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基层治安
1951年7月，全市21个街、8个乡先后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各村设治保小组。12月，街、乡各增设公安员1名。治保会在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宣传和组织群众维护治安，防奸、防谍、防盗、防火，调解民事纠纷，监督改造被管制分子。1953年，全市共建立29个治保会、42个治保小组，成员260人。1958年，以生产大队（居委会）建立治保会，以生产队（居民组）建立治保小组。全市有54个治保会，成员471人，139个治保小组，成员526人。1962年11月，治保会除依法管制和监督管制“四类分子”外，并做好“四防”（防特、防盗、防火、防治安灾害事故），工作趋于规范化。“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治保会工作有所削弱。1979年，治保会基本完成监改工作后，主要职责为协助公安派出所制定、宣传和执行村（街）规民约，开展法制教育，做好“四防”，帮助教育改造失足青少年，协助公安机关打击现行犯罪活动。1980年，对治保会进行整顿调整。1981年，全市开展综合治理，普遍制定治安公约、乡规民约，以治保会为骨干成立治安联防组织，建立护街（村、厂）队，进行治安巡逻。1988年，建立区、乡（镇，场）、村（居委会）三级治安巡逻队42队，成员365人，协助公安机关查破刑事案件76起，查处治安案件204起，抓获违法犯罪381人，进行治安调解342起；4月，鲤城公安分局建立保安公司，为地方企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提供保安服务。1990年，全区街道办事处（乡镇场）内部单位共有127个治保会、259个治保小组，治保人员2978人。1991年7月，设立鲤城区公安分局温陵路治安执勤点。
二、内保工作
1955年，泉州市公安局成立保卫股，加强首脑机关和内部单位保卫工作，对要害部门、财政金融和重要物资的企事业单位配备保卫干部，有条件的单位建立保卫科（股），全年建立37个经济企事业保卫组织，配备保卫干部127人。1992年，全区内保单位317个，其中重点单位36个。建立企事业公安派出所8个（汽车站、港区、防洪堤、省公路一公司、公路、双阳农场、华侨大学、仰恩大学），干警115人；经警分队2个（清源风景区、匹克公司），警员56人；经警小队3个（豪盛公司、区工行、区农行），警员36人。
三、禁毒禁赌禁娼
（一）禁毒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鸦片由海上传入泉州，屡禁不止。民国期间，泉州聚宝街有贩毒的土膏店12家。毒品以晋江张林、磁灶为集散地，通过泉州倾销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大田、尤溪一带。民国政府虽明令禁毒，但打击不力，毒品依旧暗中蔓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禁毒。1950年，泉州公安机关严厉取缔烟馆，打击毒犯，开展调查登记。全市吸毒约500人，仅信丰行一家贩运吗啡约170多两（合5313克。1斤为16两，下同）。1951年，破获烟毒案124件，缴获鸦片23两（合719克）、吗啡12两（合375克），查获贩毒分子175名。1952年，市军管会发布烟毒分子登记实施办法，成立泉州市禁毒指挥部，各区成立禁毒指挥所，街乡设禁毒工作组，开展群众性禁毒运动，严厉打击制毒、贩毒和吸毒的犯罪活动。8月，全市统一行动，逮捕傅文炳等15名烟毒犯，集训烟毒犯39名。以派出所为单位，先后传讯2批烟毒犯计362名。至9月底，禁毒运动基本结束，共依法判处死刑1名、徒刑21名、劳改15名、管制8名、释放5名、管制释放15名；缴获吗啡91两（合2844克）、鸦片110两（合3438克）、其他毒品85件。1953年后，继续肃清贩毒吸毒残余，一经出现，立即打击。1962年11月，破获贩毒犯吴水专等4名，缴获鸦片2斤13两（合1406克）。至此，泉州烟毒销声匿迹。
80年代，贩毒犯罪活动死灰复燃，外省外地贩毒犯与本地不法分子相勾结，贩入鸦片、吗啡、海洛因。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贩毒犯罪活动。1990～1991年，计破获贩毒团伙案件10起，其中贩海洛因7起，缴获7855克；鸦片3起，缴获6200克。抓获案犯53名，逮捕判刑47名，其他处理6名。1991年，区公安分局经侦科缉毒成绩显著，被省公安厅评为全省经济侦察创优先进单位。
（二）禁赌
民国期间，泉州城乡聚赌盛行，节日尤炽。城区有赌馆60家，承天巷国民党陆军营长邱金瓜赌馆每天出入赌款达千元美钞。
解放后，泉州市人民政府多次发出布告，组织力量查禁赌博。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破获赌博248起。通过宣传教育结合打击，赌博基本制止。1958年一度沉渣泛起，市政府再次发布禁赌通令，将赌头、赌棍、惯赌逮捕公判，并将禁赌列入爱国公约条款，干部群众一起制止赌博，赌风再次刹住。70年代，赌博死灰复燃。公安机关每年春节前后突击查禁，制止赌风蔓延。
1984年10月，查获东海乡法石村一农家设赌场抽东，先后聚赌达180人，许多人参赌，导致倾家荡产。1985年7月，全市统一搜捕，收审赌头、赌棍、惯赌53名，挖出团伙8个，主要成员76人，参赌登记交代问题1158人，举办学习班4期692人。1990年2月，开展禁赌统一行动，抓获141人，摧毁赌点14处，缴获赌款1.5万元、赌具34副。1991年3月，查处聚赌案件37起20人，挖出聚赌团伙12个119人，清除赌窝14处，取缔变相赌博的电子游戏机、台球等活动摊点11处，收审赌头7人，治安拘留12人，其他参赌者或受警告或被罚款。
（三）禁娼
民国时期，泉州妓馆开设在义全后街、南岳后街一带，公开妓馆6家，私娼50多家，妓女约100人。
解放后，人民政府坚决取缔妓馆禁娼，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并予安置劳动就业，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1951年，整顿旅馆、查禁“台基”（收费供人奸宿的窝主）。1953年，抓获娟妓96人送劳动教养。1956～1957年，收容劳动教养的娼妓36人、“台基”28人。1958年后，暗娼卖淫基本制止。80年代，娼妓丑恶现象重新出现。公安机关配合有关部门取缔暗娼卖淫活动，严厉打击容留、强迫妇女卖淫和“拉皮条”的犯罪分子。1982年7月，查获强迫、唆使、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窝主31人、“拉皮条”者12人、暗娼108人、嫖客161人，取缔卖淫点17处，依法捕送劳动教养7人、拘留19人、罚款46人。1983年3月，查获暗娼8人、“拉皮条”者3人、嫖客129人，取缔卖淫点9处。对首恶分子、惯娼、惯嫖，以流氓罪按情节轻重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劳动教养。1983～1986年，经过“严打”斗争，本籍暗娼卖淫基本刹住，外籍暗娼又涌入泉州。1989年8月，抓获卖淫暗娼27人均系外地人，年龄最小16岁，最大38岁。抓获嫖客、“拉皮条”者75人。1992年，鲤城区公安分局对33家发廊、咖啡厅等公共场所列管单位吊销治安管理合格证，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同时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四、特种行业与公共场所管理
1950年，公安机关对泉州旅店、刻字、废旧物资收购、修理等特种行业和车站、码头、市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实行管理。1951年6月，全市登记管理各类特种营业户344家。8月，市公安局对无线电器材、城市旅栈业、公开娱乐场所和印铸刻字业等特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1953年，全市有特种行业290家，其中旅店71家、印铸刻字45家、旧货业121家、修理业32家、无线电器材2家、电料业6家、公共娱乐场所13家。1954年3月，市公安局制定《无线电器材和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补充办法》和《特种营业登记、领证暂行办法》。1958年，市公安局对刻铸公章和印刷业中的证件印刷进行监督管理；限制矿石收音机的出售和使用，同时对全市的矿石收音机实行登记管理。1961年，加强对特种行业申请、登记、批准发证制度；把分散难管的行业组织起来，订出管理制度；旅店业建立住宿登记、财物保管、出入会客、值班交接等制度；印铸业建立审批与定厂（店）专制、专人承办等严密管理制度；对旧货业、修理业则规定经营范围并实行登记。
“文化大革命”中放松特种行业管理。1973年，市公安局会同工商、商业部门对特种营业进行调查整顿，健全管理制度。80年代，对特种行业管理实行改革，放宽审批手续，缩小管理范围。1982～1985年，重点加强旅店管理，落实旅店业治安防范的安全岗位责任制，从旅店业管理中，破获刑事案件31起41人，治安案件156起102人，抓获在逃案犯13人。1989年，鲤城公安分局、区工商、物资部门三家成立工作组，对金属废旧物资行业进行摸底造册，逐户（家）审查登记。通过整顿，抓获盗窃、销赃、窝藏的违法分子9名，破获刑事案件15起、治安案件24起，逮捕2名、治安拘留3名，缴获一批被盗物资。1991年，鲤城公安分局发布公共场所管理办法，对从事文娱、体育和贸易等活动的群众集散场所，进行全面清理整顿，配合文化部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针对公共场所色情活动突出，组织“打黄扫丑”斗争，重点检查酒家、酒吧、咖啡店、路边饮食店、发廊、歌舞厅、卡啦OK等公共场所。1991～1992年，共抓获暗娼320人、嫖客294人、容留妇女卖淫22人，罚款323人；全区文化市场查获播放淫秽录像案件25起，缴获淫秽录像带579盒、淫秽扑克1.1万张，不健康书报1.54万册（张）。1992年统计，全区办治安管理许可证1070家，其中旅店业42家、废旧物品收购业37家（流动收购概不办理）、刻字业2家、印刷业110家、饮食业276家、录像放映点（厅、室）92家、舞厅72家、卡啦OK和KTV厅（室）59家、发廊美容业265家、电子游戏室64家、旱冰场11家、台球室25家、影剧院15家。
五、枪支弹药与危爆物品管理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允许民间拥有枪支，但必须向民政科（后改向警察局）登记，领取枪照，否则以私藏枪支论处。1949年秋，国民党军队溃逃金门、台湾时，私卖与遗弃大量武器，留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匪特拥有一批武器弹药，社会上散存不少枪支弹药。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发布《关于收缴散存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的通令》。经过剿匪、镇反、肃反、清毒、取缔反动会道门等运动，基本缴清社会上的枪支弹药。1957年，泉州市公安局对市属单位区级以上工作人员所有枪支进行全面登记，发证或收缴步枪、短枪、子弹、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炮弹、雷管等一批枪支弹药。1960年，市公安局对农药的销售、保管、使用加强管理，建立专人保管、专库存放等安全制度。1961年3月，市公安局、计委、化工、轻工、商业、劳动等部门联合成立泉州市化工产品安全管理办公室，并制定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同年6月，市公安局、武装部、体委联合发布《泉州市射击运动小口径步枪、弹药使用保管暂行的几条办法》。1964年6月，中共泉州市委批转市公安局《关于自卫枪支清查登记工作几点意见》，依法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部队、民兵的武器遭抢，部分枪支弹药散存于社会上，武装抢劫国家物资及个人财产的事件时有发生。“文化大革命”后期，多次收缴流散于社会上的枪支弹药，制裁私自制造枪支的罪犯。1974年3月，市公安局对全市各种枪支（包括运动枪、猎枪）统一登记，重新发证。
1980年9月，市公安机关破获私造枪支犯陈鸿辉，缴获半成品土造手枪2支。1984年1月，市公安局制定《关于加强爆炸复制品的安全管理的规定》，建立对爆炸物品的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管理的严格审批制度。组织力量清理收缴散存于社会上的爆炸物品，对违法者绳之以法。是年，依法制裁非法制造、运输、买卖爆炸物品的犯罪分子9名，缴获炸药32公斤、雷管214发、导火线25米。1987年9月，鲤城公安分局抽调专人组成检查组，对全区45个拥有枪支、弹药的单位和爆炸物品的仓库，进行全面、严格的检查。1988年12月，区政府成立清理、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和管制刀具领导小组。至1989年1月，收缴一批子弹、枪支、手榴弹、管制刀具以及雷管、炸药、导火线等。1992年，对贮存使用爆炸物品的32个单位进行检查与整改，查出非法销售不合格鞭炮和无证经营商户56家，收缴鞭炮110箱，价值1万元；查获非法购买雷管与炸药21公斤、黑火药12公斤、导火线11米。
六、查禁封建械斗
民国以前，泉州民间封建械斗时有发生。城区和附郭39铺94境分成东佛和西佛两大封建派别，官吏豪绅、流氓地痞插手其间，常因迷信活动等引起械斗，互相掳人，杀伤人命。民国时期，所谓“二十四猛”、“三十二猛”、“十八罗汉”等流氓组织在东西佛纷争中应运而生。民国36～38年（1947～1949年），义全和南岳、龙会、伍堡、水仙等就发生封建械斗10次。
解放后，随着剿匪、反霸、镇反、土改运动的开展，操纵械斗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受到沉重打击，一个时期内械斗基本被制止。1961年，械斗重新抬头，一时成为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1962年4月，全市发生械斗6起，参斗700多人，涉及4个公社17个生产队（单位），打伤6人。其起因或为“风水”墓地，或为地权、业权，或因个别干部处理问题简单粗暴。1975年5月，江南公社锦田大队几个青年与满堂红公社金浦大队吴世火发生口角，引发一场涉及2县（市）3公社10个大队的宗派械斗。锦田大队与金浦大队双方各出动四五百人，动用步枪、冲锋枪、鸟枪55支，当场死1人、伤6人，落水淹死1人。案发后，泉州市、南安县党政、武装部、公安局出动大批干部、民警，疏导平息，肇事者被依法捕办。1981年6月，江南公社前店村与晋江县紫帽山园坂村，因山界纠纷引起械斗，园坂村出动300多人，动用半自动步枪5支；前店村出动30多人，动用火药枪〓支，市公安局干警及时赶到现场制止。11月，南安县丰州公社少数青年在市场、戏院等公共场所滋事，引发黄（泉州北峰公社糖房村与南安丰州公社燕山村）、傅（丰州桃源村）两姓的宗族械斗，涉及南安丰州和泉州北峰5个大队89个生产队，参与械斗达二三千人，持续3天，砸毁公私财物价值3万元。地、市（县）党、政、军（军分区）、警领导亲临现场，抽调干警150名，深入双方疏导教育，予以制止。
七、社会管制
1951年6月，市公安局派工作组到和平街进行管制反革命分子工作试点，对于罪恶不大，不适用刑，但民愤难息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经市公安局批准，交基层治保会实行管制。7月，共管制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20名，占全街总人口5％。随后，各街、乡相继推行管制工作。至年底，全市管制“四类分子”228名。1952年7月，市公安局全面整顿管制工作，对现管分子一律整理材料，经群众评议，分别作捕办、撤管、延长或缩短管制期限处理，上报审批，办理法定手续，实行监督改造，并逐年评审；根据管制人员接受监督改造表现的好坏，分别依法撤销管制，摘掉“帽子”，或继续监督改造。至1955年底，全市管制83人，占总人口0.95％。
1956年，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同年，发动社员评议“四类分子”入社，对确已改造好的，摘掉“帽子”，升为正式社员；没有改造好的，降为监督生产；有破坏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逮捕。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也列为监督生产的对象，和“四类分子”合称“五类分子”，其中监督生产的“右派分子”49人。1962年11月，公安机关对“四类分子”全面登记，甄别复查，纠正错漏，并按查、记、看、打作出不同处理。全市“四类分子”536名，管制17名。
1979年，全市尚有775名被管制对象。至1983年全部摘帽和改定成分，社会管制工作结束。
1951年7月，全市21个街、8个乡先后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各村设治保小组。12月，街、乡各增设公安员1名。治保会在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宣传和组织群众维护治安，防奸、防谍、防盗、防火，调解民事纠纷，监督改造被管制分子。1953年，全市共建立29个治保会、42个治保小组，成员260人。1958年，以生产大队（居委会）建立治保会，以生产队（居民组）建立治保小组。全市有54个治保会，成员471人，139个治保小组，成员526人。1962年11月，治保会除依法管制和监督管制“四类分子”外，并做好“四防”（防特、防盗、防火、防治安灾害事故），工作趋于规范化。“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治保会工作有所削弱。1979年，治保会基本完成监改工作后，主要职责为协助公安派出所制定、宣传和执行村（街）规民约，开展法制教育，做好“四防”，帮助教育改造失足青少年，协助公安机关打击现行犯罪活动。1980年，对治保会进行整顿调整。1981年，全市开展综合治理，普遍制定治安公约、乡规民约，以治保会为骨干成立治安联防组织，建立护街（村、厂）队，进行治安巡逻。1988年，建立区、乡（镇，场）、村（居委会）三级治安巡逻队42队，成员365人，协助公安机关查破刑事案件76起，查处治安案件204起，抓获违法犯罪381人，进行治安调解342起；4月，鲤城公安分局建立保安公司，为地方企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提供保安服务。1990年，全区街道办事处（乡镇场）内部单位共有127个治保会、259个治保小组，治保人员2978人。1991年7月，设立鲤城区公安分局温陵路治安执勤点。
二、内保工作
1955年，泉州市公安局成立保卫股，加强首脑机关和内部单位保卫工作，对要害部门、财政金融和重要物资的企事业单位配备保卫干部，有条件的单位建立保卫科（股），全年建立37个经济企事业保卫组织，配备保卫干部127人。1992年，全区内保单位317个，其中重点单位36个。建立企事业公安派出所8个（汽车站、港区、防洪堤、省公路一公司、公路、双阳农场、华侨大学、仰恩大学），干警115人；经警分队2个（清源风景区、匹克公司），警员56人；经警小队3个（豪盛公司、区工行、区农行），警员36人。
三、禁毒禁赌禁娼
（一）禁毒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鸦片由海上传入泉州，屡禁不止。民国期间，泉州聚宝街有贩毒的土膏店12家。毒品以晋江张林、磁灶为集散地，通过泉州倾销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大田、尤溪一带。民国政府虽明令禁毒，但打击不力，毒品依旧暗中蔓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禁毒。1950年，泉州公安机关严厉取缔烟馆，打击毒犯，开展调查登记。全市吸毒约500人，仅信丰行一家贩运吗啡约170多两（合5313克。1斤为16两，下同）。1951年，破获烟毒案124件，缴获鸦片23两（合719克）、吗啡12两（合375克），查获贩毒分子175名。1952年，市军管会发布烟毒分子登记实施办法，成立泉州市禁毒指挥部，各区成立禁毒指挥所，街乡设禁毒工作组，开展群众性禁毒运动，严厉打击制毒、贩毒和吸毒的犯罪活动。8月，全市统一行动，逮捕傅文炳等15名烟毒犯，集训烟毒犯39名。以派出所为单位，先后传讯2批烟毒犯计362名。至9月底，禁毒运动基本结束，共依法判处死刑1名、徒刑21名、劳改15名、管制8名、释放5名、管制释放15名；缴获吗啡91两（合2844克）、鸦片110两（合3438克）、其他毒品85件。1953年后，继续肃清贩毒吸毒残余，一经出现，立即打击。1962年11月，破获贩毒犯吴水专等4名，缴获鸦片2斤13两（合1406克）。至此，泉州烟毒销声匿迹。
80年代，贩毒犯罪活动死灰复燃，外省外地贩毒犯与本地不法分子相勾结，贩入鸦片、吗啡、海洛因。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贩毒犯罪活动。1990～1991年，计破获贩毒团伙案件10起，其中贩海洛因7起，缴获7855克；鸦片3起，缴获6200克。抓获案犯53名，逮捕判刑47名，其他处理6名。1991年，区公安分局经侦科缉毒成绩显著，被省公安厅评为全省经济侦察创优先进单位。
（二）禁赌
民国期间，泉州城乡聚赌盛行，节日尤炽。城区有赌馆60家，承天巷国民党陆军营长邱金瓜赌馆每天出入赌款达千元美钞。
解放后，泉州市人民政府多次发出布告，组织力量查禁赌博。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破获赌博248起。通过宣传教育结合打击，赌博基本制止。1958年一度沉渣泛起，市政府再次发布禁赌通令，将赌头、赌棍、惯赌逮捕公判，并将禁赌列入爱国公约条款，干部群众一起制止赌博，赌风再次刹住。70年代，赌博死灰复燃。公安机关每年春节前后突击查禁，制止赌风蔓延。
1984年10月，查获东海乡法石村一农家设赌场抽东，先后聚赌达180人，许多人参赌，导致倾家荡产。1985年7月，全市统一搜捕，收审赌头、赌棍、惯赌53名，挖出团伙8个，主要成员76人，参赌登记交代问题1158人，举办学习班4期692人。1990年2月，开展禁赌统一行动，抓获141人，摧毁赌点14处，缴获赌款1.5万元、赌具34副。1991年3月，查处聚赌案件37起20人，挖出聚赌团伙12个119人，清除赌窝14处，取缔变相赌博的电子游戏机、台球等活动摊点11处，收审赌头7人，治安拘留12人，其他参赌者或受警告或被罚款。
（三）禁娼
民国时期，泉州妓馆开设在义全后街、南岳后街一带，公开妓馆6家，私娼50多家，妓女约100人。
解放后，人民政府坚决取缔妓馆禁娼，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并予安置劳动就业，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1951年，整顿旅馆、查禁“台基”（收费供人奸宿的窝主）。1953年，抓获娟妓96人送劳动教养。1956～1957年，收容劳动教养的娼妓36人、“台基”28人。1958年后，暗娼卖淫基本制止。80年代，娼妓丑恶现象重新出现。公安机关配合有关部门取缔暗娼卖淫活动，严厉打击容留、强迫妇女卖淫和“拉皮条”的犯罪分子。1982年7月，查获强迫、唆使、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窝主31人、“拉皮条”者12人、暗娼108人、嫖客161人，取缔卖淫点17处，依法捕送劳动教养7人、拘留19人、罚款46人。1983年3月，查获暗娼8人、“拉皮条”者3人、嫖客129人，取缔卖淫点9处。对首恶分子、惯娼、惯嫖，以流氓罪按情节轻重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劳动教养。1983～1986年，经过“严打”斗争，本籍暗娼卖淫基本刹住，外籍暗娼又涌入泉州。1989年8月，抓获卖淫暗娼27人均系外地人，年龄最小16岁，最大38岁。抓获嫖客、“拉皮条”者75人。1992年，鲤城区公安分局对33家发廊、咖啡厅等公共场所列管单位吊销治安管理合格证，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同时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四、特种行业与公共场所管理
1950年，公安机关对泉州旅店、刻字、废旧物资收购、修理等特种行业和车站、码头、市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实行管理。1951年6月，全市登记管理各类特种营业户344家。8月，市公安局对无线电器材、城市旅栈业、公开娱乐场所和印铸刻字业等特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1953年，全市有特种行业290家，其中旅店71家、印铸刻字45家、旧货业121家、修理业32家、无线电器材2家、电料业6家、公共娱乐场所13家。1954年3月，市公安局制定《无线电器材和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补充办法》和《特种营业登记、领证暂行办法》。1958年，市公安局对刻铸公章和印刷业中的证件印刷进行监督管理；限制矿石收音机的出售和使用，同时对全市的矿石收音机实行登记管理。1961年，加强对特种行业申请、登记、批准发证制度；把分散难管的行业组织起来，订出管理制度；旅店业建立住宿登记、财物保管、出入会客、值班交接等制度；印铸业建立审批与定厂（店）专制、专人承办等严密管理制度；对旧货业、修理业则规定经营范围并实行登记。
“文化大革命”中放松特种行业管理。1973年，市公安局会同工商、商业部门对特种营业进行调查整顿，健全管理制度。80年代，对特种行业管理实行改革，放宽审批手续，缩小管理范围。1982～1985年，重点加强旅店管理，落实旅店业治安防范的安全岗位责任制，从旅店业管理中，破获刑事案件31起41人，治安案件156起102人，抓获在逃案犯13人。1989年，鲤城公安分局、区工商、物资部门三家成立工作组，对金属废旧物资行业进行摸底造册，逐户（家）审查登记。通过整顿，抓获盗窃、销赃、窝藏的违法分子9名，破获刑事案件15起、治安案件24起，逮捕2名、治安拘留3名，缴获一批被盗物资。1991年，鲤城公安分局发布公共场所管理办法，对从事文娱、体育和贸易等活动的群众集散场所，进行全面清理整顿，配合文化部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针对公共场所色情活动突出，组织“打黄扫丑”斗争，重点检查酒家、酒吧、咖啡店、路边饮食店、发廊、歌舞厅、卡啦OK等公共场所。1991～1992年，共抓获暗娼320人、嫖客294人、容留妇女卖淫22人，罚款323人；全区文化市场查获播放淫秽录像案件25起，缴获淫秽录像带579盒、淫秽扑克1.1万张，不健康书报1.54万册（张）。1992年统计，全区办治安管理许可证1070家，其中旅店业42家、废旧物品收购业37家（流动收购概不办理）、刻字业2家、印刷业110家、饮食业276家、录像放映点（厅、室）92家、舞厅72家、卡啦OK和KTV厅（室）59家、发廊美容业265家、电子游戏室64家、旱冰场11家、台球室25家、影剧院15家。
五、枪支弹药与危爆物品管理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允许民间拥有枪支，但必须向民政科（后改向警察局）登记，领取枪照，否则以私藏枪支论处。1949年秋，国民党军队溃逃金门、台湾时，私卖与遗弃大量武器，留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匪特拥有一批武器弹药，社会上散存不少枪支弹药。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发布《关于收缴散存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的通令》。经过剿匪、镇反、肃反、清毒、取缔反动会道门等运动，基本缴清社会上的枪支弹药。1957年，泉州市公安局对市属单位区级以上工作人员所有枪支进行全面登记，发证或收缴步枪、短枪、子弹、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炮弹、雷管等一批枪支弹药。1960年，市公安局对农药的销售、保管、使用加强管理，建立专人保管、专库存放等安全制度。1961年3月，市公安局、计委、化工、轻工、商业、劳动等部门联合成立泉州市化工产品安全管理办公室，并制定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同年6月，市公安局、武装部、体委联合发布《泉州市射击运动小口径步枪、弹药使用保管暂行的几条办法》。1964年6月，中共泉州市委批转市公安局《关于自卫枪支清查登记工作几点意见》，依法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部队、民兵的武器遭抢，部分枪支弹药散存于社会上，武装抢劫国家物资及个人财产的事件时有发生。“文化大革命”后期，多次收缴流散于社会上的枪支弹药，制裁私自制造枪支的罪犯。1974年3月，市公安局对全市各种枪支（包括运动枪、猎枪）统一登记，重新发证。
1980年9月，市公安机关破获私造枪支犯陈鸿辉，缴获半成品土造手枪2支。1984年1月，市公安局制定《关于加强爆炸复制品的安全管理的规定》，建立对爆炸物品的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管理的严格审批制度。组织力量清理收缴散存于社会上的爆炸物品，对违法者绳之以法。是年，依法制裁非法制造、运输、买卖爆炸物品的犯罪分子9名，缴获炸药32公斤、雷管214发、导火线25米。1987年9月，鲤城公安分局抽调专人组成检查组，对全区45个拥有枪支、弹药的单位和爆炸物品的仓库，进行全面、严格的检查。1988年12月，区政府成立清理、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和管制刀具领导小组。至1989年1月，收缴一批子弹、枪支、手榴弹、管制刀具以及雷管、炸药、导火线等。1992年，对贮存使用爆炸物品的32个单位进行检查与整改，查出非法销售不合格鞭炮和无证经营商户56家，收缴鞭炮110箱，价值1万元；查获非法购买雷管与炸药21公斤、黑火药12公斤、导火线11米。
六、查禁封建械斗
民国以前，泉州民间封建械斗时有发生。城区和附郭39铺94境分成东佛和西佛两大封建派别，官吏豪绅、流氓地痞插手其间，常因迷信活动等引起械斗，互相掳人，杀伤人命。民国时期，所谓“二十四猛”、“三十二猛”、“十八罗汉”等流氓组织在东西佛纷争中应运而生。民国36～38年（1947～1949年），义全和南岳、龙会、伍堡、水仙等就发生封建械斗10次。
解放后，随着剿匪、反霸、镇反、土改运动的开展，操纵械斗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受到沉重打击，一个时期内械斗基本被制止。1961年，械斗重新抬头，一时成为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1962年4月，全市发生械斗6起，参斗700多人，涉及4个公社17个生产队（单位），打伤6人。其起因或为“风水”墓地，或为地权、业权，或因个别干部处理问题简单粗暴。1975年5月，江南公社锦田大队几个青年与满堂红公社金浦大队吴世火发生口角，引发一场涉及2县（市）3公社10个大队的宗派械斗。锦田大队与金浦大队双方各出动四五百人，动用步枪、冲锋枪、鸟枪55支，当场死1人、伤6人，落水淹死1人。案发后，泉州市、南安县党政、武装部、公安局出动大批干部、民警，疏导平息，肇事者被依法捕办。1981年6月，江南公社前店村与晋江县紫帽山园坂村，因山界纠纷引起械斗，园坂村出动300多人，动用半自动步枪5支；前店村出动30多人，动用火药枪〓支，市公安局干警及时赶到现场制止。11月，南安县丰州公社少数青年在市场、戏院等公共场所滋事，引发黄（泉州北峰公社糖房村与南安丰州公社燕山村）、傅（丰州桃源村）两姓的宗族械斗，涉及南安丰州和泉州北峰5个大队89个生产队，参与械斗达二三千人，持续3天，砸毁公私财物价值3万元。地、市（县）党、政、军（军分区）、警领导亲临现场，抽调干警150名，深入双方疏导教育，予以制止。
七、社会管制
1951年6月，市公安局派工作组到和平街进行管制反革命分子工作试点，对于罪恶不大，不适用刑，但民愤难息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经市公安局批准，交基层治保会实行管制。7月，共管制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20名，占全街总人口5％。随后，各街、乡相继推行管制工作。至年底，全市管制“四类分子”228名。1952年7月，市公安局全面整顿管制工作，对现管分子一律整理材料，经群众评议，分别作捕办、撤管、延长或缩短管制期限处理，上报审批，办理法定手续，实行监督改造，并逐年评审；根据管制人员接受监督改造表现的好坏，分别依法撤销管制，摘掉“帽子”，或继续监督改造。至1955年底，全市管制83人，占总人口0.95％。
1956年，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同年，发动社员评议“四类分子”入社，对确已改造好的，摘掉“帽子”，升为正式社员；没有改造好的，降为监督生产；有破坏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逮捕。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也列为监督生产的对象，和“四类分子”合称“五类分子”，其中监督生产的“右派分子”49人。1962年11月，公安机关对“四类分子”全面登记，甄别复查，纠正错漏，并按查、记、看、打作出不同处理。全市“四类分子”536名，管制17名。
1979年，全市尚有775名被管制对象。至1983年全部摘帽和改定成分，社会管制工作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