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陈伯达，（1904～1989年）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出生于一个贫寒农家，原名声训，又名健相，字尚友，洛阳镇梅岭村人。父陈其潜，塾师；母曾玛官，善针黹。兄妹三人，伯达居中。 伯达年幼时随父入塾馆读书，8岁时父殁，后转学至梅山小学。15岁考进集美学校师范部。17岁毕业后回家乡当小学教师。18岁到厦门教书，兼任5所小学的功课，又入同文书院学习英语。19岁开始写些新诗文，经常给《厦声报》投稿，初露他的激进思想和文学才华。20岁时与人合办《厦门通俗教育》（半月刊）。在这期间，他结识中共党员张觉觉，经张推荐，当上《厦声报》驻沪记者。在上海时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学生运动，逐步受到马列主义理论的熏陶。 民国14年（1925年）3月，伯达由上海回到厦门，经永春籍同学黄振家的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不久，上海“五卅”运动发生，他撰写《中国的言论界》一文，针砭当时为帝国主义张目的上海言论界。是年秋天，经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吴康的介绍，他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且以诗作求教拜访学院院长郁达夫。 民国15年暑假，伯达经张觉觉介绍结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得到张贞赏识，被聘为诏安军官学校教员、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 北伐军克复福州后，张贞推荐陈伯达兼任何应钦在福州创办的“军事干部学校”的政治教官。其间，他离开张贞部队，又协助中共党员陈少微创办的《福建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 民国16年初，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来福州组织工人纠察队，陈少微引见陈伯达，即被授任为工人纠察队顾问。3月下旬，张贞收到南京密电，要他就地处决陈伯达，张贞立即秘密通知陈伯达，并奉赠路费，派军官林学渊护送他逃离福州，潜往厦门。未几，追捕随至，他只好转往上海。 在上海，陈伯达与张觉觉、陈少微取得联系。4月下旬经张、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奉命向武汉转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7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为策反张贞，组织派陈伯达和陈文总结伴前往行使密令。路上，形势十分危险，陈文总半途“失踪”。他孤身一人，继续前往张贞部队驻防区（即闽西赣东）。当探悉张贞已倒向蒋、汪时，他便逃离险境，返回武汉。9月中共组织选派他往苏联进中山大学学习，主攻马列主义哲学和俄语。期间，他经常受到王明、博古为首的“国际派”的歧视和打击。 留苏3年后，陈伯达于民国19年冬回国，被分配到福建厦门办党刊。不多时，因身份暴露，要求离开厦门。翌年春，他回到上海，组织派他到天津顺直（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4月8日，他抵天津的当天，顺直省委机关遭敌破坏，他与省委机关领导陈原道、刘亚雄、刘宁一等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同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9月间，陈等被解往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民国21年2月在好友的担保下出狱，一出狱他又找上共产党。 民国22年，伯达被组织派到张家口吉鸿昌部队工作，写文章，编刊物。10月，吉鸿昌被蒋介石逮捕，他遂躲回山西，埋头撰写《论谭嗣同》一书，翌年此书由吉鸿昌出钱印行。嗣后伯达在天津编《实话报》。不久，他被派回北平做文化工作。在北平期间，他应吴承仕的聘请到中国大学任教，从事先秦历史和先秦诸子哲学的教学工作，同时参与地下革命活动，为北京的《文史》、《盍旦》杂志，上海的《太白》、《芒种》、《世界知识》等刊物写一些文、史、哲论文，清晰地表明他的哲学观点，赞同辩证唯物主义，反驳国民党的攻击。 民国24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陈伯达受中共北方局指派，参与领导北平全市学生总罢课，负责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民国25年5月，北平中共组织遭敌破坏，他难以立足，又往天津，编辑中共天津市委的机关刊物《华北烽火》。后被提名为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是年秋天，他与艾思奇等人发动一场“新启蒙运动”，介入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辩论中，他详细阐述自己的马列主义观点。民国26年2月，上海新知识书店出版陈伯达的论文集《真理的追求》。5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北平“三人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主持北平市委工作。7月29日，北平沦陷，他立即转移延安。 陈伯达秘密来到延安，先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当教员。不久，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任科长，写出《三民主义概论》。在一次讨论孙中山思想的座谈会上，他的发言“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和赞赏。他擅长中国古代哲学，尔后开始从事理论研究和政治宣传等工作，多次举行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民国27年“延安新哲学学会”成立，他是学会主要成员之一。民国28年初，他接连写出《墨子哲学思想》、《孔子哲学思想》、《老子哲学思想》等文章。是年春天，他被调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具体处理军务电文，后改做资料收集工作。不多时，相继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中央研究院秘书长、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 民国32年，陈伯达被授意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于《解放日报》上。民国34年4～6月，中共召开“七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他从“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得到启示，写出《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伯达转而研究经济问题，主要是研究农业问题。民国37年，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院长。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7月，在北平成立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总筹备会，陈伯达任主任。12月中旬，陈伯达跟随毛泽东出访苏联。1951年，他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后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参加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三个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其间，他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八大”以后，他协助整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是年年底至1957年初，他到福建南安县莲塘蹲点，进行市场调查，提出“五社合一”的构想。 1957年11月2日，陈伯达再次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出席的会议，并参与起草《莫斯科宣言》。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出版中央理论半月刊《红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至1970年9月。未几，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你马列主义没学好”。在会议纪要中还“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1959年初，陈伯达回到故乡——惠安梅岭村，看望父老乡亲，为母校梅岭小学题词“为劳动而读书”，参观乌潭水库的兴建，并写下“英勇的惠安妇女万岁”、“向支援惠女水库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致敬”的题词。与此同时，他还在南安县满山红（即今南厅）等农村蹲点做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四共同”（即共同商量、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共同负责）。干部群众称之民主运动。回北京后，他以周金的笔名在《红旗》杂志（1959年7月）上发表题为《关于领导农业生产的问题》的文章。 1961年，陈伯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同时协助刘少奇做一些文字工作，参与起草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并整理、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发表于《红旗》杂志上。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大论战。陈伯达在《红旗》创刊号和第2期上接连发表两篇批判文章。1963年3月，论战趋于白热化，他写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文章正面阐述中共论战观点，全面批判苏共的“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此外，他还参与“九评”的审稿工作。 1965年1月，陈伯达被授意起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即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举行。5月16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会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28日成立，陈伯达任组长。5月31日晚，他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夤夜他口授和审定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改组中共中央宣传部，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伯达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还通过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30日，中央决定在陈伯达有病休息或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是年10月9～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后改为《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1967年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陶铸突然被打倒。是月，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的激进主张，并责令其作检讨。2月25日至3月18日，在北京怀仁堂召开“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谭震林等人。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中央政治局。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 1969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为政治局常委委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全会揭发批判陈伯达。9月6日，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决定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批判陈伯达运动推向全党全国。10月3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布陈伯达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年8月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17日刑满释放。 1989年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因患心肌梗塞，在家中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