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内容
鲤城区历史上习惯称为泉州，又因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古城形似鲤鱼和五代时环城遍植刺桐之故，别称“温陵”、“鲤城”和“刺桐城”。
鲤城区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南有晋江，北有洛阳江。晋江发源于闽中戴云山，流贯全区，其下游流域即为泉州平原，是福建省四大平原之一，鲤城区是镶嵌在这平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她北邻仙游，东毗惠安，西与南安接壤，南与晋江交界，东南泉州湾与台湾隔海相望。葱茏的清源山、紫帽山、葵山、罗裳山矗立于周边，像四座美丽的屏风。山青水秀，资源富饶。全区面积539.2平方公里，人口52万人。
鲤城区靠近北回归线，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序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年平均气温20.6℃，无霜期达358天，年降水量1200毫米。这里盛产龙眼、甘蔗、柑桔、荔枝等经济作物，是全国五大龙眼生产基地之一。
鲤城有人类活动至迟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这一片依山濒海的沃野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披荆斩棘，辛勤开发，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世界海上交通贸易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晋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里，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这里，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是中国著名的侨乡。
这里，是中国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
这里，曾沉寂过300余年，如今正在迅速崛起，重现历史的灿烂和辉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晋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鲤城辖区，夏、商二代属扬州，西周属七闽地，春秋战国属越国。秦末、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动荡，汉人南迁。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熟练的生产技术，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闽越人共同开发，促进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入唐以后，政府重视海上交通贸易，为这个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久视元年（700年），在重新设立武荣州时，选择此地作为州治。开元六年（718年），太守冯仁智以州治无县，向中央政府申请设立晋江县。鲤城从此成为历朝在晋江流域建立的州、郡、路、府及县之治所。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已被列为上州，与长沙、汴京（开封）、京兆（西安）、杭州、南昌、庐陵、福州同为全国八大州府。南宋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泉州港迅速扩大。元代，泉州改称为泉州路总管府（属省），海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明清二代，实行“禁海”和“迁界”政策，泉州港逐渐走向衰落。近代以来，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城市崛起，鲤城中心城市辐射范围日渐萎缩，成为附属于厦门经济区的区域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1951年析晋江县城和城郊8个乡建立泉州市（县级）。1985年5月撤销晋江地区，泉州市升格为地级市，其辖区改置鲤城区，辖城区临江、海滨、鲤中、开元、华大5个街道，浮桥、江南、北峰、东海、城东、河市、马甲、罗溪8个乡镇和清源、双阳两个国营农场。1997年，因为泉州市急剧发展的需要，政区再次变动，一分为三，设鲤城区、洛江区、丰泽区。泉州古城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世纪，泉州港作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长盛不衰达200多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鲤城区后渚港是泉州港的主港，泉州港对外贸易活动正是在以鲤城为中心的这一片土地上展开的。
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这同唐宋元三代国家统一、地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政府积极推行开放政策，重视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大和八年（834年），朝廷下令保护广州、泉州和扬州外商，货物“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泉州人凭借天然良港的优势，发挥善操舟楫的传统，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市井十洲人”的泉州，很快就与扬州、广州、交州并称为中国南方四大对外通商口岸，成为中国与亚洲国家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五代时期，闽国继续执行“招徕海上蛮夷商贾”的国策，泉州港对外贸易有新的发展。北宋统一中国，泉州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皇祐年间（1049～1054年），“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元祐二年（1087年），宋朝政府在此设立福建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市舶司的设立，标志泉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靖康之变，宋廷南迁，泉州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南宋政治中心等原因，海上交通贸易的地位一跃而赶上广州。刺桐港“风樯鳞集、舶计骤增”，“涨海声中万国商”，城区“夷夏杂处，权豪比居”，泉州跃升为世界东方巨港和国际性都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州和广州市舶司收入各占一半，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
元代是泉州历史最辉煌的黄金时期。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首先批准重建泉州市舶司，有元一代各地市舶司不时裁并，而泉州市舶司始终不动。元政府鼓励地方官员“通道外国，抚宣诸夷”，使泉州港在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如果说在北宋时泉州港的对外贸易还屈居于广州港之后的话，那么从南宋开始至元朝的200多年中，已跃居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目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之盛况，他是把泉州港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赞叹道，“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
经济的发展是对外交通贸易得以兴盛的重要物质基础。
鲤城地处江河交汇海口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发展农业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至唐代已具相当水平，“耕破云山万千重”，极高的土地利用率是其标志之一。唐至五代，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完成，尚书塘、天水淮、留公陂等仍遗惠今世。唐末已是“枳篱茅屋芝桑麻”，及至元代依然“桑拓千村曙色新”，种桑养蚕盛概延绵数百年之久。鲤城区盛产亚热带水果，尤以龙眼、荔枝为著名。甘蔗生产在宋代是全国性的生产基地。丰富的农产品提供充足的原材料，推动手工业的发展。自唐至清，丝绢、缎的生产一直是该区手工业支柱产业，尤其是宋代，丝织业规模之大，已和四川、江浙齐名，所谓“绮罗不减蜀吴春”，泉州也因此成为与杭州并驾齐驱的全国两大丝绸中心。以刺桐为名的泉缎，成为国际交往互赠的珍贵礼品，由此可见宋代泉州高超的丝织技术水平。入宋以后，泉州的制糖业也相当发达，是市场主要商品之一。
泉州人擅航海、精造船，源远流长，至迟可上溯至春秋战国。这是古代泉州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技术条件，而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隋唐时期，泉州已是全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及至宋元，泉州造船业更呈执中国牛耳之势，故《太平寰宇记》将“海舶”列为泉州土产。《元史》记载，泉州港极盛时期，共有海舶1.5万艘之多。泉州造船业不仅规模首屈一指，而且质量亦居全国之首，所造之船有“神舟”之誉。1974年后渚港出土一艘宋船，载重量达200吨以上，抗沉、快速、操纵、稳定等性能都十分先进，同时代世界各国的船只远不可比。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先进，推动海上贸易开辟通往北至日本、朝鲜，南折西达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的国际航线。泉州的航海家们驾驶一艘艘“刺桐舟”，在太平洋、印度洋广阔海域乘风破浪，充分显示出古代泉州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伟大气魄。
泉州地窄人稠，但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农商并举的经济结构作为古代泉州人的历史选择，保证了发展海外贸易所必需的十分丰富的外销商品。周边州县产出的陶瓷，尤其是唐代已驰名外国的德化瓷器、安溪茶叶以及铁鼎、铁针、生铁等在泉州出口的商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欲就耕无地辟”，自然条件的限制，令古代泉州人投身商业活动，从而培养出他们浓厚的商业意识。在内外贸发展的相互作用下，至唐末泉州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八大商埠之一。据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泉州港外销商品有九大类数百个品种。
“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文化发源地的众多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连接亚、非、欧的海上大动脉，使世界古代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射异彩，给全球各族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泉州为第一批全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鲤城区文物古迹星罗棋布，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开元寺、清净寺、洛阳桥、天后宫、老君造像、伊斯兰教圣墓等，省级和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更多了。在一个500多平方公里的古城中，拥有如此丰富、如此珍贵的文物古迹，在全国是很少见的。而且，泉州的文物古迹大多与海外交通有关，给后人留下研究中世纪中国海外交通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较之5000多年的中国文明史，泉州自建县以来1300余年的历史并不算长，但面对它众多的有形和无形的历史遗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一门研究以多元化、开放性为其显著特点的“泉州学”正在悄然兴起。
秦汉以前，泉州文化开发远比中原迟缓。晋代衣冠南渡，中原文化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与当地闽越文化交融渗透。唐建中年间（780～783年），欧阳詹文声达于京师，贞元八年（792年）登龙虎榜，泉州文化开始1000多年的兴盛。唐末五代，泉州相对稳定，名士入泉州为滥觞，地方主政者大建寺庙，提倡宗教，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贵族文化走出宫廷，与民间文化交融糅合，泉州人文空前繁荣，文学、史学、哲学、科学、军事诸多领域涌现一批领袖人物和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著述，故当时泉州号称“八闽名胜无双地、四海文章第一邦”。元代，泉州的文化学术，虽曾一度式微，但入明后再度复兴，特别在哲学领域以蔡清为代表的理学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时称“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晋江”。更有李贽者，以《李氏焚书》、《藏书》等巨著，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剧，卓立高标，振聋发聩，批判假道学，树立童心论，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思想革命和文艺革命前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自明清海禁闭关锁国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泉州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这一期间的文化成果仍然不绝于史，斑斑驳驳地反映了当地文化精英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和注重教育、科学救国的时代精神。
人才是文化的载体。泉州人文荟萃，群星璀璨，千年不衰，以“海滨邹鲁”饮誉中华。自欧阳詹中进士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1000多年间，泉州人中进士1813人，其中状元2人，入阁拜相的6人。仅绍兴六年（1136年）一科，即有30名泉州人中进士，创中国历史一县一科及第人数的最高纪录。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泉州人以及曾长期在鲤城为官、寓居的外籍人创下了一项项彪炳的业绩。他们之中有抗击外国侵略者名将俞大猷，有为统一祖国作出贡献的军事家施琅，有离经叛道卓尔不群、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有集儒学之大成的朱熹，有诗学上独树一帜的韩偓，有既为名相又精武学的曾公亮，有既是著名艺术家又为一代高僧的李叔同，有中国第一代科学院院士近代著名化学家庄长恭，还有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如蔡襄、李廷玑、何乔远、汪大渊、赵汝适、王慎中、张文裕、蔡镏生、谢希德、江加走、司马文森、李硕卿、庄为玑等。他们为泉州古城留下丰富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科技、军事等方面的著作和作品，是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泉州学”的珍贵资料。
以教育砥砺民心，是泉州的优良文化传统。西晋末年，此地民间已有私学。隋朝，科举创立，私学蓬勃发展。唐建中年间，读书人应试中举，折无虚岁，有“文星在闽”的说法，可见教育已蔚然成风。五代守土者王潮、王审邽兄弟及其子辈王延彬重教化，创办四门义学和招贤院，招揽中原名士来泉。入宋以后，学风更盛，“若不耕樵必业儒”。适应教育的需要，历代先后出现私塾、社学、义学、宗学、番学各种形式私学。两宋时，相继诏立府县学宫，举办近十家书院。清末，现代学校急剧增加，或为旧学改办，或为地方绅士、华侨捐建，或为教会开设。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经济凋敝，鲤城境内仍有学校四五十所。自五代起，延请业儒任教几成风气。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泉州讲过学，故后人称泉州为朱子过化之区。蔡清、李贽等一批学术巨子，也都执鞭杏坛。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来黎明高中等学校任教讲学的就有巴金、吕骥、张庚、杨人楩、王鲁彦、陆蠡、吴克刚、黎蛮支等一批近现代中国著名学者。
泉州地方文化艺术历史悠久，丰富多元，自成一格，独具魅力。由于历史上中原人民的多次南移，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交融；由于泉州古代是一个国际城市，近代又是著名侨乡，外来文化的输进为本土文化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孕育出一种既有地方气息，又有民族特色和异国风情的泉州地方文化。
南音原为中原古乐，晋以后扎根于泉州大地，逐步与地方民间音乐融合，又吸收元曲、弋阳腔和昆腔之特长，形成词曲清畅柔曼、旋律缠绵深沉的美妙曲艺，有“御前清客”的雅称。她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古代音乐文化遗产，是“世界最古老的音乐”之一。梨园戏，以其传统的剧目，典雅的南戏唱腔和优美动人的舞蹈动作，千百年来赢得一代又一代人的青睐。她那抒情诗般的格调所展现的宋元南戏的遗响与风采，被中外戏曲界视为珍贵的“活文物”。形成于宋代的提线木偶戏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为世界公认木偶艺术的翘楚。其他如高甲戏、打城戏等地方剧种，也无一不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传统戏曲推陈出新，开发、整理和创作一大批优秀的曲牌、剧目，多次进京演出和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很高的评价。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泉州的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生机盎然，对外交流日益活跃。“海内外南音弦友大合唱”、“中国泉州国际木偶节”等多次在鲤城举行，海内外乡亲、朋友、同行欢聚一堂，乡音融融，乡情浓浓。1982年，赵朴初参加元宵南音大会唱，兴奋之余，即席赋诗：“管弦和雅听南音，唐宋渊源大可寻。不意友声来海外，喜逢佳节又逢亲”。泉州的文化艺术成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和联系海外乡亲的桥梁。
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形的“活文物”的雄姿，时刻都可以听到无形的“活文物”的遗音，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
融文入武，文武相济，是泉州地方文化的又一个特色。唐乾符年间（874～879年），山少林寺棍僧智空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为闽僧武派之始。“智空武击法闽中，王氏附梁毁此宫，遗迹清源兴国建，泉南到处少林风”——时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南安刘昌言的诗句，概括性地记述宋代已极盛炽的民间习武之风和泉州为南少林武术发祥地的不争事实。明清两代，武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共出武进士、武举人480人。明代，俞大撰著武术经典《剑经》，并回传南少林拳技于嵩山少林寺。五代、元初、清乾隆时，少林寺及寺僧屡遭焚毁、剿杀，但由于南少林武术扎根民间，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广泛向外传播，走向世界。
古代的泉州是开放的国际城市，各国客人纷至沓来，经商、传教、游历，不少人与当地人通婚，在泉州安家落户。政府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泉州人尊重他们的民族习俗，与之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伴随着他们而来的以及泉州众多华侨叶落归根带回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在宗教、风俗、语言和建筑等方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至今人们还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氛。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交通贸易需要，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泉州知府蔡襄主持建造洛阳桥，采用筏型基础和殖海砺固基法，是桥梁史的一大创举。随后相继建设的盘光跨海大桥、石笋桥、顺济桥等石构桥梁数十座，其规模之大和技术难度之高都异于寻常，一时“闽中桥梁甲天下”声誉鹊起。这些伟大的建筑工程，不少至今仍然卧海跨江，雄姿犹存，是中国桥梁建筑史的瑰宝。在漫长历史中，泉州逐渐形成宫殿式的闽南民居，至今仍随处可见。
泉州地方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构建出它在宗教文化上多教并存，和平共处，兼收并蓄，共同繁荣的一幅奇异的景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摩尼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日本教以及名目繁杂的各种民间信仰，都曾在这块土地上广泛传播和发展，留下难以磨灭的足迹。因此，泉州自唐宋以来即有“佛国”之称。
元妙观（原称白云观）是现存建于晋太康年间（280～289年）的道观，展示着泉州宗教的悠久历史。五代佛、道鼎盛，寺院、宫观林立，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概。唐代古刹开元寺和五代的承天寺、宋代的崇福寺号称泉州佛教三大丛林。开元寺在五代至宋有支院百余，“食常万指”，是全国最大的佛寺之一。仅现存十余其一的规制，亦为福建省首屈一指的宗教建筑群。寺中一对石塔，在世界塔林中以其出类拔萃的雄姿占有一席之地，是泉州古城的光荣象征。
清源山以秀丽旖旎的风光，更凭丰富的宗教等人文景观在国家级风景区中别具一格。山脚下的老君岩是宋代遗物，为全国最大的道教石雕造像，雕刻艺术造诣极高，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山腰的三世佛造像，是西藏佛教密宗南传终止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有数以十计的寺院宫庙、石雕，300余方石刻，记载着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和故事。
“亚非自古亲兄弟，唐宋以来有会盟”。唐初，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四贤来泉传教卒葬之坟，俗名灵山圣墓，历千年风雨仍完好无损，有人视为“世界第三伊斯兰教圣迹”，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启航时，曾在此焚香祈求平安。宋元时期，泉州是中国三大伊斯兰教区之一，有清真寺六七座。至今仍存的泉州清净寺已近千年，是中国现存最早、保护最完好的伊斯兰寺院，它建筑规制和风格即使今阿拉伯世界也所存无几。还有海交馆收藏的几十方泉州出土的伊斯兰教徒墓碑，屹立在晋江岸边印度婆罗门教传入泉州的产物——石笋，现存的数百方婆罗门教石刻、开元寺里的婆罗门教石雕，天后宫里的印度教青石雕花石柱……这一切都是古泉州繁荣昌盛和中外人民交好，民族和睦的历史见证。
提起天后宫，人们仿佛越过时间的隧道，回到古代的泉州，目睹后渚港里桅樯林立，万舟待发，妈祖庙中张灯结彩，香烟缭绕，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官府正举行“祈风”、“祭海”仪式的盛况。泉州天后宫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不但为当今海内外数千座妈祖宫的祖庙，而且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妈祖庙。1991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和平方舟”号曾在此举行仿古祭海仪式，与古代不同的是，人们祈求的不再是浪平风顺，而是和平、友好和发展。
全国著名侨乡
鲤城区是全国著名侨乡，华侨史可稽达千年之久。鲤城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与故乡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鲤城籍华侨传统的爱国爱乡之举，对故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鲤城籍华侨自近代起，与港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些方面乃至不可分割地步。
唐代，泉州人因地少人多到海外谋生、经商的人渐多，有的逗留国外，甚至老死客地，成为早期华侨。宋元时期，泉州港日益兴盛，人口不断增多，往海外的人越来越多。明清时期，政府实行海禁、迁界，泉州百姓迫于生计，相率冒险向海外扩展。鸦片战争后，泉州人到海外谋生的机会增多，出国人数更多。民国时期，泉州战乱灾害交加，出现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高潮。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已有8万多泉州籍人旅居海外。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又有2万人出国。解放后，移居海外的人数一度锐减。从70年代开始，出境人数逐年增加并以移居香港居多。至1996年，鲤城籍的华侨、华裔有30多万人，港澳同胞有10多万人。鲤城籍华侨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分布在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侨居地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对祖国的热爱及亲人的眷顾，使他们世世代代保有叶落归根的强烈感情，因此鲤城区的归侨、侨眷遍布城乡各地。
鲤城籍的华侨在侨居地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并肩劳动，披荆斩棘，拓荒垦殖，共同推动侨居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们白手起家，开始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或小摊小贩，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辛经营、勤奋劳作而终有所成。从20世纪20年代起，乡亲中一批资本雄厚的企业家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社会上、经济上有影响的人物，对侨居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国家民族解放事业，以及侨居国同中国的经济、文化友好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海外乡亲身在异域，不忘故土。他们在海外创办华人学校，出版华文报刊，传播中华文化；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同学会，联络乡亲感情，沟通家乡信息；创建南音社团，演唱家乡戏曲，“弄丝竹以寄情，闻乡音而怀土”。
海外乡亲身在异域，心系中华，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历次中国革命运动中，无数鲤城籍华侨同仇敌忾，毁家纾难，前仆后继，为国捐躯，在中国革命史和闽南革命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辛亥革命时，不少泉州籍人在侨居地加入同盟会，有的成为骨干，回乡筹划起义，在光复厦门、泉州中起巨大作用。二次革命中，他们或捐巨资，或直接参加讨袁护国运动，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时期，有的捐资支持国内革命，有的返回故乡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积极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的活动，动员华侨捐款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一大批热血青年直接奔赴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在侨居地声援祖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有的为家乡游击队及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有的回国参加游击队、解放军，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海外乡亲一贯支持祖国与家乡的经济建设。清朝末年，他们就在泉州及厦门、漳州、福州、上海等地投资兴办企业。民国期间，泉州的汽车运输、电力及一些与城市发展有关的公共事业设施，几乎都肇于华侨投资创办发展起来。同时，源源不断的侨汇也促进泉州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侨资企业开泉州近代工业先声，对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独立自主新中国的建立，改写爱国华侨报国无门的历史。改革开放后，香港、东南亚诸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的乡亲，纷纷回乡投资举办各类企业，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产业上大展鸿图，在鲤城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外乡亲十分关心家乡的文教卫生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清末到民国期间，他们继承中华民族民间办学的优良传统，个人出资在家乡创办和助办各类学校沿习成风。至解放前夕，泉州有侨办、侨助中学7所、小学23所。同时，还捐款救灾、扶助慈善机构、发展文化卫生事业。解放后，这一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来，“三胞”捐资教育风气更盛，档次规格也大有提高。泰国华裔吴庆星先生独资创办的仰恩大学耗资7000余万元，是全国第二所华裔独资捐建的高等学府。鉴于教育事业的长期投资性质，为了持之以恒进行奖教奖学，海外乡亲采取建立教育基金形式，保证捐资效益。除捐资办学的外，鲤城城乡几乎到处都有华侨捐建的图书馆、文化馆、运动场、体育馆、影剧院、医院等文化卫生设施以及捐赠大量的先进设备和现代化交通工具。鲤城乡镇公路纵横、桥梁到处可见，全部大小寺庙等文物古迹得以保护良好，华侨、港澳同胞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耗费了巨额的资金。境外乡亲还热心于赈灾慈善、扶贫敬老，使鲤城社会福利事业特别兴旺发达。1996年，鲤城范围内有各类侨办、侨助学校140所，占全区各类学校总数的62.7％，侨办基金会68家，基金总额6330余万元，其中百万元以上的基金会有8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切实依法维护华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华侨、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热情不断高涨，1978～1996年捐资总额达1.7亿元，有力推动鲤城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鲤城籍华侨无私奉献，造福乡梓，功德无量，有口皆碑，必将永载青史而不泯！
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
鲤台两地一水之隔，血脉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似，有密切的地缘、血缘、文缘、神缘、业缘关系。
宋代，泉州沿海居民已到澎湖开垦种植，到台湾北港（今台北一带）打鱼、定居。元代，政府在澎湖设置巡检司，泉台之间往来有所加强。明代至清初，移居台湾的泉州人逐渐增多，后期出现成规模的移民活动，尤以随从郑成功入台和苦于迁界投奔郑成功者为众。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居住在西部沿海一带。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泉台之间往来更为密切，出现向台湾移民的高潮，泉州移民的垦殖活动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推进。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晋江蚶江对渡后，泉台两地往来空前频繁。台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仍然有人继续移居台湾。台湾光复后移民激增，以国民党溃退孤岛的1949年为最多。解放后，海峡两岸军事对峙，联系中断。至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奔丧，才有少数人移居台湾。由于鲤台关系密切，也有一些台籍同胞迁居鲤城。至1996年，鲤城区有台籍同胞2218人。
泉台贸易始于明末，盛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鲤城是泉台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清康熙中期泉台相继出现一批同业公会性质的“行”、“郊”商业组织，并逐步推动两地若干商业中心的形成。泉州城区的行、郊集中在南门的富美、新桥头、一堡。台湾的泉台贸易中心，最著名的是“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的南郊有30多个商号与泉州贸易；鹿港的泉郊有200多家商号，专与泉州做生意；艋舺的三大郊（泉郊、北郊、厦郊）均为泉州人经营。日本侵占台湾期间，泉台贸易仍没有中断。抗战胜利后，泉台贸易再现兴盛局面，泉州城区开办许多专门经销台货的商店，不少泉州人到台湾经商。台北、基隆、台南、高雄、新竹、台中、鹿港成为台湾与泉州贸易的港埠。解放后，泉台贸易中断20年。1979年，台湾海峡两岸局势有所缓和，泉台间开始进行小额贸易，后渚港设有台轮停靠站，市区设有台胞接待站。80年代中期，两岸关系好转，泉台之间贸易额增大。鲤台贸易的发展推动全面经济合作新格局的形成，从1983年出现第一家台商投资企业后，台商投资发展迅猛。至1996年底，全区创办台资企业计140家，利用台资1.466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40.2％。
泉州人移居台湾带去中华传统文化，对台湾的文风教化产生重大影响。泉州一些文人学者长期主持台湾义学。清代，在台湾中进士、举人的泉州人达30人左右。抗战胜利后，海疆学校派出该校毕业生到台湾工作，培元中学校友于彰化创办培元中学。自民国迄今，一批鲤城籍人在台湾文教界多有建树，享有盛誉。
泉州人移居台湾带去泉州优秀的地方戏曲艺术，并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至今台湾的南音社团有70多个，遍布台北、台南、高雄、基隆和鹿港等地。鹿港聚英社是台湾最早的南音社馆，已有150多年历史。20世纪80～90年代，台湾弦友常来泉州参加南音大会唱，切磋南音技艺。泉州梨园戏，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台湾的主要戏剧，被台湾戏曲界誉为“海峡两岸的一颗明珠”。1988～1996年，仅鲤台戏曲界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就有10多次。
泉州人移居台湾带去泉州的风俗习惯及民间宗教信仰。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鲤城籍人为了子孙后代牢记祖先根本，以祖籍地名命其居住地。今新竹、台北、台中、彰化、南投、桃源、云林、屏东等地，“泉州”“刺桐”等鲤城区的地名仍比比皆是。在台湾，无论是岁时习俗，还是婚丧喜庆礼仪，抑或是住宅建筑风格，均与泉州相同。泉州的民间宗教信仰对台湾的影响更深，现在台湾有寺庙、教堂1.4万余座，其中多数传自泉州城区，许多宫庙保存泉州儒、道、释三教诸神同祀的习俗。遍布台湾城乡各地的天后宫、关帝庙、慈济宫、富美宫等，许多是从泉州城区同名的宫庙分灵或再分灵过去的，不少宫庙还是泉州人建造的。近20年来，台湾香客组团到泉州拜谒祖庙的人络绎不绝，何啻万计。
再度崛起之路
泉州港从明初开始衰落，每况愈下。究其原因，一是明清二代封建王朝“禁海”、“迁界”，实行闭关锁国对外政策；二是元末明初居住在鲤城的色目人武装叛乱和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福建沿海倭寇之祸，使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南洋各国商人受骚扰，来华贸易减少；三是15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崛起并向东扩张，泉州与阿拉伯诸国的交通被切断，“五口通商”后，泉州作为福建省对外通商口岸彻底被厦门、福州所取代。
面对泉州的衰落，数百年来泉州人尤其是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志士仁人、革命先烈，无一不在寻找重振鲤城雄风之路。从19世纪60年代起，泉州不断开办医院、学校、邮电、银行、轮船、汽车运输、电影、印刷等一批新型工厂企事业。辛亥革命爆发，泉州随即光复，结束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带给泉州人民只是军阀混战。至民国末期，虽然凭借侨乡优势，泉州的近现代工业有所发展，但基本仍处于手工业作坊状态，厂房简陋，设备陈旧，农业耕作落后，收成仅维持半年口粮，交通闭塞不便，商业市场萧条，泉州港毫无生气，是一座纯消费的小城市。
富于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泉州人民，在五四运动中迅速觉醒。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较快地在泉州得到传播。民国16年（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鲤城地方组织正式诞生，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工会，开展革命斗争。抗战时期，在党组织的号召下，泉州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的行径。抗战胜利后，泉州中心县委组织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和反对征兵、征税和征粮的反“三征”斗争。成立泉州人民解放大同盟群众组织，整编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民国38年8月中旬，游击队先后解放河市、马甲等乡镇。同月31日，泉州团队独立大队占领泉州城，与人民解放军会师。至此，泉州城宣告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鲤城区和人民共和国共命运，在探索中前进，经历曲折和反复，积累经验和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鲤城区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这方热土上各种奇迹不断出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1996年本志下限止，鲤城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
解放初，鲤城人民迅速恢复旧社会留下来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胜利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3090万元，农业总产值837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90万元。
在这28年里，农业作为主体产业受到高度重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依靠集体化的力量，大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兴建总库容1.4亿立方米的一批水库及引水、提水设施，建立起有效的御灾体系，逐步推广科学种田和机械化半机械作业，改变靠天吃饭的面貌。农副产品产量比解放前大大增加，粮食作物亩产690公斤，提高1.84倍，花生、甘蔗等主要经济作物单产提高2倍以上。由于受到“左”的干扰破坏和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影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生产两度徘徊，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工业作为改造传统消费城市的战略决策取得明显成效。在旧泉州破落的手工业基础上，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创办一批地方国营企业，打下了鲤城现代化工业基石。“大跃进”期间，由于急于求成，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后来，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逐步形成食品、机械、化工、建材、服装、塑料、竹木制品、电子等八个行业，初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在改造传统食品工业、服务农业生产、建立新兴产业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利用资源优势的制糖、味精工业领先全省，利用先进技术的新型电子元配件工业为中国航天导弹事业作出贡献。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0336万元，比1949年增长23.5倍，农业总产值516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640万元。
在这28年里，城市建设、公用事业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城区的主要街道全面进行翻修拓建，新建2条主干道和一批次干道，改善城市交通网络，街道照明不断改善，乡村公路覆盖率明显提高。自来水、公共交通于60年代间世，70年代普及居民生活用电，邮电事业逐步发展，70年代后半期，电话开始走向家庭。建设晋江下游防洪大堤，彻底地阻止洪水对市区和近郊的侵害。文化馆、图书馆、公园、文化宫、青少年宫、广播电台、电视台、影剧院、体育场（馆）等一批文化设施相继建成，改善人民群众现代精神文化生活的物质条件。更为瞩目的是教育、卫生事业的进步。与1949比较，1978年全市中小学由35校266班、教职员工2439人，发展到183校1847班、教职员工3120人，新办大专院校2所，结束晋江地区无高等教育的历史；全市有中大型医院5所，并普遍设立乡镇（街道）卫生院、保健院、企业医疗室、乡村合作医疗所，形成多层次卫生防疫网络。
第二阶段（1979～1985年）
这一阶段，鲤城作为沿海改革开放城市，享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惠，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经受新生的阵痛和喜悦，走出坚实的一步。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村经济获得活力，单一的粮食生产开始向城郊型农业转变。“两水一菌”（水果、水产，食用菌）生产的发展，有力改变农业内部经济结构。全市龙眼种植达3万亩，成为全国五大龙眼基地之一。这一阶段的前几年，工业通过革新改造获得良好效益，经过巩固和发展，出现制糖、蜜饯、味精、橡胶、皮革、麻纺等一批中型企业。1980年企业利润达1079万元，三年平均增长63.7％，但以后几年效益却是每况愈下。企业改革采取“松绑”放权和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若干措施，均无法收到预期效果。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市场竞争面前，国有企业体制上弊病日益显现出来，需要有更新的药方！在国有企业努力摆脱困境的时候，鲤城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悄然而起，以重要角色登上历史舞台。按市场一技术一原材料的经营方针，依靠股份合作解决资金——这就是国内经济学界所谓的“泉州模式”。1985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1.5亿元，乡镇街道工业产值达1.7亿元，三分天下已有其一。对外开放为鲤城区在新时期的发展注入勃勃生机。1979年与外商第一份“三来一补”合同的签订，1980年福建省第一家合资企业——泉州人造花厂的诞生，标志着鲤城外向型经济的起步。至1983年，全区从事外向型工业生产的企业已有150多家。由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的崛起和中外合资、合作经济的加入，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鲤城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有长足的进步。
从更深层上看，对于鲤城区人民，这7年更重要的变化不在于物质生产的增加，而在于精神财富的丰富。在改革开放中，鲤城人的思想观念得到极为深刻的解放，市场意识不断增强。留给外地人以深刻印象的鲤城区无街不经商的情景，正是鲤城人精神风貌的一个最为生动的表现。
第三阶段（1986～1996年）
这一阶段，鲤城正经历着一场翻天复地的变化。1985年，国务院批准泉州升格为地级市，国营工业、二轻工业以及部分商贸企业随之上划，鲤城的综合经济实力大受削弱，体现在主要指标上，工业总产值减少三分之二，本级财政收入减少六分之五。同时，规划、土地等审批管理权限也被削弱。“穷则变，变则通”。鲤城区审时度势，以改革开放总揽全局，从区位优势、改革优势和历史优势出发，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打基础，增实力，重组鲤城经济”来号召和团结全区干部群众，历经11年艰难创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鲤城区把发展工业提到突出的位置。迅速统一和不断深化发展乡镇（街道）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对振兴鲤城经济和稳定鲤城社会重要性的认识，简政放权赋予乡镇和街道发展经济的能力。90年代，鲤城街道经济在全国县级区一级连续名列前茅。
1993年，鲤城区乡镇企业也进入福建省十强县行列。从1986年起11年来，乡镇工业年产值以38％、街道工业以50.7％大幅度平均增长。1996年，乡镇、街道工业总产值达到103.4亿元（1990年不变价），占全区工业总产值95.2％。在全区18个乡镇、街道中，产值超5亿元的有9个，其中超10亿元有5个。
由工业大楼建设到工业小区建设，再到成片士地开发，这就是11年来鲤城推行工业化进程走出来的一条愈来愈宽的成功之路。1986～1993年，全区建成标准化厂房计118.3万平方米，为建区前的9.5倍。在规模经济、集中管理和区域经济分工的要求下，1986年鲤中街道、临江街道的工业小区破土动工，1989年成洲、王宫“三资”企业小区开始兴建，1996年独资建成万安工业区（面积2平方公里）。至1996年底，全区共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区73片，其中年产值超亿元的有12个。高科技开发区也初具规模。
鲤城区不断优化工业结构，经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发展过程。新办企业如雨后春笋，1996年全区工业企业计3535家，比1985年增加1.6倍。重点项目的建设和骨干企业的培植作为工业发展的突破口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关键所在，始终受到加倍的关注和支持。1993年豪盛（福建）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是发行股票的全国第一家台商合资企业同年第一家企业集团元鸿集团诞生，草根工业终于逐渐长成参天大树。至1996年底，全区组建企业集团12家，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5家，超5000万元的企业有10家，超500万元的骨干企业有439家。在重点骨干企业的发展带动下，形成针织服装、包袋、塑料制品、轻纺、机械、电子、建材、工艺陶瓷等八大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实施创名牌产品战略，1992年豪盛瓷砖被国家建设部评为“中华精品”之后，匹克运动鞋又作为中国篮球队的专用产品而驰誉中华，协昌饲料也一炮打响，在同类产品中声名遐迩。据统计，至1996年，鲤城区获部优省优产品的计13种，同时有一批产品获省以上科技进步奖、创新奖、优秀奖。
在重组鲤城经济过程中，工业取得主导地位的预期成效，形成以轻型为特色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推动二、三产业的发展。199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136.7亿元。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在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加强城市副食品基地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形成典型的城郊型农业特色。1990年，建立耕地保护区5万亩，实现初级水利化。历年粮食良种率达到85％以上，总产量稳定在6.5万吨左右。适应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鲤城区的城市副食品基地有新的发展，并出现前所未有的旅游、观赏型农业。根据鲤城北部立体农业的发展和自然人文景观条件，福建省政府批准建立面积60平方公里的马甲农业大观园。90年代初，结合山地开发，新植龙眼6.82万亩，传统龙眼产区首次由平原推向山区，种植面积扩大2倍以上，鲤城作为全国主要龙眼基地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和提高。常年蔬菜基地在建立保护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6500亩，并广泛采取反季节、大棚无土栽培等先进生产技术。水产基地以青蟹等高优水产品为特点，禽畜基地商品猪年出栏5万头。1996年，全区粮食总产6.44万吨，水果总产1.21万吨，肉类产品1.48万吨，水产品总产1.92万吨，农业内部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巩固和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1993年全面建立了村经联社，1996年全区农村集体基金总额达到6825万元。同年，全区162个行政村，村财积累总额为2302万元；年收入超50万元的村有14个。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加快，1994年贫困村全部摘帽，通过福建省验收，提前6年实现奔小康的目标，总体上达到宽裕型的小康水平。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开拓第三产业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古代东方大港的历史回响，也是区位优势和开放性经济的时代反映。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一个商贸业、金融业和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为主要框架、全面发展的第三产业逐步形成起来，多层次、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的流通体制进一步完善。国营商业经过深化改革和政府资金扶持，对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粮油、民用煤、蔬菜、肉食品、农业生产资料经营继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根，购、销、利长居全省前列。非国有商贸业更加活跃，至1996年市场占有份额达到九成。1996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2亿元，11年来年平均增长25％。金融保险机构趋于完善，先后建立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分机构和5家城市合作银行；以吸蓄融资为重点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1996年全区银行城市居民储蓄余额达到38.1亿元。1992年后，泉州市制定出“大泉州”建设战略决策，为鲤城区的房地产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信息咨询业、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新天地。结合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进行东海滨城、宝珊花园、霞淮花苑、西湖小区、聚宝新城、东湖新村、浮桥街、潘山街等集中连片开发，一大批商住楼宇落成，旅游项目和配套设施相继投入营运。
随着“大泉州”宏图的展开，市场建设力度不断加强。1986年具有闽南建筑风格的侨乡小商品街建成开业。1994年投资7000万元，建成市场、商厦面积9.9万平方米。1996年开展市场建设年活动成绩斐然，泉州市建成福建省最大的展览城。鲤城区现有成规模的综合市场、工业批发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电子产品市场28处，5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厦6座，是本地产品的重要窗口，担负着中心城市的商品聚散地重要功能。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侨台优势，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推进对外开放，使鲤城区经济外向度和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并且外向型经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1996年，全区创办“三资”企业775家，合同利用外资8.34亿美元，“三资”企业产值17.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13％，出口产品交货值55亿元，“三来一补”业务自1988年起一直位居福建省前列，数度独占鳌头，11年累计收人3650万美元。此外，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也有新的发展。
鲤城对外开放首先得益于泉籍港胞的支持，港商创办的外资企业及其资本占四分之三。根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制定“以港引台，以港引外”的正确策略。1989年利用台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当年台资引进占全年外资引进的三分之二。至1996年底，先后到鲤城区投资的除港、澳、台外，还有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希腊、西班牙、荷兰等11个国家。
11年来，鲤城对外开放呈现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单一至综合全面，由一般技术向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而且能于青萍之末领风气之先，作尝鲜第一人。在投资领域上，90年代以前以工业，尤其是轻型加工业为主，然后逐步向农业综合开发、旅游业、房地产业、餐饮服务业、医疗卫生业拓展。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为典范的仰恩系列工程，于1986年由华人捐资办学，逐步发展成集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福建省为此独辟马甲引进优良畜牧品种试验区。1989年，在政治风波严重挑战下，鲤城区网开一面，坚定外商投资信心，全省第一个外商投资成片开发项目破土动工。翌年，印尼大马集团、香港南益集团等知名大财团相继来鲤投资，拉开成规模投资的帷幕。至1996年，外资项目上千万美元的有19个。受外引的启迪，鲤城区的内联意识也在不断增强。90年代，突破过去以技术合作、配套生产的框架，步入资金、技术、市场并重的合作轨道。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在将泉州建成都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基础设施日臻配套和完善，现代化港口城市已初具规模，投资环境越来越好。旧城改造发挥市、区两级的积极性，鲤城区相继独立完成百源片区、涂门街中段、浮桥潘山街、湖心街成片拆迁改建任务；旧市区改造8片，土地总面积40.2万平方米。按照建设和保护并重的原则，重要的文物古迹得到妥善的保护。新区建设步伐更大，面积为10.5平方公里的东片新城区以三纵两横的街道为骨架，温陵路、泉秀路、丰泽街、田安路两侧高层楼宇鳞次栉比，成为新的商业繁华区。集镇建设也取得骄人成绩，东海滨城、泉南、北峰新城、河市新镇等均已初具规模，像散布在鲤城大地上的一颗颗晶莹的明珠。由于地处沿海前线等原因，1978年以前，泉州市区基本局限在解放前夕的6.61平方公里之内，经20年的拓建，1996年底建成区达到15.9平方公里。
公路建设一浪高过一浪。1994年投资2亿多元，新建、拓宽公路100多公里，国道324线鲤城段改造为一级公路，实现村村通公路。1997年9月，泉厦高速公路通车，标志鲤城公路发展进入中国先进行列。一个以中心城市为枢纽，国道、省道为主骨干，向外辐射，布局合理的公路网络已臻完善，全区公路通车里程529.2公里，高级路面65.6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100公里。1996年5月，漳泉肖铁路泉州段投入使用，圆了鲤城人民将近30年来的铁路之梦。
古刺桐港的最大港口——后渚港重新焕发青春。1986年以来，相继建设4座5000吨位码头等一批港口设施，现有各类码头9座，万吨位浮筒3个，与40多个国家、地区通航。1996年吞吐量141.4万吨。
1994～1995年，两座特大桥梁相继建成通车。沉洲大桥改写“六五”期间建成的泉州大桥位居全省最长公路桥纪录，刺桐大桥则开民营企业采取国际BOT模式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是泉州造桥史的殊荣。
水、电、通讯设施进一步配套和完善。泉州市扩建自来水工程，鲤城区新建水厂4座，市区的日供水能力从3.5万吨提高至15万吨，覆盖面积由7平方公里发展至20平方公里。鲤城区所依托的泉州市电力，1986年拉开大规模建设序幕。1993年开始飞跃发展，3年三大步，超越南平、三明、福州，跃居全省第一。1996年35千伏以上变电站主变容量达到368.3万千伏安，供电量突破50亿千瓦时，比1992年翻一番多。邮电通讯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1978年市区仅有1200门电话，如今却拥有几项全国第一的桂冠，1987年建成全国第一个万门程控地级本地网，1994年50万门单系统容量居全国首位，1995年光缆同步数字体系传输环网的改写全国纪录，1996年以程控电话、无线寻呼双百万门蟾宫折桂。至1997年，有总容量105万门的程控电话网、120万门无线寻呼网、25万门移动电话网。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鲤城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1996年区本级财政收入2.7亿元，为1986年的22倍，年平均增幅32.5％。人民生活也水涨船高，1996年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人均6457万元，比1985年增长857％。农民人均纯收入3457元，比1985年增长623％。藏富于民是鲤城区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除了民间难以估量的巨额手持现金外，1996年全区人均银行存款有7123元。
在抓住机遇，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鲤城区始终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生气蓬勃，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显著进步，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以创建文明单位、争当文明市民、军民共建为主要内容，逐步推广，不断深入，先后获得省级“双拥模范区”、“文明城市优胜市区”的光荣称号，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广泛开展法纪思想道德教育，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气良好，社会安定团结。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市民的文明素质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结出丰硕成果。科技开发、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项目中5个获省部级奖励，100多个创国内先进水平或填补国内空白。3个乡镇列入省科技示范镇建设。1992年，鲤城区纳入福建省高新科技产业走廊，设立万安高科技开发区。第八个五年计划期末，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达到42％。1996年荣获全国科技先进区，鲤城区实施科技兴区战略取得阶段性成效。
重视教育的历史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建区以来，区财政教育投入不断增加，至1996年累计2.3亿元，教育设施、教育设备数量、规模、质量水平居于全省前列。建区后新建初中校2所，小学6所，新增中小学校舍8.4万平方米。依靠社会办教育是鲤城区发展教育事业的一大法宝，外资举办的仰恩大学、滨城学园、罗溪学村，民间创建的南少林武术学校等一批学校，办学效益越来越好。1992年，全区宣布实施九年制初等义务教育，步入全省先进行列。教育和教学改革逐渐深入，沿海版教材试验取得优异成绩，职业教育和成年教育与基础教育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人才。1996年基本实现无盲区。教学质量明显提高，泉州一中、泉州五中历年高考在全省名列前茅。泉州七中作为全国一级达标中学，经验收合格。尊师重教风气已经形成。11年来，新建一大批教师宿舍，改善教师的居住条件。至1996年，区管的中小学192所，在校学生8万人；幼儿园138所。鲤城区域内还有华侨大学等5所高等院校。
文化体育事业欣欣向荣，对丰富人民生活、促进对外交流、繁荣侨乡起着巨大的作用。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的泉州侨乡体育中心、别具一格的青少年宫与华侨历史博物馆、海交史馆、东湖公园等3个公园、西湖水上娱乐园等一批文化体育娱乐设施相继建成，初步形成具有侨乡特色的两大文化设施群体。重修重建承天寺、威远楼、开元寺、天后宫、洛阳桥等一批重要文物古迹，较大规模建设修葺清源山、双髻山风景区，人文景观资源得到妥善保护、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艺术出现新的发展，地方戏剧、曲艺发掘创新取得一流成绩，涌现一批优秀作品和优秀演员，多次获得曹禺奖、文华奖和梅花奖。民俗文化重现繁荣景象，产生全国性影响。群众体育活动普遍开展，1992年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老年人体育工作是全国先进单位，先后夺得残疾人奥林匹克等国际性大型运动会5块金牌、3块银牌、1块铜牌。在频繁的文化出访的同时，泉州市成功举办国际木偶节、国际南音大会唱、南少林武术节等大型活动，既提高地方文化水平，又增强鲤城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医疗卫生事业也长足进步。1986年来，鲤城区农村卫生医疗设施进行分期全面改造，新建扩建乡镇卫生院，对农村合作医疗实行承包等改革，实现村村设有医疗所。1993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获全国首批“基本达标县（区）”称号。90年代持续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增添垃圾场、垃圾转运场等卫生设施、设备，改造八卦沟，城市最大的排污排水系统大为改善，成为重现历史光荣和古城优美环境的一道景观。城区新建中医院、儿童医院等中大型医院。非区属的几家综合性大医院和区属的人民医院、正骨医院等都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并增添一大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医疗设备。1996年，鲤城区域内一共拥有24所医院、3265个床位，医务人员3298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361人。
“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鲤城人民广植的刺桐树已满城浓萌，花开时节火焰般的刺桐花触目皆是。它象征着这里的50多万人民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创建的光荣业绩。“七”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个神秘的数字，经常蕴含着事物质上的周期性区别。从解放到1978年4个七年里，鲤城区人民艰苦创业，为将旧泉州建成新型城市奠定了基础。从1979～1985年原泉州市改置鲤城区的七年里，鲤城在人民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率先走出坚实的第一步。从1986年起到本世纪结束，又是2个七年，鲤城区人民以振兴泉州为己任，励精图治，团结奋斗，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97年8月，由于“大泉州”建设的需要，鲤城区一析为三，宣告旧鲤城政区使命的胜利完成，但是这里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深植于历史沃土中的泉州情结不会消逝，他们将携手并肩，以福建省排头兵的姿态跨入新世纪，届时这方水土完全达到宽裕型小康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的时候，从2000年起还有7个七年的时间，这方土地又会是怎么样？也许无法准确预见。但是，从20年来鲤城人民的豪情壮志和创造的奇迹里，人们有理由相信她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鲤城区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南有晋江，北有洛阳江。晋江发源于闽中戴云山，流贯全区，其下游流域即为泉州平原，是福建省四大平原之一，鲤城区是镶嵌在这平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她北邻仙游，东毗惠安，西与南安接壤，南与晋江交界，东南泉州湾与台湾隔海相望。葱茏的清源山、紫帽山、葵山、罗裳山矗立于周边，像四座美丽的屏风。山青水秀，资源富饶。全区面积539.2平方公里，人口52万人。
鲤城区靠近北回归线，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序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年平均气温20.6℃，无霜期达358天，年降水量1200毫米。这里盛产龙眼、甘蔗、柑桔、荔枝等经济作物，是全国五大龙眼生产基地之一。
鲤城有人类活动至迟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这一片依山濒海的沃野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披荆斩棘，辛勤开发，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世界海上交通贸易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晋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里，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这里，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是中国著名的侨乡。
这里，是中国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
这里，曾沉寂过300余年，如今正在迅速崛起，重现历史的灿烂和辉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晋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鲤城辖区，夏、商二代属扬州，西周属七闽地，春秋战国属越国。秦末、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动荡，汉人南迁。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熟练的生产技术，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闽越人共同开发，促进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入唐以后，政府重视海上交通贸易，为这个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久视元年（700年），在重新设立武荣州时，选择此地作为州治。开元六年（718年），太守冯仁智以州治无县，向中央政府申请设立晋江县。鲤城从此成为历朝在晋江流域建立的州、郡、路、府及县之治所。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已被列为上州，与长沙、汴京（开封）、京兆（西安）、杭州、南昌、庐陵、福州同为全国八大州府。南宋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泉州港迅速扩大。元代，泉州改称为泉州路总管府（属省），海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明清二代，实行“禁海”和“迁界”政策，泉州港逐渐走向衰落。近代以来，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城市崛起，鲤城中心城市辐射范围日渐萎缩，成为附属于厦门经济区的区域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1951年析晋江县城和城郊8个乡建立泉州市（县级）。1985年5月撤销晋江地区，泉州市升格为地级市，其辖区改置鲤城区，辖城区临江、海滨、鲤中、开元、华大5个街道，浮桥、江南、北峰、东海、城东、河市、马甲、罗溪8个乡镇和清源、双阳两个国营农场。1997年，因为泉州市急剧发展的需要，政区再次变动，一分为三，设鲤城区、洛江区、丰泽区。泉州古城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世纪，泉州港作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长盛不衰达200多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鲤城区后渚港是泉州港的主港，泉州港对外贸易活动正是在以鲤城为中心的这一片土地上展开的。
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这同唐宋元三代国家统一、地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政府积极推行开放政策，重视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大和八年（834年），朝廷下令保护广州、泉州和扬州外商，货物“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泉州人凭借天然良港的优势，发挥善操舟楫的传统，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市井十洲人”的泉州，很快就与扬州、广州、交州并称为中国南方四大对外通商口岸，成为中国与亚洲国家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五代时期，闽国继续执行“招徕海上蛮夷商贾”的国策，泉州港对外贸易有新的发展。北宋统一中国，泉州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皇祐年间（1049～1054年），“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元祐二年（1087年），宋朝政府在此设立福建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市舶司的设立，标志泉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靖康之变，宋廷南迁，泉州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南宋政治中心等原因，海上交通贸易的地位一跃而赶上广州。刺桐港“风樯鳞集、舶计骤增”，“涨海声中万国商”，城区“夷夏杂处，权豪比居”，泉州跃升为世界东方巨港和国际性都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州和广州市舶司收入各占一半，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
元代是泉州历史最辉煌的黄金时期。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首先批准重建泉州市舶司，有元一代各地市舶司不时裁并，而泉州市舶司始终不动。元政府鼓励地方官员“通道外国，抚宣诸夷”，使泉州港在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如果说在北宋时泉州港的对外贸易还屈居于广州港之后的话，那么从南宋开始至元朝的200多年中，已跃居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目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之盛况，他是把泉州港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赞叹道，“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
经济的发展是对外交通贸易得以兴盛的重要物质基础。
鲤城地处江河交汇海口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发展农业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至唐代已具相当水平，“耕破云山万千重”，极高的土地利用率是其标志之一。唐至五代，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完成，尚书塘、天水淮、留公陂等仍遗惠今世。唐末已是“枳篱茅屋芝桑麻”，及至元代依然“桑拓千村曙色新”，种桑养蚕盛概延绵数百年之久。鲤城区盛产亚热带水果，尤以龙眼、荔枝为著名。甘蔗生产在宋代是全国性的生产基地。丰富的农产品提供充足的原材料，推动手工业的发展。自唐至清，丝绢、缎的生产一直是该区手工业支柱产业，尤其是宋代，丝织业规模之大，已和四川、江浙齐名，所谓“绮罗不减蜀吴春”，泉州也因此成为与杭州并驾齐驱的全国两大丝绸中心。以刺桐为名的泉缎，成为国际交往互赠的珍贵礼品，由此可见宋代泉州高超的丝织技术水平。入宋以后，泉州的制糖业也相当发达，是市场主要商品之一。
泉州人擅航海、精造船，源远流长，至迟可上溯至春秋战国。这是古代泉州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技术条件，而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隋唐时期，泉州已是全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及至宋元，泉州造船业更呈执中国牛耳之势，故《太平寰宇记》将“海舶”列为泉州土产。《元史》记载，泉州港极盛时期，共有海舶1.5万艘之多。泉州造船业不仅规模首屈一指，而且质量亦居全国之首，所造之船有“神舟”之誉。1974年后渚港出土一艘宋船，载重量达200吨以上，抗沉、快速、操纵、稳定等性能都十分先进，同时代世界各国的船只远不可比。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先进，推动海上贸易开辟通往北至日本、朝鲜，南折西达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的国际航线。泉州的航海家们驾驶一艘艘“刺桐舟”，在太平洋、印度洋广阔海域乘风破浪，充分显示出古代泉州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伟大气魄。
泉州地窄人稠，但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农商并举的经济结构作为古代泉州人的历史选择，保证了发展海外贸易所必需的十分丰富的外销商品。周边州县产出的陶瓷，尤其是唐代已驰名外国的德化瓷器、安溪茶叶以及铁鼎、铁针、生铁等在泉州出口的商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欲就耕无地辟”，自然条件的限制，令古代泉州人投身商业活动，从而培养出他们浓厚的商业意识。在内外贸发展的相互作用下，至唐末泉州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八大商埠之一。据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泉州港外销商品有九大类数百个品种。
“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文化发源地的众多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连接亚、非、欧的海上大动脉，使世界古代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射异彩，给全球各族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泉州为第一批全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鲤城区文物古迹星罗棋布，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开元寺、清净寺、洛阳桥、天后宫、老君造像、伊斯兰教圣墓等，省级和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更多了。在一个500多平方公里的古城中，拥有如此丰富、如此珍贵的文物古迹，在全国是很少见的。而且，泉州的文物古迹大多与海外交通有关，给后人留下研究中世纪中国海外交通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较之5000多年的中国文明史，泉州自建县以来1300余年的历史并不算长，但面对它众多的有形和无形的历史遗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一门研究以多元化、开放性为其显著特点的“泉州学”正在悄然兴起。
秦汉以前，泉州文化开发远比中原迟缓。晋代衣冠南渡，中原文化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与当地闽越文化交融渗透。唐建中年间（780～783年），欧阳詹文声达于京师，贞元八年（792年）登龙虎榜，泉州文化开始1000多年的兴盛。唐末五代，泉州相对稳定，名士入泉州为滥觞，地方主政者大建寺庙，提倡宗教，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贵族文化走出宫廷，与民间文化交融糅合，泉州人文空前繁荣，文学、史学、哲学、科学、军事诸多领域涌现一批领袖人物和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著述，故当时泉州号称“八闽名胜无双地、四海文章第一邦”。元代，泉州的文化学术，虽曾一度式微，但入明后再度复兴，特别在哲学领域以蔡清为代表的理学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时称“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晋江”。更有李贽者，以《李氏焚书》、《藏书》等巨著，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剧，卓立高标，振聋发聩，批判假道学，树立童心论，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思想革命和文艺革命前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自明清海禁闭关锁国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泉州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这一期间的文化成果仍然不绝于史，斑斑驳驳地反映了当地文化精英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和注重教育、科学救国的时代精神。
人才是文化的载体。泉州人文荟萃，群星璀璨，千年不衰，以“海滨邹鲁”饮誉中华。自欧阳詹中进士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1000多年间，泉州人中进士1813人，其中状元2人，入阁拜相的6人。仅绍兴六年（1136年）一科，即有30名泉州人中进士，创中国历史一县一科及第人数的最高纪录。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泉州人以及曾长期在鲤城为官、寓居的外籍人创下了一项项彪炳的业绩。他们之中有抗击外国侵略者名将俞大猷，有为统一祖国作出贡献的军事家施琅，有离经叛道卓尔不群、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有集儒学之大成的朱熹，有诗学上独树一帜的韩偓，有既为名相又精武学的曾公亮，有既是著名艺术家又为一代高僧的李叔同，有中国第一代科学院院士近代著名化学家庄长恭，还有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如蔡襄、李廷玑、何乔远、汪大渊、赵汝适、王慎中、张文裕、蔡镏生、谢希德、江加走、司马文森、李硕卿、庄为玑等。他们为泉州古城留下丰富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科技、军事等方面的著作和作品，是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泉州学”的珍贵资料。
以教育砥砺民心，是泉州的优良文化传统。西晋末年，此地民间已有私学。隋朝，科举创立，私学蓬勃发展。唐建中年间，读书人应试中举，折无虚岁，有“文星在闽”的说法，可见教育已蔚然成风。五代守土者王潮、王审邽兄弟及其子辈王延彬重教化，创办四门义学和招贤院，招揽中原名士来泉。入宋以后，学风更盛，“若不耕樵必业儒”。适应教育的需要，历代先后出现私塾、社学、义学、宗学、番学各种形式私学。两宋时，相继诏立府县学宫，举办近十家书院。清末，现代学校急剧增加，或为旧学改办，或为地方绅士、华侨捐建，或为教会开设。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经济凋敝，鲤城境内仍有学校四五十所。自五代起，延请业儒任教几成风气。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泉州讲过学，故后人称泉州为朱子过化之区。蔡清、李贽等一批学术巨子，也都执鞭杏坛。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来黎明高中等学校任教讲学的就有巴金、吕骥、张庚、杨人楩、王鲁彦、陆蠡、吴克刚、黎蛮支等一批近现代中国著名学者。
泉州地方文化艺术历史悠久，丰富多元，自成一格，独具魅力。由于历史上中原人民的多次南移，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交融；由于泉州古代是一个国际城市，近代又是著名侨乡，外来文化的输进为本土文化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孕育出一种既有地方气息，又有民族特色和异国风情的泉州地方文化。
南音原为中原古乐，晋以后扎根于泉州大地，逐步与地方民间音乐融合，又吸收元曲、弋阳腔和昆腔之特长，形成词曲清畅柔曼、旋律缠绵深沉的美妙曲艺，有“御前清客”的雅称。她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古代音乐文化遗产，是“世界最古老的音乐”之一。梨园戏，以其传统的剧目，典雅的南戏唱腔和优美动人的舞蹈动作，千百年来赢得一代又一代人的青睐。她那抒情诗般的格调所展现的宋元南戏的遗响与风采，被中外戏曲界视为珍贵的“活文物”。形成于宋代的提线木偶戏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为世界公认木偶艺术的翘楚。其他如高甲戏、打城戏等地方剧种，也无一不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传统戏曲推陈出新，开发、整理和创作一大批优秀的曲牌、剧目，多次进京演出和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很高的评价。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泉州的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生机盎然，对外交流日益活跃。“海内外南音弦友大合唱”、“中国泉州国际木偶节”等多次在鲤城举行，海内外乡亲、朋友、同行欢聚一堂，乡音融融，乡情浓浓。1982年，赵朴初参加元宵南音大会唱，兴奋之余，即席赋诗：“管弦和雅听南音，唐宋渊源大可寻。不意友声来海外，喜逢佳节又逢亲”。泉州的文化艺术成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和联系海外乡亲的桥梁。
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形的“活文物”的雄姿，时刻都可以听到无形的“活文物”的遗音，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
融文入武，文武相济，是泉州地方文化的又一个特色。唐乾符年间（874～879年），山少林寺棍僧智空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为闽僧武派之始。“智空武击法闽中，王氏附梁毁此宫，遗迹清源兴国建，泉南到处少林风”——时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南安刘昌言的诗句，概括性地记述宋代已极盛炽的民间习武之风和泉州为南少林武术发祥地的不争事实。明清两代，武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共出武进士、武举人480人。明代，俞大撰著武术经典《剑经》，并回传南少林拳技于嵩山少林寺。五代、元初、清乾隆时，少林寺及寺僧屡遭焚毁、剿杀，但由于南少林武术扎根民间，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广泛向外传播，走向世界。
古代的泉州是开放的国际城市，各国客人纷至沓来，经商、传教、游历，不少人与当地人通婚，在泉州安家落户。政府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泉州人尊重他们的民族习俗，与之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伴随着他们而来的以及泉州众多华侨叶落归根带回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在宗教、风俗、语言和建筑等方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至今人们还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氛。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交通贸易需要，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泉州知府蔡襄主持建造洛阳桥，采用筏型基础和殖海砺固基法，是桥梁史的一大创举。随后相继建设的盘光跨海大桥、石笋桥、顺济桥等石构桥梁数十座，其规模之大和技术难度之高都异于寻常，一时“闽中桥梁甲天下”声誉鹊起。这些伟大的建筑工程，不少至今仍然卧海跨江，雄姿犹存，是中国桥梁建筑史的瑰宝。在漫长历史中，泉州逐渐形成宫殿式的闽南民居，至今仍随处可见。
泉州地方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构建出它在宗教文化上多教并存，和平共处，兼收并蓄，共同繁荣的一幅奇异的景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摩尼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日本教以及名目繁杂的各种民间信仰，都曾在这块土地上广泛传播和发展，留下难以磨灭的足迹。因此，泉州自唐宋以来即有“佛国”之称。
元妙观（原称白云观）是现存建于晋太康年间（280～289年）的道观，展示着泉州宗教的悠久历史。五代佛、道鼎盛，寺院、宫观林立，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概。唐代古刹开元寺和五代的承天寺、宋代的崇福寺号称泉州佛教三大丛林。开元寺在五代至宋有支院百余，“食常万指”，是全国最大的佛寺之一。仅现存十余其一的规制，亦为福建省首屈一指的宗教建筑群。寺中一对石塔，在世界塔林中以其出类拔萃的雄姿占有一席之地，是泉州古城的光荣象征。
清源山以秀丽旖旎的风光，更凭丰富的宗教等人文景观在国家级风景区中别具一格。山脚下的老君岩是宋代遗物，为全国最大的道教石雕造像，雕刻艺术造诣极高，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山腰的三世佛造像，是西藏佛教密宗南传终止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有数以十计的寺院宫庙、石雕，300余方石刻，记载着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和故事。
“亚非自古亲兄弟，唐宋以来有会盟”。唐初，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四贤来泉传教卒葬之坟，俗名灵山圣墓，历千年风雨仍完好无损，有人视为“世界第三伊斯兰教圣迹”，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启航时，曾在此焚香祈求平安。宋元时期，泉州是中国三大伊斯兰教区之一，有清真寺六七座。至今仍存的泉州清净寺已近千年，是中国现存最早、保护最完好的伊斯兰寺院，它建筑规制和风格即使今阿拉伯世界也所存无几。还有海交馆收藏的几十方泉州出土的伊斯兰教徒墓碑，屹立在晋江岸边印度婆罗门教传入泉州的产物——石笋，现存的数百方婆罗门教石刻、开元寺里的婆罗门教石雕，天后宫里的印度教青石雕花石柱……这一切都是古泉州繁荣昌盛和中外人民交好，民族和睦的历史见证。
提起天后宫，人们仿佛越过时间的隧道，回到古代的泉州，目睹后渚港里桅樯林立，万舟待发，妈祖庙中张灯结彩，香烟缭绕，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官府正举行“祈风”、“祭海”仪式的盛况。泉州天后宫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不但为当今海内外数千座妈祖宫的祖庙，而且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妈祖庙。1991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和平方舟”号曾在此举行仿古祭海仪式，与古代不同的是，人们祈求的不再是浪平风顺，而是和平、友好和发展。
全国著名侨乡
鲤城区是全国著名侨乡，华侨史可稽达千年之久。鲤城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与故乡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鲤城籍华侨传统的爱国爱乡之举，对故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鲤城籍华侨自近代起，与港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些方面乃至不可分割地步。
唐代，泉州人因地少人多到海外谋生、经商的人渐多，有的逗留国外，甚至老死客地，成为早期华侨。宋元时期，泉州港日益兴盛，人口不断增多，往海外的人越来越多。明清时期，政府实行海禁、迁界，泉州百姓迫于生计，相率冒险向海外扩展。鸦片战争后，泉州人到海外谋生的机会增多，出国人数更多。民国时期，泉州战乱灾害交加，出现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高潮。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已有8万多泉州籍人旅居海外。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又有2万人出国。解放后，移居海外的人数一度锐减。从70年代开始，出境人数逐年增加并以移居香港居多。至1996年，鲤城籍的华侨、华裔有30多万人，港澳同胞有10多万人。鲤城籍华侨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分布在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侨居地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对祖国的热爱及亲人的眷顾，使他们世世代代保有叶落归根的强烈感情，因此鲤城区的归侨、侨眷遍布城乡各地。
鲤城籍的华侨在侨居地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并肩劳动，披荆斩棘，拓荒垦殖，共同推动侨居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们白手起家，开始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或小摊小贩，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辛经营、勤奋劳作而终有所成。从20世纪20年代起，乡亲中一批资本雄厚的企业家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社会上、经济上有影响的人物，对侨居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国家民族解放事业，以及侨居国同中国的经济、文化友好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海外乡亲身在异域，不忘故土。他们在海外创办华人学校，出版华文报刊，传播中华文化；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同学会，联络乡亲感情，沟通家乡信息；创建南音社团，演唱家乡戏曲，“弄丝竹以寄情，闻乡音而怀土”。
海外乡亲身在异域，心系中华，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历次中国革命运动中，无数鲤城籍华侨同仇敌忾，毁家纾难，前仆后继，为国捐躯，在中国革命史和闽南革命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辛亥革命时，不少泉州籍人在侨居地加入同盟会，有的成为骨干，回乡筹划起义，在光复厦门、泉州中起巨大作用。二次革命中，他们或捐巨资，或直接参加讨袁护国运动，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时期，有的捐资支持国内革命，有的返回故乡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积极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的活动，动员华侨捐款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一大批热血青年直接奔赴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在侨居地声援祖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有的为家乡游击队及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有的回国参加游击队、解放军，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海外乡亲一贯支持祖国与家乡的经济建设。清朝末年，他们就在泉州及厦门、漳州、福州、上海等地投资兴办企业。民国期间，泉州的汽车运输、电力及一些与城市发展有关的公共事业设施，几乎都肇于华侨投资创办发展起来。同时，源源不断的侨汇也促进泉州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侨资企业开泉州近代工业先声，对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独立自主新中国的建立，改写爱国华侨报国无门的历史。改革开放后，香港、东南亚诸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的乡亲，纷纷回乡投资举办各类企业，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产业上大展鸿图，在鲤城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外乡亲十分关心家乡的文教卫生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清末到民国期间，他们继承中华民族民间办学的优良传统，个人出资在家乡创办和助办各类学校沿习成风。至解放前夕，泉州有侨办、侨助中学7所、小学23所。同时，还捐款救灾、扶助慈善机构、发展文化卫生事业。解放后，这一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来，“三胞”捐资教育风气更盛，档次规格也大有提高。泰国华裔吴庆星先生独资创办的仰恩大学耗资7000余万元，是全国第二所华裔独资捐建的高等学府。鉴于教育事业的长期投资性质，为了持之以恒进行奖教奖学，海外乡亲采取建立教育基金形式，保证捐资效益。除捐资办学的外，鲤城城乡几乎到处都有华侨捐建的图书馆、文化馆、运动场、体育馆、影剧院、医院等文化卫生设施以及捐赠大量的先进设备和现代化交通工具。鲤城乡镇公路纵横、桥梁到处可见，全部大小寺庙等文物古迹得以保护良好，华侨、港澳同胞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耗费了巨额的资金。境外乡亲还热心于赈灾慈善、扶贫敬老，使鲤城社会福利事业特别兴旺发达。1996年，鲤城范围内有各类侨办、侨助学校140所，占全区各类学校总数的62.7％，侨办基金会68家，基金总额6330余万元，其中百万元以上的基金会有8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切实依法维护华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华侨、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热情不断高涨，1978～1996年捐资总额达1.7亿元，有力推动鲤城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鲤城籍华侨无私奉献，造福乡梓，功德无量，有口皆碑，必将永载青史而不泯！
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
鲤台两地一水之隔，血脉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似，有密切的地缘、血缘、文缘、神缘、业缘关系。
宋代，泉州沿海居民已到澎湖开垦种植，到台湾北港（今台北一带）打鱼、定居。元代，政府在澎湖设置巡检司，泉台之间往来有所加强。明代至清初，移居台湾的泉州人逐渐增多，后期出现成规模的移民活动，尤以随从郑成功入台和苦于迁界投奔郑成功者为众。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居住在西部沿海一带。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泉台之间往来更为密切，出现向台湾移民的高潮，泉州移民的垦殖活动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推进。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晋江蚶江对渡后，泉台两地往来空前频繁。台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仍然有人继续移居台湾。台湾光复后移民激增，以国民党溃退孤岛的1949年为最多。解放后，海峡两岸军事对峙，联系中断。至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奔丧，才有少数人移居台湾。由于鲤台关系密切，也有一些台籍同胞迁居鲤城。至1996年，鲤城区有台籍同胞2218人。
泉台贸易始于明末，盛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鲤城是泉台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清康熙中期泉台相继出现一批同业公会性质的“行”、“郊”商业组织，并逐步推动两地若干商业中心的形成。泉州城区的行、郊集中在南门的富美、新桥头、一堡。台湾的泉台贸易中心，最著名的是“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的南郊有30多个商号与泉州贸易；鹿港的泉郊有200多家商号，专与泉州做生意；艋舺的三大郊（泉郊、北郊、厦郊）均为泉州人经营。日本侵占台湾期间，泉台贸易仍没有中断。抗战胜利后，泉台贸易再现兴盛局面，泉州城区开办许多专门经销台货的商店，不少泉州人到台湾经商。台北、基隆、台南、高雄、新竹、台中、鹿港成为台湾与泉州贸易的港埠。解放后，泉台贸易中断20年。1979年，台湾海峡两岸局势有所缓和，泉台间开始进行小额贸易，后渚港设有台轮停靠站，市区设有台胞接待站。80年代中期，两岸关系好转，泉台之间贸易额增大。鲤台贸易的发展推动全面经济合作新格局的形成，从1983年出现第一家台商投资企业后，台商投资发展迅猛。至1996年底，全区创办台资企业计140家，利用台资1.466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40.2％。
泉州人移居台湾带去中华传统文化，对台湾的文风教化产生重大影响。泉州一些文人学者长期主持台湾义学。清代，在台湾中进士、举人的泉州人达30人左右。抗战胜利后，海疆学校派出该校毕业生到台湾工作，培元中学校友于彰化创办培元中学。自民国迄今，一批鲤城籍人在台湾文教界多有建树，享有盛誉。
泉州人移居台湾带去泉州优秀的地方戏曲艺术，并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至今台湾的南音社团有70多个，遍布台北、台南、高雄、基隆和鹿港等地。鹿港聚英社是台湾最早的南音社馆，已有150多年历史。20世纪80～90年代，台湾弦友常来泉州参加南音大会唱，切磋南音技艺。泉州梨园戏，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台湾的主要戏剧，被台湾戏曲界誉为“海峡两岸的一颗明珠”。1988～1996年，仅鲤台戏曲界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就有10多次。
泉州人移居台湾带去泉州的风俗习惯及民间宗教信仰。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鲤城籍人为了子孙后代牢记祖先根本，以祖籍地名命其居住地。今新竹、台北、台中、彰化、南投、桃源、云林、屏东等地，“泉州”“刺桐”等鲤城区的地名仍比比皆是。在台湾，无论是岁时习俗，还是婚丧喜庆礼仪，抑或是住宅建筑风格，均与泉州相同。泉州的民间宗教信仰对台湾的影响更深，现在台湾有寺庙、教堂1.4万余座，其中多数传自泉州城区，许多宫庙保存泉州儒、道、释三教诸神同祀的习俗。遍布台湾城乡各地的天后宫、关帝庙、慈济宫、富美宫等，许多是从泉州城区同名的宫庙分灵或再分灵过去的，不少宫庙还是泉州人建造的。近20年来，台湾香客组团到泉州拜谒祖庙的人络绎不绝，何啻万计。
再度崛起之路
泉州港从明初开始衰落，每况愈下。究其原因，一是明清二代封建王朝“禁海”、“迁界”，实行闭关锁国对外政策；二是元末明初居住在鲤城的色目人武装叛乱和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福建沿海倭寇之祸，使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南洋各国商人受骚扰，来华贸易减少；三是15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崛起并向东扩张，泉州与阿拉伯诸国的交通被切断，“五口通商”后，泉州作为福建省对外通商口岸彻底被厦门、福州所取代。
面对泉州的衰落，数百年来泉州人尤其是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志士仁人、革命先烈，无一不在寻找重振鲤城雄风之路。从19世纪60年代起，泉州不断开办医院、学校、邮电、银行、轮船、汽车运输、电影、印刷等一批新型工厂企事业。辛亥革命爆发，泉州随即光复，结束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带给泉州人民只是军阀混战。至民国末期，虽然凭借侨乡优势，泉州的近现代工业有所发展，但基本仍处于手工业作坊状态，厂房简陋，设备陈旧，农业耕作落后，收成仅维持半年口粮，交通闭塞不便，商业市场萧条，泉州港毫无生气，是一座纯消费的小城市。
富于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泉州人民，在五四运动中迅速觉醒。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较快地在泉州得到传播。民国16年（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鲤城地方组织正式诞生，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工会，开展革命斗争。抗战时期，在党组织的号召下，泉州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的行径。抗战胜利后，泉州中心县委组织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和反对征兵、征税和征粮的反“三征”斗争。成立泉州人民解放大同盟群众组织，整编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民国38年8月中旬，游击队先后解放河市、马甲等乡镇。同月31日，泉州团队独立大队占领泉州城，与人民解放军会师。至此，泉州城宣告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鲤城区和人民共和国共命运，在探索中前进，经历曲折和反复，积累经验和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鲤城区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这方热土上各种奇迹不断出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1996年本志下限止，鲤城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
解放初，鲤城人民迅速恢复旧社会留下来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胜利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3090万元，农业总产值837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90万元。
在这28年里，农业作为主体产业受到高度重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依靠集体化的力量，大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兴建总库容1.4亿立方米的一批水库及引水、提水设施，建立起有效的御灾体系，逐步推广科学种田和机械化半机械作业，改变靠天吃饭的面貌。农副产品产量比解放前大大增加，粮食作物亩产690公斤，提高1.84倍，花生、甘蔗等主要经济作物单产提高2倍以上。由于受到“左”的干扰破坏和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影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生产两度徘徊，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工业作为改造传统消费城市的战略决策取得明显成效。在旧泉州破落的手工业基础上，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创办一批地方国营企业，打下了鲤城现代化工业基石。“大跃进”期间，由于急于求成，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后来，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逐步形成食品、机械、化工、建材、服装、塑料、竹木制品、电子等八个行业，初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在改造传统食品工业、服务农业生产、建立新兴产业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利用资源优势的制糖、味精工业领先全省，利用先进技术的新型电子元配件工业为中国航天导弹事业作出贡献。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0336万元，比1949年增长23.5倍，农业总产值516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640万元。
在这28年里，城市建设、公用事业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城区的主要街道全面进行翻修拓建，新建2条主干道和一批次干道，改善城市交通网络，街道照明不断改善，乡村公路覆盖率明显提高。自来水、公共交通于60年代间世，70年代普及居民生活用电，邮电事业逐步发展，70年代后半期，电话开始走向家庭。建设晋江下游防洪大堤，彻底地阻止洪水对市区和近郊的侵害。文化馆、图书馆、公园、文化宫、青少年宫、广播电台、电视台、影剧院、体育场（馆）等一批文化设施相继建成，改善人民群众现代精神文化生活的物质条件。更为瞩目的是教育、卫生事业的进步。与1949比较，1978年全市中小学由35校266班、教职员工2439人，发展到183校1847班、教职员工3120人，新办大专院校2所，结束晋江地区无高等教育的历史；全市有中大型医院5所，并普遍设立乡镇（街道）卫生院、保健院、企业医疗室、乡村合作医疗所，形成多层次卫生防疫网络。
第二阶段（1979～1985年）
这一阶段，鲤城作为沿海改革开放城市，享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惠，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经受新生的阵痛和喜悦，走出坚实的一步。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村经济获得活力，单一的粮食生产开始向城郊型农业转变。“两水一菌”（水果、水产，食用菌）生产的发展，有力改变农业内部经济结构。全市龙眼种植达3万亩，成为全国五大龙眼基地之一。这一阶段的前几年，工业通过革新改造获得良好效益，经过巩固和发展，出现制糖、蜜饯、味精、橡胶、皮革、麻纺等一批中型企业。1980年企业利润达1079万元，三年平均增长63.7％，但以后几年效益却是每况愈下。企业改革采取“松绑”放权和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若干措施，均无法收到预期效果。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市场竞争面前，国有企业体制上弊病日益显现出来，需要有更新的药方！在国有企业努力摆脱困境的时候，鲤城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悄然而起，以重要角色登上历史舞台。按市场一技术一原材料的经营方针，依靠股份合作解决资金——这就是国内经济学界所谓的“泉州模式”。1985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1.5亿元，乡镇街道工业产值达1.7亿元，三分天下已有其一。对外开放为鲤城区在新时期的发展注入勃勃生机。1979年与外商第一份“三来一补”合同的签订，1980年福建省第一家合资企业——泉州人造花厂的诞生，标志着鲤城外向型经济的起步。至1983年，全区从事外向型工业生产的企业已有150多家。由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的崛起和中外合资、合作经济的加入，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鲤城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有长足的进步。
从更深层上看，对于鲤城区人民，这7年更重要的变化不在于物质生产的增加，而在于精神财富的丰富。在改革开放中，鲤城人的思想观念得到极为深刻的解放，市场意识不断增强。留给外地人以深刻印象的鲤城区无街不经商的情景，正是鲤城人精神风貌的一个最为生动的表现。
第三阶段（1986～1996年）
这一阶段，鲤城正经历着一场翻天复地的变化。1985年，国务院批准泉州升格为地级市，国营工业、二轻工业以及部分商贸企业随之上划，鲤城的综合经济实力大受削弱，体现在主要指标上，工业总产值减少三分之二，本级财政收入减少六分之五。同时，规划、土地等审批管理权限也被削弱。“穷则变，变则通”。鲤城区审时度势，以改革开放总揽全局，从区位优势、改革优势和历史优势出发，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打基础，增实力，重组鲤城经济”来号召和团结全区干部群众，历经11年艰难创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鲤城区把发展工业提到突出的位置。迅速统一和不断深化发展乡镇（街道）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对振兴鲤城经济和稳定鲤城社会重要性的认识，简政放权赋予乡镇和街道发展经济的能力。90年代，鲤城街道经济在全国县级区一级连续名列前茅。
1993年，鲤城区乡镇企业也进入福建省十强县行列。从1986年起11年来，乡镇工业年产值以38％、街道工业以50.7％大幅度平均增长。1996年，乡镇、街道工业总产值达到103.4亿元（1990年不变价），占全区工业总产值95.2％。在全区18个乡镇、街道中，产值超5亿元的有9个，其中超10亿元有5个。
由工业大楼建设到工业小区建设，再到成片士地开发，这就是11年来鲤城推行工业化进程走出来的一条愈来愈宽的成功之路。1986～1993年，全区建成标准化厂房计118.3万平方米，为建区前的9.5倍。在规模经济、集中管理和区域经济分工的要求下，1986年鲤中街道、临江街道的工业小区破土动工，1989年成洲、王宫“三资”企业小区开始兴建，1996年独资建成万安工业区（面积2平方公里）。至1996年底，全区共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区73片，其中年产值超亿元的有12个。高科技开发区也初具规模。
鲤城区不断优化工业结构，经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发展过程。新办企业如雨后春笋，1996年全区工业企业计3535家，比1985年增加1.6倍。重点项目的建设和骨干企业的培植作为工业发展的突破口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关键所在，始终受到加倍的关注和支持。1993年豪盛（福建）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是发行股票的全国第一家台商合资企业同年第一家企业集团元鸿集团诞生，草根工业终于逐渐长成参天大树。至1996年底，全区组建企业集团12家，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5家，超5000万元的企业有10家，超500万元的骨干企业有439家。在重点骨干企业的发展带动下，形成针织服装、包袋、塑料制品、轻纺、机械、电子、建材、工艺陶瓷等八大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实施创名牌产品战略，1992年豪盛瓷砖被国家建设部评为“中华精品”之后，匹克运动鞋又作为中国篮球队的专用产品而驰誉中华，协昌饲料也一炮打响，在同类产品中声名遐迩。据统计，至1996年，鲤城区获部优省优产品的计13种，同时有一批产品获省以上科技进步奖、创新奖、优秀奖。
在重组鲤城经济过程中，工业取得主导地位的预期成效，形成以轻型为特色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推动二、三产业的发展。199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136.7亿元。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在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加强城市副食品基地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形成典型的城郊型农业特色。1990年，建立耕地保护区5万亩，实现初级水利化。历年粮食良种率达到85％以上，总产量稳定在6.5万吨左右。适应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鲤城区的城市副食品基地有新的发展，并出现前所未有的旅游、观赏型农业。根据鲤城北部立体农业的发展和自然人文景观条件，福建省政府批准建立面积60平方公里的马甲农业大观园。90年代初，结合山地开发，新植龙眼6.82万亩，传统龙眼产区首次由平原推向山区，种植面积扩大2倍以上，鲤城作为全国主要龙眼基地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和提高。常年蔬菜基地在建立保护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6500亩，并广泛采取反季节、大棚无土栽培等先进生产技术。水产基地以青蟹等高优水产品为特点，禽畜基地商品猪年出栏5万头。1996年，全区粮食总产6.44万吨，水果总产1.21万吨，肉类产品1.48万吨，水产品总产1.92万吨，农业内部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巩固和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1993年全面建立了村经联社，1996年全区农村集体基金总额达到6825万元。同年，全区162个行政村，村财积累总额为2302万元；年收入超50万元的村有14个。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加快，1994年贫困村全部摘帽，通过福建省验收，提前6年实现奔小康的目标，总体上达到宽裕型的小康水平。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开拓第三产业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古代东方大港的历史回响，也是区位优势和开放性经济的时代反映。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一个商贸业、金融业和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为主要框架、全面发展的第三产业逐步形成起来，多层次、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的流通体制进一步完善。国营商业经过深化改革和政府资金扶持，对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粮油、民用煤、蔬菜、肉食品、农业生产资料经营继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根，购、销、利长居全省前列。非国有商贸业更加活跃，至1996年市场占有份额达到九成。1996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2亿元，11年来年平均增长25％。金融保险机构趋于完善，先后建立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分机构和5家城市合作银行；以吸蓄融资为重点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1996年全区银行城市居民储蓄余额达到38.1亿元。1992年后，泉州市制定出“大泉州”建设战略决策，为鲤城区的房地产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信息咨询业、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新天地。结合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进行东海滨城、宝珊花园、霞淮花苑、西湖小区、聚宝新城、东湖新村、浮桥街、潘山街等集中连片开发，一大批商住楼宇落成，旅游项目和配套设施相继投入营运。
随着“大泉州”宏图的展开，市场建设力度不断加强。1986年具有闽南建筑风格的侨乡小商品街建成开业。1994年投资7000万元，建成市场、商厦面积9.9万平方米。1996年开展市场建设年活动成绩斐然，泉州市建成福建省最大的展览城。鲤城区现有成规模的综合市场、工业批发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电子产品市场28处，5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厦6座，是本地产品的重要窗口，担负着中心城市的商品聚散地重要功能。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侨台优势，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推进对外开放，使鲤城区经济外向度和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并且外向型经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1996年，全区创办“三资”企业775家，合同利用外资8.34亿美元，“三资”企业产值17.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13％，出口产品交货值55亿元，“三来一补”业务自1988年起一直位居福建省前列，数度独占鳌头，11年累计收人3650万美元。此外，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也有新的发展。
鲤城对外开放首先得益于泉籍港胞的支持，港商创办的外资企业及其资本占四分之三。根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制定“以港引台，以港引外”的正确策略。1989年利用台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当年台资引进占全年外资引进的三分之二。至1996年底，先后到鲤城区投资的除港、澳、台外，还有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希腊、西班牙、荷兰等11个国家。
11年来，鲤城对外开放呈现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单一至综合全面，由一般技术向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而且能于青萍之末领风气之先，作尝鲜第一人。在投资领域上，90年代以前以工业，尤其是轻型加工业为主，然后逐步向农业综合开发、旅游业、房地产业、餐饮服务业、医疗卫生业拓展。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为典范的仰恩系列工程，于1986年由华人捐资办学，逐步发展成集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福建省为此独辟马甲引进优良畜牧品种试验区。1989年，在政治风波严重挑战下，鲤城区网开一面，坚定外商投资信心，全省第一个外商投资成片开发项目破土动工。翌年，印尼大马集团、香港南益集团等知名大财团相继来鲤投资，拉开成规模投资的帷幕。至1996年，外资项目上千万美元的有19个。受外引的启迪，鲤城区的内联意识也在不断增强。90年代，突破过去以技术合作、配套生产的框架，步入资金、技术、市场并重的合作轨道。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在将泉州建成都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基础设施日臻配套和完善，现代化港口城市已初具规模，投资环境越来越好。旧城改造发挥市、区两级的积极性，鲤城区相继独立完成百源片区、涂门街中段、浮桥潘山街、湖心街成片拆迁改建任务；旧市区改造8片，土地总面积40.2万平方米。按照建设和保护并重的原则，重要的文物古迹得到妥善的保护。新区建设步伐更大，面积为10.5平方公里的东片新城区以三纵两横的街道为骨架，温陵路、泉秀路、丰泽街、田安路两侧高层楼宇鳞次栉比，成为新的商业繁华区。集镇建设也取得骄人成绩，东海滨城、泉南、北峰新城、河市新镇等均已初具规模，像散布在鲤城大地上的一颗颗晶莹的明珠。由于地处沿海前线等原因，1978年以前，泉州市区基本局限在解放前夕的6.61平方公里之内，经20年的拓建，1996年底建成区达到15.9平方公里。
公路建设一浪高过一浪。1994年投资2亿多元，新建、拓宽公路100多公里，国道324线鲤城段改造为一级公路，实现村村通公路。1997年9月，泉厦高速公路通车，标志鲤城公路发展进入中国先进行列。一个以中心城市为枢纽，国道、省道为主骨干，向外辐射，布局合理的公路网络已臻完善，全区公路通车里程529.2公里，高级路面65.6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100公里。1996年5月，漳泉肖铁路泉州段投入使用，圆了鲤城人民将近30年来的铁路之梦。
古刺桐港的最大港口——后渚港重新焕发青春。1986年以来，相继建设4座5000吨位码头等一批港口设施，现有各类码头9座，万吨位浮筒3个，与40多个国家、地区通航。1996年吞吐量141.4万吨。
1994～1995年，两座特大桥梁相继建成通车。沉洲大桥改写“六五”期间建成的泉州大桥位居全省最长公路桥纪录，刺桐大桥则开民营企业采取国际BOT模式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是泉州造桥史的殊荣。
水、电、通讯设施进一步配套和完善。泉州市扩建自来水工程，鲤城区新建水厂4座，市区的日供水能力从3.5万吨提高至15万吨，覆盖面积由7平方公里发展至20平方公里。鲤城区所依托的泉州市电力，1986年拉开大规模建设序幕。1993年开始飞跃发展，3年三大步，超越南平、三明、福州，跃居全省第一。1996年35千伏以上变电站主变容量达到368.3万千伏安，供电量突破50亿千瓦时，比1992年翻一番多。邮电通讯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1978年市区仅有1200门电话，如今却拥有几项全国第一的桂冠，1987年建成全国第一个万门程控地级本地网，1994年50万门单系统容量居全国首位，1995年光缆同步数字体系传输环网的改写全国纪录，1996年以程控电话、无线寻呼双百万门蟾宫折桂。至1997年，有总容量105万门的程控电话网、120万门无线寻呼网、25万门移动电话网。
在重组鲤城经济的过程中，鲤城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1996年区本级财政收入2.7亿元，为1986年的22倍，年平均增幅32.5％。人民生活也水涨船高，1996年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人均6457万元，比1985年增长857％。农民人均纯收入3457元，比1985年增长623％。藏富于民是鲤城区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除了民间难以估量的巨额手持现金外，1996年全区人均银行存款有7123元。
在抓住机遇，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鲤城区始终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生气蓬勃，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显著进步，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以创建文明单位、争当文明市民、军民共建为主要内容，逐步推广，不断深入，先后获得省级“双拥模范区”、“文明城市优胜市区”的光荣称号，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广泛开展法纪思想道德教育，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气良好，社会安定团结。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市民的文明素质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结出丰硕成果。科技开发、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项目中5个获省部级奖励，100多个创国内先进水平或填补国内空白。3个乡镇列入省科技示范镇建设。1992年，鲤城区纳入福建省高新科技产业走廊，设立万安高科技开发区。第八个五年计划期末，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达到42％。1996年荣获全国科技先进区，鲤城区实施科技兴区战略取得阶段性成效。
重视教育的历史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建区以来，区财政教育投入不断增加，至1996年累计2.3亿元，教育设施、教育设备数量、规模、质量水平居于全省前列。建区后新建初中校2所，小学6所，新增中小学校舍8.4万平方米。依靠社会办教育是鲤城区发展教育事业的一大法宝，外资举办的仰恩大学、滨城学园、罗溪学村，民间创建的南少林武术学校等一批学校，办学效益越来越好。1992年，全区宣布实施九年制初等义务教育，步入全省先进行列。教育和教学改革逐渐深入，沿海版教材试验取得优异成绩，职业教育和成年教育与基础教育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人才。1996年基本实现无盲区。教学质量明显提高，泉州一中、泉州五中历年高考在全省名列前茅。泉州七中作为全国一级达标中学，经验收合格。尊师重教风气已经形成。11年来，新建一大批教师宿舍，改善教师的居住条件。至1996年，区管的中小学192所，在校学生8万人；幼儿园138所。鲤城区域内还有华侨大学等5所高等院校。
文化体育事业欣欣向荣，对丰富人民生活、促进对外交流、繁荣侨乡起着巨大的作用。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的泉州侨乡体育中心、别具一格的青少年宫与华侨历史博物馆、海交史馆、东湖公园等3个公园、西湖水上娱乐园等一批文化体育娱乐设施相继建成，初步形成具有侨乡特色的两大文化设施群体。重修重建承天寺、威远楼、开元寺、天后宫、洛阳桥等一批重要文物古迹，较大规模建设修葺清源山、双髻山风景区，人文景观资源得到妥善保护、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艺术出现新的发展，地方戏剧、曲艺发掘创新取得一流成绩，涌现一批优秀作品和优秀演员，多次获得曹禺奖、文华奖和梅花奖。民俗文化重现繁荣景象，产生全国性影响。群众体育活动普遍开展，1992年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老年人体育工作是全国先进单位，先后夺得残疾人奥林匹克等国际性大型运动会5块金牌、3块银牌、1块铜牌。在频繁的文化出访的同时，泉州市成功举办国际木偶节、国际南音大会唱、南少林武术节等大型活动，既提高地方文化水平，又增强鲤城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医疗卫生事业也长足进步。1986年来，鲤城区农村卫生医疗设施进行分期全面改造，新建扩建乡镇卫生院，对农村合作医疗实行承包等改革，实现村村设有医疗所。1993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获全国首批“基本达标县（区）”称号。90年代持续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增添垃圾场、垃圾转运场等卫生设施、设备，改造八卦沟，城市最大的排污排水系统大为改善，成为重现历史光荣和古城优美环境的一道景观。城区新建中医院、儿童医院等中大型医院。非区属的几家综合性大医院和区属的人民医院、正骨医院等都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并增添一大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医疗设备。1996年，鲤城区域内一共拥有24所医院、3265个床位，医务人员3298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361人。
“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鲤城人民广植的刺桐树已满城浓萌，花开时节火焰般的刺桐花触目皆是。它象征着这里的50多万人民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创建的光荣业绩。“七”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个神秘的数字，经常蕴含着事物质上的周期性区别。从解放到1978年4个七年里，鲤城区人民艰苦创业，为将旧泉州建成新型城市奠定了基础。从1979～1985年原泉州市改置鲤城区的七年里，鲤城在人民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率先走出坚实的第一步。从1986年起到本世纪结束，又是2个七年，鲤城区人民以振兴泉州为己任，励精图治，团结奋斗，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97年8月，由于“大泉州”建设的需要，鲤城区一析为三，宣告旧鲤城政区使命的胜利完成，但是这里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深植于历史沃土中的泉州情结不会消逝，他们将携手并肩，以福建省排头兵的姿态跨入新世纪，届时这方水土完全达到宽裕型小康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的时候，从2000年起还有7个七年的时间，这方土地又会是怎么样？也许无法准确预见。但是，从20年来鲤城人民的豪情壮志和创造的奇迹里，人们有理由相信她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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