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莆田，福建省地级市，是一座古府新市，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莆田古称“蒲田”、“兴化”、“兴安”，别称“莆阳”、“莆中”、“莆仙”等。“莆为郡，滨海带山，少平壤”。①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方便，经济较为发达，文化底蕴丰厚，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几千年来，莆田先民筚路褴褛，沧海桑田，将荒蛮之地开发成为美丽富饶的海滨城市，书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特别是“兴化商帮”，历史悠久，名闻遐迩，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兴化商帮起源于唐宋，形成于明清，鼎盛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有莆田多元人口结构、多元文化和靠山临海的地理条件等客观因素，也与中国和莆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机缘有关。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兴化商帮发展的历史背景，本绪论就莆田辖区的地理演进、资源条件、区划演变和人口发展脉络，以及唐代之前莆田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等，作简单的综述。
一、莆田境内地理结构演变与资源概况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既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也是该地区商人和商帮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和商帮，不仅与该地区的资源和交通条件有关，也与当地的传统文化、人口结构和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有关。纵观中国商人发展历史，既没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商帮，更没有远离社会生活的商人。
研究莆商发展历史，首先必须了解莆田的资源概况与经济基础，才能读懂莆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理解商人群体形成的人文条件。
“莆山川奇伟大甲，地灵振洩，人物彬彬”。②莆田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中部，东经118°271′—119°96′、北纬25°2′—25°46′。东南滨临兴化、平海、湄湄洲三大海湾，西南与泉州市接壤，北靠福州市，全境东西长122.4千米，南北宽80.5千米，总面积3970平方千米，地形呈梯状，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逐渐倾斜，在东南陆海接壤处又稍微斜升，形成一个倾斜并带弧度的地形地貌。境内最高峰为仙游县西苑乡的凤山石谷解，海拔1803米，最低处为枫亭海滨村，海拔仅有5米。
莆田域地以低山为主，兼有中低山、丘陵和山涧盆谷，地势舒缓起伏，溪河委宛密布，呈现出中山陡峻、低山零碎、峡谷盆地相间排列等地貌特点。莆田北部山区约占境内面积三分之二，山上郁郁葱葱、四季常青。中部的仙游东西乡盆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南部的兴化平原，一马平川、万顷良田。沿海港湾环抱，岛屿星罗棋布。地理条件优越的莆田市，山、海、田俱得，气候温和，风调雨顺，是人类繁衍和动物栖息的天然胜地。
（一）莆田境内地理演进
自古就有“沉七州、浮莆田”之传说，虽然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但地壳运动造就了莆田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山海经》记载：大约在11000年前，地球经历了严寒的冰冻期之后，开始逐渐回暖，冰雪融化，淡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海中，海平面逐渐升高，淹没了沿海大片土地，当时莆田域地沉在海中。约在7000年前，地球气温开始回升，地壳运动加剧，太平洋海底板块不断挤压，耸起了一座座山峰，形成了高低不一的海中孤岛。而随着海平面的逐渐下降和地理结构的不断演变，我国东南沿海的岛屿逐渐连成一片，形成了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高低不平的丘陵地貌。
约在2500年前，莆田北部的广业诸山还滨临海边，海水直涌仙游城东。西汉之前，莆田“僻处海隅”、“背山面海”，人烟稀少，史书典籍上没有任何记载。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0年），东越国国王余善率部败退莆田境内，此后才有“越王峰”、“越王台”、“龙穿城”、“蛇湾城”等遗址记载。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越王东徙行，去泉山五百，居大泽中（今新县越王峰），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福建史稿》也记载：“莆有越王峰，又名越王台，在今新县东南，仙有越王城，在兴泰里”。①据史书记载：余善部败退仙游城东时，发动士兵连夜构筑工事，黎明鸡叫时完工，故有“鸡子城”之称。但在西汉之前，史书中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有关古代莆田地理演变情况没有详细的史料。
但从现有的史书记载分析，秦汉之前莆田境内只有山区、沼泽和沿海滩涂，没有平原。关佛心在《莆田地理的演进》一文中记载：秦时“海水直灌仙游，莆田的广业诸山，出没于海滨一带。
而秦汉六朝之世，只有舟楫的交通，这里九华壶山二山间，海水环抱，成一大湾，外连涵江、江口、黄石、笏石各地，皆海滨人交通所及，于是时北者名曰吉洋，南者之名曰壶山洋，九华山麓有旧时泊船的地方，称澳柄，附澳的地方亦名澳柄岭。那时南北洋数万顷的田地还沉在海中，然而陆地上升的结果，黄石、华亭都成为平陆，于是就有了‘莆田浮、七洲沉’的传说”。②唐宋时期，莆田的九华山上还有贝类遗址，宋代莆籍进士方翥曾经在诗中曰：“......累累蠔山著石面，如非所有能无疑？细看大石深孔窍，舟人操稿迹犹遗。乃知此山千载前，汹涌尚作泫渺弥。蛟龙鱼鳖占窟宅，不省造化能密移”。③宋代诗人柯应东也有“峰上今犹蠔化石，空边时有蟹寻湫”的诗句。据《宋志》记载：九华山有“粘蚝石。山高数百丈，距海七十里，今山顶有石壕山”。④从这些零碎的历史资料分析，大体可以了解古代莆田地理的演变情况。
从汉代起，有关莆田地理演变的历史资料记载开始增多。据《宋志》记载：“汉时的大弧屿、小弧屿在莆田县东70里海上，而今二屿均在陆上”。①莆田《郑氏族谱》也记载：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南湖三先生从永泰入莆，见群峰耸翠、倒影水中，流连忘返，便迁祖墓葬于南山脚下（今凤凰山），说明现在的凤凰山脚下，古代系海荡之地。胡山书堂的由来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当时凤凰山周边，“海潮直至南山之下，波光山色，互相动荡，故书堂据其胜以名”。②特别是莆田方言中的谐音“浮田”，也传递了莆田地理演变的信息。所以说，莆田域地从海中浮起来的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
据史书记载：东汉之前，莆田的江口、黄石、灵川等地均滨临海边，形成一个弧形的海湾，湾外波涛滚滚、大海茫茫，湾内群山峻岭、峰峦叠嶂。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势缓缓上升，沿海滩涂渐渐演变成为沼泽地，长满了蒲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偏一隅的莆田，人烟稀少，悠悠沧桑，极少数原住民在深山老林和僻隅海滨，过着农耕狩猎、泛海捕捞的原始生活。
魏晋时期，大潮时海水还涌进了木兰溪中游，在仙游城东和榜头一带肆虐。仙游城南的玉塔山上有座“望夫塔”，传说男人出海捕鱼，妻子每日登塔眺望，盼望丈夫早日归来，海上不时有船驶来，忽又驶向它方，日复一日，妻子怀疑丈夫遭难，跳塔殉夫。仙游县榜头镇也有一座“望夫塔”，丈夫出海捕鱼，妻子每天搬一块石头垫脚，眺望更远的海上，最终垒成了高高石塔。还有莆田城里梅峰寺的后山，古代建有望海亭，如今梅峰寺已经远离海边几十里，成为繁华闹市，根本看不到海了。莆田境内许多地名都与海有关，如芦浦、西■、七步、草渚、浦板、埭里、沥■塘，以及涵江区的东埭、下埭、游埭和荔城区的前埭、后埭等地名，都与大海有着历史渊源。据《读史方舆纪要》称：福建“凡诸港、浦、塘皆古人填海而成”。③可见，现莆田市城区的大部分陆地，古代系海荡之地。据《礼部韵略》记载：“乡人以水中露出之地为■”，“水际渡头曰步。七其数也。
莆未塍海时，民居多际水”。④如今涵江有岩■、中■等村名，历史上都是因填海而取名。据史书记载：“唐初，福、兴、泉平原，都有一部分还浸没于白浪之下......”⑤唐代莆籍“进士黄滔在《咏囊山》诗中写道：‘溪声寒走涧，海色白流沙。’”⑥黄仲昭在《复延寿陂长生港水利记》中也记载：“西北有溪，发源于万山中，至使华亭，与朝汐通”；“延寿陂筑于初唐，则其时使华陂之地犹为海也”。⑦可见，当时海潮还潮涌到涵江区的囊山脚下和今城厢区的华亭一带，兴化平原处于茫茫大海之中。
进入隋唐之后，莆田境内地理结构日趋稳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开辟了纵横交错的群山峻岭和绵延起伏的山涧盆谷，汹涌澎湃的波涛海浪雕塑出风景迷人的港湾和星罗棋布的岛屿，数万年的风霜雨剑铸成了山清水秀的人间仙境，几千年的沧海桑田造就了有山有水有海的滨海胜地，莆田境内风光旖旎，山川如画，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宜居之地。正如韩愈所云：“闽越之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⑧
（二）气候条件优越
莆田市地处东海之滨，福建中部，木兰溪下游，背靠连绵起伏的戴云山脉，东濒茫茫天际的台湾海峡，南面海洋暖流源源不断地吹向内陆，背面高山峻岭将北方寒流层层阻隔，形成了温暖如春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境内多为东南风，降水量适中，干湿季节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常青，温暖湿润，气候宜人，适合人类生存和动物栖息。
莆田全境位于北回归线北侧边缘，日照充足，强度适中，平均年太阳辐射量为110.41千卡/平方厘米，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995.9小时，年均日照率为45％。日照时间从北部山区至南部沿海逐渐增长，境内绝大部分土地适宜种植农作物，一年三熟，终年鲜花争艳，四季佳果飘香，素有人间仙境之称。
莆田境内温度适宜，年平均气温在16℃一21℃之间，无霜期年平均达316天至350天之间，最冷气候为1月份，平均气温为12℃，最热天气为7月份，平均气温在28℃左右，年温差在16℃左右。最高气温一般为35～37℃，极值为39.4℃，最低气温一般在1～2℃，极值为﹣2.3℃，温度年稳定值≥10℃。境内主要气候灾害为夏季台风暴雨引发的洪水，秋冬和初春季节多为干旱天气，少雨季节容易引发早灾。
莆田境内山海田俱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有壮观奇特的高山，有一马平川的平原，有波光粼粼的海湾，有四通八达的河流，......风光无限，美不胜收。文坛泰斗郭沫若游览莆田之后，由衷地赞颂：“荔城无处不荔枝，金覆平畴碧覆堤。围海作田三季熟，堵溪成库四时宜。梅妃生里传犹在，夹漈藏书有孑遗。漫道江南风景好，水乡鱼米亦如之”。①
（三）淡水资源丰富
莆田境内雨量充沛，平均年降雨量为900～2300毫米，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山区递增。境内溪河众多，纵横交错，有木兰溪、延寿溪、萩芦溪、粗溪、枫慈溪、九溪和仓溪等溪流，水源丰富，绿水长流。此外，还有众多的人工河沟和水塘，以及人工水库和干支渠、陂、堰、沟等，溪涧面积达8877公顷。其中木兰溪、延寿溪和萩芦溪为境内三大溪流水系，流域面积均达到100平方千米。境内最大溪流水系为木兰溪，发源于德化戴云山支脉的笔架山，自西北向东南方向横贯全境，从三江口注入兴化湾，干流全长1868千米，积雨面积超过2000平方千米，是闽中最大的溪流，为全省八条主要水系之一，被誉为莆田的“母亲河”。
莆田境内山多林密，峰峦叠嶂，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境内积水面积大，内陆水域面积达1.35公顷，占境内总面积的3.4％，可供养殖的水域面积约有3812公顷，水质好、水体营养丰富，是淡水养殖的天然资源。莆田境内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储量约1.51亿立方米，可用于灌溉和饮用。溪涧水面积达8800多公顷，具有丰富的水利电力资源和发达的内河运输网，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境内丰水年总径流量为52.36亿立方米，人均占有地表水资源1400多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达34.75万千瓦，可开发量约有18.85万千瓦。
（四）土地资源多样
莆田境内地理结构复杂，土地资源多样化，有溪河交织的平原台地，有高低错落的丘陵山地，有巍峨磅礴的高山峻岭，还有广阔舒缓的滨海滩涂。莆田境内土地总面积为3973.75平方千米，约占福建省土地总面积的3.2％。其中耕地面积为6.64多万公顷，水田面积4.37万公顷，旱地面积2公顷，果园面积3.3公顷，茶园面积0.45公顷，滩涂面积1.82公顷，草地面积10万公顷。丰富多样的土地资源为莆田农业开发和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莆田境内有福建四大平原之一的兴化平原，总面积为464平方千米，土质结构为河海泥沙沉积，由海泥沉积物和河流泥沙冲积而成，海拔在5—8米之间，地势平坦，河沟交错，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是莆田境内最大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区。仙游的东西乡盆地，其土地结构由盆地、河谷和平原组成，海拔在50米左右，总面积为352.7平方千米，约占仙游县土地总面积的19.3％，是仙游县粮食、甘蔗和水果的主要产区。
除了南北平原和东西乡盆地之外，秀屿区的平海、莆禧、醴泉三个半岛上有滨海平原；仙游县南部有枫溪河谷平原、枫亭沿海平原和郊尾盆地、盖尾盆地；仙游县北部山区有钟山、游洋、象溪盆谷；荔城区有华亭、灵川盆地和沿海平原；涵江区有大洋、庄边、白沙等山涧盆谷和江口平原。莆田境内土地肥沃，有机物丰富，农作物生长快，一年三熟，是福建省粮食、甘蔗和水果的生产基地，也是水产养殖和食盐的主产区。
（五）经济资源丰富
莆田境内经济资源十分丰富。据《八闽通志》记载：唐宋时期，莆田境内就有五谷丰登之说（即稻、粟、黍麦、豆）。农产品主要有蔗糖、冰糖、蜜、红花、青麻、黄麻、芙蒥、鱼鳔等海产品，手工业品主要有盐、蜡、青靛、丝、绵、苎和麻棉布等。
莆田境内天然植物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境内共有维管束植物215科1403种，有松、杉、竹、楠、栎、椿等用材林树种；有木麻黄、相思树等防护林树种；有油桐、油茶、板栗等油料树种；有山苍子、乌地、柠檬桉、棕榈、山黄麻、龙舌兰、桑树等化工纤维原料树种。同时，还有梅、月季、山茶、杜鹃、茉莉、白玉兰等花卉和柏、椿、榕树、梧桐等观赏性树种。森林植被类型有天然林、人工林、荒草坡、经济林和果树林等，林木资源十分丰富。
莆田境内农作物丰富多样，以水稻、小麦、甘薯、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甘蔗、花生、油菜籽、黄麻、烟叶等经济作物为辅。同时，还有柑橘、橄榄、香蕉等51种果树品种。特别是莆田的荔枝、龙眼、枇杷、文旦柚等“四大名果”，高产优质，驰名全国。
莆田境内菌类资源非常丰富，共有食用菌、真菌2纲7目、26科78种，其中野生、栽培和引进的食用菌4目、12科、17种。莆田北部山区和中部丘陵地带温差适宜，能够大面积培植香菇、蘑菇等食用菌。
莆田境内野生动物资源也很丰富。据《莆田市志》记载：分布于海洋及淡水生态系统的水生动物共有549种，分布于森林生态系统的陆生动物有37目500种，人工饲养的动物有牛、羊、猪、马、骡、驴等牲畜和鸡、鸭、鹅、兔等家禽，还有可大量开发的鱼、虾、蟹、贝、藻等五大类水产养殖动植物。
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不但为莆田商品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莆田赢来了“鱼米之乡”、“水果之乡”、“蔗糖之乡”、“戏剧之乡”、“武术之乡”、“田径之乡”、“篮球之乡”、“绘画之乡”、“摄影之乡”、“银饰之乡”、“园林城市”、“鞋城”、“电子城”、“木雕工艺城”、“中国古典家具之都”等众多荣誉。
（六）港口条件优势和海洋资源丰富
莆田地处东海之滨，福建中部，境内港湾环抱，岛屿众多，全境共有海岸线343.6千米，占全省海岸线10.3％，其中大陆岸线自涵江区江口镇起，沿西南方向经涵江、黄石、北高、埭头、平海、东峤、忠门、东庄、灵川、东海至仙游县枫亭镇，全长223.9千米，岛屿海岸线长119.7千米。境内有秀屿港、东湖港、三江口港和枫亭港等众多港口，以及港口条件优越的湄洲湾、兴化湾和平海湾等。特别是湄洲湾的秀屿港，水深港阔，不冻不淤，口外岛屿拱卫，内侧有半岛及屿或岬角环抱，形成了“口小腹大”的海湾良港，避风条件好，是发展港口经济和开展对外贸易的天然良港。
莆田境内海域广阔，有平海、莆禧、醴泉三个半岛和150多个大小岛屿，总面积59.02平方千米，大部分岛屿为大陆岛，少数岛屿由沿海沙洲扩展而成。12个岛屿有常住居民，其中南日岛面积最大，是福建省四大岛屿之一，由70多个岛、屿、礁组成，总面积59.02平方千米。湄洲岛是境内第二大岛，总面积16.02平方千米，岛上有“东方麦加”之称的妈祖庙，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对台小额贸易的试验区。
莆田境内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海域条件优越，水体营养丰富，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天然条件。境内共有浅海水域5.64公顷，其中乌丘鱼场是台湾海峡的暖流交汇区，泥质和沙质的海底舒缓平坦，温度适中，潮流和气候适宜多种鱼类生存。海水中饲料生物多样，是鱼虾的天然栖息场所，也是天然的近海捕捞作业区。椐《八闽通志》记载：兴化沿海鱼类数量较大的有鲤、鲈、鯏、乌、鲫、白、鳊、鳗、鳝、乌颊、石首、马鲛、带鱼、子鱼等64种。丰富多样的海洋资源，不但为莆田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而且为当地海洋渔业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天然条件。
二、莆田行政区划演变
宋《仙溪志》载：“仙游之与莆田，其始一县也；莆之与泉，其始一郡也；莆、泉之与福建，其始一全闽也”。①廖廖几句，概述了莆田几千年的区域变迁和行政隶属关系演变。莆田自古乃东南胜邑，镇海峡西岸中部，控八闽水陆要冲，山川奇气钟毓于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莆田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百姓勤劳，民众富裕，“自西晋末年，境内先民围海造田，筑陂治水，煮盐制糖，辟港开埠，变蛮荒之地为富庶之区”。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的发展，时局的兴衰，莆田行政建制屡经分合，几度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莆田置县前行政区划演变
莆田历史悠久，远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书写春秋。夏商时期，莆田归扬州所辖。西周时期，莆田属“七闽”之地。春秋战国时期，莆田系楚越之地。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王派大将军王翦统领大军“南平百越”，征服“闽獠”，确立了秦对闽中的统治地位，设立了闽中郡，莆田归闽中郡管辖。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执政后在东南沿海设立闽越国，后称东越国，越王勾践后裔无诸因跟随刘邦开国有功，被立为闽越王，莆田域地划归闽越国管辖。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东越国（原闽越国）日益强盛，军事势力不断扩张，东越王余善拥兵自立，割据闽中。汉武帝派会稽太守朱买臣率兵入闽讨伐，余善败退莆田境内。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国解体，莆田划归会稽郡管辖，郡治设在今苏州。
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朝廷在闽设置冶县（县治在今福州），莆田地属冶县管辖。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改设侯官县，莆田域地划归侯官县管辖。三国时期，莆田属吴国晋安郡管辖。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莆田属西晋晋安郡管辖。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析晋安郡南部设置南安郡，实行以郡代县行政体制，莆田域地属南安郡管辖。陈永定二年（564年）十一月，陈朝派章昭达大将军率部征讨割据建安、晋安两郡的地方豪绅陈宝应。陈部败退“蒲口”（莆田城东一带），这是史书中最早出现带“蒲”字的地名。
根据《宋志》记载“莆地多生蒲，后濒有水患，故去水从莆”。①关心佛在《莆田地理的演进》也记载“从各区地理考查，醴泉里有莆头，新安里有莆禧，黄石市旧称莆田里，莆头、莆禧、莆田里俱为东路一带地名。县治定名，多取其地名之最古雅而有名者。或者古昔东门外，因近海则名莆口，因多田则取名莆田，而以黄石一隅之地名名全县也”。②
（二）莆田置县后行政区划演变
魏晋之前，莆田地偏一隅，山海阻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境内百姓过着采集、渔猎的原始社会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莆田不为统治者所重视。直至陈光大二年（568年），朝廷析南安郡部分地域设置莆田县，辖区面积与今莆田市大体相同，县治设在延陵里（今城厢区），隶属丰州（今福州）管辖。
莆田设县后，人口渐增，经济有所发展，但交通不便，赋税难征，不久又被撤并，划归南安郡管辖。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朝改革行政建制，改丰州为泉州（今福州），降建安、南安二郡为县，复置莆田县，隶属泉州。大业三年（607年），朝廷废除州建制，改为郡制，再次撤销莆田县，其辖区划归南安县，隶属建安郡管辖。
唐武德五年（622年），朝廷析南安县置丰州（今泉州）后，再设莆田县，属丰州管辖。此后，尽管屡经改朝换代，但莆田县建制长期保持稳定。
（三）仙游置县后行政区划演变
仙游域地原属莆田县。随着莆田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境内人口渐多，唐圣历二年（699年），在改丰州为武荣州的同时，析莆田县西北部设置清源县（仙游县前身），莆田、清源两县同属武荣州管辖，州治设在泉州。
唐景云二年（711年），朝廷改武荣州为泉州，领晋江、南安、莆田、尢溪、清源五县，州治设在泉州。天宝元年（742年），又改武荣州为清源郡，时别驾赵颐正以郡县同名不便区分为由，奏请朝廷更名为清源县，并根据古代“九仙云游”和“九鲤成仙”之传说，改清源县为仙游县。
随后，清源郡改为长乐郡，莆田、仙游两县同属长乐郡管辖。
唐长兴四年（933年），王审知次子王延钧在福州称帝，立国号为闽，莆、仙两县隶属闽国管辖。五代闽永隆五年（943年），王延钧弟王延政在建州称帝，立国号为殷，莆仙两县为其所属。
天德三年（945年），王延政为南唐所灭，清源郡统军节度使留从效、陈洪进（仙游枫亭人）先后割据清源郡，莆仙两县属其管辖。保大七年（949年），改清源郡为清源军，莆仙两县隶属关系不变。
宋乾德二年（964年），清源郡节度使陈洪进奉表归宋，宋廷改清源郡为平海军，莆仙两县属平海军管辖。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将漳、泉两州及其所属14县（含莆田、仙游）正式归入宋廷版图。宋太宗授陈洪进为武宁州节度使、同平章事，管辖漳、泉两州，莆、仙两县属泉州管辖。
（四）兴化置县后行政区划演变
兴化县是继莆田、仙游两县之后建立的县级行政机构，也是“兴化”别称的由来。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仙游县北部山区爆发农民起义，农民首领林居裔拥兵自立，号称西平王，割据莆仙交界的兴泰山区。莆田县令黄禹锡派兵讨伐，农民起义平息后，宋太宗赵光义认真阅读泉福图志，认为兴泰山区地理偏僻，经济落后，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民众穷困，易生反叛之念，须派得力官员对该地区“以德化之”。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朝廷析仙游县北部的游洋里（今游洋、石苍、钟山、象溪一带）、莆田县的百丈里（今大洋、庄边、新县、白沙）和永福县（今永泰）的陈山头，以及福唐县（今福清市）清源里的祭头、百丈岭、下庐岭等行政区，共14个里设置兴安县。翌年，改为兴化县，县治设在今游洋镇。宋代著名词人刘克庄曾经就兴化置县赋诗一首：“绕县百千峰，初疑路不通。居民犹太古，令尹似春风。筝远呼难至，杯寒吸易空。却从归路望，飞榭半天中。”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宋代兴化县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
（五）兴化军设置后行政区划演变
经过南北朝和隋唐两朝的不断开发，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廷诏设太平军，划出平海军所管辖的莆田、仙游两县，加上新设立的兴化县，统归太平军管辖，军治设在今游洋镇。随后，又改太平军为兴化军，其辖区不变。兴化军属两浙西南路，与建州、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等合称为“八闽”，也是福建别名之由来。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治迁往莆田县城，扩建莆田县城为军城，内为子城，并建设谯楼为城门。随后又拆外城建筑土垣，形成了最早的莆田军城。宋雍熙二年（985年），闽中从两浙西南路分开，设立福建路，兴化军隶属福建路管辖，领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恭帝在临安（今杭州）降元。同年五月，益王赵昰在福州登位，改国号为元景炎，称端宗，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同年七月，兴化军城被元军攻破，政权更迭。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陈文龙叔陈瓒收复兴化军，宋端宗诏令兴化军升为兴安州，故莆田又有“兴安”之别称。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执政后改兴安州为兴化路，莆、仙、兴三县属兴化路管辖。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福建行中书省，兴化路属其管辖。元皇庆二年（1313年），因兴化县旧治地窄人稀、交通不便，兴化路奏请朝廷同意，将兴化县从游洋迁往广业里湘溪（今涵江新县）。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福州守军开城降明，政权更迭，兴化路也随之归明。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兴化路为兴化府，隶属福建行中书省管辖。明洪武九年（1376年），改福建行中书省为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兴化府属其管辖。
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兴化县大疫、虎兕纵横”。①以致“行者委尸于道路，居者聚骸于①（清）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四·祥异。
室内；富者棺柩暴露于风霜，贫者骨肉浮沉于川水......”①兴化县贡士萧敏上疏朝廷，奏请裁革兴化县。他在奏折中曰：兴化“山水渐以飞奔，人物渐以耗散，而公家赋役，又有苛捐之苦，百姓日夜叹其不支......请求裁革兴化县”。英宗皇帝下昭撤销兴化县，将武化（今新县）、长乐（今庄边）等5个里合并为广业里，划归莆田县管辖。兴泰、福兴、来苏3里合并为兴泰里，划归仙游县管辖。兴化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县，存史469年，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奏革，其见仅存及三百户，归并莆、仙二县带管”，各归并“户一百五十，口二百三十一”。②清代沿续明代的行政建制，仍称兴化府，其域地名称、行政建制长期保持不变。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撤销兴化府，莆仙两县行政建制继续保留。
（六）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行政区划演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封建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改用中华民国纪元，简称民国。民国二年（1913年），国民政府宣布废除府、州建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地方行政建制。福建省划分为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道，莆、仙两县属南路道（即厦门道）管辖。
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军入闽后废道，莆、仙两县隶属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管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将福建划为四个省和两个市，即闽海省、延津省、兴泉省、龙汀省和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莆、仙两县属兴泉省管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福建事变”失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将福建省划为10个行政督察区，在仙游城关设立行政专员第四督察区公署，辖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大田、惠安6县。翌年秋，公署从仙游城关迁往同安县。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9月），莆仙两县均属福建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管辖。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两县及莆田市行政区划演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福建省划分为8个专区及福州、厦门两市，莆仙两县隶属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改为晋江地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设在泉州。1950年4月，第五行政督察区更名为晋江专区。直至1970年5月，莆仙两县隶属关系不变。
1970年6月，莆仙两县从晋江专区划归闽候专区管辖。同年7月，闽候专区革委会从闽候螺州迁往莆田城厢。1971年5月，改闽候专区为莆田专区。同年6月，又改闽侯专区为莆田地区，莆、仙两县属其管辖。
1983年4月，国务院撤销莆田地区，将闽清、永泰、长乐、福清、平潭5个县划归福州市管辖，莆仙两县的管辖问题没有明确。
1983年6月30日，原中共莆田地委和莆田地区行署向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报送“关于成立莆田市的报告”。1983年9月，国务院（83）国涵字184号文件作了批复，同意设立莆田市，管辖城厢、涵江两市辖区和莆田、仙游两县。
1987年6月，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划出莆田县湄州镇设立了“湄州岛对外旅游经济区管委会”。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湄州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履行湄州岛对外旅游经济区管委会的管理职能。
1992年12月31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莆田市湄州湾开发区指挥部”。但秀屿港区的行政区域隶属莆田县管辖，而湄州湾开发区指挥部又是市政府派出机构，导致港区开发与区域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理顺关系，福建省政府于1996年8月批准成立了湄州北岸管委会，将原隶属莆田县的东海、灵川、东埔、忠门、月塘、山亭、笏石、秀屿等乡镇，划归北岸管委会管辖。
2002年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莆田市进行了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撤消莆田县，仙游县辖区保持不变。将原莆田县管辖的常太、华亭、灵川、东海4镇划归城厢区管辖；将原莆田县管辖的江口、梧塘、萩芦、白沙、新县、庄边6个镇和大洋乡划归涵江区管辖。设立荔城区，将原城厢区荔城街道的文献、凤山、长寿、英龙、梅峰5个居委会，城南乡的镇海、阔口、新溪、步云、埭里、古山6个村、城郊乡的长丰、七步、濠浦、南郊、莘郊、荔浦、陡门、张镇、西洙、东阳、拱辰、畅林12个村，以及原莆田县的西天尾、新度、黄石、北高4镇划归荔城区管辖。增设秀屿区，将原莆田县的笏石、东庄、东埔、湄州、东峤、埭头、平海、南日等9个镇和山亭、月塘2个乡划归秀屿区管辖。
总之，自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年）莆田置县始，境内行政建制存在了1400多年历史，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辖区范围始终没有多大变化，这种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独特的方言语系，习惯相近，习俗相通，沿袭了一千多年，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为莆田商品经济发展和兴化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隋唐之前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其相适应的也有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刀耕火种的早期农耕、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小农经济和现代商品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形态。但远古时期的莆田，地处偏僻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人口迁徙、农耕发展、商业经济兴起和生产方式转变等方面，有着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本节沿袭莆田古代人类活动轨迹和生产力发展进程作简单的叙述，以帮助读者了解古代莆田境内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莆商队伍形成的人文基础。
（一）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莆田境内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是人类生存和动物栖息的天然环境。“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的庄边、白沙、常太、华亭、渠桥、埭头等地就有人类从事生产活动”。①据1956年莆田县古遗址普查统计，境内有“新石器时代遗址44处，发现石锛、石刀、石戈、石斧、石环、石球、石箭镞、石镰头、石箭头等新石器时期的文物1000多件”。②如涵江区江口镇的蒲坂山、梧塘社仔山和城厢西郊的海蚀洞、华亭门东山、灵川柯朱山等地，都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和文物。还有仙游县城附近的走马山、榜头镇的洋尾山和上坤村山坪山，以及大济镇洋塘山、园庄镇溪尾山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和遗物。据考古专家介绍，这些石器形状简单，工艺粗糙，说明当时莆田先民还处于采集、狩猎和以贝类为主的原始生活。“1987年，根据国家统一布署，莆田市再度进行古遗址文物普查，又发现2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石镰头、石刀、石戈、石斧等生产工具。①这些劳动工具和古遗址，说明了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内已有人类繁衍生息和生产活动。
从莆田境内出土文物分析，新石器时期先民们虽然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但生产力极其落后，少数原住民在深山老林和海蚀洞中，过着采集狩猎、泛海捕鱼的原始生活，还不具备封建农耕条件。加上境内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为数不多的莆田原住民，依靠采集、狩猎，基本上可以解决生存问题，这种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客观上延缓了当地农耕的发展。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有关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人类活动轨迹的史料甚少，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现只能依据古文物来分析，但新石器时期境内有人类活动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二）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王朝，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夏朝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历经500多年。地处东海之滨的莆田，系天涯海角的荒蛮之地，“山高皇帝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受统治者所节制。加上莆田先民居住分散，生活贫困，鸡鸣狗叫，老死不相往来，长期生活在老子所欣赏的“小国寡民”的世界里。所以，夏朝时期，莆田境内生产工具极其简陋，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家家户户都没有剩余产品，奴隶制度难以建立，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但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推进，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总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有意或无意之中推动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莆田古遗址分布情况看，境内共有50多处夏商周时期的古文物和古遗址，如仙游县榜头镇观音山出土了石器、印纹陶片和陶纺轮等文物。仙游县钟山镇的鸣和村、龙华镇的灯塔村、大济镇的斐乌寨、游洋镇的梧椿村等处，也发现了多个商代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黑陶残片、硬质陶灰片、蓝纹陶、刻划纹陶、条纹陶、钱纹软陶片和用粘土炼制的陶具皿器等。还有今城厢区的常太镇、华亭镇，涵江区的庄边镇、白沙镇，以及荔城区的新度镇，建国后也挖掘出大量的黑、灰、红等颜色的夹砂陶片、印纹陶片和灰泥质陶片以及陶纺轮等。甚至在南日岛上也发现商周时期的古文物。特别是陶瓷、陶纺轮的出现，说明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的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百姓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生活方式与新石器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
一是人类已经从穴居逐渐演变为群居。新石器时期莆田先民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山洞之中。
如仙游县龙华镇灯塔村的宝幢山、榜头镇窑下村的洋尾山、园庄镇的溪尾山，涵江区江口镇的蒲坂山、梧塘镇的社仔头山，秀屿区埭头镇的大蚶山天云洞等，这些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古迹有个明显特征，就是人类过着穴居生活。而夏商周时期的莆田古遗址已有明显的群居迹象，如仙游县榜头镇观音山出土的商代遗址，其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从出土文物的性质分析，“当时，人们不仅会用火，还能取火，用火照明、取暖、防御和围迁野兽、烧烤兽肉、加工熟食。他们还能用兽皮缝成简单的衣服，搭盖简陋的住所，形成一个个村落，提高了生活水平”。②二是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出土的文物主要是石锛、石刀、石戈、石斧等简易劳动工具，形状简单，造型粗糙，品种单一。而夏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除了劳动生产工具外，还有生活用具，如软陶片、硬陶片、印纹陶瓷和陶纺轮等。特别是仙游“钟山土城发现了一处商代遗址，内有硬质灰陶和黑陶线片。龙华灯塔村宝幢山也发现了11片印纹陶和1件石锛，为商代遗物。......在游洋吴仓和大济钟峰也挖掘出商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是用粘土烧制成的皿器，是用来打水和煮食品”，①说明夏商周时期莆田先民已有简陋的生活用具，且脱离了原始生活方式。
三是生存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新石器时期出土的文物表明，莆田先民还处于采集、狩猎和泛海捕捞的原始生活状态，而从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文物可以看出莆田先民已经有了原始农耕。
陶碗、陶壶、陶罐的出现，也说明百姓开始储藏粮食。尤其是陶纺轮的出现，说明兽皮已经不是唯一的取暖遮羞材料，原始纺织技术的出现，标志着莆田先民开始从野蛮走向文明。
四是出现了生产分工。从夏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遗址和莆田方言分析，男性主要从事捕捞、狩猎和农耕等生产活动。女性主要负责采集和纺织等轻体力劳动。兴化方言中的“打捕”一词是成年男性的代称，即从古代男人从事打猎、捕捞等生产活动转化而来。而“室娘”是女性的代称，通常是指负责家庭生活的女性。这些方言体现了莆田古代的男女分工，反映了莆田先民生产生活的历史轨迹。
五是出现了语言和文字。一方面，在生产实践中，人们根据劳动实践和生活需要，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兴化方言，如“打捕”（男人）、“室娘”（妇女）、“裳”（衣服）、“索”（绳子）、“霞马”（吃饭）、“克娄”（回家）、“靠气”（困难）、“铺”（床）、“踏聊”（玩）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根据语言专家研究，兴化方言在保存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某些特点方面，较其他汉语方言显著，甚至连古代社会的家族成员分工和生活方式都能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文字。据《兴化府志》记载：“九华山，......昔有陈仙隐于此，故名陈岩山。其山之颠有石洞。宋志云：‘巨石坦平，纹迹纵横若篆。’宋正字方翥诗云：‘何人登眺睨绝顶，一树一石探幽厅。虫文鸟篆不可识，如读购嵝神禹碑。’”还有仙游的石所山，“山高数千仞，盘踞百余里。......绝顶有石池、清泉、棋、马迹，及石上有篆字百余，如似锥画地成龙蛇状，皆不可读”。②清代诗人王伯■在《登石所山观石上古篆》一诗中曰：“丹崖古篆百余字，奇奇怪怪同石鼓。仙潭山水自清幽，何必寻碑到岣嵝？”由于古人对龙蛇交错、无法读懂的古文字感到好奇，又不懂其含义，故称“古篆”。莆田境内有多处“古篆”遗址，字迹奇特，来历不明，有人说是原住民的图像文字，也有人说是东越国文字，还有人说是畲族原住民的图像文字，甚至有人认为是西周时期的百越文化，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六是形成了宗教文化。除了方言、文字之外，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已经出现了信仰，有图腾崇拜，如崇拜蛇、龙、虎等，对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进行超自然的解释，夸大为神力。同时，还出现了巫婆、神灵和封建迷信等活动。尽管这些宗教信仰带有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色彩，却是莆田先民从野蛮走向文明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原文化跨越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华夏文明的历史转折点。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越国被楚威王所灭。越王后裔航海入闽，建立了百越国，并将闽地分为八部。越人入闽后，不但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而且带来了先进文化，对闽中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越人入闽后与当地土著人通婚，大大提高了人口质量，逐渐形成了新的部落，史称闽越族。莆田处于闽中沿海，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少数越人迁徙境内，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越国文化的渗透，使莆田地方文化出现了跨越发展，原住民逐渐演变为闽越族的分支，并采用越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如1978年，在莆田城郊考古发现了一把商周时期生产的青铜钁（鐝），长21.5厘米，宽10.7厘米，刃9厘米。这种青铜钁《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青铜钁，大（锄）也”，经鉴定该青铜钁为周代开发的铁农具，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境内普遍使用该农具。所以说“秦、汉以前，境内是闽越族聚居的地方”。①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废越国，设立闽中郡（含福建及浙江的温、台、处三府），莆田属闽中郡管辖。此后，中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闽中各地，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陆续传入莆田，对境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中原文字传入莆田后，与当地图像文字相融合，使地方文化出现了跨越发展。同时，秦王朝为了加强封建统治，通过宗教信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导致莆田境内封建迷信流行，图腾崇拜成风。但宗教文化的兴起，客观上加速了莆田地方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统治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废除了分封制，重新设置行政建制，并加强对边陲地区的统治，莆田域地列入秦版图。同时，秦朝继续推行商鞅变法，鼓励农耕，改革奴隶制，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秦末实行严刑苛法，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激起各地农民起义，其中声势最大的是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在秦末战乱之中，越王无诸因“秦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率众归鄱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为了扩大军事力量，无诸在闽中各地大量征兵，有不少莆田人跟随出征，这是境内先民第一次参加战争。这场战争促进了莆田同外界的交流，开阔了莆田先民的眼界，对境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楚将项羽和沛公刘邦率领的队伍成为反秦主力，无诸率闽中甲兵跟随刘邦征战，入武关，战蓝田，攻析郦，“以阻悍称”，其中也有莆田先民的风采。汉王朝建立后，无诸作为灭秦有功之臣，被汉高祖刘邦册封为闽越王。此后，闽中政权相对稳定，汉人大量南迁，境内人口剧增，农业开始发展。特别是冶炼技术的大量引进，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闽中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农耕技术缓慢发展，纺织技术逐渐提高，闽中各县开始出现了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催生了物物交换的原始商业。
汉武帝即位后，集中精力对付北方匈奴，南方社会相对稳定，东越国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闽中富豪拥有“甲卒不下数千、万”。东越王余善野心勃勃，不断扩张势力，力图恢复越王勾践的祖业，多次举兵北上，征伐周边地区，但出师不利，大多无功而返。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余善出兵攻占白沙（今浙江绍兴）、武林（今江西鄱阳）和梅岭三要隘，击杀了3名汉军校尉。随后，自刻玉玺，号称“武帝”，公开反汉。汉武帝刘彻大怒，发兵征伐，派大将军朱买臣统兵入闽，攻打东越国。东越王余善败退莆田，在今涵江区新县、大洋、白沙、庄边和仙游的游洋、钟山、榜头等地构筑工事，负隅抵抗，留下了“越王台”、“龙穿城”、“蛇湾城”和“鸡子城”等众多古遗址。北宋真州（今江苏仪征）知府方信孺（莆田人）在《越王台》一诗中曰：“万山衮衮尽东来，高处犹存百尺台。
回首旧时张乐地，一杯重与酹苍苔”。②作者分析了东越王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大肆铺张浪费、骄奢淫乐，即使有崇山峻岭和百尺高台的地利优势，也挽救不了其失败的命运。
讨伐东越国的战争结束后，汉武帝以“东越之地狭窄多险，闽越人强悍，又反复无常”为由，下令废除东越国，城池、要塞一律毁坏，并昭令将闽越人全部迁徙江淮一带，严加教化。“但事实上，并不是将闽越人都迁到江淮一带，也不可能全部迁走，主要是将闽中贵族、官僚、军队和部分居民带走”。①东越国灭亡后，闽中人口大减，汉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迅速崩溃，闽中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经济停滞局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历史总是一分为二的，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汉军征服东越国之后，强迫闽越人迁徙，虽然给闽中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莆田却有意外收获。
首先，东越王叛汉事件凸显了莆田的战略地位。僻处海隅的莆田，在汉代之前，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很少有机会与外地交流。汉军征伐东越国时有几万将士云集莆田境内，掀开了莆田历史新的一页，不但给人烟稀少的莆田增加了人气，而且推进了境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宋代莆籍进士方叔震在《越王城》诗曰：“闻道驺虞避汉兵，窜身崖谷觊偷生；如云甲马今何在，只见良田万顷平！”②诗中描述了当时兵马如云的盛况，感叹原来的岩谷山区，已开发成一马平川的万顷良田。如果不是东越国兵败莆田，地处深山老林的高山峡谷，怎么可能修建越王城，更不可能开发出万顷良田。
其次，东越兵和汉军大举入莆，客观上也促进了莆田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余善军队在莆田境内且战且败，足迹贯穿莆田全境，一路上许多官兵被打散，不少士兵逃入高山密林之中，或潜藏在山涧岩洞里，躲过了汉军的追捕，滞留在莆田境内。虽然是些残兵败将，但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自然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东越兵还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对于莆田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东越人对莆田造船业的发展和河海资源的开发，以及对于莆田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意义重大。另外，东越人还将先进的陶瓷、铁器、纺织等技术传入莆田，促进了境内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再次，东越兵入莆后实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汉之前，莆田先民长期与外界隔绝，思想闭塞，文化落后，越人先进文化传入后，实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了莆田地方文化的跨越发展。根据《莆田戏剧史》记载：“相传汉武帝时，东越王余善，与其兄郢相攻杀，帝遣兵讨之，余善窜入广业深入山中，士卒无聊，善命捏泥头，编竹为身，取藤为线，作傀儡戏......。”③现在莆田境内盛传的傀儡戏、莆仙戏和一些地方传统文化都与东越人有关。所以说，汉军伐闽战争，莆田先民却“渔翁得利”。加上秦汉时期，连年战乱不断，“中原汉族因避兵乱，多次大批南迁入闽，其中不少人在莆定居成为莆田主要人口，他们同闽越族以及后来迁入的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开发莆田，共同劳动，互通婚姻，逐步同化，成为现代的莆田人”。据史书记载：“汉代境内已有胡、陈、范、信、张、杨、何7姓”。④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汉武帝执政时期，东越人大量迁徙江淮地区，有不少莆田先民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外地，导致境内人口大减，但地处偏远山区的原住民和躲避官兵追捕而逃入深山老林的余善残部，继续在莆田北部山区繁衍生息。东汉六朝时期，称这些人为“山越人”，魏晋时期称为“溪峒”和“峒同僚”。以后逐渐演变为畲、瑶、黎等少数民族。据史书记载：汉末设立县治时，福建人口不足万户（超过万户方可设郡），故只设立了治县，属会稽郡管辖。可见当时闽中人口并不多，莆田境内人口也很少。
三国时期，闽中为东吴政权所管辖。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孙昊军队连续5次入侵闽中，攻城掠地，占领了原东越国所有地盘。这场战争历时60年，大批东吴官兵、士人和家眷先后入闽，导致闽中人口大增。据《福建商业志》记载：“三国时期，东吴善水战，重造船与江海航运。三国吴黄龙二年（230年），吴权遣将士万人，浮海求夷（台湾）洲及亶州（小吕宋），‘亶州’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东冶）人海行，亦有遭风者漂流亶州者。福建已有海外交通贸易了”。①据莆田县志记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大将军卫温、诸葛等，率领万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亶州”。卫温船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在夷洲南部登陆，返航时遇飓风，船只漂泊至湄洲湾避风，后官兵定居莆田沿海一带，取名为“东吴”（现秀屿区东吴村）。这些官兵带来了东吴的造船技术，开拓湾域，发展渔业，开展对台贸易，促进了莆田经济社会的发展。
晋永安三年（260年），析侯官县部分域地，设置东安县，隶属建安郡管辖。县治设在今福建南安丰州镇，辖今泉州、厦门、莆田和漳州部分地区。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改东安县为晋安县，莆田属晋安县管辖。当时孙吴政权已经巩固了江东，开始向南扩张势力，着手经营闽中。加上中原连年战乱，闽中局势相对稳定，一些外省商人、道士、饥民、逃犯相继迁徙闽中，形成了外省人入闽的第一次高潮。人口的增长，经济的交流，客观上促进了闽中经济的复苏，地处福建中部的莆田，由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地理条件优越，自然成为中原人士和外省人理想的定居地。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期，“莆田人口多从中原迁来，其姓氏多来自中原，莆田原住民闽越族人，受汉族文化影响，也逐渐汉化，使用汉字，改用汉姓”。②随着莆田境内人口的逐渐增多，开始出现多元人口结构和多元文化，客观上推动了境内经济社会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等衣冠士族相继入莆，带来了中原汉人崇尚儒学的习俗，境内儒雅之风渐起，百姓参政意识逐渐增强，士人贵族要求置县的呼声日益高涨。
陈大光二年（公元568年），境内建立了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莆田县，掀开了莆田历史新的一页。
从莆田历史发展进程看，魏晋时期是莆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境内人口剧增，大量垦荒种植，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开始提高，不但有了剩余产品，而且出现了早期的物物交换。与此同时，莆田境内河海资源得到了初步开发，特别是东吴政权统治期间，官府重视舟船制造业，促进了莆田造船业的发展，为境内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莆田地方文化也出现了跨越发展。东吴军队多次入侵，外籍人大量迁徙入境，各种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沿袭几千年的莆田土著文化出现了分化，并日渐被边缘化。到了三国时期，莆田境内出现了“蛮獠”文化、“疍”文化和“汉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了“在山为畲”（居住在山区的畲族）、“在水为疍”（以船为家的渔民）、“平地为汉”（在平原居住的汉人）等不同族群的文化格局。到了东晋时期，汉文化在莆田境内迅速发展，土著文化日渐衰退。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奴役人们的思想意识，积极推广佛教信仰和道教文化，境内宗教文化盛行，成为莆田地方文化的主流。特别是东晋时期，莆田境内僧尼队伍庞大，寺庙众多，佛教、道教流行，加上统治阶级的强化作用，使得以儒学、宗教为主要内容的汉文化逐渐取代了地方土著文化，成为莆田地方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格局的变化对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催生了莆田百姓的商品意识，为莆商队伍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四、古代莆田境内人口发展概况及其特点
一个地方的人口发展与交流，与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口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首先必须搞清楚该地区的人口发展脉络，因为人口发展贯穿了一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莆商发展历史，同样离不开对地方人口发展脉络的研究。所以，本节着重介绍唐之前莆田境内人口发展与交流的基本情况，以帮助读者了解莆商队伍结构及其特点。
（一）秦汉时期莆田境内人口发展与交流
据史书记载：“古代福建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初期，繁衍、生息在福建境域的人口，主要是古越族中的闽越族。闽越族人身材矮小，面短，眼圆大，双眼皮。他们崇拜蛇，以蛇为氏族图腾，有‘断发纹身’的风俗，过着‘饭稻羹鱼’生活。他们栖息于东南沿海，是早期开发闽地的主要人口”。①秦之前，莆田境内人口成份主要是畲族，姓氏以雷、蓝、盘三姓为主。
进入秦代之后，中原战乱频繁，烽火不断，而闽中地处偏僻，社会相对稳定，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陆续迁徙闽中。据史书记载：“秦汉以后，中原战争频繁，烽火不断，而相对稳定的闽地吸引着中原汉人的源源入境。莆仙虽为东南滨海一隅，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环境，亦为他们首选地之一。早在汉代就有胡、陈、何、方、黄等姓人口入莆”。②相传元狩年间（公元前122—117年），临川（今江西省）何氏九兄弟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入莆，定居于仙游钟山九鲤湖，并在九鲤湖畔隐居炼丹。丹成之日，九条鲤鱼跃出湖面，九兄弟跨上鲤鱼，升天成仙。尽管这些只是民间传说，但有关何氏九兄弟的足迹，诸如“枫亭”、“鲤城”、“仙水”、“何岭”、“九鲤湖”等地名的由来和（宋）《仙溪志》中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何氏九兄弟成仙之说不敢苟同，但何氏足迹的流传和相关地名的传承，绝不可能无缘无故，至少可以说当时已有外省人迁徙莆田。
古代莆田境内大规模的人口交流发生在汉武帝执政期间。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0年），汉将朱买臣挥师入闽，与东越国军队在莆田境内激战，事后有不少东越人和汉人滞留境内。《宋书·州郡志》也有记载：“建安太守本闽越，汉武帝世，东越反，徙其民于江淮，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自立为治县”。③当时滞留莆田境内的东越人和汉人均为男性，与当地畲女通婚后，经过若干年的融合，无论是语音语调，还是生活习惯，均被土著人所同化。此后，莆田境内增加了刘、驺、骆等姓氏，其中“刘”姓不是中原的“刘”，而是越人滞留境内后改姓而来，加上原有的畲、瑶、黎等姓氏，史书通常将上述6种姓氏俗称为莆田原住民（土著人），这是史料最早记载的莆田人口交流与发展情况。进入汉代之后，莆田境内又增加了多个姓氏，据《莆田市姓氏志》记载：“在汉代就胡、陈、何、黄等姓人口入莆”。①《福建商业志》中也记载：“2000多年前，汉人入度（仙游度尾），安营扎寨，开山造田，使度尾迅速繁荣起来”。②可见早在西汉时期，闽越人和汉人已经开始迁徙莆田，并在境内垦荒种植，开发农业。
（二）魏晋时期莆田境内人口发展与交流
从史书记载分析，古代莆田境内人口发展大多与战争有关。自东越王率兵入闽，此后的每一次战争都使闽中人口大幅增长。如建安元年（公元195年），孙吴南下攻打会稽（今浙江绍兴）时，会稽太守王朗不敌，从海路败退侯官（今福州），侯官长商升起兵支援，与东昊政权对抗。孙策先后派永宁长（今永嘉）韩晏、贺齐等人攻打侯官。王朗、商升战败，孙策军队占领了侯官，统治闽中。由于王朗、孙策的军队大量涌入福建，闽中人口迅速增长，原人口不足万户的侯官县，顿时人口倍增，成为继汉代之后的闽中第一次人口大增长。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闽北发生叛乱，东吴派大将军贺齐率部攻打闽北各县。战争结束后，贺齐将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往建安（今建瓯）。同时，为了加强对闽中各县的统治，贺齐“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贺）齐节度”。③闽中各县瞬间增加了5000名东吴将士，加上一些将领携带家属入闽，使闽中各县人口大增，其中有不少东吴将士定居莆田。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确立了对闽中的统治地位，有不少将士和朝廷命官携带家眷入闽定居，还有不少东吴将士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客观上也促进了闽中人口的增长。这些东吴人开始大多定居闽北、闽东一带。尔后，陆续迁入莆田，促进了境内人口的发展。
西晋时期，中原战乱，大批汉人迁徙入闽，滞留莆田境内。据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莆田境内发现太康八年（287年）制作的砖瓦。“近人林翰家田尾，甚近西岩，筑山与楼，亦掘有晋太康砖”。④新中国成立后，莆田境内出土了不少太康砖。根据专家分析，只有南迁汉人才会烧砖建房，莆田当地人没有制砖工艺和烤砖建房的习俗，说明太康年间已有汉人迁徙莆田定居。《莆田市姓氏志》也记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其中入莆的有陈、林、郑、张、钟等姓”。如“光洲固始人陈润，避乱入闽”，其后裔陈迈移居莆田。⑤东晋时期，移居莆田的外省人日渐增多，增加了林、黄、陈、郑、詹、邱、胡、何等姓氏。如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晋安郡王林禄四世孙林格，率子侄入莆定居，后裔为莆田九牧，成为莆田林氏始祖。晋太元年间，中原氏族林群，从温州入莆，据黄仲昭撰写的《拙庵林君墓志铭》记载：“林氏之先，居下邳梓桐县。晋黄门待太郎禄，从元帝渡江为晋安太守，因家侯官。马市至瀛洲剌史玄泰，始居莆之螺村；其孙披，徙居陈渚（现澄渚）”。⑥特别是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等部在浙江起义后，率部从永嘉攻入晋安，在闽活动了3年之久。起义失败后，孙恩、卢循的部队散落在福建沿海各地，闽中人口再次增长。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今种类尚繁”。⑦晋朝是莆田境内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东晋起，莆田境内人口日渐增多，朝廷便在莆田设置官治机构，由林群任大中正，官治设在今城南郭东坡。但莆田建县之前的人口交流情况史书记载甚少，汉人入莆的具体时间、人数和居住点等，现在很难考证。不过诸如余善部溃散莆田、朱买臣率兵入闽、王朗起义军在闽活动，以及《太平御览》中记载的人口迁徙情况，大体上可以看出汉人南迁大多与战争有关。可见，汉人南迁高潮始于东晋时期，如《太平御览》所记载：“泉州清源郡，秦汉土地，与长乐同。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①
（三）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莆田境内人口发展与交流
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历时170年，是汉人南迁的又一高峰期。侯景之乱时，出现了大规模的汉人南迁热。据《陈书·世祖纪》记载：天嘉六年（公元565年）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②当时汉人大量迁徙闽中，不少人被当地贵族掠为奴婢，引起朝廷的关注。
隋开皇年间，江南各地豪强拥兵自立，割据一方，文帝诏令杨素为行军总管，举兵征伐越州豪强高智慧。高部败退闽中，投靠割据泉州的大都督王国庆。随后，杨素奉命率兵入闽征伐，先扫荡高智慧部，后击溃了王国庆部，迅速平定了越、闽两地的豪强暴乱。高、王两部战败投降后，将士就地安置，闽中人口再次大增。同时，杨素军队驻闽期间又带来了不少家眷，促进了闽中人口的发展。还有唐总章二年（669年），陈政、陈元父子入闽征剿漳、泉“蛮獠”暴动，不少中原人士移居莆田。特别是唐末的王潮、王审知率兵入闽和黄巢起义军入境，中原百姓大量跟随迁徙，莆田境内的姓氏增多到58姓，其中“直接或间接入莆的有吴、黄、李、蔡、刘、傅、杨、周、欧、宋、蒋、阮、詹、庄、严、孔、卓、潘、马、茅、池、柳、杨、许、徐、郭、戴、余、凌、汤、韩、高、连、罗、康、廖、赖、金、章、柯、翁等40多个姓氏”。③还有唐末光启元年（885年），王绪率数万军队入闽，分别在福建各地落户，其中有不少人在莆田境内定居。
除了战争引发的人口增长外，还有不少官员离任后定居莆田境内。据史书记载：莆田“县境依山濒海，故水陆之产，足于他邦。五谷之种，随所宜树，六牲之物，随所宜畜”。④由于境内气候温和，谷物充足，不少官员离任后在莆定居。如莆田“郑氏为东晋时泉州太守郑昭过莆，留葬其祖茔于南湖（今城厢南山广化寺），梁朝其裔孙露、庄、淑三兄弟由今永泰来，筑屋居先茔侧”。⑤又如“王逄任闽国殿中监，其后代子孙定居仙游”。⑥唐初也有不少朝廷命官定居莆田。如唐开元年间（713—741），“广西桂州剌史黄岸从南越乘船经过闽海海域时，遇风泊至福唐山（今国欢镇黄巷）‘见延福山水之胜’于是决定从侯官（今福州）迁徙‘涵头’，成为黄姓入莆之始祖”。⑦唐光化年间，河南人梁选出任南安县令，后从泉州迁莆，家族聚居梧塘漏头。唐宝历年间任莆田县令的山东曲阜人孙仲良、元和年间的进士任建阳、丞严州遂安人宋世唐等官员，离任或病故后，其家属子女都选择在莆田落户。还有“中原人朱玑，咸通进士授古田令，徙居莆田，子孙因家焉”。①宋《仙溪志》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官员离任后定居仙游的史料。如“杨在尧，其先自华阴入闽，居仙游。登唐天祐二年（905年）进士”。②官员离任后定居莆田，对境内人口增长和人口素质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末，有大批中原汉人迁徙入莆，并与当地人通婚，和谐共处，促进了境内人口的增长。据《游洋志》记载：“游洋自五代先，然犹蛇踪豕迹，未隶中原文献之风。天命入唐则胡马去不嘶，乃称次第归华哉，始有大姓占居其地。迨王氏自光州固始入闽，而一时仕宗宦族率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③涵江《瓢湖村史》也记载：“唐五代光州固始人南来僻地，卜居瓢湖，有陈姓居湖山西部井后顶，胡姓、易姓居湖山东部后洋山和下畲山，人口不多，居民靠开荒垦田生活，其中陈姓人口较多，且有文化，是开发兴村的创始人，瓢湖村得以扬名”。④但由于历史原因，唐之前莆仙两县有关人口发展的史料记载甚少，也没有具体的人口统计数据，最早的人口统计是唐天宝年间（公元710—752年），清源郡共有户数23806，人口160295（含泉州及金门、厦门、莆田、仙游等县）。据此推算，当时莆田境内人口约在5万左右。
从中唐代开始，莆仙两县开始有人口统计数字。如唐建中年间（780—783）莆仙两县共有9000多户，人口约6万多。“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兴化军有居民总户数63157户，人口148647人。据《福建通志》载：宋绍熙年间，兴化军总户数72363户，总人口171784人。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兴化府人口共159434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兴化府人口为103348人。
清道光九年（1829年），兴化府户数增至109089户，人口总数562172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兴化府共有人口685069人。民国29年（1940年），莆仙两县人口达100.36万人，第一次突破了百万大关。1949年末，莆仙两县人口数为102.5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有98.02万人，占总人口的95.6⑤至2011年底，莆田市共有33个民族，528个姓氏，居民316.5万人。
（四）唐以前莆田境内人口结构及其特点
唐以前，莆田境内人口交流与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秦以前，是否有外省人入莆目前没有史料记载。汉魏时期迁徙莆田境内的人口成分比较单纯，主要是军人。晋代至南北朝期间，来莆田定居的人除军人之外，还有士人、道士、和尚和避乱的百姓。进入隋唐之后，移居莆田的人口成分日渐复杂，有衣冠望族、地主豪强、部曲武装，也有佃农、商人、奴婢和游民，还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离任官员和儒家学者等，甚至还有逃犯、刑徒和充军流放人员。纵观莆田人口发展历史，南迁莆田的外地人口成分大约有以下几种：1.军人和随军家属是早期入莆外来人口的主体。古代莆田境内人口发展的最大动力是战争，其中东越王余善军队和朱买臣汉军，是史料记载最早入莆的军人。东吴统治闽中期间，既形成福建人口增长的第一次高潮，也是莆田人口发展的重要阶段。东晋末年，浙江豪强孙恩、卢循的起义部队在闽投降，给莆田增加了不少人口。陈朝时期，陈宝应兵败蒲口，也有官兵滞留莆田。进入唐代之后，朝廷为了加强对闽中的统治，多次派兵入闽，不少将士滞留闽中，定居莆仙两县，境内人口大增。如唐总章二年（公元699年），闽广之交，“蛮啸聚”，唐高宗李治命玉钤卫左郎将陈敏为岭南行军总管，统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入闽，“戌闽居枫”（今仙游县枫亭镇）。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闽南叛乱，朝廷派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部入闽平暴。“当时，陈政带着13岁儿子陈元光入闽，将家眷安置在枫亭陈庐园（今学士街）”。①战乱平息之后，陈氏父子在闽主政，其军队滞留闽中，不少人移居莆田、仙游境内。据宋《仙溪志》载：“敕灵著王墓，在县4里赤湖陈墓，至今尚存”。②据詹氏族谱记载：詹敦仁随军入闽后在莆定居，成为境内詹氏始祖。《枫亭志》也记载官兵定居枫亭的情况，如唐咸通元年，随王审知入闽的“蔡用元、蔡用明兄弟迁入赤蕉溪（今东宅赤岭）定居，为东宅蔡氏始祖”。唐乾符六年（879年），“黄巢义军南下，驻兵枫亭”。③枫亭的“薛氏，古河东人。宋初，有廷辉者，为百丈镇将”，“自中皆世居焉”。④另外，莆田境内的董、谢、陈、罗等姓氏，都是随王审知入闽的军人及其家属。在外来人口中，军队入境后滞留莆田定居的最多，如唐光启元年（885年），“王绪、王潮率5000人马南下漳洲，随军南下的中原姓氏王、蔡、钟等官兵在枫亭定居”。⑤所以，战争是促进古代莆田人口交流与发展的直接原因，军人是早期莆田外来人口的主体。
2.躲避战乱的贵族、地主、部曲、佃农、商人和奴婢等是莆田外来人口的重要部分。从秦汉开始，中原连年战乱，烽火不息，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一些衣冠士族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陆续向南迁徙。这些移民中大多数是整个家庭迁徙，一些贵族、地主、部曲甚至带领家丁、佃户、奴婢和佣人等一道南迁。中原一些地主、富户和大姓贵族等，也有整个家族迁徙入闽，甚至携带武装人员南迁。特别是汉末淮南王叛乱时，中原贵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迁徙，其中有不少人选择在莆田定居。三国时期，中原连年战乱，大批中原贵族举家南迁。据《兴化府志》记载：晋永嘉动乱时，北方贵族迁居莆田境内的有林、陈、方、黄、宋、刘、王、郑、李等姓。“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安禄山之乱，中原兵灾范围很大，许多百姓纷纷避祸入闽，在莆定居”。⑥据《游洋志》记载“林氏，唐端州刺史苇之后。苇五孙世孙名慕舜，咸通中进士，尉永春，自澄渚三山来居马洋。继又折一派居於广业清源东里之下林”。⑦还有莆田“陈氏，古时颖川人。唐五代时，他的祖先从光州固始南来避祸。屡次迁移，进入深山中，最终选择在福兴里谷目定居”。⑧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后，中原战火纷飞，百姓纷纷逃难。随后，又出现了五代十国大分裂，大批汉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方迁徙，不少人定居莆田仙游。特别是南宋时期，“中原烽火不断，而居于东南沿海的八闽，远离兵燹，仍然偏安......‘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簪缨世胄，举族南迁”。⑨所以说，躲避战乱的贵族和百姓是莆田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3.官宦、名儒、僧尼及道士等也是莆田外来人口的重要一族。在古代莆田人口发展史中，士人、官宦和僧尼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人口队伍。如西晋大理寺评事柯宝自晋江迁至莆田武盛里西山（今柯山）定居，后裔散居梧塘、沁后、白沙等地。南北朝时，名儒郑露三兄弟避乱移居莆田，并在莆仙两县创办学堂，拉开了莆田教育发展的历史序幕。唐开德二年（公元619年），陈迈任莆田县令，后在莆田剌桐巷定居，成为莆田陈氏始祖。唐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修筑延寿陂的员外朗吴兴，其先祖也是唐初迁徙莆田定居的贵族。唐咸通（公元860年），蔡王李尉的十八孙李丹任莆田县令，离任后选择莆田定居。中唐名将（今陕西华县人）郭子仪之后裔，由河南光州固始移居仙游定居，后迁往涵江聚族而居。唐昭宗初年，防御使杨盈随王潮入闽后，初居福唐（今永泰），后迁杨山（今莆田笏石杨林）定居，为杨姓始祖。还有唐校书郎余稿携眷属隐于莆田壶山翠峰下，子孙聚居东埔、度尾、东华等地。此外，还有一些中原百姓通过在闽任职官员的搭桥引荐，举家南迁，定居莆仙境内。如唐乾宁四年（897年），光州固始人（今河南省固始县）王审知在闽主政时，动员了大批河南固始百姓移居入闽，其中有不少人移居莆田，有史可查的就有黄、李、唐、陈、方、宋、韩、董、谢、蔡、肖、丁等姓氏。还有安史之乱时，中原文学名人徐伯彦到莆田避乱，后定居莆田，其后裔徐演成为后唐的著名诗人。还有宋《仙溪志》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官员迁徙仙游定居的情况：如“李庭芝，上世唐神尧皇帝七世孙尚芬，居于福建，天宝之难，敕于福建路召募宗室，尚芬率子弟战胜，以功为奉天定难功臣。汉乾佑间，迁居于仙游之汾阳......”①进入宋代之后，迁徙莆田的官宦日渐增多，如“开宝间，漳泉节度使留从效及其儿子留居道，出判莆田镇，因爱赤湖山水之胜，遂卜居焉”。②又如：宋宰相王溥的后裔王佑，迁徙莆田部溪（县东门外五里，俗称溪船头）。还有南宋丞相陆秀夫入闽后，取仙游枫亭蔡曰忠之女蔡荔娘为妻，其子陆剑定居莆田，繁衍了陆姓后裔。另外，“王氏赵子乙妻，本瞧阳人。年三十守志孀居，靖康之难，王以垩土自毁，扶姑携幼稚，避地而南......徙居于莆终焉”。③特别是南北朝和唐代，朝廷极力推崇佛教和道教，给予僧尼道士很高的待遇，导致僧尼队伍迅速扩大，莆田境内的永和尼院、林泉院、金仙庵、龙华寺、龟山寺等寺庙，僧尼众多，约有2万余人，有些僧尼甚至开山种茶，具有僧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官宦、名儒、僧尼、道士等，也是古代莆田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4.逃户、罪犯、充军和流放者也是莆田外来人口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统治，除了实行苛捐杂税外，还有徭役、兵役及各种赋税。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有的啸聚山林，成为绿林好汉，而相当一部分人则举家出走，成为逃户，迁徙到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定居。
莆田地处偏僻，自古就有“山高皇帝远”之说，既然是皇帝鞭长莫及之处，自然是逃户、罪犯的理想家园。同时，莆田地处东海之滨，古代乃是荒蛮之地，也是官府流放罪犯的地方，有不少罪犯流放闽中，也有官员、将士因各种原因被充军、流放闽中，这些犯人大多数定居莆田，客观上也促进了境内人口的增长。
古代莆田境内人口成分复杂，形成了多元人口结构。但从古代莆田人口迁徙情况和人员结构分析，东晋之前是以土著人、闽越人为主。东晋之后，汉人逐渐增多，并迅速发展为莆田人口的主体，闽越人和土著人逐渐被汉化。而从人口发展和外省人迁徙入莆的途径和方式看，显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人口迁徙呈递进式。由于古代福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加上各地货币不统一，家庭财产搬迁困难，汉人南迁的规模和速度受诸多条件制约，贵族、地主和部曲等家族移民，一步到位比较少，大多采取递进式迁徙办法。如北方汉入一般先移居黄河以南，中原汉人先移居长江以南，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汉人一般先移居到南京、镇江、常州、江阴、无锡、杭州、上海等地。而浙江东南部和江西东部的百姓则直接向闽中移居。整个移民方式呈波浪式推进趋势，即先从北方向中原迁徙，再向南方逐渐移居，最终到达闽中，尔后又向海外移民。莆田境内大多数汉人南迁不是一步到位，如莆阳蔡氏，早期从河南上蔡县移居江西宜丰，又从江西宜丰移居浙江钱塘，再从浙江钱塘移居闽南，最后从漳州移居莆田。入莆时只有蔡远用一个人，现在莆田蔡氏人口已发展到10万多人。据史书记载：“中原汉人入莆后，部分住民又外徙或居住一段后再外徙。莆仙历史上被称为河洛移民中转站。自唐代始就有陈、林、李、孙等姓外徙，以后各个时期均有，外徙客居浙江、江西、广东、海南等省”。①当然，也有不少汉人从中原直接迁徙闽中，如唐末王审知在闽国主政时，就有不少固始百姓直接从河南移居闽中各地。
二是入莆汉人以少批量、渐进式迁徙方式为主。除了战争期间有大批军队入境外，一般移民都是少批量或零星迁徙。从莆田方言发展历史看，从古到今发音方式变化并不大，方言特点非常明显。尽管现在莆田境内绝大多数居民是汉人，但这些汉人都讲一口地道的“莆仙话”，几乎没有中原汉人和闽越人的口音。这种“莆仙话”实际上就是莆田土著人的原始方言，而移居莆田的汉人如此之多，约占境内人口85％以上，中原文化也占居莆田文化的核心地位，而中原语系却始终没能改变莆田方言。究其原因就是外来移民不是大批量入莆，即少数汉人入莆后迅速被当地居民所同化，无法保留自己的语言，这些被同化的汉人又加强了同化下一批入莆汉人的力量。周而复始，莆仙方言就传承下来。而兴化人移居闽南和广东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很快被当地语言所同化，如定居闽南的兴化人讲闽南话，定居广东的兴化人又满口客家话，其后代根本不会讲莆仙话，这也是“一种语言说一种话”的由来。
总之，从古代莆田人口结构看，主要是以中原汉人为主，闽越人为辅，畲族等少数民族为补充的多民族人口结构，这也是莆田古代多元文化形成的基础。这种多民族的人口结构和多元文化，对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中原汉人崇尚儒学和读书仕进的风气，使穷乡僻壤的莆田逐渐演变为“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赢来了“进士之乡”的美誉。而东越国人“机巧剽轻，资货产利”的善贾习俗，造就了“无兴不成镇”的盛誉和“中国犹太人”之美称。莆田土著人勤劳俭朴、忠厚诚信的品格，在商海中具有更高的成功几率，成为莆商队伍的特质。
五、唐之前莆田农业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
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农业是历代统治者的立国之本，从而逐渐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思想。而农业发展水平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重要尺度，了解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概况，基本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隋唐之前，莆田地处偏僻、人烟稀少，“限于高山，人山事所绝，车道路不通”，经济十分落后。②加上莆田置县较晚，唐以前境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史料记载甚少，现在很难全面、客观、系统地还原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只能根据古遗址考察、古文物研究、旧县志、兴化府志和相关历史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力求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古代莆田农业经济发展脉络。
（一）秦汉时期莆田农业经济相对滞后
秦之前，莆田属楚越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能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故在东晋之前，境内长期没能设置地方行政机构。秦统一中国后，莆田并入秦版图，因属于贫困之地，没有设置行政机构。西汉时期，海水漫到九华山下，深山老林之中的原住民生存条件很差，“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
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①深林丛莽，人烟稀少，“非有城郭邑里”。②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剩余产品可供朝贡，就失去了设立行政机构的意义，客观上也影响了境内农业发展。据《史记》记载：秦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偷生，无积聚而多贫”。③秦汉时期，莆田属楚越国管辖，农业经济极其落后，与史书记载大体相似。
刘邦统治中原之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士兵复员，免除若于年徭役，并对战争期间逃亡回家的将士进行特赦，恢复其原有田宅，将因饥饿卖身为奴的奴隶释放为平民，社会劳动力剧增，中国农业发展速度加快。同时，汉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实施“十五税一”的轻田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汉文帝执政后，多次下召释奴和禁止残害奴婢，减轻赋税，实行“三十税一”田赋，闽中农业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农产品出现了剩余，易货贸易逐渐兴起。汉景帝执政期间，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若干员，并经常给予赏赐，以鼓励农业生产。所以说，汉代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积极政策，对闽中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莆田地处偏僻，汉代鼓励农桑政策对莆田农业发展影响并不大，境内农业经济比闽北、闽东地区落后了好几百年。
莆田境内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目前还很难确定。但从现有史料分析，西汉时期，闽中的畲族“只望青山，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农耕方式极其落后。在山上穴居的莆田土著人，每年春季放火烧山，以草木烧作肥料，粗放种植，靠天吃饭。这种火烧林山田，古称“畲田”、“火田”或“火耕田”，火耕水耨的农耕方式，史称“畲种”或“烧畲”，这也是“畲民”、“畲族”的由来。范大成在《石湖集》中对“畲田”、“畲种”进行了描述：“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籍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④宋代著名莆籍诗人刘克庄在《后村先生大全集》中记载：“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⑤这说明当时莆田境内农耕方式极其落后，统治阶级对刀耕火种的“畲民”颇有照顾，既不征赋，也不朝贡。虽然“畲民不役”和“畲田不税”政策减轻了莆田百姓的经济负担，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缺乏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客观上削弱了发展农业的动力。
（二）魏晋时期莆田封建农耕开始发展
永嘉动乱时，中原战火纷飞，北方衣冠士族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大批南迁，莆田境内外来人口不断增多。中原移民入莆后，既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又为莆田农业开发提供了新劳动力。据史书记载：“中原汉人入莆后，部分定居于境内，与当地人结合，和谐共生。他们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被当地吸纳，引发莆仙地域的开发，开启了文化教育，汉化了当地的民俗风情”。①特别是东吴政权统治闽中期间，实行轻徭薄赋、鼓励农桑政策，莆田境内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开始向封建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一方面，北方移民入莆后，为了生计四处垦辟荒地，这种因人类生存需要所引发的改造自然举动，虽然是无意识的生产活动，却汇成了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据史料记载：魏晋时期有多批汉人迁徙木兰溪流域，他们为了生存，在山间盆地垦荒种植，发展农业。特别是在水稻栽培、绿肥使用、牛耕和农业技术革新等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东晋时期统治者为了增加赋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农耕的政策措施。如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积极推广水稻、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种植，原来一年一熟的水稻种植发展到一年双熟，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促进了莆田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迁徙木兰溪流域的中原汉人，将北方种植的麦、豆、菽等耐旱耐寒农作物移植莆田，使境内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所以，经过魏晋时期的农业开发，莆田境内农耕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雏形。
（三）南北朝与隋朝时期莆田境内农业开发
南北朝是莆田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南朝时期，中原地方豪强势力不断膨胀，僧尼力量迅猛扩张，引发了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北方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农业生产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内迁。而闽中政局相对稳定，农业开始快速发展，并赶上了北方。特别是“三长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土地政策，使每个农民都能得到一定的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统治者实行“劝课农桑，奖励耕织”、鼓励农民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新品种等新政策，对闽中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朝廷实施“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户口制度。地方官府全面清查人口，重新登记，原来瞒报、漏报的人口，重新造册，这对长期逃税偷税的百姓来说，无疑增加了生存压力，而这种外在压力又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客观上也推动了莆田农业经济的发展。
隋朝时期，隋炀帝大军经过台湾海峡时，偶然间发现了瀛洲（今台湾）。为了征服瀛洲，隋炀帝三次派兵入台，并在兴化沿海招募了不少渔民、贫民前往台湾。同时，又有不少中原官兵和台湾百姓滞留莆田沿海，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农耕技术和农作物新品种，促进了莆田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隋朝末年，中原连年战乱，大批汉人为了躲避战争，陆续向南迁徙，导致福建人口大增。而位居福建中部的莆田，外来移民逐渐增多，劳动力快速增长，为莆田农业的大规模开发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特别是进入隋朝之后，莆田的地理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冲刷，沿海的盐碱地开始淡化，可种植多种农作物，山区腹地林竹茂盛，郁郁葱葱，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可资利用。山区的“畲田”经过长期的改造，已成为旱涝保收的梯田。尤其是劳动工具的改进、农业品种的改良和农耕技术的进步，为莆田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莆田境内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优势也开始凸显出来，并将周边地区的移民陆续吸引过来，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日渐淘汰，封建生产方式开始占主导地位，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产品出现了多样化，物物交换日渐频繁，商业经济呼之欲出。
（四）唐以前莆田农业发展特点
古代莆田农业发展进程与全国一样，经历了原始农耕到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秦汉时期，莆田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阶段，农村经济极其落后。进入魏晋之后，莆田农业开始向封建生产方式过渡。从南北朝开始，莆田境内已经建立了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农耕技术出现了重大进步。从莆田农业开发时间上看，农业经济发展要比闽北、闽东等地区滞后了几百年。
但从隋朝开始，莆田进入了封建农业大开发的历史阶段，并呈现出后来者居上态势。
1.隋之前莆田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西晋之前，莆田农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闽中其他地区。
从秦汉到魏晋的几百年中，莆田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火耕水耨和泛海捕捞的原始生产方式能够维持境内人口的简单再生产，客观上削弱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加上莆田社会转型滞后、冶炼技术发展缓慢、铁农具使用受阻，农耕技术落后，诸多因素共同制约着莆田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西晋之前，莆田与闽中其他地区相比，农业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是人口稀少和农耕技术落后。据史书记载：古代移民入闽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从闽北山区入闽，然后顺闽江而下，逐步向闽中各地发展；二是从江浙一带泛海而至，先到闽东或福州地区，然后向莆田、泉州和闽南地区发展。从福建人口迁徙与发展的轨迹看，汉人入闽先要经过闽北、闽东或闽中之后，才逐步向木兰溪流域迁徙。加上古代莆田境内交通不便，农业开发缓慢，农耕技术推广不快，导致莆田农业经济长期滞后。从福建农业大开发的历史进程分析，闽北是在孙吴时期，闽江中下游是从魏朝起，而木兰溪流域的农业开发却拖到东晋时期才开始，比闽北地区落后了500多年。
2.古代莆田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也十分缓慢。秦汉时期，莆田先民还是“畲田”、“畲种”，这耕种方式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差不多。东汉之前，莆田境内铁农具极少，农耕技术十分落后。
魏晋时期，朝廷之所以实行“畲田不役”政策，与当地农业落后不无关系。西晋时期，莆田境内的“畲田”、“畲种”仍占主导地位，农业仍然是粗放性耕种，粮食产量极不稳定，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很差，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一旦遇到洪涝灾害，粮食就减收，甚至绝收，百姓生活没有保障。莆田之所以拖到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才置县，而置县后又两度被撤销，其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经济落后，百姓交不起赋税，置县就失去了意义。
3.农村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东晋之前，莆田境内存在着原始农耕和封建农业两种生产方式。山区普遍存在“畲田”、“畲种”，农耕极其落后。而在平原和沿海地区，汉人的生产工具和种植技术又比较先进。这种原始农耕与封建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在莆田延续了300多年。农村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不但对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而且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贫富不均，加剧了社会矛盾。
4.从南北朝起，莆田农业经济呈现出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态势。莆田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丰富，土地肥沃，温差较小，适宜多种亚热带植物生长和动物栖息。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莆田农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从东晋开始，福建农业开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莆田百姓披荆斩棘、荜路褴褛，经过200多年的努力，终于将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县开发成为经济发达的“望县”。正如《仙溪志》所记载：“五谷之种，随所宜树；六牲之物，随所宜畜”。①“枕山带海，田三山之一，......旱则资舟，水则资车”。②特别是境内丰富的水利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为唐代莆田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从秦到隋，莆田境内人口发展缓慢，农耕落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但莆田境内具有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一旦建立起封建生产方式，立即呈现出后发优势。特别是从隋朝开始，莆田农业发展速度加速，商业活动逐渐增多，偶尔也有对外贸易活动，这些都为唐代莆田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莆田境内地理结构演变与资源概况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既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也是该地区商人和商帮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和商帮，不仅与该地区的资源和交通条件有关，也与当地的传统文化、人口结构和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有关。纵观中国商人发展历史，既没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商帮，更没有远离社会生活的商人。
研究莆商发展历史，首先必须了解莆田的资源概况与经济基础，才能读懂莆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理解商人群体形成的人文条件。
“莆山川奇伟大甲，地灵振洩，人物彬彬”。②莆田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中部，东经118°271′—119°96′、北纬25°2′—25°46′。东南滨临兴化、平海、湄湄洲三大海湾，西南与泉州市接壤，北靠福州市，全境东西长122.4千米，南北宽80.5千米，总面积3970平方千米，地形呈梯状，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逐渐倾斜，在东南陆海接壤处又稍微斜升，形成一个倾斜并带弧度的地形地貌。境内最高峰为仙游县西苑乡的凤山石谷解，海拔1803米，最低处为枫亭海滨村，海拔仅有5米。
莆田域地以低山为主，兼有中低山、丘陵和山涧盆谷，地势舒缓起伏，溪河委宛密布，呈现出中山陡峻、低山零碎、峡谷盆地相间排列等地貌特点。莆田北部山区约占境内面积三分之二，山上郁郁葱葱、四季常青。中部的仙游东西乡盆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南部的兴化平原，一马平川、万顷良田。沿海港湾环抱，岛屿星罗棋布。地理条件优越的莆田市，山、海、田俱得，气候温和，风调雨顺，是人类繁衍和动物栖息的天然胜地。
（一）莆田境内地理演进
自古就有“沉七州、浮莆田”之传说，虽然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但地壳运动造就了莆田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山海经》记载：大约在11000年前，地球经历了严寒的冰冻期之后，开始逐渐回暖，冰雪融化，淡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海中，海平面逐渐升高，淹没了沿海大片土地，当时莆田域地沉在海中。约在7000年前，地球气温开始回升，地壳运动加剧，太平洋海底板块不断挤压，耸起了一座座山峰，形成了高低不一的海中孤岛。而随着海平面的逐渐下降和地理结构的不断演变，我国东南沿海的岛屿逐渐连成一片，形成了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高低不平的丘陵地貌。
约在2500年前，莆田北部的广业诸山还滨临海边，海水直涌仙游城东。西汉之前，莆田“僻处海隅”、“背山面海”，人烟稀少，史书典籍上没有任何记载。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0年），东越国国王余善率部败退莆田境内，此后才有“越王峰”、“越王台”、“龙穿城”、“蛇湾城”等遗址记载。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越王东徙行，去泉山五百，居大泽中（今新县越王峰），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福建史稿》也记载：“莆有越王峰，又名越王台，在今新县东南，仙有越王城，在兴泰里”。①据史书记载：余善部败退仙游城东时，发动士兵连夜构筑工事，黎明鸡叫时完工，故有“鸡子城”之称。但在西汉之前，史书中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有关古代莆田地理演变情况没有详细的史料。
但从现有的史书记载分析，秦汉之前莆田境内只有山区、沼泽和沿海滩涂，没有平原。关佛心在《莆田地理的演进》一文中记载：秦时“海水直灌仙游，莆田的广业诸山，出没于海滨一带。
而秦汉六朝之世，只有舟楫的交通，这里九华壶山二山间，海水环抱，成一大湾，外连涵江、江口、黄石、笏石各地，皆海滨人交通所及，于是时北者名曰吉洋，南者之名曰壶山洋，九华山麓有旧时泊船的地方，称澳柄，附澳的地方亦名澳柄岭。那时南北洋数万顷的田地还沉在海中，然而陆地上升的结果，黄石、华亭都成为平陆，于是就有了‘莆田浮、七洲沉’的传说”。②唐宋时期，莆田的九华山上还有贝类遗址，宋代莆籍进士方翥曾经在诗中曰：“......累累蠔山著石面，如非所有能无疑？细看大石深孔窍，舟人操稿迹犹遗。乃知此山千载前，汹涌尚作泫渺弥。蛟龙鱼鳖占窟宅，不省造化能密移”。③宋代诗人柯应东也有“峰上今犹蠔化石，空边时有蟹寻湫”的诗句。据《宋志》记载：九华山有“粘蚝石。山高数百丈，距海七十里，今山顶有石壕山”。④从这些零碎的历史资料分析，大体可以了解古代莆田地理的演变情况。
从汉代起，有关莆田地理演变的历史资料记载开始增多。据《宋志》记载：“汉时的大弧屿、小弧屿在莆田县东70里海上，而今二屿均在陆上”。①莆田《郑氏族谱》也记载：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南湖三先生从永泰入莆，见群峰耸翠、倒影水中，流连忘返，便迁祖墓葬于南山脚下（今凤凰山），说明现在的凤凰山脚下，古代系海荡之地。胡山书堂的由来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当时凤凰山周边，“海潮直至南山之下，波光山色，互相动荡，故书堂据其胜以名”。②特别是莆田方言中的谐音“浮田”，也传递了莆田地理演变的信息。所以说，莆田域地从海中浮起来的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
据史书记载：东汉之前，莆田的江口、黄石、灵川等地均滨临海边，形成一个弧形的海湾，湾外波涛滚滚、大海茫茫，湾内群山峻岭、峰峦叠嶂。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势缓缓上升，沿海滩涂渐渐演变成为沼泽地，长满了蒲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偏一隅的莆田，人烟稀少，悠悠沧桑，极少数原住民在深山老林和僻隅海滨，过着农耕狩猎、泛海捕捞的原始生活。
魏晋时期，大潮时海水还涌进了木兰溪中游，在仙游城东和榜头一带肆虐。仙游城南的玉塔山上有座“望夫塔”，传说男人出海捕鱼，妻子每日登塔眺望，盼望丈夫早日归来，海上不时有船驶来，忽又驶向它方，日复一日，妻子怀疑丈夫遭难，跳塔殉夫。仙游县榜头镇也有一座“望夫塔”，丈夫出海捕鱼，妻子每天搬一块石头垫脚，眺望更远的海上，最终垒成了高高石塔。还有莆田城里梅峰寺的后山，古代建有望海亭，如今梅峰寺已经远离海边几十里，成为繁华闹市，根本看不到海了。莆田境内许多地名都与海有关，如芦浦、西■、七步、草渚、浦板、埭里、沥■塘，以及涵江区的东埭、下埭、游埭和荔城区的前埭、后埭等地名，都与大海有着历史渊源。据《读史方舆纪要》称：福建“凡诸港、浦、塘皆古人填海而成”。③可见，现莆田市城区的大部分陆地，古代系海荡之地。据《礼部韵略》记载：“乡人以水中露出之地为■”，“水际渡头曰步。七其数也。
莆未塍海时，民居多际水”。④如今涵江有岩■、中■等村名，历史上都是因填海而取名。据史书记载：“唐初，福、兴、泉平原，都有一部分还浸没于白浪之下......”⑤唐代莆籍“进士黄滔在《咏囊山》诗中写道：‘溪声寒走涧，海色白流沙。’”⑥黄仲昭在《复延寿陂长生港水利记》中也记载：“西北有溪，发源于万山中，至使华亭，与朝汐通”；“延寿陂筑于初唐，则其时使华陂之地犹为海也”。⑦可见，当时海潮还潮涌到涵江区的囊山脚下和今城厢区的华亭一带，兴化平原处于茫茫大海之中。
进入隋唐之后，莆田境内地理结构日趋稳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开辟了纵横交错的群山峻岭和绵延起伏的山涧盆谷，汹涌澎湃的波涛海浪雕塑出风景迷人的港湾和星罗棋布的岛屿，数万年的风霜雨剑铸成了山清水秀的人间仙境，几千年的沧海桑田造就了有山有水有海的滨海胜地，莆田境内风光旖旎，山川如画，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宜居之地。正如韩愈所云：“闽越之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⑧
（二）气候条件优越
莆田市地处东海之滨，福建中部，木兰溪下游，背靠连绵起伏的戴云山脉，东濒茫茫天际的台湾海峡，南面海洋暖流源源不断地吹向内陆，背面高山峻岭将北方寒流层层阻隔，形成了温暖如春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境内多为东南风，降水量适中，干湿季节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常青，温暖湿润，气候宜人，适合人类生存和动物栖息。
莆田全境位于北回归线北侧边缘，日照充足，强度适中，平均年太阳辐射量为110.41千卡/平方厘米，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995.9小时，年均日照率为45％。日照时间从北部山区至南部沿海逐渐增长，境内绝大部分土地适宜种植农作物，一年三熟，终年鲜花争艳，四季佳果飘香，素有人间仙境之称。
莆田境内温度适宜，年平均气温在16℃一21℃之间，无霜期年平均达316天至350天之间，最冷气候为1月份，平均气温为12℃，最热天气为7月份，平均气温在28℃左右，年温差在16℃左右。最高气温一般为35～37℃，极值为39.4℃，最低气温一般在1～2℃，极值为﹣2.3℃，温度年稳定值≥10℃。境内主要气候灾害为夏季台风暴雨引发的洪水，秋冬和初春季节多为干旱天气，少雨季节容易引发早灾。
莆田境内山海田俱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有壮观奇特的高山，有一马平川的平原，有波光粼粼的海湾，有四通八达的河流，......风光无限，美不胜收。文坛泰斗郭沫若游览莆田之后，由衷地赞颂：“荔城无处不荔枝，金覆平畴碧覆堤。围海作田三季熟，堵溪成库四时宜。梅妃生里传犹在，夹漈藏书有孑遗。漫道江南风景好，水乡鱼米亦如之”。①
（三）淡水资源丰富
莆田境内雨量充沛，平均年降雨量为900～2300毫米，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山区递增。境内溪河众多，纵横交错，有木兰溪、延寿溪、萩芦溪、粗溪、枫慈溪、九溪和仓溪等溪流，水源丰富，绿水长流。此外，还有众多的人工河沟和水塘，以及人工水库和干支渠、陂、堰、沟等，溪涧面积达8877公顷。其中木兰溪、延寿溪和萩芦溪为境内三大溪流水系，流域面积均达到100平方千米。境内最大溪流水系为木兰溪，发源于德化戴云山支脉的笔架山，自西北向东南方向横贯全境，从三江口注入兴化湾，干流全长1868千米，积雨面积超过2000平方千米，是闽中最大的溪流，为全省八条主要水系之一，被誉为莆田的“母亲河”。
莆田境内山多林密，峰峦叠嶂，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境内积水面积大，内陆水域面积达1.35公顷，占境内总面积的3.4％，可供养殖的水域面积约有3812公顷，水质好、水体营养丰富，是淡水养殖的天然资源。莆田境内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储量约1.51亿立方米，可用于灌溉和饮用。溪涧水面积达8800多公顷，具有丰富的水利电力资源和发达的内河运输网，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境内丰水年总径流量为52.36亿立方米，人均占有地表水资源1400多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达34.75万千瓦，可开发量约有18.85万千瓦。
（四）土地资源多样
莆田境内地理结构复杂，土地资源多样化，有溪河交织的平原台地，有高低错落的丘陵山地，有巍峨磅礴的高山峻岭，还有广阔舒缓的滨海滩涂。莆田境内土地总面积为3973.75平方千米，约占福建省土地总面积的3.2％。其中耕地面积为6.64多万公顷，水田面积4.37万公顷，旱地面积2公顷，果园面积3.3公顷，茶园面积0.45公顷，滩涂面积1.82公顷，草地面积10万公顷。丰富多样的土地资源为莆田农业开发和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莆田境内有福建四大平原之一的兴化平原，总面积为464平方千米，土质结构为河海泥沙沉积，由海泥沉积物和河流泥沙冲积而成，海拔在5—8米之间，地势平坦，河沟交错，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是莆田境内最大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区。仙游的东西乡盆地，其土地结构由盆地、河谷和平原组成，海拔在50米左右，总面积为352.7平方千米，约占仙游县土地总面积的19.3％，是仙游县粮食、甘蔗和水果的主要产区。
除了南北平原和东西乡盆地之外，秀屿区的平海、莆禧、醴泉三个半岛上有滨海平原；仙游县南部有枫溪河谷平原、枫亭沿海平原和郊尾盆地、盖尾盆地；仙游县北部山区有钟山、游洋、象溪盆谷；荔城区有华亭、灵川盆地和沿海平原；涵江区有大洋、庄边、白沙等山涧盆谷和江口平原。莆田境内土地肥沃，有机物丰富，农作物生长快，一年三熟，是福建省粮食、甘蔗和水果的生产基地，也是水产养殖和食盐的主产区。
（五）经济资源丰富
莆田境内经济资源十分丰富。据《八闽通志》记载：唐宋时期，莆田境内就有五谷丰登之说（即稻、粟、黍麦、豆）。农产品主要有蔗糖、冰糖、蜜、红花、青麻、黄麻、芙蒥、鱼鳔等海产品，手工业品主要有盐、蜡、青靛、丝、绵、苎和麻棉布等。
莆田境内天然植物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境内共有维管束植物215科1403种，有松、杉、竹、楠、栎、椿等用材林树种；有木麻黄、相思树等防护林树种；有油桐、油茶、板栗等油料树种；有山苍子、乌地、柠檬桉、棕榈、山黄麻、龙舌兰、桑树等化工纤维原料树种。同时，还有梅、月季、山茶、杜鹃、茉莉、白玉兰等花卉和柏、椿、榕树、梧桐等观赏性树种。森林植被类型有天然林、人工林、荒草坡、经济林和果树林等，林木资源十分丰富。
莆田境内农作物丰富多样，以水稻、小麦、甘薯、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甘蔗、花生、油菜籽、黄麻、烟叶等经济作物为辅。同时，还有柑橘、橄榄、香蕉等51种果树品种。特别是莆田的荔枝、龙眼、枇杷、文旦柚等“四大名果”，高产优质，驰名全国。
莆田境内菌类资源非常丰富，共有食用菌、真菌2纲7目、26科78种，其中野生、栽培和引进的食用菌4目、12科、17种。莆田北部山区和中部丘陵地带温差适宜，能够大面积培植香菇、蘑菇等食用菌。
莆田境内野生动物资源也很丰富。据《莆田市志》记载：分布于海洋及淡水生态系统的水生动物共有549种，分布于森林生态系统的陆生动物有37目500种，人工饲养的动物有牛、羊、猪、马、骡、驴等牲畜和鸡、鸭、鹅、兔等家禽，还有可大量开发的鱼、虾、蟹、贝、藻等五大类水产养殖动植物。
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不但为莆田商品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莆田赢来了“鱼米之乡”、“水果之乡”、“蔗糖之乡”、“戏剧之乡”、“武术之乡”、“田径之乡”、“篮球之乡”、“绘画之乡”、“摄影之乡”、“银饰之乡”、“园林城市”、“鞋城”、“电子城”、“木雕工艺城”、“中国古典家具之都”等众多荣誉。
（六）港口条件优势和海洋资源丰富
莆田地处东海之滨，福建中部，境内港湾环抱，岛屿众多，全境共有海岸线343.6千米，占全省海岸线10.3％，其中大陆岸线自涵江区江口镇起，沿西南方向经涵江、黄石、北高、埭头、平海、东峤、忠门、东庄、灵川、东海至仙游县枫亭镇，全长223.9千米，岛屿海岸线长119.7千米。境内有秀屿港、东湖港、三江口港和枫亭港等众多港口，以及港口条件优越的湄洲湾、兴化湾和平海湾等。特别是湄洲湾的秀屿港，水深港阔，不冻不淤，口外岛屿拱卫，内侧有半岛及屿或岬角环抱，形成了“口小腹大”的海湾良港，避风条件好，是发展港口经济和开展对外贸易的天然良港。
莆田境内海域广阔，有平海、莆禧、醴泉三个半岛和150多个大小岛屿，总面积59.02平方千米，大部分岛屿为大陆岛，少数岛屿由沿海沙洲扩展而成。12个岛屿有常住居民，其中南日岛面积最大，是福建省四大岛屿之一，由70多个岛、屿、礁组成，总面积59.02平方千米。湄洲岛是境内第二大岛，总面积16.02平方千米，岛上有“东方麦加”之称的妈祖庙，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对台小额贸易的试验区。
莆田境内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海域条件优越，水体营养丰富，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天然条件。境内共有浅海水域5.64公顷，其中乌丘鱼场是台湾海峡的暖流交汇区，泥质和沙质的海底舒缓平坦，温度适中，潮流和气候适宜多种鱼类生存。海水中饲料生物多样，是鱼虾的天然栖息场所，也是天然的近海捕捞作业区。椐《八闽通志》记载：兴化沿海鱼类数量较大的有鲤、鲈、鯏、乌、鲫、白、鳊、鳗、鳝、乌颊、石首、马鲛、带鱼、子鱼等64种。丰富多样的海洋资源，不但为莆田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而且为当地海洋渔业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天然条件。
二、莆田行政区划演变
宋《仙溪志》载：“仙游之与莆田，其始一县也；莆之与泉，其始一郡也；莆、泉之与福建，其始一全闽也”。①廖廖几句，概述了莆田几千年的区域变迁和行政隶属关系演变。莆田自古乃东南胜邑，镇海峡西岸中部，控八闽水陆要冲，山川奇气钟毓于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莆田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百姓勤劳，民众富裕，“自西晋末年，境内先民围海造田，筑陂治水，煮盐制糖，辟港开埠，变蛮荒之地为富庶之区”。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的发展，时局的兴衰，莆田行政建制屡经分合，几度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莆田置县前行政区划演变
莆田历史悠久，远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书写春秋。夏商时期，莆田归扬州所辖。西周时期，莆田属“七闽”之地。春秋战国时期，莆田系楚越之地。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王派大将军王翦统领大军“南平百越”，征服“闽獠”，确立了秦对闽中的统治地位，设立了闽中郡，莆田归闽中郡管辖。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执政后在东南沿海设立闽越国，后称东越国，越王勾践后裔无诸因跟随刘邦开国有功，被立为闽越王，莆田域地划归闽越国管辖。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东越国（原闽越国）日益强盛，军事势力不断扩张，东越王余善拥兵自立，割据闽中。汉武帝派会稽太守朱买臣率兵入闽讨伐，余善败退莆田境内。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国解体，莆田划归会稽郡管辖，郡治设在今苏州。
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朝廷在闽设置冶县（县治在今福州），莆田地属冶县管辖。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改设侯官县，莆田域地划归侯官县管辖。三国时期，莆田属吴国晋安郡管辖。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莆田属西晋晋安郡管辖。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析晋安郡南部设置南安郡，实行以郡代县行政体制，莆田域地属南安郡管辖。陈永定二年（564年）十一月，陈朝派章昭达大将军率部征讨割据建安、晋安两郡的地方豪绅陈宝应。陈部败退“蒲口”（莆田城东一带），这是史书中最早出现带“蒲”字的地名。
根据《宋志》记载“莆地多生蒲，后濒有水患，故去水从莆”。①关心佛在《莆田地理的演进》也记载“从各区地理考查，醴泉里有莆头，新安里有莆禧，黄石市旧称莆田里，莆头、莆禧、莆田里俱为东路一带地名。县治定名，多取其地名之最古雅而有名者。或者古昔东门外，因近海则名莆口，因多田则取名莆田，而以黄石一隅之地名名全县也”。②
（二）莆田置县后行政区划演变
魏晋之前，莆田地偏一隅，山海阻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境内百姓过着采集、渔猎的原始社会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莆田不为统治者所重视。直至陈光大二年（568年），朝廷析南安郡部分地域设置莆田县，辖区面积与今莆田市大体相同，县治设在延陵里（今城厢区），隶属丰州（今福州）管辖。
莆田设县后，人口渐增，经济有所发展，但交通不便，赋税难征，不久又被撤并，划归南安郡管辖。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朝改革行政建制，改丰州为泉州（今福州），降建安、南安二郡为县，复置莆田县，隶属泉州。大业三年（607年），朝廷废除州建制，改为郡制，再次撤销莆田县，其辖区划归南安县，隶属建安郡管辖。
唐武德五年（622年），朝廷析南安县置丰州（今泉州）后，再设莆田县，属丰州管辖。此后，尽管屡经改朝换代，但莆田县建制长期保持稳定。
（三）仙游置县后行政区划演变
仙游域地原属莆田县。随着莆田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境内人口渐多，唐圣历二年（699年），在改丰州为武荣州的同时，析莆田县西北部设置清源县（仙游县前身），莆田、清源两县同属武荣州管辖，州治设在泉州。
唐景云二年（711年），朝廷改武荣州为泉州，领晋江、南安、莆田、尢溪、清源五县，州治设在泉州。天宝元年（742年），又改武荣州为清源郡，时别驾赵颐正以郡县同名不便区分为由，奏请朝廷更名为清源县，并根据古代“九仙云游”和“九鲤成仙”之传说，改清源县为仙游县。
随后，清源郡改为长乐郡，莆田、仙游两县同属长乐郡管辖。
唐长兴四年（933年），王审知次子王延钧在福州称帝，立国号为闽，莆、仙两县隶属闽国管辖。五代闽永隆五年（943年），王延钧弟王延政在建州称帝，立国号为殷，莆仙两县为其所属。
天德三年（945年），王延政为南唐所灭，清源郡统军节度使留从效、陈洪进（仙游枫亭人）先后割据清源郡，莆仙两县属其管辖。保大七年（949年），改清源郡为清源军，莆仙两县隶属关系不变。
宋乾德二年（964年），清源郡节度使陈洪进奉表归宋，宋廷改清源郡为平海军，莆仙两县属平海军管辖。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将漳、泉两州及其所属14县（含莆田、仙游）正式归入宋廷版图。宋太宗授陈洪进为武宁州节度使、同平章事，管辖漳、泉两州，莆、仙两县属泉州管辖。
（四）兴化置县后行政区划演变
兴化县是继莆田、仙游两县之后建立的县级行政机构，也是“兴化”别称的由来。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仙游县北部山区爆发农民起义，农民首领林居裔拥兵自立，号称西平王，割据莆仙交界的兴泰山区。莆田县令黄禹锡派兵讨伐，农民起义平息后，宋太宗赵光义认真阅读泉福图志，认为兴泰山区地理偏僻，经济落后，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民众穷困，易生反叛之念，须派得力官员对该地区“以德化之”。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朝廷析仙游县北部的游洋里（今游洋、石苍、钟山、象溪一带）、莆田县的百丈里（今大洋、庄边、新县、白沙）和永福县（今永泰）的陈山头，以及福唐县（今福清市）清源里的祭头、百丈岭、下庐岭等行政区，共14个里设置兴安县。翌年，改为兴化县，县治设在今游洋镇。宋代著名词人刘克庄曾经就兴化置县赋诗一首：“绕县百千峰，初疑路不通。居民犹太古，令尹似春风。筝远呼难至，杯寒吸易空。却从归路望，飞榭半天中。”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宋代兴化县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
（五）兴化军设置后行政区划演变
经过南北朝和隋唐两朝的不断开发，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廷诏设太平军，划出平海军所管辖的莆田、仙游两县，加上新设立的兴化县，统归太平军管辖，军治设在今游洋镇。随后，又改太平军为兴化军，其辖区不变。兴化军属两浙西南路，与建州、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等合称为“八闽”，也是福建别名之由来。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治迁往莆田县城，扩建莆田县城为军城，内为子城，并建设谯楼为城门。随后又拆外城建筑土垣，形成了最早的莆田军城。宋雍熙二年（985年），闽中从两浙西南路分开，设立福建路，兴化军隶属福建路管辖，领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恭帝在临安（今杭州）降元。同年五月，益王赵昰在福州登位，改国号为元景炎，称端宗，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同年七月，兴化军城被元军攻破，政权更迭。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陈文龙叔陈瓒收复兴化军，宋端宗诏令兴化军升为兴安州，故莆田又有“兴安”之别称。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执政后改兴安州为兴化路，莆、仙、兴三县属兴化路管辖。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福建行中书省，兴化路属其管辖。元皇庆二年（1313年），因兴化县旧治地窄人稀、交通不便，兴化路奏请朝廷同意，将兴化县从游洋迁往广业里湘溪（今涵江新县）。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福州守军开城降明，政权更迭，兴化路也随之归明。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兴化路为兴化府，隶属福建行中书省管辖。明洪武九年（1376年），改福建行中书省为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兴化府属其管辖。
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兴化县大疫、虎兕纵横”。①以致“行者委尸于道路，居者聚骸于①（清）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四·祥异。
室内；富者棺柩暴露于风霜，贫者骨肉浮沉于川水......”①兴化县贡士萧敏上疏朝廷，奏请裁革兴化县。他在奏折中曰：兴化“山水渐以飞奔，人物渐以耗散，而公家赋役，又有苛捐之苦，百姓日夜叹其不支......请求裁革兴化县”。英宗皇帝下昭撤销兴化县，将武化（今新县）、长乐（今庄边）等5个里合并为广业里，划归莆田县管辖。兴泰、福兴、来苏3里合并为兴泰里，划归仙游县管辖。兴化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县，存史469年，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奏革，其见仅存及三百户，归并莆、仙二县带管”，各归并“户一百五十，口二百三十一”。②清代沿续明代的行政建制，仍称兴化府，其域地名称、行政建制长期保持不变。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撤销兴化府，莆仙两县行政建制继续保留。
（六）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行政区划演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封建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改用中华民国纪元，简称民国。民国二年（1913年），国民政府宣布废除府、州建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地方行政建制。福建省划分为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道，莆、仙两县属南路道（即厦门道）管辖。
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军入闽后废道，莆、仙两县隶属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管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将福建划为四个省和两个市，即闽海省、延津省、兴泉省、龙汀省和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莆、仙两县属兴泉省管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福建事变”失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将福建省划为10个行政督察区，在仙游城关设立行政专员第四督察区公署，辖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大田、惠安6县。翌年秋，公署从仙游城关迁往同安县。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9月），莆仙两县均属福建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管辖。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两县及莆田市行政区划演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福建省划分为8个专区及福州、厦门两市，莆仙两县隶属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改为晋江地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设在泉州。1950年4月，第五行政督察区更名为晋江专区。直至1970年5月，莆仙两县隶属关系不变。
1970年6月，莆仙两县从晋江专区划归闽候专区管辖。同年7月，闽候专区革委会从闽候螺州迁往莆田城厢。1971年5月，改闽候专区为莆田专区。同年6月，又改闽侯专区为莆田地区，莆、仙两县属其管辖。
1983年4月，国务院撤销莆田地区，将闽清、永泰、长乐、福清、平潭5个县划归福州市管辖，莆仙两县的管辖问题没有明确。
1983年6月30日，原中共莆田地委和莆田地区行署向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报送“关于成立莆田市的报告”。1983年9月，国务院（83）国涵字184号文件作了批复，同意设立莆田市，管辖城厢、涵江两市辖区和莆田、仙游两县。
1987年6月，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划出莆田县湄州镇设立了“湄州岛对外旅游经济区管委会”。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湄州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履行湄州岛对外旅游经济区管委会的管理职能。
1992年12月31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莆田市湄州湾开发区指挥部”。但秀屿港区的行政区域隶属莆田县管辖，而湄州湾开发区指挥部又是市政府派出机构，导致港区开发与区域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理顺关系，福建省政府于1996年8月批准成立了湄州北岸管委会，将原隶属莆田县的东海、灵川、东埔、忠门、月塘、山亭、笏石、秀屿等乡镇，划归北岸管委会管辖。
2002年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莆田市进行了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撤消莆田县，仙游县辖区保持不变。将原莆田县管辖的常太、华亭、灵川、东海4镇划归城厢区管辖；将原莆田县管辖的江口、梧塘、萩芦、白沙、新县、庄边6个镇和大洋乡划归涵江区管辖。设立荔城区，将原城厢区荔城街道的文献、凤山、长寿、英龙、梅峰5个居委会，城南乡的镇海、阔口、新溪、步云、埭里、古山6个村、城郊乡的长丰、七步、濠浦、南郊、莘郊、荔浦、陡门、张镇、西洙、东阳、拱辰、畅林12个村，以及原莆田县的西天尾、新度、黄石、北高4镇划归荔城区管辖。增设秀屿区，将原莆田县的笏石、东庄、东埔、湄州、东峤、埭头、平海、南日等9个镇和山亭、月塘2个乡划归秀屿区管辖。
总之，自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年）莆田置县始，境内行政建制存在了1400多年历史，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辖区范围始终没有多大变化，这种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独特的方言语系，习惯相近，习俗相通，沿袭了一千多年，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为莆田商品经济发展和兴化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隋唐之前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其相适应的也有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刀耕火种的早期农耕、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小农经济和现代商品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形态。但远古时期的莆田，地处偏僻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人口迁徙、农耕发展、商业经济兴起和生产方式转变等方面，有着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本节沿袭莆田古代人类活动轨迹和生产力发展进程作简单的叙述，以帮助读者了解古代莆田境内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莆商队伍形成的人文基础。
（一）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莆田境内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是人类生存和动物栖息的天然环境。“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的庄边、白沙、常太、华亭、渠桥、埭头等地就有人类从事生产活动”。①据1956年莆田县古遗址普查统计，境内有“新石器时代遗址44处，发现石锛、石刀、石戈、石斧、石环、石球、石箭镞、石镰头、石箭头等新石器时期的文物1000多件”。②如涵江区江口镇的蒲坂山、梧塘社仔山和城厢西郊的海蚀洞、华亭门东山、灵川柯朱山等地，都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和文物。还有仙游县城附近的走马山、榜头镇的洋尾山和上坤村山坪山，以及大济镇洋塘山、园庄镇溪尾山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和遗物。据考古专家介绍，这些石器形状简单，工艺粗糙，说明当时莆田先民还处于采集、狩猎和以贝类为主的原始生活。“1987年，根据国家统一布署，莆田市再度进行古遗址文物普查，又发现2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石镰头、石刀、石戈、石斧等生产工具。①这些劳动工具和古遗址，说明了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内已有人类繁衍生息和生产活动。
从莆田境内出土文物分析，新石器时期先民们虽然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但生产力极其落后，少数原住民在深山老林和海蚀洞中，过着采集狩猎、泛海捕鱼的原始生活，还不具备封建农耕条件。加上境内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为数不多的莆田原住民，依靠采集、狩猎，基本上可以解决生存问题，这种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客观上延缓了当地农耕的发展。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有关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人类活动轨迹的史料甚少，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现只能依据古文物来分析，但新石器时期境内有人类活动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二）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王朝，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夏朝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历经500多年。地处东海之滨的莆田，系天涯海角的荒蛮之地，“山高皇帝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受统治者所节制。加上莆田先民居住分散，生活贫困，鸡鸣狗叫，老死不相往来，长期生活在老子所欣赏的“小国寡民”的世界里。所以，夏朝时期，莆田境内生产工具极其简陋，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家家户户都没有剩余产品，奴隶制度难以建立，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但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推进，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总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有意或无意之中推动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莆田古遗址分布情况看，境内共有50多处夏商周时期的古文物和古遗址，如仙游县榜头镇观音山出土了石器、印纹陶片和陶纺轮等文物。仙游县钟山镇的鸣和村、龙华镇的灯塔村、大济镇的斐乌寨、游洋镇的梧椿村等处，也发现了多个商代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黑陶残片、硬质陶灰片、蓝纹陶、刻划纹陶、条纹陶、钱纹软陶片和用粘土炼制的陶具皿器等。还有今城厢区的常太镇、华亭镇，涵江区的庄边镇、白沙镇，以及荔城区的新度镇，建国后也挖掘出大量的黑、灰、红等颜色的夹砂陶片、印纹陶片和灰泥质陶片以及陶纺轮等。甚至在南日岛上也发现商周时期的古文物。特别是陶瓷、陶纺轮的出现，说明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的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百姓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生活方式与新石器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
一是人类已经从穴居逐渐演变为群居。新石器时期莆田先民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山洞之中。
如仙游县龙华镇灯塔村的宝幢山、榜头镇窑下村的洋尾山、园庄镇的溪尾山，涵江区江口镇的蒲坂山、梧塘镇的社仔头山，秀屿区埭头镇的大蚶山天云洞等，这些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古迹有个明显特征，就是人类过着穴居生活。而夏商周时期的莆田古遗址已有明显的群居迹象，如仙游县榜头镇观音山出土的商代遗址，其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从出土文物的性质分析，“当时，人们不仅会用火，还能取火，用火照明、取暖、防御和围迁野兽、烧烤兽肉、加工熟食。他们还能用兽皮缝成简单的衣服，搭盖简陋的住所，形成一个个村落，提高了生活水平”。②二是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新石器时期，莆田境内出土的文物主要是石锛、石刀、石戈、石斧等简易劳动工具，形状简单，造型粗糙，品种单一。而夏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除了劳动生产工具外，还有生活用具，如软陶片、硬陶片、印纹陶瓷和陶纺轮等。特别是仙游“钟山土城发现了一处商代遗址，内有硬质灰陶和黑陶线片。龙华灯塔村宝幢山也发现了11片印纹陶和1件石锛，为商代遗物。......在游洋吴仓和大济钟峰也挖掘出商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是用粘土烧制成的皿器，是用来打水和煮食品”，①说明夏商周时期莆田先民已有简陋的生活用具，且脱离了原始生活方式。
三是生存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新石器时期出土的文物表明，莆田先民还处于采集、狩猎和泛海捕捞的原始生活状态，而从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文物可以看出莆田先民已经有了原始农耕。
陶碗、陶壶、陶罐的出现，也说明百姓开始储藏粮食。尤其是陶纺轮的出现，说明兽皮已经不是唯一的取暖遮羞材料，原始纺织技术的出现，标志着莆田先民开始从野蛮走向文明。
四是出现了生产分工。从夏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遗址和莆田方言分析，男性主要从事捕捞、狩猎和农耕等生产活动。女性主要负责采集和纺织等轻体力劳动。兴化方言中的“打捕”一词是成年男性的代称，即从古代男人从事打猎、捕捞等生产活动转化而来。而“室娘”是女性的代称，通常是指负责家庭生活的女性。这些方言体现了莆田古代的男女分工，反映了莆田先民生产生活的历史轨迹。
五是出现了语言和文字。一方面，在生产实践中，人们根据劳动实践和生活需要，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兴化方言，如“打捕”（男人）、“室娘”（妇女）、“裳”（衣服）、“索”（绳子）、“霞马”（吃饭）、“克娄”（回家）、“靠气”（困难）、“铺”（床）、“踏聊”（玩）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根据语言专家研究，兴化方言在保存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某些特点方面，较其他汉语方言显著，甚至连古代社会的家族成员分工和生活方式都能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文字。据《兴化府志》记载：“九华山，......昔有陈仙隐于此，故名陈岩山。其山之颠有石洞。宋志云：‘巨石坦平，纹迹纵横若篆。’宋正字方翥诗云：‘何人登眺睨绝顶，一树一石探幽厅。虫文鸟篆不可识，如读购嵝神禹碑。’”还有仙游的石所山，“山高数千仞，盘踞百余里。......绝顶有石池、清泉、棋、马迹，及石上有篆字百余，如似锥画地成龙蛇状，皆不可读”。②清代诗人王伯■在《登石所山观石上古篆》一诗中曰：“丹崖古篆百余字，奇奇怪怪同石鼓。仙潭山水自清幽，何必寻碑到岣嵝？”由于古人对龙蛇交错、无法读懂的古文字感到好奇，又不懂其含义，故称“古篆”。莆田境内有多处“古篆”遗址，字迹奇特，来历不明，有人说是原住民的图像文字，也有人说是东越国文字，还有人说是畲族原住民的图像文字，甚至有人认为是西周时期的百越文化，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六是形成了宗教文化。除了方言、文字之外，夏商周时期莆田境内已经出现了信仰，有图腾崇拜，如崇拜蛇、龙、虎等，对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进行超自然的解释，夸大为神力。同时，还出现了巫婆、神灵和封建迷信等活动。尽管这些宗教信仰带有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色彩，却是莆田先民从野蛮走向文明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原文化跨越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华夏文明的历史转折点。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越国被楚威王所灭。越王后裔航海入闽，建立了百越国，并将闽地分为八部。越人入闽后，不但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而且带来了先进文化，对闽中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越人入闽后与当地土著人通婚，大大提高了人口质量，逐渐形成了新的部落，史称闽越族。莆田处于闽中沿海，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少数越人迁徙境内，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越国文化的渗透，使莆田地方文化出现了跨越发展，原住民逐渐演变为闽越族的分支，并采用越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如1978年，在莆田城郊考古发现了一把商周时期生产的青铜钁（鐝），长21.5厘米，宽10.7厘米，刃9厘米。这种青铜钁《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青铜钁，大（锄）也”，经鉴定该青铜钁为周代开发的铁农具，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境内普遍使用该农具。所以说“秦、汉以前，境内是闽越族聚居的地方”。①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废越国，设立闽中郡（含福建及浙江的温、台、处三府），莆田属闽中郡管辖。此后，中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闽中各地，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陆续传入莆田，对境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中原文字传入莆田后，与当地图像文字相融合，使地方文化出现了跨越发展。同时，秦王朝为了加强封建统治，通过宗教信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导致莆田境内封建迷信流行，图腾崇拜成风。但宗教文化的兴起，客观上加速了莆田地方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统治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废除了分封制，重新设置行政建制，并加强对边陲地区的统治，莆田域地列入秦版图。同时，秦朝继续推行商鞅变法，鼓励农耕，改革奴隶制，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秦末实行严刑苛法，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激起各地农民起义，其中声势最大的是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在秦末战乱之中，越王无诸因“秦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率众归鄱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为了扩大军事力量，无诸在闽中各地大量征兵，有不少莆田人跟随出征，这是境内先民第一次参加战争。这场战争促进了莆田同外界的交流，开阔了莆田先民的眼界，对境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楚将项羽和沛公刘邦率领的队伍成为反秦主力，无诸率闽中甲兵跟随刘邦征战，入武关，战蓝田，攻析郦，“以阻悍称”，其中也有莆田先民的风采。汉王朝建立后，无诸作为灭秦有功之臣，被汉高祖刘邦册封为闽越王。此后，闽中政权相对稳定，汉人大量南迁，境内人口剧增，农业开始发展。特别是冶炼技术的大量引进，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闽中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农耕技术缓慢发展，纺织技术逐渐提高，闽中各县开始出现了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催生了物物交换的原始商业。
汉武帝即位后，集中精力对付北方匈奴，南方社会相对稳定，东越国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闽中富豪拥有“甲卒不下数千、万”。东越王余善野心勃勃，不断扩张势力，力图恢复越王勾践的祖业，多次举兵北上，征伐周边地区，但出师不利，大多无功而返。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余善出兵攻占白沙（今浙江绍兴）、武林（今江西鄱阳）和梅岭三要隘，击杀了3名汉军校尉。随后，自刻玉玺，号称“武帝”，公开反汉。汉武帝刘彻大怒，发兵征伐，派大将军朱买臣统兵入闽，攻打东越国。东越王余善败退莆田，在今涵江区新县、大洋、白沙、庄边和仙游的游洋、钟山、榜头等地构筑工事，负隅抵抗，留下了“越王台”、“龙穿城”、“蛇湾城”和“鸡子城”等众多古遗址。北宋真州（今江苏仪征）知府方信孺（莆田人）在《越王台》一诗中曰：“万山衮衮尽东来，高处犹存百尺台。
回首旧时张乐地，一杯重与酹苍苔”。②作者分析了东越王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大肆铺张浪费、骄奢淫乐，即使有崇山峻岭和百尺高台的地利优势，也挽救不了其失败的命运。
讨伐东越国的战争结束后，汉武帝以“东越之地狭窄多险，闽越人强悍，又反复无常”为由，下令废除东越国，城池、要塞一律毁坏，并昭令将闽越人全部迁徙江淮一带，严加教化。“但事实上，并不是将闽越人都迁到江淮一带，也不可能全部迁走，主要是将闽中贵族、官僚、军队和部分居民带走”。①东越国灭亡后，闽中人口大减，汉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迅速崩溃，闽中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经济停滞局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历史总是一分为二的，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汉军征服东越国之后，强迫闽越人迁徙，虽然给闽中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莆田却有意外收获。
首先，东越王叛汉事件凸显了莆田的战略地位。僻处海隅的莆田，在汉代之前，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很少有机会与外地交流。汉军征伐东越国时有几万将士云集莆田境内，掀开了莆田历史新的一页，不但给人烟稀少的莆田增加了人气，而且推进了境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宋代莆籍进士方叔震在《越王城》诗曰：“闻道驺虞避汉兵，窜身崖谷觊偷生；如云甲马今何在，只见良田万顷平！”②诗中描述了当时兵马如云的盛况，感叹原来的岩谷山区，已开发成一马平川的万顷良田。如果不是东越国兵败莆田，地处深山老林的高山峡谷，怎么可能修建越王城，更不可能开发出万顷良田。
其次，东越兵和汉军大举入莆，客观上也促进了莆田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余善军队在莆田境内且战且败，足迹贯穿莆田全境，一路上许多官兵被打散，不少士兵逃入高山密林之中，或潜藏在山涧岩洞里，躲过了汉军的追捕，滞留在莆田境内。虽然是些残兵败将，但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自然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东越兵还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对于莆田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东越人对莆田造船业的发展和河海资源的开发，以及对于莆田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意义重大。另外，东越人还将先进的陶瓷、铁器、纺织等技术传入莆田，促进了境内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再次，东越兵入莆后实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汉之前，莆田先民长期与外界隔绝，思想闭塞，文化落后，越人先进文化传入后，实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了莆田地方文化的跨越发展。根据《莆田戏剧史》记载：“相传汉武帝时，东越王余善，与其兄郢相攻杀，帝遣兵讨之，余善窜入广业深入山中，士卒无聊，善命捏泥头，编竹为身，取藤为线，作傀儡戏......。”③现在莆田境内盛传的傀儡戏、莆仙戏和一些地方传统文化都与东越人有关。所以说，汉军伐闽战争，莆田先民却“渔翁得利”。加上秦汉时期，连年战乱不断，“中原汉族因避兵乱，多次大批南迁入闽，其中不少人在莆定居成为莆田主要人口，他们同闽越族以及后来迁入的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开发莆田，共同劳动，互通婚姻，逐步同化，成为现代的莆田人”。据史书记载：“汉代境内已有胡、陈、范、信、张、杨、何7姓”。④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莆田境内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特点
汉武帝执政时期，东越人大量迁徙江淮地区，有不少莆田先民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外地，导致境内人口大减，但地处偏远山区的原住民和躲避官兵追捕而逃入深山老林的余善残部，继续在莆田北部山区繁衍生息。东汉六朝时期，称这些人为“山越人”，魏晋时期称为“溪峒”和“峒同僚”。以后逐渐演变为畲、瑶、黎等少数民族。据史书记载：汉末设立县治时，福建人口不足万户（超过万户方可设郡），故只设立了治县，属会稽郡管辖。可见当时闽中人口并不多，莆田境内人口也很少。
三国时期，闽中为东吴政权所管辖。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孙昊军队连续5次入侵闽中，攻城掠地，占领了原东越国所有地盘。这场战争历时60年，大批东吴官兵、士人和家眷先后入闽，导致闽中人口大增。据《福建商业志》记载：“三国时期，东吴善水战，重造船与江海航运。三国吴黄龙二年（230年），吴权遣将士万人，浮海求夷（台湾）洲及亶州（小吕宋），‘亶州’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东冶）人海行，亦有遭风者漂流亶州者。福建已有海外交通贸易了”。①据莆田县志记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大将军卫温、诸葛等，率领万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亶州”。卫温船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在夷洲南部登陆，返航时遇飓风，船只漂泊至湄洲湾避风，后官兵定居莆田沿海一带，取名为“东吴”（现秀屿区东吴村）。这些官兵带来了东吴的造船技术，开拓湾域，发展渔业，开展对台贸易，促进了莆田经济社会的发展。
晋永安三年（260年），析侯官县部分域地，设置东安县，隶属建安郡管辖。县治设在今福建南安丰州镇，辖今泉州、厦门、莆田和漳州部分地区。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改东安县为晋安县，莆田属晋安县管辖。当时孙吴政权已经巩固了江东，开始向南扩张势力，着手经营闽中。加上中原连年战乱，闽中局势相对稳定，一些外省商人、道士、饥民、逃犯相继迁徙闽中，形成了外省人入闽的第一次高潮。人口的增长，经济的交流，客观上促进了闽中经济的复苏，地处福建中部的莆田，由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地理条件优越，自然成为中原人士和外省人理想的定居地。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期，“莆田人口多从中原迁来，其姓氏多来自中原，莆田原住民闽越族人，受汉族文化影响，也逐渐汉化，使用汉字，改用汉姓”。②随着莆田境内人口的逐渐增多，开始出现多元人口结构和多元文化，客观上推动了境内经济社会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等衣冠士族相继入莆，带来了中原汉人崇尚儒学的习俗，境内儒雅之风渐起，百姓参政意识逐渐增强，士人贵族要求置县的呼声日益高涨。
陈大光二年（公元568年），境内建立了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莆田县，掀开了莆田历史新的一页。
从莆田历史发展进程看，魏晋时期是莆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境内人口剧增，大量垦荒种植，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开始提高，不但有了剩余产品，而且出现了早期的物物交换。与此同时，莆田境内河海资源得到了初步开发，特别是东吴政权统治期间，官府重视舟船制造业，促进了莆田造船业的发展，为境内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莆田地方文化也出现了跨越发展。东吴军队多次入侵，外籍人大量迁徙入境，各种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沿袭几千年的莆田土著文化出现了分化，并日渐被边缘化。到了三国时期，莆田境内出现了“蛮獠”文化、“疍”文化和“汉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了“在山为畲”（居住在山区的畲族）、“在水为疍”（以船为家的渔民）、“平地为汉”（在平原居住的汉人）等不同族群的文化格局。到了东晋时期，汉文化在莆田境内迅速发展，土著文化日渐衰退。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奴役人们的思想意识，积极推广佛教信仰和道教文化，境内宗教文化盛行，成为莆田地方文化的主流。特别是东晋时期，莆田境内僧尼队伍庞大，寺庙众多，佛教、道教流行，加上统治阶级的强化作用，使得以儒学、宗教为主要内容的汉文化逐渐取代了地方土著文化，成为莆田地方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格局的变化对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催生了莆田百姓的商品意识，为莆商队伍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四、古代莆田境内人口发展概况及其特点
一个地方的人口发展与交流，与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口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首先必须搞清楚该地区的人口发展脉络，因为人口发展贯穿了一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莆商发展历史，同样离不开对地方人口发展脉络的研究。所以，本节着重介绍唐之前莆田境内人口发展与交流的基本情况，以帮助读者了解莆商队伍结构及其特点。
（一）秦汉时期莆田境内人口发展与交流
据史书记载：“古代福建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初期，繁衍、生息在福建境域的人口，主要是古越族中的闽越族。闽越族人身材矮小，面短，眼圆大，双眼皮。他们崇拜蛇，以蛇为氏族图腾，有‘断发纹身’的风俗，过着‘饭稻羹鱼’生活。他们栖息于东南沿海，是早期开发闽地的主要人口”。①秦之前，莆田境内人口成份主要是畲族，姓氏以雷、蓝、盘三姓为主。
进入秦代之后，中原战乱频繁，烽火不断，而闽中地处偏僻，社会相对稳定，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陆续迁徙闽中。据史书记载：“秦汉以后，中原战争频繁，烽火不断，而相对稳定的闽地吸引着中原汉人的源源入境。莆仙虽为东南滨海一隅，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环境，亦为他们首选地之一。早在汉代就有胡、陈、何、方、黄等姓人口入莆”。②相传元狩年间（公元前122—117年），临川（今江西省）何氏九兄弟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入莆，定居于仙游钟山九鲤湖，并在九鲤湖畔隐居炼丹。丹成之日，九条鲤鱼跃出湖面，九兄弟跨上鲤鱼，升天成仙。尽管这些只是民间传说，但有关何氏九兄弟的足迹，诸如“枫亭”、“鲤城”、“仙水”、“何岭”、“九鲤湖”等地名的由来和（宋）《仙溪志》中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何氏九兄弟成仙之说不敢苟同，但何氏足迹的流传和相关地名的传承，绝不可能无缘无故，至少可以说当时已有外省人迁徙莆田。
古代莆田境内大规模的人口交流发生在汉武帝执政期间。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0年），汉将朱买臣挥师入闽，与东越国军队在莆田境内激战，事后有不少东越人和汉人滞留境内。《宋书·州郡志》也有记载：“建安太守本闽越，汉武帝世，东越反，徙其民于江淮，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自立为治县”。③当时滞留莆田境内的东越人和汉人均为男性，与当地畲女通婚后，经过若干年的融合，无论是语音语调，还是生活习惯，均被土著人所同化。此后，莆田境内增加了刘、驺、骆等姓氏，其中“刘”姓不是中原的“刘”，而是越人滞留境内后改姓而来，加上原有的畲、瑶、黎等姓氏，史书通常将上述6种姓氏俗称为莆田原住民（土著人），这是史料最早记载的莆田人口交流与发展情况。进入汉代之后，莆田境内又增加了多个姓氏，据《莆田市姓氏志》记载：“在汉代就胡、陈、何、黄等姓人口入莆”。①《福建商业志》中也记载：“2000多年前，汉人入度（仙游度尾），安营扎寨，开山造田，使度尾迅速繁荣起来”。②可见早在西汉时期，闽越人和汉人已经开始迁徙莆田，并在境内垦荒种植，开发农业。
（二）魏晋时期莆田境内人口发展与交流
从史书记载分析，古代莆田境内人口发展大多与战争有关。自东越王率兵入闽，此后的每一次战争都使闽中人口大幅增长。如建安元年（公元195年），孙吴南下攻打会稽（今浙江绍兴）时，会稽太守王朗不敌，从海路败退侯官（今福州），侯官长商升起兵支援，与东昊政权对抗。孙策先后派永宁长（今永嘉）韩晏、贺齐等人攻打侯官。王朗、商升战败，孙策军队占领了侯官，统治闽中。由于王朗、孙策的军队大量涌入福建，闽中人口迅速增长，原人口不足万户的侯官县，顿时人口倍增，成为继汉代之后的闽中第一次人口大增长。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闽北发生叛乱，东吴派大将军贺齐率部攻打闽北各县。战争结束后，贺齐将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往建安（今建瓯）。同时，为了加强对闽中各县的统治，贺齐“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贺）齐节度”。③闽中各县瞬间增加了5000名东吴将士，加上一些将领携带家属入闽，使闽中各县人口大增，其中有不少东吴将士定居莆田。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确立了对闽中的统治地位，有不少将士和朝廷命官携带家眷入闽定居，还有不少东吴将士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客观上也促进了闽中人口的增长。这些东吴人开始大多定居闽北、闽东一带。尔后，陆续迁入莆田，促进了境内人口的发展。
西晋时期，中原战乱，大批汉人迁徙入闽，滞留莆田境内。据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莆田境内发现太康八年（287年）制作的砖瓦。“近人林翰家田尾，甚近西岩，筑山与楼，亦掘有晋太康砖”。④新中国成立后，莆田境内出土了不少太康砖。根据专家分析，只有南迁汉人才会烧砖建房，莆田当地人没有制砖工艺和烤砖建房的习俗，说明太康年间已有汉人迁徙莆田定居。《莆田市姓氏志》也记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其中入莆的有陈、林、郑、张、钟等姓”。如“光洲固始人陈润，避乱入闽”，其后裔陈迈移居莆田。⑤东晋时期，移居莆田的外省人日渐增多，增加了林、黄、陈、郑、詹、邱、胡、何等姓氏。如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晋安郡王林禄四世孙林格，率子侄入莆定居，后裔为莆田九牧，成为莆田林氏始祖。晋太元年间，中原氏族林群，从温州入莆，据黄仲昭撰写的《拙庵林君墓志铭》记载：“林氏之先，居下邳梓桐县。晋黄门待太郎禄，从元帝渡江为晋安太守，因家侯官。马市至瀛洲剌史玄泰，始居莆之螺村；其孙披，徙居陈渚（现澄渚）”。⑥特别是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等部在浙江起义后，率部从永嘉攻入晋安，在闽活动了3年之久。起义失败后，孙恩、卢循的部队散落在福建沿海各地，闽中人口再次增长。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今种类尚繁”。⑦晋朝是莆田境内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东晋起，莆田境内人口日渐增多，朝廷便在莆田设置官治机构，由林群任大中正，官治设在今城南郭东坡。但莆田建县之前的人口交流情况史书记载甚少，汉人入莆的具体时间、人数和居住点等，现在很难考证。不过诸如余善部溃散莆田、朱买臣率兵入闽、王朗起义军在闽活动，以及《太平御览》中记载的人口迁徙情况，大体上可以看出汉人南迁大多与战争有关。可见，汉人南迁高潮始于东晋时期，如《太平御览》所记载：“泉州清源郡，秦汉土地，与长乐同。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①
（三）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莆田境内人口发展与交流
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历时170年，是汉人南迁的又一高峰期。侯景之乱时，出现了大规模的汉人南迁热。据《陈书·世祖纪》记载：天嘉六年（公元565年）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②当时汉人大量迁徙闽中，不少人被当地贵族掠为奴婢，引起朝廷的关注。
隋开皇年间，江南各地豪强拥兵自立，割据一方，文帝诏令杨素为行军总管，举兵征伐越州豪强高智慧。高部败退闽中，投靠割据泉州的大都督王国庆。随后，杨素奉命率兵入闽征伐，先扫荡高智慧部，后击溃了王国庆部，迅速平定了越、闽两地的豪强暴乱。高、王两部战败投降后，将士就地安置，闽中人口再次大增。同时，杨素军队驻闽期间又带来了不少家眷，促进了闽中人口的发展。还有唐总章二年（669年），陈政、陈元父子入闽征剿漳、泉“蛮獠”暴动，不少中原人士移居莆田。特别是唐末的王潮、王审知率兵入闽和黄巢起义军入境，中原百姓大量跟随迁徙，莆田境内的姓氏增多到58姓，其中“直接或间接入莆的有吴、黄、李、蔡、刘、傅、杨、周、欧、宋、蒋、阮、詹、庄、严、孔、卓、潘、马、茅、池、柳、杨、许、徐、郭、戴、余、凌、汤、韩、高、连、罗、康、廖、赖、金、章、柯、翁等40多个姓氏”。③还有唐末光启元年（885年），王绪率数万军队入闽，分别在福建各地落户，其中有不少人在莆田境内定居。
除了战争引发的人口增长外，还有不少官员离任后定居莆田境内。据史书记载：莆田“县境依山濒海，故水陆之产，足于他邦。五谷之种，随所宜树，六牲之物，随所宜畜”。④由于境内气候温和，谷物充足，不少官员离任后在莆定居。如莆田“郑氏为东晋时泉州太守郑昭过莆，留葬其祖茔于南湖（今城厢南山广化寺），梁朝其裔孙露、庄、淑三兄弟由今永泰来，筑屋居先茔侧”。⑤又如“王逄任闽国殿中监，其后代子孙定居仙游”。⑥唐初也有不少朝廷命官定居莆田。如唐开元年间（713—741），“广西桂州剌史黄岸从南越乘船经过闽海海域时，遇风泊至福唐山（今国欢镇黄巷）‘见延福山水之胜’于是决定从侯官（今福州）迁徙‘涵头’，成为黄姓入莆之始祖”。⑦唐光化年间，河南人梁选出任南安县令，后从泉州迁莆，家族聚居梧塘漏头。唐宝历年间任莆田县令的山东曲阜人孙仲良、元和年间的进士任建阳、丞严州遂安人宋世唐等官员，离任或病故后，其家属子女都选择在莆田落户。还有“中原人朱玑，咸通进士授古田令，徙居莆田，子孙因家焉”。①宋《仙溪志》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官员离任后定居仙游的史料。如“杨在尧，其先自华阴入闽，居仙游。登唐天祐二年（905年）进士”。②官员离任后定居莆田，对境内人口增长和人口素质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末，有大批中原汉人迁徙入莆，并与当地人通婚，和谐共处，促进了境内人口的增长。据《游洋志》记载：“游洋自五代先，然犹蛇踪豕迹，未隶中原文献之风。天命入唐则胡马去不嘶，乃称次第归华哉，始有大姓占居其地。迨王氏自光州固始入闽，而一时仕宗宦族率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③涵江《瓢湖村史》也记载：“唐五代光州固始人南来僻地，卜居瓢湖，有陈姓居湖山西部井后顶，胡姓、易姓居湖山东部后洋山和下畲山，人口不多，居民靠开荒垦田生活，其中陈姓人口较多，且有文化，是开发兴村的创始人，瓢湖村得以扬名”。④但由于历史原因，唐之前莆仙两县有关人口发展的史料记载甚少，也没有具体的人口统计数据，最早的人口统计是唐天宝年间（公元710—752年），清源郡共有户数23806，人口160295（含泉州及金门、厦门、莆田、仙游等县）。据此推算，当时莆田境内人口约在5万左右。
从中唐代开始，莆仙两县开始有人口统计数字。如唐建中年间（780—783）莆仙两县共有9000多户，人口约6万多。“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兴化军有居民总户数63157户，人口148647人。据《福建通志》载：宋绍熙年间，兴化军总户数72363户，总人口171784人。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兴化府人口共159434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兴化府人口为103348人。
清道光九年（1829年），兴化府户数增至109089户，人口总数562172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兴化府共有人口685069人。民国29年（1940年），莆仙两县人口达100.36万人，第一次突破了百万大关。1949年末，莆仙两县人口数为102.5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有98.02万人，占总人口的95.6⑤至2011年底，莆田市共有33个民族，528个姓氏，居民316.5万人。
（四）唐以前莆田境内人口结构及其特点
唐以前，莆田境内人口交流与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秦以前，是否有外省人入莆目前没有史料记载。汉魏时期迁徙莆田境内的人口成分比较单纯，主要是军人。晋代至南北朝期间，来莆田定居的人除军人之外，还有士人、道士、和尚和避乱的百姓。进入隋唐之后，移居莆田的人口成分日渐复杂，有衣冠望族、地主豪强、部曲武装，也有佃农、商人、奴婢和游民，还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离任官员和儒家学者等，甚至还有逃犯、刑徒和充军流放人员。纵观莆田人口发展历史，南迁莆田的外地人口成分大约有以下几种：1.军人和随军家属是早期入莆外来人口的主体。古代莆田境内人口发展的最大动力是战争，其中东越王余善军队和朱买臣汉军，是史料记载最早入莆的军人。东吴统治闽中期间，既形成福建人口增长的第一次高潮，也是莆田人口发展的重要阶段。东晋末年，浙江豪强孙恩、卢循的起义部队在闽投降，给莆田增加了不少人口。陈朝时期，陈宝应兵败蒲口，也有官兵滞留莆田。进入唐代之后，朝廷为了加强对闽中的统治，多次派兵入闽，不少将士滞留闽中，定居莆仙两县，境内人口大增。如唐总章二年（公元699年），闽广之交，“蛮啸聚”，唐高宗李治命玉钤卫左郎将陈敏为岭南行军总管，统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入闽，“戌闽居枫”（今仙游县枫亭镇）。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闽南叛乱，朝廷派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部入闽平暴。“当时，陈政带着13岁儿子陈元光入闽，将家眷安置在枫亭陈庐园（今学士街）”。①战乱平息之后，陈氏父子在闽主政，其军队滞留闽中，不少人移居莆田、仙游境内。据宋《仙溪志》载：“敕灵著王墓，在县4里赤湖陈墓，至今尚存”。②据詹氏族谱记载：詹敦仁随军入闽后在莆定居，成为境内詹氏始祖。《枫亭志》也记载官兵定居枫亭的情况，如唐咸通元年，随王审知入闽的“蔡用元、蔡用明兄弟迁入赤蕉溪（今东宅赤岭）定居，为东宅蔡氏始祖”。唐乾符六年（879年），“黄巢义军南下，驻兵枫亭”。③枫亭的“薛氏，古河东人。宋初，有廷辉者，为百丈镇将”，“自中皆世居焉”。④另外，莆田境内的董、谢、陈、罗等姓氏，都是随王审知入闽的军人及其家属。在外来人口中，军队入境后滞留莆田定居的最多，如唐光启元年（885年），“王绪、王潮率5000人马南下漳洲，随军南下的中原姓氏王、蔡、钟等官兵在枫亭定居”。⑤所以，战争是促进古代莆田人口交流与发展的直接原因，军人是早期莆田外来人口的主体。
2.躲避战乱的贵族、地主、部曲、佃农、商人和奴婢等是莆田外来人口的重要部分。从秦汉开始，中原连年战乱，烽火不息，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一些衣冠士族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陆续向南迁徙。这些移民中大多数是整个家庭迁徙，一些贵族、地主、部曲甚至带领家丁、佃户、奴婢和佣人等一道南迁。中原一些地主、富户和大姓贵族等，也有整个家族迁徙入闽，甚至携带武装人员南迁。特别是汉末淮南王叛乱时，中原贵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迁徙，其中有不少人选择在莆田定居。三国时期，中原连年战乱，大批中原贵族举家南迁。据《兴化府志》记载：晋永嘉动乱时，北方贵族迁居莆田境内的有林、陈、方、黄、宋、刘、王、郑、李等姓。“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安禄山之乱，中原兵灾范围很大，许多百姓纷纷避祸入闽，在莆定居”。⑥据《游洋志》记载“林氏，唐端州刺史苇之后。苇五孙世孙名慕舜，咸通中进士，尉永春，自澄渚三山来居马洋。继又折一派居於广业清源东里之下林”。⑦还有莆田“陈氏，古时颖川人。唐五代时，他的祖先从光州固始南来避祸。屡次迁移，进入深山中，最终选择在福兴里谷目定居”。⑧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后，中原战火纷飞，百姓纷纷逃难。随后，又出现了五代十国大分裂，大批汉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方迁徙，不少人定居莆田仙游。特别是南宋时期，“中原烽火不断，而居于东南沿海的八闽，远离兵燹，仍然偏安......‘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簪缨世胄，举族南迁”。⑨所以说，躲避战乱的贵族和百姓是莆田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3.官宦、名儒、僧尼及道士等也是莆田外来人口的重要一族。在古代莆田人口发展史中，士人、官宦和僧尼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人口队伍。如西晋大理寺评事柯宝自晋江迁至莆田武盛里西山（今柯山）定居，后裔散居梧塘、沁后、白沙等地。南北朝时，名儒郑露三兄弟避乱移居莆田，并在莆仙两县创办学堂，拉开了莆田教育发展的历史序幕。唐开德二年（公元619年），陈迈任莆田县令，后在莆田剌桐巷定居，成为莆田陈氏始祖。唐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修筑延寿陂的员外朗吴兴，其先祖也是唐初迁徙莆田定居的贵族。唐咸通（公元860年），蔡王李尉的十八孙李丹任莆田县令，离任后选择莆田定居。中唐名将（今陕西华县人）郭子仪之后裔，由河南光州固始移居仙游定居，后迁往涵江聚族而居。唐昭宗初年，防御使杨盈随王潮入闽后，初居福唐（今永泰），后迁杨山（今莆田笏石杨林）定居，为杨姓始祖。还有唐校书郎余稿携眷属隐于莆田壶山翠峰下，子孙聚居东埔、度尾、东华等地。此外，还有一些中原百姓通过在闽任职官员的搭桥引荐，举家南迁，定居莆仙境内。如唐乾宁四年（897年），光州固始人（今河南省固始县）王审知在闽主政时，动员了大批河南固始百姓移居入闽，其中有不少人移居莆田，有史可查的就有黄、李、唐、陈、方、宋、韩、董、谢、蔡、肖、丁等姓氏。还有安史之乱时，中原文学名人徐伯彦到莆田避乱，后定居莆田，其后裔徐演成为后唐的著名诗人。还有宋《仙溪志》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官员迁徙仙游定居的情况：如“李庭芝，上世唐神尧皇帝七世孙尚芬，居于福建，天宝之难，敕于福建路召募宗室，尚芬率子弟战胜，以功为奉天定难功臣。汉乾佑间，迁居于仙游之汾阳......”①进入宋代之后，迁徙莆田的官宦日渐增多，如“开宝间，漳泉节度使留从效及其儿子留居道，出判莆田镇，因爱赤湖山水之胜，遂卜居焉”。②又如：宋宰相王溥的后裔王佑，迁徙莆田部溪（县东门外五里，俗称溪船头）。还有南宋丞相陆秀夫入闽后，取仙游枫亭蔡曰忠之女蔡荔娘为妻，其子陆剑定居莆田，繁衍了陆姓后裔。另外，“王氏赵子乙妻，本瞧阳人。年三十守志孀居，靖康之难，王以垩土自毁，扶姑携幼稚，避地而南......徙居于莆终焉”。③特别是南北朝和唐代，朝廷极力推崇佛教和道教，给予僧尼道士很高的待遇，导致僧尼队伍迅速扩大，莆田境内的永和尼院、林泉院、金仙庵、龙华寺、龟山寺等寺庙，僧尼众多，约有2万余人，有些僧尼甚至开山种茶，具有僧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官宦、名儒、僧尼、道士等，也是古代莆田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4.逃户、罪犯、充军和流放者也是莆田外来人口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统治，除了实行苛捐杂税外，还有徭役、兵役及各种赋税。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有的啸聚山林，成为绿林好汉，而相当一部分人则举家出走，成为逃户，迁徙到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定居。
莆田地处偏僻，自古就有“山高皇帝远”之说，既然是皇帝鞭长莫及之处，自然是逃户、罪犯的理想家园。同时，莆田地处东海之滨，古代乃是荒蛮之地，也是官府流放罪犯的地方，有不少罪犯流放闽中，也有官员、将士因各种原因被充军、流放闽中，这些犯人大多数定居莆田，客观上也促进了境内人口的增长。
古代莆田境内人口成分复杂，形成了多元人口结构。但从古代莆田人口迁徙情况和人员结构分析，东晋之前是以土著人、闽越人为主。东晋之后，汉人逐渐增多，并迅速发展为莆田人口的主体，闽越人和土著人逐渐被汉化。而从人口发展和外省人迁徙入莆的途径和方式看，显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人口迁徙呈递进式。由于古代福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加上各地货币不统一，家庭财产搬迁困难，汉人南迁的规模和速度受诸多条件制约，贵族、地主和部曲等家族移民，一步到位比较少，大多采取递进式迁徙办法。如北方汉入一般先移居黄河以南，中原汉人先移居长江以南，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汉人一般先移居到南京、镇江、常州、江阴、无锡、杭州、上海等地。而浙江东南部和江西东部的百姓则直接向闽中移居。整个移民方式呈波浪式推进趋势，即先从北方向中原迁徙，再向南方逐渐移居，最终到达闽中，尔后又向海外移民。莆田境内大多数汉人南迁不是一步到位，如莆阳蔡氏，早期从河南上蔡县移居江西宜丰，又从江西宜丰移居浙江钱塘，再从浙江钱塘移居闽南，最后从漳州移居莆田。入莆时只有蔡远用一个人，现在莆田蔡氏人口已发展到10万多人。据史书记载：“中原汉人入莆后，部分住民又外徙或居住一段后再外徙。莆仙历史上被称为河洛移民中转站。自唐代始就有陈、林、李、孙等姓外徙，以后各个时期均有，外徙客居浙江、江西、广东、海南等省”。①当然，也有不少汉人从中原直接迁徙闽中，如唐末王审知在闽国主政时，就有不少固始百姓直接从河南移居闽中各地。
二是入莆汉人以少批量、渐进式迁徙方式为主。除了战争期间有大批军队入境外，一般移民都是少批量或零星迁徙。从莆田方言发展历史看，从古到今发音方式变化并不大，方言特点非常明显。尽管现在莆田境内绝大多数居民是汉人，但这些汉人都讲一口地道的“莆仙话”，几乎没有中原汉人和闽越人的口音。这种“莆仙话”实际上就是莆田土著人的原始方言，而移居莆田的汉人如此之多，约占境内人口85％以上，中原文化也占居莆田文化的核心地位，而中原语系却始终没能改变莆田方言。究其原因就是外来移民不是大批量入莆，即少数汉人入莆后迅速被当地居民所同化，无法保留自己的语言，这些被同化的汉人又加强了同化下一批入莆汉人的力量。周而复始，莆仙方言就传承下来。而兴化人移居闽南和广东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很快被当地语言所同化，如定居闽南的兴化人讲闽南话，定居广东的兴化人又满口客家话，其后代根本不会讲莆仙话，这也是“一种语言说一种话”的由来。
总之，从古代莆田人口结构看，主要是以中原汉人为主，闽越人为辅，畲族等少数民族为补充的多民族人口结构，这也是莆田古代多元文化形成的基础。这种多民族的人口结构和多元文化，对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中原汉人崇尚儒学和读书仕进的风气，使穷乡僻壤的莆田逐渐演变为“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赢来了“进士之乡”的美誉。而东越国人“机巧剽轻，资货产利”的善贾习俗，造就了“无兴不成镇”的盛誉和“中国犹太人”之美称。莆田土著人勤劳俭朴、忠厚诚信的品格，在商海中具有更高的成功几率，成为莆商队伍的特质。
五、唐之前莆田农业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
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农业是历代统治者的立国之本，从而逐渐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思想。而农业发展水平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重要尺度，了解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概况，基本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隋唐之前，莆田地处偏僻、人烟稀少，“限于高山，人山事所绝，车道路不通”，经济十分落后。②加上莆田置县较晚，唐以前境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史料记载甚少，现在很难全面、客观、系统地还原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只能根据古遗址考察、古文物研究、旧县志、兴化府志和相关历史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力求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古代莆田农业经济发展脉络。
（一）秦汉时期莆田农业经济相对滞后
秦之前，莆田属楚越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能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故在东晋之前，境内长期没能设置地方行政机构。秦统一中国后，莆田并入秦版图，因属于贫困之地，没有设置行政机构。西汉时期，海水漫到九华山下，深山老林之中的原住民生存条件很差，“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
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①深林丛莽，人烟稀少，“非有城郭邑里”。②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剩余产品可供朝贡，就失去了设立行政机构的意义，客观上也影响了境内农业发展。据《史记》记载：秦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偷生，无积聚而多贫”。③秦汉时期，莆田属楚越国管辖，农业经济极其落后，与史书记载大体相似。
刘邦统治中原之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士兵复员，免除若于年徭役，并对战争期间逃亡回家的将士进行特赦，恢复其原有田宅，将因饥饿卖身为奴的奴隶释放为平民，社会劳动力剧增，中国农业发展速度加快。同时，汉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实施“十五税一”的轻田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汉文帝执政后，多次下召释奴和禁止残害奴婢，减轻赋税，实行“三十税一”田赋，闽中农业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农产品出现了剩余，易货贸易逐渐兴起。汉景帝执政期间，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若干员，并经常给予赏赐，以鼓励农业生产。所以说，汉代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积极政策，对闽中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莆田地处偏僻，汉代鼓励农桑政策对莆田农业发展影响并不大，境内农业经济比闽北、闽东地区落后了好几百年。
莆田境内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目前还很难确定。但从现有史料分析，西汉时期，闽中的畲族“只望青山，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农耕方式极其落后。在山上穴居的莆田土著人，每年春季放火烧山，以草木烧作肥料，粗放种植，靠天吃饭。这种火烧林山田，古称“畲田”、“火田”或“火耕田”，火耕水耨的农耕方式，史称“畲种”或“烧畲”，这也是“畲民”、“畲族”的由来。范大成在《石湖集》中对“畲田”、“畲种”进行了描述：“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籍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④宋代著名莆籍诗人刘克庄在《后村先生大全集》中记载：“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⑤这说明当时莆田境内农耕方式极其落后，统治阶级对刀耕火种的“畲民”颇有照顾，既不征赋，也不朝贡。虽然“畲民不役”和“畲田不税”政策减轻了莆田百姓的经济负担，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缺乏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客观上削弱了发展农业的动力。
（二）魏晋时期莆田封建农耕开始发展
永嘉动乱时，中原战火纷飞，北方衣冠士族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大批南迁，莆田境内外来人口不断增多。中原移民入莆后，既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又为莆田农业开发提供了新劳动力。据史书记载：“中原汉人入莆后，部分定居于境内，与当地人结合，和谐共生。他们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被当地吸纳，引发莆仙地域的开发，开启了文化教育，汉化了当地的民俗风情”。①特别是东吴政权统治闽中期间，实行轻徭薄赋、鼓励农桑政策，莆田境内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开始向封建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一方面，北方移民入莆后，为了生计四处垦辟荒地，这种因人类生存需要所引发的改造自然举动，虽然是无意识的生产活动，却汇成了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据史料记载：魏晋时期有多批汉人迁徙木兰溪流域，他们为了生存，在山间盆地垦荒种植，发展农业。特别是在水稻栽培、绿肥使用、牛耕和农业技术革新等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东晋时期统治者为了增加赋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农耕的政策措施。如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积极推广水稻、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种植，原来一年一熟的水稻种植发展到一年双熟，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促进了莆田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迁徙木兰溪流域的中原汉人，将北方种植的麦、豆、菽等耐旱耐寒农作物移植莆田，使境内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所以，经过魏晋时期的农业开发，莆田境内农耕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雏形。
（三）南北朝与隋朝时期莆田境内农业开发
南北朝是莆田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南朝时期，中原地方豪强势力不断膨胀，僧尼力量迅猛扩张，引发了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北方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农业生产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内迁。而闽中政局相对稳定，农业开始快速发展，并赶上了北方。特别是“三长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土地政策，使每个农民都能得到一定的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统治者实行“劝课农桑，奖励耕织”、鼓励农民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新品种等新政策，对闽中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朝廷实施“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户口制度。地方官府全面清查人口，重新登记，原来瞒报、漏报的人口，重新造册，这对长期逃税偷税的百姓来说，无疑增加了生存压力，而这种外在压力又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客观上也推动了莆田农业经济的发展。
隋朝时期，隋炀帝大军经过台湾海峡时，偶然间发现了瀛洲（今台湾）。为了征服瀛洲，隋炀帝三次派兵入台，并在兴化沿海招募了不少渔民、贫民前往台湾。同时，又有不少中原官兵和台湾百姓滞留莆田沿海，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农耕技术和农作物新品种，促进了莆田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隋朝末年，中原连年战乱，大批汉人为了躲避战争，陆续向南迁徙，导致福建人口大增。而位居福建中部的莆田，外来移民逐渐增多，劳动力快速增长，为莆田农业的大规模开发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特别是进入隋朝之后，莆田的地理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冲刷，沿海的盐碱地开始淡化，可种植多种农作物，山区腹地林竹茂盛，郁郁葱葱，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可资利用。山区的“畲田”经过长期的改造，已成为旱涝保收的梯田。尤其是劳动工具的改进、农业品种的改良和农耕技术的进步，为莆田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莆田境内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优势也开始凸显出来，并将周边地区的移民陆续吸引过来，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日渐淘汰，封建生产方式开始占主导地位，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产品出现了多样化，物物交换日渐频繁，商业经济呼之欲出。
（四）唐以前莆田农业发展特点
古代莆田农业发展进程与全国一样，经历了原始农耕到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秦汉时期，莆田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阶段，农村经济极其落后。进入魏晋之后，莆田农业开始向封建生产方式过渡。从南北朝开始，莆田境内已经建立了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农耕技术出现了重大进步。从莆田农业开发时间上看，农业经济发展要比闽北、闽东等地区滞后了几百年。
但从隋朝开始，莆田进入了封建农业大开发的历史阶段，并呈现出后来者居上态势。
1.隋之前莆田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西晋之前，莆田农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闽中其他地区。
从秦汉到魏晋的几百年中，莆田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火耕水耨和泛海捕捞的原始生产方式能够维持境内人口的简单再生产，客观上削弱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加上莆田社会转型滞后、冶炼技术发展缓慢、铁农具使用受阻，农耕技术落后，诸多因素共同制约着莆田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西晋之前，莆田与闽中其他地区相比，农业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是人口稀少和农耕技术落后。据史书记载：古代移民入闽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从闽北山区入闽，然后顺闽江而下，逐步向闽中各地发展；二是从江浙一带泛海而至，先到闽东或福州地区，然后向莆田、泉州和闽南地区发展。从福建人口迁徙与发展的轨迹看，汉人入闽先要经过闽北、闽东或闽中之后，才逐步向木兰溪流域迁徙。加上古代莆田境内交通不便，农业开发缓慢，农耕技术推广不快，导致莆田农业经济长期滞后。从福建农业大开发的历史进程分析，闽北是在孙吴时期，闽江中下游是从魏朝起，而木兰溪流域的农业开发却拖到东晋时期才开始，比闽北地区落后了500多年。
2.古代莆田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也十分缓慢。秦汉时期，莆田先民还是“畲田”、“畲种”，这耕种方式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差不多。东汉之前，莆田境内铁农具极少，农耕技术十分落后。
魏晋时期，朝廷之所以实行“畲田不役”政策，与当地农业落后不无关系。西晋时期，莆田境内的“畲田”、“畲种”仍占主导地位，农业仍然是粗放性耕种，粮食产量极不稳定，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很差，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一旦遇到洪涝灾害，粮食就减收，甚至绝收，百姓生活没有保障。莆田之所以拖到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才置县，而置县后又两度被撤销，其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经济落后，百姓交不起赋税，置县就失去了意义。
3.农村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东晋之前，莆田境内存在着原始农耕和封建农业两种生产方式。山区普遍存在“畲田”、“畲种”，农耕极其落后。而在平原和沿海地区，汉人的生产工具和种植技术又比较先进。这种原始农耕与封建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在莆田延续了300多年。农村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不但对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而且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贫富不均，加剧了社会矛盾。
4.从南北朝起，莆田农业经济呈现出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态势。莆田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丰富，土地肥沃，温差较小，适宜多种亚热带植物生长和动物栖息。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莆田农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从东晋开始，福建农业开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莆田百姓披荆斩棘、荜路褴褛，经过200多年的努力，终于将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县开发成为经济发达的“望县”。正如《仙溪志》所记载：“五谷之种，随所宜树；六牲之物，随所宜畜”。①“枕山带海，田三山之一，......旱则资舟，水则资车”。②特别是境内丰富的水利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为唐代莆田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从秦到隋，莆田境内人口发展缓慢，农耕落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但莆田境内具有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一旦建立起封建生产方式，立即呈现出后发优势。特别是从隋朝开始，莆田农业发展速度加速，商业活动逐渐增多，偶尔也有对外贸易活动，这些都为唐代莆田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附注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2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3页。
①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②林国梁主编：《福建兴化文献》，台北莆仙同乡会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③《莆田诗咏》，福建人民《莆田诗咏》，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39页。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①（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页。
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9。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⑤朱维斡著：《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⑥《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⑦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转载黄仲昭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转载黄仲昭《复延寿陂长生港水利记》），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⑧韩愈著：《欧阳生哀辞》，《莆田县简志》转载：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①郭沫若著：《途次莆田》载《莆田咏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①（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②《莆田市志》序二，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
①朱维斡著：《莆田县简》，方版社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转载关心佛《莆田地理的演进》），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①（清）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四·祥异。
①（明）周华著：《游洋志》卷八。（明） 周华著：《游洋志（明） 周华著：《游洋志》 卷八。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明） 周瑛、 黄仲昭著：《兴化府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294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莆田县志》， 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6页。
②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①谢如明著：《莆田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②金文享著：《莆田史话》，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①金文享著：《莆田史话》，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6页。
②《莆田诗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①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②《莆田咏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③《莆田县志稿》，莆田县地方志办公室，1966年编。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6页。
①《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6页。
①《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③《史志》卷114《东越列传》。
①《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③《三国志》，卷60，《贺齐传》。
④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⑤《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⑥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⑦《太平寰宇记》卷，第102条《泉州风俗》。
①《太平御览》卷170，引自《十道志》。
②《陈书·世祖纪》。
③《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④（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⑤《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7页。
⑥《十国春秋》卷95，《闽六》。
⑦《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①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118页。
②（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③《游洋志》，卷之三，大姓志。
④《涵江文史》第12集，第90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①《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③《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④《游洋志》，卷之三，《大姓志》。
⑤《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⑥陈光荣编著：《寻要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⑦《游洋志》卷之三，大姓氏。
⑧《游洋志》卷之三，大姓氏。
⑨《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①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②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③（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4页。
①《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②《汉书》卷64（上），《严助列传》。
①《汉书》卷64（上），《严助列传》。
②《汉书》卷64（上），《严助列传》。
③《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④范大成：《石湖集》卷十六，《劳畲耕诗序》。
⑤（宋）刘克庄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三。
①《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①（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②（明）周英、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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