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内容
宋代，泉州沿海已有人到澎湖、台湾从事农耕、打鱼，有的就在当地定居。明代，有人移民香港、澳门。清代和民国期间，移居台港澳的人数大量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都有人移居港澳。因海峡两岸军事对峙，台湾与大陆不能交往。至1987年9月，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病、奔丧，才有少数人获准移居台湾。
鲤城籍台港澳同胞具有中华民族勤劳、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他们在住居地艰苦创业，事业有成，对当地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支援家乡的革命和建设。辛亥革命时期，泉州革命党人曾在香港设有活动据点。在改革开放中，台港澳同胞踊跃捐资、投资，兴办福利事业，创建经济实体，为鲤城区的振兴和繁荣作出巨大贡献。
台港澳同胞远离故乡，政府多方关心保护，帮助台湾同胞寻根，组织联谊，维系鲤台的地缘、血缘关系。
第一章 鲤城与台湾
第一节 移民
一、移出
宋代，澎湖隶属晋江县，泉州沿海居民已在澎湖岛上种植粟、麦、麻，渔民已到澎湖、台湾北港打鱼，有的就在当地定居。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任泉州知州事，在澎湖留屯水军，“春夏遣戍，秋暮始归”。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泉州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移居澎湖的人更多。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尽“徙其民于泉之南关”，废巡检司。明朝中叶，倭寇攻掠闽浙，西方殖民者入侵澎湖，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复设澎湖巡检司。崇祯元年（1628年），泉州大旱，郑芝龙招集难民迁移台湾。
明末清初，移居台湾的人数不断增加，不少人随郑成功入台。浮桥人吴朝植参与郑成功举义，被推为盐运使；泉州南外宗赵伯勋全家随同郑成功迁往台湾定居。郑成功治台时期，台湾汉人达20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泉州人。顺治年间（1644～1661年）迁界，仍有人偷渡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年）复界后，移居台湾的人数剧增，有的挈眷往台，有的在台湾定居，有的与台湾人联婚。移居台湾的人，除从事农业、渔业外，还从事其他职业，为台湾的开发贡献力量。泉州西门人薛宏良进台湾学，薛宏喜以武经取进台湾凤山县庠生，后充岁贡生；泉州涂门街人苏宗素在台湾淡水新庄经商；涂门外法石人伍世桂从小跟兄长伍世跷往台湾经商，开设面粉制品店，生意兴隆；通淮街人郭拔萃任职台湾安平左营左厅，奉命镇守笨港；河市梧宅人苏宗魁任台湾盐运使，苏日晖任台湾艋舺营右厅守府，诰授武略骑尉，苏淮泗为五品军功，在台湾任武官；涂门外淮口人吴家炎精于医道，在台湾当医生，卒于当地；虹山乡人彭忍居挈眷往台，彭藤娶台湾人白氏香娘，彭永淮带两个儿子移居台湾；浮桥曾氏族人不断有人往台湾府城及彰化等地谋生，死后葬在台湾。光绪年间（1875～1908年），锡兰王子第十五世孙世振治东渡台湾，在彰化设馆授徒。
清末，日本侵占台湾，移民台湾受限制，但移居台湾的泉州人已有相当数量。民国15年（1926年），全台湾祖籍福建的有312万人，泉州籍占44.8％。台北盆地有台北城内、艋舺、大稻埕、大龙峒、锡口（松山）、新庄、景尾（景美）、深坑、新店、淡水等街市，其中新店泉州人占73.5％，其他9处均占90％以上。
泉州移民最早分布在台湾西部沿海地区，嘉南平原（台南、嘉义、云林）是最先落脚点，随后向彰化平原、台中盆地（台中、南投）、台北盆地（台北、新竹）等地延伸。移民居住的地方，相当一部分以祖籍地名命名居住地，新竹县的宝山乡就源于鲤城区东海镇的宝山村，以泉州、刺桐为地名的有15处，台北市古亭区和彰化县鹿港镇都有泉州街，云林县台西乡有泉州村，彰化县线西乡有泉州里，伸港乡有泉州社，和美乡和南投县竹山镇都有泉州寮，台中县大甲镇和清水镇、台北县淡水镇、桃源县新屋乡、苗栗县卓兰镇、新竹县竹北乡等地都有泉州厝，云林县有刺桐乡，屏东县下东城有刺桐脚庄。
民国年间，泉州人又相继东渡台湾，民国34～38年最多。其中经商220人，店员140多人，任教90多人，求学60多人，由港转台18人，国外转台6人，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250多人，国民政府分配到台湾工作50人左右，国民党士兵240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在金门战役被掳船工3人，1952～1953年在海上作业被抓12人，还有私渡去台若干人。
二、移入
清末日本侵占台湾时期，一些祖籍泉州城的台胞不愿做顺民，抛弃产业返回故土，已入籍彰化的蔡澍村举家内迁，建第井亭巷，人称台湾蔡。民国19年前后，一批批台湾同胞移居泉州城，其中不少人是中西医，先后57人来泉州行医，立足点在城内外。抗战胜利后，分散各地的台湾人大部分返回台湾，少部分留下定居。民国34～38年，有一些台湾人来泉州城经商、任教、行医，就地定居，还有部分台湾人参加国民党军队到大陆，被俘定居泉州城。改革开放后，有少部分台湾人到鲤城定居。
第二节 经济往来
一、通商贸易
北宋蔡襄《荔枝谱》中已有荔枝加工后运往台湾的记载。当时，渔民到澎湖和北港作业，有的捎带一些货物在当地出售，后来逐步发展为行商走贩，随渔船前往澎湖、台湾一带交易。从刺桐港往西洋的商船，有的也在台湾稍作停留进行贸易。
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隶属泉州路晋江县。泉州人以瓷器、陶器、铁器、琥珀、珍珠、日用品换取台湾的鹿脯、兽皮、兽角、兽骨、硫磺。
明代初、中叶实行海禁，闽南沿海商民仍假借名义与台湾贸易。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复设澎湖巡检司，海禁逐步开放，泉台贸易转入兴盛时期。大海商郑芝龙以安海为据点，控制对台贸易，崇祯间商船达千余艘。
荷兰殖民者人侵台湾后，与郑氏的贸易仍频繁进行。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实行海禁，郑成功在杭州、厦门设立陆路、海路五行，冲破清政府封锁，将大陆货物运销海外。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设立海关，泉州府有南门外馆口和法石馆口，征收与台湾、外省、外洋的贸易关税。乾隆十九年（1754年），开放台湾鹿港与晋江蚶江对口贸易，泉州与台湾的贸易再次兴盛，“洛阳、浦内、法石诸港直通双江，大小商渔往来涉利，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
泉台贸易中，输台商品有生丝、丝绸、陶瓷、纸张、茶叶、白蜡、黄金、酒、生姜、明矾、砖、瓦、木板、木柱、铁锅；从台湾输人的商品有银、铜、铅、硫磺、胡椒、槟榔、樟脑、茄藤、通草、麻、苏枋木、大米、蔗糖、食油、咸鱼、鹿肉、鹿脯等。泉州城是泉台货物来往的重要集散地，府城南门厂口渡头、富美渡头、海关口渡头、观音渡头等就是泉州海上贸易的码头，渡头以内货栈林立，米埔巷尤为集中。富美渡头由与台湾贸易的行郊控制，拥有专用码头、货栈及脚夫。
台湾在与大陆长期贸易中，逐渐形成商业中心，最著名的是“一府二鹿三艋舺”（即台南府、鹿港、万华），泉州和台湾都出现同业公会性质的行郊商业组织。晋江县有专营台湾生意的行郊数百家，县城的行郊集中在南门的富美、新桥头、一堡。台南的南郊有30多个商号与泉州贸易。泉州籍人成立的泉郊，居鹿港八大郊之首，拥有200多家商号，专与泉州地区做生意。艋舺的三大郊（泉郊、北郊和厦郊），均为泉州人经营。掌握行郊的不少是泉州人，东海法石人张秉鹏开设张德宝行，经营泉台货船航运，为艋舺首富。台湾的行郊常在泉州府城活动，现保存在开元寺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铸的一个铁钟，即为泉郡南关外浯江铺塔堂（今临江新桥）台湾鹿港的行郊46家商号公置的；《重修准提大殿碑》开列的行郊中，排在前列的有淡水、笨港、梧栖三家行郊；在法石真武庙发现的《重修圣殿葫芦亭碑记》记录捐赠银两的名单中，有来自淡水的5家船商和1家经营商。
甲午战争日本侵占台湾，对渡终止，海防官署关闭，泉台贸易受极大影响。日本人全面垄断台湾经济，独占海上航线，泉州只能通过秀涂用小轮船到厦门转运泉台间相互需要的物资。后日本允许台湾与泉州直接贸易，台湾运到泉州的增加日本商品火柴、煤油、干贝（江瑶珠）、鲍鱼、虾干、沙丁鱼和脯类、猪牛筋等，后期还有电石、钢筋、水泥和机器；泉州运到台湾的大多是农土产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重新实行严厉限制政策，泉台贸易转入走私状态。抗战胜利后，泉州与台湾的贸易出现兴盛局面，从事泉台贸易的行郊不少。泉州聚宝街协和号专营台湾海味品，永康成改营台湾食糖。泉州一些党政要人如庄澄波、汪波、林中民等也参与贸易活动。工商业者又活跃起来，蔡鼎常组建大通船务行，丁子意组织捷益船务行，陈逢辰新办晋通船行，均经营泉州到台湾的航运业务；陈泽宣、林文定等组织南洋轮船公司，航行兴化、泉州、上海、台湾等港口；在上海经商的泉州人伍泽琪，也自备、租用几艘汽船行驶泉州、厦门、上海、台湾，在台湾建分号，还从台湾运来水泥在老家法石建楼房。泉州秀涂和台湾之间，小货轮、机帆船、帆船从事客货运，每天启航多达50余艘，后渚港还不计算在内。泉州不少人到台湾办厂办店，如华通公司、柯隆顺信托行，黄福根则经营进出口商，一些有条件的报人也投笔从商。台湾方面，台北、基隆、新竹、台中、鹿港、新营、布袋嘴、台南、高雄成为台湾与泉州贸易的港埠，台湾商人也来泉州经商。
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两岸贸易中断。
1979年后，海峡两岸局势开始缓和。泉台贸易先是渔民在海上交易日用品和副食品，进而发展到直接小额贸易。台湾商品有电器、涤纶丝、雨伞、雨衣、手表、太阳镜等，泉州商品有中药材、工艺品、副食品、水产品（鱼、紫菜）等。后渚港设有台轮停靠站。
1984年，泉州市成立泉盛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专营对台贸易。到1985年，公司通过第三地区、国家的转口大额贸易（含代理）进口涤纶丝3980.48吨、涤纶绵1099.25吨、涤纶布159.43万码、彩色电视机3万台、显像管10.78万只、摩托车300辆；出口锑110吨、锡78.47吨、罐头13367箱、兔毛137.74吨、苎麻球94吨、精干麻81.63吨、茶叶61吨、当归20吨。进口总额2605万美元，出口总额918.5万美元。但采用这种形式时间短，后来归省直接经营。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台商与大陆间接贸易。同年5月，宣布大陆当归、枸杞、红枣、黑枣等中草药进口免受限制；8月，又宣布允许从大陆间接进口鼠毛、马毛、鸡毛、苎麻、亚麻、羊毛、金刚石、陶瓷制品等27项品种。1988～1992年，鲤城区对台小额直接贸易480万美元。
二、台商投资
民国2年（1913年），泉州地方知名人士谢俊英等人发起筹建泉州电灯公司，台湾富商林菽臧（泉州城龚显曾翰林的女婿）投资8万余元，并向台湾购买1部120匹马力煤气发动机，配60千瓦发电机1台，机组1套，于民国5年9月发电，开创泉州用电历史。
7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民间交往增多，泉州市积极引进台资。1983年，江南公社井尾皮塑厂与台商刘某合资创办泉州市第一家台资企业——泉州通兴企业有限公司，总投资12.5万美元，其中台资7.5万美元。1988年2月，鲤城区成立专门为台商服务的泉州闽台咨询服务公司。同年接待台商300余人次，签订经济合同、协议书22份，总金额6200万元人民币，创办台资企业10家，其中独资2家。1989年，创办台资企业6家，其中独资1家。1990年，创办台资企业8家，其中独资6家，远郊镇开始出现台资企业。1991年，创办台资企业13家，其中独资7家。1992年，创办台资企业17家，其中独资9家。至此，全区共有58家台资企业，总投资5945.3万美元，其中台资5030.9万美元（投资300万美元以上的有5家）。经营范围有纺织、机械、包装、建材、陶瓷、房地产、文化用品、食品、服装鞋帽、伞具、汽车零配件、化工、电子等。台资企业逐步向独资、技术资金密集和集团化方向发展。泉州远太企业开发有限公司创办以来，先后创办3家独资的远太字号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文化用品、广告、贸易等多种项目的经营，形成总投资约1200万美元的集团性台商独资企业。豪盛（福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瓷砖各项指标均达到欧美标准，产品畅销海内外，曾获全国建材产品暨装潢材料展评博览会金奖，被评为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
第三节 文化交流
一、教育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大陆一些文人学士先后入台，对台湾的文风教化产生重大影响。在义学和私塾方面，泉州人傅人伟受聘主持台北士林文昌祠义学，庄正主讲台北板桥大观义学。清代，在台湾以台籍身份参加京师会试、殿试中式进士的泉州人先后有叶题雁、李清琦、王克捷、蔡鹏南，参加乡试中式举人的有20多人。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培养建设海疆的各方面人才，民国33年（1944年）5月创办海疆学校。校址初设仙游县，后因台澎居民十之七八为闽南籍人，故迁校南安九都，再迁泉州城内，以利招收闽南学生。抗战胜利后，台湾学校急需会讲闽南话的教师讲授国语，民国35年1月，台湾高雄市政府拟聘闽南籍小学教师100名，委托泉州新南书社办理，实招收72名。民国36年，海疆学校第二届毕业生，师范专科48人有20人愿往台湾，商业专科53人有25人愿往台湾。同年7月，海疆学校校长梁龙光赴台收集海疆资料，考察战后的台湾教育。民国37年6月，海疆学校第五届师范专科毕业生组成教育参观团赴台，先后在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参观。结束后，部分毕业生留台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民国38年，不少泉州人东渡台湾求学、任教，其中杰出的有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庄长恭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亦园。
1952年，在台的泉州培元中学校友在彰化创办培元中学，以泉州培元中学为母校。1990年，彰化培元中学校长苏春生率团来鲤城参加母校“三庆”（建校86周年，孙中山为培元题“共进大同”70周年，宋庆龄为培元题“为国树人”10周年）活动。
二、科技
医药卫生科技 泉州先民东渡台湾时，带去保护神花桥公（保生大帝），并带去医签和药方，在台湾民间流传数百方。晋江人林大廷青年时师从河市痘疹名家刘师学医，光绪末年居郡城，与友人蔡祝南学西医，后东渡台湾，居台北行医，足迹遍及台湾各地。民国初，从日本医校毕业的台湾人陈春木在泉州新桥头开设仁爱医院；泉州人陈祯嘉、戴少安在台湾学医，回泉州市区开业。
农业科技 郑芝龙居台时，派人入山开垦，伐樟熬脑，配售日本，以供药用，清末成为台湾三大出口物之一，其法传自泉州。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当地人农耕原始，郑成功按泉州一带的耕作方法发给当地人铁犁、耙、锄各1副，耕牛1头，派有经验的军民传授农技，当地人都改变原来的耕作习惯，用新法种植。郑成功还派军师刘国轩赴福建，购进大量蔗苗，劝各地种蔗制糖，许多泉州移台居民直接经营庶糖业，改变台湾单一型的农业经济。台湾高山族饲养的番鸭（东番之鸭的简称）传至泉州后，与田鸭杂交，培育出一种新鸭种叫土番鸭，至今番鸭和土番鸭仍是鲤城民间饲养的主要鸭种。民国21年，泉州地方人士推举陈溪、卢碧镛（台湾人）往台湾私购134号和108号品种蔗苗4000多株，偷运回泉，分别在南安水头和泉州东门外水漈乡试种，翌年即在泉州新门外、南门外一带推广。民国23年，丰州人黄福如和陈锡港（台湾人）再次派人到台湾采购蔗苗偷运回泉，在泉州北门外后茂村试种，后推广于泉州北峰等地种植。
土木建筑科技 台湾农村，至今仍保留许多三开间、五开间的传统建筑，与鲤城的古建筑相仿。泉州府城的工匠技术高超，台湾较大的工程或著名的庙宇都聘请祖籍地匠师设计施工。民国14年，重建台南府孔庙[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毁于日本人]，即请泉州人当总工程师，按泉州府孔庙风格，历时15年建成，被誉为正统南中国式的孔庙。
手工业科技 嘉庆年间（1796～1820年），泉州城内人吴田从府城南大街移居鹿港，曾参加全国性雕刻比赛获优胜，嘉庆皇帝颁赐的“御赐金莲”古墨1块和雕刻工具1盒，至今仍由其第五代孙、台湾薪传奖得主吴清波保存着。光绪年间（1875～1908年），东海蟳埔人郑槌把制饼技术传入台湾，在鹿港开设郑玉珍糕饼铺，生产传统凤眼糕、牛舌饼和猪油〓，成为当地特产；台湾锡雕名匠刘青司受聘到泉州城内的连发祖铺锡雕店，负有盛名的双层莲花斗灯就是他按台湾样品制作、经泉州艺人杨炳坤加以创新而成的。此外，台湾的藤器、大甲席、大甲帽等传入泉州，对泉州的竹器、草席等编织业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三、艺术
音乐 明末清初，泉州南音传入台湾，盛行于鹿港一带。鹿港的雅正斋是台湾最早的南音社团，创办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誉为南曲状元的陈武定（府城南门后山人）东渡台湾授徒，历时三年。至解放时，泉州和台湾的民间交流一直未有间断，此后三十余年间因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民间交流中断，改革开放后始得恢复。1984年2月，泉州市举行第三届南音大会唱，台湾汉唐乐府创会会长、台湾南音研究所负责人陈美娥等三位台胞应邀参加。1989年2月，台湾音乐界知名人士许常惠、徐瀛洲、陈茂萱三人一道访泉，共同切磋南音艺术；4月，陈美娥、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永义、台湾汉唐乐府晋谒黄帝陵演出团全体成员到泉访问，返台后曾永义撰文《南音之都》在台湾《联合晚报》发表；9月，台北市汉唐乐府、闽南乐府、台南市南声国乐社三团体参加泉州市1989年金秋海内外弦友南音大联欢。台湾现有南音社团70多个，遍布台北、台南、高雄、基隆、鹿港等地。
戏曲
由泉州传入台湾的戏曲有大梨园（老戏）、小梨园（七子班）、高甲戏、提线木偶和布袋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二年（1662年），派人回闽南招聘梨园戏班赴台演出。梨园戏后来成为台湾的主要戏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已有梨园戏演出的记载：“肩披鬓发耳垂珰，粉面朱唇似女郎，妈祖宫前锣鼓闹，侏■唱出下南腔。”高甲戏传入台湾后，因其丑角独具一格，唱腔活泼，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传统折子戏《管甫送》就是以一个当台湾小吏的泉州青年和一个台湾少女热恋、互诉衷情为题材的。光绪年间（1875～～1908年），泉州提线木偶庆元班应邀到台湾、菲律宾、新加坡等地演出，载誉归来，班台前悬挂着侨领赠送的对联；“实叻槟城演唱过，台湾吕宋褒誉来。”泉州著名木偶师陈婆（别号“猫婆”）带得意门生许金水（别号“金水师”）到台北地区传艺，另一著名木偶师童全（别号“胡须全”）移居台湾艋舺。民国初，台湾创建木偶剧团小西园和华阳台（后称亦宛然），表演手法及传统剧目都传自“猫婆”、“金水师”和“胡须全”。泉州木偶头雕刻大师江加走壮年时，台湾木偶戏班都通过祖家的“走水”（行商）千方百计向江订货，引起日本当局注意，严加禁止，泉台戏曲联系暂时中断。1988～1992年，鲤台之间戏曲交流达11次之多。台湾著名文化人士观看梨园戏演出后，盛赞梨园戏“文化价值，艺术成就，娱乐效果，都是无与伦比的”，是“海峡两岸的一颗明珠”。其间，台湾亦宛然木偶剧团民族艺师李天禄传人陈锡煌、李传灿到鲤城拜泉州木偶剧团黄奕缺为师；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王仁杰创作的梨园戏《节妇吟》移植为京剧《问天》后，由台湾“雅音小集”演出；应台湾鹿港民俗才艺推展委员会邀请，福建泉州民俗文化交流访问团到台北市、台北县、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等地进行交流访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武术 郑成功抗清复台，其部下将领和士兵有许多是少林中人。泉州南少林痛禅上人，相传为明福王的堂叔，至台湾依延平之子，不得志，仍还少林。清代至民国初期，台湾八幡社阳山也有座少林寺。1990年，台北市国术会理事长黄善德率团来鲤城寻根谒祖，交流武技。
四、寺庙
泉州多种宗教信仰共处，每年有100天分属128位神祇氏的诞辰，迁台的泉州人将祖籍地诸神带到台湾奉祀。台湾许多宫庙将儒、释、道三教诸神同祀一庙，系沿习泉州；台湾现有教堂、寺庙14093座，许多传自泉州。
天后宫 台湾现有供奉妈祖的宫庙800余座，其中很多是由泉州天后宫分灵及再分灵的，俗称温陵妈。台南安平鹿耳门圣母庙、台南天妃宫、鹿港天妃宫、台南大天后宫、云林刺桐乡福天宫、台中朝天宫和台西安海宫、嘉义西门天后庙、淡水福佑宫、新港奉天宫、台南县温陵妈祖庙等11座，均系由泉州天后宫分灵，并为泉州人所建。
关帝庙 台湾现有关帝庙300余座，其中不少是从泉州分灵及再分灵的。台湾最古老的关帝庙是台南的开基武庙，其神像是康熙八年（1669年）从泉州通淮关帝庙恭请奉祀的。泉州通淮关帝庙的三义庙左壁，尚嵌有台湾彰化生员林光夏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所书的降神碑石刻。
慈济宫 郑成功渡台时，保生大帝即为漳泉人士随迁之神，流传至今，台湾全省奉其为主神的庙宇已有270多座。1989年8月14日，400多名台胞组团到花桥慈济宫参谒，捐献人民币23万元建造义诊大楼。
王爷宫 主奉萧望之，在台湾有从泉州富美宫分灵及再分灵的宫庙2000余座。明朝末年，延陵吴姓移民由富美宫祖庙分灵，随郑成功渡台，建立聚安宫。清道光初，金、吉、姚三府王爷神像随富美宫王船漂海抵台，台中县大安港建镇安宫加以奉祀。300多年来，台湾同胞经常组团到泉州富美宫祖庙进香。
开元寺 原系郑经为其母董夫人所建的北园别馆，后改建为佛寺，奉祀释迦和弥勒，是台南第一大佛寺，用故乡名刹泉州开元寺命名。鹿港龙山寺曾是泉州开元寺的分寺，清嘉庆二年（1797年）起，祖寺先后派13位高僧前往主持弘教。
第四节 寻根联谊
一、寻根探亲
解放后，台湾与大陆两岸亲人因海峡两岸军事对峙，不得团聚。1972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要公开同台方人员接触，不要回避。1974年6月，泉州市成立对台工作办公室；8月，接待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谊赛的台湾省籍的代表来泉参观。同时，渔民出海也敢于和台湾渔船接触，交换一些生活用品。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引起台胞强烈反响。
80年代初期和中期，台胞还不能直接回乡探亲，需绕道回乡，或约亲人到香港会面，或通过书面了解乡情，或通过亲友探风。1980年，台胞李亦园的母亲林朝素及二儿子李少园、长女李园生到厦门大学会见亦园的挚友美国教授黄树民。1981年，泉州开始接受一位去台人员回大陆探亲，接待台轮一艘。同年8月，去台人员蔡鼎常之妻陈传声（87岁），由港赴台探亲。1982年，接待绕道回乡探亲、旅游的台胞40人，还接待一艘专门回乡探亲的渔船。同年4月，东海公社去台人员陈某回乡探亲，回台时为其他台胞转家书29封，捎口信15户，到台后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为乡亲沟通联络，有22户台属收到信汇。1983年，接待台胞47人（探亲37人，旅游8人，定居2人）、台轮4艘18人。林朝素一家三代（二儿子李少园、长孙李可梁）往港与李亦园会面。1984～1985年，台属出境会亲122人，接待回乡探亲、旅游的台胞120人，台轮13艘128人，接受2人在泉定居。1985年11月，台属吴荣敏、吴荣耀到港会见兄长吴某（台湾国民党上层人士），吴某毅然向台湾当局申请回乡探亲，获准后因病不能成行，1986年4月才回乡探亲扫墓。至1986年，鲤城区去台人员中国民党上层人士14人，已有通信的11人，到港会亲的10人次，绕道回乡探亲的1人，委托亲戚朋友探风的10多人次。
1987年9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允许公开通邮。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掀起寻根热。上半年，回鲤城探亲的16人，下半年增至58人。同年，泉州市成立台胞接待站，建台同宾馆接待来访台胞。1988年，原国民党少将叶某春节期间回乡探亲；台湾著名会计师王某回乡探亲，参加海疆学校校友会成立大会；李亦园夫人回鲤城为母祝寿；黄和平、杜华夫妇回乡探亲，在各自的家乡罗溪、马甲建立敬德学校和文华学校，为鲤城区台胞捐资建校首例。是年，回乡探亲人数猛增至626人。
1989年，台湾中上层人士回乡探亲的人数增多，有台北晋江同乡会副理事长陈志英，台湾中研院总务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念萱等。同年5月，李亦园教授携夫人返乡，与年已91岁的老母及大陆亲人团聚，实现41年的夙愿；10月，台北晋江同乡会总干事黄锭明携妻回乡探亲，和赖春檺（台北晋江同乡会理事长）一起捐资建福利楼，为鲤城区台胞创办福利事业首例。自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至1992年，到鲤城寻根探亲、旅游观光、贸易投资的台胞达9075人次；鲤城区到台湾的有170人，其中探亲、探病、奔丧118人，定居52人。
二、联谊活动
宗亲联谊 在寻根热潮中，台湾各地的鲤城籍人纷纷以宗亲会名义组团回故乡谒祖、扫墓、寻亲。1989年，台湾王氏宗亲会组团到泉州承天寺开闽王祖祠谒祖。1991年春，台湾魏氏宗亲会组团到城东西福祭扫祖基。1992年，嘉义县东石岑兜萧氏宗亲会组团到鲤城富美宫谒祖。
同乡联谊 1968年，台北市成立晋江同乡会。1992年9月，捐赠1万美元，分3笔委托鲤城、晋江、石狮三地的台胞台属联谊会作为故土学习成绩优异的学子的奖学金；另捐台币5万元给花桥赠药义诊所作经费。台东县和高雄、基隆等市也有晋江同乡会组织。
大陆台胞联谊 1982年，泉州市成立台胞联谊小组，组长谢兴典。1990年，成立泉州市市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蔡美熙（台属）任会长。组织成立后，联络在台亲友，协助政府组织台籍青少年参加省和泉州市夏令营活动，配合政府慰问台属老弱病残、困难户，走访台胞台属知名人士，为两岸亲人寻根觅祖、投资办厂服务。
第二章 鲤城与香港、澳门
第一节 移民
一、移居香港
明代，泉州往东南亚各国通商船舶有时在香港寄泊，开始有人移居香港。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政府派兵驻扎香港，准许内地人到香港垦殖谋生，有些泉州人移居香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道光二十八年开辟为商埠，移居香港的泉州人渐多。早期移居香港的泉州人，从事垦殖的主要定居在鸭仔俐洲一带，经商的主要集中在上环一带。
民国初，因战乱、匪患和天灾，一些泉籍华侨将家人接到香港定居，此后日渐增多。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在香港的泉州人已有四五千人。厦门沦陷时，一些原籍泉州的人往香港避难。香港沦陷后，很多旅居香港的泉州人返乡，或转赴澳门。
抗战胜利后，不少泉州人到香港经商谋生，有些归国华侨滞留香港。泉州解放前夕，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工商界人士携眷往香港，旅居香港的泉州人超过1.6万人。
1950～1953年，泉州市有200余人往香港会亲，多数留居香港。1955年起，一些泉州人从陆路经澳门或从海路偷渡往香港，每年均在100人以上，1959年达200人。1962年发生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偷渡暂时中断。1963年至1966年6月，泉州人往香港定居的为数很少。以后，大量泉州籍的印尼、缅甸难侨涌入香港，一些已回泉州定居的归侨也申请出境滞留香港，大部分居住在北角一带。
1971年10月至1978年，泉州市经批准往香港，或经批准往国外而留居香港的有五六千人。1982年起，公安部门实行限额审批，每年有数百人移居香港。至1988年6月鲤城区旅居香港的人数增至8万人。此后，虽仍有部分人迁入，但一些鲤城籍旅港同胞向世界各地移居，1992年仍保持8万人左右。
二、移居澳门
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有大批泉州人移居澳门，住在今营地街、望厦村、关前街和草堆街一带，逐渐形成以漳、泉人为主体的闽籍人聚居区。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澳门开港，泉州人移居澳门的渐多。明清两代，随着澳门各种贸易的盛衰，移居澳门的人数也随之增减，常住的有数百人，不少为泉州城关及近郊人。
清末民初社会动乱，一些泉州人移居澳门。民国9年（1920年），旅居澳门的泉州人有三四百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葡萄牙宣告中立，澳门未被日军占领，一些居留香港的泉州人移居澳门，战后多数返回香港。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被新加坡和马来亚当局驱逐出境的部分泉州籍华侨定居澳门。50年代，有少数泉州籍侨眷往澳门会亲，定居当地。至50年代末，旅居澳门的泉州人及其后裔已超过1000人。
60年代和70年代，有上千名泉州籍印尼、缅甸和越南难侨移居澳门。1980年，澳门政府实施接纳中国大陆人的新移民政策，至1983年有数千名泉州人移居澳门。1983年以后，澳门政府限制移居，每年只有数名泉州人往澳门与亲人团聚。1986年，澳门有鲤城籍人约8000人。此后虽仍有迁入，但也有部分人移居其他国家。1992年，旅居澳门的鲤城人仍有8000人左右。
第二节 经济活动
一、在香港的经济活动
早期移居香港的泉州人，以垦荒、捕鱼为业。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香港开埠，有些泉州人往香港行商，此后人数不断增多。清末，旅缅华侨杨光涌与堂弟杨光练在香港设立吕宋栈，经营杂货、土产出人口业，此后经商的人不断增多。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有些在上海、厦门经商的泉州人在香港设立分行或代办处，稍具规模的有石头街伍泽俊兄弟经营出入口业，市区人陈天晨办毛巾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泉州人移资香港经商的迅速增多。民国36年（1947年），旅居香港的泉州人74.5％为商人，店员、工人占17％，职员6.4％，其他为无固定职业的侨眷。同年，泉州市区及城郊人在香港有6家商号。
民国38年，少数泉州人携资移居香港发展，著名的有上海复元行伍有志（石头街人）和市区人林清辉等人，不久均因经营亏损而转往台湾、东南亚。至1955年，泉州人在香港没有较具规模的企业，但金融汇兑业获家乡和东南亚汇兑业界的支持，扩办新办福东、兴淘、泰记、南兴等汇兑行（庄），后又创办万记、新太、永源、港珠、富东、宝珠等汇兑行（庄）。著名的从事金融汇兑业的人有市区人黄克立，1955年受其姻亲马来西亚银行家张明添（惠安人）委托，参与主持创办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出任董事兼经理；参股创立香港工商银行，任副董事长、常务董事。
6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泉州籍华侨、华人在香港投资，开始崛起，出现少数大企业。何瑶焑（东海人）和吴家熊（浮桥人）等人合创激成（香港）有限公司。1968年，吴家熊退出，另创DMT国际有限公司。黄克立创立永固纸业有限公司。
70年代，东南亚华人资本和内地人力资源注入，香港扭转石油危机造成的工厂开工不足的局面。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港商扩大投资领域，壮大经济实力。至1992年，出现一些由祖籍鲤城人创办的资产雄厚的企业。
激成（香港）有限公司
新加坡激成集团在港澳地区的总部，何瑶焜之子何建昌任董事、总经理。主营房地产、土产贸易、制衣、投资控股。在香港有子公司智马（香港）有限公司，持有香港华丰国货公司和香格里拉大酒店股权；在澳门有4家房地产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制衣、房地产、油棕企业及10多家香格里拉酒店。
香港DMT集团
印尼大马集团在香港的国际业务总机构，由吴家熊的子侄吴端贤、吴端景分任总裁、总经理。主营国际贸易、房地产、建筑、金融、种植、饲料和罐头食品工业，在香港、新加坡、曼谷、马尼拉、洛杉矶、纽约、巴黎、伦敦、卢森堡以及台北等地，有43家子公司、12家工厂和一系列快餐店。
中策投资（集团）公司
原名红宝石公司，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黄鸿年（罗溪人）持有75％股权，主营企业买卖投资、金融、房地产、工业、贸易。在香港持有3家公司的主要股权及一些企业股份；在朝鲜持有与政府合资的统一发展银行的51％股份；在国内跟6个城市162家国营企业合资，组成9个大型公司及集团公司。
永固纸业有限公司和大正国际有限公司 黄克立、黄宜弘分任董事长、执行董事，主营纸业，兼营金融、投资控股、房地产、电子工业。持有大正国际、重信投资、亚洲保险等公司主要股权和河联投资、港澳国际、安全货仓等多家公司股权。
金泉成系列企业 马来西亚金泉成控股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由黄华强（东海人）和同乡邱国润主持。持有香港大华石油产品有限公司主要股权，拥有香港华耀、德华、鸿易等国际贸易公司和一家制漆厂。
联泰国际集团 董事主席陈守仁（浮桥人，旅塞班岛美籍华人）。在香港有联泰船务贸易、纺织贸易、电影等有限公司；在塞班、关岛、菲律宾和中国大陆拥有10多家公司。主营国际贸易、纺织、制衣、制鞋、建筑、木材和面粉等。
美山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著名参茸代理商、新加坡华人何瑶煌（东海人）创办。何氏与其子何灿程、何汉民在香港还有美明电子、大同参药行、香港田丰（私人）、协利参茸、海力、华业实业（香港）等有限公司，经营参茸、电子、房地产、出入口贸易，还投资银行、保险等金融业。
和昌集团 董事主席吴庆星（马甲人）。70年代初在香港开设龙星公司，以后组成和昌集团。在黑龙江、泉州和厦门建有企业；在泰国、澳大利亚有子公司。主营饲料油脂工业和土产贸易、养殖业，每年与国内贸易额达1亿美元。
其他企业 鲤城人在香港较具规模的企业还有：黄达群（市区人）创办的君心贸易、多多电子、景威地产代理、益林投资（香港）等有限公司，主营贸易、房地产、电子工业；佘明聪（市区人）兄弟共同管理其父佘文宗创办的家族企业香港建成织造有限公司，有子公司维得利有限公司；庄大川（市区人）创办的香港海洋实业有限公司，为香港石油化工业翘楚，在内地有多家大型石油化工合资企业；谢必荣（浮桥人）等人创办的香港康达贸易公司和远达货运公司；何瑶煌与林华国（市区人）合创的香港美惠有限公司，林华国创办的美惠投资有限公司，在厦门设有房地产公司；陈影鹤（东海人）创办的香港大庆有限公司；赖谋盛（市区人）创办的宝泰贸易行，投资达基实业、汇通灯饰、建生实业、宝麟贸易行等联营公司。二、在澳门的经济活动
明代移居澳门的泉州人，多数为工匠、店员、杂工或海运船民，从事商贸业的很少。清代则多为工人或菜农，还有走私商人及其雇佣的职员、船工。
鸦片战争后，澳门港逐渐衰落。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居留澳门的泉州人有限，多系工人和菜农，个别人开设作坊式的小型工场或当零售小商贩。
60年代初，澳门经济进入发展时期，纺织、制衣工业逐渐取代传统手工业；中期，一些泉州籍印尼、缅甸、柬埔寨难侨进入澳门，大多经语言补习班培训后进工厂，部分人成为零售商贩，或开设小吃店。
80年代初，许多泉州人往澳门会亲或就业，多数当肩挑小贩，或在街头巷尾排摊设点，部分在同乡人的小型企业当佣工。1989年起，一些旅澳鲤城籍企业家联合组建一些企业集团，经营房地产、金融、出人口、百货、包装、制衣等业。至1992年，在澳门的鲤城人多数是小商人、小餐馆经营者，还有职员、工人，有成就者甚少，称得上大企业的有新加坡激成集团70年代在澳门创办的金山发展有限公司、海洋发展有限公司、友成建材（澳门）有限公司，均由黄友狮（东海人）主持，主营房地产开发，兼营酒店业和建筑材料业，为澳门五大房地产发展商之一。稍具规模的企业有李成佳（市区人）创办的百利成实业（澳门）有限公司、百利成（出入口）商行，在玻利维亚有金发达集团（股份）进出口有限公司，在江西省南昌市和家乡泉州市区亦有投资企业。此外还有曾俊宗（市区人）家族创办的澳门国际艺术中心和环球商行，叶作兰（女，市区人）等人创办的海洋集团屋宇管理（澳门）有限公司。
第三节 文教体育
一、香港地区
教育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旅港的泉州人参与创办用闽南话教学的改良私塾。民国15年（1926年）3月，有泉州人参加的旅港福建商会创办福建义学，用闽南话教学，开设国语（中国语言）、英文、数学等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扩办为福建中学，附设小学。50年代，香港闽南基督教会筹资创办闽光书院，泉州籍知名人士参与集资创办集美侨校、南洋学校、闽菁学校和一些小型英文补习学校，采用普通话和闽南话教学。60年代以后，泉州籍港胞参与资助原有中、小学和幼儿园扩大招生。70年代，参与集资创办闽侨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及闽侨中学、桂华山中学、群英中学。
文化体育 市区人司马文森（原名何应泉）于民国32年移居香港后，曾任香港《文艺生活》、《文汇报》主编、达德学院文学教授、香港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与香港文化界人士创作《火凤凰》、《南海渔歌》、《血海仇》、《娘惹》、《海外寻夫》等电影剧本；市区人秦岭雪（原名李大洲），业余诗人，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许多歌颂祖国山川和历史文化的诗作，被誉为“写诗的生意人”，1988年出版诗集《流星群》；市区人柯达群，70年代后多次参加香港大型文学比赛并获奖，著有长篇小说《山婴和她的男人》、《大雾弥漫的凤凰山》和短篇小说集《命运》；马甲人杜振醉，1980年往港定居，就职香港波文书局，1985年转任香港煜华文化机构有限公司总编辑，近年来从事家庭及社会关系学教材编著工作，1989年出版《中国史纲》前两册；谢必荣，1953年定居香港，现任香港体育会总务主任、香港篮球协会副会长，为香港文艺体育界知名人士，1978年以后多次组织篮球队到福建省和泉州市参加比赛，组团参加泉州举办的南音大会唱；吴潮波，香港福建体育协会理事、监事，体育界知名人士，80年代为泉州举办的侨光杯篮球友谊赛奉献金杯，为泉州举办国际木偶节赞助经费。
二、澳门地区
教育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泉州籍乡亲参与创办漳泉义学，用闽南话教学，后改名漳泉小学，兼用葡萄牙文教学。20世纪80年代，澳门闽籍学童不断增多。1989年，闽籍知名人士组成以梁披云（永春人）为主席的澳门福建学校董事会，鲤城区人李成佳参与筹建，任董事。1990年9月，福建学校正式开学。
文化体育 明弘治元年（1488年），旅澳泉州人参与创建妈祖阁，作为乡亲演戏祀神聚会场所。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参与兴建清平戏院，为业余文化娱乐场所。80年代中期，曾俊宗家族多次组织书画展，举办工艺品和园林艺品展销。1987年1月，鲤城籍人参与创立南音曲艺研究社，组建武术队。此外，鲤城籍人还参与组织澳门福建体育联合会，该会拥有武术队、醒狮队、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杂技队、乐队，其中杂技队队长曾俊宗、教练曾少娥（女）为鲤城籍人。
第四节 爱国爱乡
一、支持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时，泉州人杨光涌、杨光练在香港创设的吕宋栈是接待来往香港的泉州革命党人的重要据点。讨袁期间，该栈是泉州革命党人在香港的武器弹药供应基地，军火多数由该栈采办后运送厦门转输泉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旅港泉州籍民主人士参与组织福建救亡同志会。福建旅港同乡会和福建旅港商会发动募捐支援抗战，赈助难民，组织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泉州人热烈支持、响应。金门、厦门沦陷，流落香港的金厦难民亦获泉州籍人捐输支持。
抗战胜利后，居港归侨王雨亭、张殊明（均市区人）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福建促进会（简称福促会）活动，王雨亭主持的建元公司是福促会向海外华侨募捐款物支援解放战争的主要据点之一。
民国38年5月，中共香港福建特别支部组织在香港的闽籍青年和归侨120多人学习、培训，于8月间分3批进入粤东解放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在港的泉州人士踊跃参加，其中有来自菲律宾的陈汉泽、曾华，来自台湾的黄既济，在香港读书的刘以健、林为庆，从大陆到香港的蔡祖卿、史中元、黄风长等。他们后来在泉州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和《泉州晚报》社工作。
二、参政议政
1981年，黄克立增补为福建省政协第四届委员，1983年后被聘任为福建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委员，1987年为全国政协常委；1987年，香港立法局议员黄宣弘被聘任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国务院港事顾问，黄达群被聘任为新华社香港区事顾问、福建省政协委员。
任福建省政协第六届（1988～1993年）委员的鲤城籍港澳同胞有香港的陈影鹤、陈明德，澳门的黄友狮。
任泉州市政协第六届（1988年增补）委员的有香港的谢必荣。任泉州市政协第七届（1992～1996年）委员的有香港的吴潮波、谢必荣，任市政协常委的有黄达群。
任泉州市鲤城区政协第三届（1991～1994年）委员的有香港的佘明聪、梁奕明。
三、投资创办企业
投资举办经济实体是泉州籍港澳同胞支持家乡建设的主要形式。解放初，在家乡投资多数采用汇款给亲属办企业的办法。1952年7月福建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至1967年6月，泉州籍港澳同胞投资人股总金额近万元人民币。“文化大革命”期间，港澳同胞投资家乡建设活动一度停止。
1979年开始，许多港澳同胞在泉州市创办来料加工装配企业和投资办厂。香港嘉华贸易公司与泉州工艺美术公司合资创办泉州人造花厂有限公司；港商吴水影家族投资创办金山针织厂、笋浯塑料文具厂、永成兴面包厂；港商佘明聪与泉州市侨联合作，创办泉州集友企业社（来料加工手织羊毛衣）；港商谢伟虹投资创办建益针织厂；港商梁奕明投资创办泉州侨光轻工有限公司、泉州手套厂有限公司。1988年，港商谢必荣与台胞合资开办豪盛地砖厂。1990年，产值和出口额上规模的大型企业有10家（含市直单位），总投资额100万美元以上的有26家。至1992年，在鲤城区范围内，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4家，即泉州南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泉州名都大厦、泉州富华建设有限公司、昌林（福建）仪器有限公司。
四、兴办公益事业
（一）教育
民国10年，居港归侨杨光涌与旅菲华侨杨厚翠等人捐资在江南亭店村创办紫兰小学。民国35年，杨光涌又参与在亭店创办凌霄中学，出任校董。
50年代，居港归侨吴国华（马甲人）捐资倡导，发动华侨、港澳同胞集资创办马甲锦霞小学。70年代后期，港澳同胞捐资泉州市教育事业的人数、金额迅速增多。1979年，港胞陈碧枢（惠安人）参加母校培元中学75周年校庆返港后，在香港发起创立校友会，并捐资倡导，向旅港校友和其他港胞募资捐建母校校舍，先后有吕振万（南安人）、黄保欣（惠安人）、韦梓辉（南安人）、庄垂杰（晋江人）等数十人捐资在培元中学建香港楼，并设教育基金会和赠送电教设备、汽车等，合计金额100多万元。
1987年后，旅港侨胞吴庆星（马甲人）先后投资近7000万元建仰恩大学；王为谦、庄启程、施世筑、李群华（以上均晋江人）、许东亮（金门人）、曾星如（安溪人）、吕振万（南安人）等旅港侨胞，先后共捐资1000余万元在华侨大学建校舍，设立基金会，购教学设备、图书；吕振万个人先后捐资180万元，在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和泉州五中建校舍；澳门归侨教育家梁披云（永春人）捐资倡导，梁良斗、梁清辉、梁仲虬等旅港澳梁氏宗亲和永春籍港胞颜彬声等捐资400多万元支持创办黎明职业大学；港胞梁奕明（市区人）捐资230万元，发放奖教奖学金，购赠鲤城区各中心小学电教设备；港胞余新河（南安人）先后捐资401.8万元，建泉州一中校舍，设立奖教奖学基金会；港胞陈守仁捐资430万元，设立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嗣后其家族成员又先后注入资金，基金额增至1000余万元，多数用于教育事业；港胞金淑琼（女）捐其夫遗产100万美元，在鲤城区设立吕志明奖教奖学基金会。捐资鲤城区教育事业金额较大的，还有西隅校友会香港联络组、亭店旅港同乡会和黄荣生（江南人）、邱季端（石狮人）、韦梓辉（南安人）等团体和个人。
港澳同胞捐资鲤城区范围内教育事业获各级政府表彰的团体或个人共有29个。
（二）文化体育
1960年后，开始有港胞捐助泉州文化、体育事业。1978年起，港澳同胞捐资泉州市文化、体育事业逐渐形成规模。港胞黄达群倡导并捐资10万港元，港胞李光弼（晋江人）及其他港胞、华侨集资55万元，重建谯楼；黄达群个人捐资110万港元助建泉州市图书馆，并为侨乡体协、国际木偶节、南音大会唱多次捐助；陈影鹤将其妻生前个人储存的港币50万元捐给厦门大学，还捐资助建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修建东海宝觉小学校舍和海印寺；陈守仁捐资100万元建泉州市青少年宫；港胞张加权（市区人）创办泉州利达俱乐部；鲤城区旅港武术界人士集资创办泉州剑影武术馆；谢必荣捐资倡导，发动香港福建体育协会同仁集资150万元建泉州侨乡体育馆。
（三）医疗卫生
1950年以后，陆续有一些港澳同胞向泉州市各医疗机构赠送药品和小型仪器。80年代，港澳同胞捐资泉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人数、金额迅速增多。1988～1989年，居港归侨高维珊（晋江人）捐240万元在福建医大附属第二医院建高维珊楼，创办高维珊福利基金会。1985～1992年，泉州花桥赠药义诊所先后接受港澳同胞捐资、赠药总金额逾15万港元。1992年，港胞黄荣生捐资70万元建江南卫生院，并购赠先进医疗设备。
（四）桥梁 道路
80年代开始，鲤城区城乡大力整修村路、巷道，不少港澳同胞捐资襄助，金额从数百元至数万元不等，捐资数额较大的有：澳门同胞黄友狮捐资修建东海后厝村村路；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捐资2.5万多元修浮桥王宫村村路；亭店村港胞为主集资33.7万元修建江南亭店村路；康轻等港胞与华侨集资25万元修建杏岭道路。吴庆星在创办仰恩大学过程中，捐资200多万元，铺筑仰恩大学通往鲤北主公路的水泥路及20多公里山间公路，建造钢筋水泥结构的仰恩桥、祥贤桥、洋坑桥。
（五）其他
1966年，港胞吴水影与4位华侨联合捐资港币1.2万元，给家乡江南火炬大队购买联合碾米机，并建厂房。1979年以后，港胞李华民、陈小琴赠送海滨居委会烫金机4台、名片印刷机2台和名片纸2捆；吴伯龄赠送泉州面粉厂面粉袋缝口机及配件；陈守仁捐资在浮桥王宫村安装自来水；吴庆星捐资18万元在马甲洋坑村修水利。
鲤城区侨联和各乡镇（街道）侨联会所多数获港澳同胞捐款支持，获捐资较多的有泉州侨联大厦、临江侨联大厦。泉州侨联大厦落成时，港胞吴潮波、陈旋波等人捐赠国际时钟、冷气机、彩电等。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每年均拨基金给浮桥王宫村作敬老福利金，一些慈善福利机构也获港胞捐赠。
第五节 社团
一、同乡会
香港 1939年，泉州籍人参与创办香港福建同乡会，陈明德曾任监事长。1967年，泉州籍人曾国栋参与发起创办香港闽侨会馆，曾任副理事长。1988年，鲤城籍人陈守仁发起创办香港泉州同乡会，任理事长，现任理事长吴潮波，名誉会长黄克诚。此外，尚有亭店旅港同乡会、乌石旅港同乡会、灯星旅外同乡会。
澳门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泉州籍人参与创办三州（泉、漳、潮）值理会。1986年，鲤城籍人参与创办澳门晋江同乡会，曾俊宗曾任副会长。1989年，鲤城籍人叶作兰（女）参与发起创办澳门福建同乡会，黄友狮曾任常务副会长。
二、行业公会
香港 60年代后，泉州籍人参加的重要行业团体有香港中华总商联合会（黄宜弘曾任副会长）、香港中华厂商会（黄宜弘曾任常务会董）、香港海外商业联谊会（陈守仁曾任监事长）、香港互通纸业厂商会（黄宜弘曾任理事长）、香港中华文化服务社（曾国栋曾任社长）、香港福建体育协会（吴潮波曾任理事、监事）、香港篮球协会（谢必荣曾任副会长）、香港中药公会（何瑶煌任永远会长）、港九中华药业商会（何瑶煌任名誉会长）。
澳门 60年代后，泉州籍人参加的重要行业团体有澳门中华总商会（黄友狮曾任董事）、澳门建筑商会（黄友狮曾任常务理事）。此外尚有1990年成立的澳门福建文化协会，1991年成立的澳门福建体育联合会。
三、校友会
80年代，泉州各校校友在港澳组建的校友会有华侨大学旅港校友会、泉州培元中学及培英女中香港校友会、福建省立晋江第一中学（今泉州五中）香港校友会、泉州一中旅港校友会、泉中中学（今泉州六中）香港校友会、罗溪中学香港校友会、泉州西隅小学香港校友会。
鲤城籍台港澳同胞具有中华民族勤劳、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他们在住居地艰苦创业，事业有成，对当地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支援家乡的革命和建设。辛亥革命时期，泉州革命党人曾在香港设有活动据点。在改革开放中，台港澳同胞踊跃捐资、投资，兴办福利事业，创建经济实体，为鲤城区的振兴和繁荣作出巨大贡献。
台港澳同胞远离故乡，政府多方关心保护，帮助台湾同胞寻根，组织联谊，维系鲤台的地缘、血缘关系。
第一章 鲤城与台湾
第一节 移民
一、移出
宋代，澎湖隶属晋江县，泉州沿海居民已在澎湖岛上种植粟、麦、麻，渔民已到澎湖、台湾北港打鱼，有的就在当地定居。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任泉州知州事，在澎湖留屯水军，“春夏遣戍，秋暮始归”。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泉州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移居澎湖的人更多。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尽“徙其民于泉之南关”，废巡检司。明朝中叶，倭寇攻掠闽浙，西方殖民者入侵澎湖，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复设澎湖巡检司。崇祯元年（1628年），泉州大旱，郑芝龙招集难民迁移台湾。
明末清初，移居台湾的人数不断增加，不少人随郑成功入台。浮桥人吴朝植参与郑成功举义，被推为盐运使；泉州南外宗赵伯勋全家随同郑成功迁往台湾定居。郑成功治台时期，台湾汉人达20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泉州人。顺治年间（1644～1661年）迁界，仍有人偷渡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年）复界后，移居台湾的人数剧增，有的挈眷往台，有的在台湾定居，有的与台湾人联婚。移居台湾的人，除从事农业、渔业外，还从事其他职业，为台湾的开发贡献力量。泉州西门人薛宏良进台湾学，薛宏喜以武经取进台湾凤山县庠生，后充岁贡生；泉州涂门街人苏宗素在台湾淡水新庄经商；涂门外法石人伍世桂从小跟兄长伍世跷往台湾经商，开设面粉制品店，生意兴隆；通淮街人郭拔萃任职台湾安平左营左厅，奉命镇守笨港；河市梧宅人苏宗魁任台湾盐运使，苏日晖任台湾艋舺营右厅守府，诰授武略骑尉，苏淮泗为五品军功，在台湾任武官；涂门外淮口人吴家炎精于医道，在台湾当医生，卒于当地；虹山乡人彭忍居挈眷往台，彭藤娶台湾人白氏香娘，彭永淮带两个儿子移居台湾；浮桥曾氏族人不断有人往台湾府城及彰化等地谋生，死后葬在台湾。光绪年间（1875～1908年），锡兰王子第十五世孙世振治东渡台湾，在彰化设馆授徒。
清末，日本侵占台湾，移民台湾受限制，但移居台湾的泉州人已有相当数量。民国15年（1926年），全台湾祖籍福建的有312万人，泉州籍占44.8％。台北盆地有台北城内、艋舺、大稻埕、大龙峒、锡口（松山）、新庄、景尾（景美）、深坑、新店、淡水等街市，其中新店泉州人占73.5％，其他9处均占90％以上。
泉州移民最早分布在台湾西部沿海地区，嘉南平原（台南、嘉义、云林）是最先落脚点，随后向彰化平原、台中盆地（台中、南投）、台北盆地（台北、新竹）等地延伸。移民居住的地方，相当一部分以祖籍地名命名居住地，新竹县的宝山乡就源于鲤城区东海镇的宝山村，以泉州、刺桐为地名的有15处，台北市古亭区和彰化县鹿港镇都有泉州街，云林县台西乡有泉州村，彰化县线西乡有泉州里，伸港乡有泉州社，和美乡和南投县竹山镇都有泉州寮，台中县大甲镇和清水镇、台北县淡水镇、桃源县新屋乡、苗栗县卓兰镇、新竹县竹北乡等地都有泉州厝，云林县有刺桐乡，屏东县下东城有刺桐脚庄。
民国年间，泉州人又相继东渡台湾，民国34～38年最多。其中经商220人，店员140多人，任教90多人，求学60多人，由港转台18人，国外转台6人，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250多人，国民政府分配到台湾工作50人左右，国民党士兵240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在金门战役被掳船工3人，1952～1953年在海上作业被抓12人，还有私渡去台若干人。
二、移入
清末日本侵占台湾时期，一些祖籍泉州城的台胞不愿做顺民，抛弃产业返回故土，已入籍彰化的蔡澍村举家内迁，建第井亭巷，人称台湾蔡。民国19年前后，一批批台湾同胞移居泉州城，其中不少人是中西医，先后57人来泉州行医，立足点在城内外。抗战胜利后，分散各地的台湾人大部分返回台湾，少部分留下定居。民国34～38年，有一些台湾人来泉州城经商、任教、行医，就地定居，还有部分台湾人参加国民党军队到大陆，被俘定居泉州城。改革开放后，有少部分台湾人到鲤城定居。
第二节 经济往来
一、通商贸易
北宋蔡襄《荔枝谱》中已有荔枝加工后运往台湾的记载。当时，渔民到澎湖和北港作业，有的捎带一些货物在当地出售，后来逐步发展为行商走贩，随渔船前往澎湖、台湾一带交易。从刺桐港往西洋的商船，有的也在台湾稍作停留进行贸易。
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隶属泉州路晋江县。泉州人以瓷器、陶器、铁器、琥珀、珍珠、日用品换取台湾的鹿脯、兽皮、兽角、兽骨、硫磺。
明代初、中叶实行海禁，闽南沿海商民仍假借名义与台湾贸易。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复设澎湖巡检司，海禁逐步开放，泉台贸易转入兴盛时期。大海商郑芝龙以安海为据点，控制对台贸易，崇祯间商船达千余艘。
荷兰殖民者人侵台湾后，与郑氏的贸易仍频繁进行。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实行海禁，郑成功在杭州、厦门设立陆路、海路五行，冲破清政府封锁，将大陆货物运销海外。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设立海关，泉州府有南门外馆口和法石馆口，征收与台湾、外省、外洋的贸易关税。乾隆十九年（1754年），开放台湾鹿港与晋江蚶江对口贸易，泉州与台湾的贸易再次兴盛，“洛阳、浦内、法石诸港直通双江，大小商渔往来涉利，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
泉台贸易中，输台商品有生丝、丝绸、陶瓷、纸张、茶叶、白蜡、黄金、酒、生姜、明矾、砖、瓦、木板、木柱、铁锅；从台湾输人的商品有银、铜、铅、硫磺、胡椒、槟榔、樟脑、茄藤、通草、麻、苏枋木、大米、蔗糖、食油、咸鱼、鹿肉、鹿脯等。泉州城是泉台货物来往的重要集散地，府城南门厂口渡头、富美渡头、海关口渡头、观音渡头等就是泉州海上贸易的码头，渡头以内货栈林立，米埔巷尤为集中。富美渡头由与台湾贸易的行郊控制，拥有专用码头、货栈及脚夫。
台湾在与大陆长期贸易中，逐渐形成商业中心，最著名的是“一府二鹿三艋舺”（即台南府、鹿港、万华），泉州和台湾都出现同业公会性质的行郊商业组织。晋江县有专营台湾生意的行郊数百家，县城的行郊集中在南门的富美、新桥头、一堡。台南的南郊有30多个商号与泉州贸易。泉州籍人成立的泉郊，居鹿港八大郊之首，拥有200多家商号，专与泉州地区做生意。艋舺的三大郊（泉郊、北郊和厦郊），均为泉州人经营。掌握行郊的不少是泉州人，东海法石人张秉鹏开设张德宝行，经营泉台货船航运，为艋舺首富。台湾的行郊常在泉州府城活动，现保存在开元寺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铸的一个铁钟，即为泉郡南关外浯江铺塔堂（今临江新桥）台湾鹿港的行郊46家商号公置的；《重修准提大殿碑》开列的行郊中，排在前列的有淡水、笨港、梧栖三家行郊；在法石真武庙发现的《重修圣殿葫芦亭碑记》记录捐赠银两的名单中，有来自淡水的5家船商和1家经营商。
甲午战争日本侵占台湾，对渡终止，海防官署关闭，泉台贸易受极大影响。日本人全面垄断台湾经济，独占海上航线，泉州只能通过秀涂用小轮船到厦门转运泉台间相互需要的物资。后日本允许台湾与泉州直接贸易，台湾运到泉州的增加日本商品火柴、煤油、干贝（江瑶珠）、鲍鱼、虾干、沙丁鱼和脯类、猪牛筋等，后期还有电石、钢筋、水泥和机器；泉州运到台湾的大多是农土产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重新实行严厉限制政策，泉台贸易转入走私状态。抗战胜利后，泉州与台湾的贸易出现兴盛局面，从事泉台贸易的行郊不少。泉州聚宝街协和号专营台湾海味品，永康成改营台湾食糖。泉州一些党政要人如庄澄波、汪波、林中民等也参与贸易活动。工商业者又活跃起来，蔡鼎常组建大通船务行，丁子意组织捷益船务行，陈逢辰新办晋通船行，均经营泉州到台湾的航运业务；陈泽宣、林文定等组织南洋轮船公司，航行兴化、泉州、上海、台湾等港口；在上海经商的泉州人伍泽琪，也自备、租用几艘汽船行驶泉州、厦门、上海、台湾，在台湾建分号，还从台湾运来水泥在老家法石建楼房。泉州秀涂和台湾之间，小货轮、机帆船、帆船从事客货运，每天启航多达50余艘，后渚港还不计算在内。泉州不少人到台湾办厂办店，如华通公司、柯隆顺信托行，黄福根则经营进出口商，一些有条件的报人也投笔从商。台湾方面，台北、基隆、新竹、台中、鹿港、新营、布袋嘴、台南、高雄成为台湾与泉州贸易的港埠，台湾商人也来泉州经商。
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两岸贸易中断。
1979年后，海峡两岸局势开始缓和。泉台贸易先是渔民在海上交易日用品和副食品，进而发展到直接小额贸易。台湾商品有电器、涤纶丝、雨伞、雨衣、手表、太阳镜等，泉州商品有中药材、工艺品、副食品、水产品（鱼、紫菜）等。后渚港设有台轮停靠站。
1984年，泉州市成立泉盛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专营对台贸易。到1985年，公司通过第三地区、国家的转口大额贸易（含代理）进口涤纶丝3980.48吨、涤纶绵1099.25吨、涤纶布159.43万码、彩色电视机3万台、显像管10.78万只、摩托车300辆；出口锑110吨、锡78.47吨、罐头13367箱、兔毛137.74吨、苎麻球94吨、精干麻81.63吨、茶叶61吨、当归20吨。进口总额2605万美元，出口总额918.5万美元。但采用这种形式时间短，后来归省直接经营。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台商与大陆间接贸易。同年5月，宣布大陆当归、枸杞、红枣、黑枣等中草药进口免受限制；8月，又宣布允许从大陆间接进口鼠毛、马毛、鸡毛、苎麻、亚麻、羊毛、金刚石、陶瓷制品等27项品种。1988～1992年，鲤城区对台小额直接贸易480万美元。
二、台商投资
民国2年（1913年），泉州地方知名人士谢俊英等人发起筹建泉州电灯公司，台湾富商林菽臧（泉州城龚显曾翰林的女婿）投资8万余元，并向台湾购买1部120匹马力煤气发动机，配60千瓦发电机1台，机组1套，于民国5年9月发电，开创泉州用电历史。
7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民间交往增多，泉州市积极引进台资。1983年，江南公社井尾皮塑厂与台商刘某合资创办泉州市第一家台资企业——泉州通兴企业有限公司，总投资12.5万美元，其中台资7.5万美元。1988年2月，鲤城区成立专门为台商服务的泉州闽台咨询服务公司。同年接待台商300余人次，签订经济合同、协议书22份，总金额6200万元人民币，创办台资企业10家，其中独资2家。1989年，创办台资企业6家，其中独资1家。1990年，创办台资企业8家，其中独资6家，远郊镇开始出现台资企业。1991年，创办台资企业13家，其中独资7家。1992年，创办台资企业17家，其中独资9家。至此，全区共有58家台资企业，总投资5945.3万美元，其中台资5030.9万美元（投资300万美元以上的有5家）。经营范围有纺织、机械、包装、建材、陶瓷、房地产、文化用品、食品、服装鞋帽、伞具、汽车零配件、化工、电子等。台资企业逐步向独资、技术资金密集和集团化方向发展。泉州远太企业开发有限公司创办以来，先后创办3家独资的远太字号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文化用品、广告、贸易等多种项目的经营，形成总投资约1200万美元的集团性台商独资企业。豪盛（福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瓷砖各项指标均达到欧美标准，产品畅销海内外，曾获全国建材产品暨装潢材料展评博览会金奖，被评为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
第三节 文化交流
一、教育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大陆一些文人学士先后入台，对台湾的文风教化产生重大影响。在义学和私塾方面，泉州人傅人伟受聘主持台北士林文昌祠义学，庄正主讲台北板桥大观义学。清代，在台湾以台籍身份参加京师会试、殿试中式进士的泉州人先后有叶题雁、李清琦、王克捷、蔡鹏南，参加乡试中式举人的有20多人。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培养建设海疆的各方面人才，民国33年（1944年）5月创办海疆学校。校址初设仙游县，后因台澎居民十之七八为闽南籍人，故迁校南安九都，再迁泉州城内，以利招收闽南学生。抗战胜利后，台湾学校急需会讲闽南话的教师讲授国语，民国35年1月，台湾高雄市政府拟聘闽南籍小学教师100名，委托泉州新南书社办理，实招收72名。民国36年，海疆学校第二届毕业生，师范专科48人有20人愿往台湾，商业专科53人有25人愿往台湾。同年7月，海疆学校校长梁龙光赴台收集海疆资料，考察战后的台湾教育。民国37年6月，海疆学校第五届师范专科毕业生组成教育参观团赴台，先后在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参观。结束后，部分毕业生留台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民国38年，不少泉州人东渡台湾求学、任教，其中杰出的有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庄长恭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亦园。
1952年，在台的泉州培元中学校友在彰化创办培元中学，以泉州培元中学为母校。1990年，彰化培元中学校长苏春生率团来鲤城参加母校“三庆”（建校86周年，孙中山为培元题“共进大同”70周年，宋庆龄为培元题“为国树人”10周年）活动。
二、科技
医药卫生科技 泉州先民东渡台湾时，带去保护神花桥公（保生大帝），并带去医签和药方，在台湾民间流传数百方。晋江人林大廷青年时师从河市痘疹名家刘师学医，光绪末年居郡城，与友人蔡祝南学西医，后东渡台湾，居台北行医，足迹遍及台湾各地。民国初，从日本医校毕业的台湾人陈春木在泉州新桥头开设仁爱医院；泉州人陈祯嘉、戴少安在台湾学医，回泉州市区开业。
农业科技 郑芝龙居台时，派人入山开垦，伐樟熬脑，配售日本，以供药用，清末成为台湾三大出口物之一，其法传自泉州。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当地人农耕原始，郑成功按泉州一带的耕作方法发给当地人铁犁、耙、锄各1副，耕牛1头，派有经验的军民传授农技，当地人都改变原来的耕作习惯，用新法种植。郑成功还派军师刘国轩赴福建，购进大量蔗苗，劝各地种蔗制糖，许多泉州移台居民直接经营庶糖业，改变台湾单一型的农业经济。台湾高山族饲养的番鸭（东番之鸭的简称）传至泉州后，与田鸭杂交，培育出一种新鸭种叫土番鸭，至今番鸭和土番鸭仍是鲤城民间饲养的主要鸭种。民国21年，泉州地方人士推举陈溪、卢碧镛（台湾人）往台湾私购134号和108号品种蔗苗4000多株，偷运回泉，分别在南安水头和泉州东门外水漈乡试种，翌年即在泉州新门外、南门外一带推广。民国23年，丰州人黄福如和陈锡港（台湾人）再次派人到台湾采购蔗苗偷运回泉，在泉州北门外后茂村试种，后推广于泉州北峰等地种植。
土木建筑科技 台湾农村，至今仍保留许多三开间、五开间的传统建筑，与鲤城的古建筑相仿。泉州府城的工匠技术高超，台湾较大的工程或著名的庙宇都聘请祖籍地匠师设计施工。民国14年，重建台南府孔庙[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毁于日本人]，即请泉州人当总工程师，按泉州府孔庙风格，历时15年建成，被誉为正统南中国式的孔庙。
手工业科技 嘉庆年间（1796～1820年），泉州城内人吴田从府城南大街移居鹿港，曾参加全国性雕刻比赛获优胜，嘉庆皇帝颁赐的“御赐金莲”古墨1块和雕刻工具1盒，至今仍由其第五代孙、台湾薪传奖得主吴清波保存着。光绪年间（1875～1908年），东海蟳埔人郑槌把制饼技术传入台湾，在鹿港开设郑玉珍糕饼铺，生产传统凤眼糕、牛舌饼和猪油〓，成为当地特产；台湾锡雕名匠刘青司受聘到泉州城内的连发祖铺锡雕店，负有盛名的双层莲花斗灯就是他按台湾样品制作、经泉州艺人杨炳坤加以创新而成的。此外，台湾的藤器、大甲席、大甲帽等传入泉州，对泉州的竹器、草席等编织业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三、艺术
音乐 明末清初，泉州南音传入台湾，盛行于鹿港一带。鹿港的雅正斋是台湾最早的南音社团，创办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誉为南曲状元的陈武定（府城南门后山人）东渡台湾授徒，历时三年。至解放时，泉州和台湾的民间交流一直未有间断，此后三十余年间因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民间交流中断，改革开放后始得恢复。1984年2月，泉州市举行第三届南音大会唱，台湾汉唐乐府创会会长、台湾南音研究所负责人陈美娥等三位台胞应邀参加。1989年2月，台湾音乐界知名人士许常惠、徐瀛洲、陈茂萱三人一道访泉，共同切磋南音艺术；4月，陈美娥、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永义、台湾汉唐乐府晋谒黄帝陵演出团全体成员到泉访问，返台后曾永义撰文《南音之都》在台湾《联合晚报》发表；9月，台北市汉唐乐府、闽南乐府、台南市南声国乐社三团体参加泉州市1989年金秋海内外弦友南音大联欢。台湾现有南音社团70多个，遍布台北、台南、高雄、基隆、鹿港等地。
戏曲
由泉州传入台湾的戏曲有大梨园（老戏）、小梨园（七子班）、高甲戏、提线木偶和布袋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二年（1662年），派人回闽南招聘梨园戏班赴台演出。梨园戏后来成为台湾的主要戏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已有梨园戏演出的记载：“肩披鬓发耳垂珰，粉面朱唇似女郎，妈祖宫前锣鼓闹，侏■唱出下南腔。”高甲戏传入台湾后，因其丑角独具一格，唱腔活泼，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传统折子戏《管甫送》就是以一个当台湾小吏的泉州青年和一个台湾少女热恋、互诉衷情为题材的。光绪年间（1875～～1908年），泉州提线木偶庆元班应邀到台湾、菲律宾、新加坡等地演出，载誉归来，班台前悬挂着侨领赠送的对联；“实叻槟城演唱过，台湾吕宋褒誉来。”泉州著名木偶师陈婆（别号“猫婆”）带得意门生许金水（别号“金水师”）到台北地区传艺，另一著名木偶师童全（别号“胡须全”）移居台湾艋舺。民国初，台湾创建木偶剧团小西园和华阳台（后称亦宛然），表演手法及传统剧目都传自“猫婆”、“金水师”和“胡须全”。泉州木偶头雕刻大师江加走壮年时，台湾木偶戏班都通过祖家的“走水”（行商）千方百计向江订货，引起日本当局注意，严加禁止，泉台戏曲联系暂时中断。1988～1992年，鲤台之间戏曲交流达11次之多。台湾著名文化人士观看梨园戏演出后，盛赞梨园戏“文化价值，艺术成就，娱乐效果，都是无与伦比的”，是“海峡两岸的一颗明珠”。其间，台湾亦宛然木偶剧团民族艺师李天禄传人陈锡煌、李传灿到鲤城拜泉州木偶剧团黄奕缺为师；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王仁杰创作的梨园戏《节妇吟》移植为京剧《问天》后，由台湾“雅音小集”演出；应台湾鹿港民俗才艺推展委员会邀请，福建泉州民俗文化交流访问团到台北市、台北县、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等地进行交流访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武术 郑成功抗清复台，其部下将领和士兵有许多是少林中人。泉州南少林痛禅上人，相传为明福王的堂叔，至台湾依延平之子，不得志，仍还少林。清代至民国初期，台湾八幡社阳山也有座少林寺。1990年，台北市国术会理事长黄善德率团来鲤城寻根谒祖，交流武技。
四、寺庙
泉州多种宗教信仰共处，每年有100天分属128位神祇氏的诞辰，迁台的泉州人将祖籍地诸神带到台湾奉祀。台湾许多宫庙将儒、释、道三教诸神同祀一庙，系沿习泉州；台湾现有教堂、寺庙14093座，许多传自泉州。
天后宫 台湾现有供奉妈祖的宫庙800余座，其中很多是由泉州天后宫分灵及再分灵的，俗称温陵妈。台南安平鹿耳门圣母庙、台南天妃宫、鹿港天妃宫、台南大天后宫、云林刺桐乡福天宫、台中朝天宫和台西安海宫、嘉义西门天后庙、淡水福佑宫、新港奉天宫、台南县温陵妈祖庙等11座，均系由泉州天后宫分灵，并为泉州人所建。
关帝庙 台湾现有关帝庙300余座，其中不少是从泉州分灵及再分灵的。台湾最古老的关帝庙是台南的开基武庙，其神像是康熙八年（1669年）从泉州通淮关帝庙恭请奉祀的。泉州通淮关帝庙的三义庙左壁，尚嵌有台湾彰化生员林光夏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所书的降神碑石刻。
慈济宫 郑成功渡台时，保生大帝即为漳泉人士随迁之神，流传至今，台湾全省奉其为主神的庙宇已有270多座。1989年8月14日，400多名台胞组团到花桥慈济宫参谒，捐献人民币23万元建造义诊大楼。
王爷宫 主奉萧望之，在台湾有从泉州富美宫分灵及再分灵的宫庙2000余座。明朝末年，延陵吴姓移民由富美宫祖庙分灵，随郑成功渡台，建立聚安宫。清道光初，金、吉、姚三府王爷神像随富美宫王船漂海抵台，台中县大安港建镇安宫加以奉祀。300多年来，台湾同胞经常组团到泉州富美宫祖庙进香。
开元寺 原系郑经为其母董夫人所建的北园别馆，后改建为佛寺，奉祀释迦和弥勒，是台南第一大佛寺，用故乡名刹泉州开元寺命名。鹿港龙山寺曾是泉州开元寺的分寺，清嘉庆二年（1797年）起，祖寺先后派13位高僧前往主持弘教。
第四节 寻根联谊
一、寻根探亲
解放后，台湾与大陆两岸亲人因海峡两岸军事对峙，不得团聚。1972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要公开同台方人员接触，不要回避。1974年6月，泉州市成立对台工作办公室；8月，接待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谊赛的台湾省籍的代表来泉参观。同时，渔民出海也敢于和台湾渔船接触，交换一些生活用品。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引起台胞强烈反响。
80年代初期和中期，台胞还不能直接回乡探亲，需绕道回乡，或约亲人到香港会面，或通过书面了解乡情，或通过亲友探风。1980年，台胞李亦园的母亲林朝素及二儿子李少园、长女李园生到厦门大学会见亦园的挚友美国教授黄树民。1981年，泉州开始接受一位去台人员回大陆探亲，接待台轮一艘。同年8月，去台人员蔡鼎常之妻陈传声（87岁），由港赴台探亲。1982年，接待绕道回乡探亲、旅游的台胞40人，还接待一艘专门回乡探亲的渔船。同年4月，东海公社去台人员陈某回乡探亲，回台时为其他台胞转家书29封，捎口信15户，到台后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为乡亲沟通联络，有22户台属收到信汇。1983年，接待台胞47人（探亲37人，旅游8人，定居2人）、台轮4艘18人。林朝素一家三代（二儿子李少园、长孙李可梁）往港与李亦园会面。1984～1985年，台属出境会亲122人，接待回乡探亲、旅游的台胞120人，台轮13艘128人，接受2人在泉定居。1985年11月，台属吴荣敏、吴荣耀到港会见兄长吴某（台湾国民党上层人士），吴某毅然向台湾当局申请回乡探亲，获准后因病不能成行，1986年4月才回乡探亲扫墓。至1986年，鲤城区去台人员中国民党上层人士14人，已有通信的11人，到港会亲的10人次，绕道回乡探亲的1人，委托亲戚朋友探风的10多人次。
1987年9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允许公开通邮。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掀起寻根热。上半年，回鲤城探亲的16人，下半年增至58人。同年，泉州市成立台胞接待站，建台同宾馆接待来访台胞。1988年，原国民党少将叶某春节期间回乡探亲；台湾著名会计师王某回乡探亲，参加海疆学校校友会成立大会；李亦园夫人回鲤城为母祝寿；黄和平、杜华夫妇回乡探亲，在各自的家乡罗溪、马甲建立敬德学校和文华学校，为鲤城区台胞捐资建校首例。是年，回乡探亲人数猛增至626人。
1989年，台湾中上层人士回乡探亲的人数增多，有台北晋江同乡会副理事长陈志英，台湾中研院总务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念萱等。同年5月，李亦园教授携夫人返乡，与年已91岁的老母及大陆亲人团聚，实现41年的夙愿；10月，台北晋江同乡会总干事黄锭明携妻回乡探亲，和赖春檺（台北晋江同乡会理事长）一起捐资建福利楼，为鲤城区台胞创办福利事业首例。自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至1992年，到鲤城寻根探亲、旅游观光、贸易投资的台胞达9075人次；鲤城区到台湾的有170人，其中探亲、探病、奔丧118人，定居52人。
二、联谊活动
宗亲联谊 在寻根热潮中，台湾各地的鲤城籍人纷纷以宗亲会名义组团回故乡谒祖、扫墓、寻亲。1989年，台湾王氏宗亲会组团到泉州承天寺开闽王祖祠谒祖。1991年春，台湾魏氏宗亲会组团到城东西福祭扫祖基。1992年，嘉义县东石岑兜萧氏宗亲会组团到鲤城富美宫谒祖。
同乡联谊 1968年，台北市成立晋江同乡会。1992年9月，捐赠1万美元，分3笔委托鲤城、晋江、石狮三地的台胞台属联谊会作为故土学习成绩优异的学子的奖学金；另捐台币5万元给花桥赠药义诊所作经费。台东县和高雄、基隆等市也有晋江同乡会组织。
大陆台胞联谊 1982年，泉州市成立台胞联谊小组，组长谢兴典。1990年，成立泉州市市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蔡美熙（台属）任会长。组织成立后，联络在台亲友，协助政府组织台籍青少年参加省和泉州市夏令营活动，配合政府慰问台属老弱病残、困难户，走访台胞台属知名人士，为两岸亲人寻根觅祖、投资办厂服务。
第二章 鲤城与香港、澳门
第一节 移民
一、移居香港
明代，泉州往东南亚各国通商船舶有时在香港寄泊，开始有人移居香港。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政府派兵驻扎香港，准许内地人到香港垦殖谋生，有些泉州人移居香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道光二十八年开辟为商埠，移居香港的泉州人渐多。早期移居香港的泉州人，从事垦殖的主要定居在鸭仔俐洲一带，经商的主要集中在上环一带。
民国初，因战乱、匪患和天灾，一些泉籍华侨将家人接到香港定居，此后日渐增多。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在香港的泉州人已有四五千人。厦门沦陷时，一些原籍泉州的人往香港避难。香港沦陷后，很多旅居香港的泉州人返乡，或转赴澳门。
抗战胜利后，不少泉州人到香港经商谋生，有些归国华侨滞留香港。泉州解放前夕，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工商界人士携眷往香港，旅居香港的泉州人超过1.6万人。
1950～1953年，泉州市有200余人往香港会亲，多数留居香港。1955年起，一些泉州人从陆路经澳门或从海路偷渡往香港，每年均在100人以上，1959年达200人。1962年发生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偷渡暂时中断。1963年至1966年6月，泉州人往香港定居的为数很少。以后，大量泉州籍的印尼、缅甸难侨涌入香港，一些已回泉州定居的归侨也申请出境滞留香港，大部分居住在北角一带。
1971年10月至1978年，泉州市经批准往香港，或经批准往国外而留居香港的有五六千人。1982年起，公安部门实行限额审批，每年有数百人移居香港。至1988年6月鲤城区旅居香港的人数增至8万人。此后，虽仍有部分人迁入，但一些鲤城籍旅港同胞向世界各地移居，1992年仍保持8万人左右。
二、移居澳门
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有大批泉州人移居澳门，住在今营地街、望厦村、关前街和草堆街一带，逐渐形成以漳、泉人为主体的闽籍人聚居区。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澳门开港，泉州人移居澳门的渐多。明清两代，随着澳门各种贸易的盛衰，移居澳门的人数也随之增减，常住的有数百人，不少为泉州城关及近郊人。
清末民初社会动乱，一些泉州人移居澳门。民国9年（1920年），旅居澳门的泉州人有三四百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葡萄牙宣告中立，澳门未被日军占领，一些居留香港的泉州人移居澳门，战后多数返回香港。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被新加坡和马来亚当局驱逐出境的部分泉州籍华侨定居澳门。50年代，有少数泉州籍侨眷往澳门会亲，定居当地。至50年代末，旅居澳门的泉州人及其后裔已超过1000人。
60年代和70年代，有上千名泉州籍印尼、缅甸和越南难侨移居澳门。1980年，澳门政府实施接纳中国大陆人的新移民政策，至1983年有数千名泉州人移居澳门。1983年以后，澳门政府限制移居，每年只有数名泉州人往澳门与亲人团聚。1986年，澳门有鲤城籍人约8000人。此后虽仍有迁入，但也有部分人移居其他国家。1992年，旅居澳门的鲤城人仍有8000人左右。
第二节 经济活动
一、在香港的经济活动
早期移居香港的泉州人，以垦荒、捕鱼为业。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香港开埠，有些泉州人往香港行商，此后人数不断增多。清末，旅缅华侨杨光涌与堂弟杨光练在香港设立吕宋栈，经营杂货、土产出人口业，此后经商的人不断增多。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有些在上海、厦门经商的泉州人在香港设立分行或代办处，稍具规模的有石头街伍泽俊兄弟经营出入口业，市区人陈天晨办毛巾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泉州人移资香港经商的迅速增多。民国36年（1947年），旅居香港的泉州人74.5％为商人，店员、工人占17％，职员6.4％，其他为无固定职业的侨眷。同年，泉州市区及城郊人在香港有6家商号。
民国38年，少数泉州人携资移居香港发展，著名的有上海复元行伍有志（石头街人）和市区人林清辉等人，不久均因经营亏损而转往台湾、东南亚。至1955年，泉州人在香港没有较具规模的企业，但金融汇兑业获家乡和东南亚汇兑业界的支持，扩办新办福东、兴淘、泰记、南兴等汇兑行（庄），后又创办万记、新太、永源、港珠、富东、宝珠等汇兑行（庄）。著名的从事金融汇兑业的人有市区人黄克立，1955年受其姻亲马来西亚银行家张明添（惠安人）委托，参与主持创办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出任董事兼经理；参股创立香港工商银行，任副董事长、常务董事。
6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泉州籍华侨、华人在香港投资，开始崛起，出现少数大企业。何瑶焑（东海人）和吴家熊（浮桥人）等人合创激成（香港）有限公司。1968年，吴家熊退出，另创DMT国际有限公司。黄克立创立永固纸业有限公司。
70年代，东南亚华人资本和内地人力资源注入，香港扭转石油危机造成的工厂开工不足的局面。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港商扩大投资领域，壮大经济实力。至1992年，出现一些由祖籍鲤城人创办的资产雄厚的企业。
激成（香港）有限公司
新加坡激成集团在港澳地区的总部，何瑶焜之子何建昌任董事、总经理。主营房地产、土产贸易、制衣、投资控股。在香港有子公司智马（香港）有限公司，持有香港华丰国货公司和香格里拉大酒店股权；在澳门有4家房地产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制衣、房地产、油棕企业及10多家香格里拉酒店。
香港DMT集团
印尼大马集团在香港的国际业务总机构，由吴家熊的子侄吴端贤、吴端景分任总裁、总经理。主营国际贸易、房地产、建筑、金融、种植、饲料和罐头食品工业，在香港、新加坡、曼谷、马尼拉、洛杉矶、纽约、巴黎、伦敦、卢森堡以及台北等地，有43家子公司、12家工厂和一系列快餐店。
中策投资（集团）公司
原名红宝石公司，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黄鸿年（罗溪人）持有75％股权，主营企业买卖投资、金融、房地产、工业、贸易。在香港持有3家公司的主要股权及一些企业股份；在朝鲜持有与政府合资的统一发展银行的51％股份；在国内跟6个城市162家国营企业合资，组成9个大型公司及集团公司。
永固纸业有限公司和大正国际有限公司 黄克立、黄宜弘分任董事长、执行董事，主营纸业，兼营金融、投资控股、房地产、电子工业。持有大正国际、重信投资、亚洲保险等公司主要股权和河联投资、港澳国际、安全货仓等多家公司股权。
金泉成系列企业 马来西亚金泉成控股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由黄华强（东海人）和同乡邱国润主持。持有香港大华石油产品有限公司主要股权，拥有香港华耀、德华、鸿易等国际贸易公司和一家制漆厂。
联泰国际集团 董事主席陈守仁（浮桥人，旅塞班岛美籍华人）。在香港有联泰船务贸易、纺织贸易、电影等有限公司；在塞班、关岛、菲律宾和中国大陆拥有10多家公司。主营国际贸易、纺织、制衣、制鞋、建筑、木材和面粉等。
美山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著名参茸代理商、新加坡华人何瑶煌（东海人）创办。何氏与其子何灿程、何汉民在香港还有美明电子、大同参药行、香港田丰（私人）、协利参茸、海力、华业实业（香港）等有限公司，经营参茸、电子、房地产、出入口贸易，还投资银行、保险等金融业。
和昌集团 董事主席吴庆星（马甲人）。70年代初在香港开设龙星公司，以后组成和昌集团。在黑龙江、泉州和厦门建有企业；在泰国、澳大利亚有子公司。主营饲料油脂工业和土产贸易、养殖业，每年与国内贸易额达1亿美元。
其他企业 鲤城人在香港较具规模的企业还有：黄达群（市区人）创办的君心贸易、多多电子、景威地产代理、益林投资（香港）等有限公司，主营贸易、房地产、电子工业；佘明聪（市区人）兄弟共同管理其父佘文宗创办的家族企业香港建成织造有限公司，有子公司维得利有限公司；庄大川（市区人）创办的香港海洋实业有限公司，为香港石油化工业翘楚，在内地有多家大型石油化工合资企业；谢必荣（浮桥人）等人创办的香港康达贸易公司和远达货运公司；何瑶煌与林华国（市区人）合创的香港美惠有限公司，林华国创办的美惠投资有限公司，在厦门设有房地产公司；陈影鹤（东海人）创办的香港大庆有限公司；赖谋盛（市区人）创办的宝泰贸易行，投资达基实业、汇通灯饰、建生实业、宝麟贸易行等联营公司。二、在澳门的经济活动
明代移居澳门的泉州人，多数为工匠、店员、杂工或海运船民，从事商贸业的很少。清代则多为工人或菜农，还有走私商人及其雇佣的职员、船工。
鸦片战争后，澳门港逐渐衰落。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居留澳门的泉州人有限，多系工人和菜农，个别人开设作坊式的小型工场或当零售小商贩。
60年代初，澳门经济进入发展时期，纺织、制衣工业逐渐取代传统手工业；中期，一些泉州籍印尼、缅甸、柬埔寨难侨进入澳门，大多经语言补习班培训后进工厂，部分人成为零售商贩，或开设小吃店。
80年代初，许多泉州人往澳门会亲或就业，多数当肩挑小贩，或在街头巷尾排摊设点，部分在同乡人的小型企业当佣工。1989年起，一些旅澳鲤城籍企业家联合组建一些企业集团，经营房地产、金融、出人口、百货、包装、制衣等业。至1992年，在澳门的鲤城人多数是小商人、小餐馆经营者，还有职员、工人，有成就者甚少，称得上大企业的有新加坡激成集团70年代在澳门创办的金山发展有限公司、海洋发展有限公司、友成建材（澳门）有限公司，均由黄友狮（东海人）主持，主营房地产开发，兼营酒店业和建筑材料业，为澳门五大房地产发展商之一。稍具规模的企业有李成佳（市区人）创办的百利成实业（澳门）有限公司、百利成（出入口）商行，在玻利维亚有金发达集团（股份）进出口有限公司，在江西省南昌市和家乡泉州市区亦有投资企业。此外还有曾俊宗（市区人）家族创办的澳门国际艺术中心和环球商行，叶作兰（女，市区人）等人创办的海洋集团屋宇管理（澳门）有限公司。
第三节 文教体育
一、香港地区
教育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旅港的泉州人参与创办用闽南话教学的改良私塾。民国15年（1926年）3月，有泉州人参加的旅港福建商会创办福建义学，用闽南话教学，开设国语（中国语言）、英文、数学等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扩办为福建中学，附设小学。50年代，香港闽南基督教会筹资创办闽光书院，泉州籍知名人士参与集资创办集美侨校、南洋学校、闽菁学校和一些小型英文补习学校，采用普通话和闽南话教学。60年代以后，泉州籍港胞参与资助原有中、小学和幼儿园扩大招生。70年代，参与集资创办闽侨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及闽侨中学、桂华山中学、群英中学。
文化体育 市区人司马文森（原名何应泉）于民国32年移居香港后，曾任香港《文艺生活》、《文汇报》主编、达德学院文学教授、香港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与香港文化界人士创作《火凤凰》、《南海渔歌》、《血海仇》、《娘惹》、《海外寻夫》等电影剧本；市区人秦岭雪（原名李大洲），业余诗人，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许多歌颂祖国山川和历史文化的诗作，被誉为“写诗的生意人”，1988年出版诗集《流星群》；市区人柯达群，70年代后多次参加香港大型文学比赛并获奖，著有长篇小说《山婴和她的男人》、《大雾弥漫的凤凰山》和短篇小说集《命运》；马甲人杜振醉，1980年往港定居，就职香港波文书局，1985年转任香港煜华文化机构有限公司总编辑，近年来从事家庭及社会关系学教材编著工作，1989年出版《中国史纲》前两册；谢必荣，1953年定居香港，现任香港体育会总务主任、香港篮球协会副会长，为香港文艺体育界知名人士，1978年以后多次组织篮球队到福建省和泉州市参加比赛，组团参加泉州举办的南音大会唱；吴潮波，香港福建体育协会理事、监事，体育界知名人士，80年代为泉州举办的侨光杯篮球友谊赛奉献金杯，为泉州举办国际木偶节赞助经费。
二、澳门地区
教育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泉州籍乡亲参与创办漳泉义学，用闽南话教学，后改名漳泉小学，兼用葡萄牙文教学。20世纪80年代，澳门闽籍学童不断增多。1989年，闽籍知名人士组成以梁披云（永春人）为主席的澳门福建学校董事会，鲤城区人李成佳参与筹建，任董事。1990年9月，福建学校正式开学。
文化体育 明弘治元年（1488年），旅澳泉州人参与创建妈祖阁，作为乡亲演戏祀神聚会场所。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参与兴建清平戏院，为业余文化娱乐场所。80年代中期，曾俊宗家族多次组织书画展，举办工艺品和园林艺品展销。1987年1月，鲤城籍人参与创立南音曲艺研究社，组建武术队。此外，鲤城籍人还参与组织澳门福建体育联合会，该会拥有武术队、醒狮队、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杂技队、乐队，其中杂技队队长曾俊宗、教练曾少娥（女）为鲤城籍人。
第四节 爱国爱乡
一、支持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时，泉州人杨光涌、杨光练在香港创设的吕宋栈是接待来往香港的泉州革命党人的重要据点。讨袁期间，该栈是泉州革命党人在香港的武器弹药供应基地，军火多数由该栈采办后运送厦门转输泉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旅港泉州籍民主人士参与组织福建救亡同志会。福建旅港同乡会和福建旅港商会发动募捐支援抗战，赈助难民，组织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泉州人热烈支持、响应。金门、厦门沦陷，流落香港的金厦难民亦获泉州籍人捐输支持。
抗战胜利后，居港归侨王雨亭、张殊明（均市区人）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福建促进会（简称福促会）活动，王雨亭主持的建元公司是福促会向海外华侨募捐款物支援解放战争的主要据点之一。
民国38年5月，中共香港福建特别支部组织在香港的闽籍青年和归侨120多人学习、培训，于8月间分3批进入粤东解放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在港的泉州人士踊跃参加，其中有来自菲律宾的陈汉泽、曾华，来自台湾的黄既济，在香港读书的刘以健、林为庆，从大陆到香港的蔡祖卿、史中元、黄风长等。他们后来在泉州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和《泉州晚报》社工作。
二、参政议政
1981年，黄克立增补为福建省政协第四届委员，1983年后被聘任为福建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委员，1987年为全国政协常委；1987年，香港立法局议员黄宣弘被聘任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国务院港事顾问，黄达群被聘任为新华社香港区事顾问、福建省政协委员。
任福建省政协第六届（1988～1993年）委员的鲤城籍港澳同胞有香港的陈影鹤、陈明德，澳门的黄友狮。
任泉州市政协第六届（1988年增补）委员的有香港的谢必荣。任泉州市政协第七届（1992～1996年）委员的有香港的吴潮波、谢必荣，任市政协常委的有黄达群。
任泉州市鲤城区政协第三届（1991～1994年）委员的有香港的佘明聪、梁奕明。
三、投资创办企业
投资举办经济实体是泉州籍港澳同胞支持家乡建设的主要形式。解放初，在家乡投资多数采用汇款给亲属办企业的办法。1952年7月福建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至1967年6月，泉州籍港澳同胞投资人股总金额近万元人民币。“文化大革命”期间，港澳同胞投资家乡建设活动一度停止。
1979年开始，许多港澳同胞在泉州市创办来料加工装配企业和投资办厂。香港嘉华贸易公司与泉州工艺美术公司合资创办泉州人造花厂有限公司；港商吴水影家族投资创办金山针织厂、笋浯塑料文具厂、永成兴面包厂；港商佘明聪与泉州市侨联合作，创办泉州集友企业社（来料加工手织羊毛衣）；港商谢伟虹投资创办建益针织厂；港商梁奕明投资创办泉州侨光轻工有限公司、泉州手套厂有限公司。1988年，港商谢必荣与台胞合资开办豪盛地砖厂。1990年，产值和出口额上规模的大型企业有10家（含市直单位），总投资额100万美元以上的有26家。至1992年，在鲤城区范围内，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4家，即泉州南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泉州名都大厦、泉州富华建设有限公司、昌林（福建）仪器有限公司。
四、兴办公益事业
（一）教育
民国10年，居港归侨杨光涌与旅菲华侨杨厚翠等人捐资在江南亭店村创办紫兰小学。民国35年，杨光涌又参与在亭店创办凌霄中学，出任校董。
50年代，居港归侨吴国华（马甲人）捐资倡导，发动华侨、港澳同胞集资创办马甲锦霞小学。70年代后期，港澳同胞捐资泉州市教育事业的人数、金额迅速增多。1979年，港胞陈碧枢（惠安人）参加母校培元中学75周年校庆返港后，在香港发起创立校友会，并捐资倡导，向旅港校友和其他港胞募资捐建母校校舍，先后有吕振万（南安人）、黄保欣（惠安人）、韦梓辉（南安人）、庄垂杰（晋江人）等数十人捐资在培元中学建香港楼，并设教育基金会和赠送电教设备、汽车等，合计金额100多万元。
1987年后，旅港侨胞吴庆星（马甲人）先后投资近7000万元建仰恩大学；王为谦、庄启程、施世筑、李群华（以上均晋江人）、许东亮（金门人）、曾星如（安溪人）、吕振万（南安人）等旅港侨胞，先后共捐资1000余万元在华侨大学建校舍，设立基金会，购教学设备、图书；吕振万个人先后捐资180万元，在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和泉州五中建校舍；澳门归侨教育家梁披云（永春人）捐资倡导，梁良斗、梁清辉、梁仲虬等旅港澳梁氏宗亲和永春籍港胞颜彬声等捐资400多万元支持创办黎明职业大学；港胞梁奕明（市区人）捐资230万元，发放奖教奖学金，购赠鲤城区各中心小学电教设备；港胞余新河（南安人）先后捐资401.8万元，建泉州一中校舍，设立奖教奖学基金会；港胞陈守仁捐资430万元，设立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嗣后其家族成员又先后注入资金，基金额增至1000余万元，多数用于教育事业；港胞金淑琼（女）捐其夫遗产100万美元，在鲤城区设立吕志明奖教奖学基金会。捐资鲤城区教育事业金额较大的，还有西隅校友会香港联络组、亭店旅港同乡会和黄荣生（江南人）、邱季端（石狮人）、韦梓辉（南安人）等团体和个人。
港澳同胞捐资鲤城区范围内教育事业获各级政府表彰的团体或个人共有29个。
（二）文化体育
1960年后，开始有港胞捐助泉州文化、体育事业。1978年起，港澳同胞捐资泉州市文化、体育事业逐渐形成规模。港胞黄达群倡导并捐资10万港元，港胞李光弼（晋江人）及其他港胞、华侨集资55万元，重建谯楼；黄达群个人捐资110万港元助建泉州市图书馆，并为侨乡体协、国际木偶节、南音大会唱多次捐助；陈影鹤将其妻生前个人储存的港币50万元捐给厦门大学，还捐资助建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修建东海宝觉小学校舍和海印寺；陈守仁捐资100万元建泉州市青少年宫；港胞张加权（市区人）创办泉州利达俱乐部；鲤城区旅港武术界人士集资创办泉州剑影武术馆；谢必荣捐资倡导，发动香港福建体育协会同仁集资150万元建泉州侨乡体育馆。
（三）医疗卫生
1950年以后，陆续有一些港澳同胞向泉州市各医疗机构赠送药品和小型仪器。80年代，港澳同胞捐资泉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人数、金额迅速增多。1988～1989年，居港归侨高维珊（晋江人）捐240万元在福建医大附属第二医院建高维珊楼，创办高维珊福利基金会。1985～1992年，泉州花桥赠药义诊所先后接受港澳同胞捐资、赠药总金额逾15万港元。1992年，港胞黄荣生捐资70万元建江南卫生院，并购赠先进医疗设备。
（四）桥梁 道路
80年代开始，鲤城区城乡大力整修村路、巷道，不少港澳同胞捐资襄助，金额从数百元至数万元不等，捐资数额较大的有：澳门同胞黄友狮捐资修建东海后厝村村路；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捐资2.5万多元修浮桥王宫村村路；亭店村港胞为主集资33.7万元修建江南亭店村路；康轻等港胞与华侨集资25万元修建杏岭道路。吴庆星在创办仰恩大学过程中，捐资200多万元，铺筑仰恩大学通往鲤北主公路的水泥路及20多公里山间公路，建造钢筋水泥结构的仰恩桥、祥贤桥、洋坑桥。
（五）其他
1966年，港胞吴水影与4位华侨联合捐资港币1.2万元，给家乡江南火炬大队购买联合碾米机，并建厂房。1979年以后，港胞李华民、陈小琴赠送海滨居委会烫金机4台、名片印刷机2台和名片纸2捆；吴伯龄赠送泉州面粉厂面粉袋缝口机及配件；陈守仁捐资在浮桥王宫村安装自来水；吴庆星捐资18万元在马甲洋坑村修水利。
鲤城区侨联和各乡镇（街道）侨联会所多数获港澳同胞捐款支持，获捐资较多的有泉州侨联大厦、临江侨联大厦。泉州侨联大厦落成时，港胞吴潮波、陈旋波等人捐赠国际时钟、冷气机、彩电等。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每年均拨基金给浮桥王宫村作敬老福利金，一些慈善福利机构也获港胞捐赠。
第五节 社团
一、同乡会
香港 1939年，泉州籍人参与创办香港福建同乡会，陈明德曾任监事长。1967年，泉州籍人曾国栋参与发起创办香港闽侨会馆，曾任副理事长。1988年，鲤城籍人陈守仁发起创办香港泉州同乡会，任理事长，现任理事长吴潮波，名誉会长黄克诚。此外，尚有亭店旅港同乡会、乌石旅港同乡会、灯星旅外同乡会。
澳门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泉州籍人参与创办三州（泉、漳、潮）值理会。1986年，鲤城籍人参与创办澳门晋江同乡会，曾俊宗曾任副会长。1989年，鲤城籍人叶作兰（女）参与发起创办澳门福建同乡会，黄友狮曾任常务副会长。
二、行业公会
香港 60年代后，泉州籍人参加的重要行业团体有香港中华总商联合会（黄宜弘曾任副会长）、香港中华厂商会（黄宜弘曾任常务会董）、香港海外商业联谊会（陈守仁曾任监事长）、香港互通纸业厂商会（黄宜弘曾任理事长）、香港中华文化服务社（曾国栋曾任社长）、香港福建体育协会（吴潮波曾任理事、监事）、香港篮球协会（谢必荣曾任副会长）、香港中药公会（何瑶煌任永远会长）、港九中华药业商会（何瑶煌任名誉会长）。
澳门 60年代后，泉州籍人参加的重要行业团体有澳门中华总商会（黄友狮曾任董事）、澳门建筑商会（黄友狮曾任常务理事）。此外尚有1990年成立的澳门福建文化协会，1991年成立的澳门福建体育联合会。
三、校友会
80年代，泉州各校校友在港澳组建的校友会有华侨大学旅港校友会、泉州培元中学及培英女中香港校友会、福建省立晋江第一中学（今泉州五中）香港校友会、泉州一中旅港校友会、泉中中学（今泉州六中）香港校友会、罗溪中学香港校友会、泉州西隅小学香港校友会。
相关地名
鲤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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