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一、迁入
  （一）开发、生存型移民
  史前古越族迁入包括鲤城今域在内的闽南地区，与原七闽土著居民融合为闽越族。秦代开始有汉人迁入，道士大道就在这个时期到当地从事宗教活动。此后，北方中原地区的民众为逃避灾荒、战乱和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源源不断迁入。东晋末是北方移民进入晋江流域的第一次高潮，时间长，但批量小。他们往往以家族为单位迁移，而官僚、地主更伴随大量的附庸、部曲、奴仆。唐末、五代时期是移民迁入的第二次高潮。唐广明元年（880年），河南寿州人王潮率部入闽，攻占泉州，随王潮而来的大量同乡民户部分落籍鲤城今域。王潮及后来的统治者还实行“招怀离散，均赋缮兵”等一系列有利人口发展的政策，刺史王审邽将耕牛犁耙借给还乡的流民，为他们修建庐舍；设招贤院款待流入泉州的文人，生活费用都由政府接济，吸引和安置大批流亡的士民。这个时期移民的特点是时间短、批量大。两宋之交，金人南侵，中原民众纷纷南迁，形成第三次高潮。这次移民持续半个世纪，规模大。泉州作为重要港口城市，成为北方移民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皇族成员主要迁居地之一。宋代以后，人口规模已超出当时社会生产条件所允许的容纳程度，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已经停止。此后的移民主要是局部的小规模的迁移。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实行防倭封海政策，澎湖巡检司废，当地民众迁移泉州南关。嘉靖末，倭寇屡犯泉州，沿海居民纷纷迁入郡城。清初实行迁界，部分界外居民被迫迁居鲤城今域。
  抗日战争时期厦门、金门沦陷后，难民蜂拥而来，晋江县接受难民达五万余人，其中部分人员居留鲤城今域。
  解放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除经商务工、婚姻嫁娶、工作调动、分配录用、退休退职、投亲靠友等原因迁入外，较成规模的外来人口迁入较少。1951～1955年，泉州籍华侨在一些国家、地区被迫回国共有1041人，均妥善安置在泉州市。1960～1963年，接受印尼难侨4812人，安置在双阳华侨农场及其他单位。70年代后期，大批泉州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均得到妥善安置。1978年，接受549名越南华侨，安置在泉州华侨塑料厂工作。80年代以后，鲤城区全面改革开放，安徽、四川、江西等地民工到鲤城区务工、经商，其中常年居住的有8～10万人。1978～1992年，迁入鲤城区人口累计138426人，年均9229人，其中1985年7月1日至1992年6月30日因工作调动迁入4464人，分配录用迁入1880人，务工经商迁入6878人，学习培训迁入9192人，投亲靠友迁入3031人，退休退职迁入762人，家属随迁2888人，婚姻迁入5141人，其他原因迁入1715人。
  （二）军事移民
  三国时东吴多次对闽用兵，部分将士在鲤城今域落籍。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卢循领导的农民军部分流落今泉州沿海。唐初，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陈政率部入闽，其部下及家属部分落籍当地。唐末随王潮入闽的将士有数万人之多，部分将士居留鲤城今域。宋元之际泉州成为宋元争夺的重点地区，集结大量军队，南宋亡后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少蒙古军定居当地。明代实行卫、所兵制，地方军世籍驻地，军队的驻防和调动实际上成了移民。洪武（1368～1398年）初，安徽六安王鉴率所部驻扎泉州，军士多为安徽、江苏、河北、浙江人，至永乐年间（1403～1424年）泉州卫定编6147名，定籍晋江。隆庆四年（1570年）招募浙江兵勇一营600人，驻守府城东门。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募浙江兵勇一营575人。清光绪十年（1884年），孙开华率军驻守泉州，士兵多为湖南人，后大部分居留泉州，并在城内成立湖南会馆联络乡情。
  民国时期，十九路军、兴泉纵队、三二五师、交通警察第四旅等国民党军警部队先后驻守泉州，后因部队起义、换防、撤散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溃，部分外籍士兵居留泉州。
  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服务团，中共闽中、闽西南游击队等一大批干部战士参加解放泉州战斗后，因参加革命工作和经济建设而定居泉州。1951～1954年，安置128名泉州籍人民解放军复员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以后，实行义务兵役制，每年都有泉州籍的复员军人回乡安置。
  二、迁出
  （一）迁徙外省、外县
  鲤城今域自古人稠地少，大量农民无地或少地，为寻找生活出路，人口大量外流。民间自发移民多沿海路往南，进入人口相对稀少的台湾、澎湖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和海南岛。南宋时澎湖列岛泉州籍移民已成为岛上主要居民，因而司法之责归晋江县。宋元之际，泉州军民联合抗元失败后纷纷外逃，或隐藏于邻县山区，或远徙潮阳、东莞、新会、琼州等地。明初，泉州城内发生排外风潮，部分西域少数民族和外国侨民北归或逃往漳州、潮州及邻县，著名的蒲寿庚家族在这个时期隐姓埋名，逃散一空。明清时期，由于遭受倭祸和残酷的迁界，泉州民众大量逃难，外出谋生。他们主要沿海路北上南下，足迹遍布东南、华南、华北沿海各地（据查，20世纪80年代末仅浙南沿海说闽南话的人口约百万人）。明末至清代，台湾成为泉州移民较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明末郑芝龙据台时期、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和清政府统一台湾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三次移民高潮。据日占时期台湾统计材料，台湾汉族人中，福建籍的占83.1％，其中泉州籍的占44.8％。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经济衰落，人口大量外出谋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以“保卫乡土”为名，大肆抓壮丁，敲榨掠夺，加剧人口的外移。
  1950～1952年，动员部分没落行业原籍外县的失业工人连其家属约一千余人回乡。1955年，组织400余名社会闲散劳力移民德化开发山区工业。1956年以后，号召社会闲散劳力上“三场”（国营林场、农场、渔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6～1965年约有4200余人移民晋江专区邻县和福建省的三明、顺昌、沙县等地。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动员部分从工业部门精简的人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69年以后，组织4批知识青年约8000多人分别到德化、大田、明溪、清流、宁化等县插队落户。
  除上述各时期成规模人口迁出流动以外，正常年份尚有因婚姻嫁娶、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学习培训、参军入伍、退休退职等原因迁出的。1978～1992年，由鲤城区迁出人口累计110899人，年均7393人，1992年迁出8952人。
  （二）迁徙海外
  鲤城民众移居海外，可以远溯唐末、五代，历经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从未间断。移民的对象主要有：（1）逃避战乱迁入邻国。宋、元、明、清各朝更替，沿海居民逃避战乱移居南洋各地。元至元廿六年（1289年），发兵十万征爪哇，有许多泉州民众随军而去，居留在南洋。明嘉靖末的倭寇之乱、清初的迁界也迫使大批民众迁移南洋诸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大肆贩卖华工出洋。民国时期，由于人口压力过大、军阀战争和国民党抓丁等原因，泉州出现向海外迁移谋生的高潮。（2）经商贸易的商人。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有不少人出国经商留居海外不归。明代以后，贸易方式由外商来华贸易为主向华方出国贸易为主的转变，许多商人长期在外居留不归。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郑和七次下西洋，许多泉州人随船队到南洋经商定居。郑和回国以后，形成向“黄金国土”移民的热潮，不少泉州人到南亚和南洋各国贸易定居。出国经商贸易的移民历清、民国而不衰，特别是民国时期，更成为民众谋求生活出路、改变经济现状的重要途径。解放后，由于社会秩序安定和实施不鼓励海外移民的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向海外移民人数甚少。改革开放以后，鲤城区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居民因私出国务工经商、投亲靠友、婚姻嫁娶、就学深造的逐步增加。至1992年，鲤城区籍海外移民分布在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区域变动
  1951年，析晋江县城关和近郊8乡成立泉州市（县级），人口约9.3万人。1958年9月，划南安县丰州区的14个自然村，晋江县的临海、北星、清源3个乡及石霞乡的部分自然村计19.16万余人归泉州市。1971年1月，划晋江县的罗溪、马甲、河市3个公社和双阳农场计人口9万多人归泉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