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内容
唐代以前，泉州港已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已有泉州人到外国谋生、经商，留居国外，成为早期华侨。此后，遇上天灾人祸，泉州人常成批出洋谋生，甚至有父子相偕出洋的。鸦片战争后，泉州人出国的渠道增多，有的被骗以“契约华工”出国，有的因反清而流亡国外，有的牵亲带戚出洋。民国初，泉州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高潮。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已有8万多泉州人居留海外。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民国38年（1949年），泉州人出国约有2万人。19501971年，泉州市移居国外的人数锐减。1972年开始，出境人数又逐年增多。1985年以后，再次出现出国高潮。1991年，鲤城籍华侨、华人有32万人。
鲤城籍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分布在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侨居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他们在侨居地筚路蓝缕，取得辉煌成绩，对侨居地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鲤城籍的华侨身居异域，不忘故土。他们在侨居地组织同乡会，联合乡亲，互相提携，团结奋斗；创办华文学校，出版华文报刊，弘扬中华文化。故土有难，他们捐资救灾，投身革命；家乡贫困，他们捐资公益福利事业，创办经济实体，投资家乡建设。泉州市对外开放后，华侨、华人踊跃投资、捐资，鲤城区城乡各地深受其益。
故土也不忘海外赤子。清代后期及民国期间，当局在厦门、福州设立侨务行政机构，管理全省各地华侨事务。解放后，地方人民政府设立专门侨务工作机构。侨务部门致力保护华侨、归侨、侨眷权益，安置救济难侨、贫侨，组织归侨、侨眷发展生产，鼓励奖励华侨、华人投资捐资，沟通侨汇，接待出入国华侨。
第一章 出国
第一节 移居
唐代以前，泉州港已与国外通商贸易。唐开元年间（713～741年），船舶逐渐大型化，远航南洋的人渐多。大历年间（766～779年），与外国的交往进一步发展，泉州城出现“市井十洲人”的兴盛景况。元和年间（806～820年），泉州人口骤增，耕地不足，不少人远洋谋生，有的留居国外，称“住蕃”，即早期华侨。唐中期，渤泥（文莱）、桑多邦（sangto～bong）、古港（在今东马沙捞越境内）华侨已多，被称为“小中国”。咸通十四年（873年），泉州僧人释智宣曾到印度侨居35年。
五代，王潮、留从效、陈洪进主政泉州期间，大力发展航运，常有船只发往海外，泉州出洋经商的人渐增，同时由于赋役苛重，泉州人常成批沿海路出洋谋生，甚至有父子相偕出洋的。
北宋，移居国外的人没有减少，大中祥符八年至元4六年（1015～1091年），泉州人移居高丽的就有19起，其中7起有500多人，有的就在当地当官。崇宁元年（1102年），泉州海商、纲首李充等67个人贩丝瓷往日本，滞留两年后返回，翌年再往。南宋，泉州人口增长，造船技术发达，出洋的人更多。乾道年间（1165～1173年），泉州人王元懋随船往占城国，居十年才归。淳熙五年（1178年），又与吴大等38人同舟泛洋，一去十年。淳祐八年（1248年），泉州城内涂门街蒲宗闵往文莱，居17年，卒葬当地。宋末，泉州人为避战乱，纷纷出洋，前往占城、交趾、印尼、柬埔寨、泰国，首次出现移居国外的高潮。
元代，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地区交往，与爪哇之间有定期船舶往返，移居爪哇的泉州人很多。泉州吴宅（今河市梧宅）有100多人到古里地闷（今帝汶）贸易，死亡很多，活着的人“多羸弱，乏力驾船随风回舶”。末期，泉州战乱频仍，更遭特大旱灾，移居国外的人更多。
明代初期实行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一些以港市贸易为生的泉州人只得向海外发展，到日本、朝鲜、南洋一带居留，还有一些人随郑和下西洋居留他国，其中泉州城内人居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寇作乱。嘉靖十四年起，泉州城内及近郊出国渐成高潮，大量到印尼、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居留，印尼的华侨新居住区不断出现，日本平户有许多华侨居住，出现不少名人，如华侨领袖李旦、大船商李华宇、铸剑名师翁翌煌，均为泉州人。
清初，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迁界，大量人口无以为生，相率出洋滞留他国。清军入台以后，不少追随郑成功入台的泉籍官兵辗转到菲律宾、印尼、马六甲、泰国等地定居。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泉州人出国又成高潮，直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朝廷颁布《南洋禁航令》才剧减。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允许福建人领凭到海外经商，泉州人到泰国、柬埔寨贩米的人增多。乾隆元年至九年（1736～1744年）严重粮荒，泉州人造船买米，移居越南、泰国、柬埔寨的人迅速增加。此后，槟城、新加坡先后开埠，印尼、缅甸殖民者招收华工，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泉州人出国又成高潮。鸦片战争后，泉州人出国的渠道增多，有的被骗为“契约华工”出国，如泉州新门外树兜村的蒋备球，东门外的阿金；有的因参加反清活动而流亡国外，如泉州新门外、南门外的三兴会会员戴炎、蔡水应、魏木器，逃亡新加坡；有的是牵亲引戚出国，如泉州江南亭店村经杨嘉种（又名杨阿苗）及其宗亲引往菲律宾的，至民国初有600多人；江南树兜村经蒋备球引往印尼的蒋氏族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千人以上。
民国初，泉州战乱、灾害交加，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高潮，泉州城区和近郊不少人出国谋生，清末被誉为泉州三杰的陈允洛、傅无闷、庄丕唐，市区的甲第巷庄、赵、粘和旧馆驿龚、紫云黄，后城和东街何、厂口陈，郊区的石头街陈、塔后和西埔吴、后厝欧阳等望族大姓的许多人，均在这一时期出洋。民国23年（1934年）以后，南洋急需劳工，国内大抓壮丁，泉州城区及郊区百姓大批逃往南洋各地。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居留海外的泉州籍人超过8万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民国38年，泉州移居国外的有2万多人。
解放后，东南亚各国限制华人入境，泉州市移居国外的人数锐减。1951～1962年，出境人数年均200余人。据1959年调查，泉州市华侨、华人有19.3万多人，相当于祖籍地人口的72.4％。1963～1965年，出境人数年均100余人。1966～1971年上半年，出境需经福建省公安厅批准，出境人数每年在100人左右。1971年下半年，放宽出入境限制，出境人数开始增多。1972～1977年，年均有200多人。1978～1979年，出境人数剧增，总数达2000人以上。1980～1985年，泉州市出境人数逐年增多，大量自费留学、旅游探亲的人到达目的地后纷纷转为定居。1985年后，以出境与亲人团聚、继承财产、投资经营或其他原因提出申请，正式批准出境定居的人迅速增加，又形成一次出国高潮，至1991年鲤城籍华侨、华人已有32万人。
第二节 分布
唐代，泉州已有人前往今文莱、印尼、日本、印度等国家。历经宋、元两代，至明代后期，泉州人的侨居地增加菲律宾、越南、高丽、柬埔寨、泰国、马来亚、帝汶、缅甸、琉球、墨西哥、秘鲁、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等13个国家、地区。鸦片战争爆发前，泉州人的侨居地又增加新加坡、沙捞越、沙巴、老挝、锡兰（斯里兰卡）、南非、毛里求斯等7个国家和地区。鸦片战争后，泉州籍华侨分布的国家、地区迅速增多。至清末民初，除上述诸国外，还有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留尼汪、塞舌尔、南非、刚果（布）、坦桑尼亚、赞比亚、古巴、巴西、委内瑞拉、巴拿马、智利、圭亚那、苏里南、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40年代，又增加苏联、德国等国家。
解放后，全面进行侨情调查。1959年，泉州籍华侨分布在国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1991年，鲤城籍华侨分布在五大洲70多个国家与地区。
印度尼西亚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13.6万多人，以罗溪、浮桥、虹山、江南四乡镇和市区各街道为主，主要居住在泗水、望加锡（乌戒潘当）、棉兰、雅加达等四城市区及市郊，次为日里丁宜、玛琅、占碑、万隆、三宝垄、仙达、巴厘巴板、万雅佬、安汶，其他各地也有零星分布。
菲律宾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6.9万多人，以江南、浮桥、罗溪、城东四镇和海滨、鲤中、泉秀、丰泽等街道居多。多数居住在马尼拉和宿务，次为礼智、怡朗、蕊（描伊丝夏）省、三描省和南部的武端、三宝颜、苏洛。
新加坡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3.1万多人，以马甲、北峰、东海等镇和鲤中、泉秀、开元等街道为主。
马来西亚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1.8万多人，以马甲、浮桥、东海等镇人数居多，主要居住在槟城、吉隆坡、柔佛、丁加奴（登嘉楼），次为吡叻、沙捞越、马六甲。
美国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1.8万多人，以鲤中、海滨、开元、临江等街道人数最多，遍及旧城区绝大多数街巷，主要居住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其余散居美国其他城市。
越南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约7000多人，以市区各街道和北峰镇居多，绝大多数居住在堤岸和胡志明市。
缅甸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7000人，以鲤中、开元街道和北峰镇、马甲镇居多，多数居住在仰光，次为缅中、缅南各地。
其他国家、地区 百人以上的有：加拿大（6800人）、澳大利亚（5600人）、泰国（5000多人）、柬埔寨（2200人）、日本（800人）、委内瑞拉（760人），还有阿根廷、巴拿马、玻利维亚、法国、荷兰、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典、意大利、巴西、伯利兹、秘鲁、新西兰、关岛、塞班、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老挝、印度。百人以下的有孟加拉、斯里兰卡、韩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也门、埃及、毛里求斯、南非、留尼汪、坦桑尼亚、赞比亚、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匈牙利、保加利亚、俄罗斯、捷克、哥伦比亚、苏里南、圭亚那、巴哈马、古巴、墨西哥、智利、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海地、贝劳、汤加、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瑙鲁、斐济。
第二章 在侨居地活动
第一节 从事经济活动
一、印度尼西亚
17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泉州籍华侨多数从事小商贩、手工业，部分人从事农耕。其后，有人开始经营小规模的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厂（坊）。此后，荷兰殖民者推行种植园经济，华侨纷纷将土地卖给荷印公司，成为商品推销和土产收购的中介、零售商。1870年，荷印政府取消对华侨经营工商业的限制，华侨逐渐转向经商、务工，当中介商、零售商、小商贩、小工厂（场）主。
20世纪初，泉州籍华侨中开始涌现出稍具财力的中产者，以旅居泗水的树兜蒋氏最具实力，经营20多家咖啡、蔗糖、大米等土产购销公司，有蒋备球、蒋报企的合德号，蒋备庭的合顺号，蒋报察的合泰号，蒋报策、蒋报料、蒋报和等的合利号，蒋报烟的合芳、合昌号，蒋报和的合祥号，蒋备火的合荣号，蒋开远的合源号，蒋报丙的大合记号，蒋备出的合春号，蒋以真的合芳号，蒋报笼的顺源号，蒋以芳的合盛号，此外还有小合记号、合茂号、德盛号等，均属二盘商的中介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泉州籍华侨经济迅速发展，至20年代出现少数资本较大的企业家。浮桥人吴志满开设成春咖啡粉厂和土产木炭商行，江南人陈正宗兄弟经营土产业信记有限公司，树兜蒋氏乡亲中的报企、备庭、报策、报和、报察开设合德、合顺、合泰、合利、合祥等公司，资产均在百万荷盾（当时1荷盾＝1银元）以上。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多数泉州籍华商蒙受重大损失，一些商号关闭或缩小经营规模、范围。嗣后，华侨界抵制日货及殖民者对华商企业课以重税，经济恢复缓慢。日本占领印尼后，华商大部分遭受破产厄运，幸免破产的亦多处境艰难。
印尼宣布独立后的最初8年，华侨经济有较大发展，至50年代中后期，泉州籍华侨出现一些颇具实力的企业家。罗溪人黄奕聪组建金光公司，经营椰子和油棕种植、加工、出口业；浮桥人吴善用为沙拉望加、高浪那尔两埠土产购销业首户，在望加锡设公司，置有10多艘轮船，经营出入口业；西街人董祝三把三宝垄的南华香粉厂发展为大型企业，在雅加达开设大型椰油厂；南门人周彩才执掌与永春人陈兴砚合股的泗水万春公司，在新加坡、香港设有子公司，经营土产和咸鱼出入口业，在万隆设有咸鱼公司。此外，浮桥人蔡荣瑞经营望加锡联友出人口公司；义全后街周文墨家族开设泗水三兴（土产）有限公司；市区人黄贻茅与友人开设望加锡兴顺椰油厂；井亭巷人林聪定在棉兰开设肥皂公司、杂货贸易公司；打锡巷人吴邦兴开设泗水泰源（出入口）贸易公司。
50年代后期起，印尼政府对华商经营的多种传统行业加以限制，泉州籍华商除少数实力雄厚或从事新兴行业的企业外，均陷入困境。70年代，印尼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些大企业家和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黄奕聪家族创办金光集团，为多元化经营的跨国财团，经营椰干、食用油加工、种植、造纸、金融、房地产、旅游等业。祖籍市区的徐清华，50年代与友人创立大都会集团，1961年与雅加达市政府合作设立成功集团，持股15％，稍后又创立徐清华集团，经营房地产业、建筑业、建材工业、旅游业、电脑工业。祖籍浮桥的吴家熊持有大马集团半数股权，在香港建立海外企业总部DMT集团，为著名跨国财团，经营进出口贸易、种植与饮料加工、金融、房地产、餐饮和电子、塑料等业。
此外，较著名的有祖籍河市的刘玉书，浮桥的吴世传、吴世和、吴序律、吴安德、吴家炎、吴伟鹏，罗溪的林坪来，江南的陈铁逵、史久表，虹山的彭建白、彭基成，临江的陈迺士，北峰的吴世实、黄衍矮，马甲的杜德拔，开元的庄荣荣等。
二、菲律宾
明代中期以前，泉州城一带前往菲律宾的多为商人，后期包括商贩、工匠和少数农民。至19世纪初，在菲律宾北部和中部西班牙殖民统治区，泉州籍华侨以小商贩、手工工匠居多，少数人从事农、渔业。在南部非西班牙统治区，以苏禄和乐城为中心，多从事岛际土产收购以及苏禄至闽南、巴达维亚（雅加达）、新加坡、马尼拉之间的转口贸易。
1834年，马尼拉港对外开放，殖民当局放宽对华侨居住、旅行和经商的限制，华侨商业贸易得到全面恢复。1851年西班牙殖民者攻占南部地区后，在全菲推行种植园经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菲律宾华侨主要从事零售商，有的成为中介、收购、批发商，少数华侨建立大型贸易公司和工厂，从事木材砍伐与加工、烟草加工和房地产业。亭店人杨嘉种将家族企业总部移设马尼拉，设立洽成行总行，经营土产和大米出入口贸易，全菲各地拥有30多家分支行，备有大轮船2艘、小轮多艘。斗南村人陈清源在马尼拉和礼智省建立瑞源米行、泉源布庄、聚德源苎业公司、瑞成铁业公司等7家企业。高山人林为亨经营懋利卷烟厂、懋源公司，从事吕宋岛北部烟叶收购、加工、出口，成为拥资百万的大商家。此外，较著名的还有经营布业、土产业的陈三多，经营布业的史国铨，树里爻埠万镒德记行东主杨振胜（以上三人均为亭店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一些旅菲泉州籍富商因欧美海运阻塞、经营不得法而破产。其后，经济发展顺利，但绝大部分仅上升至中等商家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重新东顾，又有一些旅菲泉州籍富商在激烈竞争中破产。至30年代仅剩陈三多等个别人，其他称得上名流的有在宿务开设咖啡厂、内衫厂和瀛洲戏院的林伸寿（浮桥人），在蕊省仙扶西社开设大丰公司的叶文田（下淮人），在马尼拉开药行并与其兄弟在三描省朗岸社设泉州公司的刘帷玉（浮桥人），在马尼拉开设寿而康药房的刘景薰（东海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菲律宾沦陷的三年内，华侨经济受到毁灭性破坏，泉州籍华侨经济几乎全部破产或半破产。战后，华侨经济刚复苏，菲国政府先后颁布《菜市菲化法》、《劳工菲化法》、《米粟菲化法》，为谋生存，部分较具实力者与当地官方合股经营，不少小商贩和略有积蓄的劳工纷纷集资办工厂、商行，或从事航运、水产捕捞等业，部分劳工转入经营种植业、养殖业、饮食服务业。
1966年马科斯总统执政后，采取宽容政策，利用华侨资金、人才，华侨经济进入顺利发展时期。70年代起，泉州华侨中涌现出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原籍东海的胡炳南在马尼拉创办美丰信托保险公司、郎特地产投资公司、Y·SL投资企业公司、源安纸匣厂、A·P·L布业公司、西南布业公司。原籍罗溪的赖孙开开设瑞华商行、亚戈钢铁有限公司，其家族在菲律宾还办有标准建筑、罗务洛商业等公司，在美国开设酒店。原籍罗溪的赖谋墩开设编织袋厂、麻袋厂、呢绒厂、食品厂、机器修配厂和国际贸易公司，在美国设有出入口贸易公司，在台湾设有纺织厂、呢绒厂。原籍泉秀的林西京开设京隆纸业有限公司，并投资林业开发。原籍浮桥的吴时英开设文耀制造厂、墨尼克有限公司，经营造纸、纸盒、肥皂和油脂化工原料。原籍城东的刘以礼开设菲律宾轮胎厂、菲律宾造纸厂、菲律宾养殖场、马尼拉养殖场。原籍城东的白流海经营裕兴商行，投资玻璃、瓷器、塑料、糖饼和蜡烛制造业。原籍马甲的杜德笺在三宝颜设有菲律宾联合（百华）有限公司、东园大旅社、东宫大旅社。此外，在马尼拉较具实力的有从事林业采伐与木材加工的魏桃源（城东人）及开设纱厂、餐馆并从事房地产业的王爱义（甲第巷人）；在宿务有经营建筑、制鞋业的金华有限公司东主赖来金（罗溪人），经营瑞华百货、五金电器、贸易、制衣的尤奕出（罗溪人），经营蚊香厂、麻袋厂、录音带厂和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尤世捌（罗溪人）；在武端市有经营五金商行、百货店、土产进出口公司的黄仲裕（罗溪人）。
三、新加坡
新加坡早期的泉州华侨以搬运工、店员、财副（记账）、总铺（厨师）、帮工为主要职业。20世纪10年代初，部分华侨以工匠、小商贩为业，少数人以教师、新闻工作者为业。20年代初，新加坡的泉州籍华侨经济有所发展，出现少数富商。原籍市区的萧志来自创新镒盛建筑公司，兴建不少楼屋出租，与友人合资开设两家联合板锯厂，成为新加坡三大建筑商之一。原籍罗溪的赖金奎先营建筑业，进而创立晋兴树胶出人口商行，业务遍及新马、印尼等地，继又创设复顺兴、福和船务等商号，经营土产、旅社、船务等业。原籍市区的庄丕南设立长裕号商行，经营橡胶业。
1929年开始世界性经济危机，泉州籍华侨蒙受重大损失。1932年，萧志来宣告破产，赖金奎变卖产业偿还债务，颇受损失。新加坡沦陷后，泉州籍华侨损失巨大，单赖金奎商场未能回收的账款即达60万元叻币，致使战后无力再举。战后，一些战前和战时做小生意的泉州籍华侨开始崛起，60年代出现一批成功的企业家。东海人何瑶焜于1943年与友人设立新加坡激成公司，主营橡胶、饲料、土产进出口业，后扩展至建筑材料、房地产、种植与加工、船务、酒店等业，至60年代已有10多家公司分布在新马、印尼、泰国和港澳地区。东海人何瑶煌初在其兄的激成公司任职，后自立，创大同（新加坡）有限公司，先后在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等地创设多家公司，经营参茸药材、贸易和电子工业、房地产业。市区人庄亨俦于50年代与其父庄丕唐创立联合建筑有限公司，后又设立金湾实业有限公司、祥林俱乐部、香港宫酒家、松风餐馆，经营房地产、酒店、餐饮等业。北峰人吴成操于1945年创吴成发行，经营造船及驳船运输业，60年代易称为成操（私人）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源成贸易（私人）、联运等有限公司。此外，较具实力的殷商有马甲人杜德能，东海人丁马成及陈永佐、陈松吟昆仲，市区人杨建民。
四、马来西亚
古代，仅有零星泉州籍华侨在马来亚从事商贸、农、渔、采锡等业。近代，陆续有一些泉州籍华侨往马来亚从事开荒垦殖和捕鱼。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有少数华侨崛起。市区人沈鸿柏与人联合创立马六甲胶园，垦荒5000亩，与人合办志成发土产公司，自创明新印务公司，成为马六甲殷商。北峰人邱仰峰经营米糖出入口业，投资开辟橡胶园，为马六甲实业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泉州籍华侨纷纷投资橡胶种植和航运、海产等业，获得一定程度发展。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的大橡胶园迅速增多，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小橡胶园进行限制，加上世界经济危机，泉州籍华侨投资的胶园几乎破产，航运、海产等业也奄奄一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来亚华侨经济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至60年代末，出现一批成功的企业家。东海人黄文彬先后创办黄文彬企业有限公司、金泉成控股有限公司，拥有沙巴婆联木业、京都木业、查迪建筑、良友、丹美山、承恩花园、古晋婆联、马东油厂、侨中旅行社、婆罗洲出版社、马六甲砂联纺织等一系列公司、企业；浮桥王宫人陈友仁创立章桂木业有限公司，为沙巴著名木材商；双阳人胡炳南继承怡保新绵发号咸鱼行，迅速将经销范围扩大到杂货、罐头食品、面粉、食油、肥皂等业，与友人合营规模宏大的四维公司，为吡叻州水泥销售业魁首，自创南山有限公司；市区人吴润生在槟城和森美兰与友人合创三家砖瓦厂和一家贷款公司，自创国泰工程有限公司、国泰砖瓦厂和面粉有限公司，投资合成油棕有限公司；马甲人杜德笑与族人合组协兴公司，经营海鲜、鱼干、杂货出人口业，自营杜泉美丝缦庄，经营中国丝绢，远销新马各地；浮桥东埔人黄银汉创立吉隆坡黄银汉建筑有限公司、黄银汉实业有限公司、黄银汉发展有限公司；马甲人王世南继承祖业，把双成有限公司发展为拥有7家子公司的大型公司；井亭巷人黄志平建立金钱、民达华、沙巴、古德等6家有限公司；市区人张高理建立乃美吉和建筑工程、马柔建筑工程、美轮建筑工程及室内装修等有限公司；马甲人杜德友自营福联发陶瓷器商、福联摩多有限公司，与友人创设亚罗士打奕宏贸易公司。此外，稍具资力的有城东人刘健民，东海人刘坤，江南人史金榜，罗溪人赖谋芬，市区人柳国明、刘天启。
五、美国
早期侨居美国的泉州籍华侨多数是契约华工，契约期满多开餐馆、小杂货店，或以缝纫、建筑、理发为业。19世纪末，前往美国的泉州籍华侨个别人以教师为业，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少数科技人员。
60年代中期以后，泉州籍华侨的职业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人受聘于当地企业及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有的当医生、律师、会计师，也有部分人自营工商业。
进入90年代，在美国的鲤城籍华侨已开设数以百计的企业、商店，多数规模不大。稍具规模的企业有：北峰人黄祯祥开设的旧金山陈积实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咨询公司；市区人方荣基博士开设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科技公司和环球科技公司；市区人丁朝栋开设的南益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和贸易公司；市区人谢坤铨设立的天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峰人杨朝坤家族设立的裕华行；市区人蔡耀煌经营的永新贸易公司。
六、越南
早期到越南的泉州籍华侨多以商贩、工匠、雇工为业。部分人经商，多经营出入口业，将中国的日用杂货和泉州的工艺品、瓷器运往越南，收购米谷运回泉州。
近代，泉州籍华侨大多在南部各地当小商贩，经营杂货零售业，少数经营米谷、布匹、五金、水陆运输等业，有成就的极少。在泉州市区建业的黄仲训、仲赞兄弟开设黄文华企业公司、法文财团有限公司，拥有13家当铺，房地产业遍及越南、法国、英国、美国和香港、台湾、厦门、泉州，在堤岸的房地产几乎占半个堤岸市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泉州籍华侨经济有较大发展，部分人创办大型公司，或投资办工厂。泉州人郑秋霖与其徒弟蔡沂宣、王华生合营金城金银号。北峰人杨朝坤设立裕华行，分行遍及新加坡、旧金山、曼谷、马尼拉等地。
1975年，越南政府对华侨经济强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泉州籍华侨基本上倾家荡产。1986年10月以后，越南政府实行开放政策，一些鲤城籍华侨开始投资工商业。
七、其他国家、地区
散居世界各地的泉州籍华侨，主要职业为开餐馆，经营杂货、土产，从事文教科技工作，当医生、律师、职员和雇工，少数人在工商界有一定成就。
在日本，东海人卜宗道、卜仁泗父子创设华美贸易株式会社，在大阪和美国洛杉矶有7家公司、企业，经营房地产、国际贸易、房屋租赁、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东海人卜永恭创办东京东荣产业株式会社、大阪东荣产业株式会社，经营房地产业。市区人张俊杰、张天庆父子设立金泰公司、和美公司，经营国际贸易和房地产业。
在瑞士，北峰人柯国强创办日内瓦金龙餐厅，在旅游区圣加伦设立分号，拥有四家酒店、酒家。
在巴西，市区人张胜凯设立代糖工厂方大公司和VFPF（食品）公司、KFNKO（纸尿片）公司，并投资房地产业，在阿根廷、中国大陆、泰国均有企业。
在关岛、塞班岛，浮桥人陈守仁创办美国关岛联兴发展有限公司、美国联泰（关岛）有限公司、塞班联泰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塞班美联针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及一家现代化面粉厂。
第二节 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一、创办华文学校
印度尼西亚 1894年，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办泗水中华学馆（后改为泗水中华小学堂）。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又参与创办许多中小学，主要有：雅加达中华学馆（后改称中华小学）、福建学校、新华小学、中华中学，泗水振文小学、开明小学，三宝垄华侨中小学，棉兰福建小学，苏东小学、苏东中学、晋江学校，锡江中华中小学、新华学校，沙望南华学校，巴厘巴板中华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泉州籍华侨创办和参与创办许多中小学，并参与不少学校的复办和扩建工作。浮桥人吴我炎、吴伟鹏、吴德疆和市区人吴邦兴创办泗水开明中学，吴德疆长期担任开明中小学校长，吴伟鹏、吴我炎、吴邦兴先后出任开明中小学董事会主席。1946年，市区人周文墨参与创办泗水服务中学，先后任该校董事会副主席、主席，同时担任水振文学校董事长。1948年，吴伟鹏参与创办水中华中学，出任该校董事会主席。浮桥人吴世辅发起创办水南海漳中华中学，出任该校董事会主席。1951年起，江南人史联对大量捐资，赞助棉兰苏东中学和福建学校，1953年出任该校董事会主席，将苏东中学建成印尼最具规模的华文学校。市区人欧阳世德参与组建泗水徐图利祖中华学校基金会，1955年起连任基金会主席和校董会主席。江南人蒋报标创办泗水侨童学校，任校董会主席。市区人董祝三任三宝垄华侨中小学董事会主席，该校是当地最大的华文学校。此外，浮桥人林双约长期担任玛琅漳泉公会创办的玛琅明华小学董事，市区人李荣生长期担任巨港中华学校董事。
菲律宾 1899年，市区人龚绍庭襄助中国驻菲领事陈纲（同安人）建立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首任校长。1911年，该校成立董事会，江南人杨嘉种出任首届董事会总理。此后，虹山人彭乃扬也曾出任该校校长。1917年，市区人陈钧秉、陈允升和赵祖建创办马尼拉溪亚婆中西华侨学校，赵祖康、陈钧秉先后出任校长。1919年，出生于菜洲的王泉笙发起创办马尼拉普智小学，出任校长。1937年，市区人傅三侬出任苏洛当仁学校校长，翌年创办中学部，成为菲律宾南部最大的华文学校。1939年，王泉笙发起创办中正中学（50年代初扩建为中正学院）。市区人黄澄秋、苏叔立分别担任马尼拉华侨中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后市区人庄材保出任该校校长数十年，任内将该校扩建为侨中学院，其侄庄中坚历任学院校友会副会长、董事会副董事长。此外，泉州籍华侨还参与创办怡朗普智学校、中华商业学校、巴西中华学校、三宝颜中华学校以及马尼拉、宿务、独鲁万、蕊省、礼智省、武端等地的华文学校。浮桥人尤祖闽曾任殊殊汶中华中学董事长多年，马甲人杜德笺曾长期担任三宝颜中华学校董事长。
新加坡民 国初，市区人庄丕唐在道南学校任教，曾任福建会馆教育科长，历任数十所华文中小学董事。1937年，托庄为1（市区人）回国聘任薛永黍为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抗日战争前，泉州籍华侨参与寅宾俱乐部创办工商补习学校。30年代初，市区人傅无闷夫人刘韵仙出任南洋女子中学校长，并兼南洋幼儿园园长，任职逾40年。1946年，市区人张楚琨出任新加坡晋江会馆教育主任，与会馆主席洪宝植（石狮人）等人创办晋江学校。以后，泉州籍华侨又参与创办晋江成教中心，市区人郑梦周、东海人何瑶焜、丁马成等对以上两所学校均有较大贡献，丁马成将其母80大寿的贺仪全部捐献为会馆的助学基金。市区人黄叔衍任裕廊中学等校校长10多年。
马来西亚 1913年，市区人沈鸿柏、北峰人邱仰峰等人发起创办马六甲培风学校，鸿柏出任校监，长子沈慕亮出任教务主任。后又增办中学部，第五子沈慕周出任培风中学教务主任，第六子沈慕羽出任培风小学第二分校主任。邱仰峰长期担任培风中学董事会总理兼财政，与沈鸿柏、郑成快（永春人）被誉为培风中学三上柱国。1917年和1922年，三人又协力创办马六甲培德女校、平民学校，招收女生和收容贫苦失学儿童，鸿柏任两校董事会总理，第四子沈慕卿在平民学校执教，沈慕羽在平民学校兼课。1930年，为提高教育质量，培风、培德、平民三校举行会考，沈鸿柏任会考主任，三校董事会联合组织学务委员会，沈鸿柏为主席，沈慕卿为秘书。1945年后，沈慕羽历任马六甲公立第一小学校长、培德小学校长、培风第一小学和平民学校校长，主持复兴马六甲晨钟夜校。江南人史联对积极推动复兴柔佛州南部华文学校，历任新山宽柔中小学等华文学校董事会主席。东海人黄文彬先后捐资古晋市、沙捞越州及其他各华文教育事业百万马元，同时发起赞助人运动，设立沙捞越第一省华文独立中学永久教育基金会，出任主席，还领导沙捞越中华商联会拨出数百万马元资助华文教育事业，历任古晋中华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三、四小学等校校董会主席，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封赐拿督、丹斯里勋衔。市区人龚铸山任柔佛麻坡中华中小学董事长近20年，被誉为中华中学之父。市区人陈清美长期担任槟州大山脚中学董事会主席。浮桥人陈友仁历任沙巴亚庇建国中学董事会董事、主席。马甲人杜金钩在丁加奴发起创办义务夜校，历任该校董事会要职。
其他国家 1899年，泉州秀才余子玉因鼓吹康梁变法被迫逃往美国，先办私塾，后创办华人子弟学校，任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南华侨杨朝坤参与复办、创办多所华文学校。50年代发起创办越南最大的华文学校堤岸福德学校，附设夜校，出任董事长。
二、创办华文报刊
印度尼西亚 1928年10月，浮桥人吴文楚在泗水创办《爪哇每日电报》。50年代，江南人傅维丹出任雅加达《生活报》经理、坤甸《黎明报》首席记者，浮桥人吴序良任泗水《大公报》经理，江南人蒋以敦任印尼中央广播电台华语部主任，蒋沧海任泗水《青光日报》编辑。
菲律宾 1908年，陈三多招股创办《警铎新闻》，任司理、总理。1918年，傅无闷、王雨亭（北门顶埔人）参与创办《平民日报》，无闷任总编辑，雨亭任编辑。1919年，市区人陈祖涛参与创办《菲律宾画报》，任司理。陈三多、陈祖泽参与创办《新闻日报》，三多任总理，祖泽任总编辑。1928年，陈祖泽参与创办《中西日报》，任副总编辑。1931年，陈祖涛参与创办《民情》，任副总编辑。1933年，王雨亭参与创办《前驱日报》，任总编辑、总经理。1934年，傅三侬参与创办《华侨日报》，任副总编辑。菲律宾沦陷时期，江南人杨威任《导火线》周刊总编辑，史国铨参与创办《大汉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王泉笙出任《公理报》社长，市区人郑健魂任《公理报》经理、总编辑和《联合日报》副总经理、总编辑。
新加坡 辛亥革命前，市区人庄汉民曾任职《中兴日报》。1928年，傅无闷协助创办《星洲日报》，任总编辑，后转任《南洋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允洛任《南洋商报》副经理。1945年，傅无闷创办《中南日报》、《新报》，为南洋报界培养不少新人；陈允洛出任《中南日报》、《新民主报》经理；陈允洛、傅无闷先后出任《中兴日报》经理、总编辑；史联对全力进行《南洋商报》复刊工作。1946年，市区人张楚琨出任《南侨日报》社总经理，出版《南侨》、《南侨晚报》；郑梦周自办《文艺报》，参与创办《新明日报》；彭松涛参与创办《华声报》、《新力报》，出任《中兴日报》发行人、总编辑，创办石叻报社，出版《石叻晚报》（后改为周报）。50年代，市区人龚延龄在《南洋商报》社主持创办《南方晚报》、《星期六周刊》、《南洋广播周刊》、《南洋月报》，出版《南洋年鉴》、《南洋丛书》、《青年文艺》；陈允洛出任《南洋商报》社副经理，陈振夏历任《南洋商报》社总编辑、发行人、董事主席、编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马甲人杜南发现任《联合晚报》副总编辑。
马来西亚 1910年，河市人刘惟明参与创办《光华日报》，任董事经理，后购下《槟城晚报》改为《光华日报》的晚报。1928年，沈鸿柏在马六甲创办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侨民日报》，任社长，聘何选民任主编。30年代，河市人王济弱出任《光华日报》记者主任。1941年，陈允洛出任《国民日报》经理。1946年以来，庄明理任《商业日报》社长；沈慕羽任《南洋商报》、《光华日报》、《中国报》记者，出任马六甲《古城月报》主编；其次子沈墨义历任美里《越华日报》等报编辑；彭松涛创办日新印务馆，为《马来亚通报》、《学生邮报》、《雷报》、《大马新闻》等小报提供印刷服务，并兼任《虎报》编辑，撰写社论；黄文彬创设婆罗洲出版有限公司（后改为国际时报有限公司），出版《国际时报》、《国际晚报》（后改为《国际周报》）。
其他国家、地区 在缅甸，1908年魏继汉参与《光华日报》编辑工作；1911年陈允洛参加《进化报》（前身《光华日报》）的工作；1921年陈允洛、傅无闷参与创办《仰光日报》，允洛任经理，无闷任总编辑。抗日战争期间，陈允洛参与创办《中国新报》、《兴商日报》。50年代，市区人叶振荣出任仰光《人民日报》经理。在巴拿马，市区人郭笃为任《国际日报》社记者。
三、从事文艺、科技工作
印度尼西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董祝三参与创办三宝垄南星剧社，战后任社长，倡组云林阁（演唱歌仔戏），任主席；周文墨任寄傲社主席，经常开展南音演唱活动；泉州人吴记文参与创办泗水华光剧社，曾任副主席。70年代起，罗溪人黄罗成发起创办锡江群星（南音）社，任主席；浮桥人吴安德先后创办泗水永安宫南乐股、东爪哇南音社，任主席。
菲律宾 清末，市区人吴钟善、龚绍庭有诗作问世。20年代初，王雨亭和桂华山将华语电影输入马尼拉。30年代，江南人陈金杯为菲律宾著名诗人；市区人李根香工书法、金石篆刻、艺术摄影、古诗，著有《春疏楼吟草》。50年代起，市区人蔡继琨受聘马尼拉交响乐团指挥兼音乐指导，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良服务奖及其他奖项；市区人任世光（又名任远），任菲律宾语言学院院长、亚洲艺术学院院长、任远书画社社长，首创人物字像，编写孙中山、黎刹、陈嘉庚、马科斯等人的简史字像，作品有《任远书法字帖》、《禁烟歌》；城东人刘鸿沟历任菲律宾大学音乐学院、菲律宾女子大学音乐教授、南乐崇德社音乐指导，将富有特色的泉州南音乐符译成五线谱，著《闽南音乐指谱全集》。
新加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市区人张殊明擅新诗、工书法，主持《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洪荒》；刘韵仙，新诗、散文作家，常在《曼舞罗周刊》发表作品；傅无闷主编过《曼舞罗周刊》，发表大量杂文、散文、论文和译作，兼任过《今代》半月刊、《星中日报》副刊《星火》、《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编辑，为《南洋年鉴》（1939年版）总编辑；其子傅紫曦擅写论文、散文，先后任过《今代》半月刊、《星中日报》副刊《星火》、《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等刊物的编辑；张楚琨与人合编《叻报》文艺副刊《椰林》，在各报刊发表不少文艺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丁马成主持南音团体云庐，被解散后另组湘灵音乐社，任社长，著有《南音精华大全》3集、《丁马成作品选》。战后，彭松涛历任《南洋商报》综合副刊《商余》主编，兼任《南方晚报》、《星期六》编辑，主持出版第一部《新加坡经济年鉴》，出版《新加坡华人社团大观（1982～1983年）》；郑梦周历任《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世纪路》、文艺杂志《文艺行列》、《星期六》编辑，著有中短篇小说、杂文、诗词等24集，1982年成立姚紫文艺基金，赞助出版文艺著作；马甲人杜殊成历任《新加坡青年》、《南洋教育》执行编辑和《新加坡文艺》编辑、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秘书，著有《马路之歌》、《行踪》、《火》近10部诗、游记、散文、理论专集；其女杜雪美为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理事；市区人刘维新历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理事、副会长，发表过小说、散文、杂文、作家评介、文艺评论；北峰人曾渊澄，诗人，出版诗集《湖、千里路》2辑；市区人庄亨雄，音乐家、作家，歌曲《我们的心儿》、《裕廊之歌》、《奎笼之歌》获新加坡广播电台歌曲创作比赛首奖，出版歌曲集《颂国之歌》及诗集《欢跃吧！新加坡》等；马甲人杜丕勉，诗人，著有诗集《春华集》，作品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6）·诗集》；马甲人杜南发，诗人、作家，历任南洋大学中文学会副会长、《文学》半年刊华文编辑，出版诗集《酒涡的神话》和访问集《风过群山》；市区人粘天生著有杂文集《皆山书宝杂钞》、《琐谈》、《沉瀣集》；东海人卜清河参与创建南音团体泉声音乐社，任名誉社长。
马来西亚 沈慕卿为华族民俗学研究学者、马六甲华族历史掌故权威。市区人粘春生，名诗人，也在报刊发表散文、小说。市区人庄荒洲任《火星工人》半月刊编辑、《洪荒》文艺月刊主编。市区人杨庆南历任沙捞越文化戏剧社社长、古晋艺声闽剧社副社长，著有《国语解释读本》（全8册）、《沙捞越指南》、《砂婆汶三邦工商年鉴》、《新加坡华侨概况》、《马来西亚华侨概况》、《国是建言》（上、下册）、《世界华侨名人传》（全8册）。虹山人彭龙飞历任大马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评委和吡叻文艺研究会主席，著有诗集《吉打的人家》、小说集《家福》、《可可园里的黄昏》，兼翻译马来乡土小说。浮桥人黄银民历任太平仁爱音乐社理事、副社长。
美国 当代鲤城人在美国杰出的科技名流有：蔡南海，洛克菲勒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被《科学文摘》评为美国最杰出的100名青年科学家之一；王贸芳，电脑博士，道格拉斯公司高级工程师，从事机器人人工智慧研究；张可南，美国无线电公司高级研究员，在内偏转显像管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吴滋润，航天高级工程师；方荣基，化学工程博士；黄承经，美国会计师协会会员，芝加哥知识系统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主任，黄承经会计师事务所主人；吕荣辉，农业地理博士，北依阿华大学地理系教授；黄宜丕，医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著名肠胃肝病专家；蔡祝辉，药学博士，宾夕伐尼亚洲CONR～FX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黄端楷，医学、法学博士，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加州黄端楷（医科）律师事务所主人，为美国著名医疗事故辩护律师，多次出席国际法律问题研讨会、报告会。
其他国家、地区 清初，黄檗宗僧人到日本传播中华文化，在书画、医药、篆刻、音乐、寺院建筑艺术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被称为“黄檗文化”。其中俗家原籍泉州的蕴谦、大眉、雪机、悦山、慈岳、大鹏、忍仙等人，分别以书法、诗词、绘画、篆刻驰誉日本，所遗的墨宝、书画被视为珍品、国宝。当代，谢福山，医学博士，日本国立弘前医院院长；市区人陈舜臣在国际文坛上被列为当代日本名作家；市区人蔡国强，日本名画家，蜚声欧美。在加拿大，市区人庄亨立为多伦多大学电脑系教授，市区人黄志庭为医学博士。在英国，林至仁博士为牛津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四、开展体育运动
印度尼西亚 泉州籍华侨早期参与创办的体育组织有泗水精武体育会、泗水寄傲社国术馆，现存的有泗水延陵公会武术馆、泗水新光体育会、泗水黄龙体育会、飞星社、锡江飞轮体育会。
菲律宾 20年代，市区人南少林五祖拳名师卢言秋到菲律宾行医兼授武术，建立光汉国术馆，任馆主。1944年后，其子卢庆辉为第二代馆主，广授门徒，传武行医，有会员2万多人。
马来西亚 杨庆南任沙捞越国术协进社社长；黄文彬任沙捞越乒乓球总会会长、沙捞越篮球总会名誉会长；马甲人杜成聪任丁加州业余乒乓球总会会长、业余篮球总会财政、体育理事会理事、藤球公会委员。
越南 50年代后期，杨朝坤发起创办青白体育会，任会长。后与西贡劲联篮球队合并，成立励志体育会，任副会长、第二届会长。该会拥有4支篮球队（其中1支女篮）、羽毛球队、太极组，举办过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柔道、象棋等多项比赛。
第三节 参与社团活动
一、综合性社团
1967年以前，周文墨曾任泗水中华总会副主席、理事长；吴家炎曾任泗水华侨总会副主席；蔡荣瑞曾任锡江华侨联合会主席；市区人林聪定曾任苏岛华侨总会理事长。其他泉州籍人在其中发挥较大作用的还有锡江自由华侨总会、三宝垄华侨总会。60年代以后，沈慕羽历任马六甲中华大会堂副主席、署理主席、主席；双阳人胡炳南曾任吡叻中华大会堂理事；黄文彬曾任沙捞越华人社团总会联合会会长多年；北峰人柯国强发起创立日内瓦瑞士华人联谊会，任首届会长，为永远名誉会长；泉州籍人黄文高曾任奥地利华侨总会主席。
二、同乡会
印度尼西亚 1864年创建泗水福建功德祠，1868年创建望加锡福建公祠（亦称永锡堂），两会成员绝大多数为泉州、晋江、永春、南安人，此外泉州籍人还参与创办棉兰福建会馆、苏门答腊日里丁宜福建会馆、锡江闽侨联合会、万隆漳泉公会、玛琅漳泉公会。1935年，创建水寄傲社，成员多为泉州市区人，周文墨曾任主席。1946年，创建东爪哇泗水泉属会馆，成员以泉州籍人居多，江南人许书炎曾长期任该会主席，任过主席的还有东海人郑硕顶。其他泉州籍会员较多的有雅加达晋江公会（市区人陈道三曾任主席）、泗水新群社、棉兰晋江会馆、锡江晋江公会（蔡荣瑞曾任主席）、占碑温陵会馆、玛琅新力社（浮桥人吴序佳曾任主席）。
菲律宾 1925年，江南人林为亨、林伸寿等组建旅菲高山同乡会。后泉州城区旅菲华侨组建桐城公会，旅居巴西市的蔡振熙曾任理事长多年。1946年，罗溪旅菲黄、赖、尤等姓乡亲组建晋江罗溪同乡会，在宿务、武端等市设有分会。此后，江南古店旅菲杨姓乡亲组建旅菲店头同乡会，涂门外灯星村旅菲同乡创立灯星旅菲同乡会。1972年，泉州华侨与邻县的华侨组建菲律宾温陵会馆。
新加坡 20世纪初，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办新加坡寅宾俱乐部。1918年，萧志来发起组建新加坡晋江会馆，任总理，副总理赖金奎，庄丕南任协理，以后任过总理、主席的泉州人有赖金奎、庄丕唐、丁马成。此外，庄丕唐、何瑶焜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曾渊澄历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工委会行政组主任、工委会副主席。
马来西亚 1919年，泉州籍华侨参与组建槟椰屿晋江会馆，吴润生曾任副主席，市区人粘来福曾任副主席、主席。1922年，组建峇株巴辖晋江会馆，城东人刘健民曾任副主席、主席，北峰人陈德厚曾任副主席。1924年，组建马六甲晋江会馆，沈鸿柏首任总理，沈摹卿历任主席10年，沈摹羽也曾任主席，江南人史亚狮现任副主席。1953年，组建安顺吡叻晋江会馆。1970年，组建雪隆晋江会馆，黄银汉为发起人，任第一、二届会长，刘天启、朱清镇（东海人）、赖谋芬（罗溪人）、黄厚生（浮桥人）等人先后出任副会长。1977年，组建丁加奴晋江会馆、吉玻晋江会馆、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简称大马晋联会）、吉兰丹晋江会馆、怡保晋江会馆。沈摹卿曾任大马晋联会名誉会长，沈摹羽曾任副会长、名誉会长，刘健民历任会长、副会长。马甲人杜成聪参与发起组建登嘉楼晋江会馆，曾任会长，马甲人杜明义现任副会长。在全省性同乡社团中，沈慕羽历任马六甲福建会馆主席、全马福建社团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陈友仁曾任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会长、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简称大马福联会）名誉会长；双阳人胡炳南任吡叻福建公会理事40多年、总务14年；黄文彬长期担任古晋福建公会主席、大马福联会名誉会长。
其他国家、地区 在美国，蔡耀煌曾任南加州福建同乡会第三届会长，黄祯祥曾任北加州福建会馆第四、五届会长。在越南，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建的同乡会有西堤福建帮公所（1948年改组为西贡福建公所）、会安福建会馆、河内福建会馆、堤岸福建公所、（漳泉）二府会馆（又称二府庙）、温陵会馆、凤山寺；1956年同乡会被解散，福善医院成为越南南方福建帮首要团体，杨朝坤历任医院理事长、董事长；同时各帮还合办中正医院，朝坤曾任第十二届董事长。在缅甸，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办各地福建会馆，1904年组建缅甸温陵会馆，1984年参与组建缅甸晋江公会。马甲人吴金锭、吴中兴现任缅甸闽侨福同仁城隍庙副主席。在日本，19世纪后期，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建神户福建公所，张俊杰曾任理事长，卜宗道、卜仁泗父子先后出任理事。在奥地利，黄文高曾任华侨总会主席。此外，泉州籍华侨还参与创办文莱漳泉会馆、澳大利亚澳洲福建会馆、悉尼福建同乡会、维多利亚福建同乡会、秘鲁福潮会馆。
三、行业公会
印度尼西亚 1952年，史联对发起创办棉兰苏北橡胶公会，任主席。泉州籍成员较多的团体有东爪哇泗水中华商会、泗水亚弄商公会、雅加达中华工商会馆、雅加达中华杂货输入商公会、棉兰中华小商公会、锡江华侨商会。
菲律宾 1904年，泉州人陈清源、杨嘉种、陈三多、林为亨等参与发起组建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后改称马尼拉中华商会，陈清源、陈三多曾任董事、副会长，杨嘉种、林为亨曾任董事。1920年前后，东海人刘帷玉、刘景薰参与发起创办菲律宾中华医学会，刘帷玉曾任司库、会长，刘景薰曾任董事、司库。1954年，东海人胡炳南参与发起创办菲华商联总会，长期担任常务理事、董事，市区人王良培历任理事、常务理事，庄善多亦任过理事。
马来西亚 黄文彬于1963年和1978年两度出任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并自1978年蝉联至今，同时担任沙捞越中华商会联合会和古晋中华总商会会长10多年；陈友仁曾任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会会长、马华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此外，市区人刘天启发起创办雪兰莪海产公会，任会长10年；市区人吴润生曾任槟城面粉商公会主席；马甲人杜成聪历任丁加奴木业工会、树桐业公会会长；双阳人胡炳南历任吡叻州杂货行（会）名誉主席、中华总商会理事。沈慕羽发起组织马六甲教师职工会，历任马六甲教师公会主席，马六甲校长公会主席，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副主席、署理主席、主席，全国华侨教师职工会主席，华文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席，马来西亚各民族教师职工总会副主席。
日本 卜永恭曾长期担任东京中华商会理事。
四、宗亲会
印度尼西亚 1887年，创办雅加达延陵吴氏祖祠，此后又陆续创办雅加达谢氏宝树堂宗亲会、泗水延陵（吴）公会、有妫堂陈氏宗亲会（江南人陈尔治曾任主席）、蒋氏宗亲会（江南人蒋报标、蒋以登曾任主席）、蒋氏乡侨宗亲会、望加锡彭氏虹山堂、傅赖版筑祠、江夏堂、锦霞堂吴氏宗亲会、日里丁宜尤氏宗亲会。
菲律宾 1906年，组建弘农杨氏宗亲会。1908年，组建西河林氏宗亲总会。1909年，组建让德吴氏宗亲会。1919年，组建太原王氏宗亲总会。1930年，组建旅菲江夏黄氏宗亲总会及南岛分会、南吕宋区分会。1937年，组建宝树堂谢氏宗亲会。1940年，组建旅菲傅赖同宗总会及宿务分会，组建旅菲汾阳郭氏宗亲总会。1953年，组建旅菲六兰堂（萧章叶林尤沈）宗亲会。1965年，组建旅菲咸阳五姓（魏梁万冯毕）联宗会。1968年，组建菲律宾刘杜（刘杜留侯）宗亲总会。1980年，组建旅菲延陵宗亲总会。以上这些宗亲会，鲤城籍人都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新加坡 马甲杜氏发起创办杜氏贞义祠、杜氏总会。源于泉州市区或在市区有开闽祖祠的团体有开闽王氏总会、卓氏公会、紫云祠、江夏黄氏公会、曾氏公会、赵氏公会。鲤城籍华侨参与创办的团体还有颖川陈氏公会、陇西李氏总会、庄氏公会、济阳蔡氏公会、张氏总会、庐江何氏公会。
马来西亚 泉州人为主创办的团体有杜氏公会、丁加奴杜氏贞义祠。目前鲤城籍人发挥较大作用的有江夏黄氏宗亲会、龙冈亲义总会、槟城吴氏延陵堂、雪兰莪江夏堂。
其他国家、地区 在美国，源于泉州市区的谢氏宝树宗亲会、江夏黄氏宗亲会的分支组织几乎遍及美国华人聚居区。在缅甸，马甲人吴善农现任旅缅延陵联合会副理事长，鲤城人参与创办和源于泉州市区的团体还有龙冈亲义堂、曾氏龙山堂、江夏堂、宝树堂。
五、其他社团
1939年，旅菲晋中校友创建旅菲福建省立晋中（今泉州五中）校友会。许多国家的泉州籍华侨设立侨办学校校董会、校友会。70年代后期起，印度尼西亚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办雅加达东方音乐基金会、泗水寄傲圣道社、泗水珍芝兰大同福利基金会、占碑温陵福利基金会、望加锡晋江恩德慈善基金会、棉兰晋江互助基金会。
第三章 对祖国家乡的贡献
第一节 参加革命
一、参加辛亥革命
1897年，城东人万廷璧在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奉命到神户、大阪华侨中发展组织，任中国同盟会神户大阪支会会长。1905年起，革命党人先后到南洋各地筹组中国同盟会组织，不少泉州籍华侨参加，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骨干。马来亚华侨沈鸿柏奉孙中山之命在马六甲组织同盟会，任分会会长；浮桥人吴文楚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与江南人蒋以麟等到印尼泗水参加革命活动；浮桥人史国铨在菲律宾加入同盟会，常往香港接受任务，在同盟会筹款中贡献卓著，参与创办普智阅书报社和中国同盟会小吕宋分会，任司库。1907年，泗水成立光复会，吴文楚为该会负责人；泉州市区人庄汉民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参与创办《中兴日报》，为编辑人员之一。1908年，市区人陈允洛、城东人魏继汉、马甲人吴镇福等人在缅甸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魏继汉任该组织机关报《光华日报》编辑；蒋以麟回厦门、泉州考察，了解革命情况，结识革命党人。1910年，泗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主要骨干除吴文楚、蒋以麟外，还有江南人蒋报和、蒋报策、蒋报料、蒋开远、蒋德卿、蒋以芳、王少文等，报和及开远等人创办泗水明新阅书报社，出版《汉文新报》，抨击帝制，宣传革命；吴镇福创办缅甸觉民阅书报社。是年，蒋以麟回泉州筹划革命事宜，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统一领导机构——同盟会泉州分会，以麟任会长。1911年2月，蒋以麟回泗水，召集革命党人研究推动家乡革命的计划，筹措资金，源源不断支持厦门、泉州的革命活动；5月，以麟再次返回泉州筹划革命事宜。武昌起义后，泗水的泉州籍革命党人聚集厦门，11月15日参与武装起义，光复厦门。蒋以麟在泉州主持起义工作，11月18日光复泉州。
泉州光复后，地方不靖，蒋以麟、蒋报策等人率同安义勇队、学生军回泉维持，治安好转；南洋各地华侨发起募捐，支持祖国各地革命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泉州籍华侨慷慨捐输，菲律宾的陈清源、杨嘉种、陈三多、林为亨等人捐献巨款，史国铨、谢应寅等筹募成绩蜚然，马来亚沈鸿柏募捐10余万叻币。
二、参加讨袁护国
民国2年（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翌年，孙中山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先后派人到南洋各地募集革命经费，泉州籍华侨纷纷捐款；陈允洛奉缅甸中华革命党支部之命，携款返回厦门，作讨袁活动开支；孙中山委任泉州归侨叶青眼为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民国5年4～5月，福建各地组织讨袁护国军，发动武装起义，泉州不少华侨、归侨、侨眷参加起义活动，骨干中籍贯泉州的有许卓然、傅无闷、傅维彬、王泉笙、黄中流等，非泉州籍华侨、归侨有陈清机、吴昆元、吴瑞玉、桂华山等，吴瑞玉从南安率部进攻泉州城途中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参与起义的骨干多数被迫避往国外。
三、参加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期间，泉州籍华侨积极捐款援助北伐，有一些华侨回国参加北伐。河市人王济弱民国15年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从事北伐后勤工作。新加坡归侨粘文华（市区人），同年初被选为厦门店员工会理事长、厦门总工会组织委员，发动工人迎接、援助北伐军。同年11月，北伐军到泉州，一些华侨随军到泉州开展革命工作，新加坡归侨余佩皋（江苏人）任晋江妇女解放协会主任，归侨辜仲钊任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农工指导员，一些泉州籍华侨参加北伐军海外北伐工作团、华侨特别宣传队随军北伐。
四、参加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一些泉州籍归侨成为泉州地区土地革命斗争的骨干。粘文华在民国1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厦门店员支部书记、厦门市委书记、泉州特别支部书记、福建省委特派员、安南永德边区红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在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市区人），民国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泉州特别支部宣传委员，编辑出版《农民报》；在泉州坚持革命工作的闽南籍归侨还有许立、洪雪立、柯竹山、辜仲钊等。
五、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支援祖国抗日
1928年，日军制造“五卅”济南惨案，东南亚各国华侨声讨日军暴行，筹款赈济受害者。沈鸿柏在马六甲倡组筹赈会，筹款叻币20余万元；东海人庄明理任印尼民礼华侨筹赈赈济南惨案救济会募捐委员、锄奸团副团长。“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筹募捐款捐助航空救国。陈三多、王泉笙参加菲律宾华侨联合会、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任要职；市区人谢应寅任华侨救国联合会、中国航空救国协会马尼拉分会职员和特别募捐员，成绩突出。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底，王泉笙、陈三多参与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任常委、副主席；罗溪人尤鸿源参与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总）会（简称“店救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菲律宾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壮烈牺牲；马甲人杜兴侨“七七”事变时读高小，义卖面包，所得全部交中国驻菲领事馆汇回祖国慰劳前线将士，菲律宾沦陷后被捕成仁；抗日牺牲的泉州籍华侨还有杨威（江南人）、傅三侬、万善宗（城东人）等多人。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王泉笙、陈三多任常务委员，南洋各埠华侨还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简称“南洋民先”），在新加坡设总部，在马来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印尼成立6个分队，市区人张楚琨任南洋民先宣传部长，市区人李文陵任南洋民先店员委员会主任，做了不少筹赈会难以进行的工作。庄明理历任槟城筹赈会募捐委员、副主席和汽车司机公会主席，负责募款和招募回国服务的南侨汽车机工；沈慕周任马六甲筹赈会常委兼宣传主任，马六甲沦陷后被捕牺牲，其弟沈幕羽出任马六甲华侨青年战时服务团团长；江南人傅维丹任三发筹赈会募捐委员、第二届主席；浮桥人吴志满参与泗水筹赈活动，资助抗日救亡团体读书会、救亡会，鼓励和支持不少华侨青年回国投奔延安，募款为八路军购置医疗设备和药品，印尼沦陷后在经济上支持华侨地下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
（二）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热血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从菲律宾回国投奔延安的泉州籍华侨有李烈、王唯真、吴一舟、杨志民等，从新加坡、印尼、缅甸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和抗日工作的泉州籍华侨有粘文华、蒋金钗、许金荣等多人，有一些泉州籍华侨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有的参加国民政府其他抗日部队；庄明理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后，任驻滇缅公路代表、南侨总会驻渝代表，参加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陪同陈嘉庚到福建考察慰问，还发动华侨集资在重庆兴办中国电化厂，协助解决抗战军需。
六、支援解放战争
（一）声援国内政治斗争
1946年，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南方总支部在南洋派驻代表，发展组织，声援祖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张楚琨参加组建民盟新加坡分部，任主任委员；庄明理在重庆加入民盟，南渡途中经香港时在《华商报》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罪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抵槟城后任民盟槟城分部副主委，出任机关报《商业日报》社长，又是《现代日报》主要负责人，发表大量反独裁、反内战文章。同年9月11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表致美国总统的通电，谴责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发动内战，中国国民党在南洋掀起反陈嘉庚浪潮；9月24日，民盟槟城分部联合102个侨团召开拥陈大会；9月27日，民盟新加坡分部联合216个侨团召开拥陈大会，通过拥陈宣言；10月27日，成立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张楚琨参加民联会领导工作；11月21日，张楚琨参与创办《南侨日报》，出任总经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给该报高度评价。同时，一些泉州籍华侨、归侨提供家乡共产党游击队及中共地下组织经费，如新加坡、马来亚华侨张殊明、庄明恩（两人均市区人）和旅居香港的归侨王雨亭等人。
（二）回国参加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
解放战争中，一些泉州籍华侨回国到解放区，或在闽、粤两省游击区参加解放军或游击队。从菲律宾回国的有吴锦南、魏振奋、陈顺、沈福水、杜金枝等多人，陈顺任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晋江大队负责人，参加解放泉州城及附近地区的一系列战斗；印尼华侨傅维葵（市区人）长期在晋（江）、南（安）、同（安）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参加过中共闽中地委重建安南永德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闽中）南安县工委书记、晋南同游击队教导员，参加和平解放南安县城的谈判及接管工作。1949年5月，庄明理、张殊明陪同陈嘉庚回国，会同在北京的王雨亭、司马文森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
第二节 投资办企业
清末，华侨在泉州投资的企业有10多家，金额20余万银元。除黄奕住（南安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投资创办泉州清源种茶公司外，均投资金融业、商业。民国时期，华侨投资近1000家，投入资金总额440万余元，其中房地产业180余万元、商业110多万元、金融业80多万元、交通运输业35多万元、工业20多万元。至民国38年（1949年）初，除房地产业外，剩下侨批业20家，资本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工商业33家，资本50多万元。
1949年10月起，华侨继续在泉州投资。1952年，福建省设立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向华侨募股。1956年，泉州市有华侨、归侨、侨眷企业63家（不包括侨批业），侨资总金额53.7万余元，全部参加公私合营。至1967年6月，泉州籍华侨投资福建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约280万元。1967年7月，省华侨投资公司停止募股。1980年，华侨投资重新恢复。19801992年，以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为主体的外商，投资设立530家企业（包括市直企业，下同），合同外资4.6亿美元。
一、投资办工业
民国2年，归侨李丹臣（市区人）与地方绅商谢俊英、董福禾及台湾富商林菽臧等人，创办泉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民国21年由他人承顶，改组为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侨资占87％）。民国16～26年，华侨在泉州投资创办泉州民生布厂、泉州方圆机械厂、泉州华丰公司碾米厂、晋江进化酱油厂等7家工厂。抗日战争期间，缅甸归国华侨集资创立泉州缅甸归侨工业社，马来亚归侨朱丰华创办泉州泉泰（食品）厂。抗战胜利后，菲律宾华侨蔡培缠投资创立泉厦制冰厂（解放后并入泉州冷冻厂）。1949年10月至1951年9月，泉州新创办的重要华侨投资工业企业有3家。
1951年12月起，泉州接受一批新加坡、马来亚难侨。为安置归侨，泉州市民政科与归国华侨联合会向归侨、侨眷募集游资和华侨汇款，创办泉州南侨墨水厂、泉州归侨缝纫服务部等6家工厂。1952年起，华侨投资集中投向省华侨投资公司，由公司拨款365.9万元在泉州建泉州糖厂、泉州源和堂蜜饯厂、泉州乳品厂。1979年起，华侨投资创办企业进入新时期。至1992年，先后创办对外装配加工厂130多家，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近500家。二、投资办交通运输业
民国8年，旅日华侨陈清机集资75万银元创办泉安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初设安海，后迁泉州城。至民国22年，华侨王辟尘、吴记藿、王尚玉、黄元岫等人集资，在泉州城设立泉兴、泉洛、泉秀、泉溪、泉永德等汽车公司。厦门沦陷后，厦门航政办事处迁址泉州，印尼归侨黄钦书（南安人）在厦门投资创办的海通船务公司随迁泉州。民国29年5月，菲律宾华侨陈丕种等人向菲律宾大来、昌兴公司承租总统号、皇后号意大利邮轮，开辟菲律宾一上海一泉州航线，在泉州设立办事处。此后，华侨在泉州创办闽通轮船公司，有轮船凯旋号、凯歌号。民国33年2月，陈嘉庚、陈六使、陈济民与李光前、叶道渊、刘梧桐等华侨与地方人士在泉州成立华侨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战后迁址厦门。
解放后，有5户归侨投资汽车运输业，加上原有侨办汽车公司及归侨个体运输业，共有汽车30辆，组成汽车运输联营处、泉州支前汽车运输大队。1952年冬，归侨个体汽车业组成南侨汽车运输公司。翌年，该公司申请公私合营，并入国营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1954年，其他各侨办汽车公司并入泉安公司，组成公私合营泉州汽车公司，1956年与侨办航运业一起转为国营。1980年后，允许华侨、港澳同胞投资交通运输业，泉州建立3家华侨、港澳同胞投资的交通运输企业。三、投资办商业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三老向华侨、侨眷集资承顶泉州隆昌参药行（原为归侨创办），侨资占2/3；黄奕住投资创办泉州清源茶庄。民国时期，华侨在泉州城投资创立的重要商行有17家。
解放后，泉州市华侨、归侨、侨眷投资的商业资金少、规模小，35户总投资仅13.24万多元。1956～1979年，没有华侨投资商业。1980～1992年，鲤城区有2家华侨、港澳同胞投资的商业、服务业企业。
四、投资办金融业
当铺 民国初年，南安旅菲华侨陈光纯在泉州市区中山路设当铺。民国4年，晋江旅菲华侨庄天来投资15万银元，在泉州、厦门设立聚美当铺。民国12年，泉州聚美当铺关闭。
钱庄 泉州籍华侨投资旧式银业钱庄规模较大的多数在泉州城。资本10万银元以上的大型钱庄有明新（创办于清光绪末年）、永盛（创办于民国9年）、和泰（创办于民国21年）等3家，资本1万银元以上的中型钱庄有明德、万泰、大新、东泰、瑞美、泉南、和泰等7家。至民国27年，全部停业。
侨批业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以后，海禁松弛，解送侨信、侨汇的水客逐渐出现，至清后期，发展成独立行业，历称民信局、批信局、汇兑信号、侨批局，投资侨汇业的几乎都是华侨、侨眷。
五、投资办房地产业
清末，泉州城已有华侨投资房地产业。民国元年至16年，陈光纯及其长女陈慈义先后投资100多万银元，在泉州购建房屋140多幢，除20余幢自住和用于办学外，均出租或借给有关机关使用。民国14～26年，华侨投资泉州房地产业的资金100多万元，主要街道两旁的楼屋多数是华侨购建的。黄仲训在泉州市区新门街、中山中路、中山南路和万寿路购置房地产17处，在新门街兴建黄荣远堂大楼两幢；黄奕住购建房屋10余幢；陈清机建有楼房8幢；印尼华侨陈正宗在江南斗南村建楼房8座，同时在市区购建房屋。
厦门沦陷后，泉州成为华侨出入国的重要口岸，华侨投资房地产业明显增多。民国27～30年，华侨在泉州市区购建房地产达200余幢（处），其中最多的是日本归侨林清辉，自置房地产8处，与其兄弟合置房地产11处。旅日华侨周公甫、林庶明兄弟和旅菲华侨叶霜恩均在市区购建多幢楼屋。民国35～38年，华侨投资泉州市区房地产的较多，解放前华侨在泉州市区的569幢房屋多数是在这一时期购建的，其中菲律宾华侨许志水购建房屋12幢。
解放后，华侨在泉州市区建房，部分家属自住，部分出租。1958年，泉州市区华侨购建的179幢房屋，用于出租的有114幢。至1984年，泉州市区有华侨私房1040多幢，其中出租、出借的790多幢，占总数的79％。1984年以后，华侨投资鲤城区房地产业遍及城乡各地，新建、翻建的房屋除自住外，大量用作厂房或出租。1988～1992年，华侨在鲤城区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有13家。
六、投资办其他行业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侨投资创办泉州清源种茶公司，民国6年荒废。民国17年，新加坡华侨庄汉民在泉州市区创办《民众报》半月刊。1952年，印尼华侨陈丕碰在江南玉霞庄庵山投资3万元创办庄庵果林场，种植各种果木。50年代中期，印尼华侨陈启紫向华侨、归侨、侨眷募集资金16万元，创办泉州侨光影剧院；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拨款43.6万元创办泉州捕捞队。1980～1992年，华侨在鲤城区投资设立外商畜牧企业4家。
第三节 捐资办公益事业
一、捐资办教育事业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南安金淘菲律宾华侨杨肇基捐资在泉州市区南街建学馆；南安官桥菲律宾华侨蔡启昌捐资修建泉州文庙、考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印尼华侨蒋报企等人集资在树兜村创办明新学校；菲律宾华侨杨滋厚、杨振胜等捐资在江南亭店创办紫兰学校。光绪三十四年，南安菲律宾华侨李耀垣和永春马来亚华侨郑成快捐资在泉州培元中学建校舍，李耀垣还赞助创办佩实学校。至清末，泉州侨办、侨助学校城内有培英女中和培元、培英、西隅、育秀、小山等小学，郊区有河市的奎峰、暗林的丰山、罗溪的金溪、北峰的招贤等小学。
民国元年（1912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泉州新办的侨办、侨助中等学校有泉中中学、泉州华侨女子公学、嘉福职业女校、泉州启明中学、泉州南华中学、明新初级师范、泉州女子职业学校、泉州启明女校、泉州佩实女中、泉州女子师范、泉州西隅初级师范、泉州道南师范、泉州华侨初级女子师范、泉州黎明高中、泉州平民中学（后改为泉州民生农校）、泉州晦鸣初级中学、泉州昭昧国学专科学校，小学有城内的平民、晋光、新隅、闽南（今升文），浮桥的新华、高山，北峰的西山（后易称碧山、碧峰），江南的古圳、紫亭、华岩，河市的凤栖，涂门外的淮圃。同时还捐资办幼稚（儿）园。抗日战争爆发至民国31年，新的侨办学校有东海的山后小学、北峰的碧峰小学后西埔分校（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部分小学如紫兰、紫亭、明新、高山、古圳等合并或并入其他小学。中学由政府救侨会按月补助，大多数得以续办。抗战胜利后，侨汇复通，泉州华侨除恢复停办的学校外，以菲律宾华侨为主，创办泉州凌霄初级中学、泉州西隅初级中学、东海法石清伦小学和城东桥南小学；培元二校（泉州市委党校内）、培元三校（现泉州附小）、凤栖学校等均新建校舍。
清末至民国38年8月，华侨捐资泉州教育事业总金额折合人民币160.2万元，先后创办、助办学校56所，其中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21所、小学30所、幼儿园5所。大部分侨办、侨助中等学校维持时间不长。至泉州解放前夕，侨办中学有凌霄中学、西隅中学2所，侨助中等学校有培元、培英、泉中、晦鸣、民生农校等5所，侨办、侨助小学剩23所。
解放初期，东南亚多数国家严格控制华侨汇款，侨办学校经费拮据，侨助学校大多数经费断绝，政府接办一些学校，改为公办侨助，同时合并一些学校。至1954年仅有侨办，侨助中学4所、小学12所。1956～～1962年，全面贯彻华侨政策，华侨捐资新办青年文化补习学校和华侨中级文化补习学校（后两校合并为华侨中学）、明新中学、东海华侨农业中学和鲤北民办小学等；李光前捐资90万元给华侨大学作建校基金，捐300万元给全国侨联在华侨大学建陈嘉庚纪念堂。至1966年，华侨捐资教育事业总金额达491.5万元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中，侨办、侨助学校经费来源减少，至1978年华侨捐资教育事业总金额仅27.6万元人民币，大部分是1975年中菲建交后菲律宾华侨捐赠的。1978年以后，华侨捐资办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1981年，华侨捐资教育事业总金额约100万元，1982～1984年增至350多万元，平均年递增83％。1985～1987年总金额达1954万元。1988～1992年，总金额9485万元，年均近2000万元。
1992年，鲤城区范围内有各类侨建、侨助学校（包括幼儿园）140所，占全区各类学校总数的62.7％。同时，华侨捐资建立教育基金会24个，基金4500多万元，基金在百万元以上的有仰恩基金会、华侨大学基金会、泉州贤銮福利基金会、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泉州满堂红教育基金会、泉州一中奖教奖学基金会、菲华福利大厦、吕志明教育基金会。接受捐资1000万元（含物资折款，下同）以上的有泉州仰恩大学、华侨大学、泉州黎明职业大学；700万元以上的有泉州满堂红中学、泉州一中；300万元以上的有泉州培元中学；200万元以上的有泉州五中、泉州六中、罗溪中学；100万元以上的有泉州传春幼儿园、江南古店惠群小学。
二、捐资办文化体育事业
清末，已有华侨捐资修缮泉州文化古迹、寺庙，著名的有曾天眷、李功藏等。民国期间，华侨捐资修古迹、寺庙的渐多，著名的有黄奕住、黄仲训捐资修缮泉州开元寺殿宇和东西塔。民国9年，华侨集资在培元中学建5层的图书楼，国内外校友纷纷捐献书籍。至30年代中期，拥有上万册图书。
1950～1977年，华侨对文化事业的捐资数额不大，只资助《乡讯》办报经费，建学校图书馆室、运动场，修缮文物古迹，较大项目是助建华侨大学运动场。1978年以后，华侨捐资文化事业的金额逐年增多。初期向剧团、电影公司、文化馆、文化宫、广播台（站）、农村文化站等文化事业单位和寺庙捐赠物资、器材、车辆，捐款维修戏院、文物古迹，捐资创办《泉州侨乡科技报》，赞助《温陵乡讯》经费。至1986年，华侨捐资文化事业的金额年均40多万元，其中开元寺共接受捐资100多万元。
1987年起，华侨捐资文化事业的金额急剧增多。至1992年总金额达2878万元（未包括侨办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和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年均达479.7万元。主要项目有泉州市图书馆、华侨大学总图书馆、泉州一中成功图书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退（离）休教师之家、泉州市少年官、仰恩体育馆、泉州六中菲友体育馆、华大体育场、泉州侨乡体育馆、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宿燕寺、天后宫、铜佛寺、通淮庙、海印寺、谯楼、天莲寺、富美宫、慕西寺、释迦寺、同莲寺、少林寺、一峰寺、花桥宫；其他项目有修祠堂，建历史名人纪念馆，建老年人活动中心，共近百处。鲤城区范围内各剧团、南音团体还得到不少华侨捐资赞助，接受大量电视机、录音机、电子游戏机、幻灯机、复印机、打字机、扩音器、音响等设备。
三、捐资办医疗卫生事业
清光绪四年（1878年），华侨捐助设立泉郡施药局，赠送各种名贵药材羚茸、犀角、肉桂等，捐款资助常年经费。清末，施药局扩办为泉州花桥善举公所，向华侨劝募经费，增办义诊、施棺、度岁、平粜和灾害紧急救济等项。
民国6年，泉州惠世医院院长英国人满约翰赴菲律宾募捐，修建楼房1幢。民国19年，归侨何大年在泉州市区创办永惠医院，获得华侨赞助。民国24年，惠世医院院长英国人锡鸿恩再次赴菲募捐，兴建李楼，设特等病房、门诊部、办公室。
1950～1966年，华侨向市区各医院和郊区卫生院赠送医疗器材、病床和药物，捐建院舍，较具规模的有泉州市人民医院玉仁楼。1967～1978年，仅有零星捐赠。1979年，晋江华侨蔡琼霞捐资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建5层的爱国楼。翌年，华侨捐资25万元助建泉州市中医院院舍。1980～1985年，华侨捐资建虹山卫生院，修建东海卫生院，在不少侨村设立医疗站（所）。泉州市各医疗机构还接受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和医疗设备。
1986～1992年，华侨捐资鲤城医疗卫生事业总金额1894.6万余元，年均270万余元，主要项目有泉州市中医院友玉科学楼、福建医大附属二院高维珊楼和高维珊福利基金会、碧霞楼、泉州市第一医院宝莲楼、泉州儿童医院、明新华侨医院、东海卫生院、罗溪卫生院、花桥赠药义诊所、宿燕寺文莲施诊所，同时继续捐赠救护车和大量医疗设备。
四、捐资办其他公益事业
（一）修桥造路
民国初年，菲律宾华侨集资襄助建泉州南门顺洲桥。民国19年前后，黄奕住、杨嘉种捐资助修泉州顺济桥，有些华侨助修泉州城乡路桥。解放后，不少泉州籍华侨助修家乡村间的板车路、机耕路。1979年以后，较大项目有：东海石头街和园鹿村的石板路，罗溪岭头至五琪珑3公里的公路，马甲仰恩桥、祥贤桥，浮桥新步村口3公里长的新步大路，浮桥通往南安的繁荣大道，还有亭店、古店、招集、招联、淮口、杏岭、后坑、柏山、曾林、华星、火炬、乌石、井尾、灯星等村路和华侨新村道路。
（二）工农业建设
1956年，北峰石塘前侨眷将节余的侨汇款1万多元捐献给合作社购抽水机、建猪舍和厕所。1956～1959年，华侨捐赠江南公社各大队抽水机10多台。1960～1962年，何瑶焜、吴家碧等在海外购买大量化肥、尿素寄赠家乡。1964年，华侨捐资近4万元用于各侨村建抽水机站。1966年，江南华侨捐资在火炬大队建碾米厂厂房和购买联合碾米机；浮桥华侨捐资作新步大队用电设备基金，提供村中农业中学、小学、幼儿园和队办工厂用电；何瑶焜捐建东海法石大队美山仓库。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侨捐资工农业建设有所减少，较具规模的有在北峰招集大队围溪造田，架电照明。1979～1982年，华侨捐资为浮桥的新步、延陵，罗溪的五琪珑、前溪，马甲的新建等10多个大队和自然村架电照明，在罗溪兴修水利，在浮桥黄石大队建丁字坝围江造田。1980～1984年，华侨捐款35万元兴办星光茶果场，开荒种茶果200多亩，建造茶叶加工厂；浮桥华侨在金浦、黄石村架电照明。1985～1986年，侨胞捐资在罗溪的后溪、三全、垵内，江南的小锦田和北峰的石坑等村架电照明；马甲侨胞吴庆星在家乡山边村建果林场，收入用于村中办学和福利事业。此外，还有一些华侨向家乡村委会捐赠拖拉机和农用车辆。
（三）侨联会所建设
民国元年，印尼华侨蒋报策捐资在新门街建立泉州华侨公会会所，公会的大项用途向华侨募捐。
解放初至1966年，泉州市各侨联接受捐资10多万元，主要项目有建晋江地区侨联会所、罗溪侨联会所，筹建泉州市侨联会所。1979年以后，华侨向侨联捐资、赠物数量迅速增多，主要项目有建泉州侨联大厦、罗溪侨联大厦和浮桥、江南、马甲、东海、临江等乡镇（街道）侨联会所。鲤城区侨联接受捐款、赠物最多，其中侨联大厦基建款34.7万多元，汽车11辆，大厦内部设备如空调机、彩电、电话基本上由华侨赠送。各乡镇（街道）侨联也接受大量款物，其中汽车就有30余部。
（四）慈善事业
民国14年，泉州开元慈儿院（后改开元儿童教养院）首任院长转道和归侨叶青眼到海外筹募建院经费，得到华侨支持。新加坡、马六甲、仰光相继成立董事会，槟城设立赞助委员会，陈嘉庚每年拨款补助；泗水归侨名医王振邦假泉州开元寺设诊所，收入全部捐给该院；胡文虎（永定人）独资在慈儿院捐建工场楼；菲律宾华侨吴记藿从汽车公司股份中拨出3.5万元作慈善基金，给开元慈儿院、温陵妇人养老院和花桥善举公所各1万元，泉州养老院5000元；南安华侨李功藏、李耀垣对开元慈儿院和养老院、花桥善举公所捐输颇多。民国24年，华侨李汝晋捐资建造平民救济院东较场千福堂院舍，院长叶青眼又向华侨汪振文、苏合南和陈华宾（女）募捐2000余元，续建一列院舍。
1950年，开元儿童教养院海外院友开始纷纷汇款捐助。60年代，儿童教养院改为全日制小学，海外院友仍时有捐输。80年代后，泉州老人福利院、泉州儿童福利基金会、双阳儿童福利基金会等均接受华侨捐款赠物。
（五）赈灾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马尼拉中华商会募捐银元1.67万元，赈济泉州水灾。光绪三十四年，再赈泉州水灾银元6620元。清末至民国初，马六甲华侨沈鸿柏、邱仰峰捐棺木给泉州开元寺，用于收埋因灾害、瘟疫、贫困死亡的人，沈氏一次即捐棺木50具。民国13年，福建水灾，越南南圻中华总商会发动助赈，分配给晋江县800元。民国24年，马尼拉中华商会赈济泉州水灾9000元，缅甸华侨陈良粮捐巨款在泉州施赈。民国24年前后，旅菲华侨吴金鼎（晋江人）配制三圣丹、独胜散、百草回生丹，寄赠泉州各慈善机构，救治鼠疫、霍乱、痢疾患者。民国36年，闽粤发生粮荒，旅越华侨救济乡灾委员会募集大米5750包，拨给晋江县500包。1949年10月以后，华侨对泉州的赈灾活动及对贫困户的捐助，多系直接汇款家乡故里，难以统计。
第四节 侨汇
清末至民国前期，泉州侨汇主要来源于菲律宾华侨。厦门沦陷后，大量侨汇汇入泉州承转，泉州成为闽南侨汇中心，这期间的侨汇主要由马来亚（含新加坡）汇入，约占总侨汇金额的7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侨汇断绝，只有泰国、越南的少量侨汇汇入。民国31年（1942年），中国银行开办侨汇业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地的侨汇辗转汇入泉州。抗日战争胜利后，侨汇逐渐恢复。至民国38年，菲律宾侨汇占侨汇总额60％。
1950～1966年，菲律宾侨汇最多，其余依次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泰国、美国。1967～1983年，侨汇多寡依次为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1984年以后，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多，次为菲律宾、印尼、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缅甸。
侨汇用途以赡家居多，各年度均在70％以上，其次用于建筑（参见《金融》卷第六章）。
第五节 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与经济建设
一、参与政权建设
解放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都有归侨代表、委员，有的还担任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在领导岗位上，他们发挥才干、竭尽心力，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卓越贡献。
马来西亚归侨庄明理，1949年5月回国。历任中央侨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副主任、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侨联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新加坡归侨张楚琨，1950年回国。历任中侨委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新加坡归侨张殊明，1949年5月回国。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侨委委员、全国侨联常委。
新加坡归侨粘文华，历任厦门市总工会主席、福建省总工会副主席，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监察委员，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
菲律宾归侨王雨亭，1949年回国。历任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侨委委员兼副司长、全国侨联秘书长、全国人大侨委委员、省侨联副主席。
印尼归侨陈启紫（江南人），1953年回国。历任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常务董事兼晋江地区募股委员会主任、晋江县侨联主席、晋江专区侨联主席、晋江县副县长、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常委。
印尼归侨傅维丹，1957年回国。历任泉州市政协副主席、泉州市侨联主席、晋江专区侨联主席，第三、第五届省人大代表，第五届省人大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
印尼归侨吴序良（浮桥人），历任泉州市侨联主席、鲤城区侨联主席、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晋江地区侨联常委、泉州市（升格后）侨联副主席、省侨联副主席。
王济弱，曾侨居马来西亚、泰国、印尼，1952年回国。历任泉州市侨联副主席、鲤城区政协常委、鲤城区侨联副主席、致公党泉州市委员会主委、泉州市（升格后）政协常委、侨联常委。
参加泉州市政权建设的外县籍归侨有：菲律宾归侨王今生，曾任泉州市（县级）市长、泉州市（县级）政协副主席、中共泉州市委副书记；菲律宾归侨沈慧，曾任泉州市（县级）妇联主任、中共泉州市委常委、中共晋江地委委员兼统战部长、晋江地区行署副专员、泉州市（升格后）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印尼归侨吕敦村，曾任泉州市（县级）侨联主席，省侨联副主席、全国侨联常委、泉州市（升格后）侨联主席、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菲律宾归侨陈汉泽，曾任泉州市（县级）侨联副主席、晋江专署侨务局长、泉州市（县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泉州市（县级）政协副主席、鲤城区政协副主席。
改革开放后，新选拔任地区（市）、市（区）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鲤城籍归侨有：吴秀莲，浮桥人，印尼归侨，历任泉州市（县级）副市长、泉州市（县级）财政局副局长；林玉莲，印尼归侨，历任德化县副县长、致公党泉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侨委委员；陈振亚，市区人，印尼归侨，曾任泉州市侨办副主任；李欲曦，市区人，菲律宾归侨，历任泉州市（县级）侨办副主任、泉州市（县级）人大常委，泉州市（县级）人大侨委副主任、主任；郭景仁，印尼归侨，任泉州市（升格后）侨联副主席、泉州市（升格后）侨办副主任；吴金炎，江南人，印尼归侨，历任鲤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鲤城区政协副主席、鲤城区侨联主席、致公党泉州市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委员；黄邦杰，菲律宾归侨，历任鲤城区侨办主任、鲤城区政协副主席。
二、参加经济建设
泉州归侨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进行创造性劳动。马来西亚归侨林赞成，泉州石油公司驾驶员，1983年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被评为全国石油化工系统劳动模范，1987年5月安全行车200万公里，获交通部安全行车特级奖；获省、地（市）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奖的有泉州市蔬菜公司吴家栋、泉州盐业公司王金土、福建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郭荣华、晋江地区农机公司陈启荣、泉州双阳华侨农场庄业冠。
三、从事科教文卫事业
泉州归侨人才辈出，在科技文卫各个领域上都有突出成就，为国家争得荣誉。化学家庄长恭，市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民国37年（1948年）被评为中国研究院首批院士，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常委，主要从事甾类化合物和生物碱结构研究；胶体化学家、海洋化学家李法西，浮桥人，1950年回国，从事胶体与表面化学研究，1960年以后成为中国海洋化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历任厦门大学科研处处长、海洋系副主任、华东热带海洋研究所海洋化学研究室主任、亚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中国海洋学会秘书长、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兼任国家科委海洋化学组组长；物理学家谢希德（女），市区人，1952年回国，为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著有《半导体物理》、《固体物理》，曾任国外6家著名科学杂志顾问、编委，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主席团成员、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市政协主席和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光学专家赖爱光，泉州人，印尼侨生，为福建省光学研究所总工程师，历任所长、省科技协会第三届会长、中国光学会多届理事，主持研制成功光学镜头和光学仪器160多种，其中5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少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奖、福建省科技进步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石油化工专家陈祖庇，江南人，出生于菲律宾，1955年大学毕业后回国任中国石油化工科研院副总工程师，获国务院颁发的对国家科学有突出贡献奖。
作家司马文森，市区人，菲律宾归侨，1950年在香港发起成立香港电影协会，1952年起历任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执委兼机关刊物《作品》主编、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作品有《火凤凰》、《南海渔歌》、《侨乡》以及长篇小说《风雨桐江》；史志学家、考古学家庄为玑，市区人，新加坡归侨，1950年后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方志学、考古学、海外交通史研究，编撰《晋江新志》、《古刺桐港》等8部专著，发表100多篇论文；历史学家黄侯兴，泉州人，民国37年由印尼回国，任郭沫若故居展览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秘书长、《郭沫若研究》丛刊副主编，撰写出版《郭沫若的文学道路》等6部专著，在国内外文学杂志发表《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等论文；邮票设计家万维生，市区人，出生于日本神户，少年返乡就学，所设计的儿童题材邮票《儿童生活》、《咕咚》深受欢迎，邮票《北京风光》获建国三十年最佳邮票奖。
林丰玉，泉州人，印尼侨生，1957年回国，历任福建省羽毛球队教练、辽宁省羽毛球队总教练、亚洲羽毛球协会教练委员会主席；杨人遂，泉州人，出生于马来亚，解放初在泉州工作，羽毛球运动员；林建成，泉州市区人，出生于印尼，1950年回国，羽毛球运动员；陈天龙，泉州市区人，印尼侨生，羽毛球运动员。
1983年1月，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召开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泉州获先进个人的有吴锦章、蔡淑莲（女）、张宋来、林开源、蔡大堂、郭景仁、陈国样、郭景云、陈素珍、王文泰。1985年，获晋江地区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有陈国祥、游英华、黄启泽、廖昆殿、陈清玉、黄悦祥、奚培根、林亚法、杜克信、谢德宗、邹国英、吴从意。1989年，获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称号的有张瑞庆；获省、市优秀的有蔡大堂、王怀晖、许奋祥、黄悦祥、张瑞庆。
第四章 侨乡
第一节 分布
鲤城区为福建省重点侨乡，除河市镇、城东镇和清源农场为一般侨乡外，其他乡镇、街道、农场均为重点侨乡，重点侨村（居委会）分布广泛。
第二节 重点侨乡
一、泉州旧城区
有临江、海滨、鲤中、开元4个街道，面积9平方公里，1992年人口17.2万多人，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眷属占75％；旅居国外的乡亲逾12万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地区，主要是菲律宾、印尼、美国，次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再次为日本和南美洲、西欧、南太平洋区域的一些国家、地区。
从清代后期起，华侨开始在城区捐资兴学，修葺古迹寺庙，设立慈善机构。解放后，捐资额有较大增长。1980～1992年，海外乡亲捐资城区各项公益事业总金额达7100余万元，多数用于改善教育、医疗卫生设施和修复古迹。
清末，华侨开始投资工商业，但因社会制度制约，发展缓慢。解放后，华侨投资促进旧城区经济发展，但由于底子薄弱，至1978年旧城区仍属消费型，只有少数小型工厂。改革开放后，旧城区开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1986年，大部分国营企业调归升格的泉州市，旧城区只有为数不多的街道、外商投资企业。1986年后，外商大量投资，经济获长足发展。1992年，各街道国民生产总值均上亿元，4个街道工业总产值达8.89亿多元，其中鲤中街道3.32亿多元，居全省街道工业第一位。
二、新城区
有泉秀、丰泽、东湖3个街道，面积10.6平方公里，1992年人口2万多人，归侨、侨眷占70％以上；居住国外的乡亲有3万多人，分布在菲律宾、印尼、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泰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地区。
海外乡亲倾注大量资金于新城区各项公益事业。1980年以来，乡亲捐资区域内各项公益事业的总金额达5000万元以上。至1992年，区域内已建成泉州市图书馆、泉州侨联大厦、退（离）休教师之家；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东湖公园也获海外乡亲捐资100多万元；华侨捐建的大型项目还有泉州儿童医院、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侨乡体育中心、泉州少林寺。
新城区地处泉州市东南沿海交通要冲，区域内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东湖公园、灵山圣墓、东禅少林寺等文化旅游设施和文物古迹，商厦和新村楼群鳞次栉比。
三、浮桥镇
属泉州中心城区建设区范围，1992年有2.6万多人，归侨、侨眷占80％，其中归侨和直系侨眷7000余人；居住在国外的乡亲7.3万人，分布在五大洲30多个国家、地区，主要分布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美国、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浮桥镇为泉州蔬菜基地和龙眼生产基地，是福建省首批工业卫星镇和百强镇之一。全镇有4个工业小区，企业415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39家，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53亿多元。
浮桥镇海外乡亲热心家乡公益事业，1980年以来捐资浮桥镇公益事业近2200万元。全镇1所中学、14所小学、17所幼儿园的校舍，均由海外乡亲捐建；设有多个教育基金会，其中满堂红教育基金会基金额达400多万港元。海外乡亲还在浮桥镇修桥造路，建有全长10公里的高等级水泥路繁荣大道。
四、江南镇
属泉州中心城区建设区范围，1992年人口3.6万多人，归侨、侨眷占78％，其中归侨1310人，直系侨眷1.45万多人；有2万多乡亲分布在五大洲27个国家、地区，主要分布在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江南镇是泉州市区工业卫星镇，福建省百强镇和明星乡镇。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2.76亿多元，国民生产总值在鲤城区居第二位。全镇工业企业500多家，其中江南新城有外商投资企业38家。
1980～1992年，旅外乡亲捐资江南镇公益事业近1500万元，全镇2所中学（其中1所职业高中）、18所小学、24所幼儿园均为侨建、侨助学校。树兜村海外乡亲集资捐建设施完善的明新华侨医院。海外乡亲还捐资维修、扩建宿燕寺，在该寺设立施诊所。
五、北峰镇
属泉州中心城区建设区范围，1992年人口3.1万多人，归侨、侨眷占70％以上；旅居国外的乡亲逾2万人，分布在印尼、菲律宾、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瑞士等30多个国家、地区。
北峰镇是泉州市经济40强乡镇之一，有乡镇工业企业480家，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1.48亿多元。北部有国家重点风景区清源山，山下有5所省、市中等专业学校和海峡（180）医院。中外合资泉州第三水厂、22万伏的井山变电站、漳泉萧铁路泉州西站均在域内。
1950～1992年，旅外乡亲捐资该镇公益事业300多万元，用于捐建、助建中学、小学、幼儿园和道路建设、拉电照明。
六、东海镇
1992年人口2.6万多人，归侨、侨眷占70％以上；居住国外的乡亲1万多人，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日本、缅甸、越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地区。
东海镇是泉州市科技示范镇和位居前30位的经济强镇，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23亿元多，域内的后渚港是泉州主要港口之一。现有乡镇企业250家，外商投资企业25家。海外乡亲投资的东海滨城，将发展为滨海花园城市。
1950年以来，海外乡亲先后捐资东海镇公益事业400多万元，用于捐建、助建中学、小学、幼儿园、卫生院和道路建设，修缮海印寺，东海中学接受的捐款近100万元。旅外何氏乡亲还捐建贤銮福利大厦，至1992年已颁发5次奖教、奖学金。
七、罗溪镇
1992年人口5万多人，归侨、侨眷占80％以上；居住国外的乡亲有4.1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
罗溪镇人多、山多、耕地少，为典型的山区贫困侨乡。80年代，政府与侨胞共同建设该镇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创办65家工业企业。
1980～1992年，海外乡亲捐资罗溪各项公益事业1700多万元，捐建、助建2所中学（含虹山附中）、20所小学，修建道路，创办一系列文化娱乐、医疗、慈善设施。
八、马甲镇
1992年人口5万多人，归侨、侨眷2.5万多人，归侨数居鲤城区第三位。辖区内的双髻山为海内外乡亲的朝拜圣地，贞义坊为海外杜氏宗亲在家乡“根”的象征。
马甲镇人多地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80年代，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被省政府定为科技示范镇、优良畜牧品种试验区、农业大观园及农业高科技园区。园区以双髻山风景区、仰恩工程、乌潭水库为轴线，规划建设区域50～60平方公里。域内有外商投资企业8家、乡镇企业148家，形成针织、服装鞋帽、建材等11个门类的工业体系，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马甲镇海外乡亲捐建、助建仰恩大学1所、中学1所、小学24所、幼儿园15所，还捐建其他公益事业，1980～1992年捐资总金额达7000多万元。海外乡亲吴庆星投资2亿多元，创办集教育、科研、生产、旅游、渡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的农业高科技园区。
第五章 华侨事务
第一节 侨务机构
清末，泉州没有设置侨务行政机构。民国元年至27年（1912～1938年），福建暨南局在泉州设晋江分局（后改为泉永分局）。抗战期间，厦门侨务局迁泉州市区。
解放后，泉州市侨务行政由晋江专署侨务局（科）管辖，泉州市民政局（科）协助管理。1956年6月，设立泉州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科，1958年4月改称华侨事务局，主管侨务行政，兼管宗教事务。1960年3月，为安置印尼难侨，泉州市成立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侨务局。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局工作瘫痪。1971年2月，泉州市革命委员会政治组下设侨务组。1973年7月，撤销侨务组，改设外事组，主管统战、侨务、援外等工作。1978年3月，设立泉州市侨务办公室，外事组撤销。1982年5月，成立泉州落实华侨私房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侨房办）。1986年1月，市侨办改为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侨房办改称泉州市鲤城区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办公室。
第二节 保护华侨、侨眷权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派遣使臣往侨居国进行交涉和在侨居国设领事护侨。清末，在厦门设保商局、商务总会，行使保护归国华侨职能与管理闽南地区华侨出入国事宜。
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福建暨南局晋江分局派员巡视侨乡，奖励热心实业的华侨，安置被逐回国的华工，弹劾勒索华侨或护侨不力的官员。抗战时期，厦门侨务局迁设泉州的7年时间，打击乱收费，查处客栈诈骗华侨钱财，改善侨区征兵办法，保护侨汇，保护华侨产业，救济困难华侨，处理驻军截留归侨当兵和强占华侨房屋事件。
1951～1956年，专署侨务局（科）、泉州市民政局（科）联合处理解放前遗留的涉侨问题和土改遗留问题。市侨务局成立后，提前为21户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侨户改变成份。同时设信访员，处理华侨、归侨、侨眷来信来访。至1959年，地、市侨务局（科）和市民政局（科）、市侨联处理泉州市华侨、归侨、侨眷来信765件，接待来访4780人次，除当面解答外，共受理立案983件。1956年6月起，市侨务局在市侨联协助下，抓紧健全基层侨务工作机构，建立侨务工作委员会（1959年改为侨属工作小组），开展侨务工作，保护华侨、归侨、侨眷权益，化解涉及华侨、归侨、侨眷权益的纠纷。
1959年7月，中共泉州市委召开侨务工作会议，通过《公社化后若干侨务政策》的文件，对“大跃进”和公社化中占用华侨房屋、家具、侨汇和强迫投资、强迫捐献进行清退，一时难以退还的侨房改为订立租（借）契约。后又根据中侨委、省侨委指示精神全面退赔，被侵占的侨房、侨汇和其他财物大部分得到妥善处理。
1960～1963年，市侨务局收到来信947件，80％由侨务局直接办理或派员交涉处理，信访办结率95％。1964年和1965年，市侨务局分别接到来信212件和138件，信访量大幅度下降。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侨务部门保护华侨、侨眷权益常受到有关方面责难，部分信访件不能落实，办结率降至80％以下。“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工作瘫痪。
1978年泉州市侨务办公室恢复后，即恢复市、公社侨联和基层侨务小组。市侨办与市侨联建立联合信访组，信访工作与落实政策工作相结合，有效地保护华侨、侨眷权益。至1992年，为落实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对1956年改变成份未办手续及应改变未改变成份的194个侨户，给予办理改变成份手续，发给改变成份通知书；复查、平反归侨、侨眷“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215件，其中归侨82人、侨眷132人，清理归侨、侨眷档案，共清理出198人带有歧视性和不实之词的材料1782份；平反和纠正历史老案54件，解除党纪和行政处分9人，由法院宣判无罪29人，免予刑事处分6人，教育释放1人，撤销原判5人，减刑2人，定为错杀2人。
清理解放初华侨、归侨投资地方企业还本付息计人民币18.67万元；退还陈丕碰投资的江南玉霞庄庵果林场；华侨投资从业人员被辞退的，给予重新安置；清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代（统）管、挤占的华侨私房370户622幢10.23万平方米。同时，省政府拨专款80万元，建房安置应退还使用权的侨房住户，清退历年累欠侨户的租金，退还使用权的侨房35户4309平方米；退还农村中土改及历次政治运动中错没收的华侨私房产权和使用权55户8613平方米，退还城市中错没收的华侨私房产权29户22419平方米；清理退还45户被查抄的书籍、字画、契据和古董等1232件。
回收安置60年代初期被精简下放的归侨、侨眷职工226人，协助调查归侨、侨眷身份，出具证明由外地办理回收687人。办理已回收的归侨、侨眷职工“农转非”214人；协助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解决住房困难26户31人，培养入党46人，调整工作2人，解决夫妻分居32户，协助安排子女就业19人，提拔到县处级以上的6人、科级11人；调整和接受安置上山下乡归侨知青4户15人，其中“农转非”10人，安排工作5人，发给安置补助费1户3人；出具华侨、归侨子女升学证明951份，200多人照顾成绩被录取到高一级学校；为侨属子女出国留学提供咨询，出具培养费优惠照顾证明；对从鲤城区范围内各单位退休的4名原南侨技工服务团健在成员，按规定补发退休人员生活补助费至原工资的100％，对退休到外地及从外地退休返乡定居的原南侨技工居住确有困难的，联系有关单位协助解决。
第三节 沟通侨汇
清末和民国时期，泉州设有邮政局，管理民信局的侨汇经营。民国23年（1934年）12月，厦门侨务局成立，多方吁请有关当局保护侨汇，争取批信局在内地设分局，督促查办劫杀侨汇派送员和敲诈勒索华侨汇款案件，争取泉州各批信局在战时直接收发外洋批信。民国31年，又督促晋江县政府组成侨信审查委员会，疏解各批信局积压的侨汇。
解放后，争取、保护、沟通侨汇成为侨务部门重要的长期性工作。1953年3月，以中国银行为首组成清理委员会，对解放前银行和批信局未解付的侨汇和存款进行清理，合理解决遗留问题。泉州市侨务局（科）成立后，在全市发展侨乡服务员，人数最多达61人，宣传贯彻侨务政策，协助解决困难，代书和指导写好侨信，鼓励争取侨汇，代查侨汇断汇原因，代向海外解释误会争取复汇，开展争取投资、储蓄和其他宣传服务，为沟通、争取侨汇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起，专署侨务局（科）与有关部门互相配合，对侵吞、挪用、冒领、盗取和敲诈侨汇、走私套汇行为予以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严厉打击。与中国银行等单位联合组成泉州华侨新村筹建委员会、泉州市华侨建筑委员会，积极开展争取侨汇工作。市侨建会代侨户办理申请建房用地和建房手续；代办房屋设计，帮助掌握价格、用材预算和工程质量验收；代理签订建筑合同。建筑侨汇迅速增加，1965年市侨建会经手的侨建户就有420户（含修缮户），建筑面积24383平方米，总金额92.1万元。
1956年4月起，政府对华侨、侨眷进行特殊物资供应，开始时审批供应。1957年11月起实行限额照顾，凭侨汇多少供应，1959年10月改为凭侨汇票证扩大供应，降低侨汇商品价格。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国家允许华侨进口粮油食品和化肥，华侨多以物代汇，侨汇减少。1963年，市人委成立侨汇工作小组和侨汇物资管理组，开展争取侨汇专项工作，引导侨汇循正常汇路汇入，以物代汇大量减少，侨汇迅速回升，1965年和1966年创解放后侨汇数新纪录。1968年8月起，侨汇物资供应中断。
1978年，国家恢复侨汇留成和凭侨汇供应物资的做法，再创解放以来侨汇新纪录。嗣后，随着海外侨胞携款回乡旅游、探亲、投资的人数增加、外币黑市出现和物资市场开放，侨汇结汇数逐渐下降。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争取侨汇，开设外汇免税商店，侨汇商品实行优待价，开设外币存款专户，允许外汇进入调剂市场。
第四节 安置和救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泉州保侨救济会和晋江县政府均开展归侨、侨眷救济工作。民国31年（1942年）1月，县政府发放冬，给贫苦侨眷每人30元以下救济费，侨生免交学宿费，按名发给紧急救济金200元，给予泉州市区6所侨办、侨助学校（5所中学和开元儿童教养院）补助45850元；2月，福建省侨民紧急救济委员会发给晋江县23万元紧急救赈款，每户发20元；4月，在泉州城设立归侨接待站、侨民临时招待所，接待从南洋回国的难侨，每人每日发给膳宿费5元，对侨办慈善机构亦予补助；10月，省政府召开侨民生产建设会议，确定利用赈款和侨贷开展生产自救，泉州设晋江侨贷分会、归侨生产合作社晋江分社，省政府拨给晋江县侨贷272.5万元，其中农工商侨贷120万元，公典局资金60万元，侨眷生活贷款20万元，平粜40万元，晋江民生农校生产贷款2.5万元，归侨合作社资金30万元。泉州利用侨贷设立闽南侨眷卷烟手工业社、缅甸归侨工业生产合作社。同年，厦门侨务局对数万归国闽南籍难侨每人发给20～30元送回原籍，其后凡有证明文件的贫苦归侨到侨务局登记，都给予旅途救济费15～30元，至民国32年共接待经过泉州的侨民3356人。抗战胜利后，印尼发生战争，侨汇不通。民国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拨给福建省印尼华侨眷属赈济款2亿元，转拨晋江县200万元。
解放初，大量泉州籍华侨被新加坡、马来亚殖民当局驱逐出境。1951年12月，专署侨务局在泉州设立难侨招待所和接待站。1952年9月，又成立福建省归国难侨委员会晋江分会。至1955年，原籍泉州市的有59户228人，均由专署侨务局直接联系安置，多数安置在工厂、农场、商业、机关、学校，部分经技术、会计培训后安排工作，有的组织生产自救，少数回郊区原籍的都分得一份土地；由其他国家、地区返乡的泉州籍归侨尚有813人，亦得到妥善安置。同时发放难贫归侨生活救济款和受灾归侨、侨眷生产、生活救济款及归国华侨学生救济款等2万余元，提供无息和低息生产贷款近10万元。
1956年，市侨务局向572户难贫侨、贫困侨眷发放救济、救灾款7365元，提供贷款24032元。1957年后，贫困侨眷救济改由民政部门负责。1957～1959年，市侨务局计发放难贫侨生活和生产救济、侨生救济款2.9万元，安置归侨242人。
1960～1963年6月，泉州市共发放生产、生活补助款46.9万余元（不包括双阳华侨农场数字），接受安置归侨4860人（包括印尼难贫桥4812人），其中安置双阳华侨农场（由专署侨务局负责）2433人，泉州机砖厂（今泉州华侨塑料厂）444人，泉州汽车保修厂73人，其他工厂、事业单位30人，在大学、中专和中学就读1126人，其余安置在城区和近郊各公社；泉州市侨务局利用难贫侨生产补助款在泉州市区创办泉州归侨综合社（包括木箱厂、纸盒社和归侨塑料厂）、归侨染纸社、新侨餐室（后扩办为归侨饼干社）、归侨照相冲洗服务部；同时发动侨眷和宗教界人士集资，侨务局拨款支持，创办泉州市爱国针织厂。这些企业先后安置难贫归侨、侨眷400多人。
1963年7月至1965年，泉州市安置归侨218人，发放难贫侨生活、生产救济款2.82万余元。1966～1967年，泉州市安置印尼难侨3批257人在双阳华侨农场和华侨塑料厂。1978年4月，安置归侨200多人，大部分由市革委会补助回原籍，原籍市区的安置在省、市属归侨企业就业。1978年5～8月，泉州市接待二批越南难民，第一批546人安置在泉州华侨塑料厂，第二批500人安置在泉州双阳华侨农场。1979年，安置184人到泉州华侨塑料厂和双阳华侨农场。1980～1984年，安置数十名返乡定居的归侨。1984年下半年起，个别在侨居地无法居留的华侨，由国务院侨办或省侨办拨出专款在工作、住房等方面作一次性安置，解决他们生活、工作、居住方面的困难。
1978年5月至1992年，上级侨办共拨给鲤城区难贫侨经常性救济款6.72万元（其中无息生产贷款3万元），由鲤城区侨办对无经营能力的鳏寡孤独、病残老弱户予以定期救济，有一定经营能力户则予以一次性扶持，协助脱贫。至1991年，鲤城区原有贫困归侨1033户已有760户脱贫。90年代，鲤城区侨联每年从下属企业上缴的利润中拨出部分款项协助政府救济、扶持贫困归侨。
第五节 组织生产
1951年起，为发展侨乡经济，解决解放前遗留的归侨、侨眷无职业的问题，市民政局和市侨联发动归侨、侨眷利用闲余资金和闲置房屋创办小型工厂和手工生产合作社。1951～1954年，创办南侨墨水厂、缝纫服务部、南侨建筑营造厂、力生腊纸厂、南侨化工厂、华新砖瓦厂，投资16万元建造侨光影剧院，有70多名归侨、侨眷参加工作。1956年对私营企业改造，除侨光影剧院保留原名外，其他工商业并入泉州市公私合营文化用品厂、服装社、建筑社、砖瓦厂。
1957～1959年，归侨、侨眷创办清源茶园，11人到清源山开荒种茶，市侨务局拨出3000元补助生产，3484元作职工工资。同期，市侨务局发动创办纸盒加工厂、缝纫厂、木器厂、玩具厂，90多人参加生产；组织抽纱生产，有9名侨生和数十名侨眷参加。1960～1963年，工厂下马，闲散归侨、侨眷增加，市侨务局与市侨联发动归侨、侨眷建立自行车修配厂等5家归侨企业。
1978年后，泉州市侨办、侨联引进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创办泉州侨友针织厂、南侨织造厂、侨兴制衣工艺厂。1981年，发动归侨、侨眷利用闲余资金、闲散劳力、闲置房屋，创办乡镇（街道）企业、侨属企业。1984年以后，调整政策，允许华侨、华人赠送国内亲友2万元以下（1988年改为10万元以下）的小型生产设备免税进口。侨务部门大力推动该项工作，促进乡镇、街道企业蓬勃发展。1985～1986年，鲤城区引进境外小型生产设备90台（套），价值28.3万元；1987～1992年达到352台（套），价值376.9万元，充实157家侨属企业。1992年，鲤城区有侨属企业、归侨侨眷就业企业、侨联企业300多家。
第六节 鼓励投资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开始以官衔奖励捐资的华侨，嗣后对筹资回国投资的华侨也奖给官衔。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赏（奖）官衔至二品顶戴、盐运使、副将，不愿为官另予旌奖。菲律宾华侨杨嘉种曾受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赠匾嘉奖。
民国3年（1914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对捐资者发给金、银色褒章、匾额、大总统特定褒奖；捐输其他项目的另予奖励。印尼华侨蒋报和等人曾受奖，蒋报和并任国会华侨议员。民国时期，捐资在泉州城兴办学校受到奖励的有黄奕住、陈光纯（均系南安人）等多人。抗战爆发前，倡导捐资、投资获国民政府以职衔奖励的泉州籍华侨有万廷璧、王泉笙等多人，在泉州投资受奖励的华侨有吴记藿、陈清机等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泉州城设立晋江县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指导华侨投资。
解放后，政府号召归侨、侨眷积极投资，参加发展生产，恢复经济。1952～1966年，晋江专署和泉州市侨务部门鼓励华侨投股福建华侨投资公司。1979年后，泉州市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为前来投资的华侨铺路搭桥，介绍投资环境和项目，协助联系合作对象，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海外乡亲联谊、经贸活动提供信息资料，为华侨投资企业排优解难。1986～1990年，鲤城区侨办协助102家华侨投资企业申请办理享受减免税优惠待遇认可书。
第七节 捐资管理
解放后，地、市侨务局（科）将华侨捐资兴建的工程纳入侨汇建筑，对资金使用、建筑质量进行严格管理。华侨捐资兴办的学校，经费不足的还予固定补贴。1956年后，国务院、省人委、省侨委、省教育厅制定一系列鼓励华侨捐资的办法，奠定捐资管理的基础。奖励优待主要包括免费划拨基建用地，供应紧缺的建筑材料，降低建筑收费，大会、报刊表彰和树碑留名等。1960年起，个别地方出现通过侨眷或派人向华侨劝募的现象。1964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资公益事业问题的通知》，禁止强迫或变相强迫捐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捐资管理一度出现混乱现象，1978年恢复正常管理。1979年4月起，接受华侨捐款赠物的审批权收归省政府。1988年以后，接受捐款超过50万元的由地（市）人民政府审批，超过100万元的由省人民政府审批。1990年，鲤城区成立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领导小组，各乡镇、农场、街道成立相应机构，对一些存在问题的侨建工程限期责成责任者采取补救措施，加强跟踪监督，存在问题得以合理解决。
1985年、1987年、1991年，省政府三度颁发捐资办学奖章（金、银两种）、荣誉奖状和证书，泉州市人民政府亦三次颁发铜质奖章、荣誉奖状和证书。捐资鲤城区教育事业（含市直和华侨大学）获金质奖章的有12个团体和个人，获银质奖章的有9个团体和个人，获铜质奖章的有28个团体和个人。嗣后，鲤城区侨办、鲤城区教育局和华侨大学等单位又呈请省、市政府表彰1990～1992年在鲤城区捐资办学的华侨，获金质奖章的有19个团体和个人，银质奖章的有17个团体和个人，铜质奖的有10个团体和个人，获市捐资办学倡导奖的有2人。鲤城区政府还表彰捐资办学5万元以上的华侨，授予28个团体和个人捐资办学荣誉奖匾，授予16位华侨、归侨、侨眷捐资办学倡导奖。省侨办和省卫生厅也呈请省政府批准，依照捐资教育事业办法颁奖，捐资鲤城区各医疗机构获金质奖章的有7个团体和个人。
第八节 接待服务
民国27年（1938年），中南旅运社在泉州设立分社，为华侨提供接送、住宿、代办出入境证件等服务，泉州分社设立华侨招待所。泉州市区为华侨提供服务的还有交通旅社、三江旅社及一些船务公司。
1951年初，设立泉州华侨服务社（后易称华侨旅行社）。翌年在香港设联络处，在深圳、广州、汕头和晋江专区各县设办事处，提供食宿、旅游观光、寻找亲人、代办出入境签证、护送返乡出境等服务。1952～1955年，接待华侨2.2万多人。1956～1966年，接待4万多人，其中由泉州市侨务局和泉州市侨联接待的回国观光团团员有1279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待华侨工作一度停顿，1970年恢复接待。80年代初泉州市对外开放，华侨来泉州观光、旅游、探亲、洽谈贸易、考察投资环境的人数直线上升。为改善接待环境，泉州中旅社（泉州华侨旅行社）新的12层华侨大厦、金泉酒店、泉州侨联大厦、华侨之家、泉州酒店、刺桐饭店等一些高级宾馆先后落成。1980～1992年，鲤城区范围内各宾馆共接待华侨、华人100多万人次，仅泉州侨联大厦从1985年11月至1992年底就接待10万多人次。
鲤城籍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分布在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侨居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他们在侨居地筚路蓝缕，取得辉煌成绩，对侨居地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鲤城籍的华侨身居异域，不忘故土。他们在侨居地组织同乡会，联合乡亲，互相提携，团结奋斗；创办华文学校，出版华文报刊，弘扬中华文化。故土有难，他们捐资救灾，投身革命；家乡贫困，他们捐资公益福利事业，创办经济实体，投资家乡建设。泉州市对外开放后，华侨、华人踊跃投资、捐资，鲤城区城乡各地深受其益。
故土也不忘海外赤子。清代后期及民国期间，当局在厦门、福州设立侨务行政机构，管理全省各地华侨事务。解放后，地方人民政府设立专门侨务工作机构。侨务部门致力保护华侨、归侨、侨眷权益，安置救济难侨、贫侨，组织归侨、侨眷发展生产，鼓励奖励华侨、华人投资捐资，沟通侨汇，接待出入国华侨。
第一章 出国
第一节 移居
唐代以前，泉州港已与国外通商贸易。唐开元年间（713～741年），船舶逐渐大型化，远航南洋的人渐多。大历年间（766～779年），与外国的交往进一步发展，泉州城出现“市井十洲人”的兴盛景况。元和年间（806～820年），泉州人口骤增，耕地不足，不少人远洋谋生，有的留居国外，称“住蕃”，即早期华侨。唐中期，渤泥（文莱）、桑多邦（sangto～bong）、古港（在今东马沙捞越境内）华侨已多，被称为“小中国”。咸通十四年（873年），泉州僧人释智宣曾到印度侨居35年。
五代，王潮、留从效、陈洪进主政泉州期间，大力发展航运，常有船只发往海外，泉州出洋经商的人渐增，同时由于赋役苛重，泉州人常成批沿海路出洋谋生，甚至有父子相偕出洋的。
北宋，移居国外的人没有减少，大中祥符八年至元4六年（1015～1091年），泉州人移居高丽的就有19起，其中7起有500多人，有的就在当地当官。崇宁元年（1102年），泉州海商、纲首李充等67个人贩丝瓷往日本，滞留两年后返回，翌年再往。南宋，泉州人口增长，造船技术发达，出洋的人更多。乾道年间（1165～1173年），泉州人王元懋随船往占城国，居十年才归。淳熙五年（1178年），又与吴大等38人同舟泛洋，一去十年。淳祐八年（1248年），泉州城内涂门街蒲宗闵往文莱，居17年，卒葬当地。宋末，泉州人为避战乱，纷纷出洋，前往占城、交趾、印尼、柬埔寨、泰国，首次出现移居国外的高潮。
元代，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地区交往，与爪哇之间有定期船舶往返，移居爪哇的泉州人很多。泉州吴宅（今河市梧宅）有100多人到古里地闷（今帝汶）贸易，死亡很多，活着的人“多羸弱，乏力驾船随风回舶”。末期，泉州战乱频仍，更遭特大旱灾，移居国外的人更多。
明代初期实行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一些以港市贸易为生的泉州人只得向海外发展，到日本、朝鲜、南洋一带居留，还有一些人随郑和下西洋居留他国，其中泉州城内人居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寇作乱。嘉靖十四年起，泉州城内及近郊出国渐成高潮，大量到印尼、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居留，印尼的华侨新居住区不断出现，日本平户有许多华侨居住，出现不少名人，如华侨领袖李旦、大船商李华宇、铸剑名师翁翌煌，均为泉州人。
清初，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迁界，大量人口无以为生，相率出洋滞留他国。清军入台以后，不少追随郑成功入台的泉籍官兵辗转到菲律宾、印尼、马六甲、泰国等地定居。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泉州人出国又成高潮，直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朝廷颁布《南洋禁航令》才剧减。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允许福建人领凭到海外经商，泉州人到泰国、柬埔寨贩米的人增多。乾隆元年至九年（1736～1744年）严重粮荒，泉州人造船买米，移居越南、泰国、柬埔寨的人迅速增加。此后，槟城、新加坡先后开埠，印尼、缅甸殖民者招收华工，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泉州人出国又成高潮。鸦片战争后，泉州人出国的渠道增多，有的被骗为“契约华工”出国，如泉州新门外树兜村的蒋备球，东门外的阿金；有的因参加反清活动而流亡国外，如泉州新门外、南门外的三兴会会员戴炎、蔡水应、魏木器，逃亡新加坡；有的是牵亲引戚出国，如泉州江南亭店村经杨嘉种（又名杨阿苗）及其宗亲引往菲律宾的，至民国初有600多人；江南树兜村经蒋备球引往印尼的蒋氏族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千人以上。
民国初，泉州战乱、灾害交加，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高潮，泉州城区和近郊不少人出国谋生，清末被誉为泉州三杰的陈允洛、傅无闷、庄丕唐，市区的甲第巷庄、赵、粘和旧馆驿龚、紫云黄，后城和东街何、厂口陈，郊区的石头街陈、塔后和西埔吴、后厝欧阳等望族大姓的许多人，均在这一时期出洋。民国23年（1934年）以后，南洋急需劳工，国内大抓壮丁，泉州城区及郊区百姓大批逃往南洋各地。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居留海外的泉州籍人超过8万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民国38年，泉州移居国外的有2万多人。
解放后，东南亚各国限制华人入境，泉州市移居国外的人数锐减。1951～1962年，出境人数年均200余人。据1959年调查，泉州市华侨、华人有19.3万多人，相当于祖籍地人口的72.4％。1963～1965年，出境人数年均100余人。1966～1971年上半年，出境需经福建省公安厅批准，出境人数每年在100人左右。1971年下半年，放宽出入境限制，出境人数开始增多。1972～1977年，年均有200多人。1978～1979年，出境人数剧增，总数达2000人以上。1980～1985年，泉州市出境人数逐年增多，大量自费留学、旅游探亲的人到达目的地后纷纷转为定居。1985年后，以出境与亲人团聚、继承财产、投资经营或其他原因提出申请，正式批准出境定居的人迅速增加，又形成一次出国高潮，至1991年鲤城籍华侨、华人已有32万人。
第二节 分布
唐代，泉州已有人前往今文莱、印尼、日本、印度等国家。历经宋、元两代，至明代后期，泉州人的侨居地增加菲律宾、越南、高丽、柬埔寨、泰国、马来亚、帝汶、缅甸、琉球、墨西哥、秘鲁、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等13个国家、地区。鸦片战争爆发前，泉州人的侨居地又增加新加坡、沙捞越、沙巴、老挝、锡兰（斯里兰卡）、南非、毛里求斯等7个国家和地区。鸦片战争后，泉州籍华侨分布的国家、地区迅速增多。至清末民初，除上述诸国外，还有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留尼汪、塞舌尔、南非、刚果（布）、坦桑尼亚、赞比亚、古巴、巴西、委内瑞拉、巴拿马、智利、圭亚那、苏里南、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40年代，又增加苏联、德国等国家。
解放后，全面进行侨情调查。1959年，泉州籍华侨分布在国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1991年，鲤城籍华侨分布在五大洲70多个国家与地区。
印度尼西亚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13.6万多人，以罗溪、浮桥、虹山、江南四乡镇和市区各街道为主，主要居住在泗水、望加锡（乌戒潘当）、棉兰、雅加达等四城市区及市郊，次为日里丁宜、玛琅、占碑、万隆、三宝垄、仙达、巴厘巴板、万雅佬、安汶，其他各地也有零星分布。
菲律宾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6.9万多人，以江南、浮桥、罗溪、城东四镇和海滨、鲤中、泉秀、丰泽等街道居多。多数居住在马尼拉和宿务，次为礼智、怡朗、蕊（描伊丝夏）省、三描省和南部的武端、三宝颜、苏洛。
新加坡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3.1万多人，以马甲、北峰、东海等镇和鲤中、泉秀、开元等街道为主。
马来西亚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1.8万多人，以马甲、浮桥、东海等镇人数居多，主要居住在槟城、吉隆坡、柔佛、丁加奴（登嘉楼），次为吡叻、沙捞越、马六甲。
美国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1.8万多人，以鲤中、海滨、开元、临江等街道人数最多，遍及旧城区绝大多数街巷，主要居住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其余散居美国其他城市。
越南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约7000多人，以市区各街道和北峰镇居多，绝大多数居住在堤岸和胡志明市。
缅甸 有鲤城籍华侨、华人7000人，以鲤中、开元街道和北峰镇、马甲镇居多，多数居住在仰光，次为缅中、缅南各地。
其他国家、地区 百人以上的有：加拿大（6800人）、澳大利亚（5600人）、泰国（5000多人）、柬埔寨（2200人）、日本（800人）、委内瑞拉（760人），还有阿根廷、巴拿马、玻利维亚、法国、荷兰、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典、意大利、巴西、伯利兹、秘鲁、新西兰、关岛、塞班、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老挝、印度。百人以下的有孟加拉、斯里兰卡、韩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也门、埃及、毛里求斯、南非、留尼汪、坦桑尼亚、赞比亚、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匈牙利、保加利亚、俄罗斯、捷克、哥伦比亚、苏里南、圭亚那、巴哈马、古巴、墨西哥、智利、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海地、贝劳、汤加、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瑙鲁、斐济。
第二章 在侨居地活动
第一节 从事经济活动
一、印度尼西亚
17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泉州籍华侨多数从事小商贩、手工业，部分人从事农耕。其后，有人开始经营小规模的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厂（坊）。此后，荷兰殖民者推行种植园经济，华侨纷纷将土地卖给荷印公司，成为商品推销和土产收购的中介、零售商。1870年，荷印政府取消对华侨经营工商业的限制，华侨逐渐转向经商、务工，当中介商、零售商、小商贩、小工厂（场）主。
20世纪初，泉州籍华侨中开始涌现出稍具财力的中产者，以旅居泗水的树兜蒋氏最具实力，经营20多家咖啡、蔗糖、大米等土产购销公司，有蒋备球、蒋报企的合德号，蒋备庭的合顺号，蒋报察的合泰号，蒋报策、蒋报料、蒋报和等的合利号，蒋报烟的合芳、合昌号，蒋报和的合祥号，蒋备火的合荣号，蒋开远的合源号，蒋报丙的大合记号，蒋备出的合春号，蒋以真的合芳号，蒋报笼的顺源号，蒋以芳的合盛号，此外还有小合记号、合茂号、德盛号等，均属二盘商的中介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泉州籍华侨经济迅速发展，至20年代出现少数资本较大的企业家。浮桥人吴志满开设成春咖啡粉厂和土产木炭商行，江南人陈正宗兄弟经营土产业信记有限公司，树兜蒋氏乡亲中的报企、备庭、报策、报和、报察开设合德、合顺、合泰、合利、合祥等公司，资产均在百万荷盾（当时1荷盾＝1银元）以上。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多数泉州籍华商蒙受重大损失，一些商号关闭或缩小经营规模、范围。嗣后，华侨界抵制日货及殖民者对华商企业课以重税，经济恢复缓慢。日本占领印尼后，华商大部分遭受破产厄运，幸免破产的亦多处境艰难。
印尼宣布独立后的最初8年，华侨经济有较大发展，至50年代中后期，泉州籍华侨出现一些颇具实力的企业家。罗溪人黄奕聪组建金光公司，经营椰子和油棕种植、加工、出口业；浮桥人吴善用为沙拉望加、高浪那尔两埠土产购销业首户，在望加锡设公司，置有10多艘轮船，经营出入口业；西街人董祝三把三宝垄的南华香粉厂发展为大型企业，在雅加达开设大型椰油厂；南门人周彩才执掌与永春人陈兴砚合股的泗水万春公司，在新加坡、香港设有子公司，经营土产和咸鱼出入口业，在万隆设有咸鱼公司。此外，浮桥人蔡荣瑞经营望加锡联友出人口公司；义全后街周文墨家族开设泗水三兴（土产）有限公司；市区人黄贻茅与友人开设望加锡兴顺椰油厂；井亭巷人林聪定在棉兰开设肥皂公司、杂货贸易公司；打锡巷人吴邦兴开设泗水泰源（出入口）贸易公司。
50年代后期起，印尼政府对华商经营的多种传统行业加以限制，泉州籍华商除少数实力雄厚或从事新兴行业的企业外，均陷入困境。70年代，印尼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些大企业家和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黄奕聪家族创办金光集团，为多元化经营的跨国财团，经营椰干、食用油加工、种植、造纸、金融、房地产、旅游等业。祖籍市区的徐清华，50年代与友人创立大都会集团，1961年与雅加达市政府合作设立成功集团，持股15％，稍后又创立徐清华集团，经营房地产业、建筑业、建材工业、旅游业、电脑工业。祖籍浮桥的吴家熊持有大马集团半数股权，在香港建立海外企业总部DMT集团，为著名跨国财团，经营进出口贸易、种植与饮料加工、金融、房地产、餐饮和电子、塑料等业。
此外，较著名的有祖籍河市的刘玉书，浮桥的吴世传、吴世和、吴序律、吴安德、吴家炎、吴伟鹏，罗溪的林坪来，江南的陈铁逵、史久表，虹山的彭建白、彭基成，临江的陈迺士，北峰的吴世实、黄衍矮，马甲的杜德拔，开元的庄荣荣等。
二、菲律宾
明代中期以前，泉州城一带前往菲律宾的多为商人，后期包括商贩、工匠和少数农民。至19世纪初，在菲律宾北部和中部西班牙殖民统治区，泉州籍华侨以小商贩、手工工匠居多，少数人从事农、渔业。在南部非西班牙统治区，以苏禄和乐城为中心，多从事岛际土产收购以及苏禄至闽南、巴达维亚（雅加达）、新加坡、马尼拉之间的转口贸易。
1834年，马尼拉港对外开放，殖民当局放宽对华侨居住、旅行和经商的限制，华侨商业贸易得到全面恢复。1851年西班牙殖民者攻占南部地区后，在全菲推行种植园经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菲律宾华侨主要从事零售商，有的成为中介、收购、批发商，少数华侨建立大型贸易公司和工厂，从事木材砍伐与加工、烟草加工和房地产业。亭店人杨嘉种将家族企业总部移设马尼拉，设立洽成行总行，经营土产和大米出入口贸易，全菲各地拥有30多家分支行，备有大轮船2艘、小轮多艘。斗南村人陈清源在马尼拉和礼智省建立瑞源米行、泉源布庄、聚德源苎业公司、瑞成铁业公司等7家企业。高山人林为亨经营懋利卷烟厂、懋源公司，从事吕宋岛北部烟叶收购、加工、出口，成为拥资百万的大商家。此外，较著名的还有经营布业、土产业的陈三多，经营布业的史国铨，树里爻埠万镒德记行东主杨振胜（以上三人均为亭店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一些旅菲泉州籍富商因欧美海运阻塞、经营不得法而破产。其后，经济发展顺利，但绝大部分仅上升至中等商家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重新东顾，又有一些旅菲泉州籍富商在激烈竞争中破产。至30年代仅剩陈三多等个别人，其他称得上名流的有在宿务开设咖啡厂、内衫厂和瀛洲戏院的林伸寿（浮桥人），在蕊省仙扶西社开设大丰公司的叶文田（下淮人），在马尼拉开药行并与其兄弟在三描省朗岸社设泉州公司的刘帷玉（浮桥人），在马尼拉开设寿而康药房的刘景薰（东海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菲律宾沦陷的三年内，华侨经济受到毁灭性破坏，泉州籍华侨经济几乎全部破产或半破产。战后，华侨经济刚复苏，菲国政府先后颁布《菜市菲化法》、《劳工菲化法》、《米粟菲化法》，为谋生存，部分较具实力者与当地官方合股经营，不少小商贩和略有积蓄的劳工纷纷集资办工厂、商行，或从事航运、水产捕捞等业，部分劳工转入经营种植业、养殖业、饮食服务业。
1966年马科斯总统执政后，采取宽容政策，利用华侨资金、人才，华侨经济进入顺利发展时期。70年代起，泉州华侨中涌现出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原籍东海的胡炳南在马尼拉创办美丰信托保险公司、郎特地产投资公司、Y·SL投资企业公司、源安纸匣厂、A·P·L布业公司、西南布业公司。原籍罗溪的赖孙开开设瑞华商行、亚戈钢铁有限公司，其家族在菲律宾还办有标准建筑、罗务洛商业等公司，在美国开设酒店。原籍罗溪的赖谋墩开设编织袋厂、麻袋厂、呢绒厂、食品厂、机器修配厂和国际贸易公司，在美国设有出入口贸易公司，在台湾设有纺织厂、呢绒厂。原籍泉秀的林西京开设京隆纸业有限公司，并投资林业开发。原籍浮桥的吴时英开设文耀制造厂、墨尼克有限公司，经营造纸、纸盒、肥皂和油脂化工原料。原籍城东的刘以礼开设菲律宾轮胎厂、菲律宾造纸厂、菲律宾养殖场、马尼拉养殖场。原籍城东的白流海经营裕兴商行，投资玻璃、瓷器、塑料、糖饼和蜡烛制造业。原籍马甲的杜德笺在三宝颜设有菲律宾联合（百华）有限公司、东园大旅社、东宫大旅社。此外，在马尼拉较具实力的有从事林业采伐与木材加工的魏桃源（城东人）及开设纱厂、餐馆并从事房地产业的王爱义（甲第巷人）；在宿务有经营建筑、制鞋业的金华有限公司东主赖来金（罗溪人），经营瑞华百货、五金电器、贸易、制衣的尤奕出（罗溪人），经营蚊香厂、麻袋厂、录音带厂和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尤世捌（罗溪人）；在武端市有经营五金商行、百货店、土产进出口公司的黄仲裕（罗溪人）。
三、新加坡
新加坡早期的泉州华侨以搬运工、店员、财副（记账）、总铺（厨师）、帮工为主要职业。20世纪10年代初，部分华侨以工匠、小商贩为业，少数人以教师、新闻工作者为业。20年代初，新加坡的泉州籍华侨经济有所发展，出现少数富商。原籍市区的萧志来自创新镒盛建筑公司，兴建不少楼屋出租，与友人合资开设两家联合板锯厂，成为新加坡三大建筑商之一。原籍罗溪的赖金奎先营建筑业，进而创立晋兴树胶出人口商行，业务遍及新马、印尼等地，继又创设复顺兴、福和船务等商号，经营土产、旅社、船务等业。原籍市区的庄丕南设立长裕号商行，经营橡胶业。
1929年开始世界性经济危机，泉州籍华侨蒙受重大损失。1932年，萧志来宣告破产，赖金奎变卖产业偿还债务，颇受损失。新加坡沦陷后，泉州籍华侨损失巨大，单赖金奎商场未能回收的账款即达60万元叻币，致使战后无力再举。战后，一些战前和战时做小生意的泉州籍华侨开始崛起，60年代出现一批成功的企业家。东海人何瑶焜于1943年与友人设立新加坡激成公司，主营橡胶、饲料、土产进出口业，后扩展至建筑材料、房地产、种植与加工、船务、酒店等业，至60年代已有10多家公司分布在新马、印尼、泰国和港澳地区。东海人何瑶煌初在其兄的激成公司任职，后自立，创大同（新加坡）有限公司，先后在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等地创设多家公司，经营参茸药材、贸易和电子工业、房地产业。市区人庄亨俦于50年代与其父庄丕唐创立联合建筑有限公司，后又设立金湾实业有限公司、祥林俱乐部、香港宫酒家、松风餐馆，经营房地产、酒店、餐饮等业。北峰人吴成操于1945年创吴成发行，经营造船及驳船运输业，60年代易称为成操（私人）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源成贸易（私人）、联运等有限公司。此外，较具实力的殷商有马甲人杜德能，东海人丁马成及陈永佐、陈松吟昆仲，市区人杨建民。
四、马来西亚
古代，仅有零星泉州籍华侨在马来亚从事商贸、农、渔、采锡等业。近代，陆续有一些泉州籍华侨往马来亚从事开荒垦殖和捕鱼。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有少数华侨崛起。市区人沈鸿柏与人联合创立马六甲胶园，垦荒5000亩，与人合办志成发土产公司，自创明新印务公司，成为马六甲殷商。北峰人邱仰峰经营米糖出入口业，投资开辟橡胶园，为马六甲实业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泉州籍华侨纷纷投资橡胶种植和航运、海产等业，获得一定程度发展。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的大橡胶园迅速增多，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小橡胶园进行限制，加上世界经济危机，泉州籍华侨投资的胶园几乎破产，航运、海产等业也奄奄一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来亚华侨经济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至60年代末，出现一批成功的企业家。东海人黄文彬先后创办黄文彬企业有限公司、金泉成控股有限公司，拥有沙巴婆联木业、京都木业、查迪建筑、良友、丹美山、承恩花园、古晋婆联、马东油厂、侨中旅行社、婆罗洲出版社、马六甲砂联纺织等一系列公司、企业；浮桥王宫人陈友仁创立章桂木业有限公司，为沙巴著名木材商；双阳人胡炳南继承怡保新绵发号咸鱼行，迅速将经销范围扩大到杂货、罐头食品、面粉、食油、肥皂等业，与友人合营规模宏大的四维公司，为吡叻州水泥销售业魁首，自创南山有限公司；市区人吴润生在槟城和森美兰与友人合创三家砖瓦厂和一家贷款公司，自创国泰工程有限公司、国泰砖瓦厂和面粉有限公司，投资合成油棕有限公司；马甲人杜德笑与族人合组协兴公司，经营海鲜、鱼干、杂货出人口业，自营杜泉美丝缦庄，经营中国丝绢，远销新马各地；浮桥东埔人黄银汉创立吉隆坡黄银汉建筑有限公司、黄银汉实业有限公司、黄银汉发展有限公司；马甲人王世南继承祖业，把双成有限公司发展为拥有7家子公司的大型公司；井亭巷人黄志平建立金钱、民达华、沙巴、古德等6家有限公司；市区人张高理建立乃美吉和建筑工程、马柔建筑工程、美轮建筑工程及室内装修等有限公司；马甲人杜德友自营福联发陶瓷器商、福联摩多有限公司，与友人创设亚罗士打奕宏贸易公司。此外，稍具资力的有城东人刘健民，东海人刘坤，江南人史金榜，罗溪人赖谋芬，市区人柳国明、刘天启。
五、美国
早期侨居美国的泉州籍华侨多数是契约华工，契约期满多开餐馆、小杂货店，或以缝纫、建筑、理发为业。19世纪末，前往美国的泉州籍华侨个别人以教师为业，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少数科技人员。
60年代中期以后，泉州籍华侨的职业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人受聘于当地企业及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有的当医生、律师、会计师，也有部分人自营工商业。
进入90年代，在美国的鲤城籍华侨已开设数以百计的企业、商店，多数规模不大。稍具规模的企业有：北峰人黄祯祥开设的旧金山陈积实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咨询公司；市区人方荣基博士开设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科技公司和环球科技公司；市区人丁朝栋开设的南益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和贸易公司；市区人谢坤铨设立的天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峰人杨朝坤家族设立的裕华行；市区人蔡耀煌经营的永新贸易公司。
六、越南
早期到越南的泉州籍华侨多以商贩、工匠、雇工为业。部分人经商，多经营出入口业，将中国的日用杂货和泉州的工艺品、瓷器运往越南，收购米谷运回泉州。
近代，泉州籍华侨大多在南部各地当小商贩，经营杂货零售业，少数经营米谷、布匹、五金、水陆运输等业，有成就的极少。在泉州市区建业的黄仲训、仲赞兄弟开设黄文华企业公司、法文财团有限公司，拥有13家当铺，房地产业遍及越南、法国、英国、美国和香港、台湾、厦门、泉州，在堤岸的房地产几乎占半个堤岸市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泉州籍华侨经济有较大发展，部分人创办大型公司，或投资办工厂。泉州人郑秋霖与其徒弟蔡沂宣、王华生合营金城金银号。北峰人杨朝坤设立裕华行，分行遍及新加坡、旧金山、曼谷、马尼拉等地。
1975年，越南政府对华侨经济强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泉州籍华侨基本上倾家荡产。1986年10月以后，越南政府实行开放政策，一些鲤城籍华侨开始投资工商业。
七、其他国家、地区
散居世界各地的泉州籍华侨，主要职业为开餐馆，经营杂货、土产，从事文教科技工作，当医生、律师、职员和雇工，少数人在工商界有一定成就。
在日本，东海人卜宗道、卜仁泗父子创设华美贸易株式会社，在大阪和美国洛杉矶有7家公司、企业，经营房地产、国际贸易、房屋租赁、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东海人卜永恭创办东京东荣产业株式会社、大阪东荣产业株式会社，经营房地产业。市区人张俊杰、张天庆父子设立金泰公司、和美公司，经营国际贸易和房地产业。
在瑞士，北峰人柯国强创办日内瓦金龙餐厅，在旅游区圣加伦设立分号，拥有四家酒店、酒家。
在巴西，市区人张胜凯设立代糖工厂方大公司和VFPF（食品）公司、KFNKO（纸尿片）公司，并投资房地产业，在阿根廷、中国大陆、泰国均有企业。
在关岛、塞班岛，浮桥人陈守仁创办美国关岛联兴发展有限公司、美国联泰（关岛）有限公司、塞班联泰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塞班美联针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及一家现代化面粉厂。
第二节 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一、创办华文学校
印度尼西亚 1894年，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办泗水中华学馆（后改为泗水中华小学堂）。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又参与创办许多中小学，主要有：雅加达中华学馆（后改称中华小学）、福建学校、新华小学、中华中学，泗水振文小学、开明小学，三宝垄华侨中小学，棉兰福建小学，苏东小学、苏东中学、晋江学校，锡江中华中小学、新华学校，沙望南华学校，巴厘巴板中华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泉州籍华侨创办和参与创办许多中小学，并参与不少学校的复办和扩建工作。浮桥人吴我炎、吴伟鹏、吴德疆和市区人吴邦兴创办泗水开明中学，吴德疆长期担任开明中小学校长，吴伟鹏、吴我炎、吴邦兴先后出任开明中小学董事会主席。1946年，市区人周文墨参与创办泗水服务中学，先后任该校董事会副主席、主席，同时担任水振文学校董事长。1948年，吴伟鹏参与创办水中华中学，出任该校董事会主席。浮桥人吴世辅发起创办水南海漳中华中学，出任该校董事会主席。1951年起，江南人史联对大量捐资，赞助棉兰苏东中学和福建学校，1953年出任该校董事会主席，将苏东中学建成印尼最具规模的华文学校。市区人欧阳世德参与组建泗水徐图利祖中华学校基金会，1955年起连任基金会主席和校董会主席。江南人蒋报标创办泗水侨童学校，任校董会主席。市区人董祝三任三宝垄华侨中小学董事会主席，该校是当地最大的华文学校。此外，浮桥人林双约长期担任玛琅漳泉公会创办的玛琅明华小学董事，市区人李荣生长期担任巨港中华学校董事。
菲律宾 1899年，市区人龚绍庭襄助中国驻菲领事陈纲（同安人）建立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首任校长。1911年，该校成立董事会，江南人杨嘉种出任首届董事会总理。此后，虹山人彭乃扬也曾出任该校校长。1917年，市区人陈钧秉、陈允升和赵祖建创办马尼拉溪亚婆中西华侨学校，赵祖康、陈钧秉先后出任校长。1919年，出生于菜洲的王泉笙发起创办马尼拉普智小学，出任校长。1937年，市区人傅三侬出任苏洛当仁学校校长，翌年创办中学部，成为菲律宾南部最大的华文学校。1939年，王泉笙发起创办中正中学（50年代初扩建为中正学院）。市区人黄澄秋、苏叔立分别担任马尼拉华侨中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后市区人庄材保出任该校校长数十年，任内将该校扩建为侨中学院，其侄庄中坚历任学院校友会副会长、董事会副董事长。此外，泉州籍华侨还参与创办怡朗普智学校、中华商业学校、巴西中华学校、三宝颜中华学校以及马尼拉、宿务、独鲁万、蕊省、礼智省、武端等地的华文学校。浮桥人尤祖闽曾任殊殊汶中华中学董事长多年，马甲人杜德笺曾长期担任三宝颜中华学校董事长。
新加坡民 国初，市区人庄丕唐在道南学校任教，曾任福建会馆教育科长，历任数十所华文中小学董事。1937年，托庄为1（市区人）回国聘任薛永黍为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抗日战争前，泉州籍华侨参与寅宾俱乐部创办工商补习学校。30年代初，市区人傅无闷夫人刘韵仙出任南洋女子中学校长，并兼南洋幼儿园园长，任职逾40年。1946年，市区人张楚琨出任新加坡晋江会馆教育主任，与会馆主席洪宝植（石狮人）等人创办晋江学校。以后，泉州籍华侨又参与创办晋江成教中心，市区人郑梦周、东海人何瑶焜、丁马成等对以上两所学校均有较大贡献，丁马成将其母80大寿的贺仪全部捐献为会馆的助学基金。市区人黄叔衍任裕廊中学等校校长10多年。
马来西亚 1913年，市区人沈鸿柏、北峰人邱仰峰等人发起创办马六甲培风学校，鸿柏出任校监，长子沈慕亮出任教务主任。后又增办中学部，第五子沈慕周出任培风中学教务主任，第六子沈慕羽出任培风小学第二分校主任。邱仰峰长期担任培风中学董事会总理兼财政，与沈鸿柏、郑成快（永春人）被誉为培风中学三上柱国。1917年和1922年，三人又协力创办马六甲培德女校、平民学校，招收女生和收容贫苦失学儿童，鸿柏任两校董事会总理，第四子沈慕卿在平民学校执教，沈慕羽在平民学校兼课。1930年，为提高教育质量，培风、培德、平民三校举行会考，沈鸿柏任会考主任，三校董事会联合组织学务委员会，沈鸿柏为主席，沈慕卿为秘书。1945年后，沈慕羽历任马六甲公立第一小学校长、培德小学校长、培风第一小学和平民学校校长，主持复兴马六甲晨钟夜校。江南人史联对积极推动复兴柔佛州南部华文学校，历任新山宽柔中小学等华文学校董事会主席。东海人黄文彬先后捐资古晋市、沙捞越州及其他各华文教育事业百万马元，同时发起赞助人运动，设立沙捞越第一省华文独立中学永久教育基金会，出任主席，还领导沙捞越中华商联会拨出数百万马元资助华文教育事业，历任古晋中华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三、四小学等校校董会主席，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封赐拿督、丹斯里勋衔。市区人龚铸山任柔佛麻坡中华中小学董事长近20年，被誉为中华中学之父。市区人陈清美长期担任槟州大山脚中学董事会主席。浮桥人陈友仁历任沙巴亚庇建国中学董事会董事、主席。马甲人杜金钩在丁加奴发起创办义务夜校，历任该校董事会要职。
其他国家 1899年，泉州秀才余子玉因鼓吹康梁变法被迫逃往美国，先办私塾，后创办华人子弟学校，任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南华侨杨朝坤参与复办、创办多所华文学校。50年代发起创办越南最大的华文学校堤岸福德学校，附设夜校，出任董事长。
二、创办华文报刊
印度尼西亚 1928年10月，浮桥人吴文楚在泗水创办《爪哇每日电报》。50年代，江南人傅维丹出任雅加达《生活报》经理、坤甸《黎明报》首席记者，浮桥人吴序良任泗水《大公报》经理，江南人蒋以敦任印尼中央广播电台华语部主任，蒋沧海任泗水《青光日报》编辑。
菲律宾 1908年，陈三多招股创办《警铎新闻》，任司理、总理。1918年，傅无闷、王雨亭（北门顶埔人）参与创办《平民日报》，无闷任总编辑，雨亭任编辑。1919年，市区人陈祖涛参与创办《菲律宾画报》，任司理。陈三多、陈祖泽参与创办《新闻日报》，三多任总理，祖泽任总编辑。1928年，陈祖泽参与创办《中西日报》，任副总编辑。1931年，陈祖涛参与创办《民情》，任副总编辑。1933年，王雨亭参与创办《前驱日报》，任总编辑、总经理。1934年，傅三侬参与创办《华侨日报》，任副总编辑。菲律宾沦陷时期，江南人杨威任《导火线》周刊总编辑，史国铨参与创办《大汉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王泉笙出任《公理报》社长，市区人郑健魂任《公理报》经理、总编辑和《联合日报》副总经理、总编辑。
新加坡 辛亥革命前，市区人庄汉民曾任职《中兴日报》。1928年，傅无闷协助创办《星洲日报》，任总编辑，后转任《南洋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允洛任《南洋商报》副经理。1945年，傅无闷创办《中南日报》、《新报》，为南洋报界培养不少新人；陈允洛出任《中南日报》、《新民主报》经理；陈允洛、傅无闷先后出任《中兴日报》经理、总编辑；史联对全力进行《南洋商报》复刊工作。1946年，市区人张楚琨出任《南侨日报》社总经理，出版《南侨》、《南侨晚报》；郑梦周自办《文艺报》，参与创办《新明日报》；彭松涛参与创办《华声报》、《新力报》，出任《中兴日报》发行人、总编辑，创办石叻报社，出版《石叻晚报》（后改为周报）。50年代，市区人龚延龄在《南洋商报》社主持创办《南方晚报》、《星期六周刊》、《南洋广播周刊》、《南洋月报》，出版《南洋年鉴》、《南洋丛书》、《青年文艺》；陈允洛出任《南洋商报》社副经理，陈振夏历任《南洋商报》社总编辑、发行人、董事主席、编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马甲人杜南发现任《联合晚报》副总编辑。
马来西亚 1910年，河市人刘惟明参与创办《光华日报》，任董事经理，后购下《槟城晚报》改为《光华日报》的晚报。1928年，沈鸿柏在马六甲创办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侨民日报》，任社长，聘何选民任主编。30年代，河市人王济弱出任《光华日报》记者主任。1941年，陈允洛出任《国民日报》经理。1946年以来，庄明理任《商业日报》社长；沈慕羽任《南洋商报》、《光华日报》、《中国报》记者，出任马六甲《古城月报》主编；其次子沈墨义历任美里《越华日报》等报编辑；彭松涛创办日新印务馆，为《马来亚通报》、《学生邮报》、《雷报》、《大马新闻》等小报提供印刷服务，并兼任《虎报》编辑，撰写社论；黄文彬创设婆罗洲出版有限公司（后改为国际时报有限公司），出版《国际时报》、《国际晚报》（后改为《国际周报》）。
其他国家、地区 在缅甸，1908年魏继汉参与《光华日报》编辑工作；1911年陈允洛参加《进化报》（前身《光华日报》）的工作；1921年陈允洛、傅无闷参与创办《仰光日报》，允洛任经理，无闷任总编辑。抗日战争期间，陈允洛参与创办《中国新报》、《兴商日报》。50年代，市区人叶振荣出任仰光《人民日报》经理。在巴拿马，市区人郭笃为任《国际日报》社记者。
三、从事文艺、科技工作
印度尼西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董祝三参与创办三宝垄南星剧社，战后任社长，倡组云林阁（演唱歌仔戏），任主席；周文墨任寄傲社主席，经常开展南音演唱活动；泉州人吴记文参与创办泗水华光剧社，曾任副主席。70年代起，罗溪人黄罗成发起创办锡江群星（南音）社，任主席；浮桥人吴安德先后创办泗水永安宫南乐股、东爪哇南音社，任主席。
菲律宾 清末，市区人吴钟善、龚绍庭有诗作问世。20年代初，王雨亭和桂华山将华语电影输入马尼拉。30年代，江南人陈金杯为菲律宾著名诗人；市区人李根香工书法、金石篆刻、艺术摄影、古诗，著有《春疏楼吟草》。50年代起，市区人蔡继琨受聘马尼拉交响乐团指挥兼音乐指导，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良服务奖及其他奖项；市区人任世光（又名任远），任菲律宾语言学院院长、亚洲艺术学院院长、任远书画社社长，首创人物字像，编写孙中山、黎刹、陈嘉庚、马科斯等人的简史字像，作品有《任远书法字帖》、《禁烟歌》；城东人刘鸿沟历任菲律宾大学音乐学院、菲律宾女子大学音乐教授、南乐崇德社音乐指导，将富有特色的泉州南音乐符译成五线谱，著《闽南音乐指谱全集》。
新加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市区人张殊明擅新诗、工书法，主持《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洪荒》；刘韵仙，新诗、散文作家，常在《曼舞罗周刊》发表作品；傅无闷主编过《曼舞罗周刊》，发表大量杂文、散文、论文和译作，兼任过《今代》半月刊、《星中日报》副刊《星火》、《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编辑，为《南洋年鉴》（1939年版）总编辑；其子傅紫曦擅写论文、散文，先后任过《今代》半月刊、《星中日报》副刊《星火》、《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等刊物的编辑；张楚琨与人合编《叻报》文艺副刊《椰林》，在各报刊发表不少文艺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丁马成主持南音团体云庐，被解散后另组湘灵音乐社，任社长，著有《南音精华大全》3集、《丁马成作品选》。战后，彭松涛历任《南洋商报》综合副刊《商余》主编，兼任《南方晚报》、《星期六》编辑，主持出版第一部《新加坡经济年鉴》，出版《新加坡华人社团大观（1982～1983年）》；郑梦周历任《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世纪路》、文艺杂志《文艺行列》、《星期六》编辑，著有中短篇小说、杂文、诗词等24集，1982年成立姚紫文艺基金，赞助出版文艺著作；马甲人杜殊成历任《新加坡青年》、《南洋教育》执行编辑和《新加坡文艺》编辑、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秘书，著有《马路之歌》、《行踪》、《火》近10部诗、游记、散文、理论专集；其女杜雪美为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理事；市区人刘维新历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理事、副会长，发表过小说、散文、杂文、作家评介、文艺评论；北峰人曾渊澄，诗人，出版诗集《湖、千里路》2辑；市区人庄亨雄，音乐家、作家，歌曲《我们的心儿》、《裕廊之歌》、《奎笼之歌》获新加坡广播电台歌曲创作比赛首奖，出版歌曲集《颂国之歌》及诗集《欢跃吧！新加坡》等；马甲人杜丕勉，诗人，著有诗集《春华集》，作品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6）·诗集》；马甲人杜南发，诗人、作家，历任南洋大学中文学会副会长、《文学》半年刊华文编辑，出版诗集《酒涡的神话》和访问集《风过群山》；市区人粘天生著有杂文集《皆山书宝杂钞》、《琐谈》、《沉瀣集》；东海人卜清河参与创建南音团体泉声音乐社，任名誉社长。
马来西亚 沈慕卿为华族民俗学研究学者、马六甲华族历史掌故权威。市区人粘春生，名诗人，也在报刊发表散文、小说。市区人庄荒洲任《火星工人》半月刊编辑、《洪荒》文艺月刊主编。市区人杨庆南历任沙捞越文化戏剧社社长、古晋艺声闽剧社副社长，著有《国语解释读本》（全8册）、《沙捞越指南》、《砂婆汶三邦工商年鉴》、《新加坡华侨概况》、《马来西亚华侨概况》、《国是建言》（上、下册）、《世界华侨名人传》（全8册）。虹山人彭龙飞历任大马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评委和吡叻文艺研究会主席，著有诗集《吉打的人家》、小说集《家福》、《可可园里的黄昏》，兼翻译马来乡土小说。浮桥人黄银民历任太平仁爱音乐社理事、副社长。
美国 当代鲤城人在美国杰出的科技名流有：蔡南海，洛克菲勒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被《科学文摘》评为美国最杰出的100名青年科学家之一；王贸芳，电脑博士，道格拉斯公司高级工程师，从事机器人人工智慧研究；张可南，美国无线电公司高级研究员，在内偏转显像管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吴滋润，航天高级工程师；方荣基，化学工程博士；黄承经，美国会计师协会会员，芝加哥知识系统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主任，黄承经会计师事务所主人；吕荣辉，农业地理博士，北依阿华大学地理系教授；黄宜丕，医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著名肠胃肝病专家；蔡祝辉，药学博士，宾夕伐尼亚洲CONR～FX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黄端楷，医学、法学博士，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加州黄端楷（医科）律师事务所主人，为美国著名医疗事故辩护律师，多次出席国际法律问题研讨会、报告会。
其他国家、地区 清初，黄檗宗僧人到日本传播中华文化，在书画、医药、篆刻、音乐、寺院建筑艺术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被称为“黄檗文化”。其中俗家原籍泉州的蕴谦、大眉、雪机、悦山、慈岳、大鹏、忍仙等人，分别以书法、诗词、绘画、篆刻驰誉日本，所遗的墨宝、书画被视为珍品、国宝。当代，谢福山，医学博士，日本国立弘前医院院长；市区人陈舜臣在国际文坛上被列为当代日本名作家；市区人蔡国强，日本名画家，蜚声欧美。在加拿大，市区人庄亨立为多伦多大学电脑系教授，市区人黄志庭为医学博士。在英国，林至仁博士为牛津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四、开展体育运动
印度尼西亚 泉州籍华侨早期参与创办的体育组织有泗水精武体育会、泗水寄傲社国术馆，现存的有泗水延陵公会武术馆、泗水新光体育会、泗水黄龙体育会、飞星社、锡江飞轮体育会。
菲律宾 20年代，市区人南少林五祖拳名师卢言秋到菲律宾行医兼授武术，建立光汉国术馆，任馆主。1944年后，其子卢庆辉为第二代馆主，广授门徒，传武行医，有会员2万多人。
马来西亚 杨庆南任沙捞越国术协进社社长；黄文彬任沙捞越乒乓球总会会长、沙捞越篮球总会名誉会长；马甲人杜成聪任丁加州业余乒乓球总会会长、业余篮球总会财政、体育理事会理事、藤球公会委员。
越南 50年代后期，杨朝坤发起创办青白体育会，任会长。后与西贡劲联篮球队合并，成立励志体育会，任副会长、第二届会长。该会拥有4支篮球队（其中1支女篮）、羽毛球队、太极组，举办过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柔道、象棋等多项比赛。
第三节 参与社团活动
一、综合性社团
1967年以前，周文墨曾任泗水中华总会副主席、理事长；吴家炎曾任泗水华侨总会副主席；蔡荣瑞曾任锡江华侨联合会主席；市区人林聪定曾任苏岛华侨总会理事长。其他泉州籍人在其中发挥较大作用的还有锡江自由华侨总会、三宝垄华侨总会。60年代以后，沈慕羽历任马六甲中华大会堂副主席、署理主席、主席；双阳人胡炳南曾任吡叻中华大会堂理事；黄文彬曾任沙捞越华人社团总会联合会会长多年；北峰人柯国强发起创立日内瓦瑞士华人联谊会，任首届会长，为永远名誉会长；泉州籍人黄文高曾任奥地利华侨总会主席。
二、同乡会
印度尼西亚 1864年创建泗水福建功德祠，1868年创建望加锡福建公祠（亦称永锡堂），两会成员绝大多数为泉州、晋江、永春、南安人，此外泉州籍人还参与创办棉兰福建会馆、苏门答腊日里丁宜福建会馆、锡江闽侨联合会、万隆漳泉公会、玛琅漳泉公会。1935年，创建水寄傲社，成员多为泉州市区人，周文墨曾任主席。1946年，创建东爪哇泗水泉属会馆，成员以泉州籍人居多，江南人许书炎曾长期任该会主席，任过主席的还有东海人郑硕顶。其他泉州籍会员较多的有雅加达晋江公会（市区人陈道三曾任主席）、泗水新群社、棉兰晋江会馆、锡江晋江公会（蔡荣瑞曾任主席）、占碑温陵会馆、玛琅新力社（浮桥人吴序佳曾任主席）。
菲律宾 1925年，江南人林为亨、林伸寿等组建旅菲高山同乡会。后泉州城区旅菲华侨组建桐城公会，旅居巴西市的蔡振熙曾任理事长多年。1946年，罗溪旅菲黄、赖、尤等姓乡亲组建晋江罗溪同乡会，在宿务、武端等市设有分会。此后，江南古店旅菲杨姓乡亲组建旅菲店头同乡会，涂门外灯星村旅菲同乡创立灯星旅菲同乡会。1972年，泉州华侨与邻县的华侨组建菲律宾温陵会馆。
新加坡 20世纪初，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办新加坡寅宾俱乐部。1918年，萧志来发起组建新加坡晋江会馆，任总理，副总理赖金奎，庄丕南任协理，以后任过总理、主席的泉州人有赖金奎、庄丕唐、丁马成。此外，庄丕唐、何瑶焜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曾渊澄历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工委会行政组主任、工委会副主席。
马来西亚 1919年，泉州籍华侨参与组建槟椰屿晋江会馆，吴润生曾任副主席，市区人粘来福曾任副主席、主席。1922年，组建峇株巴辖晋江会馆，城东人刘健民曾任副主席、主席，北峰人陈德厚曾任副主席。1924年，组建马六甲晋江会馆，沈鸿柏首任总理，沈摹卿历任主席10年，沈摹羽也曾任主席，江南人史亚狮现任副主席。1953年，组建安顺吡叻晋江会馆。1970年，组建雪隆晋江会馆，黄银汉为发起人，任第一、二届会长，刘天启、朱清镇（东海人）、赖谋芬（罗溪人）、黄厚生（浮桥人）等人先后出任副会长。1977年，组建丁加奴晋江会馆、吉玻晋江会馆、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简称大马晋联会）、吉兰丹晋江会馆、怡保晋江会馆。沈摹卿曾任大马晋联会名誉会长，沈摹羽曾任副会长、名誉会长，刘健民历任会长、副会长。马甲人杜成聪参与发起组建登嘉楼晋江会馆，曾任会长，马甲人杜明义现任副会长。在全省性同乡社团中，沈慕羽历任马六甲福建会馆主席、全马福建社团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陈友仁曾任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会长、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简称大马福联会）名誉会长；双阳人胡炳南任吡叻福建公会理事40多年、总务14年；黄文彬长期担任古晋福建公会主席、大马福联会名誉会长。
其他国家、地区 在美国，蔡耀煌曾任南加州福建同乡会第三届会长，黄祯祥曾任北加州福建会馆第四、五届会长。在越南，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建的同乡会有西堤福建帮公所（1948年改组为西贡福建公所）、会安福建会馆、河内福建会馆、堤岸福建公所、（漳泉）二府会馆（又称二府庙）、温陵会馆、凤山寺；1956年同乡会被解散，福善医院成为越南南方福建帮首要团体，杨朝坤历任医院理事长、董事长；同时各帮还合办中正医院，朝坤曾任第十二届董事长。在缅甸，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办各地福建会馆，1904年组建缅甸温陵会馆，1984年参与组建缅甸晋江公会。马甲人吴金锭、吴中兴现任缅甸闽侨福同仁城隍庙副主席。在日本，19世纪后期，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建神户福建公所，张俊杰曾任理事长，卜宗道、卜仁泗父子先后出任理事。在奥地利，黄文高曾任华侨总会主席。此外，泉州籍华侨还参与创办文莱漳泉会馆、澳大利亚澳洲福建会馆、悉尼福建同乡会、维多利亚福建同乡会、秘鲁福潮会馆。
三、行业公会
印度尼西亚 1952年，史联对发起创办棉兰苏北橡胶公会，任主席。泉州籍成员较多的团体有东爪哇泗水中华商会、泗水亚弄商公会、雅加达中华工商会馆、雅加达中华杂货输入商公会、棉兰中华小商公会、锡江华侨商会。
菲律宾 1904年，泉州人陈清源、杨嘉种、陈三多、林为亨等参与发起组建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后改称马尼拉中华商会，陈清源、陈三多曾任董事、副会长，杨嘉种、林为亨曾任董事。1920年前后，东海人刘帷玉、刘景薰参与发起创办菲律宾中华医学会，刘帷玉曾任司库、会长，刘景薰曾任董事、司库。1954年，东海人胡炳南参与发起创办菲华商联总会，长期担任常务理事、董事，市区人王良培历任理事、常务理事，庄善多亦任过理事。
马来西亚 黄文彬于1963年和1978年两度出任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并自1978年蝉联至今，同时担任沙捞越中华商会联合会和古晋中华总商会会长10多年；陈友仁曾任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会会长、马华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此外，市区人刘天启发起创办雪兰莪海产公会，任会长10年；市区人吴润生曾任槟城面粉商公会主席；马甲人杜成聪历任丁加奴木业工会、树桐业公会会长；双阳人胡炳南历任吡叻州杂货行（会）名誉主席、中华总商会理事。沈慕羽发起组织马六甲教师职工会，历任马六甲教师公会主席，马六甲校长公会主席，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副主席、署理主席、主席，全国华侨教师职工会主席，华文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席，马来西亚各民族教师职工总会副主席。
日本 卜永恭曾长期担任东京中华商会理事。
四、宗亲会
印度尼西亚 1887年，创办雅加达延陵吴氏祖祠，此后又陆续创办雅加达谢氏宝树堂宗亲会、泗水延陵（吴）公会、有妫堂陈氏宗亲会（江南人陈尔治曾任主席）、蒋氏宗亲会（江南人蒋报标、蒋以登曾任主席）、蒋氏乡侨宗亲会、望加锡彭氏虹山堂、傅赖版筑祠、江夏堂、锦霞堂吴氏宗亲会、日里丁宜尤氏宗亲会。
菲律宾 1906年，组建弘农杨氏宗亲会。1908年，组建西河林氏宗亲总会。1909年，组建让德吴氏宗亲会。1919年，组建太原王氏宗亲总会。1930年，组建旅菲江夏黄氏宗亲总会及南岛分会、南吕宋区分会。1937年，组建宝树堂谢氏宗亲会。1940年，组建旅菲傅赖同宗总会及宿务分会，组建旅菲汾阳郭氏宗亲总会。1953年，组建旅菲六兰堂（萧章叶林尤沈）宗亲会。1965年，组建旅菲咸阳五姓（魏梁万冯毕）联宗会。1968年，组建菲律宾刘杜（刘杜留侯）宗亲总会。1980年，组建旅菲延陵宗亲总会。以上这些宗亲会，鲤城籍人都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新加坡 马甲杜氏发起创办杜氏贞义祠、杜氏总会。源于泉州市区或在市区有开闽祖祠的团体有开闽王氏总会、卓氏公会、紫云祠、江夏黄氏公会、曾氏公会、赵氏公会。鲤城籍华侨参与创办的团体还有颖川陈氏公会、陇西李氏总会、庄氏公会、济阳蔡氏公会、张氏总会、庐江何氏公会。
马来西亚 泉州人为主创办的团体有杜氏公会、丁加奴杜氏贞义祠。目前鲤城籍人发挥较大作用的有江夏黄氏宗亲会、龙冈亲义总会、槟城吴氏延陵堂、雪兰莪江夏堂。
其他国家、地区 在美国，源于泉州市区的谢氏宝树宗亲会、江夏黄氏宗亲会的分支组织几乎遍及美国华人聚居区。在缅甸，马甲人吴善农现任旅缅延陵联合会副理事长，鲤城人参与创办和源于泉州市区的团体还有龙冈亲义堂、曾氏龙山堂、江夏堂、宝树堂。
五、其他社团
1939年，旅菲晋中校友创建旅菲福建省立晋中（今泉州五中）校友会。许多国家的泉州籍华侨设立侨办学校校董会、校友会。70年代后期起，印度尼西亚泉州籍华侨参与创办雅加达东方音乐基金会、泗水寄傲圣道社、泗水珍芝兰大同福利基金会、占碑温陵福利基金会、望加锡晋江恩德慈善基金会、棉兰晋江互助基金会。
第三章 对祖国家乡的贡献
第一节 参加革命
一、参加辛亥革命
1897年，城东人万廷璧在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奉命到神户、大阪华侨中发展组织，任中国同盟会神户大阪支会会长。1905年起，革命党人先后到南洋各地筹组中国同盟会组织，不少泉州籍华侨参加，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骨干。马来亚华侨沈鸿柏奉孙中山之命在马六甲组织同盟会，任分会会长；浮桥人吴文楚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与江南人蒋以麟等到印尼泗水参加革命活动；浮桥人史国铨在菲律宾加入同盟会，常往香港接受任务，在同盟会筹款中贡献卓著，参与创办普智阅书报社和中国同盟会小吕宋分会，任司库。1907年，泗水成立光复会，吴文楚为该会负责人；泉州市区人庄汉民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参与创办《中兴日报》，为编辑人员之一。1908年，市区人陈允洛、城东人魏继汉、马甲人吴镇福等人在缅甸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魏继汉任该组织机关报《光华日报》编辑；蒋以麟回厦门、泉州考察，了解革命情况，结识革命党人。1910年，泗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主要骨干除吴文楚、蒋以麟外，还有江南人蒋报和、蒋报策、蒋报料、蒋开远、蒋德卿、蒋以芳、王少文等，报和及开远等人创办泗水明新阅书报社，出版《汉文新报》，抨击帝制，宣传革命；吴镇福创办缅甸觉民阅书报社。是年，蒋以麟回泉州筹划革命事宜，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统一领导机构——同盟会泉州分会，以麟任会长。1911年2月，蒋以麟回泗水，召集革命党人研究推动家乡革命的计划，筹措资金，源源不断支持厦门、泉州的革命活动；5月，以麟再次返回泉州筹划革命事宜。武昌起义后，泗水的泉州籍革命党人聚集厦门，11月15日参与武装起义，光复厦门。蒋以麟在泉州主持起义工作，11月18日光复泉州。
泉州光复后，地方不靖，蒋以麟、蒋报策等人率同安义勇队、学生军回泉维持，治安好转；南洋各地华侨发起募捐，支持祖国各地革命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泉州籍华侨慷慨捐输，菲律宾的陈清源、杨嘉种、陈三多、林为亨等人捐献巨款，史国铨、谢应寅等筹募成绩蜚然，马来亚沈鸿柏募捐10余万叻币。
二、参加讨袁护国
民国2年（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翌年，孙中山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先后派人到南洋各地募集革命经费，泉州籍华侨纷纷捐款；陈允洛奉缅甸中华革命党支部之命，携款返回厦门，作讨袁活动开支；孙中山委任泉州归侨叶青眼为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民国5年4～5月，福建各地组织讨袁护国军，发动武装起义，泉州不少华侨、归侨、侨眷参加起义活动，骨干中籍贯泉州的有许卓然、傅无闷、傅维彬、王泉笙、黄中流等，非泉州籍华侨、归侨有陈清机、吴昆元、吴瑞玉、桂华山等，吴瑞玉从南安率部进攻泉州城途中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参与起义的骨干多数被迫避往国外。
三、参加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期间，泉州籍华侨积极捐款援助北伐，有一些华侨回国参加北伐。河市人王济弱民国15年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从事北伐后勤工作。新加坡归侨粘文华（市区人），同年初被选为厦门店员工会理事长、厦门总工会组织委员，发动工人迎接、援助北伐军。同年11月，北伐军到泉州，一些华侨随军到泉州开展革命工作，新加坡归侨余佩皋（江苏人）任晋江妇女解放协会主任，归侨辜仲钊任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农工指导员，一些泉州籍华侨参加北伐军海外北伐工作团、华侨特别宣传队随军北伐。
四、参加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一些泉州籍归侨成为泉州地区土地革命斗争的骨干。粘文华在民国1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厦门店员支部书记、厦门市委书记、泉州特别支部书记、福建省委特派员、安南永德边区红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在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市区人），民国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泉州特别支部宣传委员，编辑出版《农民报》；在泉州坚持革命工作的闽南籍归侨还有许立、洪雪立、柯竹山、辜仲钊等。
五、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支援祖国抗日
1928年，日军制造“五卅”济南惨案，东南亚各国华侨声讨日军暴行，筹款赈济受害者。沈鸿柏在马六甲倡组筹赈会，筹款叻币20余万元；东海人庄明理任印尼民礼华侨筹赈赈济南惨案救济会募捐委员、锄奸团副团长。“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筹募捐款捐助航空救国。陈三多、王泉笙参加菲律宾华侨联合会、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任要职；市区人谢应寅任华侨救国联合会、中国航空救国协会马尼拉分会职员和特别募捐员，成绩突出。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底，王泉笙、陈三多参与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任常委、副主席；罗溪人尤鸿源参与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总）会（简称“店救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菲律宾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壮烈牺牲；马甲人杜兴侨“七七”事变时读高小，义卖面包，所得全部交中国驻菲领事馆汇回祖国慰劳前线将士，菲律宾沦陷后被捕成仁；抗日牺牲的泉州籍华侨还有杨威（江南人）、傅三侬、万善宗（城东人）等多人。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王泉笙、陈三多任常务委员，南洋各埠华侨还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简称“南洋民先”），在新加坡设总部，在马来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印尼成立6个分队，市区人张楚琨任南洋民先宣传部长，市区人李文陵任南洋民先店员委员会主任，做了不少筹赈会难以进行的工作。庄明理历任槟城筹赈会募捐委员、副主席和汽车司机公会主席，负责募款和招募回国服务的南侨汽车机工；沈慕周任马六甲筹赈会常委兼宣传主任，马六甲沦陷后被捕牺牲，其弟沈幕羽出任马六甲华侨青年战时服务团团长；江南人傅维丹任三发筹赈会募捐委员、第二届主席；浮桥人吴志满参与泗水筹赈活动，资助抗日救亡团体读书会、救亡会，鼓励和支持不少华侨青年回国投奔延安，募款为八路军购置医疗设备和药品，印尼沦陷后在经济上支持华侨地下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
（二）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热血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从菲律宾回国投奔延安的泉州籍华侨有李烈、王唯真、吴一舟、杨志民等，从新加坡、印尼、缅甸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和抗日工作的泉州籍华侨有粘文华、蒋金钗、许金荣等多人，有一些泉州籍华侨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有的参加国民政府其他抗日部队；庄明理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后，任驻滇缅公路代表、南侨总会驻渝代表，参加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陪同陈嘉庚到福建考察慰问，还发动华侨集资在重庆兴办中国电化厂，协助解决抗战军需。
六、支援解放战争
（一）声援国内政治斗争
1946年，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南方总支部在南洋派驻代表，发展组织，声援祖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张楚琨参加组建民盟新加坡分部，任主任委员；庄明理在重庆加入民盟，南渡途中经香港时在《华商报》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罪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抵槟城后任民盟槟城分部副主委，出任机关报《商业日报》社长，又是《现代日报》主要负责人，发表大量反独裁、反内战文章。同年9月11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表致美国总统的通电，谴责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发动内战，中国国民党在南洋掀起反陈嘉庚浪潮；9月24日，民盟槟城分部联合102个侨团召开拥陈大会；9月27日，民盟新加坡分部联合216个侨团召开拥陈大会，通过拥陈宣言；10月27日，成立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张楚琨参加民联会领导工作；11月21日，张楚琨参与创办《南侨日报》，出任总经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给该报高度评价。同时，一些泉州籍华侨、归侨提供家乡共产党游击队及中共地下组织经费，如新加坡、马来亚华侨张殊明、庄明恩（两人均市区人）和旅居香港的归侨王雨亭等人。
（二）回国参加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
解放战争中，一些泉州籍华侨回国到解放区，或在闽、粤两省游击区参加解放军或游击队。从菲律宾回国的有吴锦南、魏振奋、陈顺、沈福水、杜金枝等多人，陈顺任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晋江大队负责人，参加解放泉州城及附近地区的一系列战斗；印尼华侨傅维葵（市区人）长期在晋（江）、南（安）、同（安）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参加过中共闽中地委重建安南永德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闽中）南安县工委书记、晋南同游击队教导员，参加和平解放南安县城的谈判及接管工作。1949年5月，庄明理、张殊明陪同陈嘉庚回国，会同在北京的王雨亭、司马文森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
第二节 投资办企业
清末，华侨在泉州投资的企业有10多家，金额20余万银元。除黄奕住（南安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投资创办泉州清源种茶公司外，均投资金融业、商业。民国时期，华侨投资近1000家，投入资金总额440万余元，其中房地产业180余万元、商业110多万元、金融业80多万元、交通运输业35多万元、工业20多万元。至民国38年（1949年）初，除房地产业外，剩下侨批业20家，资本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工商业33家，资本50多万元。
1949年10月起，华侨继续在泉州投资。1952年，福建省设立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向华侨募股。1956年，泉州市有华侨、归侨、侨眷企业63家（不包括侨批业），侨资总金额53.7万余元，全部参加公私合营。至1967年6月，泉州籍华侨投资福建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约280万元。1967年7月，省华侨投资公司停止募股。1980年，华侨投资重新恢复。19801992年，以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为主体的外商，投资设立530家企业（包括市直企业，下同），合同外资4.6亿美元。
一、投资办工业
民国2年，归侨李丹臣（市区人）与地方绅商谢俊英、董福禾及台湾富商林菽臧等人，创办泉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民国21年由他人承顶，改组为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侨资占87％）。民国16～26年，华侨在泉州投资创办泉州民生布厂、泉州方圆机械厂、泉州华丰公司碾米厂、晋江进化酱油厂等7家工厂。抗日战争期间，缅甸归国华侨集资创立泉州缅甸归侨工业社，马来亚归侨朱丰华创办泉州泉泰（食品）厂。抗战胜利后，菲律宾华侨蔡培缠投资创立泉厦制冰厂（解放后并入泉州冷冻厂）。1949年10月至1951年9月，泉州新创办的重要华侨投资工业企业有3家。
1951年12月起，泉州接受一批新加坡、马来亚难侨。为安置归侨，泉州市民政科与归国华侨联合会向归侨、侨眷募集游资和华侨汇款，创办泉州南侨墨水厂、泉州归侨缝纫服务部等6家工厂。1952年起，华侨投资集中投向省华侨投资公司，由公司拨款365.9万元在泉州建泉州糖厂、泉州源和堂蜜饯厂、泉州乳品厂。1979年起，华侨投资创办企业进入新时期。至1992年，先后创办对外装配加工厂130多家，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近500家。二、投资办交通运输业
民国8年，旅日华侨陈清机集资75万银元创办泉安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初设安海，后迁泉州城。至民国22年，华侨王辟尘、吴记藿、王尚玉、黄元岫等人集资，在泉州城设立泉兴、泉洛、泉秀、泉溪、泉永德等汽车公司。厦门沦陷后，厦门航政办事处迁址泉州，印尼归侨黄钦书（南安人）在厦门投资创办的海通船务公司随迁泉州。民国29年5月，菲律宾华侨陈丕种等人向菲律宾大来、昌兴公司承租总统号、皇后号意大利邮轮，开辟菲律宾一上海一泉州航线，在泉州设立办事处。此后，华侨在泉州创办闽通轮船公司，有轮船凯旋号、凯歌号。民国33年2月，陈嘉庚、陈六使、陈济民与李光前、叶道渊、刘梧桐等华侨与地方人士在泉州成立华侨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战后迁址厦门。
解放后，有5户归侨投资汽车运输业，加上原有侨办汽车公司及归侨个体运输业，共有汽车30辆，组成汽车运输联营处、泉州支前汽车运输大队。1952年冬，归侨个体汽车业组成南侨汽车运输公司。翌年，该公司申请公私合营，并入国营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1954年，其他各侨办汽车公司并入泉安公司，组成公私合营泉州汽车公司，1956年与侨办航运业一起转为国营。1980年后，允许华侨、港澳同胞投资交通运输业，泉州建立3家华侨、港澳同胞投资的交通运输企业。三、投资办商业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三老向华侨、侨眷集资承顶泉州隆昌参药行（原为归侨创办），侨资占2/3；黄奕住投资创办泉州清源茶庄。民国时期，华侨在泉州城投资创立的重要商行有17家。
解放后，泉州市华侨、归侨、侨眷投资的商业资金少、规模小，35户总投资仅13.24万多元。1956～1979年，没有华侨投资商业。1980～1992年，鲤城区有2家华侨、港澳同胞投资的商业、服务业企业。
四、投资办金融业
当铺 民国初年，南安旅菲华侨陈光纯在泉州市区中山路设当铺。民国4年，晋江旅菲华侨庄天来投资15万银元，在泉州、厦门设立聚美当铺。民国12年，泉州聚美当铺关闭。
钱庄 泉州籍华侨投资旧式银业钱庄规模较大的多数在泉州城。资本10万银元以上的大型钱庄有明新（创办于清光绪末年）、永盛（创办于民国9年）、和泰（创办于民国21年）等3家，资本1万银元以上的中型钱庄有明德、万泰、大新、东泰、瑞美、泉南、和泰等7家。至民国27年，全部停业。
侨批业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以后，海禁松弛，解送侨信、侨汇的水客逐渐出现，至清后期，发展成独立行业，历称民信局、批信局、汇兑信号、侨批局，投资侨汇业的几乎都是华侨、侨眷。
五、投资办房地产业
清末，泉州城已有华侨投资房地产业。民国元年至16年，陈光纯及其长女陈慈义先后投资100多万银元，在泉州购建房屋140多幢，除20余幢自住和用于办学外，均出租或借给有关机关使用。民国14～26年，华侨投资泉州房地产业的资金100多万元，主要街道两旁的楼屋多数是华侨购建的。黄仲训在泉州市区新门街、中山中路、中山南路和万寿路购置房地产17处，在新门街兴建黄荣远堂大楼两幢；黄奕住购建房屋10余幢；陈清机建有楼房8幢；印尼华侨陈正宗在江南斗南村建楼房8座，同时在市区购建房屋。
厦门沦陷后，泉州成为华侨出入国的重要口岸，华侨投资房地产业明显增多。民国27～30年，华侨在泉州市区购建房地产达200余幢（处），其中最多的是日本归侨林清辉，自置房地产8处，与其兄弟合置房地产11处。旅日华侨周公甫、林庶明兄弟和旅菲华侨叶霜恩均在市区购建多幢楼屋。民国35～38年，华侨投资泉州市区房地产的较多，解放前华侨在泉州市区的569幢房屋多数是在这一时期购建的，其中菲律宾华侨许志水购建房屋12幢。
解放后，华侨在泉州市区建房，部分家属自住，部分出租。1958年，泉州市区华侨购建的179幢房屋，用于出租的有114幢。至1984年，泉州市区有华侨私房1040多幢，其中出租、出借的790多幢，占总数的79％。1984年以后，华侨投资鲤城区房地产业遍及城乡各地，新建、翻建的房屋除自住外，大量用作厂房或出租。1988～1992年，华侨在鲤城区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有13家。
六、投资办其他行业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侨投资创办泉州清源种茶公司，民国6年荒废。民国17年，新加坡华侨庄汉民在泉州市区创办《民众报》半月刊。1952年，印尼华侨陈丕碰在江南玉霞庄庵山投资3万元创办庄庵果林场，种植各种果木。50年代中期，印尼华侨陈启紫向华侨、归侨、侨眷募集资金16万元，创办泉州侨光影剧院；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拨款43.6万元创办泉州捕捞队。1980～1992年，华侨在鲤城区投资设立外商畜牧企业4家。
第三节 捐资办公益事业
一、捐资办教育事业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南安金淘菲律宾华侨杨肇基捐资在泉州市区南街建学馆；南安官桥菲律宾华侨蔡启昌捐资修建泉州文庙、考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印尼华侨蒋报企等人集资在树兜村创办明新学校；菲律宾华侨杨滋厚、杨振胜等捐资在江南亭店创办紫兰学校。光绪三十四年，南安菲律宾华侨李耀垣和永春马来亚华侨郑成快捐资在泉州培元中学建校舍，李耀垣还赞助创办佩实学校。至清末，泉州侨办、侨助学校城内有培英女中和培元、培英、西隅、育秀、小山等小学，郊区有河市的奎峰、暗林的丰山、罗溪的金溪、北峰的招贤等小学。
民国元年（1912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泉州新办的侨办、侨助中等学校有泉中中学、泉州华侨女子公学、嘉福职业女校、泉州启明中学、泉州南华中学、明新初级师范、泉州女子职业学校、泉州启明女校、泉州佩实女中、泉州女子师范、泉州西隅初级师范、泉州道南师范、泉州华侨初级女子师范、泉州黎明高中、泉州平民中学（后改为泉州民生农校）、泉州晦鸣初级中学、泉州昭昧国学专科学校，小学有城内的平民、晋光、新隅、闽南（今升文），浮桥的新华、高山，北峰的西山（后易称碧山、碧峰），江南的古圳、紫亭、华岩，河市的凤栖，涂门外的淮圃。同时还捐资办幼稚（儿）园。抗日战争爆发至民国31年，新的侨办学校有东海的山后小学、北峰的碧峰小学后西埔分校（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部分小学如紫兰、紫亭、明新、高山、古圳等合并或并入其他小学。中学由政府救侨会按月补助，大多数得以续办。抗战胜利后，侨汇复通，泉州华侨除恢复停办的学校外，以菲律宾华侨为主，创办泉州凌霄初级中学、泉州西隅初级中学、东海法石清伦小学和城东桥南小学；培元二校（泉州市委党校内）、培元三校（现泉州附小）、凤栖学校等均新建校舍。
清末至民国38年8月，华侨捐资泉州教育事业总金额折合人民币160.2万元，先后创办、助办学校56所，其中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21所、小学30所、幼儿园5所。大部分侨办、侨助中等学校维持时间不长。至泉州解放前夕，侨办中学有凌霄中学、西隅中学2所，侨助中等学校有培元、培英、泉中、晦鸣、民生农校等5所，侨办、侨助小学剩23所。
解放初期，东南亚多数国家严格控制华侨汇款，侨办学校经费拮据，侨助学校大多数经费断绝，政府接办一些学校，改为公办侨助，同时合并一些学校。至1954年仅有侨办，侨助中学4所、小学12所。1956～～1962年，全面贯彻华侨政策，华侨捐资新办青年文化补习学校和华侨中级文化补习学校（后两校合并为华侨中学）、明新中学、东海华侨农业中学和鲤北民办小学等；李光前捐资90万元给华侨大学作建校基金，捐300万元给全国侨联在华侨大学建陈嘉庚纪念堂。至1966年，华侨捐资教育事业总金额达491.5万元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中，侨办、侨助学校经费来源减少，至1978年华侨捐资教育事业总金额仅27.6万元人民币，大部分是1975年中菲建交后菲律宾华侨捐赠的。1978年以后，华侨捐资办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1981年，华侨捐资教育事业总金额约100万元，1982～1984年增至350多万元，平均年递增83％。1985～1987年总金额达1954万元。1988～1992年，总金额9485万元，年均近2000万元。
1992年，鲤城区范围内有各类侨建、侨助学校（包括幼儿园）140所，占全区各类学校总数的62.7％。同时，华侨捐资建立教育基金会24个，基金4500多万元，基金在百万元以上的有仰恩基金会、华侨大学基金会、泉州贤銮福利基金会、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泉州满堂红教育基金会、泉州一中奖教奖学基金会、菲华福利大厦、吕志明教育基金会。接受捐资1000万元（含物资折款，下同）以上的有泉州仰恩大学、华侨大学、泉州黎明职业大学；700万元以上的有泉州满堂红中学、泉州一中；300万元以上的有泉州培元中学；200万元以上的有泉州五中、泉州六中、罗溪中学；100万元以上的有泉州传春幼儿园、江南古店惠群小学。
二、捐资办文化体育事业
清末，已有华侨捐资修缮泉州文化古迹、寺庙，著名的有曾天眷、李功藏等。民国期间，华侨捐资修古迹、寺庙的渐多，著名的有黄奕住、黄仲训捐资修缮泉州开元寺殿宇和东西塔。民国9年，华侨集资在培元中学建5层的图书楼，国内外校友纷纷捐献书籍。至30年代中期，拥有上万册图书。
1950～1977年，华侨对文化事业的捐资数额不大，只资助《乡讯》办报经费，建学校图书馆室、运动场，修缮文物古迹，较大项目是助建华侨大学运动场。1978年以后，华侨捐资文化事业的金额逐年增多。初期向剧团、电影公司、文化馆、文化宫、广播台（站）、农村文化站等文化事业单位和寺庙捐赠物资、器材、车辆，捐款维修戏院、文物古迹，捐资创办《泉州侨乡科技报》，赞助《温陵乡讯》经费。至1986年，华侨捐资文化事业的金额年均40多万元，其中开元寺共接受捐资100多万元。
1987年起，华侨捐资文化事业的金额急剧增多。至1992年总金额达2878万元（未包括侨办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和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年均达479.7万元。主要项目有泉州市图书馆、华侨大学总图书馆、泉州一中成功图书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退（离）休教师之家、泉州市少年官、仰恩体育馆、泉州六中菲友体育馆、华大体育场、泉州侨乡体育馆、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宿燕寺、天后宫、铜佛寺、通淮庙、海印寺、谯楼、天莲寺、富美宫、慕西寺、释迦寺、同莲寺、少林寺、一峰寺、花桥宫；其他项目有修祠堂，建历史名人纪念馆，建老年人活动中心，共近百处。鲤城区范围内各剧团、南音团体还得到不少华侨捐资赞助，接受大量电视机、录音机、电子游戏机、幻灯机、复印机、打字机、扩音器、音响等设备。
三、捐资办医疗卫生事业
清光绪四年（1878年），华侨捐助设立泉郡施药局，赠送各种名贵药材羚茸、犀角、肉桂等，捐款资助常年经费。清末，施药局扩办为泉州花桥善举公所，向华侨劝募经费，增办义诊、施棺、度岁、平粜和灾害紧急救济等项。
民国6年，泉州惠世医院院长英国人满约翰赴菲律宾募捐，修建楼房1幢。民国19年，归侨何大年在泉州市区创办永惠医院，获得华侨赞助。民国24年，惠世医院院长英国人锡鸿恩再次赴菲募捐，兴建李楼，设特等病房、门诊部、办公室。
1950～1966年，华侨向市区各医院和郊区卫生院赠送医疗器材、病床和药物，捐建院舍，较具规模的有泉州市人民医院玉仁楼。1967～1978年，仅有零星捐赠。1979年，晋江华侨蔡琼霞捐资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建5层的爱国楼。翌年，华侨捐资25万元助建泉州市中医院院舍。1980～1985年，华侨捐资建虹山卫生院，修建东海卫生院，在不少侨村设立医疗站（所）。泉州市各医疗机构还接受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和医疗设备。
1986～1992年，华侨捐资鲤城医疗卫生事业总金额1894.6万余元，年均270万余元，主要项目有泉州市中医院友玉科学楼、福建医大附属二院高维珊楼和高维珊福利基金会、碧霞楼、泉州市第一医院宝莲楼、泉州儿童医院、明新华侨医院、东海卫生院、罗溪卫生院、花桥赠药义诊所、宿燕寺文莲施诊所，同时继续捐赠救护车和大量医疗设备。
四、捐资办其他公益事业
（一）修桥造路
民国初年，菲律宾华侨集资襄助建泉州南门顺洲桥。民国19年前后，黄奕住、杨嘉种捐资助修泉州顺济桥，有些华侨助修泉州城乡路桥。解放后，不少泉州籍华侨助修家乡村间的板车路、机耕路。1979年以后，较大项目有：东海石头街和园鹿村的石板路，罗溪岭头至五琪珑3公里的公路，马甲仰恩桥、祥贤桥，浮桥新步村口3公里长的新步大路，浮桥通往南安的繁荣大道，还有亭店、古店、招集、招联、淮口、杏岭、后坑、柏山、曾林、华星、火炬、乌石、井尾、灯星等村路和华侨新村道路。
（二）工农业建设
1956年，北峰石塘前侨眷将节余的侨汇款1万多元捐献给合作社购抽水机、建猪舍和厕所。1956～1959年，华侨捐赠江南公社各大队抽水机10多台。1960～1962年，何瑶焜、吴家碧等在海外购买大量化肥、尿素寄赠家乡。1964年，华侨捐资近4万元用于各侨村建抽水机站。1966年，江南华侨捐资在火炬大队建碾米厂厂房和购买联合碾米机；浮桥华侨捐资作新步大队用电设备基金，提供村中农业中学、小学、幼儿园和队办工厂用电；何瑶焜捐建东海法石大队美山仓库。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侨捐资工农业建设有所减少，较具规模的有在北峰招集大队围溪造田，架电照明。1979～1982年，华侨捐资为浮桥的新步、延陵，罗溪的五琪珑、前溪，马甲的新建等10多个大队和自然村架电照明，在罗溪兴修水利，在浮桥黄石大队建丁字坝围江造田。1980～1984年，华侨捐款35万元兴办星光茶果场，开荒种茶果200多亩，建造茶叶加工厂；浮桥华侨在金浦、黄石村架电照明。1985～1986年，侨胞捐资在罗溪的后溪、三全、垵内，江南的小锦田和北峰的石坑等村架电照明；马甲侨胞吴庆星在家乡山边村建果林场，收入用于村中办学和福利事业。此外，还有一些华侨向家乡村委会捐赠拖拉机和农用车辆。
（三）侨联会所建设
民国元年，印尼华侨蒋报策捐资在新门街建立泉州华侨公会会所，公会的大项用途向华侨募捐。
解放初至1966年，泉州市各侨联接受捐资10多万元，主要项目有建晋江地区侨联会所、罗溪侨联会所，筹建泉州市侨联会所。1979年以后，华侨向侨联捐资、赠物数量迅速增多，主要项目有建泉州侨联大厦、罗溪侨联大厦和浮桥、江南、马甲、东海、临江等乡镇（街道）侨联会所。鲤城区侨联接受捐款、赠物最多，其中侨联大厦基建款34.7万多元，汽车11辆，大厦内部设备如空调机、彩电、电话基本上由华侨赠送。各乡镇（街道）侨联也接受大量款物，其中汽车就有30余部。
（四）慈善事业
民国14年，泉州开元慈儿院（后改开元儿童教养院）首任院长转道和归侨叶青眼到海外筹募建院经费，得到华侨支持。新加坡、马六甲、仰光相继成立董事会，槟城设立赞助委员会，陈嘉庚每年拨款补助；泗水归侨名医王振邦假泉州开元寺设诊所，收入全部捐给该院；胡文虎（永定人）独资在慈儿院捐建工场楼；菲律宾华侨吴记藿从汽车公司股份中拨出3.5万元作慈善基金，给开元慈儿院、温陵妇人养老院和花桥善举公所各1万元，泉州养老院5000元；南安华侨李功藏、李耀垣对开元慈儿院和养老院、花桥善举公所捐输颇多。民国24年，华侨李汝晋捐资建造平民救济院东较场千福堂院舍，院长叶青眼又向华侨汪振文、苏合南和陈华宾（女）募捐2000余元，续建一列院舍。
1950年，开元儿童教养院海外院友开始纷纷汇款捐助。60年代，儿童教养院改为全日制小学，海外院友仍时有捐输。80年代后，泉州老人福利院、泉州儿童福利基金会、双阳儿童福利基金会等均接受华侨捐款赠物。
（五）赈灾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马尼拉中华商会募捐银元1.67万元，赈济泉州水灾。光绪三十四年，再赈泉州水灾银元6620元。清末至民国初，马六甲华侨沈鸿柏、邱仰峰捐棺木给泉州开元寺，用于收埋因灾害、瘟疫、贫困死亡的人，沈氏一次即捐棺木50具。民国13年，福建水灾，越南南圻中华总商会发动助赈，分配给晋江县800元。民国24年，马尼拉中华商会赈济泉州水灾9000元，缅甸华侨陈良粮捐巨款在泉州施赈。民国24年前后，旅菲华侨吴金鼎（晋江人）配制三圣丹、独胜散、百草回生丹，寄赠泉州各慈善机构，救治鼠疫、霍乱、痢疾患者。民国36年，闽粤发生粮荒，旅越华侨救济乡灾委员会募集大米5750包，拨给晋江县500包。1949年10月以后，华侨对泉州的赈灾活动及对贫困户的捐助，多系直接汇款家乡故里，难以统计。
第四节 侨汇
清末至民国前期，泉州侨汇主要来源于菲律宾华侨。厦门沦陷后，大量侨汇汇入泉州承转，泉州成为闽南侨汇中心，这期间的侨汇主要由马来亚（含新加坡）汇入，约占总侨汇金额的7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侨汇断绝，只有泰国、越南的少量侨汇汇入。民国31年（1942年），中国银行开办侨汇业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地的侨汇辗转汇入泉州。抗日战争胜利后，侨汇逐渐恢复。至民国38年，菲律宾侨汇占侨汇总额60％。
1950～1966年，菲律宾侨汇最多，其余依次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泰国、美国。1967～1983年，侨汇多寡依次为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1984年以后，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多，次为菲律宾、印尼、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缅甸。
侨汇用途以赡家居多，各年度均在70％以上，其次用于建筑（参见《金融》卷第六章）。
第五节 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与经济建设
一、参与政权建设
解放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都有归侨代表、委员，有的还担任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在领导岗位上，他们发挥才干、竭尽心力，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卓越贡献。
马来西亚归侨庄明理，1949年5月回国。历任中央侨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副主任、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侨联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新加坡归侨张楚琨，1950年回国。历任中侨委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新加坡归侨张殊明，1949年5月回国。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侨委委员、全国侨联常委。
新加坡归侨粘文华，历任厦门市总工会主席、福建省总工会副主席，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监察委员，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
菲律宾归侨王雨亭，1949年回国。历任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侨委委员兼副司长、全国侨联秘书长、全国人大侨委委员、省侨联副主席。
印尼归侨陈启紫（江南人），1953年回国。历任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常务董事兼晋江地区募股委员会主任、晋江县侨联主席、晋江专区侨联主席、晋江县副县长、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常委。
印尼归侨傅维丹，1957年回国。历任泉州市政协副主席、泉州市侨联主席、晋江专区侨联主席，第三、第五届省人大代表，第五届省人大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
印尼归侨吴序良（浮桥人），历任泉州市侨联主席、鲤城区侨联主席、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晋江地区侨联常委、泉州市（升格后）侨联副主席、省侨联副主席。
王济弱，曾侨居马来西亚、泰国、印尼，1952年回国。历任泉州市侨联副主席、鲤城区政协常委、鲤城区侨联副主席、致公党泉州市委员会主委、泉州市（升格后）政协常委、侨联常委。
参加泉州市政权建设的外县籍归侨有：菲律宾归侨王今生，曾任泉州市（县级）市长、泉州市（县级）政协副主席、中共泉州市委副书记；菲律宾归侨沈慧，曾任泉州市（县级）妇联主任、中共泉州市委常委、中共晋江地委委员兼统战部长、晋江地区行署副专员、泉州市（升格后）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印尼归侨吕敦村，曾任泉州市（县级）侨联主席，省侨联副主席、全国侨联常委、泉州市（升格后）侨联主席、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菲律宾归侨陈汉泽，曾任泉州市（县级）侨联副主席、晋江专署侨务局长、泉州市（县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泉州市（县级）政协副主席、鲤城区政协副主席。
改革开放后，新选拔任地区（市）、市（区）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鲤城籍归侨有：吴秀莲，浮桥人，印尼归侨，历任泉州市（县级）副市长、泉州市（县级）财政局副局长；林玉莲，印尼归侨，历任德化县副县长、致公党泉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侨委委员；陈振亚，市区人，印尼归侨，曾任泉州市侨办副主任；李欲曦，市区人，菲律宾归侨，历任泉州市（县级）侨办副主任、泉州市（县级）人大常委，泉州市（县级）人大侨委副主任、主任；郭景仁，印尼归侨，任泉州市（升格后）侨联副主席、泉州市（升格后）侨办副主任；吴金炎，江南人，印尼归侨，历任鲤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鲤城区政协副主席、鲤城区侨联主席、致公党泉州市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委员；黄邦杰，菲律宾归侨，历任鲤城区侨办主任、鲤城区政协副主席。
二、参加经济建设
泉州归侨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进行创造性劳动。马来西亚归侨林赞成，泉州石油公司驾驶员，1983年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被评为全国石油化工系统劳动模范，1987年5月安全行车200万公里，获交通部安全行车特级奖；获省、地（市）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奖的有泉州市蔬菜公司吴家栋、泉州盐业公司王金土、福建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郭荣华、晋江地区农机公司陈启荣、泉州双阳华侨农场庄业冠。
三、从事科教文卫事业
泉州归侨人才辈出，在科技文卫各个领域上都有突出成就，为国家争得荣誉。化学家庄长恭，市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民国37年（1948年）被评为中国研究院首批院士，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常委，主要从事甾类化合物和生物碱结构研究；胶体化学家、海洋化学家李法西，浮桥人，1950年回国，从事胶体与表面化学研究，1960年以后成为中国海洋化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历任厦门大学科研处处长、海洋系副主任、华东热带海洋研究所海洋化学研究室主任、亚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中国海洋学会秘书长、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兼任国家科委海洋化学组组长；物理学家谢希德（女），市区人，1952年回国，为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著有《半导体物理》、《固体物理》，曾任国外6家著名科学杂志顾问、编委，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主席团成员、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市政协主席和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光学专家赖爱光，泉州人，印尼侨生，为福建省光学研究所总工程师，历任所长、省科技协会第三届会长、中国光学会多届理事，主持研制成功光学镜头和光学仪器160多种，其中5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少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奖、福建省科技进步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石油化工专家陈祖庇，江南人，出生于菲律宾，1955年大学毕业后回国任中国石油化工科研院副总工程师，获国务院颁发的对国家科学有突出贡献奖。
作家司马文森，市区人，菲律宾归侨，1950年在香港发起成立香港电影协会，1952年起历任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执委兼机关刊物《作品》主编、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作品有《火凤凰》、《南海渔歌》、《侨乡》以及长篇小说《风雨桐江》；史志学家、考古学家庄为玑，市区人，新加坡归侨，1950年后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方志学、考古学、海外交通史研究，编撰《晋江新志》、《古刺桐港》等8部专著，发表100多篇论文；历史学家黄侯兴，泉州人，民国37年由印尼回国，任郭沫若故居展览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秘书长、《郭沫若研究》丛刊副主编，撰写出版《郭沫若的文学道路》等6部专著，在国内外文学杂志发表《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等论文；邮票设计家万维生，市区人，出生于日本神户，少年返乡就学，所设计的儿童题材邮票《儿童生活》、《咕咚》深受欢迎，邮票《北京风光》获建国三十年最佳邮票奖。
林丰玉，泉州人，印尼侨生，1957年回国，历任福建省羽毛球队教练、辽宁省羽毛球队总教练、亚洲羽毛球协会教练委员会主席；杨人遂，泉州人，出生于马来亚，解放初在泉州工作，羽毛球运动员；林建成，泉州市区人，出生于印尼，1950年回国，羽毛球运动员；陈天龙，泉州市区人，印尼侨生，羽毛球运动员。
1983年1月，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召开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泉州获先进个人的有吴锦章、蔡淑莲（女）、张宋来、林开源、蔡大堂、郭景仁、陈国样、郭景云、陈素珍、王文泰。1985年，获晋江地区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有陈国祥、游英华、黄启泽、廖昆殿、陈清玉、黄悦祥、奚培根、林亚法、杜克信、谢德宗、邹国英、吴从意。1989年，获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称号的有张瑞庆；获省、市优秀的有蔡大堂、王怀晖、许奋祥、黄悦祥、张瑞庆。
第四章 侨乡
第一节 分布
鲤城区为福建省重点侨乡，除河市镇、城东镇和清源农场为一般侨乡外，其他乡镇、街道、农场均为重点侨乡，重点侨村（居委会）分布广泛。
第二节 重点侨乡
一、泉州旧城区
有临江、海滨、鲤中、开元4个街道，面积9平方公里，1992年人口17.2万多人，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眷属占75％；旅居国外的乡亲逾12万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地区，主要是菲律宾、印尼、美国，次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再次为日本和南美洲、西欧、南太平洋区域的一些国家、地区。
从清代后期起，华侨开始在城区捐资兴学，修葺古迹寺庙，设立慈善机构。解放后，捐资额有较大增长。1980～1992年，海外乡亲捐资城区各项公益事业总金额达7100余万元，多数用于改善教育、医疗卫生设施和修复古迹。
清末，华侨开始投资工商业，但因社会制度制约，发展缓慢。解放后，华侨投资促进旧城区经济发展，但由于底子薄弱，至1978年旧城区仍属消费型，只有少数小型工厂。改革开放后，旧城区开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1986年，大部分国营企业调归升格的泉州市，旧城区只有为数不多的街道、外商投资企业。1986年后，外商大量投资，经济获长足发展。1992年，各街道国民生产总值均上亿元，4个街道工业总产值达8.89亿多元，其中鲤中街道3.32亿多元，居全省街道工业第一位。
二、新城区
有泉秀、丰泽、东湖3个街道，面积10.6平方公里，1992年人口2万多人，归侨、侨眷占70％以上；居住国外的乡亲有3万多人，分布在菲律宾、印尼、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泰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地区。
海外乡亲倾注大量资金于新城区各项公益事业。1980年以来，乡亲捐资区域内各项公益事业的总金额达5000万元以上。至1992年，区域内已建成泉州市图书馆、泉州侨联大厦、退（离）休教师之家；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东湖公园也获海外乡亲捐资100多万元；华侨捐建的大型项目还有泉州儿童医院、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侨乡体育中心、泉州少林寺。
新城区地处泉州市东南沿海交通要冲，区域内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东湖公园、灵山圣墓、东禅少林寺等文化旅游设施和文物古迹，商厦和新村楼群鳞次栉比。
三、浮桥镇
属泉州中心城区建设区范围，1992年有2.6万多人，归侨、侨眷占80％，其中归侨和直系侨眷7000余人；居住在国外的乡亲7.3万人，分布在五大洲30多个国家、地区，主要分布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美国、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浮桥镇为泉州蔬菜基地和龙眼生产基地，是福建省首批工业卫星镇和百强镇之一。全镇有4个工业小区，企业415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39家，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53亿多元。
浮桥镇海外乡亲热心家乡公益事业，1980年以来捐资浮桥镇公益事业近2200万元。全镇1所中学、14所小学、17所幼儿园的校舍，均由海外乡亲捐建；设有多个教育基金会，其中满堂红教育基金会基金额达400多万港元。海外乡亲还在浮桥镇修桥造路，建有全长10公里的高等级水泥路繁荣大道。
四、江南镇
属泉州中心城区建设区范围，1992年人口3.6万多人，归侨、侨眷占78％，其中归侨1310人，直系侨眷1.45万多人；有2万多乡亲分布在五大洲27个国家、地区，主要分布在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江南镇是泉州市区工业卫星镇，福建省百强镇和明星乡镇。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2.76亿多元，国民生产总值在鲤城区居第二位。全镇工业企业500多家，其中江南新城有外商投资企业38家。
1980～1992年，旅外乡亲捐资江南镇公益事业近1500万元，全镇2所中学（其中1所职业高中）、18所小学、24所幼儿园均为侨建、侨助学校。树兜村海外乡亲集资捐建设施完善的明新华侨医院。海外乡亲还捐资维修、扩建宿燕寺，在该寺设立施诊所。
五、北峰镇
属泉州中心城区建设区范围，1992年人口3.1万多人，归侨、侨眷占70％以上；旅居国外的乡亲逾2万人，分布在印尼、菲律宾、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瑞士等30多个国家、地区。
北峰镇是泉州市经济40强乡镇之一，有乡镇工业企业480家，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1.48亿多元。北部有国家重点风景区清源山，山下有5所省、市中等专业学校和海峡（180）医院。中外合资泉州第三水厂、22万伏的井山变电站、漳泉萧铁路泉州西站均在域内。
1950～1992年，旅外乡亲捐资该镇公益事业300多万元，用于捐建、助建中学、小学、幼儿园和道路建设、拉电照明。
六、东海镇
1992年人口2.6万多人，归侨、侨眷占70％以上；居住国外的乡亲1万多人，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日本、缅甸、越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地区。
东海镇是泉州市科技示范镇和位居前30位的经济强镇，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23亿元多，域内的后渚港是泉州主要港口之一。现有乡镇企业250家，外商投资企业25家。海外乡亲投资的东海滨城，将发展为滨海花园城市。
1950年以来，海外乡亲先后捐资东海镇公益事业400多万元，用于捐建、助建中学、小学、幼儿园、卫生院和道路建设，修缮海印寺，东海中学接受的捐款近100万元。旅外何氏乡亲还捐建贤銮福利大厦，至1992年已颁发5次奖教、奖学金。
七、罗溪镇
1992年人口5万多人，归侨、侨眷占80％以上；居住国外的乡亲有4.1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
罗溪镇人多、山多、耕地少，为典型的山区贫困侨乡。80年代，政府与侨胞共同建设该镇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创办65家工业企业。
1980～1992年，海外乡亲捐资罗溪各项公益事业1700多万元，捐建、助建2所中学（含虹山附中）、20所小学，修建道路，创办一系列文化娱乐、医疗、慈善设施。
八、马甲镇
1992年人口5万多人，归侨、侨眷2.5万多人，归侨数居鲤城区第三位。辖区内的双髻山为海内外乡亲的朝拜圣地，贞义坊为海外杜氏宗亲在家乡“根”的象征。
马甲镇人多地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80年代，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被省政府定为科技示范镇、优良畜牧品种试验区、农业大观园及农业高科技园区。园区以双髻山风景区、仰恩工程、乌潭水库为轴线，规划建设区域50～60平方公里。域内有外商投资企业8家、乡镇企业148家，形成针织、服装鞋帽、建材等11个门类的工业体系，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马甲镇海外乡亲捐建、助建仰恩大学1所、中学1所、小学24所、幼儿园15所，还捐建其他公益事业，1980～1992年捐资总金额达7000多万元。海外乡亲吴庆星投资2亿多元，创办集教育、科研、生产、旅游、渡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的农业高科技园区。
第五章 华侨事务
第一节 侨务机构
清末，泉州没有设置侨务行政机构。民国元年至27年（1912～1938年），福建暨南局在泉州设晋江分局（后改为泉永分局）。抗战期间，厦门侨务局迁泉州市区。
解放后，泉州市侨务行政由晋江专署侨务局（科）管辖，泉州市民政局（科）协助管理。1956年6月，设立泉州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科，1958年4月改称华侨事务局，主管侨务行政，兼管宗教事务。1960年3月，为安置印尼难侨，泉州市成立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侨务局。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局工作瘫痪。1971年2月，泉州市革命委员会政治组下设侨务组。1973年7月，撤销侨务组，改设外事组，主管统战、侨务、援外等工作。1978年3月，设立泉州市侨务办公室，外事组撤销。1982年5月，成立泉州落实华侨私房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侨房办）。1986年1月，市侨办改为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侨房办改称泉州市鲤城区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办公室。
第二节 保护华侨、侨眷权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派遣使臣往侨居国进行交涉和在侨居国设领事护侨。清末，在厦门设保商局、商务总会，行使保护归国华侨职能与管理闽南地区华侨出入国事宜。
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福建暨南局晋江分局派员巡视侨乡，奖励热心实业的华侨，安置被逐回国的华工，弹劾勒索华侨或护侨不力的官员。抗战时期，厦门侨务局迁设泉州的7年时间，打击乱收费，查处客栈诈骗华侨钱财，改善侨区征兵办法，保护侨汇，保护华侨产业，救济困难华侨，处理驻军截留归侨当兵和强占华侨房屋事件。
1951～1956年，专署侨务局（科）、泉州市民政局（科）联合处理解放前遗留的涉侨问题和土改遗留问题。市侨务局成立后，提前为21户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侨户改变成份。同时设信访员，处理华侨、归侨、侨眷来信来访。至1959年，地、市侨务局（科）和市民政局（科）、市侨联处理泉州市华侨、归侨、侨眷来信765件，接待来访4780人次，除当面解答外，共受理立案983件。1956年6月起，市侨务局在市侨联协助下，抓紧健全基层侨务工作机构，建立侨务工作委员会（1959年改为侨属工作小组），开展侨务工作，保护华侨、归侨、侨眷权益，化解涉及华侨、归侨、侨眷权益的纠纷。
1959年7月，中共泉州市委召开侨务工作会议，通过《公社化后若干侨务政策》的文件，对“大跃进”和公社化中占用华侨房屋、家具、侨汇和强迫投资、强迫捐献进行清退，一时难以退还的侨房改为订立租（借）契约。后又根据中侨委、省侨委指示精神全面退赔，被侵占的侨房、侨汇和其他财物大部分得到妥善处理。
1960～1963年，市侨务局收到来信947件，80％由侨务局直接办理或派员交涉处理，信访办结率95％。1964年和1965年，市侨务局分别接到来信212件和138件，信访量大幅度下降。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侨务部门保护华侨、侨眷权益常受到有关方面责难，部分信访件不能落实，办结率降至80％以下。“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工作瘫痪。
1978年泉州市侨务办公室恢复后，即恢复市、公社侨联和基层侨务小组。市侨办与市侨联建立联合信访组，信访工作与落实政策工作相结合，有效地保护华侨、侨眷权益。至1992年，为落实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对1956年改变成份未办手续及应改变未改变成份的194个侨户，给予办理改变成份手续，发给改变成份通知书；复查、平反归侨、侨眷“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215件，其中归侨82人、侨眷132人，清理归侨、侨眷档案，共清理出198人带有歧视性和不实之词的材料1782份；平反和纠正历史老案54件，解除党纪和行政处分9人，由法院宣判无罪29人，免予刑事处分6人，教育释放1人，撤销原判5人，减刑2人，定为错杀2人。
清理解放初华侨、归侨投资地方企业还本付息计人民币18.67万元；退还陈丕碰投资的江南玉霞庄庵果林场；华侨投资从业人员被辞退的，给予重新安置；清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代（统）管、挤占的华侨私房370户622幢10.23万平方米。同时，省政府拨专款80万元，建房安置应退还使用权的侨房住户，清退历年累欠侨户的租金，退还使用权的侨房35户4309平方米；退还农村中土改及历次政治运动中错没收的华侨私房产权和使用权55户8613平方米，退还城市中错没收的华侨私房产权29户22419平方米；清理退还45户被查抄的书籍、字画、契据和古董等1232件。
回收安置60年代初期被精简下放的归侨、侨眷职工226人，协助调查归侨、侨眷身份，出具证明由外地办理回收687人。办理已回收的归侨、侨眷职工“农转非”214人；协助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解决住房困难26户31人，培养入党46人，调整工作2人，解决夫妻分居32户，协助安排子女就业19人，提拔到县处级以上的6人、科级11人；调整和接受安置上山下乡归侨知青4户15人，其中“农转非”10人，安排工作5人，发给安置补助费1户3人；出具华侨、归侨子女升学证明951份，200多人照顾成绩被录取到高一级学校；为侨属子女出国留学提供咨询，出具培养费优惠照顾证明；对从鲤城区范围内各单位退休的4名原南侨技工服务团健在成员，按规定补发退休人员生活补助费至原工资的100％，对退休到外地及从外地退休返乡定居的原南侨技工居住确有困难的，联系有关单位协助解决。
第三节 沟通侨汇
清末和民国时期，泉州设有邮政局，管理民信局的侨汇经营。民国23年（1934年）12月，厦门侨务局成立，多方吁请有关当局保护侨汇，争取批信局在内地设分局，督促查办劫杀侨汇派送员和敲诈勒索华侨汇款案件，争取泉州各批信局在战时直接收发外洋批信。民国31年，又督促晋江县政府组成侨信审查委员会，疏解各批信局积压的侨汇。
解放后，争取、保护、沟通侨汇成为侨务部门重要的长期性工作。1953年3月，以中国银行为首组成清理委员会，对解放前银行和批信局未解付的侨汇和存款进行清理，合理解决遗留问题。泉州市侨务局（科）成立后，在全市发展侨乡服务员，人数最多达61人，宣传贯彻侨务政策，协助解决困难，代书和指导写好侨信，鼓励争取侨汇，代查侨汇断汇原因，代向海外解释误会争取复汇，开展争取投资、储蓄和其他宣传服务，为沟通、争取侨汇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起，专署侨务局（科）与有关部门互相配合，对侵吞、挪用、冒领、盗取和敲诈侨汇、走私套汇行为予以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严厉打击。与中国银行等单位联合组成泉州华侨新村筹建委员会、泉州市华侨建筑委员会，积极开展争取侨汇工作。市侨建会代侨户办理申请建房用地和建房手续；代办房屋设计，帮助掌握价格、用材预算和工程质量验收；代理签订建筑合同。建筑侨汇迅速增加，1965年市侨建会经手的侨建户就有420户（含修缮户），建筑面积24383平方米，总金额92.1万元。
1956年4月起，政府对华侨、侨眷进行特殊物资供应，开始时审批供应。1957年11月起实行限额照顾，凭侨汇多少供应，1959年10月改为凭侨汇票证扩大供应，降低侨汇商品价格。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国家允许华侨进口粮油食品和化肥，华侨多以物代汇，侨汇减少。1963年，市人委成立侨汇工作小组和侨汇物资管理组，开展争取侨汇专项工作，引导侨汇循正常汇路汇入，以物代汇大量减少，侨汇迅速回升，1965年和1966年创解放后侨汇数新纪录。1968年8月起，侨汇物资供应中断。
1978年，国家恢复侨汇留成和凭侨汇供应物资的做法，再创解放以来侨汇新纪录。嗣后，随着海外侨胞携款回乡旅游、探亲、投资的人数增加、外币黑市出现和物资市场开放，侨汇结汇数逐渐下降。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争取侨汇，开设外汇免税商店，侨汇商品实行优待价，开设外币存款专户，允许外汇进入调剂市场。
第四节 安置和救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泉州保侨救济会和晋江县政府均开展归侨、侨眷救济工作。民国31年（1942年）1月，县政府发放冬，给贫苦侨眷每人30元以下救济费，侨生免交学宿费，按名发给紧急救济金200元，给予泉州市区6所侨办、侨助学校（5所中学和开元儿童教养院）补助45850元；2月，福建省侨民紧急救济委员会发给晋江县23万元紧急救赈款，每户发20元；4月，在泉州城设立归侨接待站、侨民临时招待所，接待从南洋回国的难侨，每人每日发给膳宿费5元，对侨办慈善机构亦予补助；10月，省政府召开侨民生产建设会议，确定利用赈款和侨贷开展生产自救，泉州设晋江侨贷分会、归侨生产合作社晋江分社，省政府拨给晋江县侨贷272.5万元，其中农工商侨贷120万元，公典局资金60万元，侨眷生活贷款20万元，平粜40万元，晋江民生农校生产贷款2.5万元，归侨合作社资金30万元。泉州利用侨贷设立闽南侨眷卷烟手工业社、缅甸归侨工业生产合作社。同年，厦门侨务局对数万归国闽南籍难侨每人发给20～30元送回原籍，其后凡有证明文件的贫苦归侨到侨务局登记，都给予旅途救济费15～30元，至民国32年共接待经过泉州的侨民3356人。抗战胜利后，印尼发生战争，侨汇不通。民国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拨给福建省印尼华侨眷属赈济款2亿元，转拨晋江县200万元。
解放初，大量泉州籍华侨被新加坡、马来亚殖民当局驱逐出境。1951年12月，专署侨务局在泉州设立难侨招待所和接待站。1952年9月，又成立福建省归国难侨委员会晋江分会。至1955年，原籍泉州市的有59户228人，均由专署侨务局直接联系安置，多数安置在工厂、农场、商业、机关、学校，部分经技术、会计培训后安排工作，有的组织生产自救，少数回郊区原籍的都分得一份土地；由其他国家、地区返乡的泉州籍归侨尚有813人，亦得到妥善安置。同时发放难贫归侨生活救济款和受灾归侨、侨眷生产、生活救济款及归国华侨学生救济款等2万余元，提供无息和低息生产贷款近10万元。
1956年，市侨务局向572户难贫侨、贫困侨眷发放救济、救灾款7365元，提供贷款24032元。1957年后，贫困侨眷救济改由民政部门负责。1957～1959年，市侨务局计发放难贫侨生活和生产救济、侨生救济款2.9万元，安置归侨242人。
1960～1963年6月，泉州市共发放生产、生活补助款46.9万余元（不包括双阳华侨农场数字），接受安置归侨4860人（包括印尼难贫桥4812人），其中安置双阳华侨农场（由专署侨务局负责）2433人，泉州机砖厂（今泉州华侨塑料厂）444人，泉州汽车保修厂73人，其他工厂、事业单位30人，在大学、中专和中学就读1126人，其余安置在城区和近郊各公社；泉州市侨务局利用难贫侨生产补助款在泉州市区创办泉州归侨综合社（包括木箱厂、纸盒社和归侨塑料厂）、归侨染纸社、新侨餐室（后扩办为归侨饼干社）、归侨照相冲洗服务部；同时发动侨眷和宗教界人士集资，侨务局拨款支持，创办泉州市爱国针织厂。这些企业先后安置难贫归侨、侨眷400多人。
1963年7月至1965年，泉州市安置归侨218人，发放难贫侨生活、生产救济款2.82万余元。1966～1967年，泉州市安置印尼难侨3批257人在双阳华侨农场和华侨塑料厂。1978年4月，安置归侨200多人，大部分由市革委会补助回原籍，原籍市区的安置在省、市属归侨企业就业。1978年5～8月，泉州市接待二批越南难民，第一批546人安置在泉州华侨塑料厂，第二批500人安置在泉州双阳华侨农场。1979年，安置184人到泉州华侨塑料厂和双阳华侨农场。1980～1984年，安置数十名返乡定居的归侨。1984年下半年起，个别在侨居地无法居留的华侨，由国务院侨办或省侨办拨出专款在工作、住房等方面作一次性安置，解决他们生活、工作、居住方面的困难。
1978年5月至1992年，上级侨办共拨给鲤城区难贫侨经常性救济款6.72万元（其中无息生产贷款3万元），由鲤城区侨办对无经营能力的鳏寡孤独、病残老弱户予以定期救济，有一定经营能力户则予以一次性扶持，协助脱贫。至1991年，鲤城区原有贫困归侨1033户已有760户脱贫。90年代，鲤城区侨联每年从下属企业上缴的利润中拨出部分款项协助政府救济、扶持贫困归侨。
第五节 组织生产
1951年起，为发展侨乡经济，解决解放前遗留的归侨、侨眷无职业的问题，市民政局和市侨联发动归侨、侨眷利用闲余资金和闲置房屋创办小型工厂和手工生产合作社。1951～1954年，创办南侨墨水厂、缝纫服务部、南侨建筑营造厂、力生腊纸厂、南侨化工厂、华新砖瓦厂，投资16万元建造侨光影剧院，有70多名归侨、侨眷参加工作。1956年对私营企业改造，除侨光影剧院保留原名外，其他工商业并入泉州市公私合营文化用品厂、服装社、建筑社、砖瓦厂。
1957～1959年，归侨、侨眷创办清源茶园，11人到清源山开荒种茶，市侨务局拨出3000元补助生产，3484元作职工工资。同期，市侨务局发动创办纸盒加工厂、缝纫厂、木器厂、玩具厂，90多人参加生产；组织抽纱生产，有9名侨生和数十名侨眷参加。1960～1963年，工厂下马，闲散归侨、侨眷增加，市侨务局与市侨联发动归侨、侨眷建立自行车修配厂等5家归侨企业。
1978年后，泉州市侨办、侨联引进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创办泉州侨友针织厂、南侨织造厂、侨兴制衣工艺厂。1981年，发动归侨、侨眷利用闲余资金、闲散劳力、闲置房屋，创办乡镇（街道）企业、侨属企业。1984年以后，调整政策，允许华侨、华人赠送国内亲友2万元以下（1988年改为10万元以下）的小型生产设备免税进口。侨务部门大力推动该项工作，促进乡镇、街道企业蓬勃发展。1985～1986年，鲤城区引进境外小型生产设备90台（套），价值28.3万元；1987～1992年达到352台（套），价值376.9万元，充实157家侨属企业。1992年，鲤城区有侨属企业、归侨侨眷就业企业、侨联企业300多家。
第六节 鼓励投资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开始以官衔奖励捐资的华侨，嗣后对筹资回国投资的华侨也奖给官衔。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赏（奖）官衔至二品顶戴、盐运使、副将，不愿为官另予旌奖。菲律宾华侨杨嘉种曾受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赠匾嘉奖。
民国3年（1914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对捐资者发给金、银色褒章、匾额、大总统特定褒奖；捐输其他项目的另予奖励。印尼华侨蒋报和等人曾受奖，蒋报和并任国会华侨议员。民国时期，捐资在泉州城兴办学校受到奖励的有黄奕住、陈光纯（均系南安人）等多人。抗战爆发前，倡导捐资、投资获国民政府以职衔奖励的泉州籍华侨有万廷璧、王泉笙等多人，在泉州投资受奖励的华侨有吴记藿、陈清机等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泉州城设立晋江县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指导华侨投资。
解放后，政府号召归侨、侨眷积极投资，参加发展生产，恢复经济。1952～1966年，晋江专署和泉州市侨务部门鼓励华侨投股福建华侨投资公司。1979年后，泉州市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为前来投资的华侨铺路搭桥，介绍投资环境和项目，协助联系合作对象，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海外乡亲联谊、经贸活动提供信息资料，为华侨投资企业排优解难。1986～1990年，鲤城区侨办协助102家华侨投资企业申请办理享受减免税优惠待遇认可书。
第七节 捐资管理
解放后，地、市侨务局（科）将华侨捐资兴建的工程纳入侨汇建筑，对资金使用、建筑质量进行严格管理。华侨捐资兴办的学校，经费不足的还予固定补贴。1956年后，国务院、省人委、省侨委、省教育厅制定一系列鼓励华侨捐资的办法，奠定捐资管理的基础。奖励优待主要包括免费划拨基建用地，供应紧缺的建筑材料，降低建筑收费，大会、报刊表彰和树碑留名等。1960年起，个别地方出现通过侨眷或派人向华侨劝募的现象。1964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资公益事业问题的通知》，禁止强迫或变相强迫捐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捐资管理一度出现混乱现象，1978年恢复正常管理。1979年4月起，接受华侨捐款赠物的审批权收归省政府。1988年以后，接受捐款超过50万元的由地（市）人民政府审批，超过100万元的由省人民政府审批。1990年，鲤城区成立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领导小组，各乡镇、农场、街道成立相应机构，对一些存在问题的侨建工程限期责成责任者采取补救措施，加强跟踪监督，存在问题得以合理解决。
1985年、1987年、1991年，省政府三度颁发捐资办学奖章（金、银两种）、荣誉奖状和证书，泉州市人民政府亦三次颁发铜质奖章、荣誉奖状和证书。捐资鲤城区教育事业（含市直和华侨大学）获金质奖章的有12个团体和个人，获银质奖章的有9个团体和个人，获铜质奖章的有28个团体和个人。嗣后，鲤城区侨办、鲤城区教育局和华侨大学等单位又呈请省、市政府表彰1990～1992年在鲤城区捐资办学的华侨，获金质奖章的有19个团体和个人，银质奖章的有17个团体和个人，铜质奖的有10个团体和个人，获市捐资办学倡导奖的有2人。鲤城区政府还表彰捐资办学5万元以上的华侨，授予28个团体和个人捐资办学荣誉奖匾，授予16位华侨、归侨、侨眷捐资办学倡导奖。省侨办和省卫生厅也呈请省政府批准，依照捐资教育事业办法颁奖，捐资鲤城区各医疗机构获金质奖章的有7个团体和个人。
第八节 接待服务
民国27年（1938年），中南旅运社在泉州设立分社，为华侨提供接送、住宿、代办出入境证件等服务，泉州分社设立华侨招待所。泉州市区为华侨提供服务的还有交通旅社、三江旅社及一些船务公司。
1951年初，设立泉州华侨服务社（后易称华侨旅行社）。翌年在香港设联络处，在深圳、广州、汕头和晋江专区各县设办事处，提供食宿、旅游观光、寻找亲人、代办出入境签证、护送返乡出境等服务。1952～1955年，接待华侨2.2万多人。1956～1966年，接待4万多人，其中由泉州市侨务局和泉州市侨联接待的回国观光团团员有1279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待华侨工作一度停顿，1970年恢复接待。80年代初泉州市对外开放，华侨来泉州观光、旅游、探亲、洽谈贸易、考察投资环境的人数直线上升。为改善接待环境，泉州中旅社（泉州华侨旅行社）新的12层华侨大厦、金泉酒店、泉州侨联大厦、华侨之家、泉州酒店、刺桐饭店等一些高级宾馆先后落成。1980～1992年，鲤城区范围内各宾馆共接待华侨、华人100多万人次，仅泉州侨联大厦从1985年11月至1992年底就接待10万多人次。
相关地名
鲤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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