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出国
唐代，泉州（包括洛江今域）已有人前往今文莱、印度尼西亚、日本、印度等国家。唐代中期，随着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唐大历年间（766—779年）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兴盛景观，对泉州人的成批移民出国起了促进作用。乾隆《泉州府志》载：唐末五代初王潮、王审邽兄弟及其后裔王延彬据闽期间，发展生产，大兴海舶。到了“闽国”晚期，“弊政百出”，泉州民众成批逃往国外谋生。
五代，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主政泉州期间，大力发展航运，常有船只发往海外，泉州出洋经商的人渐增，同时由于赋役苛重，泉州人常成批沿海路出洋谋生。
北宋泉州人出国，见诸国内外资料：往越南，《宋会要》载有泉州海商邵保往返占城的事迹，往朝鲜，据《高丽史》及中国史籍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六年（1015—1091年），前往高丽的泉州舶商有林仁福、陈文轨、卢遵等。
南宋时期，泉州人口继续增长，人稠地瘠，且造船业发达，为泉州人远航提供有利条件。此后，侨居国外者渐多。印度尼西亚三佛齐与泉州之间关系密切，有不少泉州人定居三佛齐，从事农业生产。宋末战乱，“泉州地区居民纷纷外逃出洋”。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到今柬埔寨和泰国等地。
元代，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地区交往，与爪哇之间有定期船舶往返，移居爪哇的泉州人很多。泉州吴宅（今河市梧宅）有100多人到古里地闷（今东帝汶一带）贸易，死亡很多，活着的人“多羸弱，乏力驾船随风回舶”。末期，泉州战乱仍频，更遭特大旱灾，移居国外的人更多。
明代初期实行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一些以港市贸易为生的泉州人只得向海外发展，到日本、朝鲜、南洋一带居留，还有一些人随郑和下西洋居留他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作乱。嘉靖十四年起，泉州近郊出国渐成高潮，大量到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居留，印尼的华侨新居住区不断出现。
清代泉州人出国高潮迭起。清初的“海禁”和“迁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惨剧。濒海船户、渔民、商贾，或随郑成功东渡台湾，或辗转流寓南洋。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入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原来随郑成功渡台的泉州籍官兵不愿回内地者，相继乘船赴小吕宋或爪哇、马六甲各处。郑成功的第三子郑明及部下丁戈，分别率众往今印尼、菲律宾。翌年，“海禁”撤销，此后，从安海、后渚经厦门、澳门、广州往国外的泉州人，见于各侨乡族谱的记载，不胜枚举。清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虽再次实行“海禁”，仍有不少泉州人私下出洋谋生。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开始在厦门、金门干拐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人口贩子深入泉属各县“招募”华工。此外，因农民起义失败逃亡国外和遭受自然灾害被迫出洋谋生的，以及传统的牵亲引戚前往国外的自由移民，也有相当数量。统治者残酷镇压导致人民大批出国。
清末民国初，泉州沿海地区封建械斗盛行，导致田园荒芜，村民纷纷外逃出洋。民国3年（1914年）春涝、秋旱；民国5年大旱，水井、河流干涸；民国6年台风暴雨成灾；紧接着护国军、靖国军、粤军、北洋军此来彼往，战火纷飞，抓丁、抓夫、派款、派饷，人民饱受苦难，纷纷携眷漂洋南渡谋生。民国7年以后，泉属各县民军蜂起，各霸一方，互相攻掠争战。日为军，夜为匪，兵匪一体，敲诈勒索，烧杀抢掠，弄得鸡犬不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造成泉州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潮。据有关记载，民国初马甲炉田王氏16世王奄移居台湾新街；另外还先后有200多人移居今印尼、马来西亚。据统计：民国19—34年旅居今印度尼西亚的有350人；民国19—36年旅居澳大利亚的有30多人；民国29年至2002年旅居美国的有10人。截至2007年，洛江王氏旅居东南亚的族人已有1500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南亚各国限制华人入境，泉州市移居国外的人数锐减。1951—1962年，出境人数年均200余人，多经中国香港转赴国外定居。同期，回国定居与出国人数大体持平。据1959年调查，泉州市华侨、华人有19.3万多人，相当于祖籍地人口的72.4％。1963—1965年，出境人数年均100余人。1966年至1971年上半年，出境需经福建省公安厅批准，出境人数每年在100人左右。
1966年7月至1971年5月，中国经历五年的对居民出入境严格限制时期。1971年6月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开始放宽对侨眷申请出国的限制。1972年元月，晋江地区恢复出境审批。至1973年底，约有超过1.5万人经批准前往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典等建交国，或以“调字”形式经中国香港前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非建交国。其中以经香港出国往菲律宾的人数居首；次为定居香港后，以香港居民身份申请往印度尼西亚探亲、旅游，或投资、接业者。1975年起，经香港往印尼需经英国驻华使馆办妥过港签证，往印度尼西亚的人数已甚少。1978年9月1日起，往菲律宾定居改为直接前往，不再经香港中转。据统计，1972年至1978年8月，晋江地区经批准持护照出国定居人数已超过5万人，其中最终定居国外者约3万多人。
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关于放宽和改进归侨侨眷出境审批意见》。是年，晋江地区批准出境18849人（证）。其中往建交国13695人（证），往非建交国5144人（证），占全省出境人数的70％。另外也有部分泉州人在厦门、福州、漳州、三明等地获准出国（境），实际出国（境）的泉州人远超过3万人，80％以上为1978年8月31日以前获准出国。
改革开放后，1979—1980年晋江地区有约8000人获准出国定居。1981年起，泉州人出国曾经历长达20年的多渠道多层次审批时期。一是市（地区）公安部门审批。1981—2002年批准往国外定居、探亲、留学、劳务、就业、商业发证数15.8万本。二是省公安厅审批。主要包括菲律宾有利、东方、时代、侨光、长城等7家旅行社来泉招收赴菲投资移民、投资考察移民，国内一些旅行社、出国服务公司代办的出国定居、留学审批，及其他一些因私出国事项审批。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机构审批是泉州人出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据调查，泉州人30多年间经由该渠道审批出国的人数至少有10多万人。三是省、市外事部门审批。主要为省、市各劳务输出公司经办的劳务出国人员审批。至2000年将该项业务移交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前，获准在劳务地定居的泉州人有2万多人，多数定居新加坡。四是由外地教育、公安机关批准出国留学人员。其中转定居人员人数远高于2万人。五是福建省其他地（市）和外省相关部门批准持护照出国定居人员。包括山美水库移民、上山下乡知青，及在外地工作的泉州人及其子女。
二、分布
唐代起，泉州人因商贸、谋生、避乱、游历前往今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元代，泉州人出国较前兴盛。据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洛江河市梧宅商人已通商至“古里地闷”（今印度尼西亚帝汶岛）。
明清时期，洛江今域黄氏陆续有族人移居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部分移居欧、美各洲。清初，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迁界，大量人口相继出洋滞留他国。清军入台以后，不少追随郑成功的泉籍官兵辗转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泰国等地定居。鸦片战争爆发前，侨居地又增加沙捞越、沙巴、老挝、锡兰（斯里兰卡）、南非、毛里求斯等国家和地区。
清末民国初，洛江人还有前往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等国家和地区。
民国23年（1934年），南洋橡胶和锡价格上涨，海峡殖民地急需劳工，以及国内农村经济破产、匪患严重和抓壮丁的影响，出国人下南洋人数迅速增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1990年泉州人移居国外曾出现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1956—1962年，共有4万多人经中国香港转赴国外定居；其中1956年、1957年、1962年出国人数较多，达6600多人。同期，回国定居的也有4万多人，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大体持平。第二次高峰从1972年持续至1979年，以1978年出国人数最多，第三次高峰出现在1985年以后，其特点是大量以自费留学或旅游、探亲出国后，转为定居。
根据2005年侨情统计，洛江籍海外华侨1.13万人，华人15万人，其中洛江刘氏迁居东南亚3000多人，洛江区杨氏迁居海外的族人有1000多人，主要分布于东南亚诸国。洛江区黄氏移居海外繁衍超过25000人，其中移居印度尼西亚15000多人，移居新加坡2000人，移居马来西亚6000多人，移居菲律宾2000多人。虹山彭氏迁住夷洋的也有114人户，侨居地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印度尼西亚锡江1923年兴建的彭氏祠堂及依故乡命名的“虹山亭”墓园就是一个印证。
洛江籍华侨、华人有16.14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国（15.38万人，占95.29％，其中印尼7.88万人、占48.82％）及美国等22个国家。
印度尼西亚的洛江籍华侨、华人以来自罗溪镇和虹山乡为主，主要分布在泗水、望加锡（乌戒潘当）、棉兰、雅加达等四城市区及市郊，次为日里丁宜、玛琅、占碑、万隆、三宝垄、仙达、巴厘巴板、万雅佬、安汶，其他各地也有零星分布。
菲律宾的洛江籍华侨多数居住在马尼拉和宿务，次为礼智、怡朗、蕊（描伊丝夏）省、三描省和南部的武端、三宝颜、苏洛。
新加坡的洛江籍华侨、华人主要来自马甲镇。
马来西亚洛江籍华侨、华人以马甲镇人数居多，主要居住在槟城、吉隆坡、柔佛、丁加奴（登嘉楼），次为吡叻、沙捞越、马六甲。
越南的洛江籍华侨、华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堤岸和胡志明市。
缅甸的洛江籍华侨、华人以马甲镇人居多，多数居住在仰光，次为缅中、缅南各地。
美国的洛江籍华侨、华人主要居住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其余散居美国其他城市。
其他国家、地区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柬埔寨、日本、法国、英国、荷兰、新西兰、南非、德国、阿根廷、奥地利、意大利。
唐代，泉州（包括洛江今域）已有人前往今文莱、印度尼西亚、日本、印度等国家。唐代中期，随着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唐大历年间（766—779年）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兴盛景观，对泉州人的成批移民出国起了促进作用。乾隆《泉州府志》载：唐末五代初王潮、王审邽兄弟及其后裔王延彬据闽期间，发展生产，大兴海舶。到了“闽国”晚期，“弊政百出”，泉州民众成批逃往国外谋生。
五代，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主政泉州期间，大力发展航运，常有船只发往海外，泉州出洋经商的人渐增，同时由于赋役苛重，泉州人常成批沿海路出洋谋生。
北宋泉州人出国，见诸国内外资料：往越南，《宋会要》载有泉州海商邵保往返占城的事迹，往朝鲜，据《高丽史》及中国史籍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六年（1015—1091年），前往高丽的泉州舶商有林仁福、陈文轨、卢遵等。
南宋时期，泉州人口继续增长，人稠地瘠，且造船业发达，为泉州人远航提供有利条件。此后，侨居国外者渐多。印度尼西亚三佛齐与泉州之间关系密切，有不少泉州人定居三佛齐，从事农业生产。宋末战乱，“泉州地区居民纷纷外逃出洋”。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到今柬埔寨和泰国等地。
元代，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地区交往，与爪哇之间有定期船舶往返，移居爪哇的泉州人很多。泉州吴宅（今河市梧宅）有100多人到古里地闷（今东帝汶一带）贸易，死亡很多，活着的人“多羸弱，乏力驾船随风回舶”。末期，泉州战乱仍频，更遭特大旱灾，移居国外的人更多。
明代初期实行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一些以港市贸易为生的泉州人只得向海外发展，到日本、朝鲜、南洋一带居留，还有一些人随郑和下西洋居留他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作乱。嘉靖十四年起，泉州近郊出国渐成高潮，大量到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居留，印尼的华侨新居住区不断出现。
清代泉州人出国高潮迭起。清初的“海禁”和“迁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惨剧。濒海船户、渔民、商贾，或随郑成功东渡台湾，或辗转流寓南洋。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入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原来随郑成功渡台的泉州籍官兵不愿回内地者，相继乘船赴小吕宋或爪哇、马六甲各处。郑成功的第三子郑明及部下丁戈，分别率众往今印尼、菲律宾。翌年，“海禁”撤销，此后，从安海、后渚经厦门、澳门、广州往国外的泉州人，见于各侨乡族谱的记载，不胜枚举。清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虽再次实行“海禁”，仍有不少泉州人私下出洋谋生。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开始在厦门、金门干拐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人口贩子深入泉属各县“招募”华工。此外，因农民起义失败逃亡国外和遭受自然灾害被迫出洋谋生的，以及传统的牵亲引戚前往国外的自由移民，也有相当数量。统治者残酷镇压导致人民大批出国。
清末民国初，泉州沿海地区封建械斗盛行，导致田园荒芜，村民纷纷外逃出洋。民国3年（1914年）春涝、秋旱；民国5年大旱，水井、河流干涸；民国6年台风暴雨成灾；紧接着护国军、靖国军、粤军、北洋军此来彼往，战火纷飞，抓丁、抓夫、派款、派饷，人民饱受苦难，纷纷携眷漂洋南渡谋生。民国7年以后，泉属各县民军蜂起，各霸一方，互相攻掠争战。日为军，夜为匪，兵匪一体，敲诈勒索，烧杀抢掠，弄得鸡犬不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造成泉州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潮。据有关记载，民国初马甲炉田王氏16世王奄移居台湾新街；另外还先后有200多人移居今印尼、马来西亚。据统计：民国19—34年旅居今印度尼西亚的有350人；民国19—36年旅居澳大利亚的有30多人；民国29年至2002年旅居美国的有10人。截至2007年，洛江王氏旅居东南亚的族人已有1500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南亚各国限制华人入境，泉州市移居国外的人数锐减。1951—1962年，出境人数年均200余人，多经中国香港转赴国外定居。同期，回国定居与出国人数大体持平。据1959年调查，泉州市华侨、华人有19.3万多人，相当于祖籍地人口的72.4％。1963—1965年，出境人数年均100余人。1966年至1971年上半年，出境需经福建省公安厅批准，出境人数每年在100人左右。
1966年7月至1971年5月，中国经历五年的对居民出入境严格限制时期。1971年6月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开始放宽对侨眷申请出国的限制。1972年元月，晋江地区恢复出境审批。至1973年底，约有超过1.5万人经批准前往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典等建交国，或以“调字”形式经中国香港前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非建交国。其中以经香港出国往菲律宾的人数居首；次为定居香港后，以香港居民身份申请往印度尼西亚探亲、旅游，或投资、接业者。1975年起，经香港往印尼需经英国驻华使馆办妥过港签证，往印度尼西亚的人数已甚少。1978年9月1日起，往菲律宾定居改为直接前往，不再经香港中转。据统计，1972年至1978年8月，晋江地区经批准持护照出国定居人数已超过5万人，其中最终定居国外者约3万多人。
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关于放宽和改进归侨侨眷出境审批意见》。是年，晋江地区批准出境18849人（证）。其中往建交国13695人（证），往非建交国5144人（证），占全省出境人数的70％。另外也有部分泉州人在厦门、福州、漳州、三明等地获准出国（境），实际出国（境）的泉州人远超过3万人，80％以上为1978年8月31日以前获准出国。
改革开放后，1979—1980年晋江地区有约8000人获准出国定居。1981年起，泉州人出国曾经历长达20年的多渠道多层次审批时期。一是市（地区）公安部门审批。1981—2002年批准往国外定居、探亲、留学、劳务、就业、商业发证数15.8万本。二是省公安厅审批。主要包括菲律宾有利、东方、时代、侨光、长城等7家旅行社来泉招收赴菲投资移民、投资考察移民，国内一些旅行社、出国服务公司代办的出国定居、留学审批，及其他一些因私出国事项审批。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机构审批是泉州人出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据调查，泉州人30多年间经由该渠道审批出国的人数至少有10多万人。三是省、市外事部门审批。主要为省、市各劳务输出公司经办的劳务出国人员审批。至2000年将该项业务移交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前，获准在劳务地定居的泉州人有2万多人，多数定居新加坡。四是由外地教育、公安机关批准出国留学人员。其中转定居人员人数远高于2万人。五是福建省其他地（市）和外省相关部门批准持护照出国定居人员。包括山美水库移民、上山下乡知青，及在外地工作的泉州人及其子女。
二、分布
唐代起，泉州人因商贸、谋生、避乱、游历前往今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元代，泉州人出国较前兴盛。据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洛江河市梧宅商人已通商至“古里地闷”（今印度尼西亚帝汶岛）。
明清时期，洛江今域黄氏陆续有族人移居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部分移居欧、美各洲。清初，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迁界，大量人口相继出洋滞留他国。清军入台以后，不少追随郑成功的泉籍官兵辗转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泰国等地定居。鸦片战争爆发前，侨居地又增加沙捞越、沙巴、老挝、锡兰（斯里兰卡）、南非、毛里求斯等国家和地区。
清末民国初，洛江人还有前往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等国家和地区。
民国23年（1934年），南洋橡胶和锡价格上涨，海峡殖民地急需劳工，以及国内农村经济破产、匪患严重和抓壮丁的影响，出国人下南洋人数迅速增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1990年泉州人移居国外曾出现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1956—1962年，共有4万多人经中国香港转赴国外定居；其中1956年、1957年、1962年出国人数较多，达6600多人。同期，回国定居的也有4万多人，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大体持平。第二次高峰从1972年持续至1979年，以1978年出国人数最多，第三次高峰出现在1985年以后，其特点是大量以自费留学或旅游、探亲出国后，转为定居。
根据2005年侨情统计，洛江籍海外华侨1.13万人，华人15万人，其中洛江刘氏迁居东南亚3000多人，洛江区杨氏迁居海外的族人有1000多人，主要分布于东南亚诸国。洛江区黄氏移居海外繁衍超过25000人，其中移居印度尼西亚15000多人，移居新加坡2000人，移居马来西亚6000多人，移居菲律宾2000多人。虹山彭氏迁住夷洋的也有114人户，侨居地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印度尼西亚锡江1923年兴建的彭氏祠堂及依故乡命名的“虹山亭”墓园就是一个印证。
洛江籍华侨、华人有16.14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国（15.38万人，占95.29％，其中印尼7.88万人、占48.82％）及美国等22个国家。
印度尼西亚的洛江籍华侨、华人以来自罗溪镇和虹山乡为主，主要分布在泗水、望加锡（乌戒潘当）、棉兰、雅加达等四城市区及市郊，次为日里丁宜、玛琅、占碑、万隆、三宝垄、仙达、巴厘巴板、万雅佬、安汶，其他各地也有零星分布。
菲律宾的洛江籍华侨多数居住在马尼拉和宿务，次为礼智、怡朗、蕊（描伊丝夏）省、三描省和南部的武端、三宝颜、苏洛。
新加坡的洛江籍华侨、华人主要来自马甲镇。
马来西亚洛江籍华侨、华人以马甲镇人数居多，主要居住在槟城、吉隆坡、柔佛、丁加奴（登嘉楼），次为吡叻、沙捞越、马六甲。
越南的洛江籍华侨、华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堤岸和胡志明市。
缅甸的洛江籍华侨、华人以马甲镇人居多，多数居住在仰光，次为缅中、缅南各地。
美国的洛江籍华侨、华人主要居住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其余散居美国其他城市。
其他国家、地区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柬埔寨、日本、法国、英国、荷兰、新西兰、南非、德国、阿根廷、奥地利、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