，说明早在新石器和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就有纺织业。
  莆田纺织业发展与当地资源和朝贡制度有关。据史书记载：“古扬州辖内，包括莆田先民的闽地岛夷，向夏、周王朝贡赋草服布料和草编盛具。所上的贡物是通过当时的‘乡官’邻长（五家为邻）、里宰（五邻）为里、四里为酂、鄙师（五酂为鄙）等行政机构而层层上缴”。莆田“在远古时期是背山面海的半岛，土地贫瘠碱湿不宜种禾稼穑，只适宜培植葛麻、苎麻、蒲草以及吉贝之类的植物，于是当时赋税被定为下田下赋，并且允于杂物缴纳，即‘田下下，赋下上上杂””。②莆田沿海的盐碱地适宜蒲草生长，客观上为草编行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据《莆田市地理志》记载：“莆田，古称莆口，莆字是蒲字初文，意为其地蒲草丛生”。③在汉代以前，莆田沿海是一个天然草本植物场，草编原料十分丰富，加上百姓生活需要和赋贡制度的硬性要求，客观上也促进了境内草编技术的发展。
  秦统一中国之后，在楚越地设立了闽中郡，莆田域地纳入秦王朝版图。但由于莆田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粮食短缺，百姓通常只以草编盛具作为贡品。这种与纺织品相近的草编技术，对莆田纺织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④《史记》中的“蒲车”，不一定是指莆田百姓的贡品，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蒲草编织物已经成为贡品。从秦代起，莆田百姓开始编织蒲团、蒲席、蒲筐、蒲扇等，并以编织物代纳赋税，即“允于杂物缴纳”。到了魏晋时期，莆田境内纺织技术有了较大进步，百姓对葛、苎等植物进行剥皮抽丝，制成纱线，然后纺织成粗布。
  进入南北朝之后，朝廷“规定每年丁男之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⑤这种硬性规定的税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莆田纺织业的发展。所以，从南北朝起，莆田境内开始大量种植苎、葛、木棉等草本和木本植物，用于生产苎葛麻布，传统纺织业发展速度开始加快。
  唐代是莆田纺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纺纱技术的提高和纺织工艺的改进，境内纺织品数量不断增长，质量开始提高，出现了两种纱线混合编织的布料，即以棉为经、以苎为纬和以麻为经、以棉为纬的葛布等。到了唐后期，北方汉人入境后又移植了木棉，并以棉纱为原料生产棉布。
  据史书记载：莆田百姓用棉纱编织出轻薄透气的帐幔布料，可用于制作结实保暖的鞋袜、衣服等。
  但从总体上讲，唐之前莆田境内纺织工艺相对落后，手工制作，耗时费力，加上印染工艺不精，纺织品商品率很低，主要是农家自给自足，偶尔在集市墟日上进行零星交换，还不具备商品性质。进入唐末后，境内纺织技术又有新的提高，特别是木质纺纱车的出现，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纺织品产量增多，纺织品逐渐成为易货交换的媒介。
  五代十国时期，莆田境内纺织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能够生产出多种布料，如麻布、蕉布、苎布和棉布等，甚至还生产少量的绸布和丝帛等。特别是以青靛为染料的染色工艺出现后，布料颜色日益多样化，纺织品附加值增大。据《仙溪志》记载：“渍蓝为靛，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①五代十国时期，莆田境内生产的丝帛织品，柔软轻薄，深受年轻姑娘喜爱。莆籍诗人徐演有诗云：“鹤绫三尺晓霞浓，送与东家二八容。罗带绣裙轻好系，藕丝红缕细初缝”。②诗中形象描述了丝帛布料，色彩斑斓，质地柔软，做工精细，深受16岁少女的喜爱。莆籍诗人胡令能也在《咏绣障》诗中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③诗人借吟咏绣障，歌颂绣工们绣制屏风的高超技艺。尽管诗人对唐代莆田丝帛织品和剌绣工艺进行夸张比喻，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莆田生产的丝帛织品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纺织品已经成为易货贸易的重要物资。
  （三）冶炼业
  莆田冶炼技术源于汉代，发展于唐代。闽越国建立后，大兴采矿业，推广铁器农具，促进了闽中冶炼业的发展。据史书记载：闽越国冶炼水平可与中原同语，铁制农具主要有犁、锄、锸、镢等；铁制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锤、凿、锯、环、环首刀、曲形铁条等；铁制兵器主要有矛、刀、剑、匕首、镞等。东越国兴盛时期，闽中各县广泛使用铁器，普及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王兵败莆田，在境内建炉炼铁，制造武器和铁农具，拉开了莆田冶炼铸造业的发展历史。1978年，莆田境内出土的青铜钁，专家们从造型、纹饰和质量等方面分析，认为是春秋战国后期或汉初生产的青铜器，可能是由闽越人带进莆田境内，也可能是由余善军队在莆田境内制造的。“1986年，福建省普查文物，在莆田市进行史前地下文物调查，在涵江上郭村发现‘七步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铁灶村发现‘古铁灶遗址’”。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古代莆田县有铁。”《莆田发展简史》也记载：汉代莆田“最大的成就是掌握了冶炼技术。铁制用具广泛地运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之中”。⑤从晋代起，移居莆田境内的汉人日益增多，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冶炼技术，促进了莆田冶炼铸造业的发展，现莆田境内遗留着多处“铁灶村”，就是历史的见证。据《仙溪志》记载：唐代仙游苏山的蔡家，世代炼铁铸鼎，非常著名。《涵江区志》也记载：“涵江私营工业可追溯至宋代以前，当时境内望江一带已开始炼铁，今三江口镇仍有个铁灶村，历史上就因炼铁而得名”。⑥黄岩孙的《仙溪志》中也有：“炼铅而粉，采柏而烛。......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的记载。⑦如此成熟的冶铁技术，在古代不经过几百年发展是不可能达到的。
  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开展大规模垦荒种植和围海造田，需要大量的铁农具，客观上也剌激了冶炼铸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唐末，王审知主政时，尊崇佛教，大兴寺庙建筑，许多佛教用具和佛像都是铁质和铜质材料，需要精湛的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及艺雕技术，客观上促进了莆田冶铁技术的发展。据黄滔《丈六金身碑刻》记载：“释氏之称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而古今之世以诸佛菩萨。其或铸成、塑成、刻成，其或壁绘幅绘乎像，不可胜纪”①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王审知在九仙山定光多宝塔之右碑刻记载：“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铸金铜像一尊，丈有六尺之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继之铸菩萨二尊，丈有三尺高。铜为内肌，金为外肤”。②《福建金石志》也记载：唐天祐四年，仙游县铸造了狮子炉，重十六斤一两，口径一尺二寸四分，每足务为狮身像。可见，唐代莆田境内冶炼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冶炼业、铸造业的手工业队伍和一些专门经营铁铸产品的商人。
  （四）建筑业
  莆田境内山高林密，峰回路转，有着众多的天然洞穴，为古代莆田先民提供了良好的栖息条件。所以，在夏商周时期，莆田畲民大多数为穴居，他们借助山上的天然洞穴和海蚀洞，遮风档雨。这种地理条件优势，导致莆田境内建筑业发展缓慢，长期没能形成一个行业。
  莆田建筑业起源于汉代，即中原汉人和东越人进入莆田之后，不适应穴居生活，开始修造竹质茅屋作为栖身蔽所，从而拉开了莆田建筑业的发展历史。魏晋时期，莆田境内丰富的木竹资源被普遍作为建筑材料，促进了境内木工行业的发展，成为境内继陶瓷、纺织和冶炼业之后，又一重要行业，也为莆田建筑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从莆田建筑业的发展历史分析，促进莆田建筑业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寺庙建筑。从晋朝开始，莆田境内开始大规模建筑寺庙，从而催生了木匠和泥匠等手工业队伍。据《八闽通志》记载：东晋时期，境内开始建筑寺院，莆田的“永和尼院”是福建境内晋代唯一存史的一座寺院。该寺院为土木结构，采取重檐歇山式建筑风格，体现了东晋时期先进的建筑风格和工艺水平。又如陈永定元年（557年）建筑的莆田林泉院，遗址面积有二万多平方米，周围建有苦竹寺、霞梧院、九莲岩等大小寺院多座，排列有序，环绕着林泉院，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寺庙群，体现了十方丛林的宏弘气势，代表了莆田高超的建筑水平。还有陈永定三年（公元560年）创建的金仙寺（现广化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也是福建省内屈指可数的古寺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贞观二年（628年）建筑的道观——三清殿，包括山门、三清殿、通明殿、九御殿、四官殿、文昌殿和五帝庙、东岳殿、五显庙、西岳殿等，规模宏大，造型优美、别具一格，融木工、泥匠、石匠、木雕、石雕、绘画、设计等多种工艺为一体。殿内竖有20根木石连接大柱，保存着唐代典型的建筑风格，与福州华林寺、宁波保国寺并称为江南古建筑之精华。还有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修建的仙游龙华寺，以后历经多次扩建，规模不断扩大，拥有千年报恩塔、大雄宝殿、天王殿、藏经楼等众多建筑，成为闽中一大丛林。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诏天下诸州各建一寺以纪年，始名“开元寺”。此后，莆田境内大兴土木，建筑了几十座寺庙，如仙门寺、三会寺、玉涧寺、石室寺、九座寺......，“逮至王审知主闽时，莆田地区共建有大小佛寺267座，僧众2万余多人”。③这些寺庙建筑工艺精湛，别具一格，是古代建筑工艺的精华，体现了隋唐时期莆田建筑业的高超水平。
  建筑业发展带动了与其相关手工业的兴起。寺庙建筑不但需要大量的泥匠、木匠、石匠和设计人员，而且需要技艺高超的木雕、石雕、铜雕和冶炼技术。隋唐时期，莆田境内的林泉院、金山寺、龙华寺和三清殿等，大多采用重檐歇山式木质斗拱结构，融木工、雕刻、石雕和泥塑为一体，错落有序，庄严别致，雄伟古朴，巍峨壮观，其建筑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建筑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建材行业的兴起。据乾隆《兴化府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郡城西岩寺建山门铲地，砉然有声，土陷一洼，长一丈四尺，阔半之。上锐下方，瓷以巨砖。砖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日作’”。①可见，早在太康年间，莆田境内就已经生产“上锐下方”、“砖花三面凸起”的“巨砖”。从中唐起，莆田境内普遍采用砖瓦作为建筑材料，逐渐形成了生产建筑材料的行业，出现了一支技术精湛的建筑手工业者队伍和专门从事建筑材料销售的商人。
  （五）艺雕业
  艺雕工艺包括木雕、石雕、铜雕、泥塑等，是莆田古代的重要手工业行业。莆田艺雕工艺最早源于寺院道观建筑，古代寺院道观大多是木质斗拱结构，将精美的雕饰与寺庙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建筑风格。特别是木雕工艺在唐代非常盛行，寺院内的墙壁、门窗、柱子等，镌刻有楹联、偈颂、人物、花鸟、物象等各种图案和文字。这些建筑物图案各异，书画并茂，简繁相衬，匠艺精湛，巧夺天工，体现了唐代莆田高超的木雕工艺水平，形成了一支工艺精湛、技术高超的木雕手工业队伍。
  古代莆田艺雕工艺中最为著名的是石雕，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由于莆田境内盛产花岗石，而寺院道观建筑又采用大量石料，如寺院道观的基座、柱子、台阶、碑文、壁刻等，都以花岗石为材料，其中的图案、文字等，需要石雕艺人来完成，从而促进了石雕艺人队伍的发展。早在隋唐时期，莆田石雕艺术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如隋开皇十三年（593年），莆田境内建筑了第一座石塔，即广化寺边上的释迦文佛塔，具有塔墙薄、塔身空、石缝细、墙面平等特点。塔身用石料叠砌，各石块之间用榫卯贯穿，十分牢固。石塔表面有佛像、飞天、花卉等精美浮雕，精巧别致，体现了唐代莆田石雕艺术的高超水平。还有创建于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的仙游九座寺无尘塔，外型似葫芦状，表面有浮雕腾龙图案和护塔神像图案，造型古朴，庄严肃穆，雄伟壮观，体现了唐代南方石质建筑的独特风格，成为唐代莆田石雕艺术的代表作。进入唐末之后，全国掀起一股建筑石塔的热潮，莆田境内建筑了不少风格不一的石塔，如南山广化寺、城区三清殿、龟山灵感寺、囊山慈寿寺、涵江上生寺、芦崇圣院、太平山招福院，仙游大济三会寺、龙华万寿禅寺和仙门寺、盖尾龙纪寺、凤山九座寺等，都建有款式多样的石塔，有高达数丈的巍峨巨塔，也有不足一人高的精巧小塔；有单层石塔，也有双层古塔；有楼阁式的高塔，还有复式的矮塔。特别是创建于唐末的枫亭塔斗山万寿塔，各塔层石块均有石雕图案，如大力士、蟠龙、花卉浮雕、佛像、金刚力士等图案，其中的卷草花纹和莲花覆瓣等，体现了唐末独特的建筑风格。还有建于唐威通年间的仙游凤山无尘塔，塔基座上刻有莲花图案，底层下部八面刻有奔龙舞狮图案，是唐代莆田石雕的精品。唐代莆田境内建筑了众多的石塔，形状各异，巍峨壮观，秀丽挺拔，切雕细腻，装饰讲究，表现出高超的石雕艺术和建筑风格。
  除了木雕、石雕之外，还有泥塑、铜雕、铸塑等艺雕工艺，如寺庙的佛像、神龛、祭器、经书、供桌等，都是艺雕工艺品。唐代莆田境内大规模的寺庙建筑，不但促进了莆田建筑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艺雕手工业的崛起，促进了其他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手工业者，具备了工人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也是莆商队伍的开拓者。
  （六）制盐业
  春秋战国之前，中国并没有实行食盐商榷制度。齐桓公执政时听取管仲建议，“计口食盐征粟；又教以加强之法......于是，后世有榷之典。我国家为足边储斗，乃用管子法：凡盐皆食于官，计口纳米。男子成丁、妇女成口。岁纳八升，官支与食盐三升”。①从秦代起，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控制百姓，增加赋税，都实行食盐商榷制度，严禁私人制盐贩盐，贩卖私盐，一律处于极刑。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有着丰富的食盐生产资源。早在秦汉时期，沿海百姓开始从海水中取盐。
  从东晋起，莆田境内出现了柴薪煮盐的制盐工艺。但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莆田制盐业发展缓慢。进入南北朝之后，境内制盐业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在莆田、仙游的沿海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煮盐户。但煮盐工艺极其落后，成本高、产量低，利润微薄。据《千年涵江》记载：“早在唐代，沿海民众已利用海水煮制盐。当时支起大解体锅，燃火煮沸盐，工艺落后，产量低下，烧几担柴，只能煮几十斤食盐”。②进入中唐之后，随着制盐工艺的不断改进，莆田境内制盐户日渐增多，逐渐发展成为福建的产盐基地，形成了一批专门生产食盐的手工业者。
  （七）制糖业
  莆田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足，适宜甘蔗种植，客观上促进了制糖业的发展。莆田制糖工艺历史悠久，早在隋唐之前就有制糖工艺。据《仙游县志》记载：“唐代以前，植蔗以为糖，刳木为槽，断木为杵，饱万夫之食，明烛继夜，长歌相舂槌，......神液滋□，高□蒸云，列鼎腾烟，调以甘膏，火不停，而灵砂自熔，盛之万雍......。当时，仙游农民用原始的方法制糖，使用木槽、木杵、春槌榨取蔗汁”。③但唐代民间制糖工艺落后，先将甘蔗放进木槽之中，然后用木杵、春槌掏打，榨出蔗汁，煎煮成糖。这种原始的制糖工艺，效率低，质量差，产量不高，无法形成规模生产。唐末，引进了高产多糖的东亚甘蔗品种，促进了莆田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唐时，“海外（中亚西亚地区）甘蔗种植技术由泉州传入莆田、仙游”。④由于气候适宜，加上中亚甘蔗品种具有耐旱、易栽培和高产量等特点，很快就在莆仙两县普遍推广。但甘蔗产量迅速提高，而制糖技术又极其落后，产销矛盾日益凸显。五代十国时期，泉州引进了印度摩揭陀的制糖工艺，并迅速传到了仙游，此后莆田制糖业开始快速发展。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于唐代已产冰糖。宋《闽中记》载：‘获蔗节疏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宋乾道年间（1165～1173），冰糖销往国内外”，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食糖销售的商人。⑤
  （八）捕捞业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浅海面积大，滩涂广阔，海水养份丰富，适宜各种鱼、虾、贝、藻类等海洋生物的繁殖生长。早在夏商周时期，境内就有泛海捕鱼的记载：莆田先民用手捉和竹竿、竹签、竹笼等简易工具，进行捕捞作业。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县渔业生产历史悠久，远在3000年前就有自然捕捞”。①东吴政权统治闽中期间，境内造船业开始兴起，为莆田海洋捕捞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形成了一支人员众多的渔民队伍，专门从事海洋捕捞作业，海产品已经成为易货贸易的主要产品。据史书记载：唐代莆田境内“浅海主要渔场：春汛有兴化湾马鲛鱼、鳓鱼渔场，平海湾墨鱼渔场；夏汛有鹭鹚屿鯷鳁渔场；冬汛有乌丘屿、南日岛东面带鱼、虾皮、梭子蟹渔场。产量最大的是带鱼、大黄鱼、小黄鱼、虾皮、梭子蟹，其次为马鲛、鳓鱼、墨鱼、梅童鱼、鲨鱼等”。②捕捞业的迅速崛起，海产品日益丰富，客观上也为莆田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并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海产品卖买的商人队伍。
  二、唐代莆田手工业经济的生产与管理
  秦汉时期，莆田手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处于粗放型生产状态。手工业品主要是自产自用的生活用品，偶尔也进行物物交换，但并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进入魏晋时期，境内手工业开始发展，手工业品出现了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易货交换逐渐增多，但手工业品生产仍然不具备商品性质。进入唐朝之后，境内手工业行业增多，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出现了专门生产和出售手工业品的家庭作坊。据《仙游县志》记载：“仙游唐代就有制糖、酿酒、陶瓷、砖瓦、烟草、糕饼等作坊，以及造纸、纺织等手工业”。③从中唐开始，莆田境内手工业品商品化程度日渐提高，一些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逐渐转变为以交换为目的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出现了官营和民营两种生产管理模式。
  （一）官营手工业
  从唐代起，中国开始建立官方手工业生产管理机构。唐初，朝廷在尚书省设立工部，这是一个专管官办手工业生产的行政机构，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以尚书省工部、工部司、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机构为核心，构成了全国手工业管理体系。地方手工业的生产与管理，主要是地方作院和各种官办作坊。如锦坊生产纺织品、官窑生产贡瓷和官陶、酒坊生产贡酒、贡焙院生产茶叶等。据《新唐诗》记载：唐元和年间，莆籍诗人胡令能（785—826年），自幼家贫，以修补锅碗盆缸为生，“少为负局锼钉之业”，即在“贡局”从事“锼钉”制作，“贡局”是地方官办手工业机构。
  唐代官营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带有计划经济性质。官办手工场的劳动力由官府管控，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刑徒、流徒和官奴婢。这些人因卖身而失去人身自由，或因犯罪被判处刑罚，沦为失去自由的手工业者。他们被强制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另一部分则是从民间征用的工匠和丁夫，通常由地方官府临时雇用，或长期雇用，上述胡令能则属于雇用工匠，不然的话以后怎能赎身成为诗人。工匠和丁夫可以领取报酬，也可以充抵赋役。唐代莆田地方作院集中了一批技术精湛的手工业者，是地方手工业的主体，主要产品有绵、盐、丝、蕉、葛、蜡烛等，同时还生产加工茶叶、海蛤、橄榄和荔枝干等贡品。官办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商品，不能流通，采取供给制，实行指令性生产计划。当然，各地手工业生产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有时官办作坊也将多余产品拿出来与当地百姓交换农产品，但不具普遍性，甚至出现不平等交换。
  （二）家庭手工业
  唐代莆田境内家庭手工业开始发达，从业人员渐多。手工业生产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家庭手工业和民间作坊。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手工业是手工业体系中最基本的形式。由于生产生活需要，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始终相伴发展，且一直成为农民的家庭副业。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条件下，几乎每个家庭都在生产纺织品，“男耕女织”是中国最原始的家庭手工业，沿袭了几千年。
  莆田家庭手工业最早出现于夏商周时期，经考古文物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莆田先民就开始制作各种石质生产工具。在汉代出土的文物中，已有铁质农具。魏晋时期，莆田的制陶工艺有了较大进步，陶瓷产品开始多样化。东晋时期，莆田先民开始利用海水煮盐和采用草本植物编织各种生活用具，并生产葛麻纺织品等，从而形成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
  民间作坊是唐代手工业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唐代莆田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境内人口不断增加，需求的扩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加上唐代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提高，手工业品日益多样化，产量增长。特别是纺织品质量的不断提高，铁农具越来越多样化，青釉陶瓷技术的发明采用，造纸业、酿酒业、刻书业、文化娱乐等新行业不断涌现，使手工业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家庭副业模式，出现了专门用于交换的小作坊生产，初步具备了封建商品生产的性质。同时，一些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半耕半工中游离出来，成为专门经营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交换的商人，逐渐形成了一支以小商小贩为主体的商人队伍。
  唐代，莆田境内已有众多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业作坊和官办作院。但从总体上讲，唐代手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家庭手工业，还是手工业作坊，甚至是官办贡局、作院，其生产规模都不大，组织结构简单。官办作院的生产规模相对大一些，技术力量较强，却不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家庭作坊的从业者主要是家庭成员和远亲近邻，师徒相授，代代传承，一般是一名师傅带1～2名徒弟，偶尔也会雇用帮工。但从唐代莆田家庭作坊生产方式看，仍然处于原始资本主义手工场的性质，流动资金不多，生产工具简陋，均为手工操作。尽管如此，唐代莆田手工业的初步发展，为境内商业经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代表着封建商品经济的曙光。
  第三节 唐代莆仙两县商业经济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秦国商鞅变法时，朝廷奖励耕战，生产粮帛多者，免除徭役，但又限制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汉文帝执政后，朝廷“弛山泽之禁”，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允许农民垦荒种植，促进了各地农业生产和关系国计民生的茶叶、纺织、食盐、铁农具等行业的发展，为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朝廷废除过关用传制度，消除了商品流通障碍，促进了各地易货贸易的发展。汉景帝执政后，实施“异物内流，利不外泄”政策，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的通关制度，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商业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
  一、物物交换的商业雏形
  秦汉时期，莆田境内经济落后，百姓“无积聚而多贫”。①加上“县地僻而物产坚，商旅足迹罕至”，无商可言。②魏晋时期，孙吴政权确立了对闽中的统治，并向闽中百姓大举征收赋税，“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③莆田境内粮食短缺，百姓通常以杂物代替赋税，为了调剂余缺，出现了物物交换。太康年间，朝廷进行税制改革，实行“户调式”课税，即“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④闽中属“诸边郡”地区，莆田又是“诸边郡”的“远者”，百姓可用兽皮、龟贝、海鲜干品等充当赋税，一些农民为了完成赋税，便以粗粮交换海鲜、兽皮等，客观上促进了境内易物交换的发展。
  到了晋代，由于纺织草编技术的提高，莆田百姓开始利用蒲草、葛麻、水湄等草本植物，加工制作各种盛具和葛麻粗布等纺织品，以交纳赋税，剩余贡品通常用于互相交换其他食品，客观上促进了境内易物交换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莆田境内生产有葛布、麻布、草服、卉布等纺织品，以及蒲草、水湄等天然草本植物编织的蒲团、蒲筐、蒲席、蒲扇等各种生活盛具，除了向朝廷交纳赋贡之外，剩余的产品大多用于物物交换，客观上也促进了原始商业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讲，南北朝之前，莆田商业经济相对落后，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流通体系尚未形成。
  进入隋唐之后，莆田境内手工业行业开始增多，家庭副业逐渐发展成为作坊手工业，手工业者已经不是为了自用而生产，更多的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从而使手工业品交换日渐频繁。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农民通过交换农产品来调剂余缺，以提高生活质量，而手工业者又以自己的产品向农民换取粮食，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这种互为需要为前提的易货贸易，客观上为莆田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商业经济呼之欲出，亦工亦商和亦农亦商的小商贩日渐增多。
  二、农产品多样化为莆田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农产品是莆田境内最早用于物物交换的商品媒介。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莆田境内没有多余农产品可供交换。东晋时期，朝廷在南方推广水稻及小麦种植，境内农业经济开始发展，但可用以交换的农产品仍然很少，不具备发展商业经济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入莆定居后，带来了一些农作物新品种，境内农产品日益增多，加上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农民的生活资料出现了余缺，一些农民手上有剩余粮食，却缺少农具和布料，有些果农有多余的荔枝、龙眼，却缺乏粮食手工业品，一些手工业者家中有手工业品却没有主粮，这就只需要通过易货交换，调剂余缺，以维持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所以，易物交换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业活动。
  唐初，大批汉人迁徙莆田定居，境内人口迅速增加，超过了6万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百姓开始大规模垦荒种植，改良农业品种，引进了外省高产耐旱的农作物品种，农产品逐渐增多，物物交换日益频繁。进入中唐之后，莆田百姓又从台湾、新罗、高丽、东瀛等国家和地区引进了一些农作物新品种，农业产量不断提高，农产品出现了剩余，从而为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中唐开始，莆田境内农产品日益多样化。据《八闽通志》记载：唐贞观年间，莆田的“谷之属”就有“稻、粟、黍、穄、麦、豆、脂麻”等7个品种；“蔬之属”有“芥、萝卜、芥蓝、莴”33个品种；“畜之属”有“马、牛、驴、骡、羊、猪、犬、猫、鸡、鸭、鹅、鹁鸽”等。
  “果之属”除了荔枝、龙眼之外，还有柑、橙、香橼、柚、橘、桃、李、梨等30多个品种，农产品的增多，为易货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①所以，无论是农村经济发展，还是手工业品再生产，都需要商业这一载体和平台，需要商人这一桥梁与纽带，商业经济应运而生，并孕育了一批亦商亦农的早期商人。
  三、亦农亦商的早期商业活动
  莆田古代商业经济最早源于易货贸易，而赋税朝贡制度则成为促进物物交换的原始动力。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广大百姓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必须“以其已有易其所无”，从而产生了最原始的贸易方式。随着中国贡赋制度的日趋完善，朝廷通常指定各地的稀缺物品作为贡品，而稀缺物品一般是手工业品，或土特产，并不是所有地方、所有农民都能生产。所以，百姓为了完成贡赋，只好将自己生产的粮食、水果等与之交换，从而形成了物物交换的原始商业。
  宋代莆籍史学家郑樵对古代物物交换贸易进行了分析：即在商品交易活动中，首先是把最具有普遍性的“布帛衣料”作为商品的总代称，以衡量其他物品的实用价值，如“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以贸易之利”。②由于“布帛衣料”是朝廷指定的贡品，也是百姓最通用的生活用品，久而久之，“布帛衣料”逐渐具备了货币的职能。所以说，封建王朝的贡赋制度，既是剥削百姓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物物交换的动力。
  亦农亦商是莆田早期商人最普遍的经营形式。南北朝以前，莆田地处偏僻，易物贸易只是偶尔发生。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兴起，易货贸易日渐频繁，交换形式也日益多样化，有农产品之间的交换，也有手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还有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之间的相互交换，甚至出现了各种产品之间的连环交换形式。既有定时的易货交换，又有不定时的产品交换，还可以随时交换。
  既有临时易货点，又有固定的贸易地，甚至还有专业墟集。但从总体上讲，南北朝以前莆田境内的易货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贾商很少，大多数是走村闯巷的小商小贩。进入隋朝之后，境内开始出现了少数小商店，如仙游度尾的三般店，莆田梧塘和西天尾也有少数商店，但经营者大多数还不是专职商人，而是以务农为主，农闲时兼售日用品。但随着易货贸易的发展，半耕半农的小商小贩日渐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门从事商业经营，成为莆田境内最早的商人。
  唐代，莆田境内的商品媒介出现了历史性发展。隋之前，境内易货交换通常是以农产品和纺织品为媒介。唐初，莆田境内商品媒介以农产品为主，如稻、麦、豆、荔枝、龙眼、茶叶等。唐贞观年间，随着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用于交换的农产品迅速增多，有稻、粟、黍、穄、麦、豆和荔枝、桂圆、蔗糖等，甚至稗草也可以用于交换，如“稗杆一亩，可当稻杆两亩，其价格值米一石”。①进入中唐之后，随着莆田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手工业品逐渐取代了农产品，成为易货交换的主要媒介，如绵、丝、蕉、葛、酒、蜡烛、布料、染料、陶瓷、铁具、铅器和金银首饰等，都成为产品交换的媒介。但唐之前的易货贸易受到诸多条件限制，没有固定的易货场所，商业活动不易扩大。于是，人们开始向中原百姓学习，采用硬货币充当商品媒介。如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福建开始铸造背文“福”字的铜钱，并逐渐取代了布帛、谷粟，成为境内产品交换的主要媒介。据《福建通志》记载：元代延祐三年丙辰六月，“仙游县南桥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涌出开元钱，居民取之，钱背有‘闽’字或‘福’字”。②说明早在唐会昌年间，莆田境内已经开始使用铜钱。金属货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产品交换与流通，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到了唐末，莆田百姓已经普遍接受金属货币，“布帛衣料”的商品媒介职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铜钱成为最主要的商品媒介。商品媒介的改革，为商品交换和商人经营提供了方便，也为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四、墟市的形成与商店的兴起
  古代莆田境内商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北朝之前，莆田“地僻而物货悭，商旅迹罕到，一哄之市间或有之”，但没有固定的集市。③从梁朝开始，境内开始出现了商店，但数量极少。唐初，莆田境内开展大规模的农业开发，特别是围海造田和水利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日益增多，大多数农民需要以农产品换取生活用品和手工业品。于是，一些农民便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与销售，成为莆田境内早期的小商贩。
  莆田商业圩集的形成始于隋，发展于唐。从南北朝开始，中原衣冠士族陆续入闽，将北方集市方式传入莆田，境内逐渐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墟集，农民们将余粮和农副产品挑到圩集上换取手工业品和生活用品，交换时间通常是半月一次，后来缩短到10天一次，人们称其为“赶集”。据《莆田县志》记载：陈光大年间，莆田设县后，“境内已有市集进行商贸活动”，县治所在地的延陵里成为早期的圩集。④“隋末唐初，莆田前墩尾（今西天尾）已出现集贸市场。初为‘十日一墟，日中为市’之集，以后逐渐发展为‘三日一集，不限于午之市’。唐代莆田集市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专业性加强，境内的濒海之地枫亭，圩集以水产品、农副产品的交易为主，专业性特色明显，太平桥和三妈宫等地分别分布有海产品、渔盐、大米、柴草之类的不同圩集”。⑤还有莆田的城厢、江口、西天尾和仙游的城东、枫亭、东乡、西乡等地，都逐渐形成了圩集。
  随着莆田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圩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交换需要，商店便应运而生。境内商店“可追溯到晋代，中原衣冠入闽，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随着中原货币的流入，一些村落逐渐有人从事商业经营，如度尾的三般店，就因1400多年的梁朝时，开设三爿经营（盐、豆、铁、瓷）店铺而得名”。①据《仙游县志》记载：“隋代西乡三般店已有店铺（今度尾镇剑山）”，主要经营食盐、铁农具、稻谷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这是史书记载莆田境内最早的商店。②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县城及城郊就有商店，黄石、庄边、白沙、百丈（今大洋）、濑溪等地已经出现了墟集和私营小店”。③莆田城里庙前有米市，西门外有青果摊，据《兴化府志》记载：莆田义井街有“南市，旧名行尾市，亦名鱼行”，起源于唐乾宁间，曾有诗曰“市连义井岁时丰，水红壶公文物盛”，还有莆田郡城边上有白湖市，“客商贩米谷，舳舻相望”。④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仙游置县后，境内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县城东门街的私商店亦初具规模”。⑤同时，在仙游的中岳、游洋、东乡、西乡等人口密集地，都出现了商店，主要经营稻谷、杂粮、农具、水果等农产品和葛、棉布以及陶瓷等手工业品。特别是“枫亭的南街、北街、后览街，县城的东门街，西乡的三般店都有零星的商业网点”。⑥特别是太平港码头附近的集市，“其地处闽海之滨，界兴泉之于，本北万峰绵亘，而良沃蕴于中；东南临大海，蛟龙鱼鳖，而海物错焉”，“渔人蜃户，晚帆归浦，则枫溪之市语喧矣”。⑦据史书记载：“唐初，枫亭因陆海交通便捷、商贾云集而形成集镇，为闽中海产品、谷米等农副产品集散地”，到了“唐末，境内个体、私营商业已很发达，商贾云集，主要经营砂糖、食盐、荔枝干、桂圆干、竹纸、海产品等”。⑧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枫亭已经形成了多条商业街，“出现了墟集和小商贩，形成了店肆、铺陈、酒坊，进行了农产品、水产品、牲畜、日杂货等交易”，成为仙游境内最繁华的商业集市之一。⑨唐代莆田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为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唐初，古驿道贯穿莆仙境内，从迎仙市（今江口镇）进入，经莆田县城和仙游枫亭，向南通往泉州。驿道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带来了信息，带动了物流，促进了莆田商业经济的发展。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境内又建立了上通郡省，下达漳、泉的枫亭驿站，枫亭太平港周边商店逐渐增多，形成了南街（包括南市坪和南市尾）、北街（即现在的霞溪）和后览街（现秀峰村），以后南街又延长到筛斗桥街、新店街和长贝街，成为唐代仙游境内的重要集镇。还有莆田的梧塘也形成了商业集市，据宋志载：“在今萩芦镇有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开设的九坎店，宋人称为‘唐店’，后来萩芦镇逐渐形成商贸集镇。唐代古驿道路自福州南下，经福清蒜岭山，折进莆田邑境迎仙市（今涵江区江口镇石狮村）后，翻过烧灰山，下趋东田、过囊山、九峰横贯梧塘，而通至莆田城关”。⑩唐代经济持续繁荣，古驿道上客商纷至沓来，迎仙市成为莆田境内最繁华的商业集镇之一。
  与迎仙市毗邻的涵头市，水陆交通方便，商业发达，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集市。据史书记载“早在唐初，现涵江市区的发源地仅为一处排泄河水入海的水涵之首，俗称‘涵头’。其地不过泊数艘海船、河船而已，岸上也只有数十家商铺、居户，‘日中为市始列肆’，经营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的小买卖”。①《福建商业志》也记载：“唐代，兴化的黄石、涵江、城厢、江口、西天尾、华亭、庄边、笏石、北高、枫亭、鲤城等地，先后设立商业网点”。②所以说，唐代是莆田商业经济崛起的重要时期，也是莆商队伍形成的初始阶段。
  第四节 唐朝及五代十国时期莆仙两县对外贸易兴起与商业文化雏形
  莆田对外贸易起源于隋末唐初，发展于唐末。据《福建商业志》记载：“隋唐时期，福建的福兴漳泉四大平原得到开发，商业逐渐发展。隋开运河之后，唐设馆驿，辟险阻，内地与福建的交通与货运日趋便捷。中唐理财家刘宴称：‘且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闽越......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③在唐代经济繁荣的历史大背景下，莆田商业经济开始崛起，易货贸易日益发达，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兴起。唐初，朝廷实行朝贡制度，凡贡道、贡舶和贡货均由地方官员统一掌管，对外贸易主要为官办，民间对外贸易规模不大。唐初对进口商品采取朝贡形式，外商将本国生产的商品运到中国，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领取回购后回国，实际上也是一种易货贸易。莆田地处东南沿海，“随贡船过境的船舶多停泊莆口、枫亭、涵江、江口，互市销售”，这是最早有关莆田对外贸易的记载。④进入中唐之后，莆田港口条件有了较大改善，蒲口港、江口港、涵江港和枫亭太平港都有外船驶入，境内对外贸易逐渐兴起。
  据《城厢区志》记载：“唐初，城厢开始对外经济贸易，境内的蒲口港（今城厢一带）已是当时莆田最大的海港”。⑤五代十国时期，朝廷鼓励对外贸易，民间对外易货贸易开始发展，莆田盛产的荔枝干、桂圆干和蔗糖等农产品通过海运，大量销往北方各商业城市和高丽、日本、琉球等东亚地区，莆田成为福建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而随着莆田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伴随而来，为了区别不同的商品质量和各自不同的经营理念，商家开始使用“店名”和“字号”，经营方式日益多样化，孕育了早期的莆田商业文化。
  一、对外经济交流的兴起
  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农产品日益增多，加上手工业出现快速发展，手工业品更加多样化，从而为莆田对外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唐贞观年间起，莆田沿海港口和岛屿出现了“蕃客”（外国商贩）。他们一边在莆田境内收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荔枝、龙眼、蔗糖、陶瓷、纺织品等；一边又将外国商品推销到莆田境内，以物物交换方式进行易货贸易。据史书记载：唐初“由商户或蕃舶直接采购货物，互市经销。......多以易货贸易为主”。①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莆田沿海修筑了镇海堤，通航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来莆蕃船渐多，“海舶多由海堤陡门靠岸”。②“莆仙沿海成为过往贡舶蕃客的重要停靠口岸。当时江口、莆口、端明（今涵江）、枫亭，已成为易货互市的繁华集镇，设有待宾馆和枫亭驿，招待官差、蕃客。大型船舶曾直驶进莆口（今城厢区南门、筱塘一带）”，莆田对外贸易开始兴起。③唐大和、开成年间（公元826—836年），朝廷鼓励民间商人对外贸易，欢迎海外商人入境经商，地方政府对“蕃货除收取碇税（舶脚）和选卖给宫廷所需外，任其于集市往来通流”。④据莆田林氏族谱记载：唐九牧蕴公后裔由仙游迁入，林八及迁徙新罗（今韩国）谋生，这是莆田商人最早迁徙韩国的记载。所以说，唐末宽松的外贸政策，既促进了莆田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加速了境内商业经济的繁荣，同时还促进了莆商队伍的形成。
  唐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实行更加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进一步降低进口货物关税，“南海蕃船、蕃货按律缴纳舶脚、收市、进奉，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莆田）境内以江口待宾馆、枫亭驿招待贡使、蕃客及海商贾”。⑤此后，入莆经商的“蕃客”日渐增多，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
  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主闽期间，接受莆籍士人徐寅、黄滔、翁承赞等人提出的“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建议，实行“称臣中原、交好邻国、提倡节俭、减轻赋役、奖励通商和保境息民”的立国方针，采取“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赋税政策，“闽国榷货务张睦，体恤商艰，招徕海舶。‘利涉益远’，北至新罗，南达南洋诸岛及印度、三佛齐和阿拉伯等国，都经常有使者、商旅往来，舶来品如象牙、犀角、珍珠、香药、玳瑁、龙脑、白叠毛、红叠毛、沉香、肉豆蔻等，行销京都各地”。⑥闽国“招来蛮夷商贾”的外贸政策，促进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沿海港口“开通衢，构云屋（货栈），......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⑦在闽国积极的外贸政策鼓励之下，莆田各港口蕃舶云集，商贸逐渐繁荣。
  在闽国外贸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地处东南沿海的莆仙两县迎来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机遇，境内出现多个专门经营进出口货物的集市。据史书记载：莆田对外贸易“由商户或蕃客直接采购货物，互市经销。主要交易集市有莆口（今城厢）、江口、端明（今涵江）、枫亭及沿海岛屿。多以易货贸易为主”。⑧据《涵江区志》记载：“唐代，境内始有南海蕃舶入境通商。唐大和八年（834年），奉谕任由藩客入境通商。时进口商品有珍珠、象牙、甘蔗和贡物奇货”。⑨唐代，莆田沿海形成了多个码头，对外通商港口主要有莆口港、江口港、枫亭港和涵头港等。
  同时，形成了国内和国外两大航线。国内航线有莆田至广州、泉州、温州、宁波、上海等地。国外航线主要有莆田至罗马帝国、印度和暹罗、日本、安志、高丽等国家。据史书记载：“唐末，有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今印度）的商旅航船东来。海船由目蒙婆（爪哇）北上，先至比景（今越南地），水程4天到广府（广州），又8天可到泉州。船再北航，经莆田境内沿海口岸，水程20天到江都（今扬州）”。①五代十国时期，莆田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产品数量增加。进口商品主要为奢侈品，主要有番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翡翠等奇珍异物。据《莆田县简志》记载：“宋平江南，（陈）洪进以泉、漳等州观察史，遗子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这些奇珍异物大多数是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本地没有生产。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品为主，即“输出之物，则以金银、铜铁、钱绢、瓷器为主”。②唐末，莆田造船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为境内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方面，造船业发展为外贸发展创造了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冒险飘洋过海的商人不断增多，商船越造越大，越洋经商的商人越来越多，形成一支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海商队伍。唐代莆籍诗人黄滔曾经在《贾商》一诗写道：“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路，何如少经过”。③虽然黄滔的诗词是文学作品，带有夸张比喻成分，但从诗中可看出唐代莆田沿海对外贸易的盛况和莆田商人不畏艰险、越洋过海和随波逐利的情形。
  但随着莆田沿海港口的陆续开放，海上走私伴随而来。据史书记载：莆田对外贸易兴起之后，沿海港口的“海防松弛，外蕃夷民常有聚众非法入境，于南日、湄屿、平海、莆头等港走私贩运官营商品晒盐、银器，以耶蛮和倭人居多”。为了加强港口管理与贸易管制，朝廷在沿海“设莆田行台，为监管港务及过境贡舶的军事管制机构”，并着手整肃海防，加强对外国商船和蕃客的管制，打击海上走私活动。④
  二、商业文化的初步形成
  商业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个文化范畴。随着莆田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境内出现了众多的商店和商家。有诚信经营的商家，也有坑蒙拐骗的奸商；有亦农亦商的小商贩，也有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有“初出茅庐”的新商人，也有精于世故的老商贩。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评判商家的诚信度，衡量商品质量的优劣，并选择可信度高、商品质量好的商家进行交易。所以，一些产品好、讲信用、经营有方的商家为了区别其他商家，便开始使用“店名”，也称“字号”，这是唐代莆田商业文化发展的最早形态。
  中国古代有“商”、“贾”之分。商“即四方之产物，或巡历各地周市以贩卖，或历访各地域之各户以呼卖”，行走各地的小商贩，穿梭于集镇和乡村，采取流动方式推销产品，故称“商”或“行商”。“贾”即在集镇上开设店铺的商人，即“在市廛内住居，以经营商业”的商人，故也称“坐贾”。⑤古代“贾”的地位高于“商”，商人有了一定资本之后，大多希望能当“坐贾”，即在集市上开一个商铺，有个固定的经营店面。同时，为了区别他人商店，给顾客留下记忆，通常以其独特的来历和寓意作为标识，即商店“名称”，或“字号”。商家信誉好，会招来四方宾客，生意持续兴隆，其字号就会远近闻名，成为比金银财物更可贵的无形财富，俗称“金字招牌”。
  唐代，莆田境内小商小贩大多是汉人和闽越人的后裔，既有汉人行商善贾的习俗，也有闽越人“机巧剽轻，资货产利”的遗风。从唐初起，莆田境内开始流行商家“店名”，大多以姓氏为名号，如“黄记米店”、“林记粮店”、“陈氏铁铺”等。而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人们逐渐突破了姓氏的束缚，采用与商店发展有渊源或与所经营的商品相关连的商品名称，以及有特定寓意的名词作为“店名”和“字号”，如“龟山茶叶”、“兴太糯米”、“湄洲紫菜”、“兴隆”、“顺发”等。
  同时，在商店字号不断发展的同时，商人们开始注重品牌效应，如酒店以某种好酒为招牌，布店以最优质的布料作广告，打铁店则以优质铁农具作为招揽顾客的店名等。有的商家还将名优产品与商店招牌联系在一起，以实现商品的名牌效应，扩大产品销路，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所以，无论是店名或字号，还是商品广告或“金字招牌”，都是早期商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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