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自然变动
在人口、劳动力作为扩大社会生产动力的古代社会，人口出生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在医疗保健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自然灾害和战乱频仍的年代，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短，人口变动呈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
清末民国时期，战乱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境内人口持续减少，特别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晋江全县人口锐减约10万人，境内人口也呈现负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医疗保健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消灭鼠疫、霍乱和天花等瘟疫，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提高，境内人口变动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其中，1950年，泉州郊区人口出生率34‰，死亡率5.5‰，人口自然增长率28.5‰。1955年，泉州郊区人口出生率更是高达41.73‰，死亡率5.9‰，人口自然增长率达35.83‰。因此，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但人口快速增长势头不减。其中，1961年，境内人口出生率20.7‰，死亡率11.7‰，人口自然增长率9‰；1965年，境内人口出生率34.9‰，死亡率6.1‰，人口自然增长率28.8‰。至1971年，当时县级泉州市东海乡、城东乡、北峰乡和清源农场人口合计7.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33.22万人的22.24%。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加强，使境内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势头逐步得到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两位数下降到10‰左右。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7.39‰。1981年，境内人口出生率18.22‰，死亡率5.92‰，人口自然增长率12.27‰。其中，东海公社人口出生率20.57‰，死亡率5.99‰，人口自然增长率14.58‰；城东公社人口出生率19.84‰，死亡率5.53‰，人口自然增长率14.31‰；北峰公社人口出生率18.07‰，死亡率4.12‰，人口自然增长率13.95‰；清源农场人口出生率14.38‰，死亡率8.13‰，人口自然增长率6.25‰。1982年，境内人口9.45万人；占当年泉州市（县级）总人口的23.04%。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反弹。此后，随着计划生育力度的加强，特别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胎和农村一对夫妇生育“一胎半”政策的严格执行，人口自然增长率又逐年下降，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控制。1992年，境内户籍人口12.89万人；占当年鲤城区总人口的26.1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5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至1997年建区时，全区户籍总人口127672人，当年出生1476人，死亡65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4‰。
1999年，出生1272人，死亡662人，人口自然增长率4.36‰。2000年，全区户籍总人口147700人。其中，当年出生1877人，死亡754人，人口自然增长率7.6‰。
此后5年，户籍人口年均净增长六七百人，自然增长率维持在4.3‰～4.95‰的低水平。
2006年，户籍人口出现较快增长势头，当年户籍人口净增长140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9‰。
2007年，全区户籍总人口211451人。当年户籍人口净增长1617人，人口自然增长率达7.6‰。
第二节 人口迁徙
一、迁入
秦汉时境内始有北方汉人迁入，其中有大道者在此时南迁入闽定居清源山修炼。此后，逃避灾荒、战乱或政治迫害，时有北方汉人迁入。三国时东吴多次对闽用兵，部分将士落籍境内。
西晋末年，中原板荡，衣冠南迁，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汉人入闽，其中一部分进入今泉州地域沿南安江而居（因名“晋江”），并与当地闽越族相互融合。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农民起义军首领卢偱兵败交州投水而亡。其部众数千人散居今泉州等地沿海，后受招安，结庐而居，号为“夷户”。这些中原晋人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使晋江流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南北朝梁侯景之乱（548—552年），北方黄、林、单、威、仇五姓迁入境内。
唐初，中原河洛地区光州固始人陈政率部入闽，其部下及家属部分落籍境内。唐武德五年（622年），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沙谒储、四贤我高仕到泉州建礼拜寺传教，始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到境内经商、定居。唐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州治迁至今鲤城，此后，境内为州城近郊，中原汉人流入日多，人文日盛。
唐末、五代，随王潮入闽而来的大量将士、民众部分落籍境内。王潮及其后统治者还实行“招怀离散，均赋缮兵”等一系列有利吸引流民安居的政策，刺史王审邽将耕牛犁耙借给还乡的流民，为他们修建庐舍；王审邽命子延彬于泉州西郊（今北峰街道）建招贤院，礼待入闽避乱的中原公卿文士。唐，五代，先后有周、袁、王、孙、蔡、邬、欧阳、李、谢、许、潘、傅、杨、吴、薛、张、康、万等31姓氏中原汉族迁入，其中以闽王三兄弟带领的人数最多。回族、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开始迁入。
两宋之交，金人南侵，中原民众纷纷南迁，境内又一次形成人口迁入高潮。60个姓氏的外地人迁入。
元代，不少蒙古军将士后裔定居境内。
明洪武初至永乐年间（1403—1424年），泉州卫定编6147名，其军士多为安徽、江苏、河北、浙江人。卫所驻军均为世籍驻地，驻防将士实际成了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驻军后裔落籍泉州城郊。嘉靖末，倭寇屡犯东南沿海，泉州沿海居民纷纷迁入郡城及城郊。隆庆四年（1570年），泉州招募浙江兵勇一营600人，驻府城东门；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募浙江兵勇一营575人。上述部分驻军后裔落籍泉州城郊。
清初实行迁界，部分界外居民被迫迁居境内。清光绪十年（1884年），孙开华率军驻守泉州，士兵多为湖南人，后大部分居留泉州城及近郊。
民国时期，十九路军、兴泉纵队、三二五师、交通警察第四旅等国民党军警部队先后驻守泉州，后因部队起义、换防、撤散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溃，部分外籍士兵居留境内。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厦门、金门沦陷后，难民蜂拥入泉州，部分人员居留境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除经商务工、婚姻嫁娶、工作调动、分配录用、退休退职、投亲靠友等原因迁入外，成规模的外来人口迁入境内较少。
1957年，东湖乡迁入人口150人，南台乡迁入人口310人。
1958年，晋江县清源小乡、临海乡和南安县招贤乡等划入县级泉州市，使当年境内（东海、北峰两公社）人口猛增到13967户、55699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9.06%。比上年增加10064户、38281人。其中，原晋江县临海乡划入侨光、新光、群光、盘光、新前、团结、美星、凤山、中芸、宝山、沧海、北星社1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97个自然村，7055户、31509人；原南安县招贤乡划入招丰、招群、集丰、晨丰、共进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6个自然村，932户、4594人。
1962年，县级泉州市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在境内的国营茶场等单位。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后，一批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县级泉州市的城东、东海、北峰等公社。20世纪70年代，因毕业分配、工作调动、退休还乡、投亲靠友、通婚迁移、因私出国等原因，县级泉州市的北峰、东海、城东等公社大部分年份迁入人口略多于迁出人口。
改革开放后，除因工作、学习、调动、婚姻、投亲靠友等传统形式迁入外，到境内务工或经商的安徽、四川、江西等地外来人口逐年增多，他们或只身或携眷属，或常住或暂住。
1980年开始，境内人口迁徙呈单边增长势头，每年迁入的户籍人口均多于迁出的户籍人口，且人口差呈扩大趋势，越往后户籍人口迁入增长率越高。
1990年始，境内外来人口每年以数千人的规模增长，至1997年建区时，辖区有外来常住人口约24万人；当年户籍人口净流入5674人。此后，外来人口和户籍流入人口持续增长，其中每年户籍人口迁徙净流入维持在4800人至7800人之间。2000年，常住人口397847人中，外来人口258141人，外来人口占比达到最高值，为64.88%。当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5.29‰。
2002年8月27日，70户、302名三峡移民落户泉州。其中，丰泽区东海镇宝山村安置7户、30人（户籍人口）。
2004年，外来人口达到顶峰，为258375人，占常住总人口的59.07%。此后，辖区外来常住人口小幅回落。其中，2005年，外来人口256004人，2006年，外来人口255841人。2007年，常住人口452454人，其中外来人口243737人，占53.87%。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5.3‰。当年户籍人口净流入2734人，比上年减少2889人。
二、迁出
境内自古人稠地少，加上历次外来人口的迁入，人多地少矛盾更加突出。自唐末、五代开始，境内大量无地或少地农民，为寻生路，自发迁居人口相对稀少的台湾岛、澎湖列岛、海南岛及两广沿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移居海外（主要为东南亚）。
南宋时，境内部分人口移居澎湖列岛。宋元之际，泉州军民联合抗元，失败后纷纷外逃，或匿于邻县山区，或远徙潮阳、东莞、新会、琼州等地。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二月，元廷会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10万人自泉州后渚港出发征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有境内民众随军而去，留居南洋。
元代，也有一部分泉州人经泉州港出海经商而滞留定居海外。
明代，随着贸易方式由外商来泉贸易为主向泉州人出国贸易为主的转变，境内一些在外经商者长期旅外不归。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境内部分人随船队到南洋经商定居。此后，随着航线的开辟，形成向海外移民热潮，境内不少人到南亚和南洋各国贸易定居。嘉靖末的倭寇之乱，促使境内大批民众向东南亚迁徙谋生。
明末清初，郑芝龙据台时期、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招募沿海居民开垦台湾；清初，由于清廷严厉的迁界、海禁政策，迫使许多沿海居民背井离乡到香港、澳门甚至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清廷统一台湾后，复界、取消海禁，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许多泉州民众移居台湾谋生。上述各次泉州沿海居民迁徙，其中有一部分属境内民众。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经济衰落，特别是受抓壮丁影响，境内掀起向海外迁移谋生的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和国家实行不鼓移民政策，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后，实行社队制和严格的户籍管理，除因工作调动、参军、军转安置、读书外出之外，境内人员少有流动。
1960年，晋江防洪堤建成，境内部分堤外沿江居民移居临江、西门、龙头山、泉州农校、泉州二中等处堤内。
1969年以后，县级泉州市组织4批知识青年8000多人分别到德化、大田、明溪、清流、宁化等县插队落户。其中都包含泉州市郊区单位或公社的居民。
1970年、1976年和1978年3个年份，因毕业分配、工作调动、退休还乡、投亲靠友、通婚迁移、因私出国等原因境内迁出的人口略多于迁入人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在留学移民的基础上，境内出现投资移民、劳务输出移民热现象。
1997年建区时，全区户籍总人口127672人。当年迁出1784人。1997—2005年，丰泽乡亲以留学、团聚、商业移民、退休移民、技术移民等方式移居国外1321人。其中，移居美国、澳大利亚居多，其次是移居新加坡、日本及部分西欧发达国家。2007年，户籍人口迁出6748人，比上年增加207人。
在人口、劳动力作为扩大社会生产动力的古代社会，人口出生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在医疗保健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自然灾害和战乱频仍的年代，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短，人口变动呈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
清末民国时期，战乱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境内人口持续减少，特别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晋江全县人口锐减约10万人，境内人口也呈现负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医疗保健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消灭鼠疫、霍乱和天花等瘟疫，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提高，境内人口变动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其中，1950年，泉州郊区人口出生率34‰，死亡率5.5‰，人口自然增长率28.5‰。1955年，泉州郊区人口出生率更是高达41.73‰，死亡率5.9‰，人口自然增长率达35.83‰。因此，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但人口快速增长势头不减。其中，1961年，境内人口出生率20.7‰，死亡率11.7‰，人口自然增长率9‰；1965年，境内人口出生率34.9‰，死亡率6.1‰，人口自然增长率28.8‰。至1971年，当时县级泉州市东海乡、城东乡、北峰乡和清源农场人口合计7.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33.22万人的22.24%。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加强，使境内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势头逐步得到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两位数下降到10‰左右。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7.39‰。1981年，境内人口出生率18.22‰，死亡率5.92‰，人口自然增长率12.27‰。其中，东海公社人口出生率20.57‰，死亡率5.99‰，人口自然增长率14.58‰；城东公社人口出生率19.84‰，死亡率5.53‰，人口自然增长率14.31‰；北峰公社人口出生率18.07‰，死亡率4.12‰，人口自然增长率13.95‰；清源农场人口出生率14.38‰，死亡率8.13‰，人口自然增长率6.25‰。1982年，境内人口9.45万人；占当年泉州市（县级）总人口的23.04%。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反弹。此后，随着计划生育力度的加强，特别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胎和农村一对夫妇生育“一胎半”政策的严格执行，人口自然增长率又逐年下降，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控制。1992年，境内户籍人口12.89万人；占当年鲤城区总人口的26.1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5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至1997年建区时，全区户籍总人口127672人，当年出生1476人，死亡65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4‰。
1999年，出生1272人，死亡662人，人口自然增长率4.36‰。2000年，全区户籍总人口147700人。其中，当年出生1877人，死亡754人，人口自然增长率7.6‰。
此后5年，户籍人口年均净增长六七百人，自然增长率维持在4.3‰～4.95‰的低水平。
2006年，户籍人口出现较快增长势头，当年户籍人口净增长140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9‰。
2007年，全区户籍总人口211451人。当年户籍人口净增长1617人，人口自然增长率达7.6‰。
第二节 人口迁徙
一、迁入
秦汉时境内始有北方汉人迁入，其中有大道者在此时南迁入闽定居清源山修炼。此后，逃避灾荒、战乱或政治迫害，时有北方汉人迁入。三国时东吴多次对闽用兵，部分将士落籍境内。
西晋末年，中原板荡，衣冠南迁，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汉人入闽，其中一部分进入今泉州地域沿南安江而居（因名“晋江”），并与当地闽越族相互融合。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农民起义军首领卢偱兵败交州投水而亡。其部众数千人散居今泉州等地沿海，后受招安，结庐而居，号为“夷户”。这些中原晋人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使晋江流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南北朝梁侯景之乱（548—552年），北方黄、林、单、威、仇五姓迁入境内。
唐初，中原河洛地区光州固始人陈政率部入闽，其部下及家属部分落籍境内。唐武德五年（622年），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沙谒储、四贤我高仕到泉州建礼拜寺传教，始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到境内经商、定居。唐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州治迁至今鲤城，此后，境内为州城近郊，中原汉人流入日多，人文日盛。
唐末、五代，随王潮入闽而来的大量将士、民众部分落籍境内。王潮及其后统治者还实行“招怀离散，均赋缮兵”等一系列有利吸引流民安居的政策，刺史王审邽将耕牛犁耙借给还乡的流民，为他们修建庐舍；王审邽命子延彬于泉州西郊（今北峰街道）建招贤院，礼待入闽避乱的中原公卿文士。唐，五代，先后有周、袁、王、孙、蔡、邬、欧阳、李、谢、许、潘、傅、杨、吴、薛、张、康、万等31姓氏中原汉族迁入，其中以闽王三兄弟带领的人数最多。回族、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开始迁入。
两宋之交，金人南侵，中原民众纷纷南迁，境内又一次形成人口迁入高潮。60个姓氏的外地人迁入。
元代，不少蒙古军将士后裔定居境内。
明洪武初至永乐年间（1403—1424年），泉州卫定编6147名，其军士多为安徽、江苏、河北、浙江人。卫所驻军均为世籍驻地，驻防将士实际成了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驻军后裔落籍泉州城郊。嘉靖末，倭寇屡犯东南沿海，泉州沿海居民纷纷迁入郡城及城郊。隆庆四年（1570年），泉州招募浙江兵勇一营600人，驻府城东门；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募浙江兵勇一营575人。上述部分驻军后裔落籍泉州城郊。
清初实行迁界，部分界外居民被迫迁居境内。清光绪十年（1884年），孙开华率军驻守泉州，士兵多为湖南人，后大部分居留泉州城及近郊。
民国时期，十九路军、兴泉纵队、三二五师、交通警察第四旅等国民党军警部队先后驻守泉州，后因部队起义、换防、撤散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溃，部分外籍士兵居留境内。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厦门、金门沦陷后，难民蜂拥入泉州，部分人员居留境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除经商务工、婚姻嫁娶、工作调动、分配录用、退休退职、投亲靠友等原因迁入外，成规模的外来人口迁入境内较少。
1957年，东湖乡迁入人口150人，南台乡迁入人口310人。
1958年，晋江县清源小乡、临海乡和南安县招贤乡等划入县级泉州市，使当年境内（东海、北峰两公社）人口猛增到13967户、55699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9.06%。比上年增加10064户、38281人。其中，原晋江县临海乡划入侨光、新光、群光、盘光、新前、团结、美星、凤山、中芸、宝山、沧海、北星社1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97个自然村，7055户、31509人；原南安县招贤乡划入招丰、招群、集丰、晨丰、共进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6个自然村，932户、4594人。
1962年，县级泉州市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在境内的国营茶场等单位。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后，一批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县级泉州市的城东、东海、北峰等公社。20世纪70年代，因毕业分配、工作调动、退休还乡、投亲靠友、通婚迁移、因私出国等原因，县级泉州市的北峰、东海、城东等公社大部分年份迁入人口略多于迁出人口。
改革开放后，除因工作、学习、调动、婚姻、投亲靠友等传统形式迁入外，到境内务工或经商的安徽、四川、江西等地外来人口逐年增多，他们或只身或携眷属，或常住或暂住。
1980年开始，境内人口迁徙呈单边增长势头，每年迁入的户籍人口均多于迁出的户籍人口，且人口差呈扩大趋势，越往后户籍人口迁入增长率越高。
1990年始，境内外来人口每年以数千人的规模增长，至1997年建区时，辖区有外来常住人口约24万人；当年户籍人口净流入5674人。此后，外来人口和户籍流入人口持续增长，其中每年户籍人口迁徙净流入维持在4800人至7800人之间。2000年，常住人口397847人中，外来人口258141人，外来人口占比达到最高值，为64.88%。当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5.29‰。
2002年8月27日，70户、302名三峡移民落户泉州。其中，丰泽区东海镇宝山村安置7户、30人（户籍人口）。
2004年，外来人口达到顶峰，为258375人，占常住总人口的59.07%。此后，辖区外来常住人口小幅回落。其中，2005年，外来人口256004人，2006年，外来人口255841人。2007年，常住人口452454人，其中外来人口243737人，占53.87%。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5.3‰。当年户籍人口净流入2734人，比上年减少2889人。
二、迁出
境内自古人稠地少，加上历次外来人口的迁入，人多地少矛盾更加突出。自唐末、五代开始，境内大量无地或少地农民，为寻生路，自发迁居人口相对稀少的台湾岛、澎湖列岛、海南岛及两广沿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移居海外（主要为东南亚）。
南宋时，境内部分人口移居澎湖列岛。宋元之际，泉州军民联合抗元，失败后纷纷外逃，或匿于邻县山区，或远徙潮阳、东莞、新会、琼州等地。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二月，元廷会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10万人自泉州后渚港出发征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有境内民众随军而去，留居南洋。
元代，也有一部分泉州人经泉州港出海经商而滞留定居海外。
明代，随着贸易方式由外商来泉贸易为主向泉州人出国贸易为主的转变，境内一些在外经商者长期旅外不归。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境内部分人随船队到南洋经商定居。此后，随着航线的开辟，形成向海外移民热潮，境内不少人到南亚和南洋各国贸易定居。嘉靖末的倭寇之乱，促使境内大批民众向东南亚迁徙谋生。
明末清初，郑芝龙据台时期、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招募沿海居民开垦台湾；清初，由于清廷严厉的迁界、海禁政策，迫使许多沿海居民背井离乡到香港、澳门甚至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清廷统一台湾后，复界、取消海禁，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许多泉州民众移居台湾谋生。上述各次泉州沿海居民迁徙，其中有一部分属境内民众。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经济衰落，特别是受抓壮丁影响，境内掀起向海外迁移谋生的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和国家实行不鼓移民政策，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后，实行社队制和严格的户籍管理，除因工作调动、参军、军转安置、读书外出之外，境内人员少有流动。
1960年，晋江防洪堤建成，境内部分堤外沿江居民移居临江、西门、龙头山、泉州农校、泉州二中等处堤内。
1969年以后，县级泉州市组织4批知识青年8000多人分别到德化、大田、明溪、清流、宁化等县插队落户。其中都包含泉州市郊区单位或公社的居民。
1970年、1976年和1978年3个年份，因毕业分配、工作调动、退休还乡、投亲靠友、通婚迁移、因私出国等原因境内迁出的人口略多于迁入人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在留学移民的基础上，境内出现投资移民、劳务输出移民热现象。
1997年建区时，全区户籍总人口127672人。当年迁出1784人。1997—2005年，丰泽乡亲以留学、团聚、商业移民、退休移民、技术移民等方式移居国外1321人。其中，移居美国、澳大利亚居多，其次是移居新加坡、日本及部分西欧发达国家。2007年，户籍人口迁出6748人，比上年增加20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