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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恺，生卒年不详，字克谐，号抑斋，螺城镇西北街人。 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举进士，历授广东番禺县令、礼部稽勋司主事、兵部车驾司郎、湖广按察副使。 李恺入仕期间，官场上下，苛民营私，贪墨成风。他曾愤愤斥责：“今之为吏者，小民事至，辄开私门，以求盈筐箧，斤斤求民过失，而诃及微细，或专意殿簿，屈节迎送……”，疾呼“今之郡县牧令……平刑释冤，务省徭役，薄收赋税”。在番禺县，处理当地苗民赋税时，他就做到“安静不涅，如额不染，苗猷欢呼，筹千金为寿，却之”。苗民为表彰他的清风高洁，修“却金亭”以纪念。 李恺“操行端严，兼通谋略”。“宪楚时，苗寇横发至，调其三省不能诛讨。公抵任三月，谈笑而处，剿抚得宜，苗咸畏威而怀德，欲树铜柱以追伏波之烈，以忧未果”。 李恺以其“跅弛不羁”的性格和植善憎恶、刚直不阿的精神立身处世。嘉靖二十年（1541年）正月甲子日，天下微雪，群臣上颂称瑞，河南道监察御史杨爵独感愤直言，揭朝政弊端，结果遭廷杖交东厂刑讯。四月，九庙同遭火灾，世宗下诏大臣条陈政事得失，户部主事周天佐（字迹山）为杨爵申冤，要求宽宥谏臣，复遭廷杖，挞死东厂。李恺与乡人出资为之收埋，挥泪写下《户部主事周迹山罪录》一文，“叙其始末，以贻其家，复为诗十章以吊之”。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李恺因不满朝政日非、邪佞当道而解绶退归，筑宅第于县城，过着“我有东山亩，飘飘自不群”的隐居生活。 李恺退归时，倭患尚未弭平。惠安的崇武、莲城、小岞、峰尾、獭窟因地濒海滨，在明初己筑城池防御，县治的筑城则迟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其时，提督军务巡抚都御史王思质莅闽，商议在长乐、福清、惠安三邑筑城防倭。一些士大夫不以为然，认为“时幸无事，遽不宜内自骚扰”。李恺“力是幕府之议，而慨然以身当其役”。在筑城施工中，李恺参与校阅基地，寒暑不避。石匠在悬崖峭壁采石受伤，“众皆哗然”。李恺矢志不移，“椎牛酾酒召犒诸从役慰劳鼓舞……故民喜于趋事，不知征召版杵之劳……”翌年，周长3256米，高6.3米的惠安石头城终于竣工。 惠安城筑成后四年，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倭寇数千人入闽，在劫掠福州、福清、莆田之后，于四月二十六日直逼惠安城。当时，邑中的大姓殷户十之八九逃难他乡；县令林咸又已解绶即将离境，接任孙节闻谍报，也先期托故避于泉州，县里只留有县丞、主簿、典史、训导等一般佐吏。县失主令，人心惶惶。李恺见此情况，毅然与赐进士李慎、举人张惟心、生员张宇、耆绅谢有功等，“集诸父老计曰：若我等亦去，则一城之生命残矣！城虽卑，人和足恃，恺与诸君倡义同守，上为国家全城，下为乡里保其室家，可乎？皆曰：诺！”又率众恳请林咸作主，表示“恺虽休废，敢为士卒先”。林咸深受感动，即与李恺等焚香祝天，誓与惠城共存亡，商议守战计划，民心略定。 为加强守城力量，李恺独捐颐老之金八百两，助募獭窟乡骁勇死士数十名守城。为鼓舞杀敌士气，他还各袖十金奖赏击杀倭寇有功的守兵；守军如有退避等情，即以军法行事。城池被围六昼夜，守军的粮食、燃料日见短缺，李恺慨然以自家粮米及牛羊数十头充公助饷，拆毁盛米的大粟桶充当燃料。连李恺夫人也不避艰危，走出府门，为守城战士烧饭做菜。李恺夫妇爱国爱乡、输财急公的精神，深深感动全城人民和守城战士，数百男女老少争相抱砖抬石上城，以助掷杀攀墙登梯的敌人。 其间，在城上、城墙根都有几次激战。倭寇以冲车、云梯、箭矢、火铳配合进攻，情势危急。李恺日夜随着林咸等，不避矢石，头戴斗笠，仗剑徒步，登城巡视督战，安定军心。曾有三箭从李恺身边射过，他毫不畏缩，照样喊杀助威。同时，李恺还“募死士入贼以金饵携其贼酋”。倭寇遭到顽强抵抗，损失空前，倭酋哀叹道：“攻福清一铳三毙而陷一城；惠城真劲敌也，前者死后者继，去福清远矣！”后见外援到，才在城郊各乡大肆杀掠一番逃离惠安城。三天后，倭寇又卷土重来，杀掠县郊各乡。李恺协助守城，林咸率领一支民兵出城追剿，直捣鸭山，单枪匹马冲入敌阵，连杀数十人，后被围中箭牺牲。 李恺在抗倭全城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深受人们赞誉，广东参政郑一龙撰写的李恺《全城功德碑》赞道：“公慷慨有大节，才不尽用，居当桑梓而能立功后世，其尤芳云！” 李恺大约卒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享年81岁。邑人送葬者达千余人，并为之立“保障亭”、竖“全城功德碑”，祀乡贤祠，以垂纪念。李恺有《介山诗文集》12卷留世，文章经铨选入《四库全书》。时人誉其“文追西京，诗步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