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第一节 民族构成
  一、源流
  鲤城今域的早期居民是七闽土著，后与古越族移民融合形成闽越族。秦汉以降，汉族人陆续南迁。三国以后，闽越人逐步汉化，成为汉民族的组成部分。经过东晋、唐末和南宋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汉族人口一直占据绝大部分。
  唐代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来到今域，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人。元代，随蒙占军队而来的还有大量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元政府实施重用色目人（指西域各部和外国侨民），他们大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居民，所以泉州城在元代有“半回城”之称。
  明初，政府对少数民族实施强制性的汉化政策，泉州发生排外浪潮，大部分西域人和外国侨民纷纷北归或回国，留下来的全都改用汉族姓氏，逐步放弃其民族的生活方式。永乐年间（1403～1424年），逐步放宽限制，促使泉州回族的形成。明永乐三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王子奉使到泉州，不再回国，赐姓世，成为泉州民族大家庭中有特殊意义的一部分。清代，有许多少数民族地方官员和军队履职、驻防并居留泉州。民国时期，有大批泉州居民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与当地居民结婚，并带异族的配偶回国。
  解放后，泉州各民族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为部分少数民族居民恢复民族成份，同时相当数量外省、市少数民族民众因打工务农、结婚嫁娶落籍鲤城区，全区少数民族人口有较大的增长。1982～1990年，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4943人，增长225.50％，高出汉族人口增长率的206个百分点。二、主要少数民族
  回族唐代即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到泉州传教。宋元时期，居留鲤城今域的穆斯林达到极盛时期，有“半回城”之说。明初遭受排外浪潮的袭击，人数锐减。永乐年间（1403～1424年），逐步纠正强制少数民族汉化的政策，促使泉州回族的形成。清代至民国时期，民族隔阂的现象较为严重。解放初，泉州的回民有30户153人，主要居住在清净寺、东街周围；另有完全汉化的回民20户140人。在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帮助扶持下，回族得到较快发展，1961年全市有回民48户297人，1982年有回民1105人。1987年，恢复城东杏宅村、东海大坪村和开元街道东街郭姓居民回族成份。1990年，全区回民有4759人，占全区人口的0.96％
  蒙古族元朝蒙古族进入泉州，元亡后大部星散，少数仍居留今域，1990年共有42人。
  满族明代传入城厢。清代，又有不少满族人来泉州为官作宦，少数留居，后大部汉化，现有满族人口多数为近年恢复民族身份。1985年12月，市府认定鲤城粘氏58户425人为满族。
  畲族鲤城区畲族有两支，一为明宣德七年（1512年）原住惠安的畲族因地方战乱，有一支迁徙马甲双髻山下；一为明末即聚居于丰山下的蓝、雷两姓。
  续表
  附：姓氏
  鲤城今域最早见诸记载的姓氏为陈姓。“汉，陈寨，晋江人。善禁咒术，为人治病多愈。”（《泉州府志·方外））晋永嘉二年（308年），入闽者有林、黄、陈、郑、詹、丘、何、胡8姓。南朝梁时，南安郡（今域时属南安郡）著名姓氏有黄、林、单、威、仇5姓。
  唐初，今域除上述诸姓外，尚有周、袁、王、孙、蔡、乌、萧7姓。唐高宗时（650～683年），先后随陈政父子入闽的8000余名河南光州固始县籍将士有陈、许、卢、戴、李、欧、马、张、沈、黄、林、郑、魏、朱、刘、徐、廖、汤、涂、吴、周、柳、陆、苏、杨、詹、曾、萧、胡、赵、蔡、叶、颜、柯、潘、钱、余、姚、韩、王、丁、罗、施、翟、卜、尤、尹、韦、甘、宁、弘、名、阴、麦、郡、金、种、耿、谢、薛、蒋、欧阳、司马、上官、司空、令狐84姓，其中一部分随前锋将许天正卫戍鲤城今域。另外，还有欧阳、李、谢、许、潘、傅、杨、吴、薛、康、张、万12姓。唐光启二年（886年），固始人王潮、王审邽兄弟率领王、陈、张、李、吴、蔡、杨、郑、谢、郭、曾、尤、许、傅、周、廖、庄、苏、何、高、詹、沈、施、卢、孙、马、董、薛、萧、卓、林、刘、黄、缪、姚、阮、赵、程、朱、严、邓、柯、吕、湛、虞、庚、邹、孟、戴、连等51姓入闽，以后一部分居留泉州。五代又有曾、方、谭、董、高、留、崔、杜、归、倪、夏侯11姓。宋代又有钱、苏、安、洪、韩、刘、梁、吕、石、朱、段、宋、郭、柯、赵、蓝、戴、储、童、侯、辜、庄、卓、颜、丁、力、徐、罗、公、章、夏、熊、申、屠、纪、史、魏、钟、施、孙、翁、邵、尤、唐、连、廖、彭、邓、赖、程、余、白、马、阮、范、聂、田、牟、诸葛等59姓。元代又有金、龚、粘3姓。
  明洪武、永乐年间（1368～1424年），有安徽、江苏、河北、浙江等地军士驻扎泉州，卫百户以上将校有童（安徽含山）、高（江苏泰州）、方（河北广阳、山东滕县）、章（浙江鄞县）、郭（江苏崇明）、唐（江苏六合）、王（安徽六安、当涂、望江，湖北沔阳）、丁（湖北汉阳）、百（安徽开城）、张（安徽合肥、宿州、河北宝抵）、武（四川山后）、邓（福建沙县）、翟（江苏仪真）、聊（安徽合服）、何（安徽和州）、崔（湖南湘县）、徐（江苏邳州）、江（湖北蕲州）、汤（江苏江宁）、李（安徽滁州，江苏江都）、姚（江苏泰州）、杨（江苏丹徒）、蔡（安徽五河）、赵（山东商河）、泰（安徽定远、含山）、盛（河北东梁）、陈（安徽当涂，江苏仪真、高邮）、周（浙江鄞县），屈（河北东安）、金（浙江龙游）、俞（安徽霍丘）、郑（福建归化）、管（浙江武康）、石（籍贯未详）34姓。新出现的姓氏还有冯、顾、黎、常、贺、麦、邹、孟、任、曹、鲍、沙、柳、温、卢、陶、包、饶、桂、余、韦、项、伍、易、涂、汪、阎、穆、严、干、祖、邢、迭、世、富、弋、权、路38姓。清代又有封、盖、卜、车、裴、池、艾、游、练、鄞、商、诸、毛、祁、齐、尹、甘、伯、扈、骆、郝、凌、姜、欧24姓。
  上述自西汉迄清代，出现于史志诸书的姓氏计78姓。
  第二节 年龄构成
  清及其以前，鲤城今域年龄构成无考。
  民国时期，进行过几次户口调查，但今域人口的年龄情况均未独立统计。1986年，鲤城公安分局发现一套民国38年（1949年）8月晋江县温陵镇（即今泉州市区）26个保（温陵镇计29保，缺3保）的户籍册。据户籍册记录统计，民国38年8月温陵镇26个保人口年龄构成为总人口53948人，其中0～14岁年龄组18197人，占总人口33.73％；15～64岁年龄组33649人，占62.37％；65岁以上2014人，占3.73％；年龄不详88人，占0.16％；年龄中位数22岁。
  解放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泉州市总人口410229人，其中014岁年龄组132750人，占总人口32.36％；15～64岁年龄组257911人，占62.87％；76岁以上19567人，占4.77％；年龄不详1人；年龄中位数22岁。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鲤城区总人口493442人，其中014岁年龄组139331人，占总人口28.24％；15～64岁年龄组328384人，占66.55％；65岁以上25727人，占5.21％；年龄中位数24岁。
  附：百岁（虚岁）老人录
  一、宋代
  刘媪，女，寿103岁。泉州知州真德秀为立寿母坊。
  二、元代
  夏不鲁罕丁，西洋喳嗜例绵人，又作开才龙（今伊郎卡泽伦城）人，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随伊利汗国贡使来中国，定居泉州，明洪武三年（1370年）无疾而终，寿142岁。
  三、明代
  翰林院庶吉士郭宙妻李氏，寿100余岁。贵州参议朱安期妻李氏，寿101岁。
  四、清代
  黄缙绅，寿104岁，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赠匾祝寿，康熙年间（1662～1722年）赐金建坊。李文治，寿102岁，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地方政府为建“升平人瑞”坊。广平知府邱锡母李氏，寿102岁。拔贡生陈兆蕃妻苏氏，寿100岁。林焜（一作林焜长）妻吴氏，寿102岁，晋江知县黄昌遇赠“寿母”匾额。颜庭椿妻邱氏，寿100岁，地方政府以“百龄节孝”旌表建坊。道员施世骝妻黄氏，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寿100岁，地方绅士具呈请题建坊。颜益仲妻曾氏，寿103岁。赵若凤妻陶氏，寿104岁，叠受恩赏。邱尧觐继室李氏，寿102岁。吴志豪妻李氏，寿110岁，嘉庆元年（1796年）恩赐银币，地方政府题请建坊。陈南飞妻李氏，寿103岁。高汉淑，寿103岁，嘉庆十四年（1809年）恩赏银缎，并建“升平人瑞”坊。儒士王敦贤妻陈氏，寿101岁，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恩赏银缎。王钜熊，道光九年（1829年）寿101岁。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
  吴记经，男，同治十年（1871年）生，汉族，浮桥黄石头人，1970年卒，享年100岁。陈京舍，女，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汉族，文盲，家庭妇女，生育过2男4女，鲤中街道东华居委会居民，1990年110岁，健康情况一般，日常生活未能自理。李等，女，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汉族，文盲，家庭妇女，生育过3男5女，原籍南安县蓬华乡华美村，临江街道江滨居委会居民，1990年103岁，身体健康，日常生活能自理，行动自如。赖对，女，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汉族，文盲，家庭妇女，生育过4男3女，马甲乡新民村村民，1990年101岁，健康情况一般，日常生活未能自理。
  第三节 性别构成
  唐至清代，鲤城今域人口性别构成无考。民国时期，晋江县人口的性别比例基本上是男性多于女性。民国26年（1937年）全县总人口682364人，男性357885人，占52.4％，女性324479人，占47.5％，性别比为110.29（女性为100，下同），是现有资料中人口性别比最高年份。抗战时期大量抽调壮丁，青壮年男子相继逃亡或隐匿户口，出现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民国31年总人口573201人，男性272900，占47.6％，女性300211，占52.37％，性别比为90.9，是现存资料中性别比最低年份。其余年份的性别比基本在103～108之间波动，高出正常值（95～102）上限1～6个百分点。
  民国时期不同年龄段的性别比差异较大，幼儿和青少年（6～28岁）组性别比偏高，成年组（29～54岁）下降幅度较大，老年组（55岁以上）偏低，反映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局势动荡青壮年男性人口大量外出谋生的情况。
  解放后，妇女社会地位普遍提高，群众生育观念有较大改变，人口性别构成趋于正常，人口性别比在正常值范围内波动。1949～1978年基本保持女性多于男性的性别结构，但1954～1957年连续几年出现男性多于女性的情况，1979～1992年又出现相同情况。部分受传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观念影响较深的群众弃女胎保男胎，溺弃女婴，生女婴不报户口，同时外省民工大量涌入，迁移人口以男性劳动力为主，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全区性别比例。
  解放后，不同年龄段的性别比也出现不同的变化。低年龄组性别比居高不下，即男多于女。婚龄组60年代中期40岁以下男多于女，40岁以上女多于男；90年代以后则到60岁以上才出现女多于男的情况。老年组的性别比随年龄递增呈直线下降趋势。
  第四节 文化构成
  清代以前人口文化教育程度构成无考。今域为闽东南文化中心，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邻县。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下，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难得有受教育的机会。
  民国时期，推行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人口文化教育普及率逐步提高。民国25年（1936年）晋江县共有各种文化程度人口148185人，占总人口的22.2％；民国36年提高到166511人，占总人口的32.4％。民国时期教育行政管理不力，民众的教育观念只停留在培养子女粗通文字、能写会算的层次，整体文化教育水平低，中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占受教育人口的比重大，高等文化程度人口比率小，女性受教育人口所占比率尤其低。民国26年全县男性受教育人口138020人，占同性别人口的46.2％；女性受教育人口10165人，占同性别人口的3.7％。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234人，占受教育总人数的0.15％；小学文化程度人口21927人，占14.7％。民国33年男性受教育人数129765人，占49.1％；女性27463人，占10.7％。其中小学文化程度89722人占69.1％，大学文化程度416人占0.32％。
  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发生较大变化。高等教育发展较大，尤其是开放改革以后增速最快，1964年全市具有高等文化程度人口3799人，占总人口的1.28％，1982年达到7295人占1.77％，1990年提高到18494人占3.74％。中等以上文化水平人口比重上升，1964年全市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人口32353人，占总人口的10.9％，1982年达到116315人占28.7％，1990年提高到160435人占32.5％。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比重逐年下降，1964年、1982年和1990年文盲、半文盲占同龄人口比重分别为37.9％、27.6％、18.7％。但是各层次文化程度的人口发展还很不平衡，特别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发展落后于全省水平。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鲤城区总体文化教育水平的综合均值为7.22，接近初中毕业水平。
  第五节 职业构成
  清代以前，今域人口职业构成无考。宋元以来，泉州城一直是闽东南重要商业中心，从事商业的人数历来在人口职业构成中占有重要比重。
  民国时期，政治腐败，经济发展乏力，劳动力出路少。民国25年（1936年）晋江县在业男性15074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2.50％。民国36年全县在业人口423414人，其中男性213395人，占总人口的36.66％。女性就业更为困难，主要从事农副业（含家务劳动）。全县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占的比重较低，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民国时期在业人口行业构成各区差别很大，第一区为中心城市，从事商业的人口占的比重最高，从事军事、教育和其他公务等行业的人口为全县之首。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业、手工业企业职工主要集中在城区。二至四区基本是农业、渔业区，人口职业以农业、渔业为主。民国36年，晋江县在业人口中，农业151689人，占37.7％；矿业724人，占0.18％；工业22051人，占5.4％；商业43067人，占10.7％；交通运输业2907人，占0.72％；公务6685人，占1.6％；自由职业7590人，占1.88％；人事服务137320人，占34.14％；其他30139人，占7.5％。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口职业构成发生巨大变化。1964年全市在业人口115258人，占适龄劳动人口的84.7％。改革开放以后，鲤城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劳动力开辟广阔的就业门路，1982年在业人口达222042人，占适龄劳动人口的95.6％，1990年达272828人占92.7％，保持较高的在业率。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业人口的行业构成呈现明显的差异。解放初至50年代末，加大工业化的进程，工业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参加工业建设，引起产业比例失调。经过60年代初的调整，精简部分工业企业职工充实农业劳动力。1963年，全市适龄劳动人口98393人，其中工交系统20079人，占20.4％；农业系统45519人，占46.3％；财贸系统7714人，占7.8％；文教系统5299人，占5.38％；机关团体1734人，占1.8％。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人口职业构成呈现良性发展趋势。第一产业人口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人口上升，尤其是第三产业人口上升速度更快；增长速度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